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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轨的盛唐：武后2
作者：宗承灏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她是这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她是历史，也是传奇！真实再现中国历史生存法则及后宫内幕！本书全景式展现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最隐忍、最狠厉、最孤绝又最辉煌的传奇人生！值得你细细品味。 这是一本精彩诠释中国古代女人只有在床上先征服男人才能在权力场上征服天下的最经典教材，生动描写了武后的从容镇静，老成练达，虽然难以洗涤其残忍毒狠之罪，却是人人敬佩。 她做皇后28年，皇太后7年，后以本人名义做皇帝15年，兹后唐朝其他15个皇帝也全是她的孙辈和后裔。所以，纵是武则天的头衔一改再改，她仍是唐朝的祖先和国母。以一个篡位而颠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庙里千秋享配。 虽然她在位间任用酷吏以强硬的手段统治她的王朝，但并没损害整个中华帝国的元气，并使中华帝国顺利地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 

第一章  太子李贤的囚徒困境
<h3>1</h3>
太子李弘之死让本就羸弱多病的李治受到重创，病情越发严重，变得精神恍惚。
这一年他又患上了疟疾，犯病之时，发冷、发热、多汗。当一个帝王常为自己的疾病所困扰时，根本无心无力过问政事。每当他在回忆一些片段往事时，更因病魔缠身、迟暮将至而忧伤不已。
羸弱不堪的身体实在吃不消，李治就萌生了服食丹石的念头。道家有这样的说法：上士服之七日乃升天，中士服之七十日得仙，愚人服之以一年得仙。
由于皇帝们喜欢服用丹药，唐朝的炼丹家们便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没有什么职业能够比把皇帝的肠胃当鼎炉来做化学实验更让人感到刺激的了。
其实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炼丹，与民间炒火药的过程并无二致。
到了唐朝，在炼丹家们埋头苦干之下，随着一声巨响——火药产生了。火药的产生对于穷兵黩武的人类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不仅结束了几千年的冷兵器时代，也让人类战争陷入更加疯狂的境地。
唐太宗晚年，就曾经服用天竺方士炼制的“延年之药”，结果五十岁就走完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
正因为有前车之鉴，郝处俊劝阻高宗，如果想要身体康健，可以锻炼身体，不要再服用丹药。可他不是多病多灾的高宗，又怎知高宗的痛苦？高宗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他实在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
高宗李治被病痛折磨得身体忽冷忽热，与此同时，尝到甜头的武则天也被权欲折腾得不得安宁。同在一张床上躺着，天皇与天后却受着各自不同的煎熬。
太子李弘的突然死亡将武后与高宗的第二个儿子雍王李贤从幕后直接推到了前台，因为太子李弘膝下无子，依照《户婚律》，同母弟雍王李贤成为太子。
李贤健壮英武，看似稚拙爽直，但内心却曲折多疑，与其外形很不相称。
上元二年（公元675）六月七日，雍王李贤登上了太子之位。这一年，长安罕见的炎夏酷暑比往年来得要早一些，李贤在加冕大典上大汗淋漓。他不由得在太子妃耳边轻语道：“大典之日遇上此等恶暑之天，难道上苍真的要降祸于我？”
在这一刻，李贤想到了中毒而死的前太子李弘。李弘还没有下葬，他以孝敬皇帝的追谥之号静静地躺在洛阳的冰窖里。
兄弟之间一生一死，一个荣登太子之位，一个撒手人寰，让帝国的官员们唏嘘不已。
比起李弘，李贤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有才华的储君。
作为武则天与高宗的第二个儿子，李贤曾先后受封过潞王、沛王、雍王等，即使之后多次改封或加官，其实都没有离开过京都，和他的兄弟们一直跟在父母身边。
翻阅史料，在他成为太子之前，并没有与母亲关系紧张的记载。
在众多的儿女中，高宗对六皇子李贤有一份特别的钟爱。李贤自幼聪明而善解人意，习文演武样样不凡，且常有惊人不俗的谈吐。他可以和号称“飞白第一”的曹王李明纵论书法，也可以和蒋王李炜笑谈风月；可以和弟弟李显等人在马球场上一较高下，也可以一个人独坐在静室里抚琴弄月。琴棋书画，动静相宜，似乎没有他不擅长的。 ? ? ? ? ? ? ? ? ?
有一次，高宗李治闲步来到李贤的宫门前，耳闻里面书声琅琅。他驻足侧耳细听，正是李贤在反复诵读《论语?学而》篇里的句子“贤贤易色”。意思是尊重贤人轻视女色，是孔子的门徒子夏的话。
李治有些奇怪，便问他为什么总是反复诵读这一句，李贤的回答是，他很喜爱这一句，愿以此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这件事使李贤的形象在李治心目中增添了不少光彩。他曾在私下对李勣说：“此子严于律己，不失为成就大业之才，诸子如皆同潞王，大唐无虞也。”
虽然高宗对新太子李贤充满了信任，但是李贤似乎并不领他的这份情。
无心政治的李贤，并无多大的野心，更无非分之想。他白天在筵经院编修《后汉书》，到了晚上经常与宫女和宦官们纵酒狎戏。人生于此时的他而言，也不过是一场及时行乐的欢宴而已。
有官员在私下里议论，高宗皇帝钟爱李贤，是因为在他内心有着不足为外人所道的感情寄托。原来李贤的另一半血脉可能来自于高宗曾经深爱过的韩国夫人武氏——武后的亲姐姐，那个在几年前已经死于宫廷常见的中毒事件的女人。
在他八岁那一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李贤听到身边侍女们在躲躲闪闪地议论他的身世。后宫经常有各种版本的流言在口舌之间翻卷，后宫几千人当中，有不少人选择相信太子李贤与韩国夫人之间的血脉相连。
随着时间的流逝，流言不但没有随烟云散去，反而越发扑朔迷离，让人真伪莫辨。
当年，李贤在高宗昭陵祭祖的归路上呱呱坠地，那时候武昭仪与姐姐韩国夫人陪行在侧。宫人们回忆起来，只记得武家姐妹的两辆车辇都用布篷遮蔽得严严实实，他们只听见婴儿的哭声。宫人们无法相信武昭仪在公主猝死后的寥寥数月中会再添龙子，因此他们坚信生于昭陵下的小皇子有着谜一样的生命源头，而他的成长必定会充满传奇色彩。
<h3>2</h3>
这个传闻常常让李贤苦恼不已，或许这正是李贤痛苦的源头。当这种痛苦完全占据他的内心世界，他在心理上就会与武则天本能地产生一种距离感。
人的内心若是长出了疑惑，理性之光也就会越来越弱。李贤究竟是不是武则天所生？这成了一个千古之谜。
投赞成票的人认为，李弘生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七月以后，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二月，两人出生相隔两年，这中间还有过一个早夭的公主（传说被武则天闷死）。三个孩子，一年生一个，不是不可能。
而且，那时武则天刚从感业寺回来，正受君王专宠，还轮不到韩国夫人钻空子，而那时候的武则天又正值生育旺盛的年龄。因此，李贤的身世，看不出有任何问题。
当然有赞成，也有反对。反对者认为，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二月十七日，武则天生李贤于去昭陵的路上。
他们的理由是，武则天是在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年初生下李弘的，此后又生一女，然后再生李贤，等于是在两年跨度里生了三个孩子，频率太过密集。
他们推测，这个数九寒天在拜谒昭陵的路上所生的早产儿，并没有存活下来，极有可能是与高宗私通的韩国夫人把自己刚生的儿子拿来顶包。
他们提出的证据是，李贤降生仅一个月，高宗就给他封王。如此匆忙地要确立这个孩子的地位，似乎有什么难以昭明的隐情。
至于武则天，出于对巩固自己在后宫地位的考虑，也不会反对这么做。
如果李贤真是韩国夫人的亲生子，那么他和魏国夫人、贺兰敏之二人，就是同父异母的手足。亲兄妹都不得善终，他自己的前途也就难以预料。
更让李贤惴惴难安的，是前太子李弘之死。
李弘是在皇帝对他表示“将逊于位”以后暴亡的，而自己现在也走到了同样的位置上，不知能否躲开同一种结局？
李唐皇室成员越来越感到生存的艰难，因为他们实在搞不明白，高宗李治怎么会那么不珍惜自己手中的皇权？他们也实在搞不清楚,李唐这艘庞大的航船将把他们载向何处？
李弘死后，李贤与武则天的关系有了改善，内心的隔阂也在慢慢融化。
凭借着自己并不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内心敏感，李贤意识到，李弘的死显然是源于他一厢情愿的幼稚理想，源于他对父皇过于倚靠。如今，既然自己已成为太子，前车之鉴促使他不得不处处小心，事事提防。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李治委托武则天打理政事，是一种“授柄与人”的做法。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高宗李治在身体病痛和精神困顿的双重折磨之下，再次提出逊位于武后的想法，完全是想“持国与人”。皇家应该有的威柄与权势，正在一步步地从高宗李治的手中流失。等到他想要收回的时候，形势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下。
在众皇子之中，李弘最有帝王相。李贤与其兄李弘所不同的是，文武双全的李贤赢得了朝臣们的认可，朝臣们都认为他颇有太宗皇帝李世民的英武遗风。
李贤刚被立为太子，高宗就大赦天下，让太子监国，参与政事。并命张大安为太子左庶子，刘讷言为太子洗马，全力辅佐太子李贤，以期尽快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帝王继承者。
有人说，李贤除了与太宗皇帝在相貌上有几分相似之外，而在性格上却与武则天的相似度更高一些。朝堂上下一致认为，李贤将来会顺利地承继大位，君临天下。
李贤虽然没有什么野心，但即将到手的皇位还是让他心中暗自窃喜，觉得父皇很可能会在某一天早上就将皇位禅让于他。
他甚至在酒酣耳热之际，飘飘然地想到自己当上新君主以后的事。诸如怎样尽快打开困顿的政治局面，怎样驾驭朝臣，怎样劝课农桑，大治天下等。
李贤甚至还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像父皇一样，万乘千骑，浩浩荡荡地前往东岳泰山封禅，倾听臣下们此起彼伏的赞颂。
然而，美梦带给他的不过是虚无、短暂的快乐。
梦醒之后的李贤并没有表现出一个储君应有的担当，他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消耗于精神世界。这时候的他成了一个文艺青年，沉浸于琴棋书画的艺术氛围之中，难以自拔。
中国历史有时候很奇怪，艺术与权力不能同生共荣，多少亡国之君的艺术天分往往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治理国家却是一败涂地。
李贤本来并不是太子人选，他从小所受的教育、规范和要求肯定有别于太子。
自从李贤被立为太子后，为了让他能够早日谙熟太子之责以及提高处理政务的能力，高宗和他所信任的大臣们耗费了大量心思来培养他。
高宗为太子选择的辅佐大臣主要是中央三省六部的主要官员，有的同时兼领东宫要职。这一设计的政治意义在于保证太子能够以储君身份谙练治国之道，为日后皇权的顺利交接做好铺垫。
刚开始李贤并没有辜负高宗的期望，处理朝政有条不紊，对外形象也是可圈可点。?
当了大半辈子皇帝的高宗李治还是忘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光有才华是没有用的，还需要有手段。
李贤平日于宫中曾熟读老庄著述，深知无为独处的道理。因此，他在当上太子之后，精神世界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似有若无的宫中流言，父皇眼神里流露出的焦虑，母后不怒自威的神情以及朝臣们对自己的诸般苛责，太子李贤想要摆脱这种囚徒困境，可又无能为力。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对付那些可能会降临的灾难，他的不安有时候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
武则天曾多次催促太子李贤前往洛阳协理朝政，可他总是借故推托。他宁愿一个人留在长安，逍遥快活，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也不愿在父皇、母后的监控之下，做一个政治舞台上的摆设。
李贤虽然非常卖力地表现自己，可毕竟在太子位置上的时间过于短暂，在大臣们中间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当年前太子李弘在朝臣中的人气和影响力，是他十余年在太子监国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
同样是太子，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让他们分了高下。
李弘的死，表面看来让李贤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其实不然，得到最大实惠的应该是他们的母亲——武则天。
李弘的死与母亲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千年的谜团，武则天或许是唯一能解谜之人。
高宗后期，由于身体原因让他心生颓意。他在这时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三角关系的权力角逐，太子李弘与天后武则天直接拉开正面角逐的序幕。
这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竞赛，好戏还没有开场就已经结束。
武则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了政治对手，也没有了权力遏制，实力迅速扩张增强。就在武则天的死敌——来济的堂弟来恒成为部长级别的高官（宰相）的同时，另几人也加入了宰相集团。他们分别是：薛元超、高智周、裴炎。
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应该都算是拥护武则天的“反武派”人士。太子李弘死后，李治对东宫的署官宰相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
这些人资望甚重，都是朝中的宰辅级人物，能够得到这些人的辅佐，李贤的政治实力和地位于无形之中得到了大幅度地提升。需要说明的是，前太子李弘的署官宰相原班人马这时候也全部转移到新太子李贤的名下，太子易主，他们还要继续做自己的东宫僚属。
随着人员的流动，武则天与李弘东宫班底的紧张关系，也无形之中转嫁给了新太子李贤，这是最为要命的。麻烦并未因为前太子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反而给那些活着的人造成难以摆脱的困境。
在东宫僚属中，领头之人是左仆射刘仁轨。作为李义府当年的死对头，刘仁轨始终奋战在反对武则天临朝的第一线。
有一次，刘仁轨陪同高宗皇帝观看新落成的镜殿，由于光的折射，人影重叠。刘仁轨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在一旁惊呼不已：“不好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臣刚才竟然看见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不祥之兆呀！”
于是有人认为这是刘仁轨在提醒高宗皇帝。现在大唐帝国的天空已经升起了两个不落的太阳，一个是当今皇上，而另外一个则是他身边的天后武则天。
右仆射戴至德与侍中张文瓘是李弘最为信任的僚属。李弘监国期间，基本上是仰仗这二位主政。武则天与李弘的权力角逐，也让他们成为反武阵线联盟的生力军。
郝处俊就更不用提了，他算是最为坚定的反武派人士，从一开始就抱着与武则天对抗到底的姿态。以至武则天临朝以后，郝处俊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但武则天还是余恨未泯，找了一个机会整治了他的孙子。中国人讲究父债子还，孙子替爷爷还债也是天经地义。
<h3>3</h3>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年号仪凤来源于陈州府的上奏，奏书说有人在陈州水边看见一只庞大无比的金色凤凰从天上飞落的虚幻之景，所有天下臣民都相信了凤凰之说，而凤凰又象征着吉祥。
凤凰降临尘世，带来的自然是大吉之兆。天下承平已久，没有人愿意灾难降临人间。
武则天对高宗说，既然天意如此，那就再改一次年号吧，仪凤的年号会给大唐社稷带来祥瑞和富庶。
就这样，上元三年又变成了仪凤元年。朝臣们早就习以为常，没有人知道武则天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改换年号。
从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如今又是仪凤。年号成了武则天的个性化签名，在她的率性而为之下不断变化着，让人感觉到她内心正在逐渐生长的欲望与焦灼。
可是东宫的学者们却并不那么认为，他们对武则天这种没事就变换年号的做法颇有微词。混乱的年号让他们在修订典籍史书的时候遇到很大麻烦，可他们也只能在背后发发牢骚，并未因此向朝廷进谏。
他们不愿因为这件事而开罪武则天。事实上对年号的随意更改并不是武则天一个人的随心所欲，她的背后站着一群饱学之士为她出谋划策，他们就是北门学士。
如果说北门学士是武则天豢养的权力门徒，那么东宫学者就是太子李贤背后的智囊团。
东宫学者们把追随武则天的北门学士视为政治学术领域最为强劲的对手，北门学士因为有武则天为其撑腰，往往以圣哲自居，以冷眼轻觑太子身边的张大安、刘讷言、薛元起等人，东宫学者们在忧愤之余便把希望寄托于太子李贤的身上。
其实《后汉书注》就是东宫学者与北门学士相互较劲、勾心斗角的产物。张、刘、薛三人合力帮助太子李贤修撰这部巨著，其挑战和示威的目的也就呼之欲出了。
太子李贤将《后汉书注》呈献给洛阳宫的高宗，高宗满心欢悦，就像赏赐当年修撰《瑶山玉彩》的李弘一样，他命东宫差役带回了满满一车的金银布帛作为赏赐之物。
高宗很是高兴，手诏褒奖，他说，修史乃是国家的大事，太子勤思政理，鉴戒前史，值得称赞，所有参与的人都要赏赐。手诏还同时号召诸王效仿太子，常把国家社稷放在心中，不要玩物丧志。
李贤对《后汉书注》这样一部倾向性极为强烈的书，进行了大量的注释，其用意昭然若揭。通过这样一部作品，他要将自己内心对于现实的一种不满态度宣泄出来，他反对将要出现的武氏临朝称制的局面。尤其是针对书中大量涉及吕后篡权的事，他做了大量的注释。
武则天翻阅了太子送去的书籍，太子李贤用了大量笔墨来写吕氏临朝，外戚专权，闹得朝堂上下鸡飞狗跳。
这是编撰史料还是在指桑骂槐？武则天内心压抑的怒火喷薄而出。
高宗皇帝的表彰和支持，使太子李贤的声望如日中天。
李贤也明白，自己的太子之位要想坐得稳，就要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要尽可能地插手朝廷之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力网络。
太子李贤的任何举动都难以逃脱武则天的法眼，刚解决了对自己有威胁的李弘，现在又冒出了一个更加厉害的李贤，连她自己都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果是，难道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和他们的母亲为敌的吗？
武则天忧心忡忡，彻夜难眠，若任凭太子李贤发展，自己到最后难免会落个退居后宫的下场，一生的理想，半世的心血将会付诸东流。
随着太子李贤的地位和声望的不断提高，对权力的需求日益上升，再加上德高望重之人和朝廷重臣的辅佐，太子李贤周围逐渐形成了一股较强的拥李势力。
太子越是积极参与国政，就越容易加深同武则天之间的矛盾。
在参政过程中，太子李贤对母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高压态势不予赞同,甚至反感。
武则天很快让差役从洛阳给太子捎去两本书，一本是《少阳正范》，另一本则是《孝子传》，两本书均是由北门学士执笔修纂。与此同时，天后武则天派人捎话给太子，要他认真阅读这两本书，深刻领悟其中要旨。这两本书都是教人尽忠尽孝，作为君王的接班人，应该做天下人的表率。
太子李贤收到母后武则天的赠书后很是不快，他拿过《孝子传》翻了几页。
按照李贤的理解，《孝子传》是给那些不孝之子读的，如此说来母后已经视自己为不孝之子了。
李贤经常会拿过《少阳正范》对身边的人说：“你们懂这个书名什么意思吗？少阳正范就是太子正范，我这个做太子的要让皇后来为我正范？岂不让天下人笑话！？”
太子李贤对武则天如此全方位干涉自己的生活大为不满，二十多岁的人，还需要别人来指手画脚吗？他本来就觉得母后武则天对他们这些子女过于严苛，如此光明正大地直接批评，更让李贤难以接受，于是他干脆不理不睬，母子关系也就此恶化。

第二章 母子之间的政治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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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h3>
李贤和他死去的哥哥李弘一样，对母后武则天缺少一种亲情的联系。他也知道母亲身边豢养着一帮酷吏，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用酷烈的手段给别人制造痛苦,给这个世界制造是非。
母子二人本就不够亲密，如今在心理上的距离变得更加疏远了。
就算是母子二人例行公事的见面，也常常无话可说。即使开口，也只是公式化地互致问候，然后陷入长时间地默然相对。
太子李贤觉得，自己与母后的关系犹如阳春与寒冬，只可相对而生，不可相融共存。
与此情形相反，李贤在父皇李治面前，又是另外一番情形。他可以与父皇谈上一个时辰而不知疲倦，而在母后面前，他连规定的晋谒时间都觉得是一种煎熬。
不甘于后宫平静生活的武则天，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女人。在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她与寻常官家女子不可同日而语，往往会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做出安排。
平时不溺爱、不放纵，只希望在他们中能够成就一个像太宗皇帝那样的经天纬地之才。这大概是她最大的心愿，也是她难以释怀的心结。
儿子们根本不理解她的良苦用心，久而久之，她不免心生怨恨。
太子作为储君，因其身份地位的特殊性，个人行为和品德不再是私事，稍有失误就会被那些文武大臣们拿起道德的尺子来衡量。从李贤走上太子岗位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官员无所不在的监控。
那些官员也并非全是捕风捉影，很多事也说得有鼻子有眼。而李贤又不是一个擅长掩饰自己真性情的人。
官员们反映最多的当然还是太子的生活作风问题，说他终日沉迷于酒色之中，不思朝政。
当然官员们也没有夸大其词，太子李贤这时候的言行举止的确像是一个不争气的败家子。他虽然背熟了“贤贤易色”等词句，但实际上并非不近女色。
在他看来，自己是堂堂的太子殿下，东宫的主人，未来的一国之君，难道还要刻意地去束缚自己吗？他无法做到对那些美艳的宫女视而不见，对迷醉人心的轻歌妙曲充耳不闻。
处于青春勃发期的李贤不是和尚，他没有办法抗拒声色的诱惑。
他不是不想替父皇分忧，不是不想尽一个太子的职责。可母后把持着李唐皇室的权柄，自己根本插不上手，顶多就是帮忙处理一下朝中的琐碎之事。
于是乎，往日书声琅琅的东宫代之以昼夜不休的歌舞。罗绡帐中，情意绵延；美酒宴上，娇娃争艳。平日里，太子李贤并没有把这些香艳之事放在心上，以为这不过是自己应该享受的生活，无须刻意束缚。
现如今，天后武则天居然写信加以责备，这不免让他惶恐和反感。
这时候的太子李贤正处于大好的青春时光，与生俱来的叛逆性格让他不甘心于向命运妥协。他身上兼具着好学和好玩的两面性，无异于一个矛盾体。
太子不同于普通人，一旦人生轨迹发生偏移，对政局和他自身命运的影响就太大了。
李贤这么随性胡闹起来，让他身边的属官也无所适从。太子属官多是拥护李唐社稷的忠臣，他们并不赞成武后专权，希望李贤的太子地位能够更加稳固，早日实现皇权的顺利交接。可是太子一副随性而为的消极之状，让他们既感失望，又心生恐惧。
东宫属官们都是明白人，他们看在眼里，却无人站出来加以劝谏。
他们知道，权力之柄已经有一大半落入武则天的手中。如果有人在这时候写一份谏议报告，太子的名声就会毁于一旦，太子之位也就会变得岌岌可危，而他们最为忧虑的是自己的命运走向。
太子李贤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荒诞行为并没丝毫的收敛。
太子洗马兼充侍读刘讷言就曾经多次看见太子与宫女或娈童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淫乱之事。此时与太子李贤传出丑闻的不是宫女，而是一个叫作赵道生的卑贱户奴，一个雌雄莫辨的男人，可见李贤的伦理之失到了何种程度。
刘讷言不会忘记那令他激愤难堪的一幕，赵道生居然一丝不挂地在书案上模仿波斯国的舞伎，动作淫邪不堪，而太子李贤就站在一旁跳脚狂笑，毫无羞耻之色。
刘讷言几次谏阻，都遭到太子李贤的当面呵斥：“本王的私生活，你们也想干涉！”
太子李贤居然有兴趣搞起了同性恋，而且已经发展到同居的地步。
李贤的心计与其母后相差甚远。年轻人不懂得掩饰自己，喜欢处处显露自己性情上的放纵，而这也加速了他悲剧性的命运。
太子李贤虽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依然故我。他甚至当着东宫官员的面说：“我命不久矣，趁我今天还活着，就让我及时行乐吧，谁也不要拦着我。”
太子李贤身上的锐气和鸿鹄之志已经在这种毫无安全感的焦虑中渐渐散失，东宫学者们每每意识到这一点便顿感失望，他们与北门学士争斗的这颗砝码已经越来越轻。
同性之好并不是太子李贤首开风气之门。当年太宗皇帝就杀了儿子李承乾的同性恋人称心，导致李承乾走向谋反之路。如今，太子李贤又沉溺于此，怎不让武则天和那些东宫属官们心有忌惮。高宗皇帝听说后，只是无奈地摇头。
武则天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还是有所克制的，她只是教导李贤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受大臣们尊敬和爱戴的太子。可是武则天的克制，并没有换来太子李贤的良性呼应，反而惹得对方全力反击。
这时候的太子李贤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的基本观念与武则天截然不同。他甚至隐隐约约地讽示母后，少干预政治。
太子发出的警示让武则天大为震怒，在武则天的心目中，政治地位已经重到与自己的生命一样，要她少干预政治是绝对不可能的！?
李贤撺掇那些拥护李唐的大臣们轮番上书，历陈母后势力过大，已经威胁到了皇权，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母子之间的矛盾很快从幕后直接转移到台前，针尖对麦芒地斗了起来。太子李贤和他的官僚宰相集团与武则天和她的北门学士集团，原来只是处于权力竞争的隐形状态，如今随着太子与天后关系的日趋紧张，双方也由此进入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
武则天的所有警告，在太子李贤身上根本不起作用。武则天的所有指责，在太子李贤这里都会激起强烈的反抗。李贤并不理会别人的眼光，一如既往地走马飞鹰一日看尽长安花，一如既往地大玩同性之恋。人生的别样风情，作为太子的他又岂能虚度这大好青春。
李贤越挣脱，武则天就越紧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武则天和太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已经成为长安城街头巷尾的八卦话题。
各种小道消息悄然出笼，而且每一个话题都与武则天有着密切的关系。
<h3>2</h3>
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高宗的身体状况愈加恶化，数次命太子李贤监国听政，处理朝中一些政务。监国之日，皇太子俨然一副君临天下的样子。
自太子监国之日起，东宫属官们的任职，也超越了东宫官署的藩篱。像太子左、右春坊，这时就担当起类似于同中书、门下省的职责。
太子李贤监国之日，在一定程度上，朝廷中枢暂时移往东宫。东宫体制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权力体系，或者说是一个“准朝廷”。
太子李贤奉命监国，处事明审，赢得朝堂上下一片赞誉之声。
随着太子李贤地位和声望的不断提高，相应地，对于权力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提升。官僚宰相们已经洞悉天后武则天的权力野心，他们了解武则天利用北门学士来达到分解相权的目的，他们怀疑李弘的死因，甚至可能怀疑东宫同僚、李弘的家令阎庄之死都与武则天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武则天也有所畏惧，感到李唐政局正在一步步滑向危险的境地。
为了维护李唐皇权的神圣以及高宗皇帝的地位，他们不惜冒着风险站出来反对武则天单独临朝摄政。可是这种良好的状态也只维持了两年，就变得令李唐的忠诚之士们心生忧虑。
太子李贤虽然监国用心,读书也够认真,但时常也会有疯狂之举。和当时的大部分贵族子弟一样，他也喜欢声色畋猎，尤其是在搬入东宫之后，少了许多羁绊。
他经常带着侍臣，在东苑的球场上疯狂地打球，或是到郊外纵马狩猎。
只要安静下来，李贤那本该青春勃发的面庞常常显得心事重重，眉宇之间锁着无限的阴郁和哀愁。
太子的变化牵动着朝中每一个人的心，他们在私下里祈祷，与太宗皇帝有几分神似的太子，能够早日带领李唐帝国走出当下的政治困境。司议郎韦承庆劝导太子：“伏愿博览群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恬虚寡欲，非礼勿动，非法不言，居处服玩，必循节俭，畋猎游娱，不为纵逞。”
韦承庆说的这番劝导之言，是每一个朝臣的心愿。可是李贤根本听不进去这些圣人之言，依然我行我素。放浪形骸之下，包裹着一颗不安的心。
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到武则天，他的脸色就会瞬间变得苍白。
凡是母后所赐的美食佳酿，他一概弃之不用。其中的理由非常简单：韩国夫人、魏国夫人以及原太子李弘的暴亡都是因为吃错了东西……
为了防备不测，太子李贤暗中吩咐左右亲信将一些武器藏入马厩，这样，一旦宫中有变，他也不至于束手就擒。
高宗皇帝对太子的心思一无所知，这时候的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已经难行帝王之实。前些年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刊布之后，紧接着就召集北门学士修撰典籍，天下臣民对武则天独揽朝政早已习以为常。
对高宗而言，要打破这种拖泥带水的权力格局，只有将希望寄托在太子的身上。
可是这种希望是盲目的，又是极其危险的。在太子李贤没有全面接手皇权之前，高宗和大臣们对太子李贤寄予的希望越大，太子的处境就会越危险，武则天的杀机也就变得越重。
高宗李治时常会派人给太子李贤送来嘉奖诏书，这位心切的老人仿佛存心要与天后武则天过不去。
高宗特予褒奖，文曰：“太子监国，贤于处决，明审利害，治事勤敏沉毅，宽仁有王者风。公余之暇，深究经史之奥秘，阐发圣哲之遗芬，尤能褒贬得宜，折中至当。瞻望来兹，国家得贤明之主，百姓乐太平之治。欣慰曷似，爰赐锦缎五百段。”
高宗李治如此大张旗鼓地嘉奖太子，让武则天内心陷入巨大的惶恐与不安。
与高宗和大臣们满满的期望相比，太子李贤这时候却表现得无奈而又无力。有一次，他在与刘讷言闲聊时说：“倘若自己日后能够顺利得到皇位，必拱手相让。”
刘讷言听后不禁问道：“莫非太子心中隐有不安？”刘讷言的预感是准确的，太子李贤的不安在此时达到了顶峰。他之所以一次次拒绝父皇和母后的邀请，宁愿待在长安也不去洛阳，就是害怕有去无回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李贤笑道：“我的安全感如果丈量出来，它只有六百五十里。这是母子之间的安全距离。”
刘讷言知道，太子所谓六百五十里是指从长安到洛阳的距离，言外之意非常明显。
到达东都洛阳的东宫居位之后，太子李贤就按照心中制订的计划，开始搜集盔甲和刀剑，秘密藏于东宫的马厩，好不容易获得了五百套。
一旦发生什么变化，这些武器虽无济于事，但总比没有要好。
太子李贤已经下了悲壮的决心，他知道，那一刻终究会到来的，他只能等待命运之神对自己最后的裁定。
有人向天后密报了东宫有异常状况，可是一直找不到确切的证据。由于事关太子，在没有拿到十足的证据以前，她也不能公开处理。
其实武则天对太子李贤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赏识，在她的几个儿子之中，内心的天平还是偏向李贤多一些。她虽然不像高宗李治那样溢于言表，但是每次看到神清气朗的李贤在阳光下向自己走来，那泛着金属光泽的强健体魄和透着儒雅清新的书卷之气都让她颇感欣慰。
从李贤的身上，武则天仿佛能够看到当年太宗皇帝的一些影子。
武则天对此喜忧参半，喜的是，对一心推行新政的武则天来说，聪慧好动的李贤或许会成为自己未来政治上的一个绝佳的帮手。忧虑的是，李贤的太子地位日益稳固，名望已经牢固不拔，深入人心。他的性格并非软弱无能之辈，也不是愚痴可欺之人。
武则天的内心始终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几年之后，李贤若继承大统，武则天再想行统治之实，势必无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则天内心的预感越发强烈。
<h3>3</h3>
李弘死后，李贤的身上总有一种让武则天难以接近的乖戾妖媚之气。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他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引起了她的警觉和不安。
武则天知道，李贤之所以故意躲着自己，完全是因为他听信了谣言的结果。
眼看着母子亲情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武则天不得不在繁忙的政事中抽出时间与其周旋。她先后几次派人前往长安，急召太子李贤来洛阳，试图澄清事实，以此来消除母子之间产生的隔阂。但太子李贤并不理会，一再借故推托。
武则天写去的一封封书信也如石沉大海，派人送去的精美食品和布帛，太子李贤也是分毫未取。这让武则天渐渐产生了疑虑和猜测：莫非太子李贤真的另有图谋？
武则天从李贤那张英武瘦削的脸上感受到的仍然是怀疑、隔膜和拒绝，她试图想缓解紧张的母子关系，可太子李贤表现出来的却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漠然。
阴翳像是头顶上的一片云笼罩在他们母子之间，挥之不去。
太子李贤久居东宫，对高宗和武后所在的东都洛阳毫无向往与眷恋，这一点武则天早就应该有所觉察。
每当高宗皇帝在武则天面前念及远在长安的太子李贤时，武则天都无法掩饰对太子的不满和怨意。她经常在高宗李治耳边念叨：“太子在长安临朝受政所取得的成绩固然可喜，难道陛下不觉得太子有违孝悌之道吗？终日厮混于弄臣娈童之间，却抽不出时间来洛阳稍尽人子之礼。虽然陛下宠爱太子，但我想起他就觉得心生寒意。”
武则天每次在与高宗皇帝谈起太子李贤时，脸上总是带着不悦之色。
李治以为武则天主要是讨厌李贤与侍奴赵道生的同性之好，很多人按照世俗的标准，通常都会对此类事情鄙夷厌恶。这时候，高宗皇帝总是会列举历代君王与男宠们之间的逸闻趣事以消除皇后的妇人之见。他并不知道，自己这么做不仅于事无补，更让母子相背之症结越来越严重。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太子李贤总是难以入睡。自己是谁？自己究竟从何处而来？如果那些传言是真的，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不管李贤是否笃信这一传闻，韩国夫人、魏国夫人、武敏之的先后死去使他对母后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疏离与畏惧。在兄长李弘为太子的年月里，母后武则天除了在每年的节庆日派人送来几封“劝进”的书信外，平常很少注意到他的存在。
确立皇太子是关系国家稳定的大事，太子通常都是以皇后亲生嫡子为准则。东宫之位的重要性，武则天比任何人都清楚。
当初为了巩固李贤的东宫地位，武则天采取了一些断然措施。
三皇子杞王李上金在李贤新立不久，就被流放至沣州安置。紧接着四子李素节被诬罪，降为鄱阳郡王，安置袁州。第二年又进一步将他禁锢终身，改于岳州安置。如果李贤不是武则天的亲生之子，武则天是不可能为了一个非嫡子而费尽心机。
长子李弘病死后，武则天还有两个年幼的亲生儿子，如果李贤不是她的亲生之子，她怎会舍弃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把自己的情敌之子扶上太子的宝座？更何况李贤自幼聪敏俊秀，立他为太子，对自己和孩子以后的前途命运都是极大的威胁。
仪凤三年（公元678年）正月初四，武则天单独登上光顺门，接受文武百官及四夷酋长的朝拜。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正月十九日，武则天又一次单独登上了洛阳城门楼，以主人的身份宴请诸王诸司三品以上官员及诸州都督刺史，宴席上的伴奏音乐则是太常新编《六合还淳》舞。五十九岁的她俨然已成为大唐王朝政权的当家之人。?
随着势力的扩张，武则天揽下越来越多的朝务，掌控着越来越多的事情。而与此同时，高宗的病情趋于恶化，不过他对皇后与太子之间的明争暗斗，能够看出端倪。
荣华于我如浮云，母子闹得再凶，终究还是母子，且随它去吧！对高宗来说，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身体是当皇帝的本钱。
李治开始学前朝那些一心想要通过服用丹药得道成仙的皇帝们，他也开始不断地服药，以寻求精神与肉体上的自我麻醉。
这些官僚宰相们都是高宗李治所信赖的人，武则天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如果日后太子李贤顺利继位为皇帝，她要怎样自处？武则天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
此时，朝廷开始广征方士合炼丹药，前前后后找了将近有上百名的方士，都是全国有名的炼丹专家。人人都好像在憋着一股劲，不把高宗吃爆了，就不算大唐帝国的炼丹第一人。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术士明崇俨闪亮登场。
明崇俨出身名门士族，其父为豫州刺史明恪。名门望族出身的孩子，按道理说不应该与降妖捉怪扯上多大关系，但明崇俨却偏偏干上这一行。据说他父亲手下的一名小吏不花钱也能使鬼推磨，神乎其神，明崇俨深得其真传。
明崇俨在十年前就已经是大唐官僚体制内的一员，任黄安丞。
作为朝廷的公务人员，明崇俨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经常是借着鬼神之道来忽悠人。当时他的顶头上司的女儿得了一种怪病，病入膏肓，请来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明崇俨居然用摄取的异域奇物治愈了怪病，可见他也并非浪得虚名。
一传十，十传百。这件事很快就传到高宗李治的耳朵里，刚好高宗这时候也正在满世界寻找这种稀缺人才。高宗皇帝活得也挺不容易，撑了五十多年，没过几天生龙活虎的日子。他从登上皇位之日起，就一直在与人斗，与病魔斗。听说有这样一号人物，赶紧将其召入宫中。
高宗皇帝立即给他安排了一个冀王府文学之职，也就是李旦的僚属。
为了测试明崇俨的法术，高宗李治特意让宫女们在一地下窟室中奏乐。然后将其找来，让他用法术将音乐停止。明崇俨用桃木画了两道符，用刀将符插在室上，乐声立即停止了。据演奏音乐的宫女们说，当时她们看见了一条怪龙，恐怖万分，吓得停止了演奏。
高宗和武则天见明崇俨的法术如此神乎其技，对他非常器重。于是明崇俨被提拔至正谏大夫，成为一名副部级高官。另外附加特权，可以随时随地入阁面见高宗和武则天，相当于皇帝的私人保健医生。
但明崇俨的脑子太活，心思也太多，这样的人往往有一个共性——花心。
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明崇俨对政治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巫术救人。古代士大夫对这种旁门左道不屑为之，一旦有人具备了这种能力，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
高宗李治喜欢听明崇俨不着边际地胡侃，因为能够解除病痛给自己带来的苦闷，天后武则天也很敬重他。
提拔后的明崇俨开始与京城那些有头有脸的官员频繁走动，拉帮结派，官僚习气渐长。因为他是高宗和武则天身边的红人，人家也愿意与他交往。
他每次被召见，都假以神道，陈述时政得失，很得高宗器重。他偶尔会借着给高宗看病的机会，假借鬼神之名对太子评头论足。?
一次，他当着李治和武则天面鼓动三寸不烂之舌,他说：“昨日我与安期生下棋，谈到如今天下大势，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叹气。叹气是因为我们的太子实在是一个庸才，难成大器，天下黎民从此该多灾多难了。”
见天皇与天后面有不悦之色，明崇俨继续言道：“倒是英王李哲（即后来的唐中宗李显）的容貌很像已故的太宗皇帝，有帝王之相。若论相貌，诸皇子之中还是最年幼的相王（即睿宗李旦）最为尊贵。至于太子，不说也罢，实在不堪继承大统。”
明崇俨当着皇帝和皇后的面如此诋毁太子，应该是揣摩或者掌握了武则天对太子李贤已经心生不满的现状才对症下药的。
高宗和武则天在听了江湖术士如此大放厥词后而没有追究，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母子俩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闲言碎语，时间越久，彼此之间的隔阂越深，猜疑越重。母子关系也由紧张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矛盾，为随后的正面冲突埋下了深重的伏笔。
这让人不由得怀疑明崇俨的真实身份，他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节骨眼出现在高宗面前？他大肆诋毁太子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谁给了明崇俨大师这么大的胆子？显然，除了武则天，还会有谁？
高宗皇帝已经完全被武则天所掌控，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木偶人。除了生活起居，就连每天见谁，不见谁，都由武则天一手安排。没有武则天的点头，一个江湖术士又怎能得到这样近距离接触皇帝的机会？更不用说附耳对高宗说出那样一番大逆不道的言论。
而明崇俨与武则天来往密切，也是人尽皆知的事。他经常进入后宫为武则天施法驱鬼，二人甚至传出秽乱宫闱之事。　
当东宫坐探从洛阳宫带回消息称，明崇俨在天后武则天面前攻讦太子。
李贤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脸的茫然无解。他除了震惊之外，就是愤怒。自己与此人素不相识，更谈不上因何结怨。
正谏大夫明崇俨远在洛阳，太子李贤真的记不起自己是否与他有过一面之缘，或许是在洛阳宫的某次聚会上见过他。他只是听说明崇俨的法术精深，祛病诊疾自成一路，父皇和母后对他视若神明。
如果武则天没有废太子之意，一个仰人鼻息的江湖术士是绝对不敢如此大胆在太子的母亲——当今皇后面前搬弄是非，非议储君的。没有人敢轻易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明崇俨这么做，也预示着太子地位已经开始动摇，并且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明崇俨的一席话同时加深了武则天内心的不安与忧虑，但她依然没有放弃让李贤回到自己身边的努力。几个月之后，武则天利用一次返回长安的机会，命人急速赶往东宫，召太子李贤来太极殿相见。
武则天从来没有如此不安，而这种不安却是自己的儿子所带来的。
太极殿与东宫只有百步之遥，武则天身边的近侍不一会儿就返回禀报，太子宿疾新发，不便前来。武则天在得到这个消息时，显得黯然神伤，不觉中竟已落下泪来。
侍臣和宫女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武则天流泪的表情，在他们看来，这个比男人还坚硬的女人是没有眼泪可流的。
在武则天驾临东宫的途中，太子李贤就接到了门下的密报。当武则天的鸾轿来到东宫外时，太子李贤这时候已经仓皇躲进了东宫花园的一间马厩。他还是不愿意与母后见面，他厌倦了武则天在他面前摆出的那张寒意逼人的脸，毫无母子之间应有的温情之意。
武则天独自一人绕过花园的护栏，朝太子的内房走去，她的内心波澜起伏。
房间里空空荡荡的，朱阁绮窗，锦帘绸帐，与往昔并无不同之处。残阳的余晖洒满了窗台，深秋的凉风从回廊下一阵阵掠过。屋子里弥漫着透人心肺的酒香，墙帷下挂满了从天南海北收集来的古怪玩意，桌上的一只三彩茶壶似乎余热萦绕。
看见眼前的一幕，一想到太子李贤是在故意躲避着自己，武则天内心的伤感瞬间就化作无边的怒火，她顺手拿起桌上斟满酒的高足杯狠狠地掷于地上，酒花四溅。
她用手指着两旁垂首肃立的宫女和太监，厉声叱道：“一个大活人，说不见就不见了，你们平日就是这样侍候太子吗！”
两天之后，武则天再度派人从东都洛阳给太子李贤捎来一封书信，申诫他不要纵情恣肆，贪恋声色，要做一个安守本分的太子。语词和行文透着严厉，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h3>4</h3>
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太子的两位得力助手宰相戴至德、张文瓘先后辞世。东宫同时折了两只臂膀，这也给了武则天反扑的机会。为了限制武则天的力量，高宗皇帝苦心经营的以反武人士组成的宰相班子被打开了一道缺口，自然减员，非人力所能及。
事情朝着不利于太子李贤的方向发展，是坐以待毙，还是反戈一击？向左还是向右？这是一场母子之间的政治赌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心事重重的李贤将内心的不安与挣扎谱写成了一首《宝成之曲》。作为一名非专业乐手，李贤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太子他已经被自己的母亲挤压得难有立足之地。
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悲怆的音符从他的内心深处缓缓流淌而出。妙解音律的始平县令李嗣真偶然听到这首曲子后，叹息道：“这首曲子过于忧伤，听了让人想就此了断自己的生命。”
一问之下，他才知道，如此销魂之曲是太子李贤新谱的琴曲。
李嗣真再次感叹：“此乐宫商不和，其中蕴含着君臣相阻之征。角徵失位，又同时蕴含着父子不协之兆。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恐怕太子会有难吧。”
人因为清醒而痛苦，面对母后的步步紧逼，父皇的爱莫能助，李贤的太子之旅，不是一路风景，而是一场死亡游戏。一首曲子，让知音听出如此多的弦外之音。琴曲曼妙，也不过是风月撩人。唯有放手一搏，才有得道升天的机会。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李贤已经多次听说正谏大夫明崇俨妖“媚”后宫，蛊惑皇后，说他这个太子本来不具备继承大统。现在看来，道士明崇俨的挑唆似乎已经对母后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他深知武则天的风格，她有着异于常人的政治嗅觉，一旦让她嗅到了什么气味，并决定将计划诸付实施之时，她往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出手。
太子李贤整日忧心忡忡，如坐针毡，一连几天闭门幽思的结果，促使着他做了一个更为大胆的举动。
仪凤四年（公元679年）四月，正谏大夫兼御医、皇家方术顾问明崇俨从皇宫出来，在随从的护卫下回到寓所。黄昏时分，东都洛阳满城牡丹花香，令人沉醉流连。明崇俨独坐庭院，突然有人从院墙上跳下。就在明崇俨迟疑之际，那人已近身上前，一把利剑穿胸而过。
明崇俨被刺后，唐高宗和武则天大为震惊，立即成立专案组调查此事。但朝臣们希望这个案子能够不了了之。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明崇俨只不过是个江湖术士，死不足惜。可武则天却指示司法部门，要求彻查此事。这个案子成为震动帝国上下的大案，许多人受到牵连被捕下狱。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政治嗅觉灵敏的武则天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了异样。关于明崇俨的死因，当时有如下几种传说：一是被鬼神所杀。有大臣半开玩笑地说，明崇俨精通异术，最善驱使鬼神为他办事。或许是他把鬼神逼急了，为鬼神所杀。二是被流窜的强盗意外所杀。三是被太子李贤遣人所杀。
正史上记载的是第二种说法，当时流行的是第一种说法，但武则天却坚信第三种说法，因为只有第三种说法有文章可做，并且是大文章。
明崇俨死了，本来一个人的生与死算不得什么，可这个人偏偏是明崇俨。很多时候，我们错误地认为只有活着的人才有可能开口说话，可我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死人同样可以开口说话，开口说话的死人往往会要了活人的命，因为死无对证。
武则天这次是动真格的了，自己不发威，别人就会先下手为强。
若知道自己的死亡还有利用价值，明崇俨在九泉之下，亦当含笑。武则天一面派人监视李贤的举动，追查刺杀明崇俨的凶手；一面在朝中任命与太子有隙之人，以此束缚太子李贤的手脚。
面对武则天的步步进逼，太子李贤和东宫的僚属们焦虑难安，接连在东宫的密室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策。太子李贤明白，武则天拘捕了赵道生，下一个就有可能是自己。李贤了解母后的性格，对方决不会轻易地放过他。
谁胆敢在天子脚下把皇帝和皇后宠幸之人杀了？明崇俨的血不会白流。
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在对待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十足的诚意，追赠明崇俨为侍中，就连他的儿子也被封为秘书郎。
在安抚死者家属的同时，武则天着令刑部尽快缉拿凶手归案，她将这件谋杀案作为帝国头号大案要案来抓，整个京师为之震动。在武则天的亲自督办之下，大批疑犯被抓捕归案。
有人被屈打成招，交代出新的“凶手”。办案人员折腾了数天，也没有问出一句有价值的口供。?
武则天下令大理寺缉拿那个神秘的刺客，诏告张贴于长安和洛阳的大街小巷，可收效甚微。她亲自过问的大案要案，用了一年依然是毫无头绪。
不论是同情太子李贤的人，或者对此事漠不关心的人，大致上都认为暗杀明崇俨的凶手就藏匿于东宫。太子李贤经常借酒排除内心的不安，用酒能够消除的心中块垒，又岂是一句简单的“不安”可以形容？随着酒量一天比一天增加，李贤那张英俊的面庞，逐渐涂抹上了一层颓废的阴影。
太子李贤知道武则天从一开始就在怀疑自己，她没有直接说出来，她还要借着这件事做一篇更大的文章。太子李贤已经记不清楚，武则天在自己面前多少次提到明崇俨的名字，她那哀惜的语气和锐利的目光无疑是一种谴责。
面对威严无比的母后武则天，李贤开始变得惶惶不安，为自己的前途而担忧，“每日忧惕，知必不保全”。在政治斗争中，从心理上击垮对手往往更具有效果。母子关系的破裂，又加上朝堂内外谣言四起，紧张的气氛给太子李贤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一国之母对一个人关心至此，让李贤感到不正常，可他又不便将心中困惑向每一个人倾诉。不过他相信，母后对明崇俨有着非一般的宠信。或许正是因为这份非同寻常，让太子李贤觉得明崇俨的死是应该的。武则天无法容忍李贤对自己的态度，有一次她直截了当地试探对方：“太子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吗？假如有一天太子也犯了法，我和你父皇该怎么治罪于你呢？”
李贤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镇定自若地回答对方：“当然是与庶民同罪，儿臣自幼熟读诗书，朝典条例不敢有丝毫遗忘。”

第三章  一场风月撩人的死亡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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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h3>
母子二人的针锋相对，让身边的局外人也能感受得到那种凛冽。而作为一个病人，高宗李治同样也能嗅到与死亡有关的不祥气息。
高宗皇帝已经预感到，武则天要对太子李贤动手了。自己如果再不出手，等到武则天把该干的活都干完，该办的事都办妥，那么留给他这个皇帝和整个帝国的将会是一地鸡毛，而他将有可能成为大唐帝国的千古罪人。
这件事很难办，都是自己的心头肉。一边是皇后，一边是太子，他夹在中间又能怎么办？只要一想到自己百年之后，帝国的命运，高宗就会头疼欲裂。
高宗皇帝知道，自己不会在这时候倒下去，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他还要继续撑下去，为太子李贤保驾护航。于是，高宗李治下诏让太子监国。长久以来喝药服丹的高宗皇帝已经搞不清楚，时下到底流行什么？
高宗李治真应该好好问问他的那些大臣们，也许他会得到这样的答案。时代不同了，这是世风豪放、人心浩荡的大唐盛世，男女的身份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女人开始当家，男人只好俯首称臣。
其实长久以来，高宗皇帝也在身体力行——放权，放给皇后更大的权力。高宗皇帝虽然头痛，痛起来恨不得一头撞死，但是他的内心并不糊涂，还跟明镜似的。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高宗拖着病体专门跑到嵩山拜访当时著名的隐士田游岩。史料对田游岩的记载不多，田游岩是个有文才的人。那时候的文人只要能够写得一手好诗，画得一手好画，在功名进取遇阻的时候，往往都喜欢跑到深山老林里隐居。皇帝与隐士见面，互致问候，相见恨晚，谈得很是投机。
高宗李治就问田游岩：“先生隐居在此山中潜心修道，想必生活过得还不错吧？”
田游岩也是一个实在之人，答曰：“托皇上洪福，微臣在这里过得挺好，山好，水好，身体好。真是赶上好时候了，才让我这个修道之人，如此逍遥快活。”
深陷权力牢笼的高宗皇帝，真想握住田游岩的手跟他一起走。可他不能，他是堂堂一国之君，面对眼前的烂摊子，他不能说关门就关门。
他长吁短叹，说出自己的此行目的——请田游岩想办法保住太子李贤的位子。
田游岩很爽快地就答应出山去帮助太子李贤，结果武则天没被斗倒，自己先倒下去了。事实证明，在权力世界里，靠人不如靠己。由此也间接地反映了高宗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对朝政的控制权。
调露二年（即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四月，几位老宰相先后去世，朝廷又任命了四位宰相，其中就有黄门侍郎裴炎。虽为宰相，但他当时的官职仅为四品，低职高用。
明崇俨死后的第二年，太子李贤和男宠赵道生的事情传得满城风雨。太子李贤动了真感情，将东宫许多金帛都赠予赵道生。太子敢送，赵道生就敢收，二人情比金坚。
这件事情越闹越大，很快就传到了武则天的耳中，御史台的官吏奉诏前来东宫带走了太子李贤的户奴赵道生，太子李贤竟然还与赵道生上演了一场执手相送的戏码。
太子李贤在赵道生耳边喃喃低语，以示安慰：“他们若是逐你出宫，不出五天我就会把你重新接回身边。”
或许是太子李贤当时已经忘记了明崇俨命案的风险犹在，也许是太子李贤对赵道生的信赖和爱怜注定是一出作茧自缚的悲剧。李贤后来每每想起他送赵道生出宫时那份眷恋之情，那种无所防备的麻木和懈怠，都会追悔莫及，他知道那是他一生的大错。
据说御史们把赵道生送入刑房前轮番奚落了他在东宫的断袖之宠，而赵道生对此毫不讳言反而扬扬自得，扬言他有家传的床笫之术专门用来取悦太子，言辞之间充满了挑衅和炫耀的意味。
御史们对这个来自太子封户的农家少年恼怒厌恶之极，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无耻放荡的贱奴，竟然在朝堂之上肆无忌惮地口出秽言，由此看来武则天的授意确实是明察是非、去除祸害的圣旨了。当刑吏把赵道生架到第一道刑具面前，他已经瘫倒在地。
可怜的赵道生没有扛住专案组的酷刑，很快就供出了太子李贤，还向御史们泄露了东宫马厩的秘密。马厩里藏了盔甲刀枪，是他奉太子之意偷运进宫的。
武则天派人从太子府的马厩里果然搜出了数百副铠甲，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太子府的定制。
这边刚取得物证，那边就敲开了人证的嘴。办案的三个宰相让所有人大感意外，他们的收获也大大超出了自己的想象。私藏兵器，除掉天皇、天后的宠臣。这两项罪名叠加，后果难以想象。
在唐朝，像铠甲此类的军队装备运入京师，需要经办手续，以防军火流入民间。
东宫是未来储君居住的地方，有着严密的护卫措施。保障太子安全的军事系统是十率府，东宫十率府是唐府兵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唐制，东宫设立十率府，仿国家军事十六卫建制，为太子直属的亲兵，由其直接调度。
这次在太子李贤的宫中搜出数百副铠甲，且于马坊中查处，确实让所有人都大为吃惊。东宫拥有一定量的甲胄器仗实属正常，但兵器有专门的机构管理，且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绝不是放在马厩里储藏的。兵器由卫尉寺长官卫尉卿先登记造册，再由下面的武库署保管。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再由武器署按照所需数量向武库署领用，用过以后再由武器署交给武库署保管。
太子李贤将这些兵器藏于此处，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从小耳闻目睹宫中许多政治斗争引发的血腥事件，深知母后做事之果决，手段之狠辣。李贤被召回洛阳东宫后，一直处于武则天的严密监控之下，高度惶恐不安的状态让李贤体会到生存之艰难。
太子李贤这时和武则天的关系已经很紧张，面对势力强大、威严无比的母后，处于被动局面的李贤内心的惶恐越来越强。或许是为防不测之用，他才做了如此愚蠢之事，私藏数百件甲胄、刀枪于东宫马厩中。
根据大唐律法，任何人不得私藏甲、弩等兵器，违者将被处以极刑。李贤面对从东宫马厩搜出的这些实证，只能无以言对。
当太子洗马刘讷言看见禁军们从马厩里拖出了许多涂了油脂的盔甲刀枪，他也错愕万分。直到这一刻，他才知道太子私藏兵器的秘密。因为数量不多，不足以造反。更何况身为太子，地位显赫，离登基皇位已经不远，没有必要犯险谋反。
此时此刻，太子李贤的心中充满了绝望。平日里那个口口声声要追随自己一生一世的男人赵道生出卖了自己，试问这世上还有什么忠义恩情可以让人信任？他观望着马厩的动静，长时间地沉溺于悲伤之中。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到了该谢幕的时刻。
太子李贤那张英俊的面庞在火把光亮的映照之下苍白似雪，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他突然仰天发出一声短促而悲怆的笑声，转身对太子洗马刘讷言说：“母后果然下手了，事已至此还有别的办法吗？”
刘讷言轻轻地摇了摇头，望着窗外的秋日天空，泪水顺着脸庞悄然滑落。
<h3>2</h3>
在不应有武器的地方搜出了武器，一定有造反的嫌疑，不容争辩。要坐实太子谋反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几个主审宰相互相串通起来做一场局，就算是高宗李治也只能徒唤无奈。武则天要拿下太子，首先要拿下参与主审的宰相们。案发前宰相班子里实际有八个人，他们分别是：?
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三品刘仁轨；?
侍中兼太子宾客郝处俊；?
中书侍郎、同三品兼太子右庶子李义琰；?
中书侍郎检校左庶子、同三品薛元超；?
黄门侍郎、同三品裴炎；?
黄门侍郎、同三品崔知温；?
侍郎、同三品王德真；?
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大安。?
武则天考虑的是，到底挑选谁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这个案子办成无法翻供的铁案，能够堵住芸芸众生之口。武则天在心里来了一次排除法。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是朝中最为执着的反武派人士，大有一条道走到黑的架势。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更不用说是太子李贤的人，曾经和太子李贤一起编注《后汉书》，警示武则天。
崔知温是官场老油条，通常情况下，这种人做事的原则是两边不得罪，要从他身上轻易打开缺口，又谈何容易？
王德真在案后便被罢免相职，武则天在当时很难拿他当自己人看待。
经过一番挑选，武则天最后将宝押在了薛元超和裴炎这两位新近提拔上来的宰相身上，让他们会同刚由宰相降为御史大夫的高智周来共同主审。
高智周是薛元超推荐并提拔上来的，在他们三个人中间，他的级别是最低的，也是干活最不卖力的甩手派。高宗皇帝将其换了个岗位，右散骑常侍。但高智周是铁了心不愿意再给别人当枪使，也不愿意再做官。高宗虽然极力挽留，但怎奈对方去意已决。
高智周不愿参与定罪太子一事，只好用辞职以示清白。他的人格受到高宗李治的褒扬，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高宗偏爱太子的现实。高宗的立场如此明显还是不能保护太子，显示出大权旁落的疲态。?
再来说说薛元超，他应该算初唐时期著名的才子，当时的文坛领袖，曾经引荐推崇过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此人在唐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因为薛元超曾经与李义府和上官仪有过交往，受二人牵连，遭到两次流贬，他的身上似乎有依附权威的个性。他曾经对外宣称，自己这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憾没有高学阶，不是进士出身；二憾没有家族背景，不得娶五姓女；三憾不得修国史，人品不行。
尤其是第二条更让人怀疑其人品有问题。第二条的意思是，自己是庶人，想要娶一个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都没有这个资格。骨子里的犬儒心态昭然若揭，也可见在门阀制度行将崩溃的前夜，仍有相当多的官场文人将此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从天帝、天后的宫中传出的消息让太子李贤难以心安，有人看到他的父皇和母后因他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高宗下诏时的犹豫和武后大义灭亲时的慷慨陈词，让人大惑不解。
高宗对自己最爱的皇子的罪责采取一种避重就轻的豁免手法，而武则天则是怀着忧虑的心情向高宗回忆了当年先帝含泪废黜太子李承乾的往事。前车之鉴，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武则天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让高宗皇帝一时之间也束手无措。他希望作为母亲的武则天能够和自己有着同样的亲情体验，不管怎么说，李贤都是他们的孩子，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吧！
武则天坚决反对高宗表现出来的暧昧态度，她的理由很简单。作为人子最起码应该懂得孝顺父母，可李贤身为太子，不但没有体谅父母当国的艰辛，反而想着如何除掉自己的父皇和母后，这是天地不容的事。
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从表面上看，下诏组建三司庭审判决的是高宗，确定太子李贤有罪且下令执行刑罚的也是高宗李治。但是到底是谁遣人告发太子？是谁让这样一次行为失检的案件变成谋逆大案？是谁又坚持给太子李贤扣上谋逆之罪？
可怜的高宗李治，先前已经无法保护他的叔父、姑姑、前妻、爱妾、兄弟和庶子女们，如今连他与武则天的亲生之子也没有能力去保护。虽然身为一国之君，高宗李治一路走来，也常常感到普通人才有的有心无力的挫败感。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几位宰相的态度应该是一致的，就看武则天如何收场。
母以子为贵，李贤是武则天的儿子，且处于东宫之位，如果武则天没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她还深爱着自己的儿子，作为母亲的她一定会想方设法保护太子，为其开脱，更不会力谏高宗李治废掉自己亲生儿子的太子之位。
高宗不想让事态扩大化，可武则天却寸步不让。
武则天说：“先帝曾有言，法非天子一人之法，乃天下人之法。因一己之私利违国家大法，并非明君之举。作为一国之尊，更应该心存公心，大义灭亲，对逆谋造反的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将何以示诫后来者，又何以坐稳江山。”
武则天再言：“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身为人子，而且又是太子，竟然阴谋造反，这种事不可原谅。难道皇上忘了，当年李承乾有谋反企图，先帝诸般不舍，但还是流泪废太子，将其贬为庶人。怜子之情人皆有之，贤儿堕落到这个地步，我作为母后更为伤心。但现在朝臣的眼睛都在盯着圣上，若一味顾念亲情，恐怕会造成文武众卿离心离德，那时候，后悔就晚了。”
武则天说这些话的时候，情绪很是激动。高宗李治被说得哑口无言，因为武则天的话听上去句句中肯，字字千钧，无一处不合天地之正理，无一语不符国家之大法。
武则天言必称先帝，让李治无法反驳，也无力反驳。
高宗李治只好沉默无语，无奈地将处置权交由武则天。最后他只能无奈地在武则天拟好的废太子李贤为庶人的诏书上盖上了印。
如果太子不倒下，那么倒下去的就将是几位宰相和武则天。
在裴炎坚持、薛元超附议、高智周弃权的情况下，太子李贤的谋逆罪名正式成立，皇后与太子之争，也就此分出胜负。
李贤被废后，查抄出的数百副铠甲被搬至天津桥南当众烧毁，他的住宅也被里里外外，掀了个底朝天。
案子审到这个地步，还不算完结。在抄检东宫的过程中，居然还抄出了太子洗马刘讷言为李贤编写的《俳谐集》，一本低级趣味的书，从各处收集而来的笑话段子。
这本书交到高宗的手里，他差点没气得当场昏厥。他将书狠狠地掷于地上，愤怒道：“刘讷言害了我儿，作为老师，就是一天到晚手捧着《六经》来教育学生，还担心教不好。他倒好，居然能够弄出这么一本低俗不堪的书，这哪里是教人学好，分明是要毁我大唐啊！”
高宗虽然想要保护太子李贤，但还是有心无力。经过竭力争取，也只是让太子免于一死，可终究难以逃脱被废黜幽禁的命运。如果藏盔甲是事实，那武则天就不是小题大做。
按照唐律，严禁个人与单位私藏武器，甲胄也在禁止之列。包括府兵，平时都不能存有武器，武器全部存于兵器库，出征打仗时再发。《擅兴律》规定，百姓私藏盔甲一领，判徒刑一年半；若私藏三领，就要处死。
这次在东宫一下搜出几百领盔甲，太子李贤是无论如何也洗脱不净犯罪事实的。
历朝历代，确实可能有对政敌栽赃罗织谋逆罪的，但大不了是唆使司法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是根本不可能的。
历朝历代，确实可能有对政敌栽赃罗织谋逆罪的，但大不了是唆使司法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这是一项可有可无的罪名，藏盔甲并不等于谋逆，但如果将其定性为谋逆，也是不容辩解的。也就是说，武则天以此为罪，将太子李贤贬为庶人，也合乎法理。
谋逆从来就不是一起独立的事件，何况是太子谋逆。护犊心切的高宗将心中的这份痛苦转化为愤怒，并迁怒于太子身边之人。
太子被废，每个人都在极力与这件事撇清关系。每个人都争着向皇帝和皇后表态，自己与太子谋逆没有任何瓜葛。可撇来撇去，还是有人撇不清，武则天掀起的这场风暴，让人避无可避。
刘讷言被流放振州（海南三亚），当时的不毛之地。左庶子兼中书门下三品，也是宰相的张大安因太子之事受到牵连，左迁为普州刺史。
刘讷言和张大安都是协助太子李贤完成《后汉书注》的学者。
太子李贤被废的结局是必然的，这时候，武则天的势力已经不可阻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主导整个政治局面。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她不惜废黜自己的儿子。
无论从个人才智韬略，还是从手段的高明程度，太子李贤都远不能和他的母后武则天相比。武则天狠心废掉太子李贤已经思虑很久了，并非此次获得李贤的“反具”后而情非得已做出的痛苦抉择。这些都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一个政治过程的必然结果。
太子李贤谋逆之事与前太子李弘之死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太子李弘是“幸好”及时病死，母子还没有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所以东宫僚属宰相大多没有被弃用；而这次是太子李贤被控谋逆，属于政治性大案，必须有人负责，谋逆毕竟是重罪。
太子李贤谋逆案在一审再审中，很快就将与东宫来往密切的几个皇室宗亲也裹挟其中。到了十月，苏州刺史曹王李明和沂州刺史蒋王李炜被指为东宫谋反的同党，李明被贬为零陵郡王，幽禁于著名的流放之地黔州。李炜则干脆被解除官职流放至道州。
朝中大臣们对曹王和蒋王受到牵连不以为怪。曹王和蒋王做了太子李贤谋逆案的陪绑者固然值得同情，但每个人都清楚，哪一次宫廷事件不要牺牲几个皇亲国戚作为收场呢？不然何以震慑人心？
皇城里的现实犹如寒冬里的三尺坚冰，冰下的水流暗自汹涌，而踩过冰面的人只是小心翼翼地留下着脚下，他们无心去深究曹王、蒋王与太子李贤结党谋反的动机和罪证，没有人愿意去为曹王和蒋王的不白之冤平反昭雪。就像那些执法的官吏们所言，他们也只是奉旨办事，连皇上也做不了主的事，他们又能如何？
第二年，反对过武则天摄政的郝处俊被罢，出局！
李义琰也在不久后托病退休，彻底出局！
最后是最让人可笑的出局者登场，他就是高政。按辈分，他是前宰相长孙无忌的表侄子，废太子李贤的好友。长孙无忌被平反昭雪后，被同案牵连的其他家族也有了慢慢回暖的迹象，包括长孙无忌的舅父高士廉一家。
高士廉的孙子高政当时任太子典膳丞，在太子谋逆一案中，他也是稀里糊涂就被牵连其中。
高宗本来也不打算处理高政，让他父亲右卫将军高真行领回家批评教育一顿也就可以了。可问题是高宗在交代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把话说明白。
高家自从经历了上一次灾祸之后，已经杯弓蛇影，高真行以为皇帝此举是在试探自己的忠诚度。你们高家，是高政一个人造反，还是全家总动员。
为了能够保住这个家，高真行只能对不住高政了。
高政刚进家门，就被亲生父亲高真行刺喉、堂伯高审行刺腹，死后又被堂兄高璇斩首，尸身丢弃于道路。可怜高政,没有死于为利益而战的权力斗争，却惨死于自己亲人的手里。?
听到这个消息，高宗皇帝震惊之余，当即下令贬高真行为睦州刺史、高审行为渝州刺史，赶出京城。
这件事令高宗不得不深思，他随后下令宽大处理李贤的旧属，不能再发生类似高家的惨剧，这种做法毫无人性可言。
高真行等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博取皇帝的欢心，而是为了满足皇后的欲望般，株连一大批王侯将相。起码兼领宫官的宰相，尤其是那些反对过武则天的宰相，应该多少也会受到轻重不等的处分吧。?
高家是长孙无忌的舅族，曾经因长孙无忌的案子而受到牵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才会惊恐到要手刃家门子弟。
令朝臣们感到不解的是，太子谋逆案是大案，为何没有像先前几个类似的大案？
在这场由太子李贤谋逆事件引发的清洗风暴中，有人出局，就有人从中捞到政治资本。
对大多数官僚而言，武则天采取的是收买人心的“媚众”手法。她知道，在这时候，残酷打压并不是她的最佳选择。
审来审去的结果是堵住了所有的口，人证、物证俱在，获罪者又是堂堂太子，岂能随便定罪。况且，此事事关身家性命，一个人如果不是活腻了，谁也不会站出来自找麻烦。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朝中的舆论保持了一致：官员们纷纷指责太子李贤辜负圣望，图谋不轨，盛赞“二圣”以国家利益为重，大义灭亲，为古往今来圣君典范。
那些在此案子中立功之人，则从此交上了好运。在太子李贤被废后，高宗慰勉原东宫官员，李义琰涕泪交加地在皇帝面前自我检讨，而薛元超则手舞足蹈地谢罪，动作与表情极为夸张。两人的态度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能够得到豁免超出了他们的心理预期，所以才会在得知结果时喜不自禁。
李义琰后来被迫辞职，薛元超却升为中书令，同事不同命，再一次透露出薛元超在这次办案中扮演了一个为人所不齿的角色。
武则天和高宗李治之所以没有再次对权力系统来一次大清洗，更多是基于现实的考量。经历过永徽政治改革洗礼之后的朝堂，需要保持一个有经验的宰相班子。如果将那些与太子有交集的宰相全部清除出去，恐怕一时半会也难以找到有宰相之才的人来共谋治国和辅佐新太子。
深谙权术之道的武则天，也能够体会到高宗内心的顾虑，所以并没有采用激烈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将相大臣，而是采用了较为缓和的区隔处理，以免引起高层震荡，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裴炎、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等人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在朝廷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渐渐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集团。
尤其是裴炎，他是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的飞黄腾达与武则天的崛起息息相关。主审这个案子，正是裴炎捞取政治资本的关键一步棋。也让我们了解到这位才子的另外一面，说他攀附权贵也不为过。人在局中，又怎能独善其身，破局重生？
北门学士裴炎由武则天私人的笔杆子，变成了高级政府官员。
<h3>3</h3>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二十二日，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幽禁别院。
废李贤的第二天，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三子英王李哲（即李显）入主太子宫，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对武则天来说，她的内心有着旁人难以理解的痛苦。生存的历练，虽然让她比其他女人看上去显得坚硬，但她毕竟是一个女人，那些与她为敌的皇子都是她的亲生骨肉。
宫女们从来没有觉得武则天有衰老的迹象，五十多岁的妇人，表面上看，也只有四十岁上下。但今天在新太子继位大典之前，她们在为皇后化妆的时候，觉得她一夜之间好像老了很多。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废太子李贤之事搅得武则天心情烦躁不安，郁怒、愤恨与哀伤交煎。
年月对人，总是平等的。虽然武则天颐养得如此好，但是情绪总是会暴露一个人的真实年龄。可是等到她立于紫宸殿前，那个明艳照人、精神奕奕的天后又重新回来了。
武则天是一个具有无比精神力量的女人，任何打击，都不会使她跌倒。她表情坦然，仿佛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不曾掀起内心的任何波澜。她对于下决心要去做的事从来不曾有过迟疑，也绝不后悔。
虽然武则天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失去了一个亲生儿子，但是却消除了一个威胁自己的隐患，扫荡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相比之下，失之甚少而得之甚多，放在政治的天平上考量还是划得来的。
新太子是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哲，原名显。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
第二年，幽禁了很长时间的废太子李贤被打发到巴州。太子也只是一张旧船票，过期作废。作为皇帝和皇后的亲骨肉，李贤连留京的指标都被取消了。
确定一切无法挽回，李贤只好独自上路。风中的李贤衣衫不整，身形单薄。想象昨日鲜衣怒马，少年狂歌；今日鹑衣百结，半生飘零。
李贤就这样上路了，等待着他的，是武则天补上的最后的一刀，还是长安传出的一纸赦令？
送李贤上路的还有一个人，新太子李哲。高宗与武则天共有四子，长子李弘从小就被立为太子，接受太子教育，学习东宫规范；次子李贤被封为沛王，三子李哲被封为周王，兄弟二人经常在一起玩乐；四子李旦，即后来的唐睿宗。
李哲六岁时与诸王斗鸡，二哥李贤命名士王勃写了一篇《檄周王鸡》来戏弄他，疼爱他们的高宗李治看见该文后生气地说：“此乃交构之渐！”也就是说，这么做会导致兄弟失和，于是将王勃逐出沛王府。
从兄弟俩一起玩乐成长的生活历程来看，李哲对二哥李贤的感情还是非常真挚的。李哲坚持为哥哥送行，兄弟二人见面，唏嘘感叹是免不了的。
李哲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事后他又上表要求为哥哥改善生活待遇，不能将前太子混同于一般流放之人，为哥哥争一条活路，或许也是为自己争一个明天。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的初冬之际，距离京师两千三百里的巴州，以它的瘦山枯水迎来了一位落魄的贵客，这个人就是被废黜的前东宫太子李贤。
李贤从长安的大明宫来，从远乡异壤的百姓闻所未闻的宫廷噩梦中走来。当李贤瘦削而峻拔的身影出现在巴州街头时，那些喜欢看热闹的人群像潮水一般涌了上来。
身份上的一落千丈，并没有改变李贤身上与生俱来的儒雅之风和贵族特质。
三个幼子紧紧地偎依在父亲的膝前身后，用未经世俗洗礼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或许是因为太小的缘故，天生烂漫的年纪让他们对父亲这次戴罪放逐并没有多少深刻的体会。
他们无从知晓，父亲眼里的巴州天空有着怎样的色彩。对庶人李贤来说，那不是肉眼能够看清楚的天空，那里隐匿着一张巨大的灾难的黑网，它曾经罩在哥哥李弘的身上，而现在的他也成为网中待捕之物，无处逃遁。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到达巴州的第一个夜晚，李贤一家人是如何在风声猿啸中彻夜难眠。庶人李贤与妻子房氏在清冷的烛光下长吁短叹，他们设想了从今往后生活的诸般不幸与磨难。
李贤已经顾不上一己的生死荣辱。他对房氏说：“如今我身临巴州，心如枯木残草，死不足惜矣。”此后三月，李贤每日面壁而思卧床读书，拒绝与任何人交谈。他整日无语，像是一个被剥夺了语言功能的哑巴，唯有他的眼睛一如既往地散发着孤傲与清冷的光。
在囚禁于巴州的枯索岁月中，李贤写过一首哀婉凄凉的黄台歌词：
种瓜黄台下，
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
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为可，
四摘抱蔓归。
这首词是庶人李贤发自内心的声音，它倾吐了自己的痛苦，饱含了难以抑制的怨愤与无奈。这首著名的歌词后来传到千里之外的东都，陪伴着高宗皇帝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作为君王，高宗的内心痛苦无人了解，看着自己的至亲之人一个个离去，落花流水无情。
公元684年的春天注定不属于庶人李贤，远在东都洛阳临朝称制的太后武则天在这一年里又一次三易年号，嗣圣元年、文明元年、光宅元年。
当金左吾将军丘神勣突然来到巴州，庶人李贤知道，飘悬于自己头顶上方的那张黑网终于要落下。虽然他早已有所准备，可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的心也随之收紧。
被废的太子李贤自缢身死的消息于光宅元年三月传回洛阳宫中，武则天为次子李贤的死讯哀恸不已。贞观殿上，武则天含泪斥责丘神勣错领圣旨酿成恶果，在场的朝臣们在一边却噤若寒蝉，无人敢站出来轻言丘神勣巴州之行的利弊得失。
几天后在宫城南侧的显福门进行了李贤的举哀仪式，文武百官排列于显福门左右两侧，以三声低泣和三声大哭抚慰死者的在天之灵。朝臣们遥想已故太子李贤英武的仪态和他在阳光下翘起唇角的温暖笑容，不禁感慨万千。
母子情，君臣意，在乍暖还寒的春风里都化作廉价的泪水。生于皇家，不知是一个人的幸事，还是不幸。
举哀仪式只是生者为了烘托自己而营造的一个舞台，死者不在洛阳宫城，早已被草草葬埋于巴州荒凉的黄土之下，与追悼者本来就各处一界了。
武则天有意将怜子之情在李贤死后昭示于世人，庶人李贤被追封为雍王，其妻室儿女接回洛阳宫中。庶人李贤虽然是罪囚，可他毕竟是流着皇族血液的前太子，是皇帝与皇后的亲生子。武则天将庶人李贤之死归罪于丘神勣，说他违背圣命，故意将庶人李贤杀死。并以此为由，将丘神勣调离京师，贬黜到遥远的垒州当刺史去了。

第四章 梦想很坚挺，现实很疲软
<h3>1</h3>
高宗李治的病情越来越重，连日常行走都需要有人在旁边搀扶，最糟糕的是他那双几乎失明的眼睛。由于视力急剧下降，他在读书和审阅奏章时极为不便。尽管大臣们在上表时字迹写得要比原来放大一倍，但他读起来还是比较吃力。
他吃遍了太医能够配制出的各种丹药，也请过像明崇俨那样的方士，可始终不见好转。因为身体原因，李治已经不大处理政事。
他每日起得很晚，醒来的时候就是躺在御榻上听听乐曲或者闭目养神。精神稍微好一些，他就去禁苑活动活动。他并不是去亲手射猎，而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寻求一点快慰而已。
高宗李治长年为自己的疾病所苦，当他回忆起那些如烟缥缈的往事，更因病魔缠身，让他无端地陷入迟暮将至的悲伤之中。
长期病痛使人的身体组织逐个破碎，趋向死亡。接连两任太子被废，让高宗李治本就虚弱的病体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他只有五十六岁，但是，身体各部分的组织，却像一个七十岁的老翁，呈现着衰朽的迹象。生命，好像是一盏油灯，如今油尽灯枯，残焰摇晃，随时都有可能会走向熄灭。
新太子李哲，原名显，初封周王，改封英王，哲是他后来改的名字。
由于两位兄长在朝中的影响和声望而遭到冷落，似乎很少有人会关注到李哲的存在。无论是高宗皇帝还是母后武则天，对他的态度都显得较为平淡。
其实武则天对李哲还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里面，她在生李哲的时候是难产，差点就死在了产床上。在那个时代，生孩子对女人来说是一道鬼门关。高宗心有不安，于是找来玄奘大师，最后才逢凶化吉。
为了将难产中的皇后从鬼门关前拉回来，高宗向玄奘大师承诺：如果能够渡过此劫，他情愿皈依佛门，换来佛祖的庇佑。
玄奘说：“陛下皈依虽是佛门大幸，但却是朝廷的不幸。皇后怀的是个男孩，等到母子平安，可以让皇子成为佛门的俗家弟子。”
或许是玄奘大师说的话起了作用，武则天真就平安产下一子，即李哲。
李哲满月后被玄奘大师收为弟子，并被收入僧籍，留存档案。所以在中国佛教史上，李哲有佛光王之号，就源于此。为了答谢佛门各路大仙，武则天也亲自披上法服，虔诚礼佛。
后来武则天又在龙门石窟为李哲开窟造像，祈福驱邪。可见武则天还没有选择在权力之路上孤独跋涉之前，她的爱子之心并不亚于天下其他的母亲。?
作为李治和武则天的皇三子，李哲在其成长过程中，所背负的精神压力肯定要比他的两位哥哥小得多，毕竟作为皇家事业的接班人，他只能算是候补中的候补。最后到底能不能成为真正的皇家一号，不是看其能耐和本事，而是看你所具备的时势与运道。
从性格上来说，李哲属于外向型，活泼开朗而又任性张狂。老臣张柬之评价他“素称勇烈”，是一个敢作敢为的男人。
面对武则天的高压态势，李哲居然能够做到不畏前路凶险临行送废太子李贤一程，让大臣们敬佩不已。
与他的两位哥哥相比，李哲的性格有些桀骜不驯。除了智力因素，大概也和李哲从小未受过严格的教育，父母对他的期望不高有关。
作为太子阵营中的候补队员，李哲对于自己的政治人生也没有过多地考虑和规划。
作为一个皇子最好的归宿无非是将来能够封王，根本不用考虑生活的问题。如何更好地享受生活才是他应该考虑的，其次是不要卷入权力纷争。可是作为皇家子弟，他又怎能避开这命中注定的一切？
就算是在许多年前，武后一时兴起将他的妻子赵妃，也就是周王妃处死，也丝毫没有顾忌到他内心可能会有的种种不快。
这些年来，朝廷中的变故一件接着一件地发生，让李哲目不暇接，也让他养成了置身事外、明哲保身的习惯。李哲平常很少过问朝中的是非曲直，不像他的兄长那样在朝中拥有广泛的支持者。
因此，当他被册立为太子，并在弘道元年登上皇位之后，周围连一个可以商讨政事的亲信都没有。多年来积压在他心中的自卑感以及身为帝王的盲目喜悦仿佛注定了要使他酿成大错。
既然他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刚刚得到的权力，那么他唯一可做的似乎只能是让他的亲族内眷分享自己的荣耀。
李哲前半生的主业是混日子，而后半生则是学着如何做一个政治傀儡。少年时代的他从东城混到西城，最后却阴差阳错成了太子。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太子这个工作不太自由。不要说享受生活，简直就是一个劳模。二十五岁才当上太子，需要补课的地方太多。
李哲监国期间，高宗和武则天挑选了刘仁轨、中书令薛元超和侍中裴炎辅佐他。
<h3>2</h3>
刘仁轨这时候真的已经老了，已经没有多少精力再与李唐皇室成员纠缠不休。他基本上是只挂名不办事，处于半隐退状态。
在这些人中，薛元超最为卖力，可谓尽职尽责，他把教育太子当成了自己的一项事业来干。他列了一些必读书目，让太子有时间要多读读书，可太子李哲的兴趣根本就不在读圣贤书上。
李哲与前两任太子走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路数，他们就像是生活于两个世界的人。跟几岁就通读《尚书》、《论语》，二十三岁可以为《后汉书》作注的章怀太子李贤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李哲压根不是读书的那块材料，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享受生活上。
他的这种活法，让薛元超很是焦虑，每天跟在李哲屁股后面念紧箍咒：不要涉险游猎，不要虚度光阴，有时间就多读圣贤书，“听政余闲，留情坟典”，每天布置的作业，请务必完成，“所读班史，请毕残功”。
至于李哲和另一位老师裴炎的关系，从后来太子李哲成为皇帝后经常冲着裴炎龇牙咧嘴的做派来看，两人这时候的关系估计也融洽不到哪里去。
在三个太子之中，最早撂挑子的李弘与朝中大臣们相处得最为和睦，也最能体恤百姓疾苦，做些官样文章，群众基础也不错，作为帝国接班人，应该是最佳人选。
有才无德的李贤，能文能武，妇孺老幼皆通吃，最后却落了一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而作为替补的替补，李哲无论是才华还是背景都不足以服人。换太子如换走马灯，每更换一次太子，就有大批东宫官员被贬黜，谁还敢跟太子太过接近，把身家性命吊在一棵不牢靠的树上？
对官员们来说，最大的人身保险，就是要充分认识到一个真理：珍爱生命，远离太子。
在几位皇子中，李哲的外形与武则天颇为相似。作为皇家的接班人，能够生得一副帝王相是天赋异禀，不然就是将来做了皇帝，也会让整个国家蒙羞。
李哲不具有治国安邦之才，这个也不要紧。武则天认为自己还是可以替李唐王朝再执政十年，只要太子在自己面前能够恭顺持重就可以了。
如何把李哲打造成为一个升级版太子，高宗和武则天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他们并没有因李贤案将原来的宰相兼东宫班子全部拆散，而是让他们继续留任。他们想用一班老成之臣来辅佐新太子，以保持帝国政权的稳定。
所幸的是，李哲因为有了哥哥的前车之鉴，也有前妻（周王妃）被废的经验教训，对母后的态度还是比较恭顺的。在当太子期间，李哲与武则天的母子关系还算融洽。
经过无数波折，武则天现在总算选定了一个不让她那么头疼的太子，心情也略微宽慰。为了向朝臣们显示母仪天下的大度，她上表请求高宗李治能够宽恕两位庶子李上金和李素节的罪。在此之前，两位皇子因收受贿赂罪而遭贬。
当然武则天不会将他们召回京城，只是将其分别安置于沔州和岳州两地。
这时候，高宗皇帝的身体已进入枯灯将灭的倒计时阶段，皇城内外，阴气太盛，杀伐气太盛。朝堂上下，太需要一场喜事来冲刷长久以来压在人们心头的阴霾。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也就是李哲被册立为太子的第二年，由武则天做主，为他又娶了一房太子妃。让武则天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这个媳妇后来会成为自己的铁杆粉丝，差点学自己走上女皇之路，而成为武则天第二。
这个新媳妇，就是日后在后宫掀起滔天巨浪的韦皇后。
李哲心里清楚，武则天此举只不过是为了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而已。
太子李哲本有嫡妃赵氏，因为得罪武后被囚禁宫中，结果被活活饿死。
赵氏的来头很大，祖父赵绰是李唐的开国功臣，父亲赵瑰是左千牛将军、皇帝的贴身侍卫，母亲的身份背景更是不得了，她是高祖皇帝李渊的第七女——常乐公主。
按辈分算来，这位常乐公主算是高宗的姑姑，而赵氏则是高宗李治的表妹。那么李哲娶的媳妇赵氏，就是自己的表姑。两人感情应该还是有的，赵氏幼年时就常随母亲常乐公主来宫中走亲戚，与李哲一帮子侄辈的皇子们嬉戏打闹，读书学习。
成年后，二人又常在一起参加庆典、筵宴与游乐，有时还在一起读书，渐渐地互生爱慕。他们的媒人就是李弘，当时还没死的第一任太子。
高宗对这自己的表妹很了解，也非常满意，就和武则天敲定了这门婚事。表妹就这样成了自己的儿媳妇。
武则天很快就后悔了，因为常乐公主与高宗因为这件事走得越来越近，关系很是密切。她不能容忍高宗和自己的儿子身边有如此亲密的异己力量，这容易让她产生恐慌。
婚后三天，新媳妇赵氏去向皇后请安。当时武则天还没起床，赵氏并不知道，也缺乏请安的经验，就直接进了内寝。
武则天正愁着抓不着对方的小辫，缺乏生活经验的赵氏直接就往枪口上撞了。
武则天发怒了，赵氏当时就吓蒙了，还想为自己辩解两句。对武则天来说，如果辩解有用，还要她这个天后做什么？
武则天以忤逆为名将赵氏软禁起来，不准她出屋，每天只送点米粮充饥。
武则天原本只是想教一教这个新媳妇在宫中如何做人。在后宫行走，做人是第一位的。赵氏被软禁几天后，卫士发现她所住的地方烟囱始终不冒烟，就开门进去看，原来人已死了多日，连尸体都腐烂了。
武则天也讨了个没趣，关了几天，居然会关出一条人命。武则天下令将周王妃（当时李哲还是周王）赵氏匆匆掩埋，连埋到了什么地方也不见记载。
周王妃的父亲赵瑰也受女儿之累，被贬为寿州（今安徽寿县）刺史，常乐公主也被勒令随行。本来以为这是一桩只赚不赔的买卖，谁知道却以悲剧收场。
武则天只好亲自为太子李哲做主，挑来挑去，好容易才挑中一个——韦氏。事实证明，韦氏的确是一个很有心机与手段的女人，在某些方面与武则天很是相似。
韦氏出身名门望族，京兆大姓，有道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韦家属于老牌贵族。老牌贵族的特点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他们的贵，与经济实力无关，与百年老店的牌子有关。
其祖父和父亲挟着祖辈的余威，也只当过典军、参军这一类的小官。
有了前车之鉴，这样的背景让武则天觉得踏实，因为没有威胁。喜事要办，就办成双。为儿子——新太子李哲讨媳妇，为女儿——太平公主找驸马。这两件喜事，高宗和武则天都非常重视，几乎是在同时完成。
太平公主所嫁之人是薛绍，薛绍的父亲是光禄卿从三品官员，薛绍的母亲是太宗皇帝和长孙皇后第十六女城阳公主，两家同样是亲上加亲。
按血缘关系推算，这又是一场近亲结婚。太平公主嫁给了自己的表哥。
在举办喜事之前，还有个插曲。娶皇帝的女儿，就算知根知底的豪门大户也要查户口，家世一定要清白且富贵。结果查来查去就查到了薛绍的嫂子萧氏的头上，萧氏不是贵族。本来这和太平公主的婚事没有多大关系，可武则天还是找到了不和谐之处。
萧氏将来是要和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做妯娌的，不是贵族怎么能行？难道让皇帝的女儿和一个乡巴佬做妯娌，置皇家尊荣于何地？休了，赶紧将其休了。
武则天发话，逼薛绍的哥哥休妻。
既然武则天发话，薛家人就慌了神，赶紧找对策。
他们将家谱搬出来，看看萧氏的祖上都曾经出过哪些历史名人。中国老百家姓里头，哪个姓没出过个把名人？不查不知道，萧氏原来出身于兰陵萧氏，也是名门望族，此事才算不了了之。
太子纳妃，公主出嫁，喜事连连，好事成双。
帝国的天空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阳光灿烂了。太子纳妃的场面就不说了，且说太平公主那场婚礼，可谓奢华壮观之极。
婚礼设在长安附近的万年县馆举行，火烛映天，香花铺地，皇家婚宴除了奢华还是奢华。
大路两边用来照明的火炬，居然把一路的红花绿树都给烤得焦糊了。
装着嫁妆的车子规格超大，而通行的路又不够宽，没办法就把沿途县府的墙全都推倒了，拓宽路面。
当时皇子的封邑是八百至一千户，公主最多是三百户，唯有太平公主额外增加了五十户，由此也可显示出她受宠的情形。为了庆祝公主下嫁，长安狱中大部分的囚犯都得到了特赦。
正如薛绍长兄当初所担心的那样，太平公主下嫁之后，立刻发生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当时是大家族制，兄弟们以及家人都住在一起。房子当然很宽大，各住各的房间。
对于皇家的掌上明珠太平公主，薛家人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从一家之长到丫环佣人，都对公主持一种恭敬慎重的态度。
为了不逾越礼制，薛家人尽可能不直面公主。可是薛绍的两个嫂子萧氏、成氏，她们都不是贵族出身。虽然是下嫁，但公主毕竟是公主，全家人对待公主都战战兢兢的。
尽管如此，太平公主身为薛家的媳妇，和非贵族出身的萧氏、成氏平起平坐，她觉得这是对自己的羞辱。可是刚嫁过来，她们毕竟是薛绍的兄嫂，也无可奈何。
太平公主每次回宫，都要跑到母后武则天那里撒娇式地哭诉一番。
我的女儿怎么可以和没有地位的乡下女人成为妯娌，平起平坐呢？武则天实在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她命令薛家赶走这两个女人。
后来有人告诉她，萧氏是隋炀帝的皇后萧氏的弟弟和开国宰相萧瑀的侄孙，和李唐皇室以前曾有姻亲关系。虽然赶走萧氏和成氏的事未能实现，但武则天的态度值得玩味。她对于乡下女人的轻蔑，实际上是对整个庶族的轻蔑。
皇帝、皇后、太子、大臣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要打。这须臾的繁华掩盖不了烈火烹油的局面，貌似平静却早已暗流涌动。
而这时候受病体所累，走路连墙都扶不牢的高宗皇帝，只想找个地方躺下来多休息一会儿。心思不在政事上的太子，依然策马奔腾，活得潇潇洒洒。
一心想要当国的武则天，在实战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博弈水平，打造自己的权力炼金术。
无所适从的群臣，在权力天平的摇摆中，变得越来越现实，谁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就跟谁上路。套用当时始平县令李嗣真的话：“皇帝病日侵，事皆决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居中制外，势且不敌。诸王殆为后所蹂践，吾见难作不久矣。”
李嗣真就是听李贤弹琴能听出弦外之音的那位底层官员。一个县令的声音能被史家一再地笔录，可见此人非等闲之辈。
李嗣真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高宗皇帝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家事国事都由武后来拍板。要知道放权容易，想收就很难了。李唐皇室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都被打发到各地。政府军都齐集关中，用来对付吐蕃等外敌。一旦武则天掌权，只怕李唐皇室的王孙们都难逃她的毒手，看来李唐的好日子已经快到头了。?
高卧病榻的唐高宗李治也意识到，李唐接班人问题是大问题。当务之急是太子李哲尽快上位，储君之位稳固，天下人心才能安定下来。
<h3>3</h3>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李哲首度以太子身份监国。
第二年，高宗皇帝携皇后东都度假，故伎重演。临行照例命李哲留守京师，打理朝政，这一打理就一年多。也就是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哲成了帝国的挂名皇帝。
离开长安之前，高宗还特意安排了三个宰相留下来辅政，并且对太子左庶子薛元超做了一番交代：“吾子未闲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不讲！”
高宗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李哲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储君。
可是李哲并没有好好把握这一年，他把太子监国看作一个烫手的山芋，只想着早一点甩手不干，以求自安。
直到大臣们将心中的不满化作一份份奏折堆满高宗皇帝的办公桌，高宗才抽样看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些奏折的文笔良莠不齐，但主题却一份比一份来得鲜明。所有的奏折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李哲根本不配当太子，李哲当太子是我大唐的不幸。
李哲的表现让朝臣们大失所望,李哲与他的两个哥哥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对于李哲，高宗又怎会不清楚。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除此之外，他又能作何选择呢？
他从小沉湎于斗鸡走狗，喜好射猎宴游，既无出众的品行，又无过人的才学，属于皇族中典型的纨绔子弟。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亲王而言，这本也无可厚非。可是谁也不会料到，高宗和武后会三易太子，储君的桂冠最后会戴到李哲的头上。
鉴于李哲的种种表现，高宗皇帝赶紧将其召赴东都。看来再不交代两句，留守长安的朝臣就有可能会罢朝，导致帝国的权力运行停摆。真要是走到那一步，麻烦可就大了。
李哲成了糊不上墙的烂泥，让官员们大失所望。眼看着大唐帝国后继乏人，以前是什么都缺，就不缺太子；如今是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合格的太子。
高宗皇帝很是焦虑，内心的焦虑将他的病体生生拖入绝境。?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初患风眩病，委托皇后武则天处理部分政务，从此，武则天参与朝政。有人将高宗这一做法称为“持权与人”。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高宗风眩病加重，不能听政，政事皆由武后处理。高宗欲逊位于武后，遭到宰相郝处俊谏止。高宗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持国与人”。
高宗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前后判若两人，可是等到三月以后，高宗李治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他拖着日渐沉重的病体与武则天展开了传位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李治已经败了两阵，但他屡败屡战。现在，皇太子的地位，已经交给了李哲。李哲的前途又会如何呢？会不会步两位兄长的后尘？
某些有识之士，早已为他捏了一把汗。他们对李哲储位的前途，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而李哲储位的前途，事关李唐皇室的生存命脉。
在这种绝望的形势下，高宗李治并没有认输。开耀二年（公元682年）正月，皇太子李哲没处理几件朝政之事，却添了一个儿子。这也是他与太子妃韦氏唯一的儿子。于是，高宗李治萌生了争取传位子孙的想法，他将这一想法直接表现在立皇太孙这件事上。
消息传至东都，高宗皇帝自然是喜不自胜。废太子李贤早已生有三个庶子，所以高宗不是因为自己升任祖父而大喜，而是为韦妃给他生下嫡孙而喜。
李唐基业又有了新的接班人，生生不息，万世不朽。
太阳又重新升起在帝国的天空，于是他亲自为这个婴儿取名——重照。
高宗不顾关中时值饥荒，下诏改元为永淳，大赦天下。等到嫡皇孙满月那天，更是连续三天大摆筵席与群臣共贺。
高宗李治在兴奋之余，要册立李重照为皇太孙。从孩子的名字和年号来看，高宗皇帝有了新的想法，如果可能，他希望眼前这个婴儿，将来能够继承大业。
因为大唐制度上没有皇太孙之制，所以特招吏部官员来询问，表示要自我作古，创立新制。在征得有司赞成之后，正式将李重照册立为皇太孙，欲开皇太孙府，并令府官各加王府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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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从来没有皇太子健在就立皇太孙的先例，这是一种破例，这种破例显然传递出一个信号。
立李重照为皇太孙，高宗皇帝是想从宗法制上断绝武则天夺权的可能。换句话说，如果太子李哲死去，那么可由皇太孙作为法定继承人即位。
谁都看出来了，这是一个反常的举动。有爱管闲事的大臣就站出来进言：“皇上，您这事办得不太妥当，容易给自己落下话柄。”
高宗皇帝根本听不进去别人劝，既然没有先例，那就从我这里开始做起吧！
这是一个美妙的想法，但想法代替不了现实。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的人，还指望他能来照顾别人吗？别说皇太孙了，就是眼皮子底下的皇太子，他也照顾不过来了。
从理论上说，当皇太子健在之时，另立皇太孙的做法是荒谬的。
任何一个帝王，不论他的才智如何杰出，能选定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至于在既定接班人之后，又再制定接班人之接班人，这不仅是画蛇添足，而且也意味着，他那第一个接班人的选定，就是一个错误。如果不是一个错误，又何劳你再去制定他的接班人呢？
高宗皇帝真的很希望自己哪一天两眼一闭，在离开这个世界后，皇权可以平稳地过渡到李哲的手中，然后再平稳地过渡到皇太孙李重照的手里。
武则天看着面前自己的男人，微笑，无语。肉体上的折磨，已经让眼前这个男人耗尽了一生的理想与激情，还是让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多沉浸一会儿吧！

第五章 当战狼遇上头狼
<h3>1</h3>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和太平公主下嫁的同一个月，在西北边境的裴行俭大破突厥。但若驻扎于边境，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他只好撤军凯旋长安。 ? ? ? ??
同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地区发生风灾，米价暴涨，整个关中陷入饥荒状态。
九月里，又出现了尾巴长达五尺的彗星；十月更发生了可怕的凶兆——日食。
连续发生不祥事件，天下人心也随之摇摆不定。高宗忧心如焚，身体更加衰弱，几乎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全国上下都处于不安之中，唯有武则天对这种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保持一种冷静超然的态度。这对朝中官员来说，无疑是一贴失去药力的镇静剂。
高宗因病情转剧，加上神经紧张，不愿意待在因饥荒而人心惶惶的长安。
李治想搬到东都，就留下太子李哲在长安为监国，命太子少傅刘仁轨、侍中裴炎、左庶子兼中书令薛元超等辅佐太子。
此时的大唐帝国已经走到了命运转折的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
在高宗与他的不死丹药较劲的同时，唐朝的西部边境依然闹腾不休。突厥，一头不死的战狼，隔三岔五地撕咬着大唐的肌体。扯不下多少肉，也要让你流几滴血。
可当战狼遇上头狼，也只有低眉顺眼的份了。这只头狼不是别人，正是裴行俭。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西突厥再次入侵，刚回朝廷任礼部尚书的裴行俭，即刻受命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征讨西突厥。不料出发之前突然病倒，一病不起，享年六十四岁。朝廷追赠为幽州都督。
文武双全的裴行俭，也深具识人之明，任长安令之前，还是吏部的时候，一手栽培起来后来在政治舞台上较为活跃的苏味道、程务挺、黑齿常之、王方翼等人。
裴行俭出身名门望族，曾祖父裴伯凤，北周时期任骠骑大将军、汾州刺史、琅邪郡公。祖父裴定高，任冯翊郡守，袭封琅邪公。他的父亲是瓦岗军谋士裴仁基，哥哥是瓦岗军猛将裴行俨（隋唐演义里瓦岗英雄裴元庆的原型）。
他的父亲和哥哥也都是一等一的猛人，尤其哥哥裴行俨更被演绎成隋唐第三条好汉裴元庆。他们原来都是隋将张须陀的部下，猛人张须陀在大海寺着了李密的道，悲壮战死，父子二人就投降瓦岗军。
李密战败，这两父子又跟着王世充混了一段时间，一个被封为礼部尚书，一个任左辅大将军。
由于两父子能力突出，在军队号召力日益增强，当兵的可以不知道王世充，但没有人不知道裴家两父子。谁是老板谁是员工，王世充很不高兴。
王世充的高兴，裴仁基父子内心也深感不安。琢磨来琢磨去，两父子当时准备联合几个人干掉王世充，重新拥立被王世充废掉的皇泰主杨侗为君。结果事情败露，裴家被“夷三族”，也就是诛灭三族。
有人会在这里产生两点疑问：其一，其父兄被王世充所害时，既然“夷三族”，那么裴行俭是怎么活下来的？有几种可能：一是死里逃生；二是他们并非亲生父子；三是母子二人并未随军，直接潜逃了。
其二，其父兄被害的时间是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裴行俭恰恰也出生在这一年，看来他极有可能是遗腹子。即便他出生在父亲死前，那么他的出生地也只能是在山西老家，不然难逃灭门之祸。从这一点来推断，第一个疑问中的第三个答案比较令人信服，至于两地分居的夫妻是如何孕育出小儿子的——也许是母亲常去洛阳（当时是王世充的根据地）省亲，抑或是他父亲常回家看看。
总之裴行俭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比自己的父兄更为精彩。
裴行俭很小就进入弘文馆学习，贞观年间以明经科（明经是唐代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是和考进士相辅而行的。当时，以诗书取才的叫进士，以经义入仕的就叫作明经）入仕，被任命为左屯卫仓曹参军。
也就在这时，裴行俭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一代名将苏定方。苏定方是后贞观时代的用兵奇才。一个偶然的机会，苏定方无意中发现了裴行俭在军事方面异于常人，有成为巨星的潜力，就有意栽培他。
他拍着裴行俭肩膀说：“放眼天下，能让我看上眼的没几个。现如今在战场上像你这么有热情、有激情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我看好你，我愿意把我压箱底的那点用兵攻略倾囊相授。”也就是说，苏定方认定裴行俭是一个军事天才，他愿意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h3>2</h3>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八月，高宗皇帝已经下决心立武昭仪为皇后。
时任长安县令的裴行俭听到消息后，认为国家的祸患必定从此开始，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私下议论此事。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的议论刚好被大理寺的袁公瑜偶然听说，便偷偷告诉了武昭仪的母亲。裴行俭因此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
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裴行俭调任安西都护，一个外交天才应运而生。在任期间，他与西域各国的头脑们走得很近，经常出国访问，交流思想，互通有无，向国际友人宣传大唐的外交政策，我们大唐奉行与邻为善、和平共处。很多部落首领觉得裴行俭还是很有诚信的，就慕名而来，纷纷归附于他。
没过多长时间，高宗皇帝又将裴行俭从边疆召了回来，封了个司文少卿的虚职。总章二年（公元669年），裴行俭又被任命为司列少长伯（即吏部侍郎），给李敬玄当副手，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结果这一干，就在组织部门（吏部）干了十几年，他与李敬玄配合得很好，两人并称“裴李”。
说到两人在吏部工作，在这里简单介绍这一时期的唐朝用人制度。
在此之前，唐朝选拔官员的用人制度一直不太完善，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官员任用像过山车，连升三级，连降三级都是正常的。虽然说唐朝继承了隋朝以来的科举制，但科举制却不是当时最主要的入仕途径——至少在太宗时期如此。
高宗皇帝执政后情况有所改善，他很重要的一个政绩就是“重建”科举制度。读书人读来读去，只有一个目的——“货与帝王家”。听说有科举考试，大家奔走相告，这样一来，应试和中举的人迅速增多。
需要指出的是：唐朝的科举制与我们所熟知的“连中三元”不同，后者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隋朝科举制度以来，每个时期选拔人才，虽然都打着科举考试的旗帜，但在具体操作中，又都各不相同。如果非要找一个共性那就是，折腾，把读书人往死去活来里折腾。
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明清有很大差别：你好不容易通过考试，不是说你就有官做了。通过考试，只是让你获得做官的入门资格，要知道你拿到的成绩单，不是中奖券，只是入场券。
在中举后你还需要耐心地等待幸运之神的降临。
一是组织部门（吏部）的选拔；二是干部子弟（世家子弟）的竞争。十之八九的读书人，他们的梦想就倒在了这两道窄门前。
尽管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通过考试并最终走上仕途，这一时期有几个宰相是通过科举考试博得功名的，比如赵仁本、张文瓘等，但很多人带着希望而去，败兴而回。
大部分官员能够混进官场，主要还是靠祖辈或者父辈积攒的功德。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约有一千四百名基层办事人员参加了大唐公务员入编考试，结果只有二十二人通过了进士考试。事实上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生源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来自京师的国子学，但能进入这些国子学的几乎都是有钱人和名门望族（就像裴行俭）；二是被当地的州保送推荐上去的。后一条路是庶族地主参加科举考试的唯一途径，然而能够中举的人却没几个。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主持选官的黄门待郞刘祥道认为，如今吏部取士太滥，每年进入九品以内的官员竟然有一千四百多人（很多人都是混进去的），还有其他未经考试就进入九品官的则没有经过铨选；现在朝廷内外一品至九品的文武官员多达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大约需要三十年政府才能用完这么多人。建议每年限制只准五百人进入九品以内，这样便足以补充所需要的人数。
高宗皇帝觉得在理，就让官员们拿一个具体的实施意见，可组织部门担心阻力太大，最终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这些人祖上都行走于官场，让谁考，不让谁考，牵一发而动全局，谁也得罪不起。
从刘祥道的奏章中可以看出，当时选官恐怕更多的还是考虑候选人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出身。而裴行俭制定的官员考核办法，一般根据身、言、书、判，考虑资历、衡量政绩而分别授任官职。也就是说，考核干部的依据就是你曾经干过什么？干得到底怎么样？干得好，可以继续干下去；干得不好，那就请你靠边站。
具体的考试程序是，先集中考试，看谁字写得漂亮（书法好坏），功课学得如何（文理优劣）。这也就是所谓笔试。通过笔试才能进入下一轮，笔试都没过的，就被淘汰。
入选后进入面试。看你长得如何，身体可有残疾，口才如何。
入选的可以注授官职，但要征询本人意见。对那些达到录取分数线，准备注授官职的人，人事部门张贴布告，公开透明。
然后分类罗列次序，由仆射选报门下省，给事中填注情况、意见，侍郞核查，侍中审定，对不适当的提出异议，类似于今天公务员招考中的政审环节。
审定后再上报皇帝。一千多人，密密麻麻地排列出来，皇帝也分不清谁是谁爹，谁是谁儿子，顶多对前几名有个大致印象。
组织部门（吏部）再按皇帝旨意授官，这些人才算真正进入朝廷的人才库，称为“告身”。
兵部选拔武官的程序和上面差不多，考试的内容为骑马射箭、举重、负重行走。
因某种规定所限，不能参加上述铨选的，能够通过三篇文章考试的，称为“宏词”，通过三条判文考试的，称为“拔萃”，入选者可以破格授官。
黔中、岭南、闽中等老少边穷地区的州县官，吏部不组织统一考试，委托都督选择本地人补授。可以说裴行俭等人在总章年间的动作是大唐开国以来人事制度最大的一次改革。
刚刚调回京城的裴行俭敢于对那些几十年来形成的官场老“规矩”说“不”！这不能不让我们为他捏一把汗，毕竟他曾有过被贬的教训，毕竟他还只是个初到组织部门（吏部）的无名小卒，毕竟他自己也是士族子弟。
裴行俭这么做是在变相地打自己的脸，等于是自绝于同类。
在这以后的一百多年里，再没有人像裴行俭这样大刀阔斧地实施人事制度改革。
“总章选制”可以称得上是高宗时期比较突出的一项政绩，就凭这一点，裴行俭也可以算是唐朝将相之才中的佼佼者。因为这项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裴行俭当上了银青光禄大夫。
裴行俭不仅工作能力强，还是一个书法名家，擅长写草书和隶书。他曾撰写《草字杂体》数万言。高宗皇帝也非常喜欢他的字，曾经让他用百卷素绢抄写了一部《昭明文选》，闲暇之余，经常拿出来欣赏。
裴行俭曾经狂妄地说：“禇遂良如果没有好笔好墨根本就不会动笔；天下不择笔墨书写的人，也就是我和虞世南两个人吧。”
裴行俭在典选、书法等方面的才华都得到了发挥和认可。人有一技不为大才，难得的是裴行俭的军事才华也同样精彩。一个人有才到这种地步，真是让其他人没活路。
<h3>3</h3>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得到吐蕃支持的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和部族首领李遮匐进犯安西。当年西突厥遇上大唐猛将苏定方和薛仁贵，而这次他们遇上的是裴行俭。
在这次出征前，裴行俭与高宗之间有一段对话。裴行俭说：“现在吐蕃强盛，西突厥已表示与我朝修好，我们不便公开两面用兵。现在波斯王去世，他儿子还在我们这边当人质，不如遣使把泥涅斯送回国去继位。途经西突厥时趁机行事，或许可以不战而降西突厥。”
裴行俭接受了送波斯王子回波斯的任务，一路上都是风沙大漠，好一派苍凉悲壮之美。结果绕来绕去一帮人就在沙漠里迷路了，一行人三四天水米没有打牙，走得极为艰苦。
裴行俭随后召集了附近所有的酋长、武林豪杰以及富贵乡绅，对他们说：“这个地方我曾经来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经常在梦里我又回到了这里。现在，我要重温旧时光，找一些人陪我一起去打猎，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去？”
此言一出，队伍很快达到了一万多人。裴行俭就带着这一万多人开进了茫茫大漠。不久之后，裴行俭就秘密地向叛军的方向开去。
等走到离都支十几里的地方就停了下来，然后派人去问候都支。正在大吃烧烤的都支还以为裴行俭秋天才会来，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家门口，只好束手投降。
裴行俭暗度陈仓，不但没有费一兵一卒就平息了叛乱，而且还带回几万人的军队。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东突厥又有余众反唐，薛仁贵奉命前往云州，结果斩获三万余人，完美收场。回到代州（今山西代县）不久，薛仁贵就患病死去，终年七十岁。
西境战争连绵，东境本来也一直不安宁，高丽余众不断有反叛。其中让高宗愤怒的是新罗，这是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小国。过去经常被百济和高丽两个流氓大哥欺负，每次都是唐朝出手相助，现在居然派兵助高丽余众与唐军作战，还公然占据已归唐朝管辖的百济旧地。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高宗派刘仁轨领兵征讨新罗，把这昔日的小兄弟狠狠教训了一顿。新罗一看问题闹大了，赶紧派使者到长安来谢罪。西境突厥、吐蕃方面的压力太大，东边高丽余众又一直反叛不断。
这时候的唐朝边境就是一张晴雨表。不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就是西边日出东边雨，要不就是东西两边下不停。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唐廷将安东都护府移到辽东城（今辽宁辽阳），默认新罗独占半岛，对部分高丽旧地也放弃了直接管辖，而只是让亲唐分子去打理。
在高宗朝对外战争的初期，因为取胜容易，战争时间短，平民百姓都希望上战场立军功取功名。有的甚至“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不用国家给补助，自己倒贴也要去参军。唐诗有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随着战线拉长，仗也打得没完没了，民众的厌战情绪逐渐抬头，兵源也进入了枯水期。武则天的息兵建议，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战争不光是战争，还要考虑国力、民力，要有远交近攻的总体战略。
武则天考虑的这个“息兵”政策，并不是主张放弃强大国防、全面收缩，而是主张对国际关系要有理性的处理。
当时唐朝的周边关系，与我们今天正好相反。当时东部的敌人，无论从国力、战略纵深还是作战特点上，都不会对唐朝本土构成太大的威胁。
新罗就是再忘恩负义，也不过就是想在半岛上当个统一的老大，还不至于跑到唐朝的本土来攻城略地。因此，东边并不是唐军的防御重点。
威胁最大的还是来自于西部的两大强敌——突厥余部和吐蕃。
一个拎着马刀要复仇，一个要扩张，都在咄咄逼人的崛起过程中。大唐的西部领土是他们窥伺已久的，因此必须全力拿下。所以这时候唐朝的防御压力，都集中于西部地区。
这一时期，高宗皇帝与武则天联合执政，其实两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还是有所区别的。
当年征讨高丽，高宗兴奋得跃跃欲试，差一点儿就要亲自率军队奔赴前线。而武则天则公开上表劝阻，用朝中舆论的力量制止了他。武则天单独执政时期，一直坚持奉行息兵政策，她并不是一个喜欢穷兵黩武之人。
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大唐四境渐趋稳定。高宗一朝，边境共设有五大都护府。大唐的声威，远播欧亚。这一时期大唐帝国的疆域达到了极盛。
安东：初期治所在平壤，后移至辽东新城，所辖远至乌苏里江以东，包括黑龙江两岸入海口处；
安北：治所在今蒙古杭爱山东部，所辖今蒙古与西伯利亚南部；
单于：治所在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所辖今内蒙、阴山与河套；
安西：治所先在西州（吐鲁番），后移至龟兹（库车），再移至碎叶城（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所辖远至咸海；
安南：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即原来的交州都督府。史载“统海南诸国及境内诸羁縻州”，辖今越南北部、中部。
再加上后来武则天在政时的大周又设立了北庭都护府，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
这就是著名的唐“六大都护府”。裴行俭兵不血刃就平定了叛唐的二蕃，巩固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从而使唐朝与吐蕃之间再次形成了一种战略平衡。
武则天在帝国的权力场上仍然在不断地洗牌，如果我们单纯地认为，她这时候洗牌是为了“篡位”，那是毫无根据的。她现在所做的，不过是想让自己的儿子能够立得住，站得稳，并且要始终和她一条心。一条心，在一个不靠谱的世界里，比黄金还要宝贵。
此时朝廷的宰相班子，早已被整得七零八落。
刘仁轨老了，一个半夜起床端不起夜壶的老人，就是再给他一方舞台，他也只能徒留一声叹息了。中书令兼左庶子郝处俊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反武第一人，终于被武则天逮着机会罢相。
对武则天来说，她需要的是上下一心，母子同心。但同时她更需要的是像裴行俭这样的实权派，站过来给自己撑一撑门面。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所有的忠诚都是以换取自身利益为代价的。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西域再度火起。西北的突厥大搞复国运动，没有一天安宁，帝国北方马场累计损失马匹达十八万之多。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正月二十三日，高宗任命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再次出征讨伐突厥，领兵十八万，节制西军检校丰州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暕，合兵三十万，和突厥军队来一场正面抗争。
裴行俭在西北战场还没动手，西南战场就传来了捷报。五月，唐军在黑齿常之（百济归顺到唐朝的将领）的率领下，取得大胜。从此扭转战局，吐蕃败绩连连，总算给连受打击的唐高宗带来些许安慰。在西南稳定之后，唐高宗放心多了。
裴行俭继续挥师北进，大败突厥于黑山（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又名呼延谷）。
裴行俭安顿了突厥降众，班师回朝。可唐军前脚刚撤离，一个叫阿史那伏念的部落头领就自立为可汗，与阿史德温傅结盟，再犯唐朝边境。
<h3>4</h3>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初，突厥兵锋直指唐朝原、庆等州。高宗再命突厥克星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前往讨伐。
七月，裴行俭率军抵达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的陉口（即雁门关陉岭关口），按兵不动。裴行俭不是个容易冲动的人，在战场之上，他的冷静让敌人胆寒。
他先派人与阿史那伏念取得联系，要和对方订盟约，联手对付阿史德温傅，并承诺如果胜利了，地盘和部落牧民都归对方。然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给阿史德温傅，让他提防阿史那伏念的进攻。
裴行俭在其中和稀泥，让双方晕头转向，搞不清状况。两个人都以为对方暗中与裴行俭联合，要吃掉自己。
在双方一头雾水的时候，裴行俭已经开始行动。他派遣轻骑抄了阿史那伏念的后路牙山，不仅得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粮草财物，还俘虏了阿史那伏念的妻儿。然后双方讲和，裴行俭让阿史那伏念抓来阿史德温傅献给自己。
在限期内，阿史那伏念果然把阿史德温傅作为礼物献给了裴行俭。裴行俭再度得胜，把阿史二人押往京师。
裴行俭此时已经手握重权，加上门生众多，势力盘根错节。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他必将打破武则天苦心经营的权力垄断。
武则天对裴行俭这个人可以用又爱又恨来形容，爱是因为他的确是一个人才。人才不能为己所用，就是最可怕的对手。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裴行俭又兵不血刃拿下西突厥王。武则天特地设宴款待。在宴席之上，她对裴行俭说：“裴爱卿是个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全能型人才，今天我要封你一个要职。”
武则天没有食言，果然封裴行俭为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这两个官位是宰相兼大将军。两个岗位兼具文武极品，却同时赋予一人之身。
这种恩宠集于一身的做法，在官场上并不多见。这时候的武则天太需要和自己同心同德的人。对她来说，裴行俭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接不接都是一个大问题。
在对待裴行俭这个问题上，武则天始终犹豫不决。
就在这时，裴炎站出来上表高宗：“阿史那伏念投降实际是由于裴行俭的部将程务挺、张虔勖率兵逼逐，加上漠北的回纥诸部配合南进，他是走投无路才投降的，并不是裴行俭的功劳，他哪有那么大本事。”
裴炎早就看穿了武则天的心思，他必须这么去做。武则天想用裴行俭，但又不希望他在帝国权力场上独大。
由于病体拖累，高宗此时已经处于半梦半醒之间，经裴炎这么一说，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取消了为裴行俭记大功的念头。
裴炎还不算完，他继续在高宗面前鼓吹，说这些突厥首领根本不是真心归降，是为形势所迫。
武则天对裴炎的提法表示赞同，二人就这么一唱一和。
高宗同意了，下诏把投降的五十四名突厥贵族全部斩首。高宗亮出自己的铁血手段，让裴行俭和满朝文武大为震动。杀降是有损大国威仪的举动，也开了大唐帝国不杀降将的先例。
当初阿史那伏念投降的时候，裴行俭曾经答应担保他们可以不死。
现在看来，自己的承诺不值一文。阿史那伏念为原东突厥帝国王室后裔，当年唐太宗所擒的颉利可汗的侄子。
唐廷的言而无信让突厥人非常不满，这也埋下了日后突厥贵族反唐的祸根。
伏念败亡后，余部在阿史那骨咄禄统帅下，征铁勒，犯唐境，声势逐渐壮大。于是设牙帐自立为可汗，重建突厥帝国，史称后突厥汗国，后来成为大唐帝国的头号劲敌。
算天算地却难以算透人心，裴行俭对此心灰意冷，他不由叹息道：“与部将争功，我裴行俭不愿做为古今所耻之人。现在既然归功于自己的部下，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背信弃义地杀戮降将，以后恐怕不会有人归降朝廷了。”
从此以后，裴行俭就请长期病假不上朝了，这也正中武则天等人的下怀。如果裴行俭一直执掌军权，对武则天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西突厥再度卷土重来，高宗又想到了裴行俭。可还没等到军队开拔，裴行俭就病逝于家中。
一代名将没有战死沙场，却在即将奔赴战场之际离开世界，享年六十四岁。朝廷赠以幽州大都督官衔，谥曰“献”。“献”的意思是奉献。
裴行俭当年虽然得罪武则天，但是武则天并没怎么为难于他，反而让他出将入相，为大唐帝国屡立奇功，奉献一切，包括生命。
认识裴行俭的人，无论身份高低，都痛惜他的突然离世，很多人认为立下大功的将军只追赠幽州都督，未免太不公平。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帝国的另一权臣裴炎所为。
当年反对武则天立后遭到左迁的重臣高官中，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都落得悲惨的结局。而裴行俭贬到西域之后，反而焕发了他人生事业上的第二春，在与西域诸夷作战中，博得极高的声望。他的病故，对于唐朝边境的战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六章 心中的刀比手中的刀更可怕
<h3>1</h3>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关中大旱，粮食匮乏，斗米涨到三百文钱，但对武则天来说却是个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她正想找个理由去洛阳。她去洛阳，不是为了看牡丹。这时候谁还有闲心赏花赏月赏秋香，最后的乱战已拉开序幕。
高宗的身体越来越差，看样子随时都有与这个世界说再见的可能。经历过太宗去世后政局变幻的武则天，有着切肤之痛，往事并不如烟。
她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才人武媚娘，几十年前她输得起，可今天的她输不起，当然她也坚定地以为自己是不会输的。她必须好好经营，现在形势总的来说还算风生水起。她想证明给这个世界看，女人想做到的事，通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但，她还没有完全控制宰相集团，老而不死的刘仁轨仍有一定影响力。她渴望摆脱长安城旧势力的掣肘，准备到洛阳去大干一番，开创一番新天地。
天从人愿，关中闹饥荒，她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劝说高宗李治东巡洛阳。
因洛阳的漕运之便，库存了大批从江淮运来的粮食，可以解决政府官员的吃饭问题，从隋代开始便有关中灾荒赴洛阳就食的传统。人来世上一遭，就为口中这点吃食，皇家之人也是人。
高宗皇帝已经病入膏肓，大多时候躺在床上。这时候高宗的饮食起居，基本上被武则天一人控制，没有她点头，谁也近不了高宗的身。
去是肯定要去的，但问题又来了，长安距离洛阳，千里迢迢，谁来保驾护航？
因为之前的裴行俭事件，朝廷与军方的关系有些微妙，武则天也不愿让不为己用的军队前往洛阳。但是没有军队护驾，那么沿途该找谁来护驾呢？?
武则天找到了新提拔上来的监察御史魏元忠，要他负责沿途的安保工作。
魏元忠抓破脑袋也想不通，皇帝和皇后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是觉得自己有培养前途，还是想把自己锻造成为大唐帝国的第一保镖？
魏元忠别无选择，作为一个文官，他没有亮出自己的肌肉，那不是他的长项。
很多时候，握在手中的刀并不可怕，而长在心里的刀才是最要人命的。无数实践表明，文官只要脑子开窍，用语言和文字同样可以千里之外取人性命。魏元忠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以黑止黑，以暴制暴。
魏元忠临时打开了长安、万年两县的监狱，准备从中选调一些特殊人才。结果没有令他失望，他很快就找到了需要的人，一个监狱里最有“权势”的犯人。
魏元忠很容易就从中揪出了那个手段狠辣、地位明显高于其他人的“带头大哥”。打听之后，此人果然是江湖黑道出身，好几宗跨省大案要案与他都有关系。打开枷锁，呼兄唤弟，好吃好喝。酒过三巡，魏元忠拍着对方肩膀说明来意：“皇帝要出门，需要天字第一号保镖，干好了，不光可以免罪，还可以混上一官半职。”
这个人乐了，笑容里透着十足的流氓劲。能够有机会给当今皇上当保镖，做流氓能做到他这个份上，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魏元忠发给他一套官服袍带，让他赶紧召集黑道上的兄弟，准备随时上路。就这样，黑社会人士摇身一变成为皇家保镖。沿途盗贼看见保驾护送的竟然是自己的带头大哥，均不敢前来骚扰，一万多人马就这样顺利抵达东都洛阳。武则天感叹地说：“用强盗护驾，也亏他想得出来。魏元忠真是知人善任！”
堂堂大唐皇帝还不及一个江湖人物能够镇得住三山五岳，原因很简单，当时饥民实在众多，而羽林军数目相对较少，人数过分悬殊之下，皇家卫队的威慑力严重不足。当时正闹饥荒，民以食为天，当人们饿着肚子的时候，还管什么天皇天后？
皇帝事忙，短期内再临洛阳的机会不多，但江湖人物是地头蛇，随时山水有相逢，正是官府在远，拳头在近。乱世时人们宁可得罪皇帝，也不敢轻易得罪那些通吃黑白两道的黑道大哥。由于起程紧迫，粮草准备不足，竟出现了皇家卫队饿死在半道上的事情，但总算是平安到了洛阳。
<h3>2</h3>
在武则天看来，高宗李治在仓促之间所拿出的那些限制自己权力的措施是不足为惧的，因为此时的她早已大权在握。
高宗将田游岩从嵩山带回朝堂是毫无意义的，立皇太孙李重照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这时的高宗就好比是一个大财主，在他将要出远门的时候，在自己的大门上，先扣上一把锁，然后再加上一把锁，自以为固若金汤。可他难道没有想到，自己在临行前，早已将所有权力之门的钥匙交给了武则天。
高宗这次是真的要出远门，要到他的极乐世界去了。他的身体，自显庆以后，多染风疾，越来越严重了。武则天已经预感到高宗撑不了几天了，她到了该出手的时候。
四月二十日，武则天借着洛阳粮满仓，吃饭不成问题的理由，裹挟着高宗皇帝抵达洛阳。
四月二十四日，武则天精气神大涨，采取了专项行动，一口气任命了四位宰相：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检校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
等到任命完毕，她发现问题又来了。几个新提拔的官员资历尚浅，就算他们干宰相的活，可按照大唐干部制度又享受不了宰相的待遇，不能授予他们“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名号。
不能授予名号，宰相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虚头衔。很快武则天就让他们享受到了宰相的待遇，“同中书门下三品”不好安排，那就安排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宰相们都留在了长安，只要高宗没有意见，就等于全票通过。武则天显然采取了“传说中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招。
任命诏书很快就颁布天下，板上钉钉。四位年轻资浅的四品官员被破格提拔，就此跻身宰辅行列。唐代宰相制度史上的奇迹就此诞生。
按照大唐制度，原本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拜相，武则天率先打破这一限制，提拔为相的裴炎、薛元超都只有四品官职，但也只局限于中书、门下两省，且要具备一定资历。中书侍郎薛元超为名臣之后，黄门侍郎（即门下省侍郎）裴炎属河东裴氏，都是自幼入弘文馆的名门子弟，在官场都混了很长时间，混出了一些名堂。
这次武则天任命的岑长倩和魏玄同并不是中书、门下两省官员。至于另外两位，郭正一的中书侍郎仅为检校（即代理），郭待举的黄门侍郎刚干上时间不长，完全无资历可言。
这就打破了原来任相资格的限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成为非中书门下二省四品以下的低品级官员拜相的常用头衔，到后来甚至成为唐代宰相的唯一头衔。?
从此以后，一些没有背景，没钱送礼，靠科举出身的年轻官员，也可以被破格提拔为宰相，成为班子成员。一些运气好的年轻人，通过科举考试，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人生理想，这是读书人至高的人生理想。
而那些从娘肚里含着金钥匙来到这个世界的贵族官吏，却混不过这些新贵们。若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号，即使牛气冲天的左右仆射也难混进宰相的队伍。
虽然说这是士庶合流在政治制度上的必然体现，但武则天彻底挑落了高宗身后的那道帘子，由半遮半掩的幕后走上了堂而皇之的前台。她不需要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而别人却要看她的脸色行事。权力的世界从来就是这么现实，年龄、资历和出身都不是问题，为我所用才是主要的。
武则天以高宗的名义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干部任用上的难题。在当时，一个女人能有如此政治天赋，由不得你不服。
此时的朝中几位老臣先后离开这个世界，谁也无法躲开自然的淘汰。铁杆反武派郝处俊、宅心仁厚的中书令崔知温等人的病逝，给了武则天更多的发挥空间。其实就算他们还活着，也只能给武则天上位制造些许难度，但无法改变时局。
而另一个曾反对武则天摄政的宰相李义琰也在此时被迫选择了告老还乡。他因为改葬父母有越礼之举，被人递黑状，自己主动要求回家。曾经的反武派，走的走，死的死，留下的已经所剩无几。李治已经顾不了太多，他已经做好了将手头工作完全交给太子的准备。
太子李哲这时候在做什么呢？他一直留守于长安，在干一件很有前途的工作——监国。当时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还留在他的身边辅政。
武则天对李哲所组建的东宫班子还是非常放心的，这时候的刘仁轨年迈体衰，只挂名无法再操劳政事。裴炎和薛元超分掌中书门下二省，都是自己的人。
薛元超当太子老师当得疲惫不堪，再这么耗下去，早晚会被太子李哲活活折磨死。被逼得毫无办法，他只好跑到洛阳找李治和武则天诉苦。你们再不管一管太子，将来是要出大事的。
如果单从工作层面上来看，薛元超算是爱岗敬业的典范。辅政还算尽心尽力，教育太子也算恪尽职守。他曾经给太子一封信《谏皇太子书》，在这封信里他希望太子按天后的要求做人，不要辜负天后的期望。通篇没有提过高宗李治。
由此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武则天的威望已经赶超高宗李治。当然他的这种观点已经在朝堂上下形成了一种共识。李家朝堂是武家女儿在当家。

第七章 后高宗时代：谢幕与登场
<h3>1</h3>
第二年夏天，也就是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飞诏皇太子前往东都，一方面便于管教，另一方面高宗当时已经病危，也有交代后事之意。
李哲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因为他的老师薛元超在长安也病得不轻。
没过多久，身为帝王师的薛元超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去世了。如果放在几年前，薛元超的去世一定会让武则天感觉痛失英才。
时过境迁，眼下武则天的智囊团早已人才济济，不缺一个薛元超。
薛元超这辈子活得也挺辛苦，先是削尖脑袋依附于李义府，结果李义府垮台，自己也落得被贬外放，接着又抱上上官仪的大腿，结果上官仪因为废后事件而掉了脑袋，他也跟着倒霉。
历尽磨难，终于靠上武则天这棵大树。凭着自己一肚子的锦绣才华和过人的谋略，扳倒了章怀太子李贤，才得以重用。
跟随皇太子赴东都的还有宰相裴炎。现在众宰相中唯一对武则天不以为然，而武则天还有所顾忌的只剩下老臣刘仁轨。刘仁轨已经八十多岁，无法再全身心地投入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可一天没有离开，他还要有事没事在眼前晃悠，让人看着难受。
武则天将其留在长安，辅佐皇太孙留守京师。
高宗皇帝不是想立皇太孙确保李家天下吗？那就让一位行将就木的老臣去辅佐那个年仅两岁的婴儿吧。一个走路都不稳的孩子能翻得起什么风浪？
现在皇帝、皇太子和除刘仁轨之外的所有宰相，都已聚集到了洛阳。至此，武则天组建新政府的计划宣告完成。?
裴炎到达东都，在他的穿针引线之下，程务挺和张虔勖投靠了武则天，分别出任左右羽林军首领。武则天渴望掌控政权和军权的梦想，终于得以全部实现。
有生以来，武则天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如此强大。广袤的天地从东都洛阳的丹墀翠辇延伸开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那些曾经嘲笑过她一女侍二夫的名儒，那些轻贱过她不过是暴发户之女的清贵，现在都臣服于她的脚下，脸上写满敬畏和惶恐。
武则天冷峻的目光像刀锋划过每个人的面庞，她仿佛能从中看透有多少真心与假意。华贵的裙裾默然拖曳过冰冷的长阶，她现在距离权力的巅峰，只差一步。?
她长期缠绵病榻的丈夫，那个叫李治的男人，现在已经快要与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是他陪伴自己度过三十年惊涛骇浪般的岁月，是他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人非草木，又怎会没有一点感情？
只是武则天不会知道，即使再次重生，一切可以重头来过，她也无法再寻回原来的自己。纵然是三十年相濡以沫共度患难的夫妻，他也并不清楚妻子此刻的雄心壮志。他回不去了，她也回不去了。
随着高宗病情的日益恶化，武则天行事越发谨慎小心，现在连宰相也无法轻易见到皇帝了。高宗皇帝身体状况的每一次细微变化，都牵扯着武则天的神经。每一次诊病，武则天必然亲临现场。?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的身体越来越差，随时有离开这个世界的可能。
武则天对高宗的身体状况还是充满信心的，这几十年来，死去活来都折腾好几回，胆子都被吓大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人说，武则天希望高宗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自己好上位，那他就是不懂政治的。
武则天根本没有必要急于让高宗李治先行死去，此时的武则天已经参政二十三年，和高宗并称二圣也将近二十个年头，号称天后也快有十年，她的权力一直稳中有升。这时候的高宗李治根本构不成她权力上升的障碍。
虽然中间有过废后的一时激愤，但夫妻总归是夫妻，别人想在中间插一杠子，基本上很难。
武则天还有个特浪漫主义的想法，就是想和高宗皇帝携手再举办一次封禅大典。她念念不忘当年自己带着一帮后宫妃嫔封禅泰山的无限风光。
泰山封禅大典是高宗帝王生涯里最辉煌最美好的人生记忆，作为当年登临神岳的同行者，武则天深知泰山封禅在李治心目中的位置，那是向普天生灵宣彰帝王功德的颂歌，在高山之顶俯瞰苍茫国土聆听百鸟啼啭，是君临天下者最为淋漓的一场极致体验。
当然那美妙绝伦的时刻，也成了武则天在洛阳宫之夜最具诗情的梦境之一。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高宗李治欲往嵩山再度封禅。高宗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武则天响应。她计算着泰山封禅以来的匆匆流年，她说：“十五年来国运昌盛、百姓安泰，这是东岳神山的保佑和庇护，陛下如今再往嵩山封禅，上苍或许会再赐大唐十五年的太平盛世。”
洛阳离嵩山不远，就近搭台唱大戏，武则天就在嵩山之南筑起了一座“奉天宫”。
“奉天宫”还没落成，就有人站出来反对。谏言者是监察御史李善感。那些谏言者大多有着多愁善感的潜质。
李善感不同意这样做，他的理由是：这几年灾害连绵，民不聊生，突厥人三天两头骚扰边境，帝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升级。朝廷还要劳民伤财地大搞形象工程，这种不顾天下黎民死活的做法太让人失望了。李善感没有绕弯子，直来直去，有一说一。
有官员说，李善感这种当面让执政者下不了台的直谏，在朝堂上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听到了。轰隆一声响，群情振奋，史称此谏为“凤鸣朝阳”。
<h3>2</h3>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正月，天皇与天后视察了刚建好的奉天宫。他们很是满意，于是开始筹备封禅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十月秋高气爽的天气，天子圣驾仿照多年前封禅泰山时的仪式和行列，浩浩荡荡地离开洛阳宫。有心的官员已经看到龙辇上的皇帝了无生气，那感觉像是霜打的秋叶。官员们的心为之一紧，他们不得不为皇帝的健康而心生忧虑。
武则天虽然难掩兴奋，但她还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私下反复交代太子李哲，嵩山并不遥远，可你父皇的病体令人担忧，路上要随时做好歇驾停宿的准备。
到了奉天宫，高宗的病症迅速恶化，头痛欲裂，几近失明。参与封禅的大队人马只好沿原路返回，封禅大典推延至来年春暖花开。太子李哲惊异于母后先知先觉的能力，她的所有忧虑后来都一一被事实所印证，父皇果然在封禅途中一病不起。
武则天急召御医秦鸣鹤前来诊疗。秦鸣鹤仔细观察高宗的症状后，马上作出诊断“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所谓风毒上攻，就是脑部血管压迫到视觉神经。所以，只要适当释放脑部淤血，便能恢复视力。
秦鸣鹤并非中土人士，是来自大秦的景教教徒，即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信徒。秦姓来自于大秦国名，鸣鹤则是圣经中十二使徒名的叙利亚语读法。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教徒在初唐时期大量涌入长安。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太宗接见景教教徒，允许他们在长安建造寺庙传教，这是基督教来华的最早文字记载。随着大批景教教徒来华，希腊、罗马等异国医术也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
隋唐时期的包容性极强，包括对宗教的包容。天竺佛教、波斯祆教、摩尼教等异国宗教都到大唐地盘来争夺信徒。景教也是在此时传入，面对这样的激烈竞争不能不竭尽全力，以医助教就成了他们争夺生存空间的一大法宝。
他们除了传播基督教义之外，也带来了西方的外科手术。唐人对景教教义兴趣不大，对他们的医术倒是推崇备至。据说，为失明的患者实施开颅手术，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也就是秦鸣鹤要给高宗动手术用的这一招，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来看，玄乎得让人没办法理解。
时人都认为大秦神医是用刀劈开病人的头颅，把里面的小虫捉出来，病人便奇迹般地恢复了视力，美其名曰“开脑取虫，以愈目眚”。三国时期的华佗也会，曹操头疼，华佗就建议开颅。可惜曹操生性多疑，反而将神医给杀了。
其实这不过是来自于古希腊医神希波格拉底流传下来的治疗失明的方法：“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应切开颅骨，将脑软组织分开，穿过颅骨使产生的液体全部流出。以这种方法治疗，便可治愈。”
听说秦鸣鹤要拿针在高宗的脑袋上直接放血，武则天在帘后再也坐不住了，她指着秦鸣鹤，怒道：“此人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乎！”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当年武则天隔帘骂褚遂良的场景:“何不扑杀此獠！”
躺在床上昏沉如植物人的高宗发话了：“医生谈论病情，不应该怪罪。我头疼得实在是受不了。我已经决定了，秦太医，你尽管施医，不要再有顾虑了。”
高宗头痛难忍，死马权作活马医吧。既然皇帝开了金口，也就打消了秦太医的顾虑。他取出绣花针，针刺“百会”和“脑户”二穴。也就是一炷香的工夫，高宗开口说话了。
御医秦鸣鹤大胆而独特的针灸泻血术使高宗的双目恢复视觉，武则天重重赏赐了秦鸣鹤。秦鸣鹤怀着忐忑的心情接受了武则天赏赐的百匹彩帛，但他从皇后那双冰冷的目光中感受到的却是一种质疑。
武则天不相信一根银针可以拯救高宗日益枯萎的生命，她不相信御医，只相信自己的判断。无论如何，她要让高宗安然返宫。
武则天的命令强硬之中又透出非凡的理性，她说：“我不求起死回生的灵丹仙药，但要你们保证让天子安然回宫。”秦鸣鹤等四名御医后来免于责罚，是因为高宗没有像人们所忧虑的那样驾崩于驿路上。
高宗回到了洛阳宫，但秦鸣鹤的神针对病入膏肓的高宗已经无济于事了。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皇帝和普通老百姓是一样的。中国有句老话，阎王要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秦鸣鹤医术再高明，也只能救一时。
高宗返回东都，官员们闻讯组团汇聚在天津桥南拜迎，为高宗祈福。
这一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百姓踏着冰雪在洛阳宫前的街市上聚集或奔走。为了祈祷天子染疾之体早日康复，在武则天建议下，大唐年号再次更改，永淳改为弘道，也就是要弘扬道家宗旨，希望上天能够体恤苍生，为病榻之上的高宗皇帝冲冲喜。
诏书里还特别肯定了武则天的政绩，说她“言近而意远，事少而功多”。
官员都能体会到高宗皇帝的良苦用心，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要为稳定自己身后的局面造舆论。不能等到他两眼一闭离开这个世界，留下孤儿寡母任人欺负。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高宗皇帝对武则天的最后一次眷顾。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宫里传出一个令人无比振奋的消息，高宗天子将亲临洛阳宫正门则天门，向洛阳百姓宣读大赦天下的诏书。但在皇帝被扶出宫门后，却因气逆不能上马，只好被抬上门楼。
当洛阳百姓看见面目浮肿的天子出现在则天门的门楼上，群情振奋。天子宣诏的声音细若游丝，淹没在臣民们虔诚的欢呼声潮里。虽然他们无法清晰地看见天子脸颊驻留的回光返照之色，但是他们依然庆幸能够有机会亲睹天子龙仪的瞬间。
当高宗李治吃力地宣读完诏书，身边的大臣们关切地围拢过来，那张让他心折千次又心死千次的熟悉面孔，再度映入他的眼帘，仍然是她，他的妻子，大唐的皇后——武则天。?
当然是她。除了她之外，他还能奢望看见什么人呢？高宗李治只有苦笑连连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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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李治又回到了他赖以生存的病榻之上，只有那里才是属于他的真正归宿。外面人群的欢呼声如海浪般将他淹没，天后武则天安静地守候在他的身边。?
“咱们老百姓，今天高兴吗？”他轻声地问着皇后。?
武则天流泪答道：“皇上大赦天下，老百姓没有不感恩的，没有不高兴的！”?
“百姓高兴就好，我的生命也该走到尽头了。”高宗李治深深地叹息，“天地神祇如有灵，愿能延我一个月的寿命，让我能生还长安，死亦无憾！”这是史书记载的高宗李治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心愿。
在生命的终点，高宗李治想到的是能够活着回长安。可是现在的他已经回不去长安了。弥留之际，他也只能在恍惚而忧伤的回忆中静静地遥望着长安。当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烟云和人世沧桑从他的眼前如电影画面一一飘过，他无力地伸出手，想要抓住什么，可终究什么也没有抓住，最后只有无力地垂下了手。
当晚，高宗急召宰相裴炎入贞观殿，口授遗诏，指定他辅政。后事交代完毕，高宗于当晚驾崩，享年五十六岁，时为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四日。
这一年，武则天六十岁，太子李哲二十八岁。高宗驾崩，武则天也随之成为太后，高宗时代正式结束。
对于高宗之死，武则天是十分悲痛的。追昔抚今，一幕幕如烟往事在眼前浮现，一切恍若春秋一梦，梦醒已是华发初染心事苍茫。
在高宗灵驾返回长安之前，武则天亲自撰写悼文《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其中一段这样写道：“瞻白云而茹泣，望苍野而摧心。怆游冠之日远，哀坠剑之年深。泪有变于湘竹，恨方缠于谷林。念兹孤幼，哽咽荒襟。肠与肝而共断，忧与痛而相寻。顾慕丹楹，回环紫掖。抚眇嗣而伤今，想宸颜而恸昔。寄柔情于简素，播天声于金石。”
文字饱含情感，可谓字字带泪，寄托了武则天的眷恋和哀思，不像是硬着头皮做出来的官样文章。高宗皇帝虽然不是一个明君圣主，但是他对武则天的情感是真挚的。
虽然高宗在韩国夫人母女方面做过令武则天伤心之事，但武则天还是谅解了他。
他们相处的三十年，高宗在情感上并没有如其他君王那般到了泛滥的程度，他视武则天是他唯一的妻子，这在君王制度下是极其少见的。
高宗走了，从她身边永久地离去。坚强的武则天突然像失去了精神支柱，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后宫，武则天感到可怕的孤单，那个硕大的龙床和龙椅上空空荡荡，那个陪伴她三十多年的虚弱但不失英俊的男人永久地去了。
她的几个孩子除女儿外，都对她没有温情，甚至没有情感，被皇宫的制度隔得很遥远。如今，能体贴她的唯一的女儿也嫁与他人，住进了驸马府，也被皇家制度隔离着。这使她陷入孤独伤感和自怨自艾之中，无法自解。
当她还是太宗才人时，太子李治就向她投去热情的目光；当她在感业寺枯守青灯时，又是高宗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臂，把她从绝望中带回恩宠加身的后宫；高宗还帮她击败了众多的对手，让她参与朝政。没有高宗，她不可能当上皇后，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
武则天枯坐于高宗灵柩前守灵三个昼夜，其间未曾合眼休息，围观者无不为之动容。武则天最为溺爱的太平公主哀求母亲下榻时，武则天说：“我现在不能入睡，我在细想许多家国之事，你是不懂的，你的兄弟们也是不懂的，你们可以高枕无忧，而我做不到。”
当身受天子临终之托的侍中裴炎前来劝时，武则天突然大放悲声：“天子既去，社稷已在飘摇之中，大唐前程就仰仗裴侍中你们这些重臣了。”
武则天打破了历代皇帝的陵墓前不竖碑的惯例，专门为高宗皇帝树立了一块巨型石碑。碑石取自西域于阗，高七米多。碑身有七节，榫眼扣接，连为一体，俗称“七节碑”。碑文《述圣记》由武则天亲撰。武则天在碑文中，将永徽以来的所有政绩，统统归功于高宗。
高宗时代结束了，但接下来该是谁的时代呢？当然是高宗的皇子的时代，也是武则天儿子的时代。但是武则天对自己的这两个儿子毫无信心，这也是她在悼词中说的，“念兹孤幼，哽咽荒襟”，“抚眇嗣而伤今”，这也的确是她的心声。
李哲和李旦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他们的气魄与学识连高宗也不如。
高宗有她这个贤内助在旁辅佐三十年，才能够有今天的局面。有谁能够帮助她这两个儿子？念及此，她不由得“哽咽荒襟”。
高宗临终嘱托，让侍中裴炎成了宰相中唯一的顾命大臣。裴炎也由此卷入了帝国高层政治的斗争旋涡。裴炎说：“天子遗旨令微臣忠心辅佐太子，但朝政之舵还需圣明的天后把握左右，这是天子遗旨，这也是大唐永保太平盛世的保障，微臣对此坚信不疑。”
此时的侍中裴炎是武则天最为信赖的政治伙伴，裴炎从高宗皇帝手里接过的遗诏，玄机暗藏。日后大唐政坛的诸多波澜，都是从这里荡开涟漪，最后泛滥成灾。
高宗留下的遗诏，如果去掉那些自我标榜的华丽辞藻，其实就表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太子即位事不宜迟。让太子在自己的灵柩前即位，自己的葬礼即是新皇的登基大典。
二是武则天要逐步淡出，不能一直把持权力。新皇帝执政后，“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所有的玄机都落在第二条上，这句话貌似抬高武则天的地位，实则不然。其实高宗在临死前，内心深处是有挣扎的。一边是陪伴自己一路走来的皇后，一边是大唐的百年基业。他想左右兼顾，可又谈何容易？为难归为难，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是做出了理性的选择。
凭着多年的夫妻情和战友情，高宗对武则天的政治手段和执政能力颇为信任。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以来，他和武则天既是夫妻，更是战友，两人携手在黄金时段演出了一幕幕夫妻档的好戏。他看着当初那个泪眼婆娑的武媚娘由弱变强，由强变刚。一个女人被时局淬炼成了一个政治老手，一把锋利的刀。
既然高宗如此推崇武则天的政治表现，却为何不直接将其推向临朝称制的位置，然后等条件成熟再还政于嗣君？
高宗后期因为病情趋于严重，武则天俨然就是皇帝助理。这种权力塔尖上的双人舞，让帝国的官员早就心忧不已。太常丞李嗣贞曾经劝谏：“祸犹未已，主上不亲庶物，事无巨细决于中宫，将权与人，收之不易。” 而深受高宗信赖的尚书左丞冯元常也曾密言“中宫威权太重，宜稍抑损”。天皇虽然没有采取断然措施，但是这些官员的话还是让他内心有所震动的。
高宗对官员提出的这些意见还是认同的，无奈一天到晚和病魔做斗争，哪里还有精力腾出手来压制武则天？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高宗皇帝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这道遗诏上留了一手。
但是高宗哪里会晓得，这一手会成为武则天日后迅速上位的助推器。
遗诏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剥夺了武则天的执政权。不仅没有让她摄政（临朝称制），甚至不让她再过问政事——军国大事，如果新君能“决”，那就不需要劳烦天后了。
高宗皇帝想借死后皇位更替的机会，解决生前未解决的问题。他想让武则天从此从台前走向幕后，直至完全退出权力舞台，让自己的接班人新皇李哲能像个男人那样去战斗。

第八章 神秘遗诏引发的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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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哲从来就不是当皇帝的料，完全是论资排辈，轮到了他而已。
这一点连李哲自己也这么认为，更不要说武则天和那些朝臣们。三年半的太子生活，让他不胜其烦。不要以为谁都想要当这个皇帝，那会没有一点私人空间，天天与一帮老谋深算之人斗法。
李哲就算再不济，也得赶鸭子上架。太子已经三易其人，再换就不利于安定团结。况且四皇子豫王李旦的年纪还小，又没有特殊的功绩，没什么可立为太子的过硬理由。
正是出于对接班人的忧虑，高宗皇帝才提出了“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的原则，这是迫不得已的制衡手段。这也是高宗考虑多时，在临终前与裴炎定下的基调。从中可以看出高宗皇帝的良苦用心，对武则天的防范和对李哲的制约，他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全。
聪明如武则天，又怎会解读不出这道遗诏的奥妙所在？自己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只是一个挂名太后。她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以她的性格和二十多年来的习惯，如何能甘心就此放手。
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甘当配角的人，高宗皇帝驾崩以来，她没有一天不在考虑是退还是进的问题。退，显然不甘心；进，则要尽快获得独立的执政权。虽然她的势力已经大到完全可以这么做。只要她一句话，一切都会尘埃落定，但她没有选择这么做，她要收服的是天下人心。
武则天不愿意公开违背高宗的遗诏，对死去的高宗，她是有所顾忌的。
如果我们这时候回头看，在高宗皇帝执政的最后日子里，武则天的野心并没有大到篡国的地步，她对与高宗的夫妻档的模式还是很满意的。
对她来说，她虽无最高统治者之名，但已有最高统治者之实，她并不想冒险打破这种格局。所以她还是真心希望高宗的身体能尽快好起来。
因为高宗一旦撒手西去，形势将有怎样的变化谁也摸不准，搞不清。包括自信满满的她，心里也不免忐忑。
她对权力的更进一步野心，应该是在高宗驾崩之后。失去权力的危险和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同时降临在她面前。这一次，她绝不会再犹豫。
当然，这种思想的转变，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在高宗死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完成的。高宗皇帝在与不在，大不一样。一些诡异之事，在高宗的丧期里就开始频频发生。
按照高宗遗诏的部署，太子李哲应在十二月初六在灵柩前继位，七天后正式册立为新君。按照古代惯例，在这几天过渡期内，虽然还没正式册立，但只要嗣君是成年人，就可以发号施令。国家一天也不能停转。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唯一的顾命宰相裴炎，会在这时候突然插上了一杠子。
这一杠子直接就撬动了大唐的根基。裴炎这一杠子是在嗣君即位的第二天亮出的，他提出，嗣君既然还没有正式受册，也没开始听政，那么就不应该发号施令。
这几天的国家大事，应该由宰相奏议，然后由太后武则天以“天后令”的形式，下达门下省执行。
这是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建议，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裴炎就这样成了改写大唐历史的人物。他的这个建议，其实并无前例可循，以前都是老皇帝一死，太子就成为实际上的新皇帝并开始执政，大臣们也不会产生什么异议。
更让朝臣们不解的地方，裴炎的这一建议与高宗遗诏的内容正好是相反的。高宗遗诏中说“军国大事不决”之时，才听取天后武则天的意见，而裴炎的建议则是任何事情都由宰相议定，然后呈报武则天，再由武则天发话。
武则天发出的“天后令”又是下达门下省的，裴炎这个侍中，恰好是门下省的首长，同时宰相班子的“政事堂”也是设在门下省。
这样形成了一种什么状况呢？大唐的政令由武则天和裴炎共同把持。
所有的人都嗅出了山雨欲来的气息，所有的人都在静观其变。本来高宗皇帝去世，最高权力者应为嗣君李哲。现在裴炎无中生有，让自己和武则天瓜分了最高权力，刚刚继位的新君竟然完全被架空。
高宗皇帝的一句遗言，让武则天为失权而闷闷不乐。裴炎此议一出，又让她精神为之一振。裴炎，武则天在心里反复念叨着这个名字。
武则天开始留意裴炎这个人，那些反对武则天的大臣们也开始留意这个人。裴炎，字子隆，绛州闻喜（山西闻喜县）人，史称他“宽厚,寡言笑,有奇节”。
他出身于名门“洗马裴”家族，其父裴大同，曾任洛交府（今陕西省富县）折冲都尉，是个军官。裴炎幼时就勤奋好学，在被补为弘文馆（设在门下省的贵族子弟学校）学生后，每遇休假，其他同学大多出去游玩，他却埋头苦读。
弘文馆的学生谋官很容易，但他并不满足于随便谋个官差，他有着更为远大的志向。
他在学馆发奋读书十年之久，尤其精通《左氏春秋》和《汉书》，对历史和官场规则了如指掌。
他的仕途还算顺利，明经及第之后，最初任濮州（山东省鄄城）司仓参军，后历任御史、起居舍人、黄门侍郎，并于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入相。
从这个人后来的言行看，他是忠于李唐社稷，反对武则天专权的，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使出了这么一个大大的昏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他这么做，明摆着是给武则天送去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这更像是一次无巧不成书的偶然事件，而这场偶然事件差点就要了大唐的半条命。要知道裴炎集团此次在利益的取舍上与武氏集团是不谋而合的，他们都想废掉嗣君李哲。
裴炎是想立李旦，而武则天想的却是夺回失去的权力。双方求大同存小异，便联手对付新皇帝。裴炎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宰相班子的权力，恢复以往的宰相议事权。
为了争取那么一点点利益，却双手奉送给武则天这样一块大饼，实在是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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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八岁的太子李哲正式登基，是为唐中宗，同时尊天后为皇太后。
李哲虽然在名义上成了一个皇帝，可他这时候仍然处于服丧期间，因此朝政大权自然还是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
裴炎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提议，被武则天欣然接受。大小政事仍取决于武则天的意见，“太后令”仍然是帝国的最高号令。继位的新皇帝只能摆个空架子，而无实质权力。
对这个状态，群臣也没有办法。因为在十二月底之前，是嗣君的守丧期。在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的措施和手段。
月底之后，武则天要不要还政？这才是各方都关注的一个问题，恐怕也是武则天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然而，按照遗诏“以日易月”的规定，民间服丧一月，李哲只须服丧一天。所以，最迟也要在新年到来之际，武则天就必须将朝政还于李哲。
除非这时候武则天真有“还政于君”的心思，否则她必须在这短短二十天里和时间赛跑。她所要做的，就是要利用手中短暂的过渡性权力，全面掌控局势，以便在新君李哲脱下丧服之后，仍然能够将帝国的最高权柄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对于武则天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在这段时间内，着手办好几件事。
前朝嗣皇帝年幼而太后“临朝称制”，也就是太后临朝听政，自称“朕”，且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发号施令，是母后代行君权的一种正式形式。
高宗皇帝的遗诏并没有委托武则天临朝称制之意，所以武则天没有临朝称制的根据。
由于裴炎主动送上机会，就让武则天得以与宰相沟通，以“太后令”来发号施令。这是一种母后在体制外专权摄政的形式，与太后临朝称制的合法形式不同，由此显示了武则天一贯积极主动而善于掌握时机的特质。
武则天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却做了一些重要铺垫：她加授韩王李元嘉为太尉，霍王李元轨为司徒，舒王李元名为司空，滕王李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鲁王李灵夔为太子太师，越王李贞为太子太傅，纪王李慎为太子太保。
武则天一口气加封这些德高望重的皇室成员为一品大员，目的是恐其生变而安抚人心。
同时，武则天开始调整原班宰相的阵容，她把太子少傅、同三品刘仁轨调整为左仆射、同一品，仍为西京留守；将最为信任的侍中裴炎转为掌握出旨权的中书令，连宰相议事厅——政事堂也从门下省迁到中书省，以方便他掌握和作业；将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刘景先升为侍中，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岑长倩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黄门侍郎、检校右庶子同章事郭待举升为左散骑常侍，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魏玄同转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他们在升迁之后能感恩效力。
等到嗣皇帝守丧期满的前一天，武则天又派出一批将军，前往当时最重要的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各府司共同镇守，以防非常时期有非常之变。
新君即位，天下晏然。从武则天出手的这几招，可以看出她已是谋国的老手。而大唐的时钟已经分秒失控，真正进入一个女人的时间段。
作为武则天一手提拔的高级领导干部，裴炎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力挺武则天揽权的建议，会让他和整个帝国陷入一场死亡游戏，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高宗死后的第三天，裴炎上奏，说李哲现在还没真正上岗，还在实习阶段，在没拿到皇帝资格证前，他也就没有听证权，没有听证权的皇帝还叫皇帝吗？
也就是说，现在的帝国处于权力的真空期。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宰相议政应该向武则天奏议，然后由武则天宣令于门下省施行。绕来绕去，这个朝堂成了武则天一个人的朝堂。
武则天在国丧期间频频出手，安抚王室、升迁宰相、部署地方武装。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裴炎在这次调整中捞到的好处。按照裴炎的个人意愿，武则天改授裴炎为中书令，另授刘景先为侍中；同时将宰相群议的政事堂由门下省迁往中书省。
这是唐代政治制度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改革，这一改革蕴含着两层意思。
一是门下省政事堂制度的完结；二是中书省独尊时代的来临。裴炎也由此成为唐代历史上第一位“执政事笔”的秉笔宰相。裴炎任中书令，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把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往中书省。
裴炎任秉笔宰相，每次开会议事都由他主持，貌似首席宰相。除宰相外其他台省官员如果要参加会议，必须经过首席宰相裴炎的批准，政事堂就这样慢慢由群言堂变为一言堂。
尚书省在唐太宗之后已逐渐简化为单一的执行机关，如今门下省的职权又受削弱，三省并重的局面渐渐失去平衡，中书省一省独大。
从此之后，无论是尚书仆射还是门下侍中，如果前面不带同中书门下的名号都不能进入政事堂议政听政，也就无法享受宰相待遇。
只有中书令被视为真正的宰相，不必接受这项封号，由此可见中书省的独尊地位。
这个奏议所请，除了无前例可循之外，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完全不顾高宗留下的“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的遗诏，只要是宰相奏议之事，都可以通过天后令于门下省施行。
裴炎这么做完全不合情理，如果不是为了讨好武则天，那么就是对太后的权力职责搞不清楚状况，或者就是没有把武则天放在眼里，认为一介女流很容易对付。再或者是他也只是借助武则天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不管怎样，裴炎对高宗的遗诏做了一番颠覆性的曲解。
裴炎此奏一上，武则天自然心中暗喜，高宗遗诏所带来的内心不快也随之烟消云散。裴炎的奏请，让她正式单独获得政务的处分权，当年被宰相反对的摄政权就这样轻易落入手中。
弘道元年仅被御史们在卷籍中记录了十余天，已经改元为嗣圣了。已故的太子李弘或者被逐的太子李贤如果这时候还身在帝宫，那么他们对这个资质愚钝的兄弟周王李哲仍将不屑一顾。
他们不明白，戴在父皇头上的那顶冠冕最后怎么会落在李哲那颗像石头般的脑壳上，难道这就是帝王之家的游戏规则？新皇李哲的处境极为不妙。
名义上，李哲已经登基，应该享有绝对的权力。但实际上，他上有悍母，下有权臣，各怀鬼胎。中书令裴炎、左仆射刘仁轨、侍中刘景光这些宰相们或是以武则天为大，或是持观望态度。
李哲环顾四周，茫茫然有一种茕茕孑立之感。为了摆脱目前的权力困境，李哲决意起用他的岳父韦玄贞。史家们认为中宗李哲的皇后韦氏是帝国天空中一颗可怕的灾星，日后的中宗之祸就是因为韦皇后的虚荣和野心。韦皇后的父亲韦玄贞从一名蜀地小吏一跃为豫州刺史，韦皇后始终觉得韦门封荫微不足道令她愧对门族。初登帝位的中宗李哲对韦皇后体恤有加。
李哲问：“你想让岳父大人在朝廷中担任何职呢？”
韦皇后也不客气，张口就道：“当然是宰相之职，任侍中如何？”
中宗说：“侍中就侍中吧，我回头跟裴炎他们说一声就行了。”
夫妻二人的床头话，被朝中那些喜欢背后拿政事开玩笑的官员们当作笑话传得沸沸扬扬，略显夸张，但朝中官员们对傀儡天子中宗的轻蔑由此可见一斑。
皇帝与皇后提升韦玄贞为侍中的旨意首先在中书令裴炎那里碰了钉子。裴炎力陈此事的种种弊害，使皇帝李哲大为恼怒。谁都知道裴炎其实是受了太后武则天的支持而有恃无恐。
中宗李哲没有料到，自己的一个要求会被裴炎硬生生地挡了回来，他注视左右侍臣的目光像是要喷出火来。
“朕还是大唐天子吗？”李哲逼视着裴炎问道。
“陛下是天子。”裴炎跪地而答，语气淡淡的。
“既然如此，你们这些大臣为什么不听我这个天子的？只要朕乐意而为，就是天下社稷也可以拱手送与韦玄贞。现在不过封他为区区侍中，你们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中宗这番轻佻之语令朝堂上的官员们大惊失色，面面相觑之间互相都发现一个啼笑皆非的现实：他们现在伺奉的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皇帝。
中书令裴炎不知道如何回答李哲的问题，只能默然退下朝殿，心中无限感慨。
嗣皇帝李哲见太后无意还政，自己又无法起用自己的亲信以治天下，明知此举有风险仍决定向母后发起挑战。难道李哲忘了母后的性格习惯，忘了他前面两任太子的教训？还是自以为当了皇帝，已经有能力在权力掌控上做出进一步的试探？
裴炎当天就赶赴太后宫中晋见帘后听政的皇太后武则天，对于朝殿上发生的一切，武则天虽然没有当场表态，但心中早已有了打算。
李哲竟然把话都说到了这份上，可见他的处境是何等艰难。虽然他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但在现实中却是寸步难行。如果他拥有操纵官员的实际权力，他根本用不着说这样的话。如果他不拥有皇帝应有的权力，这种话不仅是废话，而且是一句惹祸上身的荒谬之言。
武则天能够听得出来，李哲的负气之言是冲着自己来的。或许李哲早就看透了自己根本无意还政的心思，他又无法起用亲信治理天下，所以才发出那样一句负气任性之言。
看着眼前的裴炎，皇太后武则天面露悲戚之色，她不解地问：“为什么我的这些孩子不是暴亡就是乱臣，不是乱臣就是昏君？现在只有相王李旦可以承袭帝位了。假如李旦称帝后再有个闪失，又该如何是好？”
裴炎没有回答，他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在武则天自己的心里。
但无论怎样，裴炎的告发来的正是时候。李哲率性而发的话语成了他人攻击的口实，太后武则天也正在等着他犯同样一个低级错误。
<h3>3</h3>
公元684年，这一年，三个年号轮换转，让人摸不着北。先是嗣圣元年，再是文明元年，然后是光宅元年。武则天喜欢与年号较劲。
历史上的每一次改元，都伴随着死去活来的争斗和变革，而这一次却是三弹齐发。
高宗李治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年了，武则天独自掌权也快一年。步步为营的武则天，名不副实的皇帝，野心勃勃的朝臣，无边落寞的士人，都在戏台之上卖力演出。谁将是那颗明日巨星，点亮历史的天空？谜底不到最后一刻不会揭开。?
李哲现在终于做了皇帝，韦氏成为皇后。可他总觉得缺少什么，自己像是太后武则天花钱请回来的钟点工，按时上朝散朝，摆个造型在那里杵着。不是说权力的巅峰，只能容得下一个人独行吗？不是说天大地大，皇帝最大吗？但他丝毫没有感觉到作为皇帝的荣耀和快乐。
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武将，没有一个不是武则天的支持者。上上下下，铁桶一般，自己虽是名义上的皇帝，却卡在中间，动弹不得，处境比当年的章怀太子李贤也好不到哪里去。
章怀太子李贤至少上面还有个维护儿子的高宗，还有一批忠心于太子的东宫僚属，而他李哲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孤家寡人，一个挂名皇帝而已。
李哲当太子的时间不长，忠心于李唐皇室而又能说得起话的只有一个刘仁轨，但他远在长安。高宗后期，太子之位像是被人施了魔咒，成为一个风水轮流转的死亡游戏，每一次废太子都会连累东宫亲近大臣遭到贬黜。久而久之，人们不愿和太子走得太近。更何况李哲不会做人，做太子期间种种令人失望的表现，更让人不敢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寄托到他身上。
在这种患得患失心态的驱使之下，大多数东宫官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挂个名字混日子而已。在其位都不愿意谋其政，更何况那些不在其位的，也只有站在一边看热闹的份。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属东宫僚属田游岩。
不要说为太子保驾护航，就是看见李哲身犯险境也是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完全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正所谓，唯唯而无一谈，悠悠以卒岁月。
中宗李哲名为皇帝，可实际上他在权力场上是真正的无人可依。以裴炎为首的宰相集团更是拿他这个皇帝不当回事。在他们眼里，在这个舞台上，豫王李旦比李哲更适合当皇帝。
李哲也试图拉拢过羽林军，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并没有成功。放眼朝堂之上，竟然没有一个有影响的官员站在自己身旁。面对武则天，李哲也只有认命。
如果我们在高宗诸皇子之中搞一个选秀，李哲就是累死，也难以成为胜出之人。目前的局面，就算聪明过头的章怀太子李贤回来也无能为力。
裴炎是中书令执政事笔的首席宰相，侍中刘景先与他私交甚好，对于几位新任命的年轻宰相，裴炎基本上都能控制。
如果李哲真的把他的岳父提拔为侍中，掌控具有封驳权的门下省，那么裴炎的地位将会大打折扣。裴炎根本就没把李哲放在眼里，而李哲也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李哲的认知世界里，皇帝应该拥有无上的权威。可轮到自己，一切都变了。
在太后武则天的权力笼罩之下，自己手中的皇权不过是一个幌子。现实世界的无力感，让他心生颓废之意。反正这个皇帝也不值钱，索性就口出妄言，说让自己的岳父韦玄贞也过把皇帝瘾。
武则天正在琢磨如何将李哲手中的权力一步一步夺回来，裴炎的告发来得正是时候。李哲以为做了皇帝就可以信口开河，他错了，皇帝说错话，有时候问题更严重。这时候离他“转正”还不到一个月。?
武则天和裴炎私下商量，既然不足月，干脆直接将其废黜。在这次行动中，裴炎不由自主地落入武则天所布下的圈套中。
裴炎与武则天之间的密谋，是一场极其艰难的谈判。问题并不在于废黜李哲，对于这一点，双方的观点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废黜李哲之后，帝国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权力格局？武则天临朝称制，还是让李旦登上帝位，享有一个皇帝应该享有的权利？
裴炎等帝国重臣梦寐以求的是拥立李旦。而对于临朝称制，他们不会有任何兴趣，不仅毫无兴趣，而且持反对态度。
在他们看来，临朝称制比李哲当皇帝更让人失望。裴炎集团的目的，便是拥立豫王李旦。而要拥立李旦，就必须把李哲赶下台。
而要实现拥立李旦，废黜李哲，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因为现在是李哲地位不够稳定的时候。第一，他刚刚即位。第二，他的亲信不处于掌权地位。但是，随着时日的增加以及亲信的起用，李哲的帝位将逐渐稳定。裴炎集团如果要实现他们的政治纲领，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过了这个村，没了这个店。
武则天对裴炎的内心吃得很透，在双方密谋的过程中，她并没有提出要临朝称制。她同意裴炎等人的要求，在李哲既废之后，立李旦为帝。武则天的这种态度，驱使着裴炎等人为她继续卖力。他们或许以为，梦想就在前方。
为了保证计划万无一失，裴炎又拉来了一个关键人物——中书舍人刘祎之。
刘祎之是当年武则天组建的北门学士中的领军人物，既是武则天的心腹，又是豫王李旦的老师。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八月，李贤宫废，裴炎被任命为李贤案三大主审官之一。他与刘祎之走到了一起。两人的联合是极其自然的，刘祎之曾经两次担任李旦的王府司马，李旦很尊重这个老师，双方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换皇帝这件事情在当时看，是非常靠谱的，风险性接近于零。
裴炎身为顾命大臣和首席宰相，足可左右政府中枢，两位羽林军首领均投效于他，必要时可动用武力逼中宗就范。
刘祎之为北门学士时就已为武则天后夺权出谋划策，算是政治斗争的老手。
李旦是武则天的第四子，原名旭轮，刚二十二岁。李旦从小就得到父母的疼爱，刚出生就被封为殷王，三岁即拜单于大都护，这可不是一般的荣耀。
李旦性格不像他的几个哥哥，没有那么多棱角，也没有那么多怨气。生来性情柔顺，就是长到二十岁成年之后，父母也一直将他留在身边。他非常好学，有学者气质，缺的是政治家的风骨。
此一时非彼一时，也许此时朝臣们希望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新皇帝，而是一个柔顺的皇帝。李哲刚猛有余，柔韧不足。李旦取而代之，是形势的需要，也符合各方利益。
对刘祎之来说，李旦本来是他的学生，支持他就等于支持自己。
对裴炎来说，李哲如此不给自己面子，不如换个年纪小的李旦试试，他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保持目前的状态。
对程务挺等武将来说，本身就和裴炎走得近。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运道和命途，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并不关心到底由谁来做这个皇帝。李哲之所以最后丢掉皇位，主要是因为没有提前布局，拉拢人心。
以裴炎为首的朝臣也乐意支持武则天，以维持自己在朝廷的地位和影响。他们期待由皇太后武则天出面，可以名正言顺地更换一位与己有利的皇帝。在整个废立过程中，裴炎集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裴炎集团的威望已经高到无人与之争锋的地步。
其实当时留守长安的副留守刘仁轨是高宗朝前期的人物，属于显庆先进，威望自然在裴炎之上。但是，这个人绝不会同意废黜李哲，他与李哲一方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担任着长安副留守，而正留守是李哲长子唐王李重福。
武则天的另一个选择是希望从武氏家族中挑选对象。武氏家族自然是废立游戏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但要他们干这种事却不太合适，因为这太露骨，容易招人议论。从长远观点看来，并不利于武氏家族。
经过一番衡量，裴炎是这次废黜行动最合适的人选。一是大权在握；二是他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在李贤倒宫的过程中，裴炎和刘祎之都起过作用；三是他的出面还带着若干亲近李唐的色彩。
可是这一次他们都输了，输光了手里的所有筹码。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没有人能够控制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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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傀儡皇帝：迁徙何酷，凋零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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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1</h3>
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二月六日，武则天把文武百官都召集到东都洛阳宫乾元殿，决定强行把中宗李哲拉下马。为以防万一，武则天亲自坐镇乾元殿，由左右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带兵闯入皇宫。
文武百官一见这架势，知道要有大事发生，上上下下没人敢吱一声。多事之秋，还是夹起尾巴过好自己的太平日子吧。中宗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在初冬黎明熹微的晨光中闪耀着寒光的刀剑，仿佛在冷冷地嘲笑着他这个可怜的君王。
中书令裴炎和中书侍郎刘祎之满脸写着严肃地出列，宣读太后的敕令：“即日废中宗为庐陵王。”话音刚落，两名羽林军立即上前，一左一右就将李哲架下了皇帝的宝座。
大臣们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如此简单粗暴的做法还是让他们目瞪口呆。他们看见中宗站在龙榻下，朝身后木然顾盼，他那张平日白皙的脸一半写着愤怒，一半写着迷茫。他不解地质问：“朕有何罪？朕是皇帝天子，何人能废天子？”
“你有何罪？”帘后传来太后武则天冷冷的笑声。
“你把江山社稷都要送给你的岳丈大人，如此昏庸无知之君怎可端坐皇位之上？我受先帝遗旨辅助朝政，出此下策完全是为了杜绝江山易主的危险，相信你们会赞成我的敕令。”太后武则天的声音柔软而威严地穿过乾元殿偌大的空间，传至每个在场的文武官员的耳中。
中宗突然大叫：“母后，那不过是我的玩笑之语，你怎可当真？”
“天子无戏言，你难道不知道什么是玩笑吗？你难道不知道什么是君王的玩笑吗？”武则天的声音犹如撕碎紧张空气的铁钩利爪，大殿内外一片鸦雀无声。
中宗无言以对，他朝天子龙榻最后注视了一眼，身子犹如散草瘫倒在两个羽林军士怀里。两位羽林军兵士神情肃穆地将中宗架出了乾元殿。
中宗李哲做了三十六天的皇帝，就这样被迫离开那似有若无的皇位，被武则天囚于宫中别院。紧接着，李旦完成册封仪式，成为新的君主。
这次废黜中宗李哲，站在朝廷立场而言，是一次极成功的非暴力政变。
唐朝在此以前只有太宗皇帝的玄武门兵变成功的先例，但是流了很多血。如果站在家庭的角度看，这无异又是一次严重的家庭权力斗争。
新丧父的成年嫡子，丧期满后向新寡生母争家产管理权和所有权，争家长权；却反而被以母权摄理家长权的母亲所严惩，并将其赶出家门另行囚禁。
作为太后的武则天专权到连皇帝都要轻易废了，可见此时的她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君权。不过碍于遗诏并没有临朝称制的委托，武则天仍然没有临朝称制的依据。毕竟她能有今天的大权独揽，法源依据还是来自于高宗留下的那份遗诏。此时正值政权交替之时，情况未稳，破坏遗诏对她相当不利。
当李哲后来与韦氏在禁宫别苑相拥而泣，想起那短暂的帝王生涯犹如一场了无痕迹的春梦。他常常为那句轻狂之言后悔不迭，认为那是所有灾祸的起源，而聪明的韦氏则冷笑着告诉他，千万别那么想，那不过是太后的一个借口。大唐天下不会姓韦，却迟早会姓武的。
同年四月流放房州，后又改为均州，关押在贞观后期魏王李泰因为争权被贬黜的旧院里。落魄至此，李哲庆幸身边还有韦氏相伴。韦氏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她宽慰自己的男人，人生在世，祸福无常，人总难免一死，有什么可怕的呢？
也正因为韦氏的安慰扶持，才让李哲走出人生的低谷。感动之余，李哲对陪难妻子发誓：“如果有一天能够重见天日，我一定会毫无保留地报答你们。”连韦氏在此时此地所生的幺女——安乐公主，也连带地被宠幸。可见李哲这时候已因极度恐惧而产生了对妻女感恩与补偿的心理，为日后韦后和公主恣权乱政埋下了祸根。
李哲是因为要拜岳父为相和纳妻子乳母之子为五品官而遭到废黜，这件事可能出于韦后的主意，所以韦后在他身边一起受难乃情理之中，只是祸延了娘家。她的父亲韦玄贞据说只是一个淡薄达观、喜欢游山玩水的人，此时也被免黜，与家属都被流放至钦州，后来死于钦州，母亲崔氏则更为钦州首领所杀。
诸位皇子跟随父亲前往被贬之地，十六岁的三弟和十五岁的四弟也先后病逝于钦州。此情此景如墓志铭中的铭文所说：“迁徙何酷，凋零可叹！”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许多人都在猜测武则天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虽然很多人都猜中了结局，可没人愿意相信那一幕会真正上演。但是，个人的命运有时与历史的轨迹并不是在一条线上，所以才有英雄创造历史，抑或历史造就英雄的争论。
皇朝新开，是一个国家最有希望发展的时候。此时往往会产生一种潜在的“历史期待”。国家渴望有强人出现，老百姓渴望明君圣主的出现。可这种期待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到底历史会将这一棒交到谁的手上，往往取决于权谋、时势和机遇。
在皇权体制下，不可能产生全民意志的选择机制。因此，一个王朝的命运如何，就要看揭幕以后，是哪一个人最先跳出来。
秦灭六国，隋定天下，基业不可谓不大，但是紧跟着雄主后面站出来的人，并没有接好这个班，才导致国运转瞬而衰。古代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君主的性格、能力和品质，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
没当过一天太子的豫王李旦，梦游一般地被人接出宫来。然后稀里糊涂地当上了皇帝，时年二十二岁，早已成年，当皇帝在年龄上没有任何问题。他的王妃刘氏，就是被吐蕃俘虏后死在异乡的将军刘审礼的孙女，被立为皇后。长子李成器被立为太子。当年改元为文明，大赦天下。
为争取臣民的支持，特赐文武官五品以上晋爵一等、九品以上勋官连升两级。
<h3>2</h3>
在普天同庆的欢呼声中隐去了前皇帝李哲苍白木然的面孔，一夜江山易主，太阳照常升起。这天夜里洛阳城爆发出一条令人心悸的新闻，十几名禁军飞骑在一家妓馆里饮酒作乐，结果酒后胡言全部被斩首。
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回到那夜一探究竟。
洛阳，某娱乐场所。一帮下了夜班的禁军兄弟聚在一起喝花酒，酒喝多了，话就多。其中就有人发起了牢骚：“大唐皇帝走马灯似的说换就换，荣华富贵总是归于李姓家族，我们一年四季辛辛苦苦为皇室守戍，有谁得到了好处？如果早知道我们禁军飞骑的奖赏就这几文酒钱，不如拥护庐陵王复位，也许会多赏几个钱呢。”
借酒壮胆的同伴们跟在后面随声附和，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中间已经出了“内鬼”。有人策马奔往玄武门，告发检举了还在醉乡中的酒肉朋友。
羽林军的百名将士很快就包围了那家妓馆，酒后胡言的兄弟被当场斩杀。其他人用绳索捆成一串，一个个被推到了绞刑架上。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流行一套新的准则，刀剑大过道理，良心让位于利益。
几天后，那个告密的飞骑兵因有功受封为五品武官。十几个兄弟的鲜血，换来了一个人的前程，或许这才是游戏的规则，别问值不值得。据说当时有庆云的祥瑞出现，百官于是上表庆贺，认为连上天也因为武则天杀得对，所以展现祥瑞来表示嘉慰。这是武则天专权以后的第一件祥瑞事件，用天意来彰显肃反正确的意识形态。
武则天就是要用最严厉的手段告诉所有的人，不听话，只有死路一条；乱说话，也是死路一条。从此告密的风气由此盛行。在利益面前，兄弟是用来挨刀的，朋友是用来出卖的。?
第三天，高宗生前所册立的皇太孙李重照被废为庶人，房产充公，留京指标没收，随中宗迁谪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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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手段越来越高明的武则天，不会因为废帝李哲随便说错一句话就废了他，也不会因为新嗣帝李旦是其宠儿而夺了他的皇位。武则天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以武力做后盾，用暴力手段控制皇帝并威慑朝臣，完全而长期地操持君权。
每个人都清楚武则天废立的动机，中宗李哲被废黜之后，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册立皇子李旦为新皇，这使裴炎、刘祎之等人颇感意外。朝中大臣们看得很清楚，武则天是在故意拖延这件事，她是在利用旧君已废、新君未立的时间差来察看一下朝廷群臣的反应。
满朝文武在国不可一日无君的焦虑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无眠的夜晚，在长达半月的对峙中，朝臣的态度，百姓的意见，武则天深不可测的愿望三者之间进行了一场潜在的、无声无息的较量，这一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走向的风向标。
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二月十二日武则天亲临武成殿，嗣皇帝李旦率文武百官重上尊号给太后，正式确定皇太后临朝称制的合法地位。?
二月十五日，武则天临轩，完成嗣皇帝李旦的正式册封仪式。
从此之后，太后武则天常御紫宸殿，在浅紫色的帐内视朝听政，旁边的新皇李旦几同虚设。这次大典的主持人，是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随后，唐朝任命礼部尚书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也就是带着编制下去的宰相。
七月，帝国的天空有一颗不祥的彗星高挂于西北方向，持续二十三天闪烁刺眼的凶光，寺庙道观里祈天法事烟火鼎旺，各地的百姓手指彗星的尾光人心惶惶。许多悲观的忧患被证明是无知百姓的杞人忧天，洛阳宫里的太后武则天正弄权于乾坤之上。这一年武后似有天赐的箭镞射落了那颗凶兆之星，充分显示了她非凡的补天之力。
这一年夏季，突厥军队大肆入侵北方边境，当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的精兵悍将在北方战场浴血奋战时，高宗的灵柩也从洛阳的殡宫移往长安，数千名兵士们顶着炎炎烈日护卫着那具沉重的灵柩，步行在洛阳通往长安的黄土路上。
这一年夏季，影子皇帝睿宗仍然在早晨驱车前往母后膝下请安，而五十七岁的太后武则天在洛阳宫运筹帷幄，眼观八路，耳听四方。
八月，庚寅（十一日），葬天皇大帝于乾陵，庙号为高宗。
除了应该有的，大赦天下，更改年号，武则天要将整个帝国都打上属于自己的烙印：旗帜用金色，寓意富贵；八品以下官员原穿青色服装的，现改穿深青色。
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改宫名为太初。
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部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设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的名称，全部按意义分类加以更改。
武则天这种疯狂的举动，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也如梦方醒，原来如此！而被立为皇帝的李旦，则被安置于别殿。
在废立之前，作为皇帝的李哲还享有若干权力，太后临朝称制还不是那么名正言顺，裴炎还可以在皇太后与皇帝之间舞智弄权，左右逢源。现在却越来越难，虽然同样是皇帝，但李旦却是一个毫无权力的皇帝。李哲对政事还能进行若干干预，而李旦则一点也不能插手。
武则天在高宗时期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执政以后则长期住在洛阳。近二十年，东都洛阳已成为朝廷的政治中心。
闯过了一道道险风恶浪，经过近三十年的苦心经营，这个多谋而刚强的女人终于在六十一岁时实现了她的愿望，掌握了大唐的最高权力。从眼前看，她是一个胜利者，一批又一批的对手都惨败于她的手下。但是，今后的道路是否就一马平川呢？是否还会有新的反对者呢？武则天知道，只要自己居于高位一天，就不会有高枕无忧的时刻。她在深沉地思索着，不安地注视着朝堂内外。
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做法令朝臣们大为不满，可那些识时务的官员们只是将不满放在心头。谁也想不到，第一个站出来批判武则天的是老臣刘仁轨。
刘仁轨与裴炎的不同在于：裴炎是以传位斗争起家的，而刘仁轨发迹是在高宗朝前期。他因在百济作战有功，被提升上来，是功勋之臣的代表人物。
在上元年间的传位斗争中，刘仁轨并没有采取趋附武则天的态度，他倒是发出了一些讥讽言论。当年李治与武则天并称“天皇”“天后”，刘仁轨就提出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观点，便是对“二圣”和“天皇”“天后”的一种讥刺。
刘仁轨发出这种言论的时候，正是裴炎与皇后亲密合作的时候。
武则天并没有因此而打击刘仁轨，李哲遭到废黜后，刘仁轨反而受到重用。就在武则天免除李重福西京留守职务的时候，她反而提升了刘仁轨的官职，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专门主管西京留守事务。
刘仁轨的态度很坚决，并提出要告老还乡以明志。
武则天知道刘仁轨的分量，也知道他提这个建议是出于公心，于是以出奇温和态度予以劝解。武则天给刘仁轨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信里劝解：“从前汉朝把关中的事情委托给萧何，现在委托你还是那样的用意。”
刘仁轨上书说：“我年纪大了，不能胜任留守职务，太后和我都应该主动退居二线，给年轻人出头的机会。当年汉朝吕后祸败，就是因为不能做到急流勇退。”
这句话明显是在劝诫武则天，少插手朝政，不然最终会落得凄凉的下场。
武则天特地向他解释，自己临朝，是因为权力处于交替阶段，皇帝还没正式履职，官员们还不认可。等到过了这一阶段，临朝称制也就结束了。
至于刘仁轨提到的吕后事例，武则天也没恼火，反而说“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惘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也就是说，你提的意见我一开始很茫然，但仔细一想，可以无则加勉啊！
最后，武则天劝刘仁轨还是以匡救天下为怀，就不要再以年老的借口告退了。
武则天对任何一位大臣，从来没有这么低三下四过。也许在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她与高宗李治一道去拜会长孙无忌是一个例外，那时她还没有掌握大权，而现在却是大权在握。
武则天用平等的语气，像是一个被误解极深的人，在向自己的老朋友诉说自己的心声。
在这里，武则天俨然就是李唐皇室利益的捍卫者。这次被武则天派往西京，将信件面呈与刘仁轨的不是别人，正是武承嗣。武承嗣的西行，带有若干移樽就教的味道。从事后的效果看，刘仁轨此后就没有对临朝称制作进一步的批判，他接受了西京留守的职务，给武则天担当起了看守西京的责任。
刘仁轨无话可说，舆论也就渐渐平息下去。各地官员见风使舵，争相进言各种稀奇古怪的祥瑞之事，以表示衷心拥护太后临朝。
此刻风平浪静，万里山河都在武则天的股掌之中。在大唐这篇盛世华章里，这位踌躇满志的老妇人该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新篇章？
或许是刘仁轨的态度启发了裴炎，这个一向被武则天视作自己人的老臣，再也无法容忍下去了。自永徽夺宫之日算起，武则天经营天后之位已有三十年，可谓根深叶茂，其起点是皇后；裴炎进入中枢还不到三年，现任职务不过是中书令（中书令改名“内史”），他又怎能是武则天的对手？
裴炎对于他一帆风顺的仕途也常常心有忧患，他的内心好像藏着一对水火不容的冤家精灵，一个是对于太后武则天的忠心，一个是源于义理的良知。他们经常在他的内心世界撕扯对立。内心的对视，让裴炎常常夜不成寐。
有一天，他在家中喝得酩酊大醉，用鞋掌扇自己耳光，边扇边说：“裴炎，你以为自己是李唐社稷的股肱之臣，其实你不过是老妇人豢养的一条狗。”夫人朱氏赶紧上前捂住他的嘴，裴炎推开她的手。仕途沉浮，祸从口出，难道裴炎不懂个中奥妙吗？
裴炎突然悲从中来，泪流满面。很多话说与不说，最后都是一个结局，一个下场。
这年七月，内史裴炎看着武后的侄子武承嗣从礼部尚书升为太常卿，挤入宰相之列。从前为裴炎所不屑的纨绔子弟如今与他平起平坐，在朝殿之上共议国政。
武承嗣奏请武则天追封她的先祖为王，建立供奉武氏七代祖先的祖庙，这正符合武则天的心意。在宫女们扇出的纨扇香风下闭目养神，武则天的脑海里出现了一片美丽奇妙的金黄色，那是她想象中的皇旗旌幡的颜色，也是她想象中世界改变后的颜色。
看着武则天与武承嗣姑侄之间的政治唱和，裴炎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昔日临轩者为皇帝，今日临轩者为太后；昔日绶册的对象是皇后，今日册嗣的对象是皇帝；昔日行绶册礼者，是当时头等显贵、威望崇高的老臣李勣，今日行册嗣礼者则是武承嗣。
对裴炎来说，现在的局面比“废立”之前更让人失望。他对自己当初的政治选择懊悔不已，武则天大修武氏宗庙毕竟是小事，武后五代祖先尽数追尊为王公王妃也无妨大局。他所忧虑的是洛阳宫内外那些活着的武姓家族成员，他们在朝堂内外上蹿下跳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又将在李唐的天下掀起怎样的恶风浊浪？
裴炎不能坐视不理，作为首辅之臣应该为当下的局面负责。他在朝堂之上质问武则天：“太后既然是天下人的母亲，应当胸怀天下，不可偏私于自己的亲属。难道你看不见吕氏的失败吗？”
武则天答：“吕后将权力交给活人，所以失败。现在我追尊死者，有什么损害呢！”
裴炎继续道：“做什么事情都应当防微杜渐，不可让不良现象肆意蔓延。”
裴炎的这番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承认临朝称制——太后母临天下，这是二月废立以后的既成事实，也是裴炎等朝臣不得不吞下的苦水。在裴炎看来，临朝称制存在两种目的性，私欲和公心。
私欲的外在表现就是偏袒外戚，就武则天来讲，就是大肆重用诸武，压制李氏皇族。而公心则与之相反，就是压制诸武，将权力逐渐交到李唐皇族，也就是嗣皇帝李旦的手中。
为什么要采取公心？因为临朝称制是不能持久的，吕后便是一个例子。吕后的称制是私欲蔓延，她违背了“非刘不王”的原则，大封诸吕，结果遭此惨败。
两个人针锋相对地辩了半天，武则天依旧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不但没有听从劝告，裴炎也由此站到了武则天的对立面。武则天驳斥了裴炎的说法，认为自己的做法和吕后完全不同。
裴炎对武则天临朝称制的批判，就是对武氏家族的批判，而对武氏家族的批判，就不能不站在李氏家族的立场上。
裴炎主张的抑武扬李与武则天的兴武灭李的政策是相对立的，是完全对立的两大阵营的政治纲领。裴炎与刘仁轨都以吕后的故事规谏武氏，但得到的反应却大为不同。
武氏家族势力在急剧地增长，朝中的格局也有了很大变化。这使得裴炎集团极度不安，他们与太后短暂的蜜月期宣告结束，双方开始产生裂痕。
武则天对刘仁轨是好言相慰，而对裴炎却不是那么客气。
在武则天看来，裴炎作为高宗皇帝指定的唯一顾命大臣，能在传位斗争中站在自己一边，她早已将其视为自己的私党，她对私党的要求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对自己绝对地顺从。而刘仁轨的发家是依靠军功，对于大唐帝国的功勋之臣，武则天不能要求对方无条件地顺从于她。
武则天在新皇登基之后，将东都改为神都，同时，她封拜了武氏一族的许多人，又在自己的老家文水县营建上述五代祖先的祠堂，天天上供品，日日烧高香。
追尊自己的五世祖父武克己为鲁靖公，五世祖母为夫人；高祖父武居常为太尉、北平恭肃王，曾祖父武俭为太尉、金城义康王；祖父武华为太尉、太原安成王；父亲武士彟为太师、魏定王；高祖母、曾祖母、祖母、母亲都为王妃。
武则天在成为皇后以来，扮演的是相夫教子、母仪天下的角色。
她从二十六岁就开始参决朝政，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由于政务的参决，她的权力欲、控制欲和强悍性格遂得以逐渐显现出来，上官仪案、二圣临朝和封禅大典诸事就是最佳例证。
北朝以来主妇持家和丈夫惧悍妻，原本在社会上就蔚然成风、司空见惯。因此臣民们也就见惯不怪。不过，依据封建礼法，武后毕竟是太后，虽然有时会接受群臣命妇的朝见或宴聚，但是也不便随便与朝臣交往密商。
依照汉朝以来外戚政治的惯例，这时候的武则天最需要的是外戚帮助。
<h3>3</h3>
武承嗣被武则天从岭南召回，迄今已有十年，不过是一般臣僚，在政治上并没有特殊表现。按理说，刘仁轨与裴炎的威望都在武承嗣之上，太后武则天没有挑选他们，却挑选了武承嗣主持新皇册封大典。
武则天的这一举动，并不是把武承嗣一个人推到政治舞台的前面，而是要把整个武氏家族都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面。
武则天这么做是在向整个士族社会传递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武氏家族已经全面登场。这一年闰五月，武承嗣进而被任命为宰相。
第二个受到重用的是武三思。武三思是武则天长兄武元庆之子，武则天先是将其提升至右卫将军的位置，让他预领玄武门禁兵，随后又将其擢升为夏官尚书（兵部尚书）。此外，她又将一群侄孙进行了封赐，将他们安置于重要职位，最重要的是她在洛阳为自己的祖先建立宗庙。
追谥父亲武士彟为王，祖父以上为郡王。这样做，显然是与李唐的皇族相对抗，将武氏家族的地位再度提高了。
经过这一次废立之后，武则天的态度大变。此前，她虽然总揽大权，但还存有些谦逊之心。她听百官奏事已有多年，但从未坐上正殿——紫宸殿。武则天留这一步余地，是向百官表示自己只是代表皇帝在行使权力，而自己只是一名皇帝助理。
废立之后，武则天已经不需要再顾忌这些。她坐上紫宸殿的皇座，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在正座的旁边，另设了一把锦椅，作为皇帝的座位。另外，武则天还专门定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年号——太后光宅元年，和皇帝的文明元年相对。
此外，她还像那些正式的皇帝一样，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武曌（曌是她创造的字）。这一来，皇帝成了武则天身边的陪衬品。
武则天治下的帝国似乎在这时候出现了吉祥和瑞的征兆，也同样是在这一年，凶星当空，天意在预示凶相的同时，又让人心编造出来的幻境搅得天下不宁。
从全国各地报上来的祥瑞绿章被刻在青藤纸上送达武则天的手里，这些绿章的内容编造得千奇百怪，闻所未闻。
其中记载：在河南丰县，有人发现了一颗九穗灵芝。
在山西的水汶县，一群白鹊栖息在县城外的合欢树林中，数日未散，远远看去犹如在林中覆盖了一层白雪。
当然其中最让武则天感兴趣的还是嵩阳县令樊文献上的一枚赤心瑞石，武则天生来对石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尤其喜欢那些不按规则生长的奇石，仿佛凝结了天地灵气。
对居于高位者来说，这些祥瑞绿章不仅仅是天降祥瑞的吉兆，更是民心归附的重要信号，是天意的一种肯定与褒扬。
朝堂中早就有人对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做法表达了不满，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阵营。其中有她的心腹，也有钦佩她才智的官员，还有就是对她一直心生反感的那部分人。不同阶层的官员，也是各有各的不满，无法组织起像样的反武联盟阵线。
在反对武则天的人中间，以山东大族为核心，辅以李唐皇族的关陇贵族集团。从武则天掌权时起，他们就不断地和她进行斗争，但被她一次又一次地击败。到现在，力量日趋渺小了，可是他们仍是有力的反对者。
武则天时时刻刻防范着反对者，她布下众多耳目，同时又把武氏族人安置到重要的位置，作为牵制。
裴炎彻底被搞糊涂了，他口口声声的“废昏立明”现在完全泡汤，太后武则天大肆用权，新皇帝却被囚于别殿，不得插手政事。
本来裴炎以为，这是非常时期，武则天需要集中精力解决善后问题，搞定这一切之后，就会让权于李旦。裴炎怎么也不会想到，武则天会在这时候突然发力，正式临朝称制。即使到此时，裴炎还对武则天存有一丝幻想，他以为等到满足了武则天所有的权力欲，一切就会恢复正常。
然而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武则天的脚步始终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尤其是临朝称制以后，武则天在重用武氏家族的同时，也开始打击李唐皇族。
对李唐皇族而言，打击他们的第一件大事是废李哲。
第二是剥夺李旦的实际权力，使之成为皇权的傀儡。
第三则是废皇太孙李重照。废李重照是废黜李哲的必然逻辑发展。李重照当初被高宗皇帝立为皇太孙，是皇权传子孙原则的最明白无误的表现。现时不同往日，儿子既已被废，孙子又岂有不废之理？
其实对李重照的处分非常严厉，这个只有两岁多的婴儿，从出生时含着金钥匙到茫然无知中被废为庶人，永远开除出士族队伍。高宗苦心经营的皇权传子孙原则就这样被武则天轻易地摧毁了。
打击李唐皇族的第四件大事则是剥夺了李重福西京留守的职位。
李重福是李哲的长子，因为是庶出，所以才不具备立为皇太孙的资格。高宗末年，天皇李治与天后武则天赴东都洛阳就食时，李重福就已经被任命为西京留守，当时的副留守是刘仁轨。李重福被剥夺留守职位后，刘仁轨全权接手西京事务。
第五件大事则是将李哲安置于房州。房州是一个专门安置失意皇子的地方。在此之前，李哲的同父异母兄、被剥夺了储位的李忠，曾任房州刺史。李哲被剥夺了帝位，李忠被剥夺了储位，这是二人的共同之处。但被剥夺了储位的李忠，还握有一州政务，在州内完全处于独立自主的地位；而被剥夺了帝位的李哲，却被人严加防范，寄人篱下。
第六件事是杀死李贤。有人说在五个儿子中，武则天最不放心的就是李贤。李哲和李旦都是政治活动中的庸人，而李贤却有一副敏锐的政治头脑。
上元年间，李贤对《后汉书》指桑骂槐似的注释，处处刺痛了武则天。最具有继位资格的皇子如果被某些野心家所利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武则天的授意之下，丘神勣来到巴州，逼令李贤自杀。
与李唐皇室受到沉重打压相反的是，武氏家族正加速崛起，这是一个极为强烈的信号。
李旦正式受册后，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可是让人不解的是，他一个正式的皇帝却依然居于别殿，同时被禁止大臣们觐见。偌大的殿堂上龙椅空空，人影全无。
紫宸殿上却赫然挂起了一袭淡紫色的纱帐，宣告了武则天临朝总摄国事的全面开启。?
凤栖紫宸，天地为之变色。裴炎没有想到，自己机关算尽劳心劳力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万里江山，如诗如画，现在已经完全掌控在那袭如烟如雾的纱帐后的女人手中，而那至高无上的权柄，正是自己双手奉送的。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裴炎能够想象得出来武则天唇边那一抹得意的笑。
肠子都悔青的又何止裴炎一个人？参与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二月政变的刘祎之同样悔不当初。本来有心将自己的弟子李旦扶上皇位，却没想到李旦会从一个自由的亲王，沦为朝不保夕的囚徒皇帝。
武承嗣的强势用事，明明白白地透露出武则天的勃勃野心。这已经不是换个皇子继位的问题，分明是改朝换代江山易姓的前兆。
过度的恐惧压抑在心底竟然呼喊不出，没有一个人敢请求武则天归政于李旦，退居幕后做一个母仪天下的太后。那淡淡的紫色纱帐所弥漫出来的霸气与杀气，足以让整个世界为之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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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今日之域中，谁家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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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1</h3>
大臣们早就领略到了武则天的诸般手段，可他们还是没有看透这个妇人要将一个李唐盛世带向何处。朝臣们回不过神来，新皇帝李旦更是回不过神来。
俗话说，天子无父，天子无妻。天子是天下权力最大、地位最尊贵的人。若是儿子做了皇帝，就连老子也只能俯首称臣，更何况妻子？
从人性的立场上看，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感到可怕的了。
一个人高高地坐在金字塔的最顶端，父母、妻子、兄弟以及所有的人，只能居于脚下的另一方天地。他们举目望去，只有无际无涯的天空。
身为天子，为了不让群臣看透自己的内心世界，往往会克制在人前显露自己的喜怒哀乐。
如果无法忍受这种绝对孤独的精神痛苦，只想过一种自由狂放的生活，那他就不具备当皇帝的资格。就算有人因为血统关系，偶然登上九五之尊，其最终的命运不是自乱阵脚，就是从九天之上一头栽下，再不然就是被他脚下的一群豺狼虎豹撕得粉碎。再不然，就是在“天子”和“人”之间挣扎，最终失去理性，极尽愚昧之能事，或者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
李旦虽然是名义上的天子，但是他并没有让自己全副身心都融入政治的铁血体系之中。他从来没有去争夺过皇位，从来没有贪图过这非分的荣耀。能够安安稳稳守着一份亲王的差事，锦衣玉食，逍遥一生，他就满足了。可自从当了这个挂名的皇帝，他却走得一步三惊，夜不成寐。
原本悠闲自在的人上人，读自己的书，画自己的画，如今却局限于这小小的一方殿宇，失去了人生的自由，成了被皇权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李旦完全不在状态，至尊的皇位成了套在身上的枷锁，皇帝的身份让他沦为一个尊贵的囚徒，他别无选择，只能认命。李旦只能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他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已经结束，现在他和妻儿的性命，完全掌握在母亲的一念之间。
这貌似是很合理的事，她是他的母亲，是她赐予他生命，那么她要取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要做的不过是再次认清这一点，从行为到灵魂上绝对地服从和柔顺。
李弘的理想，李贤的骄傲，李哲的固执，经过一轮又一轮地清洗，如今只剩下李旦孤身上路。他没有一点儿登上权力巅峰的野心，尤其在看到李弘和李贤两位哥哥悲惨的命运后，虽然他并不清楚隐于其中的真相，但也为之心寒。
他曾经听别人谈起父皇高宗即位时的幕后故事，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为了争夺帝位，兄弟阋墙的悲剧。祖父太宗也是为了帝位，兄弟之间血染玄武门。李旦惊惧于帝位所具有的魔性以及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作为一个临时帝王，李旦没有开合天地的宏图大志，有的只是活下去的卑微愿望。
思想？那太危险，他不需要。
记忆？那太沉重，他同样难以承受。
如同内心早已被掏空的莲藕，他深深地潜入水底，潜入泥中，在那里，静静地埋葬掉他所有的爱恨与悲喜。于是人们只能看到一个淡漠的谦恭的影子皇帝，和他永远沉静的温和的微笑。
他成了大唐帝国最高贵也是最恭顺的“模范囚徒”。?
儿子们给了武则天那么多的不愉快，现在总算能有个听话的，武则天松了口气。
在她紫帐听政的第五天，故太子李贤被特使丘神勣逼杀于巴州。尽管武则天极为讨厌李贤这个儿子，但还是追封他为雍王，并率文武百官于显德门为他举行了“举哀”仪式。文武百官在宫门左右排列整齐，全体大哭三声，然后再大哭三声，肃穆而退。
武则天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昭告天下，李贤已经死了，你们不用再指望他了。
然而武则天对这个儿子的厌恶，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稍有减轻，李贤的尸体一直被停放在巴州，直到中宗神龙复辟后才迎还长安，陪葬乾陵。
他的三个儿子也一直囚禁在宫中，甚至不许他们到院子里走动。
武则天每年都要传敕令，要将这几个孙子杖刑数顿。其中的两个孙子在杖刑中被活活打死，只剩下李光仁一个，后改封邠王守礼。少年时所受的杖刑在他肉体和精神上留下的伤痛伴随他一生一世，每当天要下雨的时候，身体都会隐隐作痛。?
高宗去世后的短短数月里，武则天废中宗，囚睿宗，杀章怀太子，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让她的精神之弦绷得紧紧的，每天像是在打仗。现在事情总算告一段落，稍微可以喘口气了。
这时候高宗的灵柩在洛阳已经整整五个多月了，还没有下葬。高宗李治临终遗愿，希望能够生还长安，那里是李唐历代祖先安葬的地方。
但武则天却不这么想，长安毕竟是李唐的根据地，也是反武势力较为集中的地方。她决定长期滞留洛阳，另外开辟一个根据地。按照武承嗣与武三思的想法，李唐皇族成员中谁的地位重要，就先将其拿下马。此时李哲被安置于房州，李旦已被安置于别殿，下一轮打击的对象锁定于韩、鲁两王。
武则天一边重用武氏成员，一边打压李唐皇室成员。在这连环杀招之下，裴炎集团与武氏家族的矛盾，便愈加明朗。许多重要的朝中大臣，开始对武则天的临朝称制采取批判态度。
整个帝国处于江山易主的非常时期，各方面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武则天还是不愿意与长安那帮老臣们见面，如果被他们束缚住了手脚，她将会难以挣脱。于是，她派睿宗李旦去办高宗的丧事，护送高宗的灵柩西返长安，也借此考察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如表面上那般恭顺。她只交代了一句，葬礼要搞得隆重，要超越一般君王的葬礼。
武则天没有返回长安，仍是坐镇东都洛阳，继续处理国事，政府班子里的主要人员也留在洛阳协同理政。睿宗一路护送高宗的灵柩返回长安，正式下葬于乾陵。
埋葬了高宗，封存了实录，武则天也随之把往昔的记忆一同尘封。
几十年恍惚如梦的宫中岁月，小心翼翼地婉转承欢，几乎是一步一叩首才走到了今天。武则天并不想再频频回顾往昔的屈辱与辛酸，在今后的日子里，她的命运将由自己书写。
<h3>2</h3>
七月，西北天空升起一颗不祥的彗星，天下人心惶惶，都在议论女主当政，惹恼了上天。
紫帐中的武则天丝毫不为之所动，相信命运，还不如相信自己能够逆天改命。
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武则天前进的步伐，无论是天上的凶星，还是朝堂首席宰相裴炎等人的劝谏。
李旦被置于无权地位，已经使得裴炎集团深深地失望。在临朝称制之后，更让裴炎集团人人自危，因为武氏家族的地位正扶摇直上。
如果临朝称制以后，武氏家族的势力不发展那么快，裴炎集团还保持着往日的权势，裴炎等也许对武则天不会那么激烈地反对。问题是，武承嗣等诸武的发展，太咄咄逼人了，裴炎等受到冷遇。进入宰相班子的武承嗣成了裴炎集团的头号政敌。
自高宗朝末年以来，宰相班子几乎是裴炎集团一手把持的独立王国。裴炎曾为控制这个王国而奋斗多年。以前，他甘冒嫉贤之名以排除裴行俭，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配合武则天废黜中宗李哲，排挤韦玄贞，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宰相班子。他不能让宰相班子中有异己分子存在，他不能坐等武氏集团的权力再这么发展下去。
太后临朝，诸武用事，东都改名，官职变易，一切都传递出一个信号——要变天了。武则天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一方面大封诸武，一方面对李家子孙大加贬谪。武则天这么做，使李唐宗室子弟和朝廷旧臣们的心中早已布满了愁云。他们惊慌失措，唯恐厄运会随时降临到自己身上。背地里，他们也常常大发牢骚，盘算着自安之计。
一个月晦星稀的夜晚，在距离东都洛阳一千七百里外的水陆交通要地扬州，几个愤怒的失意者秘密聚集在一起。他们是：李敬业、李敬猷兄弟、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魏思温。他们都是被贬者。
这些人或为名臣之后，或曾为内官。像李敬业兄弟是大唐开国元勋李勣（徐懋功）的孙子，杜求仁叔父是赫赫有名的唐廷大臣杜正伦。他们有值得骄傲的家世背景，也有过春风得意的人生经历。而现在，他们落魄了，失意了，有的已丢了官职，与普通百姓无异。
他们是偶然在扬州相遇的，但相同的境遇、一致的政见，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让他们成了政治上的同路人。
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发泄心中的愤懑；他们抨击太后专权，讥讽诸武用事，也因中宗被废而大鸣不平。他们以李唐皇室旧臣自名，认为太宗皇帝开创的帝业已经落入武则天的手里，国运危在旦夕，亟待大唐的忠臣赤子拯救匡扶。
李勣死后，李敬业袭爵英国公，历任太仆少卿、眉州刺史。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李勣病情继续恶化，在他病重期间，他只服用高宗皇帝派人送过来的药，就连家里请来的医生也一律不见。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李勣曾在家中大摆酒宴，对自己的弟弟李弼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今天故意宴乐，是要趁此机会和子孙们交代一下。我亲眼看到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他们都被后辈连累，所以希望你们细加观察，如果有人操行不端，结交那些朝中人士，参与朝政，马上打杀，然后奏之朝廷，以免连累整个家族。”
李勣死的时候，武则天已经巩固了永徽夺宫的成果。在上官仪事件后，二圣并立成为朝堂之上一道独特的权力运行风景线。
李勣的临终安排透露着一种深刻的政治智慧，李弼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力。为了保全门户，李弼可以扑杀任何不肖子弟。
门户是当时人们在生活中的主要追求，房、杜等贞观年间的重臣们辛苦立门户，力图与那些正在衰亡的山东士族攀结婚姻，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般来说，一个门户既经建立以后，如果要将其毁掉，多半是因为政治原因，尤其是因涉及谋逆问题。本门户中如果有成员参与此类活动，便可招致整个门户的毁灭。
李勣的这些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是他经过反复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因为有大量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李勣的思想由来已久，玄武门之变前，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兄弟相残，但他没有介入任何一方。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的几个皇子再度陷入储君之争，朝臣内无人不结党，李勣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倾向。
如果非要说李勣曾经卷入过政治斗争，那就是永徽年间，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立武则天为后，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勣一人称病而不表态。在高宗多次询之下，他才算勉强给出了“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但那时的形势是，大势已经渐趋明朗化。
李勣的人生经验，也是他对未来形势的一种预判与估计。以李勣之智，他当然知道，二圣临朝的局面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变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武、李两大派系必定要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冲突。不管是哪一派取得最终的胜利，都与李勣家族的利益无关。李勣家族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在冲突爆发之后，他们还能否保全自己家族的门户和利益？
李勣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临终所嘱之事会一语成谶。他的孙子李敬业会起兵，殃及家族。
就在武则天着手推动长期临朝称制，建立一个名义上上应天庭仙阁而又形式上托古改制的新朝堂的时刻，李敬业和他的弟弟李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走到了一起。
或是遭到朝廷贬谪的落魄之人，或是郁郁不得志者，他们中有两种失意分子，庶族失意分子与士族失意分子。骆宾王与魏思温两人是庶族失意分子，其余几人则是士族失意分子。
魏思温原是一个县尉，一个低级别官员，他的出身是庶族。而骆宾王则是初唐四杰之一。唐之奇、杜求仁及李敬业兄弟，则是几个失意的士族分子，他们的家族都列名于《姓氏录》。这些家族，在显庆年间兴盛一时，但后来的地位下降了，因此显庆先进变成了上元后进。
这些望族地位的下降，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相对的下降，二是绝对的下降。与武氏家族及裴炎集团两大上元后进比较起来，他们处于被冷遇的地位，这是相对的下降，更是绝对的下降。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因为失意，可他们的失意又各有各的失意。
李敬业被降职为柳州司马，三品眉州刺史被贬为从五品柳州司马；
弟弟李敬猷则被解任正六品县令之职，成了平头老百姓。
唐之奇被降职为栝苍令，骆宾王被降职为临海丞，杜求仁被降职为黟县令，杜求仁就是“一门出过三秀才”杜正伦的侄子。
这几个人因为失去官职，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李敬业召集他们在扬州会合，共商应对之策。他们这次集会秘密地在李敬业家中举行，开始谈的是个人的失落与不平，到了酒酣耳热的时候，渐渐把话题转向了武氏的朝政。
于是就破口大骂起来，骂的那些话，后来骆宾王都写在那篇著名的“讨武檄文”里了。
李敬业身为功臣之孙，并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还是有一些真本事的。他自幼练武，射艺过人，能走马如飞。长成后曾随李勣南北征战，十分勇猛。历任太仆少卿、眉州刺史，袭爵英国公。此人有一点儿胆气，但他爷爷李勣认为他未免太过狂妄。
据说，高宗时，有江湖草莽人士聚众为寇，朝廷数次派军队讨伐却始终未能奏效，于是就派了李敬业去做刺史。州府专门派了兵卒在郊外迎接他，李敬业却让这些士兵们统统回家，自己单骑到府衙报到。城外的草寇听说新刺史到了，都非常紧张，磨刀擦枪严阵以待。
可是李敬业对贼事却一句话也没有问，等到处理完其他公务，他才抬头问：“贼安在？”部下答道：“在南岸。”李敬业就带着两名下属前去查看，身边的人没有不为之惊骇的。
那些草寇手执兵器远望，只见官船里就这么一个光杆司令，船中没藏人，也没有武器，不知其中有何猫腻，于是把营门一关，都藏了起来。李敬业直接走进营内，告诉他们说：“朝廷知道你们都是被贪官污吏逼的，并没有其他恶行，现在放你们全部回乡种田。不走的，那可就真是贼了！”
然后他回到衙署，把贼寇的头领喊来问话，责备他们为何不早降，各打了数十板子，然后遣散回家。从此以后境内肃然。
李勣听说这件事后，非常赏识自己孙子的胆略，叹道：“吾不如也，然破我家者必此儿！”通过这样一件事，李勣似乎已预感李敬业的大胆行为将来有可能会拖累整个家族，用整个家族的鲜血祭奠他个人的政治野心。李勣在临终嘱托里，要求李弼管束这个令他放心不下的孙子。
李弼作为李勣指定的执行家法之人，在李氏家族中的地位仅次于李勣。但李弼在李勣死后，不出一个月，也突然离世。李弼死后，李氏家族的地位逐渐衰落。
李弼官至卫尉卿，九卿之一，官阶三品。自从李弼死后，李氏家族中就再也没有在首都供职的三品官员。李敬业虽然袭爵为英国公，但被冷落在眉州刺史任上长达十五年之久。李敬业之弟李敬猷，地位更低，接近于一个普通老百姓。
这些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文士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他们痛恨武则天权力的恶性膨胀，认为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不但国将不国，连他们的身家性命也会被碾成齑粉。他们有过值得骄傲的家世，也有过春风得意的经历，而现在，他们却是落魄失意。一顿饭后，他们达成了三点共识：
一、以匡复庐陵王（即中宗）被废的帝位为口号，向天下号召；
二、建立武装根据地，招兵买马，向武氏政权直接发起挑战；
三、大造舆论，揭露武后的丑恶嘴脸，使她成为国人争相诛讨的对象。
他们选定扬州作为起事的根据地。
李敬业自称是李唐旧臣，骆宾王则是一位流落四方的知识分子。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以后，叛乱的基本阵营便初步形成。但是，这还不足以引发叛乱。叛乱的出现必须是在权力集团的核心部分出现裂变。
造反需要一定的硬性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造反发生的最佳时机应该是一个王朝的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皇帝昏聩，民不聊生，老百姓为闯出一条活路都愿意跟着闹革命，这是以民众利益为基础。
二是诸王分权，军阀割据，军阀坐大，拥兵夺天下，这是有军事实力作为基础，当然也要在末世才容易成功。
这时的李唐王朝正处于上升态势，虽然权力高层不断上演换太子的戏码，可帝国的政治大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应对地方叛乱的能力绰绰有余。
更何况，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也不可能出现一哄而起、传檄而定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作为造反者的李敬业手里并没有现成的军队，虽然起兵时，军队很快发展到十万人，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临时招募来的“义兵”。临时组建起来的军队，其战斗力和忠诚度都要大打折扣。
对李敬业来说，唯一可利用的条件，就是权力集团中有一批对武则天专权不满的人。
那些不满武则天专权之人的不满也只是建立在所谓李唐“正统”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可是要让这种意识形态及时转化为造反的力量，这很成问题。
武则天在历次清除异己的行动中，打击面都很有限，定点清除往往只限于一两个家族，并没有出现士族阶层利益大面积受损害的情况。至于百姓，只要有粮食吃，生活安定，那么谁来做皇帝他们一般不在乎。
也就是说，李敬业起兵，并没有得到天下民意的响应，这是很危险的。不过他选择的时机还是相当不错的。武则天刚刚建立权威，遇到的阻力很大，正在忙于安抚内外，绝想不到脚底下会有政治地震。天时、地利都有了，李敬业急需的是“人和”。
这个争取“人和”的机会也给他抓到了：武则天与朝中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裴炎集团有了裂隙。见缝就要插针，李敬业看准了裴炎是个同盟军。
据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和《新唐书?裴炎传》所载，裴炎确实被他拉下了水。
李敬业先把裴炎的外甥、监察御史薛仲璋发展成自己的党羽。有的后世史家认为，没有裴炎的默许，薛仲璋绝对没有胆量参与造反密谋。
此外，唐之奇、杜求仁都与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关系不错。程务挺是手握军权的实力派，连武则天也要高看他一眼。
裴炎、程务挺，一文一武两位大员，成了李敬业的主要拉拢对象。
<h3>3</h3>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六月，监察御史薛仲璋在洛阳积极活动，要求出使扬州。在此之前，为了夺取扬州的政权和军权，魏思温写信给他的好朋友监察御史薛仲璋，请他来江都视察。
薛仲璋是裴炎的亲外甥，舅舅是武则天身边的大红人，宰相集团里的头牌，薛仲璋的政治前途应该是光明的。
在薛仲璋到达扬州之前，已经有若干叛乱分子抵达扬州。他们在那儿刺探消息，收买官员，进行种种破坏活动，以便为薛仲璋接管扬州政权奠定基础。而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韦超。
薛仲璋到达以后，韦超便向薛仲璋上告，控告的对象是扬州长史陈敬之，罪名是谋反。薛仲璋立刻将其逮捕，关进了监狱。
而这时，李敬业正在扬州城西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隐伏着。李、薛之间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当李敬业得知薛仲璋已经开始动手，他便迅速赶到扬州。
李敬业是“乘传而至”，所谓乘传，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证明，又是一种紧张形势下的通知书。有资格乘传之人必定是朝廷的重要官员，他们必定肩负着重大任务。
乘传之前，必须给传。给传就是批准乘传。在当时，拥有给传权力的人往往是御史。
如此一来，安排李敬业乘传之人，不是别人，而是监察御史薛仲璋。李敬业来到扬州以后，自称他已被授命为扬州司马，是日夜兼程赶过来的，身上还揣着密旨。
过了几天，李敬业又称扬州司马要调任，他已经得到朝廷密旨，高州酋长冯子猷已谋反，需发兵征讨。于是在薛仲璋的同意下，他打开了扬州军火库，取出盔甲、武器，并把一些钱坊里的囚犯和一些工匠武装成临时部队。临了，还不忘杀掉狱中的扬州长史陈敬之。
钱坊即铸造钱币的作坊，是由国家经办的。在隋代，扬州是四大铸钱业中心之一。工匠地位低微，他们被强制劳动，而囚徒不过是受到刑律惩处的工匠。现在他们被释放了出来，成了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这是第一批参加叛军的人。
叛乱就这样从隐秘处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前台，叛乱的大旗就这样在扬州竖了起来。
录事参军孙处行拒绝派遣军队，被当众斩首。于是其他幕僚再也不敢反抗，只得听命。接着他们又把扬州的正规守兵编入起义部队，由李敬业统一管辖。
然后这些造反派又成立了司令部，司令部设三府：匡复府、英公府、扬州大都督府。
李敬业自己任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职。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薛仲璋为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不到十天，李敬业便煽动不明真相的士兵十余万人。?
钱坊中的囚徒和工匠不过两三万人，远远达不到十万人之众。士兵中的大部分人是农民。当时均田制已经开始动摇，农民抛田逃户现象经常发生。那些被繁重的赋税、徭役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江南农民涌到李敬业的军队中，成了叛军的主力。?
接着李敬业传布檄文到各州县，这篇檄文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代李（徐）敬业传檄天下文》。骂人者千古留名，被骂者拍案叫绝。原文如下：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武则天让上官婉儿在大殿之上代为朗读这篇檄文，檄文内容极尽谩骂，通篇恶言相对，缺乏政治批评的攻击，仅仅是编造了一些人身攻击。上官婉儿不忍卒读，生怕激怒了武则天。
上官婉儿是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获罪遭诛后，上官婉儿随母亲被发配入内庭为奴，十四岁时，因聪慧善文得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制诰多年。
上官婉儿对太后武则天的敬畏几近崇拜，武则天的智慧、性格和处理政事的作风无一不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她日后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祖父上官仪的惨死作为一道年代久远的陈旧布景，已被她渐渐淡忘。
武则天不以为意，示意上官婉儿不要有任何顾忌。她今年已经六十一岁，几十年来不断听到别人的骂声，她早已习惯了活在别人的诅咒声中。被别人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可以使人时刻保持一种警醒，让人变得越挫越勇，越骂越坚强，让自己懂得如何去应对那些在背后诅咒自己的敌对者。
这是一篇极具文采的文章，朗朗上口，音韵优美。朝臣们听后，脸上写满忧惧之色。武则天听着听着，忍不住朗声大笑起来。大殿里垂身而立的官员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个老妇人难道是气疯了吗？
文武官员们都愣在那儿，茫茫然不知如何应对。当上官婉儿读到最后几句：“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
武则天不禁问道：“这篇檄文是何人所作？”
“是临海丞骆宾王所作。”朝臣中有人回禀道。
“真是一篇绝妙的千古文章，我若是寻常之人，凭借此文，足可遗臭万年。能够做出此等文章的人，却被弃于乡野，这岂非宰相的罪过吗？”武则天叹息道。裴炎及所有大臣，被武则天问得无言以对。
在李敬业这些人当中，如果抛开阶级类别和身份界限，在社会上名气最大的还是骆宾王。他生于浙江义乌，七岁就会做诗，很有诗才，特别擅长五言诗，长大后，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共同被称为初唐四杰，诗名远播。
青年时期，他在道王李元庆府中曾经做过属员。李元庆当时正担任滑州等地的刺史，府中吏员如云，骆宾王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一天，李元庆拿他寻开心，让他写文章谈谈自己的才能，骆宾王一挥而就写下一段恃才傲物的文字，结尾还加了一句：“不奉令。谨状。”
李元庆当然不会满意他。骆宾王因其性格孤傲，鄙夷世俗，始终难以融入地方官场，三十多岁还是一个白丁。接连不断地碰壁使骆宾王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直到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他才偶尔得到一个机会。高宗李治到泰山封禅，骆宾王在人们的推举之下写了一篇《请陪封禅表》，得到高宗的称赞，遂即得了一个奉礼郎的小官，但这样的小官也没做多久，不久因故被贬到西域充军。
此后，又做过几任县主簿。最后在仪凤三年（公元678年）被提升为侍御史，当了一个朝廷的监察官员。但命运偏偏和他作对，他当侍御史不到一年，被人诬陷收受贿赂，因而下狱，囚禁了一年才放出来。出狱后被授予临海县丞。县丞是正九品上，他十分懊恼，终于弃官而去，过着一种四海漂泊的生活。
他并不甘心就此沉沦于最底层，开始向一些官员上书自荐，但始终难以扭转人们对他的看法。虽然他这么出名，但写诗是不能够当饭吃的，只好做一个下级官吏，长久地忙于应付杂务和生活上的捉襟见肘。
这种情形对一个自负且有大才的文学家来说，内心是十分痛苦和屈辱的。
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使其逐渐步入为生计打拼的底层社会，他开始经常出入一些赌场，和那些赌徒们称兄道弟。到了扬州之地，他和李敬业等人走到了一起。
这时候的骆宾王已经四十四岁，由于官场失意、牢狱之灾、漂泊落拓的生活使他内心极不平衡。自认有才华却不能为社会所接受，他把一生的愤恨，满腹的委屈以及他的全部政治理想，全部倾注在了那篇檄文上，自己的后半辈子也为之而玉石俱焚。
从骆宾王的那篇檄文看，李敬业扯出的这张好虎皮大旗是“匡复李唐”。祖父李勣是李唐社稷的功勋之臣，作为孙子有责任也有义务来捍卫祖父当年的革命成果。
“匡复”那就好好地“匡复”，无外乎两种结果：恢复中宗，或者逼迫武则天归政于睿宗。以上两点都能说得过去。可聪明过头的李敬业不知道哪根神经出了问题，自己做了另外一种选择。
他想出另外一套策略：搞了一场“模仿秀”，从民间找到一个不论脸型、体态、身高，与已故太子李贤都有几分相似之人。他对所有军队及扬州附近的居民发出这样的檄文：所谓废太子李贤自杀一事，是妖后武则天发布的谣言。前太子李贤如今仍然在世，现在就在扬州府内，如今下达举兵令的就是他。
李敬业还专门找了一个神龛，把冒牌李贤供了起来，而且对外宣称李贤并没有死。
李贤在年前就被丘神勣逼杀于巴州，朝廷是隆重发丧的。这一点朝臣们都知道，这事不可能有假。李敬业并不想背起兵造反的污名，他很想把章怀太子李贤这张王牌握在手中，事实上，这是不容易办到的。
李敬业这么一折腾，反而失去了人心，让天下人看轻了这支队伍。
放着还活在人间的睿宗李旦和中宗李哲不管不问，却供奉一个活死人在那里玩“匡复”游戏。这让所有的人都产生了疑虑，这哪里是匡复李唐？明明白白就是作乱，还是敬而远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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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立匡复的牌坊，干称王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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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内，正在展开一场战与不战的争辩。争论的一方是太后武则天，她主张征讨，以军事手段镇压叛乱；另一方则是裴炎，他反对征讨，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从这一点看，争论的焦点也就是临朝称制的命运，是取消临朝称制，还是让它继续存在下去。
裴炎所主张的解决方法，便是还政于李旦；而还政于李旦，便意味着取消临朝称制。如果取消了临朝称制，李敬业就会放下武器——这是裴炎的推论。武则天所主张的军事镇压，便是维护临朝称制。
虽然武则天在读檄文的时候，击节叫好，故作镇静，但是朝臣们还是从她那张平静如水的面容下读出了内心的万丈狂澜。扬州，帝国版图上除长安、洛阳之外的第三大城市，如今出了一帮造反者，让她如何能够睡得安稳？
叛军里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让武则天心悸不已，李敬业的心腹、叛军左右长史唐之奇和杜求仁正是左羽林军首领、大将程务挺的亲密好友，右司马薛仲璋则是当朝权相裴炎的亲外甥。这么一来，禁军是绝不能动用了，那么她到底应该派谁去平定这场叛乱？
程务挺现在正率领大军在前线抗击突厥，这支军队会不会反叛噬主？武则天面临着她一生中最严重的军事危机。?
李敬业之乱打着匡复李唐的旗号，诸武顿时觉得来了机会。武承嗣、武三思等人纷纷上表，要求处置韩王李元嘉、霍王李元轨等李唐宗室。
武则天征求宰相的意见，在刘祎之和韦思谦都不敢表达意见的时候，裴炎再一次站出来投了反对票，这让武则天越发不满。即使裴炎不投票，武则天也未必会向韩王、霍王动手，但裴炎的态度实在让她无法接受。?
太后武则天对裴炎的不满始于前段时间修建武庙之争，而如今在对待李敬业叛军这个问题上，裴炎所表现出来的拖沓和暧昧再度让武则天心生不满。
武则天还记得，早些时候上官婉儿曾经告诉过她一句童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有人说，这句童谣所指对象就是裴炎。
虽然裴炎不止一次地在武则天面前辩解，这些话都是无聊文人编造谣言惑众，他们不过是想看到朝局的乱象而已。武则天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可是她的内心还是被童谣里的两片火灼出了浓重的阴影。
当李敬业扬州起兵的消息传来，武则天问计于裴炎。
裴炎的态度是，李敬业作乱之所以短短十日就有十万人响应，不过是因为皇帝年长，太后却迟迟不肯归政，让人抓住了大做文章的把柄。只要太后还政于皇帝，叛军肯定不战自败。
裴炎所说的话像钉子一样敲进武则天的心脏，她没有料到裴炎会这么想。
裴炎居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气宇轩昂地表明自己的态度。高宗皇帝已经死了大半年，嗣皇帝也已成年，有顾命宰相监护，有满朝文武辅政，作为太后的武则天如果长期临朝称制，不论有何用意，不管怎样解释，在体制上就是太后侵夺皇权。
裴炎受高宗皇帝顾命所托，对此不可能不有所匡正，但面对权力欲望正炽烈的武则天，却苦无适当的机会。当扬州兵变的消息传来时，裴炎以为最佳的时机到来了。
其实这场兵变的导火索与裴炎有着直接的联系。就在不久前，裴炎的外甥薛仲璋主动要求出使扬州，收扬州长史陈敬之下狱，并由此引发兵变。
当兵变的消息传来，裴炎并不急着商议征讨之策，反而静观其变，想要迫使武则天主动向他问计。裴炎这么做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他是首席顾命宰相，应该表现出为国分忧，为君王分忧的宰相器识。
静观其变的做法，反而有怠慢军机、乘危逼宫之嫌。不论关系、声望，还是权位，裴炎都远不及高宗朝的那些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这些人都在与武则天的权力博弈之中，遭到诬告迫害，落得凄凉的下场。裴炎并不了解武则天的性格和习惯，也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和危险。
抖动的淡紫纱帐掩饰不住武则天内心的愤怒。这是裴炎吗？是那个在关键时刻力挺自己的裴炎吗？武则天感到震惊，也感到了压力。裴炎的话是不是代表了大部分朝臣的心声，如果是，她坐在这里就显得滑稽之极。
武则天需要战友，需要有人在这时候站出来为自己说句话。满朝文武全惊呆了，偌大的朝堂成了一个冰封的世界。每个人都从骨子里往外冒寒气。
一个尖利的声音打破了许久的沉寂，监察御史崔察站出来说话：“裴炎受高宗临终托付，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没有不轨的图谋，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让太后交还政权？”
此言一出，满朝文武为之哗然，原来朝臣们都误会了裴炎，把他看作武后一党，原来人家是另有所图。一路走来，裴炎帮助武则天先后搞定了裴行俭，扳倒了章怀太子，摆平了中宗李哲。他为太后武则天鞍前马后打拼，才迎来了这继往开来的局面。?
武则天也没有亏待他，小小的黄门侍郎成了今天的首席宰相，执政事笔。他想做侍中就做侍中，想做中书令就做中书令。只要他开口，她从没有让他的话落在地上。
可今天，扬州烽火大起，兵锋十万，直指东都洛阳，正是武则天最艰难最需要盟友的时候。而裴炎不但拒绝援手，而且趁机逼自己还政。
其实对帝国的首席宰相裴炎来说，他的处境尤为尴尬。一方面，他需要帮助武则天有效地控制叛乱，使叛乱局限于江南一隅，不要将战火烧向中原地区；另一方面，他又需要这场叛乱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
叛乱是一种兵谏，他可以借此来向武则天施加压力，逼她交出政权，取消临朝称制，使李旦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使大唐帝国的权力运行进入一个良性轨道。
其实崔御史的这番话根本架不住推敲，裴炎虽然受高宗托孤，但政权一直掌握在武则天手里，裴炎手里能有多大的权力？裴炎让武则天把权力交还给皇帝，应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不算是什么阴谋？
裴炎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反扣一顶造反者的大帽子。一代权臣就这样沦为阶下囚。?
武则天责令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和侍御史鱼承晔审讯裴炎，武则天挑选这两名与裴炎嫌隙颇深的人做审官，本身就传递了一种信息，将裴炎置于死地。
就在裴炎被收监的同时，在烽火四起的扬州属地，人们对李敬业队伍的复杂背景难以辨明。前太子李贤死而复生坐镇营帐，太子举兵讨伐太后。只有少数知情者洞悉这个秘密，李敬业营帐内的太子贤只是一个替身，他的相貌体态酷似已故的太子李贤，其真实身份是一个铁匠。
人们还说叛军首领之一的薛仲璋是当朝宰相裴炎的亲外甥，叛军的最大股东其实是帝国的首席宰相裴炎。李敬业把造反的旗帜树起来了，在进军方向上，李敬业和他的部队再次陷入了迷茫。
他们分为两派。一派以军师魏思温为代表，一派以薛仲璋为代表。
从用兵方向看，魏思温主张西进，渡过淮河，沿通济渠西向，直指东都。薛仲璋并不反对西进，但他主张西进须在打下金陵之后。也就是先南下，再西进。
从速度上看，魏思温强调一个“快”字，速战速决。而薛仲璋则要先南下，后北上，强基固本，打持久战。
关于决战。魏思温提出据关决战，就是把战场摆在洛阳附近，以造成对洛阳政权的逼压之势。而李敬业放弃了魏思温所提出的“西进、快速、决战”的战略思想。
魏思温是个很有想法和头脑的人，他的依据就是趁着武则天刚刚登基，人心可用，速战速决。打下或者围住东都，逼迫武则天下台。要避免打长期战，免得打到最后后劲不足，被武则天给吃掉。
但是裴炎的外甥薛仲璋，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金陵有帝王气象，又有长江天险，足以固守，不如先夺取常（今江苏常州）、润（今江苏镇江）二州，作为奠定霸业的基础，然后再向北以图夺取中原，这样进可以取胜，退有归宿，这是最好的策略。”
他这一策，是谨慎的打法，先占住一块地盘再说，不能胜则可割据。
他的根据是，匡复军实力并不强，硬碰硬不合算，只有先经营好一块地方，待天下形势进一步大乱，再伺机北上问鼎中原。
薛仲璋的这个想法没问题，但它需要一个基本条件——乱，而且是天下大乱。就像隋末，造反者四处放火，朝廷东一头西一头地忙着灭火，顾脸就顾不上屁股。但是现在的天下是个什么状况呢？造反派只开了李敬业一家专卖，没有其他连锁店。到时候朝廷征剿大军杀过来，匡复军连个帮手都没有！所以，这个主意放在此时此刻，实际上就是坐等挨打。
魏思温不死心，继续劝说：“崤山以东的豪杰，因为武则天专制，都很愤怒，听说您拉队伍匡复李唐，都自动蒸麦饭为干粮，举起锄头为武器，等待匡复军的到来。不乘这种形势建立大功，反而退缩，跑去找一个地方固守，这么做容易造成人心离散！”
李敬业不肯接受他的主张，派唐之奇守江都，自己领兵渡过长江，去攻打润州。
魏思温很失望，私底下向杜求仁抱怨：“兵力合在一起则强大，分散则削弱，李敬业不合力渡过淮河，收集山东的兵众以夺取洛阳，失败就在眼前了！”
向左还是向右？这不光是个问题，还是一块试金石。
历史往往会在前进的路口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王者往往有着超常的眼光，他能越过路标看见远处的风景；而那些目光短浅的流寇却只管埋头看路，回避一下路上的坑坑洼洼和小石块。
这块试金石终于检验出了李敬业，这个想法不坚定、目的不纯粹的流寇眼睛里塞满了“金陵王气”。
一心想要拿下金陵做皇帝的李敬业选择了薛仲璋的意见，有梦就要去大胆地去实现。
李敬业令左长史唐之奇守扬州，又令弟弟徐敬猷屯兵淮阴、韦超屯兵都梁山（今江苏盱眙县），自己亲率主力渡江，猛扑润州。
既想立匡复的牌坊，又想干称王的勾当。骆宾王是西进策略的坚决支持者，西进的本质是匡复，而南下则是割据。李敬业刚开始就偏离了方向，当时已经有人将这场兵变定性为：“是真为叛逆！”
匡复有路，叛逆无门。当李敬业起兵南下以图夺取金陵的时候，他就把自己钉在了“贼寇”的耻辱柱上。那个时候，人们往往以郡县长官对起事者所抱的态度，观察起事者的前途。
在李敬业南下的时候，他只得到了一个相应者，此人就是楚州司马李崇福。他率所部三县叛乱响应李敬业。叛乱至此，便成为扬楚事变。
李敬业第一个进攻的城池是润州，而担任润州刺史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叔叔李思文。如果李思文站在侄子这边反武，那李敬业就可以轻松拿下。
家门不幸，出此逆贼！李思文根本不赞成叛乱，他还记得李勣临终那一番慷慨激昂的家训。李勣作为朝廷重臣，他的话既然史书都有记载，那么他的那些后人们也应当铭记——这些不肖儿孙，应细加防察，如有操行不伦、结交非类，马上打杀，然后奏之，以免倾覆家族……
李思文看着侄子李敬业领着叛军来攻，就和司马刘延嗣一起发动百姓修城墙，训练士卒。
<h3>2</h3>
此时润州的唐军只有五千人马，城池也是自唐开国以来就没修过。
难道大唐根本就没有地方防务吗？唐代实行的是府兵制，征来的兵都集中在约三百八十个“折冲府”中。这些折冲府主要分布在三个道，即关内道（拱卫京师）、河东道（防守太原）和河南道（拱卫神都）。其他地方的兵，非常之少。
这就是唐朝所谓“强干弱枝”的军事部署，即只要能保住朝廷的中枢和北边就好，其他地方等出了问题再临时修补。以扬州都督府为例，举全府七个州的兵力，还不及关内道兵力的三十分之一。
润州被困，还要靠本州军民的力量先扛上一阵儿，等候朝廷发兵来救。
叛军根本没有达到金陵，在他们夺取润州后不久，李孝逸所率领的讨伐大军已逼近扬州。李敬业不得不从润州回师，扬楚事变已临近最后阶段，叛军与讨伐者之间，即将展开决战。
匡复军来到润州城下，先是李敬业跑到城下劝叔叔投降。废了半天口舌仍然不能说服李思文投降。李敬业见老爷子如此顽固，只好令旗一挥发起猛攻。结果遭到五千士兵的顽强抵抗，城内死守了几十天，最后还是破城。估计城里的那些士兵都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他们以为是李思文的亲友团来了，应该早早的开城来一家亲。
可谁知道李思文和侄子李敬业真的开战了，打到最后，已有人在暗中帮助匡复军。李思文、刘延嗣和领兵前来支援的曲阿（今江苏丹阳）县令尹元贞战到力竭，都当了俘虏。
李敬业看着绑上来的三个人，那架势比他这个打了胜仗之人还有气派。
李敬业先是把县令尹元贞拉出去砍了，然后他又跟自己叔叔开了句玩笑。“打从我祖父李勣开始，我们李家就被赐了国姓，你今天却为了那个姓武的老妇人卖命，我看你还是别叫李思文了，改叫武思文吧。”
魏思温请求杀了李思文，以警告那些在今后前进的路上敢于顽抗的州官，减轻今后攻城的难度，但李敬业没有答应。
李敬业劝润州司马刘审礼的堂弟刘延嗣入伙，也遭到对方拒绝。
刘延嗣说：“延嗣世蒙国恩，当思效命，州城不守，多负朝廷。终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宗族。岂以一身之故，为千载之辱？今日之事，得死为幸。”
这句话惹得李敬业大怒，要把他当场斩了。魏思温说刘延嗣是自己的旧交，出面讲情，才免了刘延嗣一死。随后，李思文和刘延嗣一起被关进了狱中。
李敬业没有能够利用战争初起时的优势，迅速领兵占据洛阳附近。左顾右盼之际，这样就给了武则天从容调集兵力的机会。
一个多月后，武则天调集了一支三十万人的大军，派出镇压叛乱。军队的统帅是李孝逸，他是高祖皇帝李渊的弟弟李神通之子，与李唐皇室的关系并不远。
这边欢庆胜利的锣鼓还没等敲响，情况发生突变。就在润州失陷的同时，李孝逸率领的三十万征剿大军，已经逼近了叛乱的另一重镇——楚州。
武则天挑选的统帅李唐宗室淮安王李神通之子李孝逸，论辈分算是皇叔。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提拔他为左卫将军，现在终于排上了用场。
武则天派一个皇叔来平叛，自有她的想法，不管李孝逸有没有军事才能，她要的是李唐宗室这块金字招牌。李敬业这边弄了个冒牌的章怀太子，玩匡复游戏。武则天这边也顺势推出正牌皇叔，正牌对冒牌。
武则天选择一个李唐皇室成员担任讨逆军的统帅，让很多朝臣很不理解。放着那些名气大的将领不用，如程务挺、张虔勖、黑齿常之、王方翼等，他们的声望都要比李孝逸高，战场经验也比他丰富。
深究之下，人们才发现，李孝逸与程务挺不同，他四次担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是来自西南方面的人物，与裴炎集团没有关系，而程务挺、张虔勖等人都是西北军方面，与裴炎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另外在废李哲时，武则天动用的是程务挺、张虔勖等人，如今再用李孝逸，也有平衡权力之意，她需要用来自不同方面的人。当然武则天在这时候任命李孝逸，还有安抚李唐皇室的意思在里面。
在北起燕赵、南抵洞庭的广大地区，李唐皇室担任州刺史之类者还很多，这些人若与李敬业合流，危害性是很大的。在李敬业冷遇山东豪杰的时候，太后武则天却在向李唐皇室递送秋波，这不能不说是政治上的一着高棋。
在讨伐部队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魏元忠。他现在担任着殿中侍御史的职务，在李孝逸的军队中，起着监军的作用。
魏元忠在仪凤三年（公元678年）被起用以后，至今已经六年。高宗仪凤年间，吐蕃多次侵扰边塞，魏元忠向朝廷上书，纵论“命将用兵”的得与失，被授予官秘书省正字，成了一个不入流的九品小官。
官职虽小，却是他步入仕途的起点。因此，可以说魏元忠是以军事起家的。
抗蕃名将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他的军事才华自然不用多说，身为百济降将，朝中关系也很简单。
三人都是一色的身家清白，背景简单，以魏元忠的谋略，黑齿常之的武功，再加上李孝逸的名号，兵发三十万，直逼楚州。楚州是李敬业的战略重镇，丢了楚州，匡复军将陷入与政府军的正面交锋。
因为当初没有听魏思温的话，李敬业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金陵城的王者之梦还没有醒来，噩梦就已经袭来。李敬业看情势不妙，收编了润州的兵马，留下一万人马守润州。自己慌忙率军回江都去布防，同时把李思文和刘延嗣也押回了江都。
李敬业不杀叔叔，魏思温看出他的优柔寡断，便又叹息：“不顾大局，实在是妇人之仁，我们早晚会死无葬身之地。”伴随着魏思温一声接一声的叹息，李敬业起兵越来越像是一场闹剧。
没有铿锵的锣鼓，没有响亮的口号，没有清晰的目标，十几万人就这样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李敬业任命李宗臣为润州刺史，自己则亲自赶赴前线，屯兵于高邮的阿溪（在盱眙和江都之间）。
李孝逸的大军已经抵达临淮，与盱眙隔河相望。两雄对决，必有一场恶战。其实李敬业真应该感激李孝逸，李孝逸的军事才能虽然可圈可点，但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打仗之前表现得气壮山河，但一见别人真要和自己玩命，就往往跑得比兔子还要快。
武则天让他来，不在乎他是不是能打，而是让他查清楚冒牌太子的事，切实维护李唐皇室的权益。武则天在朝中对李敬业的后援团进行了清洗，试图打击李敬业的信心，为前线的平叛大军造势。
裴炎就是在被清洗之列，武则天削夺了李勣的官爵、挖了李家的祖坟、剥夺了李姓等。
同时，武则天还下诏赦免匡复军中那些胁从的百姓，只要谁能把李敬业的脑袋拎到她面前，当场授官三品。她对李孝逸这种静观其变的做法非常不满意，催促李孝逸速战速决。
当时担任监军的侍御史魏元忠，虽然是文臣，却也是一个用兵高手。他见战况呈胶着状态，心里着急，便对李孝逸说：“朝廷因为你是王室亲属，所以才派你领军征伐。天下安危，在此一战。且海内承平日久，忽闻变乱，朝野上下倍加关注，就等着他们伏诛。今大军逗留不进，远近都失望。万一朝廷换他人代替你，你有什么理由逃避逗留之罪？最好是从速进兵，以立大功，否则祸患将至矣！”
这句话说得非常明白：李孝逸在这里静观其变，不能速战速决，武则天对他的作战效率很不满意。如果再这么无限期地拖下去，将难逃祸患。
一句话让李孝逸如梦方醒，他下令继续进军，直奔都梁山，去找匡复军大将韦超交战。
征讨大军的副帅——副总管马敬臣已经憋了很久，终于可以与对手放胆一搏。他奋勇当先，在阵前斩杀匡复军两员别将。一仗打下来，征讨军声威大震。
<h3>3</h3>
十一月初，武则天再度施加压力，派名将黑齿常之任江南道大总管，统辖诸道援军，开赴前线。
魏元忠向李孝逸进言道：“黑齿常之这么高级别的将领都被派了出来，看来朝廷对我们已有疑心。为了将军将来的前途考虑，我军应该袭击淮阴或都梁山，除去叛贼的犄角，这样李敬业便无能为力了。”
李孝逸的胆子小，但他能够听进去别人的意见，于是发兵攻都梁山。
所谓都梁山，是盱眙县城及其周围山陵的统称。由于在前面已经败了一阵，韦超不敢贸然迎战，仗着山势险要，坚守不出。
李孝逸再次陷入纠结之中，在打与不打之间举棋不定。他召集众将商议。有人提议：“韦超凭险自固，我步卒无所施其勇，骑兵无所展其足，且穷寇死战，攻之徒然多损士卒。不如分兵困之，大军则直取江都，覆其巢穴。”
这个建议，用的是刘邦当年攻咸阳之计，主张直奔主题。但刘邦是避实就虚，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高邮是李敬业重兵所在，要想一蹴而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魏元忠反驳道：“避坚攻瑕，是兵家之忌。李敬业的精锐部队都驻扎于下阿溪，只求与我速战，我若一败，大事去了。徐敬猷原来不过是一个赌徒，而韦超等人也并非宿将，兵又单弱，易为我克，李敬业虽欲往援，势必赶不及。我军击败韦超等两贼，再乘胜进击敬业巢穴，彼方即便有韩信、白起，也恐不能抵挡了。”
李孝逸又一次采纳了魏元忠的意见。朝廷军队全力进攻都梁山，战斗可以用惨烈来形容，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唐军终于啃下都梁山这块硬骨头。这是李孝逸自讨伐以来，取得的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大捷。李孝逸率部乘胜直逼淮阴。
淮阴城在淮水之南，城池险固。守将徐敬猷是李敬业的弟弟，跟着哥哥本来以为能有半个天下坐，结果却陷入困境。
徐敬猷平时喜欢玩牌，打仗对他来说实在是赶鸭子上架。李孝逸大举攻城，没费工夫就拿了下来，徐敬猷只身脱逃。李孝逸领兵进入扬州府地界，直抵下阿溪北岸，并在此驻扎，两军隔溪相望。
到了晚上，征讨军的后军总管苏孝祥率兵五千，乘小船悄悄渡河，抢先偷营，结果遭到李敬业的伏击。征讨军的果毅成三郎被擒，送到了江都。
匡复军统帅唐之奇为激励士气，指着他忽悠手下部众说：“这个人就是李孝逸！”随后下令，拖出去斩首。哪知道这位成三郎是个不畏死之人，虽然即将临刑，仍大叫：“我是果毅成三郎，不是李将军。大部队今天就要杀到，你们败亡就在眼前。我死了，妻儿老小享受荣耀；你们死了，就会被株连九族，你们还不如我！”
人们对战争性质的认识，从这位下级军官的口中可见一斑。这位忠勇的成三郎，是幽州渔阳（今北京密云）人。“果毅”是他的级别，全称为果毅都尉，相当于大唐几百个外军折冲府的副职，类似于现代的团级干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军官的刚烈表现让人慨叹不已。
就在此时，李敬业的营地上空飞来了一大群乌鸦。魏元忠与行军管记刘知柔不愿意撤军，就对李孝逸说：“这是贼势将败的预兆。乌鸟集幕，势必空营。然而李敬业还没有退，鸟已先集，岂不是将覆灭吗？”
既然天意要灭李敬业，那就只好顺从天意。此时讨伐军的位置，在匡复军西北方向，正好借冬天的西北风放火。李孝逸采用火攻，匡复军立足不住，纷纷退后。李孝逸一阵掩杀，匡复军就只有疲于逃命了。
李敬业不甘心就这么败了，既然风向不对，赶紧让自己的队伍临时来个原地一百八十度打转。临时调动军阵是兵家大忌，结果搞得自己阵脚大乱。
李孝逸哪里肯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斩杀匡复军七千余人。直杀得天空染赤，溪流尽红，死伤不计其数。经此一仗，李敬业的主力被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他自己领着一干首领狼狈地逃入江都。
宜将剩勇追穷寇！李孝逸一路追踪而至。李敬业看势头不妙，江都估计也守不住了。于是带着一队人马仓皇奔往润州，他要去投奔的是匡复军刺史李宗臣。
李敬业率残部逃到蒜山，写了封十万火急的信给李宗臣。或许是天要绝人，人只有无奈接受命运的安排。送信之人在路上将原定的联系信物丢失了，只拿了手书信件跑到润州。李宗臣自作聪明地以为这是李孝逸使的调虎离山之计。
李敬业见大势已去，带人乘舟扎进了长江，想顺流而下出海。穷途末路至此，就是再有信念的人也会被打垮。肆虐的秋风大雨好像是故意在和他作对，风总是逆向吹往他的营帐，无法驾船出海。
士兵们开始后悔他们错误的抉择，就在这时，李敬业的部将王那相倒戈相向。他趁李敬业酒酣熟睡之际带领士兵潜入营帐，轻松地杀了李敬业、李敬猷以及李敬业的妻儿老小，李敬业之乱最后以一个荒谬的结局来收场。
为了自己有一条活路，王那相砍下了二十五颗脑袋作为见面礼，拎到李孝逸军前投降。其余唐之奇、魏思温、韦超、薛仲璋等人逃散，也分别被李孝逸部下捕获并处死。
大才子骆宾王自匡复军失败之后，就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为一桩历史悬案。《资治通鉴》说他与李敬业同时被杀，《朝野佥载》说他投江而死，《新唐书》说他隐姓埋名流亡天涯。这样一个传奇才子，以突然蒸发的方式作为人生的结束，是最符合他性格的做法。
后来中宗复位后，心里还是感念匡复军这帮兄弟，曾下诏广求骆宾王的文稿，竟得数百篇。
由于时间短促，李敬业的叛军未能形成大气候。待到大将军黑齿常之带援军赶到江都，乱党早已肃清，不劳烦他动手了。
武则天随后下令，尽杀李敬业（李氏）宗族。只有那个不降叛贼的李思文没有被连坐，并且因功官拜司仆少卿，后来又升了春官尚书。
武则天专门召见了这个在大是大非面前有着坚定立场的老人，当面褒扬他：“李敬业不是要把你改姓武吗？那么今天我就赐你姓武了！”
自从李敬业占据扬州，向天下宣布匡复义举后，前后不过四十多天就结束了。李敬业当初的豪言壮语，也成了自娱自乐的笑话。就连这次直接卷入战乱的三州，除一部分之外，其他都保持了相当的平稳，天下依旧平静，没有丝毫动摇。
可叹的是大唐开国功臣李勣立功三朝，功勋赫赫，最终因孙子李敬业掀起的一场滔天巨浪，自己也被从地下扒了出来，一代功勋之臣横遭鞭尸。更不幸的是，整个宗族之人被诛杀，只留下李思文一脉。
李敬业失败的原因，除了武则天所处的地位优越之外，还在于那些反对武则天的人，他们的行动并不一致。他们的利害关系相互矛盾，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同是临朝称制的批判者，刘仁轨的态度与裴炎就不一致；同是想以武力批判临朝称制者，李敬业与裴炎就不一致；同是公开宣称以武则天为敌，李敬业与魏思温就不一致；同是主张武则天让位于儿子，裴炎和刘祎之就不一致。
当武则天要诛杀韩王、鲁王等李唐皇族子弟时，刘祎之对此表示沉默，而裴炎却极力反对；裴炎下狱之后，刘祎之也没有出面证明自己的战友不是谋反者。
就算在同一个人身上，前后表现也是判若两人。刘仁轨刚开始时批判临朝称制，随后却冷眼旁观，默认了眼前的局面。李敬业刚开始打着匡复李唐的旗帜，后来却采纳了薛仲璋的意见，妄图南下割据。
武则天却是一个始终坚定的权力之王，她前后采用的策略虽然有所变化，但变化的目的只有一个，便是维护临朝称制。同处于历史的旋涡之中，武则天头脑冷静，李敬业则徘徊于义利之间，当叛军内部就西进与南下问题发生争执的时候，李敬业做出的是错误的南下决策；而在洛阳城内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的争执中，武则天做出了正确判断，坚持军事解决。
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武则天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然后朝着那个正确的方向一路前行；而李敬业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只是盲目地上演了一场沸沸扬扬的闹剧。
当尘埃落定，海内既平，武则天的声威犹如日月凌空，时势无法逆转！

第十二章 宰相下狱，哪里还能活着出去
<h3>1</h3>
武则天逮捕裴炎是一件难以说服天下人心的大事，毕竟裴炎是帝国的首席宰相。更何况，武则天并没有拿到裴炎与李敬业私下勾通的确凿证据。难道裴炎主张以政治方法去解决扬州问题，避免流血，也是谋反吗？于是，朝堂上下出现了一场营救裴炎的风潮。
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之际，后方为裴炎说情的奏章雪片似的飞到武则天案头。裴炎作为高宗的顾命老臣，朝中的很多高级干部都是他的门生故交。大哥犯事，小弟怎不以恩图报，都赶紧想办法把裴炎从监狱里救出来。
裴炎收监之后，胡元范等人曾与武则天发生激烈的争辩。他们认为，裴炎是国家的股肱之臣，有功于国家，全心全意为君王效忠，这是天下尽人皆知的事。裴炎不仅不是叛国者，而且还是一个社稷之臣。社稷之臣不是一般的忠臣，他是指皇帝未成年之际，可以托六尺之孤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人物。
胡元范等人的意见，遭到武则天的强力驳斥。朝臣中不断有人站出来为裴炎说话。于是，武则天摆出了坚定的态度。她说：“裴炎是一个谋反者，你们不知道罢了！”
武则天这句话过于空洞，在谋反问题上，必须有实打实的证据。如果武则天已经全面掌握裴炎的“反端”，就必须把这些“反端”逐一亮出来，但她又无法做到。在这种情况下，她只能说：“这件事，我知道，你们不知道！”
武则天的这种说法和做法，让胡元范等人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他们说：“裴炎是社稷忠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如果裴炎是谋反者，那么我们这些人也都是谋反者。”言下之意，他们也主张以政治手腕来解决扬州问题。
武则天的回答是：“朕知炎反，知卿等不反。”她把胡元范等人与裴炎区别开来以缩小打击面。
除了公开的反对者以外，临朝称制还有一些暗藏的反对者，如刘祎之、韦思谦等。他们虽然没有公开发表反对临朝称制的言论，但实际上也是持反对意见的。那些伪装积极拥护临朝称制的人中也有私下和李敬业秘密来往的。如鱼承晔，他被武则天指使为审理裴炎案的两法官之一，表面上支持临朝称制，但其子鱼保家当时在李敬业军中教士兵制作兵车及弩，是叛乱集团中的军事工程师，鱼承晔采取的策略是阳奉阴违。
裴炎从下狱的第一天，就表现出坚决不妥协的态度。有人劝他“逊词以免”，也就是让他改变自己原先的立场，由反对太后临朝称制，改为拥护太后临朝称制。
在很多人看来，只要裴炎改变立场以后，就可以转危为安，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在他们看来，裴炎与武则天之间存在着和解的可能性。但裴炎并不这么认为，他也拒绝改变自己。不少人认为这事来得太突然，武则天只是一时气愤。等武则天哪天心情好些，只要裴炎当面向她认个错，一切都会烟云散尽。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理由很简单。武则天初掌大权，裴炎作为首席宰相，在此之前两人合作愉快。纷乱的世道，每个人都需要朋友互相捧场，共克时艰。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裴炎说出了一句话粉碎了所有人的猜测，也把自己置于一条不归路。——“宰相下狱，哪里还能活着出去！”
这句话明白无误地告诉天下人，我这个宰相拒绝再与武则天合作，哪怕明天就去死。从历史的经验看，宰相下狱的概率和他拥有的实际权力是成正比的。一个宰相的权力越大，越难以驾驭，那么他被踢出局的概率就越高。
贞观朝宰相二十九人，下狱者三人，他们是侯君集、张亮、刘泪，结果三人全部被杀。高宗朝宰相四十七人，下狱者也是三人，他们是长孙无忌、韩瑗、柳奭，结果也全部被杀。
如果是一般的过错，宰相是不可能下狱的，下狱就必定是宰相与皇帝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利害冲突。裴炎与武则天的冲突正是一场难以消解的冲突，虽然武则天现在还不是皇帝。
在复杂的局势面前，武则天的态度十分强硬。一方面，她将胡元范、刘景先也予以逮捕；另一方面，她在九月丁亥日，颁布制书：以骞味道检校内史同凤阁鸾台三品，李景谌同凤鸾台平章事。
骞味道原任左肃政大夫，李景谌原任凤阁舍人（中书舍人）。裴炎被收监以后，骞味道被指派为审理裴炎的两名法官之一。李景谌则是在营救裴炎活动中一位力持异议，站在武则天立场上的人。他为了迎合武则天，极力论证裴炎必反，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好处。
文武百官中有很多人，包括统兵在外防备突厥的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在内，相继站出来证明裴炎不反，可是武则天都没有接纳。事态至此已成明朗之势，武则天决心以“莫须有”的方式来坐实裴炎之罪。那些站出来为裴炎开脱罪名的朝臣被捕下狱；而那些诬陷其谋反的则给以封官拜相，武则天甚至不惜破例，拜一个五品的凤阁舍人为相，创下开国以来最低职事官拜相的记录。
这难免让我们想起永徽年间，李义府为了改变政治命运，叩阁上书之后，由中书舍人升为中书侍郎，曾被人称为“超拜”。李义府刚开始并没有当上宰相，而这一次，李景谌却由凤阁舍人当上了宰相。
这是武则天极为拿手的一招，其特点就是利用手中的政治指挥棒来操纵时局。
每逢遇到棘手问题的时候，她就鲜明地表明态度：我喜欢的是什么？讨厌的是什么？你们可以走哪条道？不可以走哪条道？反对临朝称制的宰相，我把他抓了起来；拥护临朝称制，但地位稍低的官员，我把他们提升为宰相。
但是，这一次武则天的手段似乎失灵了。又有一份营救裴炎的密表从灵武传来，呈表之人是单于道安抚大使程务挺。
裴炎并不是什么大唐烈士，他只是一个玩弄政治的政客，准确地说，他只在乎属于自己的那份政治利益。
当年他帮助武则天把中宗拉下马，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他的最高目标就是成为朝臣中的带头大哥，他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他所要做的，就是继续保持自己的权力优势。
中宗被废后，他辅佐睿宗，也是为了能够找一个软柿子捏，自己可以继续专政。
裴炎也不过是官场上的投机分子，从小读弘文馆，饱读儒学经典，但他又区别于许敬宗、李义府那样的厚黑分子。人在官场，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但不可以无耻。
在官场上厮混多年，裴炎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谋过私利，算是一个十足的清官。就连他的那些亲戚，他也从来没有帮过忙。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可以不忠于某个皇帝，也不能算是一个忠臣，但他绝对不是逆贼。他能换了不听话的皇帝，但却从没想过要背叛李唐，改朝换代。
武则天早已看透了裴炎这个人，她要继续走下去，就要寻找新的政治盟友，而裴炎已经消失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内战如火如荼，武则天没有做出第二选择，将裴炎清理出权力系统才是她的唯一决定。
武则天命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原御史台）、侍御史鱼承晔收集裴炎的罪证，罪名就从“疑有异图”开始入手，也就是收集裴炎谋反的罪证。
裴炎不是让太后还政李唐吗？而李敬业也要匡复李唐，他们是内外联系，意图谋反。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李敬业叛乱与裴炎并没有必然联系。可是一旦罪名确立，一切又都顺理成章。官居显位的宰相裴炎就这样一夜之间成了阶下之囚，骞味道、鱼承晔二人奉太后武则天之命，对裴炎进行了严刑审讯。
裴炎受刑不过，招出一桩事实：九月间，他曾企图趁太后出游龙门之际领兵突袭，拘禁太后，逼其让权，还政于天子。后因大雨，武则天取消龙门之行，未能实施。
裴炎的介入，使叛乱集团的活动又添加了新的内容。这预示着当权士族的核心部分已经剥离出另一支力量，那就是协助叛乱分子的部分。
第二天，武则天在紫宸殿接受完百官朝拜之后，便下令将裴炎收押。
在裴炎和朝臣们惊惧的目光中，武则天将那封密书掏了出来。她向大臣们郑重地说：“这不过是一个拆字格，青字拆开来是‘十二月’，鹅字旁边是‘我’字，而‘鸟’是会飞的东西，有不受约束的意思。裴炎的这封信是在向叛军示意，其在十二月间为内应。”
这一解释使群臣恍然大悟，裴炎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也没有再为自己做最后的辩解。
他俯伏在地，默无一言。不管他过去和武则天有过多少默契于心的政治交易，也不管裴炎此时的内心还深藏着多少个人政治目的和利益诉求。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涉及君臣纲常、社稷安危的原则性问题上，裴炎的态度很明确。
与其充当武则天颠覆李唐的帮凶，变成一个人神共愤的乱臣贼子，或者在这个老妇人的石榴裙下摇尾乞怜，蝇营狗苟地活过下半辈子，还不如引颈就戮，痛快一死。
在裴炎看来，这么做最起码能保住一个李唐忠臣的名节，还有脸面到地下去见高宗。
直到武则天给裴炎定罪的时候，她都没有指出裴炎与叛乱集团有何交往，而是给他加上一项内容空洞的谋反罪名。连武则天自己都无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如果自己将来能够篡夺李唐江山，那么其中有裴炎的一份功劳。
<h3>2</h3>
二月废立以后，程务挺在洛阳待了一段时期。这一年七月，李敬业等人的活动还处于隐秘阶段，武则天以为时局已经渐渐稳定下来，就叫程务挺返回灵武。
这次回灵武，武则天还专门给程务挺升了半级，以前他是以右武卫将军资格作单于道安抚大使的，而现在他以左武卫大将军的身份做了单于道安抚大使。
这时的程务挺正在前线与突厥交战，他手里握有重兵。
自从裴行俭含愤退出军政界后，程务挺就成为大唐帝国升迁最快的军事将领。程务挺能够走到今天，与他立下的卓越战功密不可分，抗击突厥，扫平叛乱，都能见到他无处不在的身影。
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二月，程务挺曾经率领羽林军勒兵入宫，为武则天废黜中宗立下头功。从这方面看，程务挺应该算是武则天的人。可是当武则天要对裴炎动手时，程务挺却陷入矛盾之中：武则天是决定自己命运的人，而裴炎则有恩于自己。
当初他是在裴炎排挤掉裴行俭后才获得晋升机会，因此他对裴炎一直心存感激。
程务挺在军中很有威信，尤其在边疆名声很大，让突厥人闻风丧胆，一遇程务挺军便不战而逃。或许是自恃功高，太后武则天多少会卖给他一些面子。
可这时候他的感觉出了问题，就算你是军功赫赫的武将，那又如何？地球离开谁都会转，裴行俭不是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吗？那么在他死后，换了你程务挺，不是一样让唐军成为突厥人的梦魇吗？
历史的经验告诉武则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是不可以替代的，更没有什么人是值得一辈子去信任的。武则天不信任程务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个女人在朝堂之上行走太过危险，她早已开始修炼防狼术了。每一个置身于这个圈子的人都像是一头权力虎狼，随时会置他人于死地。
程务挺的手下偏将裴绍业正是武则天安插的一个线人，裴绍业的任务就是——死盯程务挺，盯死程务挺。 ?
武则天需要利用群臣之间的相互倾轧，以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空间。武则天拿起程务挺为裴炎求情的密函抖了抖，分量不重，但是足以要人命。她看都不看就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程务挺要反！
她的推理很简单：程务挺既是裴炎的好友，又是扬州叛乱集团的核心人物唐之奇和杜求仁的好朋友。如果程务挺的军队哗变，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武则天没有做更多的铺垫，她命左鹰扬将军裴绍业火速赶往军中。现在对武则天而言，只要涉及叛乱事件，真相是否属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她必须向天下臣民发出血的警示。
程务挺做梦也不会想到，朝廷的使者竟然会来得如此之快，并且来的是自己的偏将，他以为武则天派裴绍业来协助自己工作，毫无防备。裴绍业一到军中，就召集开会，传达从东都洛阳带来的最高指示。会议由程务挺亲自主持，他简单说了两句，就把话语权交给了裴绍业。
裴绍业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读出这份密令：程务挺勾结乱党，有异图，立斩！
在诸将还没反应过来时，刀已经砍断程务挺的脖子，然后抄没家产。
由于裴绍业本是程务挺麾下将领，这次事件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军权便顺利实现交接。
程务挺死了，最高兴的莫过于突厥人。程务挺是他们在战场上的克星，如今将星陨落，他们终于可以彻底放松，喝酒喝到醉，睡觉睡到醒。
这是一个值得他们去尊重的对手，突厥人很厚道，还特地为程务挺建了祠堂，里面就供奉着程务挺一尊神——战神。
不要说别人，就是身边近侍上官婉儿对武则天不事查询就斩杀程务挺也感到疑惑不解。
在后来一次谈话中，武则天对她说：“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不问青红皂白就诛杀了程务挺，其实他是否参与谋反并不重要，程务挺或许是做了杀鸡儆猴的祭品。我只想借机告之天下，无论他是谁，都必须效忠本朝，不能有二心。我想告诉天下文武百官，没有我不敢杀的人，不要以为如今洛阳宫只剩下孤儿寡母，什么人都可以犯上作乱。”
程务挺不仅与裴炎关系密切，而且与叛乱集团中两个重要成员唐之奇与杜求仁也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
程务挺的密表让武则天大为吃惊。武则天还记得，曾经有人提醒过她，李敬业、裴炎、程务挺三个人是串通一气的，但这个人并没有提供什么确凿的证据。而且，此人向武则天进言的时间是在裴炎与李敬业被杀之后。但程务挺与裴炎、李敬业等串通的可能性极大。
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北起灵武，南至扬州，近在洛阳城内，都有大批公开或隐秘的临朝称制反对者。太后武则天能否从这种困境中走出去呢？
这时候，武则天想起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便是西京留守刘仁轨。
在许敬宗退休后，刘仁轨已经成为朝中最有影响力的宰相，风头一时无二。但随着太子李弘的病故，章怀太子被废，刘仁轨受到了来自裴炎为首的文官宰相集团的排挤和打压，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求生存。
尤其是高宗皇帝病重、政府班子东迁洛阳之后，刘仁轨一个人留在长安，渐渐远离中央权力的核心地带。高宗皇帝去世后，武则天劝说刘仁轨重新出山，刘仁轨还试图劝说武则天能够收手，以吕后为鉴，不得擅自干政。
而裴炎这时候为了自己的权欲，配合武则天废黜中宗，临朝听政，结果闹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裴炎做梦也不会想到，武则天会借刘仁轨这把刀，要了自己的性命。?
二月废立后，刘仁轨首先站出来，批判了临朝称制。武则天对其采取了近乎迁就的安抚态度，对他恭维了一番，表示对他的器重，刘仁轨从此沉默下来。
现在，当朝臣中的很多人站出来营救裴炎，重新展开对临朝称制的批判时，这位曾经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临朝称制的人，态度却在这时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刘仁轨所处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武则天用来讨逆的兵力，主要是关中府兵。如果刘仁轨不支持武则天临朝称制，关内府兵的调度，就不那么容易。于是，武则天做出决定：派出郎将姜嗣宗去西京与刘仁轨商量这件事。
姜嗣宗与刘仁轨见面后谈话内容只有一个：裴炎到底是不是谋反者？刘仁轨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果刘仁轨与大多数朝臣一致，也持裴炎并非谋反的态度，那么，临朝称制就很难再继续坚持下去。如果他持相反的态度，临朝称制就有了存在下去的理由。
也不知道裴炎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最后他居然自作聪明地补充了一句：“我早就看出这个人想造反，太后英明！”裴炎固然该死，但像姜嗣宗这样的小人更让刘仁轨感到恶心。
姜嗣宗将裴炎之事说得天花乱坠，就表达了一个观点：裴炎的表现异于平常，有反状！
刘仁轨眯着的眼睛突然暴射出精光，他盯着姜嗣宗，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你难道早就知道裴炎有意谋反？”
姜嗣宗认为，不光自己看出裴炎有谋反的迹象，朝中很多人都看出了裴炎的反常表现。两人一番试探，姜嗣宗起程返回东都。临行前，刘仁轨对他说：“有一封密表希望通过他转呈太后。”姜嗣宗接受了这个委托。他返回东都后，向太后呈上了这封密表。
在这份密表里，刘仁轨叙述了与姜嗣宗的那段对话。不过刘仁轨在后面又添加了一句话：“姜嗣宗早就知道裴炎要谋反，却没有告知太后。”看了刘仁轨的奏表，武则天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她问姜嗣宗：“爱卿，你知道刘仁轨在这份密表里说了些什么？他说你早知道裴炎谋反，却知情不报！”
姜嗣宗还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被两个人架起，拖了出去。
姜嗣宗知反不告，这句话的前提是，裴炎是谋反者。裴炎如果不是谋反者，姜嗣宗知反不告的罪名又怎能成立？刘仁轨的态度极其明朗，他支持临朝称制，与半年前那个刘仁轨判若两人。
就姜嗣宗而言，刘仁轨的做法可谓阴险之至。作为使者，他肯定对太后武则天与裴炎之间斗争的曲折知之甚详。他在刘仁轨面前夸夸其谈，然而他没有料到，这种忘乎所以竟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
刘仁轨借着姜嗣宗的脑袋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打击了裴炎集团，二是向太后表明自己的忠心。武则天在得悉刘仁轨的态度之后，才下定决心，将裴炎处决。
姜嗣宗这趟长安之行真没白跑，既要了裴炎的命，也要了自己的命。屠刀举起，清洗时代全面来临。?
带头挑事的凤阁侍郎胡元范首当其冲，第一个响应的宰相级重臣侍中刘景先也不能放过，两人双双被捕下狱。另一名宰相郭侍举被罢，贬为太子左庶子。郭侍举是高宗病重之际，武后亲手提拔上来的四位低品级宰相之一，同期拜相的郭正一因拂逆武后之意在中宗正式掌政的前一天被罢，做了不到一年的宰相。郭侍举比他多做了半年的宰相。
一口气拿下三位宰相，可见武则天这次是铁了心要将裴炎置于死地。
所有的清理工作都是铺垫，无论是借别人的刀还是磨自己的刀，都是为最后一击做好铺垫。裴炎显然没有充分了解武则天的性格特质，也忽视了早在高宗时期就已“威权太重”的她究竟意欲何为。
作为一个彻底追逐权力的人，武则天绝不能容忍亲子或臣民向她的权威发起挑战。
<h3>3</h3>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秋某日，裴炎被绑缚都亭驿前街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家财籍没，亲戚全部流放到蛮荒之地。
当那些抄家的官员一脚踹开帝国的首席宰相、顾命大臣裴炎的府门，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难道这就是当朝二号首长的府邸？他们怀疑踹错了门。因为除了一些生活日用品，可谓一贫如洗。
地上没有，地下找，掘地三尺也没翻出多少值钱的东西。官兵们面面相觑。千辛万苦，他们还是扒出来重要物证——粮食，不足一石的粮食，相当于今天的五六十斤。这在当时的高级官员中，是极为罕见的。
裴炎算不上好人，枉死在他手里的大小官员也有不少。其中最知名的有因他陷害被废的章怀太子、郁郁而终的裴行俭、东突厥降将阿史那伏念等。
曾经的朝廷重臣、顾命大臣也就过着这样的日子，家里除了几十斤口粮，就不再有其他东西了。不为钱，不为亲人谋福利，那么他当官究竟图的是什么？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可裴炎给我们的感觉又不是如此。身为帝国的第一宰相，如此清廉，是不可能做出背叛之事的，连这样的忠臣，都要落得如此下场，怎不令人感伤？
裴炎死得并不寂寞，有被拉出来垫背的，也有走出去送行的。那些因他被流放的亲友们对他并无怨言，在裴炎临刑前，他们还是组团来为其送行。有的亲友还以他为荣，为营救他做着最后的努力。
裴炎侄子太仆寺丞裴先是个十七岁的少年，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高中生。他呈上密封的奏章，要求面见太后武则天。
武则天问：“你伯父谋反，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裴先说：“我这是为陛下着想，哪里敢诉冤屈！陛下是李氏的媳妇，先帝逝世后就独揽朝政，不断更换皇帝，疏远排斥李氏皇族，培植尊崇武氏亲属。我伯父忠于国家，反被横加罪名，杀戮株连子孙。陛下所作所为如此，我实在惋惜！陛下应及早让皇帝复位，自己引退，安居深宫，这样宗族可以保全。否则，天下一变，便不可再挽救了！”
少年人的一番激愤之词引得武则天勃然大怒，两旁的侍卫扑上来将裴先摁倒在地。一个年轻后生，也胆敢跑到我面前来咆哮，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裴先虽是一个少年人，可他却比那些奸猾狡诈的成年人更有勇气。他声嘶力竭地连续喊道：“现在太后如果能够听从我的意见，一切还来得及。”
武则天命令在朝堂上打他一百棍子，让他长点记性，然后取消户籍，长期流放。这个年轻人后来从流放之地又跑了回来，被发觉后，又被流放到北庭。他在那里娶了个降胡之女，并积累了大量资产，豢养了大批门客。虽然远在他乡，过着奢华的富家子弟生活，可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朝廷的动静，思念着故土。
不管裴炎曾经做过多少违心之事，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刹那，发出了炫目的光芒。
望着来刑场上为自己送行的裴氏宗族的亲戚朋友，他老泪纵横，留下最后一句话：“各位老少爷们，你们能做官，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我裴炎没有帮上半点忙。如今你们却要因为我而戴罪流放边疆，实在让人悲痛！”
在亲人的深情目光注视之下，刀过人头落，喷涌而出的鲜血在秋日的阳光下，划出一道刺目的光环，一代权相就此殒命。裴炎之死在洛阳城百姓的眼里披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萧瑟的秋风掠过神都洛阳密集的房舍和街市上的落叶，掠过都亭地面上那一片殷红的血痕，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之气。
虽然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可上天不会因为你是帝王将相，他是贩夫走卒，就偏袒眷顾你而另眼相看他，一朵灿烂怒放的鲜花终究难逃零落成泥的命运。裴炎才智无人匹敌，天生的一代良相。武则天不无遗憾地对身边的女侍上官婉儿说：“其实满朝文武大臣中我最看重的还是裴炎，但是他不明白我的良苦用心。既然他选择了与我作对，我也只能这么送他上路了。”
现在情势已经渐趋明朗化，武则天将不顾朝堂内外的批评与反对，要长期临朝称制。
就连新嗣皇帝睿宗李旦也站出来表态，请母后继续掌权，如果有不拥戴、异议或反对者，肯定会遭受无情的整肃。既然连李氏皇族的权力代言人都这么说了，群臣也就暂时缄住了口。

第十三章 朕于天下，无所亏负，汝等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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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十一月，扬州之乱消停下来，刀枪入库。从李敬业占据扬州，向天下宣布起兵，仅仅过去四十多天，一切又恢复平静。
裴炎参与谋反一事，也尘埃落定。武则天对平叛胜利是非常得意的，为庆贺这次胜利，她召集群臣于武成殿，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与大臣们举杯共饮。她本来是不大喝酒的，而这一次，或许是因为兴奋，她喝了过量的酒，脸色泛红，头脑昏然。但这样一来，倒显得年轻了，六十一岁的老妪俨然风姿绰约的中年妇人。
或许是醉意醺然，她借着酒意向群臣训话：“朕于天下，无所亏负，汝等可知？”
武则天接着又道：“朕辅佐先帝，二十余年，为天下忧劳，竭尽忠智。公卿爵禄富贵，全系朕所赐予。天下安乐，全系朕休养生息之功。自从先帝弃群臣，以天下托顾于朕，朕从未将自己放在心上，只知爱天下苍生。叛军兴起，首魁竟皆出自将相大臣，何负朕之深也？似伉扈难制，谁能胜似裴炎？将门之子，谁能胜似李敬业？宿将善战，谁能胜似程务挺？彼等皆系人杰，不利于朕，朕能戮之。汝等如果自以为才略胜过彼等，尽可早日起事；如若不然，忠心事朕，切勿自作聪明，为天下耻笑。”
群臣顿首，不敢仰视，说：“唯太后所使！”
这番话字字千钧，如重锤一样敲击在大臣们的心上。在武则天想来，一群中下级官员登高一呼，居然能号召十余万人造反。朝中官员竟然遥相呼应，以此相威胁，由顾命宰相带头逼宫，这种情势让她感觉心为之寒。对武则天来说，叛乱虽然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但让她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武则天和裴炎曾经是帝国权力场上的一对最佳拍档，然而这次叛乱让他们彻底走向决裂，并以惨烈的结局而告终。更让武则天耿耿于怀的是，那么多朝廷重臣站出来支持裴炎。
支持裴炎，就是支持裴炎的观点——只要太后能将政权奉还皇上，不用出兵，贼军就失去大义名分，扬州之乱自然就会平定。
作为太后的武则天知道，除非她依照传统惯例还政于已成年的嗣君，否则“先帝以天下托顾于朕”的说辞，群臣是不会相信和心服的。然而以她的性格，如今难得独享大权，又怎能轻易放弃？现在满朝文武大臣虽然一时慑服唯唯，富有权术和斗争经验的她并不相信眼睛所看见的一切。
以事理而论，武则天是在代子临朝。她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天下人宣告，自己并没有失当之处，更没有背叛李唐皇室。在没有将自己的面具完全撕破之前，她仍然是仁慈之主，她仍然是自认“不爱身而爱百姓”的女人。
当下的武则天君临万民，至于将来会发生什么，她也无从把握。不过她始终相信一点，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要做千年万载女中魁元的梦想正在一步一步变为现实。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武则天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也相信自己的治国才略不输给古往今来那些自以为是的男人。
武则天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她想着即将过去的一年，没有多少收获的喜悦，感觉到的却是阵阵的寒意。总结起来，她有“三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像李敬业这样的中下级官员，随便找个假太子，就能煽动十万余人造反；
二是没想到裴炎和程务挺作为自己的人，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带头逼宫；
三是没想到竟有这么多大臣对自己拍板的事一再反驳。
三个没想到，像是武则天内心世界燃烧的三把火。如果她不想放弃权力则必须面对巨大的压力，甚至要面临残酷的权力斗争。她必须使用手段，越过法律，破格用人，并从中拉一群人来严厉打击另一群人，才能制造长期的震慑效果，也只有成功地营造这种政治环境与气氛，才能收到有效的统治效果，而不管臣民们是真心臣服，还是假意“革心事朕”。
武则天要继续清洗，她要用一些手段警告那些有事没事给自己找麻烦的老臣。
宰相刘景先、郭侍举被重新审理，贬为外地刺史；
胡元范流放琼州，死在当地。
当年高宗亲自去嵩山请出来的隐士田游岩，也被扣上一个结交裴炎的帽子，放还嵩山。?
夏州都督王方翼为废后王氏的亲属，是个政绩突出的好官，立过战功，多次大败突厥。武则天也借着清洗，一并办了。罪名是结交程务挺，于是流放崖州（今海南三亚），时间不长，他就得了大病。?
这场清洗，天罗地网。文臣倒下去，罪名是结交裴炎；武将倒下去，罪名是结交程务挺。总之让你躲得了初一，也绝对躲不过十五。只要有幸上了武则天的死亡名单，只有回家写好遗书等着最后一刻的到来。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清洗，整个朝堂空去了大半。有人贬就有人升，有人哭就有人笑，这就是权力世界的真谛。
第一个站出来揭发裴炎“有异图”的监察御史崔察，以五品官被提拔为宰相。
主审此案的左肃政大夫骞味道，被提拔为宰相。
一直坚定地认为裴炎必反的凤阁舍人李景谌，仅仅是中书省的五品官，就破格提拔为宰相。
五品官提拔为宰相，创下了大唐开国以来最低级别官员拜相的历史纪录。在权力这方舞台上，只有不敢想，没有不敢做。
记录仅仅保持了半年，武则天又再度抛出重磅炸弹，提拔起居舍人沈君谅为宰相。而这一次，沈君谅的级别只是从六品，也就是把一个副厅级干部直接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沈君谅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自己能够一步登天。
在一片惊叹声中，大家知道，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到了，要想继续在这个圈子里生存下去，他们必须适应武则天的这种玩法。武则天也知道，如果自己不想放弃权力就必须面对巨大的压力，甚至要直面刺刀见红的残酷斗争。
她必须采取手段，越过法律，破格用人，并从中拉拢一帮人来打击另一帮人，才能达到长期的震慑效果。只有成功地营造了这种政治环境和氛围，才能收到成效。
不管天下臣民是真的臣服于自己，还是为了生存，假装臣服，而这一切都改变不了大局。
<h3>2</h3>
几十年来，她一直在政治风浪中颠簸起伏，险恶的环境锤炼了她坚强的意志。表面上她对一切都视若等闲，但她内心却是一个极不平静的世界。她时刻都没停止过精心勾画，每天都在思考着如何防范对手的致命一击，如何给对手以无情打击，以便清除任何可能潜在的威胁和危机。
她知道，依照自己的性格，退是不可能的。如果要稳固自己的权位，就必须用自己人。
按照唐朝组织部门用人条例，干部的使用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每年根据政绩考评，称为考课，最后的用人权在宰相手里。这套程序虽然烦琐死板，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官僚队伍的质量。
武则天把人事权直接从宰相手里抓了过来，动不动就玩破格提拔的游戏。由此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是兼而有之的。
好处是打破了以家庭成分取人的弊端，不管你是不是出身地主还是贫下中农的后代，都有资格。
弊端是武则天一个人的能力和才智是有限的，在官员的使用上，免不了凭主观好恶取人。就拿这次用人来说，才能是居其次的，权力均衡的政治需要才是第一位的。
李景谌在拜相的当月，因不能胜任而被罢。崔察也在半年后被罢，这位首先告发裴炎谋反的“言官”，后来还被秘密除掉。
武则天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朝臣们认清一个现实：我才是决定你们命运的第一人！?
做宰相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容易，也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危险。容易是因为天上掉馅饼的机会随时砸到你的头上，让你一辈子可能都捞不到的政治资本，瞬间实现。危险是因为，你在踩别人上去的同时，也面临着被踩的危险。
当年许敬宗踩掉长孙无忌，坐上当朝第一宰相的交椅；今天的崔察和骞味道又踩掉裴炎，走马拜相。朝臣们这才发现，踩一踩，原来前途是可以更美的。
武则天以超常规的手段平息了这场风波，面对文武大臣组团群殴，武则天貌似武林高手，见招拆招。事实证明，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团结不是力量，团结有时候等同于集体自杀。
同样的事情，武则天不会允许发生第二次。所有朝臣都深切地感受到，武则天变得空前易怒，使得朝堂上空弥漫着浓浓的肃杀之气。
也就在裴炎被处死的第二天，武则天下诏，废除李敬业祖父——李勣的官爵，并掘其坟墓，将他早已腐朽的遗骨连同棺椁一切粉碎，同时剥夺了当年太宗赐给他的李姓。这不免让人想到，李勣在临终病床上，将后事托付给弟弟李弼的遗嘱。
由于长孙李敬业的缘故，使李勣的愿望，连同腐朽的尸骨，一起被粉碎殆尽。
嗣圣、文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要结束了，新年新气象。武则天在平定李敬业叛乱之后，决定改元“垂拱”。她登上紫宸殿，女人的翩翩裙袂也可以卷起男人世界的万丈雷霆，整个帝国在她的脚下战栗。
紫宸殿上，淡紫色帷帐随风而动，轻盈曼妙。佛曰，旗未动，风也未吹，是人心在动。整个朝堂在动静之间让人的内心笼罩上一层恐惧和绝望。对武则天而言，当务之急，是如何挑破紫帐正式走上前台。?
新年伊始，武则天在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依然大权独揽，她要逐步消除裴炎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裴炎两袖清风，程务挺过分张扬。相对而言的是李景谌、崔察、主审此案的骞味道等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尽管武则天利用他们扳倒了裴、程二人，但在心里看不起他们。
令武则天苦恼的是，朝中越是有才华有德行的人越会反对她，只因她以女主身份走到前台指点江山，这与儒家传统道德相悖。
武则天并不想搅得天下秩序大乱，借此机会，她要在人事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
李敬业的叛乱，虽然在短期内得以平定，没有导致严重后果，但叛乱本身给武则天内心带来的强烈冲击，和她表面上的故作冷静并不成比例。
裴炎的确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宰相，不然武则天也不会将其视为自己的左右手。
这次叛乱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并最终走到你生我死的地步。在此之前，许多重臣在朝堂的会议上，以极其热烈的口吻支持裴炎，这让武则天很不满意。随着叛乱事件的深入，裴炎的态度，群臣的呼应，都成为引发武则天采取风暴般措施的催化剂。
李景谌拜相不到一个月就被武则天拿下，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开始的三个月内，刚提拔上去的几位宰相沈君谅、崔察、骞味道，一个也没有留下。
有人走，就会有人来。新提拔上来的几位宰相为裴居道、韦思谦、苏良嗣、魏玄同等，这些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得到武则天的提拔重用，只能说明一点，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表现，取得了武则天的信任。
就算他们内心一百个不赞同武则天执政，但只要没站出来把话挑明，都是可以利用的干部。武则天除了对赏罚区别十分严格，也能迅速辨别人才贤能以及是否适才适用。武则天对官员们才能的评分，和以前相比越来越严格。
对那些自信有才能、有作为的人而言，武则天的务实作风使他们产生了无穷的希望；反之，对于那些毫无实际能力的人来说，武则天的凌厉作风实在是可怕的状况。
文官被折腾得差不多了，该轮到那些知识水平不高、荷尔蒙乱飞的武官们登场表演了。
首当其冲的是李孝逸，这个平李敬业之乱时颇受重用的李姓武将，现在已被武则天弃而不用。理由很简单，他是李唐宗室。
武则天的一个眼神，武承嗣就站出来诬告李孝逸谋反。武承嗣指使人诬告李孝逸说自己“名字中有兔，而兔是月亮上的吉祥之物，当会有做天子的名分”。为什么又是谋反？因为只有谋反之罪见效最快。
武则天借力打力，很快就将李孝逸拿下，念在他有功的份儿上，将其流放儋州。不久，他就死在流放地。突厥克星程务挺被除掉后，大唐边境形势一度吃紧。这时候，武则天手里可用的武将少之又少，就算是有，她也不敢放心大胆地使用。
虽然高宗朝留下的武将不少，但大多深受李唐厚恩，比如百济名将黑齿常之、靺鞨酋长李多祚、高丽权臣后裔泉献诚。
黑齿常之号称名将杀手；泉献诚射箭的技术堪称天下第一，每次朝廷举办的武将射箭比赛都拿金牌，最后他都不好意思再参加了。后来他脖子上挂着金牌，专门来到武则天跟前炫耀。他敲着大拇指说：“太后，我老是拿第一，恐怕从今往后，汉将不会再有机会拿金牌射手了（臣恐自此以后，无复汉官工射之名）。”
李多祚是个直肠子，一等一的杀人王，不战斗到最后一刻都不歇气的勇猛之人。三人接过程务挺的枪，抵御突厥，捍卫北疆。
武则天给了他们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取消了原来的御史监军制度，让他们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安心保家卫国。
那个时代虽然看重武功，但是朝廷对领军之人也有制约。监察御史就是皇帝的耳目，替皇帝收集军事情报，监视在外的武将。武则天解除监督，鼓舞了士气。黑齿常之和李多祚于黄花堆一战，大破突厥，一口气追敌四十余里。
安抚完文臣武将，剩下的就是李唐皇室。
为了安定人心，武则天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她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一边血腥压制，一边虚伪尊崇。她下诏从今后凡是祭祀天地，也要配坐高祖、太宗等历代帝王，并于洛阳建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一如长安宗庙的礼仪。
睿宗的几个儿子，也得以封王。后来开创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就是在此时被封为楚王的。他的几个兄弟，李成美为恒王，李隆范为卫王，李隆业为赵王。
封归封，管归管。在宫里画个圈圈，告诫那些不守规矩的李唐皇室成员：你们都要在里面给我老老实实地待着，别给我生事，不然后果自负。
武则天的一系列举措，还是收到了效果，冰冻的朝政开始慢慢有了复苏的迹象。武则天已经五十七岁了，可是超越实际年龄的飞扬姿态以及有力的动作、不见衰老的美貌和充满旺盛精力的声音；加上大胆的构想、机敏的头脑以及掌握三十年大权，由政治手段所产生的信心和威严，使她在群臣之间，营造出一种近乎神秘的崇拜女神的气氛。在李敬业之乱平定后，这种气氛变得更加浓厚。
在内宫中，太后武则天的日常生活一如过往，有着不可侵犯的威严，同时又具有开明英主的气度。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则天抽调精通法律的韦方质等人，对唐初以来国家法律条文进行拾遗补阙，本着约法省刑的原则，编成了《垂拱式》二十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及《垂拱新格》二卷。
一年内制定那么多法律条文，显露出武则天无为而治的思想是天大的笑话。一直以来，她强调以德服人，不要挑动人与人斗，更不能滥用刑法。可在现实世界里，这些充满仁慈的话语像是一个讽刺。
何谓政治家？不说谎，不耍阴谋还算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吗？大臣们不装傻，不糊涂，连最基本的生活形态都无法复原。这些法律条文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大力倡导女权，男女平等。
早在上元年间，武则天就已经在她的上书建言十二事中做过类似的阐述。其中有一条，父亲健在母亲故世，为人子者也应该服三年的丧服（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
当时武则天提倡母权，是针对太子李弘，为她今后掌控政权打下基础。虽然当时的建议并没有正式实行，但这次却正式编入朝廷法令，全国推行。
这一年的正月，大唐的著名军事将领一代名臣刘仁轨驾鹤西去。武则天长叹一声，从此朝堂之上再没有人能够牵绊自己，她会飞得更高。
随着李敬业叛乱的平息，帝国权力系统内部也逐渐进入自我修复阶段。可每个人的内心并不平静，这件事留下的阴影在武则天的心中也久久未能抹去。
虽然武则天已经通过剿平叛乱，大肆剪除异己分子，可李唐门阀的根基并没有真正受到冲击。那些世袭显贵和遭受贬谪的旧臣们暗中勾连，并与朝中权臣幽通款曲。
让武则天日益感到不安的是，她在朝中的影响力和权势正在受到无形的钳制，一些有血性的朝臣更是各行其是，对她的革新计划置若罔闻。
真正让武则天害怕的并不是李敬业这个人，而是由叛乱事件所传递出的信息。几个书生居然能在一夜之间集合十万人马兴兵举事，而朝廷在此之前竟然毫无觉察。由此可见这个庞大帝国的中下层机构已千疮百孔，如果不能及时了解各地的隐情，防患于未然，克敌于未发，类似的凶险之事还会不断发生。
要理顺这个积重难返的陈旧体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即便武则天决意清理，朝廷各部及地方州县的官员亦会竭力抗拒，他们或阳奉阴违，或敷衍了事。
武则天意识到，到了利用民间势力发动一场自下而上革命的时候了。
武则天决定全面实施自己的“三步走”计划：
第一步，她要巩固自己的权位，让帝国官员都成为自己的拥趸。
第二步，她要掀起一场接一场的造神运动，她要让上天告诉世人，她才是真正的圣王。
第三步，她要拉拢天下的知识分子为自己造势，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最懂得如何给世人洗脑。
武则天的称帝之路，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废中宗、囚睿宗、杀章怀太子，平李敬业叛乱，杀裴炎、斩程务挺，这些都是铺垫，下面才是实质性阶段。
<h3>3</h3>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正月，武则天下敕：御史没有自行处分的权力，也不可以让当地官员处理，必须上奏朝廷。也就是说，量刑定罪的权力完全收归中央，由武则天一人裁决处分。
二月，武则天又专门调整现有的登闻制度：“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登闻鼓和肺石是供人鸣冤的用具。
按照唐朝制度，为了让臣民有上言或申诉重大冤情的机会，在西朝堂设登闻鼓，东朝堂设肺石。不夸张地说，鸣冤者如果击鼓立石，可直接传到武则天的耳朵里。但以前设有专人看守，一般人要想击鼓立石，不想办法疏通皇宫安保人员，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
现在撤除防守，只要有冤情，击鼓之人就可以随便敲。如果学过打击乐的，直接敲出曲调，那更是妙不可言。此举无疑是鼓励臣民上言，打通了民间直接向朝廷告状的环节。
这样御史的权力就大大地削减，只有接受申诉的权利，然后直接上报中央，处置权在武则天一人手里。武则天成功将用人权、监察权与司法权全面收归，可以说，唐朝的君权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集中。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武则天曾经颁诏宣称自己作为皇太后不再临朝称制，朝纲大权皆由皇帝定夺。这一年的正月，武则天真就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还政皇帝！
这本来是每个人都希望的，朝臣们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反应最大的当数李旦，三位兄长的命运，两年宫中的囚禁生涯，让李旦早就死了心。如今武则天居然突破游戏规则的玩法，让他大感意外。如果让他选择，在当皇帝和安全地活着之间，他宁愿选择活着，也不愿过把瘾就死。
果不其然，那些敏锐的官员很快就察觉到这纸诏告不过是武则天做出的一番伪姿态。李旦素来敬畏母后并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是绝对不敢借机收还皇帝大权的。他也知道母后还政绝非诚心，不过是试探自己和那些大臣们的态度。
内心平静下来后，淡泊而温厚的睿宗李旦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不要皇权。李旦无意改变傀儡式的地位，三次恳求武则天改诏继续紫帐称制，他连夜写出表章，第二天就上表，请武则天收回成命，自己不愿意收回执政大权。在收到睿宗的上表时，母子之间曾经有过一番轻柔却又肃杀的谈话。
武则天试探着问：“外面有人攻击我抢了皇帝的大权，现在我把它交还给你，你为何又不要了呢？”李旦平静地说：“母后深知儿臣生性淡泊，无法担负如此重任，社稷之事唯有母亲执掌才可令我高枕无忧。”
几天后睿宗李旦写的表章被驳回，武则天不同意他的想法。皇权是皇帝的，而我不是。
睿宗李旦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凉意，他终于明白，母亲是在用行动敲打他，告诉他这样一个真理：皇权在谁手里，谁就是真正的皇帝，而他别无选择。母后敲打他，是因为他做的还不能让母后满意。一时间睿宗李旦陷入慌乱，不知道该如何走好下一步棋。
睿宗李旦又接连上了两道表章，把自己糟蹋成一个毫无能力的昏庸之人，如果君权交到自己手上，只会祸国殃民，只有太后的雄才大略才能给大唐帝国带来风调雨顺。
武则天听后也只是一笑了之，她继续道：“我知道你语出真心，但我不知道你日后会不会后悔？”
睿宗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回答了母亲的试探，他看见母后骄矜的笑容难掩欣慰自得之色，他知道他的拱手让政是母亲等待的结果，现在他们母子双方都可以松口气了。
而朝野之上对太后弄权的攻讦和讽刺从此会大有收敛之势，一些血气方刚、仗义执言的皇族和朝臣的嘴将被堵上。李旦了解母后的百般手段，所以他不会为了当这个皇帝，与之玩命。他三次奉表辞让，让武则天很是满意。
武则天装出很无奈的样子，重登紫宸殿召见皇帝：“如今皇帝服丧期满，叛乱也已经平息多年，我也是时候把朝政交还给你处理了，你为何还要推辞？”?
睿宗李旦一脸的虔诚，万分地诚恳：“母亲应该知道儿子，生来就对政治不感兴趣，李唐社稷只有在母亲的执掌之下才能长治久安。”?
李旦的这番话得到了武承嗣、韦方质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表示，皇帝工作太辛苦，作为母亲不能这么狠心折腾自己的儿子。太后为天下计，为皇帝计，都应该继续执政。
武则天怜爱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李旦，无奈地说：“既然皇帝决意辞政，那朕只好继续辛苦下去了。”?
朝臣们的心中都有一句同样的感叹，太后真是一个演技派啊！
武则天收回成命，王者归来！
武则天手戴魔戒，宣布大赦天下，让老百姓能够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她的执政成果。大赦天下的欢呼声直入云霄，老百姓并不关心朝堂之上的明争暗斗，他们衡量一个君王的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让自己获得更大利益。太后武则天暗自高兴，自己总算渡过了信任危机。而李旦对自己的表现很是满意，可以说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
对平日里舌灿莲花的大臣们来说，他们失去了攻讦武则天的理由。说什么呢？人家母子情深，母亲为皇帝儿子分忧，人之常情，谁的儿子谁不疼。对李旦来说，常常受这样的刺激并不是愉快的人生经历。
紫宸殿不属于自己，他只想躲进洛阳宫里那间小小的殿宇，那里才是自己的避风港。
垂下的紫帐继续笼罩着大唐帝国，武则天早就厌倦了世人对自己女性角色的定位：李治的寡妻，李旦的母亲，武家的女儿。
经过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的休养生息，武则天向着自己的目标发起了新一轮的冲击。武则天开始拿出她的看家本领——织网，她要织的是一张可以覆盖天下的大网——情报网。
当年扳倒王皇后，她就是依靠这张网，但这一次她需要一张更大的网，更结实，要捕获更多的鱼。她要在全国范围组建自己的情报网，掌握更多的民间动向，进而主宰社会舆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进一步鼓励民间上言。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三月，一个全新的制度——匦检制度诞生了。?
这就有了铜匦上书。铜匦类似于今天的检举箱，用铜浇铸，咬不烂撕不毁。
提议设置铜匦的人名叫鱼保家，是承审裴炎一案的侍御史鱼承晔之子。李敬业举兵反武则天，鱼保家还曾为李敬业效力，制作武器。李敬业兵败，他却被赦免。技术型工人，在人才市场上永远都是“香饽饽”。
两年以后，鱼保家又迎合武则天“欲大诛杀以威之，盛开告密之门”的心理，设计了这个新产品。不用说，武则天很中意，买断专利。这位侍御史之子脑筋相当灵活，转变也够迅速。学有所长，术有专攻，鱼保家会搞设计。但他就不懂成语，尤其那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在他制作的铜匦里，有一封来信是告他的，当年为李敬业做兵器，杀伤官军甚众。
鱼保家被搞得没脾气了，史书用“遂服诛”三个字，就让他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其父鱼承晔也被贬为仪州司马。
鱼保家设计的铜匦，分为四格，收受天下表章，一旦投入，无法收回，只有武则天可以拆看。?
东方为延恩匦，想求个一官半职的人可以把自己的马屁文章投进去自荐。
南方为招谏匦，接受人们对于朝政和时事的谏言，有些话可以说，有些不可以说，分寸自己把握，后果自负。?
西方为申冤匦，喊冤者专用信箱，有冤诉冤，有苦诉苦，太后给你做主。?
北方为通玄匦，鼓励人们为朝廷出谋划策，有治国良策别憋在心里，憋坏了身子事小，耽误了国家振兴事大。?
这种类似邮局信筒分本市、外埠两口投信，以利分拣的办法，能够较快地区分效忠信和举报信，然后用特快专递送达武则天，不能不说是一种创见。
后世有人简单地将其称为告密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告密，或称上变，古已有之。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颁算缗令，对顶有隐匿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者，准许别人告发。告发者将被赐予没收财产的一半。这时候的告发是一种经济性的，而隋唐之际的告密是政治性的，被告通常是朝廷官员，被告发的问题通常与谋反有关。
贞观年间，发生了奴告主的现象。太宗李世民不喜欢这种现象，他曾对侍臣说，奴告主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是大恶之行，必须禁绝。如果今后再发生这种事，不需经过官府受理，直接将告发人斩杀。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李世民出征高丽，到达定州。有人向西京留守房玄龄告密。房玄龄问他：“你要告发谁？”来人说：“就是你。”房玄龄不再追问，派人把这个人送往定州。太宗听说有告密人要来，说来人一定是告房玄龄的。告密者到达以后，果然是告发房玄龄的，李世民立刻将此人腰斩，并封了两把刀，交给房玄龄说：“以后如果有类似事件，你把来告密者腰斩好了，不必送来我处。”
在太宗李世民看来，告密的内容是以下犯上的谋逆之罪，而告密本身同样是以下犯上的忤逆之行。如果让告密者一再得逞，那么就会导致以乱治乱。对于一个政治生态和谐的帝国，告密显然是不可取的。
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主要是为了“媚众”，取媚士族地主。武则天的本意是希望以匦检制度广开言路，掌握民情动向。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发生了质的转变。
自从李敬业谋反后，武则天就怀疑天下人都在找机会对付自己。加上自己忙于政务，忙着与面首们颠鸾倒凤，李唐宗室和大臣们内心不服，她掀起的清算风暴不能刮一阵就消停，要常刮，刮得天地变色，血雨腥风。
她要造成一种人咬人、人咬狗的大乱之象，大乱方能大治。扬州事变之前，李敬业的叔叔徐景文派人到东都，揭发李敬业的谋反活动，其实这也是一起告密事件。扬楚事变中，刘仁轨托姜嗣宗带表疏与武氏，说嗣宗知反不告，也带有告密性质。但这时的告密风气还没有完全形成，广大的下层告密者还没有被发动起来。
在武则天看来，要把广大的下层告密者发动起来，则必须使告密制度化，同时要解决告密者的政治待遇。告密者的目的，往往是想从中捞取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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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酷吏：一场与人性赛跑的游戏
<h3>1</h3>
上有所需，下有所为。铜匦铸成，铺天盖地塞进来的大多是告密的函件。铜匦的四门，迅即成为告密之门。
武则天发布诏令，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旅途之上一律享受五品官待遇，解决食宿，晚上住官府招待所（驿亭官舍），餐有七菜一汤。不问官大官小，只要有密可告，都可谒见太后。地方官吏不得为难，否则必受严惩。如果谁的密奏能得到太后的赏识，可擢升为官，即使查无实据，纯属造谣，也可免于问罪。
武则天在朝堂之上，亲自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前来告密的农夫樵人，甚至死囚，不厌其烦。
羽林将军常元楷三代都是因为告密而得官，成为告密专业户，于是人人争相效仿。告密要比考试容易多了，就算一派胡言，太后不满意，也能捞个神都十日游。朝廷包吃包住，还有差旅补贴，实在是有益身心，何乐而不为。
只赚不赔的买卖，让整个帝国陷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大无畏的疯狗精神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告密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交通堵塞，驿馆亭舍爆满。地方官员忙得焦头烂额，可内心却对武则天折服不已。
年过六十的老妇人精力充沛得让人咋舌，大规模的上访告密运动，不仅没有把她累倒，反而让她越折腾越起劲。每个人都处于监控与被监控、告密与被告密的状态之中。衣不蔽体的叫花子，满嘴脏话的地痞流氓，目不识丁的山野村夫。反正穷命一条，既然告密有利可图，大家有钱一起赚。武则天乐在其中，每天成批地接待这些告密人员。
等全国性的告密运动消停下来，统计部门一统计武则天居然接见上万人。在这上万人里面，武则天还是有收获的。就算万里挑一，也能挑出个把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精。
胡人索元礼就是在这时候冒出来的，他的告密内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他炒作的内容还是当年的扬州之乱，城南旧事。索元礼高就高在，他完全摸透了武则天的脾气。他借着扬州之乱这个事，建议朝廷乱世用重典，不服管的要杀，不听话的也要杀。这个烂药下得虽猛，但正合武则天的心意。索元礼当即就被提拔为五品游击将军。
索元礼是一个天生的狼崽子，生性残忍，嗜血成性。凡是由他经手的案子，不牵连进去几十人、上百人，都不算本事。酷吏之酷，猛于虎狼。
索元礼的表现让武则天非常满意，一拍即合。胡人断案真不含糊，下手稳准狠。一个胡人索元礼就让人崩溃，那么两个三个一群索元礼，不是让天下人都崩溃吗？索元礼不仅是第一个因为告密而得到官衔的人，也是第一个打破法律规定，实施恐怖政策的人物。
所谓打破法律惯例，是指将刑加在一些特权人物身上。唐承隋律，有所谓八议：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对这些人不能随便用刑罚。贞观年间，太宗皇帝诛杀侯君集时称“不欲令刀笔吏辱公”，非但没有用刑，连粗恶的言辞也禁止使用，以后杀其他官员，也大体如此。现在索元礼把刑罚用在高级官员身上，使朝臣们大为震骇，视为虎狼。大规模的刑杀之风，从此兴起。
作为武则天恐怖政策实施以后的第一个酷吏，索元礼的出现，震撼了整个士族社会。武则天在监察系统大量起用像索元礼这样的胡人，因此留下“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之说。武则天日后参照索元礼的无耻标准，又培养了大量的酷吏。这些酷吏按辈分，应该算是索元礼的徒子徒孙。他们对这位教父级大佬极为尊敬，都喊他为“索使”。就连武则天后来的首席男宠薛怀义都敬他三分，拜他为义父。?
和后来这些小字辈比，索元礼算是有文凭有能力的。后来出现的个别酷吏，则完全是无知者无畏的冷血之人。
索元礼好歹还上过学，甚至参加过科举考试，举进士及第。武则天对酷吏的选拔和重用，完全是遵循一种特殊的标准。她似乎不看重他们的门第出身、德才表现，也不看他们是否博通文史，她欣赏的是在正常情况下人所不齿的品格：残忍和诡诈。在她看来，这就是此类官员必须具备的才能，只要能具备这种才能，一切皆可忽略不计。她需要的是镇压异己的刀斧，而不是舞文弄墨的雅士。
卖饼师傅侯思止，他的发迹更让人匪夷所思。大字不识几个的烧饼哥，居然靠告密当上了监察百官的御史。
侯思止卖过几天烧饼，或许是觉得男人卖烧饼，面子上挂不住，就收摊子回家了。就这样侯思止成了一名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但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侯思止的心境。那时既没有报纸，又没有网络，信息的获取全靠口口相传。在街头混迹的人接触社会的各个层面，南来北往的信息让他们成为帝国信息量最为发达的一类人。
回家没待几天，他就揣着几块烧饼上路了。他先去投靠了恒州参军高元礼，做了高家的奴才，当时全国上下开始盛行告密之风。
告密让天下官民像流水一样汇聚京都，有人落魄而来，富贵而去。于是，熙熙攘攘的街市再也摆不下侯思止的一张烧饼炉，他要更大的富贵。一张饼才能获利几许？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才是真正的大富贵。他大字不识几个，按照帝国的科举取士制度，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可是告密不同，只要脸皮厚心够黑手段够辣就足以应付。
有一次恒州刺史裴贞，杖罚一名下属，结果把这名下属给打急了。这名下属平日与侯思止有来往，他了解侯思止是个心黑胆厉之人。他就找来侯思止说：“其他人靠告密都发达了，你比他们强多了，你应该比他们更发达。”侯思止正苦于生计无着落，做梦都想着富贵之事，现在这不是天赐良机吗？他忙问：“那依兄弟的意思，我该怎么做。”
这名被打得皮开肉绽的下属教唆道：“你就揭发舒王李元名勾结恒州刺史裴贞谋反，告密信我都替你写好了。”
侯思止二话不说，揣上告密信就走。武则天这时候正在找碴子剿除李氏皇族的势力，得到侯思止的告密，马上采取行动，实施抓捕。舒王李元名被流放，李元名的儿子与裴贞的全家都被处死。?
侯思止告密有功，被朝廷授予游击将军的虚职。而当时很多告密者往往一下子就被提拔为五品官的侍御史，侯思止不禁有点失落。他原来的主人高元礼见他发迹，就前来向他献媚，把他视为自己人，同声共气，言必称“侯大”。
高元礼为他出主意，眼下朝廷用人不按资历、能力。虽然侯大不识字，但可以上奏朝廷说：“獬豸兽也不识字呢，但是却能用它的独角辨别忠奸善恶”。
侯思止又上路了，这一次他没写告密信，而是直接跑去找武则天要官做。武则天在接见告密人员的同时，也顺带接见了侯思止。
当侯思止费尽心思见到武则天的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小买卖让侯思止能够从别人的表情读解出更多的信息，他发现武则天并不讨厌他。侯思止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废话之后，道出了内心的欲望。自己不是为告密而来，是为求官而至，他要做一名御史。
侯思止是个懂得如何营销自己的商人，化繁为简，主动出击。这种做法引起了武则天的好奇：“卿不识字，连公文都看不懂，怎么能够做官呢？”
侯思止的回答也很巧妙：“神兽獬豸也不识字，却能够根据自己的直觉和正直的天性辨别出忠奸善恶，谁说不识字看不懂公文就不能做官了？”
这番话在武则天看来，是最符合自己心意的就职演说。她不需要那些整天在自己面前动不动就搬出圣人言论来教育自己的文官。按照圣人言，女人连家都当不了，更不要说当国了。对武则天而言，当下最需要的人才，就是像侯思止这样敢于逆潮流而动，供自己所驱使的权力之犬。
侯思止进了京城，高元礼又教他：“太后知道你没有居住的宅第，假若将没收的官宅暂时借给你住用，你可以拜谢而不接受。太后一定会问你缘由，你就说：‘这些反叛您的逆贼的宅第，我非常厌恶他们的名声，不愿意住在那里。’”
后来，果然像高元礼所预料的那样。武则天听了特别高兴，觉得这个不识字的侍御史质朴憨厚，于是对侯思止另眼相看。
与侯思止不同的是，武则天重用的另一个酷吏索元礼读过书，并且是一个胡人。索元礼既为胡人，胡人的社会关系并不复杂，他何以能首先窥见武则天心中的秘密？
据说武则天最为欣赏索元礼那双波斯人特有的猛虎般的眼睛，冷峻、残忍而明亮，这是武则天最为推崇的男儿的眼睛。
索元礼原先自荐的目标是骡骑兵吏，因为他自信自己的骑术箭法举世无双。但武后说：“朝中并不缺少能骑马射箭的将领，你的眼睛会令乱臣贼子和鸡鸣狗盗之徒望而生畏，你是一粒沙中之金，我擢升你为游击将军，掌管制狱之事，我相信你任此重职不会让我失望。”
来自波斯的小贩索元礼从紫宸殿下来便戴上了游击将军的七品官冕，三天以后索元礼在洛阳逮捕的异端分子已逾百余人。
洛阳百姓常常在街市上看见索元礼一身黑色披挂骑在白马上，威风凛凛之中透出异域族人特有的杀气。索元礼的马后跟着他的黑衣游兵数十人，他们主要由洛阳街头无所事事的无赖恶棍组成。他们把一些木枷在身的新囚押往北市的大狱，其吆喝声斥骂声威震洛阳的天空。
那些在朝衙供职的小吏指着白马上的索元礼说：“那波斯人最走运，皇太后向民间招贤纳才看上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说话人的语气中不乏艳羡和忌妒的成分，更多的或许是迷惘。?
<h3>2</h3>
长寿元年（公元692年），酷吏们兴起大案，将宰相狄仁杰、御史中丞魏元忠等一大批大臣都以谋反罪逮捕。侯思止亲自审问魏元忠，劈头就说：“赶紧承认白司马，否则请你吃孟青。”这些都是洛阳城里的黑话，魏元忠当然没法回答。
侯思止就命令把魏元忠倒拖在地，魏元忠说：“算我命苦，这就像从驴上掉下来，脚还挂在马镫上被拖着走。”侯思止更火了，亲自来拖，魏元忠就说：“你身为国家御史，怎么不知礼法，用黑话来审问我！”
侯思止一听，觉得有道理，马上扶起魏元忠，说：“请中丞教我怎样说官话。”?
告密之风，就这样把一大批市井小人吹到了武则天面前，大家纷纷效法。
武则天的高密措施不久就遭到了一部分朝臣的竭力反对。御吏许有功、杜景俭，尚书省补遗陈子昂等人相继上奏，他们认为太后武则天大开告密之门，任用酷吏的结果导致了先帝法律的名存实亡。
朝廷及地方州县的官员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眶毗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从而使诬告、自相仇杀之风假太后圣名大行于天下，国家似乎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
秋官侍郎周兴，绰号“牛头阿婆”。他的“酷”，据说已经超越恐怖片大师的想象力，他的灵感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看见小火炖鸡，会想到把鸡换成人会怎么样；醋是用嘴来喝的，他会琢磨如果用鼻子来喝又会怎么样。他对人体承受痛苦的极限甚有兴趣，孜孜不倦地试图找出这个临界点。
面孔和善的周兴常常在犯人面前兴致勃勃地讲述这些刑罚的妙用，讲着讲着便自己陶醉在鲜血淋漓的无限快意中，犯人却早已吓得晕了过去。
长得像个老太太似的周兴，做事让人恶心到底。我们可以想象：长着一副和善面孔的周兴在鲜血淋漓如人间地狱似的刑讯现场，用阴恻恻的语气向犯人生动地描述着自己的新发明，脸部表情配合着老妇人的笑容。
这种表与里的巨大反差，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如果再配以周兴创造性发明的各类刑具以及逼供到底的决心，还真没有几个人能够扛得过去。
周兴最大的功劳就是参与刑审李唐宗室谋反案，因为活干得漂亮，得到武则天的赏识。
周兴还不是最冷血的。有人说把所有酷吏都集中到一起，也抵不过鼎鼎有名的酷吏——来俊臣。
促使恐怖政治继续发展的另一个条件，便是下层社会的愿望。
下层社会中有许多人已经不由自主地卷入恐怖政治之中，参加到告密者的行列里。但他们政治和经济上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还需要继续推动恐怖政治。来俊臣便是这些人的代表。
来俊臣的发迹，经历了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他和周兴不同，周兴原来是官吏，以通晓法律著称，武则天要发现他并不难。而来俊臣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要跳上政治舞台，就不太容易了。
来俊臣生于永徽元年（公元651年），他本不姓来，而应该姓蔡。生父蔡本，是一个赌徒，有一次赌输，将老婆输给来家。来妇在蔡家时已有身孕，到来家后生下俊臣，蔡俊臣也就变成来俊臣了。
出身于赌徒之家的来俊臣富于冒险精神。垂拱初年，当告密之风刚刚刮起来的时候，他便开始了告密活动。他告密的地点非常特殊，是在和州的一所监狱里。
来俊臣出狱时，告密之风正从四面八方猛烈地刮着，索元礼、周兴等均因此青云直上。此情此景，对来俊臣是莫大的刺激。
来俊臣的升官图在洛阳百姓看来几乎是天方夜谭。人们听说来俊臣是个犯有抢劫罪的死囚犯，当武则天下旨奖励天下告密者的消息传至牢狱时，来俊臣手撼铁窗狂呼了一个昼夜，我要申冤，我要告密。
来俊臣这么一闹，和州监狱的狱吏们慑于太后诏旨的威严，不知如何处置疯狂的来俊臣。事情闹到州刺史东平王李续那里，李续觉得这个死囚犯很可笑。他说：“他要见太后，就让他去见吧，见过了就给我送回和州来，这个疯子再怎么闹都是斩首的下场。”
东平王李续万万没想到来俊臣一去不返，不久押送来俊臣赴洛阳的狱吏回和州通报，来俊臣被太后封了八品官留在司刑寺任职了。李续哑口无言，恍恍惚惚扇了自己一记耳光。是来俊臣的死囚身份引起了洛阳宫皇太后的注意。
周兴和来俊臣都算是酷吏中的极品，相由心生，阴鸷之人自然生得一副阴相。周兴长得慈眉善目像个阿婆，而来俊臣则是细皮嫩肉、俊美异常像是一个大姑娘。来俊臣当年犯事，武则天见他长得眉清目秀，又巧言善辩，讲述刑狱头头是道。
如果把武则天重用的所有酷吏放在一起举行一场技能大比武，来俊臣是当之无愧的冠军。在索元礼、周兴等人的眼中，酷刑就是简单的暴力行为，是对受刑者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不过他们的专业水准与来俊臣相比，无论手段还是效果都难以企及。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来俊臣：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坏人，或小说里的恶棍，只要跟来俊臣一比，都会黯然失色。因为任何恶霸如果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多少都能发现恻隐的人性，只有来俊臣，他身上连一丝人性的痕迹都找不到。
一个花样美男，却拥有最毒的蛇蝎心肠。人类真是地球上最为邪恶的动物，动物之间捕杀是为了生存，而人类却用上帝赐予的智慧花样百出地把别人的痛苦加深、延长、定格，来满足意识深处那些阴暗龌龊的畸形心理。
来俊臣与索元礼等人专门打造了一个不同尺寸的大枷，一叫定百脉，二叫喘不得，三叫突地吼，四叫着即承，五叫失魂胆，六叫实同反，七叫反是实，八叫死猪愁，九叫求即死，十叫求破家。
这一整套刑具和刑罚方法非常奏效，往往审讯还没有开始，展示刑具的过程就是摧毁犯人精神意志的过程。囚犯入监，不论贵贱，先把枷锁棍棒陈列在地上，把囚犯召来，告诉他，这些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刑具。
犯人一见之下，早已魂飞魄散，个个自诬罪重，只求早死。
来俊臣使酷刑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改版，完全超越了纯粹的实用性达到了审美境界。同时来俊臣还将诬告陷害上升到理论的层面。
他的经典著作《罗织经》如此总结道：“致人于死，莫逾构其反也；诱人以服，非刑之无得焉。刑有术，罚尚变，无所不施，人皆授首矣。”也就是说，刑讯是讲究方法的，刑罚需要因人而异，贵在变化，不必动刑而用言语就可以杀人于无形，那才是真正用刑的极致。
在来俊臣的世界里，酷刑的酷并不只体现在鲜血淋漓、皮开肉绽、白骨森然，它还是一种最让人感到冷血和绝望的职业。
来俊臣这些酷吏们认为，旁观者对于刑罚的认知，只是停留于引发生理反应和精神恐惧的初级阶段，不同方式的号叫在来俊臣听起来，就像是管弦齐奏；而受刑者绽开的皮肉，因痛苦而扭曲的身体比戏台上女演员的身段更让人着迷。
来俊臣有着强大的想象力，那些奇诡绚烂的创意将酷刑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
来俊臣的酷刑艺术来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比如说他看到家仆杀鸡，就发明了“凤凰展翅”，就会联想到把受刑者捆缚在一个十字木架上，手脚张开，然后向各个方向来回大幅度拧转木架，随着两根木头之间角度的不断变化，受刑者的身体各部分或被过分拉伸，或被过分挤压，四肢关节或脱臼，或断裂，或挤碎……
来俊臣理论联系实际，不断钻研出各种新的刑罚，并与人合著《罗织经》一书。
曾有学者评价此书：“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它是文明史上第一部邪恶智慧集大成的诡计全书；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为何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
柏杨先生也曾经说：“武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一部《罗织经》。”
为了将自己的发明都打上个人烙印，来俊臣将令人胆寒的酷刑都配了一个形象生动的名字，有的还诗意盎然：“仙人献果”就是让犯人高举重物跪在碎砖瓦上，沉重的压力会让碎片刺入骨肉；“玉女登梯”就是让人立于高处，然后把他往下拉……
来俊臣一边陶醉于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世界，一边享受着犯人的哀号连连。他常常留恋徘徊于刑房，心情愉悦地欣赏着犯人那一副副受尽折磨的表情。
与索元礼、周兴、侯思止等人相比，来俊臣只能算是酷吏中的后起之秀，但来俊臣后来居上。
来俊臣的办案效率足以令他的那些老前辈们汗颜，自叹不如。
来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环绕炙之，并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也就是说他每次审犯人，不管案情轻重，动不动就拿醋灌进犯人的鼻子，关到地牢里。或者更残酷的，把犯人放到大坛子里，外面围上烧红的铁链，并且不让人吃饭，囚犯饿得只好吃自己身上的衣服。囚犯们睡在粪便垃圾中，受尽苦楚，除非到死的那一天，否则永远都逃不出来俊臣制造的人间地狱。每逢朝廷颁发赦令，来俊臣都要先派遣狱卒杀光所有的重案犯，然后才宣布有赦令。
佛教经典里的地狱之门打开后，进入鬼门关的魂魄，会见识到人类酷刑的精华部分。
火床煎爆、烧皮彻骨、钉板刺身、灌热铁汁、铁矛刺肛、铁钩拔舌、挖眼抠心、粪尿浸泡。地狱酷刑也不过是人间酷吏们玩剩下的。
对武则天来说，所有的酷刑只是服务于权力的手段。武则天对来俊臣等人极为看重，授以高官厚禄。这大大鼓舞了酷吏们的好勇斗狠精神，一个个就像是打了鸡血的疯狗，一个赛似一个地疯狂，京城各处布满了酷吏的眼线。
帝国官员往往会在上朝的路上，就突遭袭击逮捕，继而被族灭全家，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官员们上朝时，都会在前一天写好遗书，与自己的家人挥泪诀别：“不知还能相见吗？”
这一时期内酷吏经办的政治案件，主要有二十多宗，被整肃的主要对象是反对武则天的官僚，包括一大批宰相。他们被整肃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纯属诬陷，有的则因贪赃枉法，有的因为与来俊臣等有私怨，有的则牵连于皇位继承问题。
暴君需要酷吏，而酷吏的出现同样离不开最高权力者的认可。酷吏的出现往往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是统治者手中的一种工具，一杆枪。
封建帝王需要儒臣用温文尔雅的儒教来驯化平民百姓，也同样需要酷吏用手中的屠刀来稳定龙椅宝座。
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势也同样造就了酷吏，“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
从更深层次上讲酷吏是政治体系中“三大矛盾”的产物，也就是权力集团内部的派别矛盾，官家集团与地方豪强大姓的矛盾，官府与百姓的矛盾的产物。当年汉武帝刘彻重用酷吏张汤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压地方豪强。
<h3>3</h3>
武则天重用酷吏是在垂拱元年（公元685年），而来俊臣直至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才获得提拔的机会。在几位酷吏大佬中，作为后起之秀的来俊臣天分极高，武则天交到他手里的硬骨头没有啃不下来的。来俊臣是一个死囚，如果不是武则天执政需要，按照帝国律条，他已经成为一个死人。
不甘心在狱中等死的来俊臣要求上书告密，或许是他的身份太过特别，来俊臣受到了武则天的破例接见。凭借着自己的花样美貌、机敏的应答能力和非凡的政治嗅觉，他给武则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武则天大笔一挥，来俊臣就从一个死刑犯华丽转型为帝国的八品官员。
武则天曾经就自己擢升死囚来俊臣为朝吏的惊人之举向有所质疑的大臣们解释过。她的理由是，自己欣赏来俊臣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卑不亢和无畏之心。如果说索元礼像猛虎，那么来俊臣则像蛇蝎，朝廷也需要几条咬人的蛇，蛇多虫自然会少。
有时候武则天却说，我只是喜欢他的相貌，还有一口好听的长安官话。最可信的解释或许是武则天有一次在召见来俊臣时说过的一句话：“他们对我起用你这个死囚有所质疑？我倒想反过来问问这些人，为什么就不能提升死囚为官？”
武则天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在与来俊臣对话。武则天的理由很简单，如果自己把一个人从屠刀下解救出来，那么这个人自然会永远效忠于自己。效忠于自己的人，是值得信任的人，是可堪大用的人。
来俊臣的父亲是一个赌徒，母亲是他赢回来的赌本，这种畸形的家庭组合方式，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这种家庭出身带来的耻辱感始终包围着来俊臣。如果有一个管道能够排解他对社会和人群的仇恨，埋藏于心底的怒火将会焚毁一切人性良知与道德底线。
他对生命本身就有种极端的仇恨，血液里的暴力因子一旦释放出来，就会将自己的兴奋与满足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面对残酷无度的恶事，来俊臣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内疚。
生命对来俊臣而言，本来就是一场接一场的酷刑组合。街头的暴力，家庭的精神摧残，让他感受不到一丝生命的温情。在武则天执政的大时代背景下，外因与内因相互作用，共同打造出这名有如罗刹化身的天下第一酷吏。
在长期底层生活的磨砺中，来俊臣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承受极限了如指掌。他可以针对犯人的情况量身打造刑具，并且实施不同的审讯方式。不管犯人是什么体格、精神状态，交到他的手里就等于栽到了活阎罗手里。
他会给你鼻子灌醋、耳朵塞泥或者干脆熏聋，然后再将你扔进没有一丝光亮的黑牢里，让你搞不清楚是置身于地狱还是人间，剥夺你感知这个世界的所有神经系统，让无边的孤寂和黑暗将你折磨得生不如死。如果你是生性高傲而有洁癖的读书人，他会刻意把你的牢房就寝处铺满屎尿秽物，不给你吃喝，饿得撕破衣服掏里面的棉絮吃。
怎么做伪证，怎么收买证人，来俊臣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死之能受，痛之难忍，刑人取其不堪。”也就是说，人可以接受死亡，却不能忍受痛苦，所以有必要选取他们不能忍受的刑罚。
他只需要对两个人负责，一个是武则天，另一个就是他自己。
只要他察觉出武则天对谁不满或者怀疑谁，或者他自己看谁不顺眼，那么这个人便上了他的黑名单，上了黑名单的人几乎没有活命的可能。
按照帝国的制度体系，作为左台御史中丞的来俊臣并没有刑审资格。御史台本来只弹劾官员，不审理案件。但是武则天出于不可言明的政治目的，在御史台下专门设立了推事院，成为独立的刑审系统。
来俊臣等酷吏直接受控于武则天，而这些酷吏又在全国各地收买了几百个无赖，一旦想诬陷谁，便指使这些无赖去告发，然后各地响应，互相作证，背景不同，身份不同，但口供都一模一样，足以给人定罪。
来俊臣由此成为武则天最为信任的宠臣之一，凡有大案必交给他处理，并专门为他在丽景门内置推事院，号为“新开狱”，由他一个人主宰制狱，入此门内，有死无回，百不全一。
来俊臣的地位起了变化，来氏集团的性质也发生变化。以前的来氏集团，仅仅是一个告密集团，现在则分为两部分。下层部分，仍从事于告密，即所谓“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而其上层部分，则是一群法官，如来俊臣、王弘义、侯思止、郭霸……他们掌握了推鞫大权。上下结合，成为恐怖政治中一支突起的异军。
武则天疑心病很重，对于谋反案件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即使有明显漏洞也不加责怪，任来俊臣自由发挥，对手诸如受贿索贿夺人妻妾此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来俊臣得到了尽展其长的机会，他的魔鬼天性也完全暴露出来。
来俊臣豢养于各地的数百名无赖，原本是用来相互串供诬陷良善的，现在又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为来俊臣摇旗呐喊，以放大其在帝国权力集团内的影响力。这些人每次告密之后，都会添上一句：“请将此案交给来俊臣审问，必定可以水落石出。”
时间一久，来俊臣就成为人气指数最高的酷吏，只要有大案要案，武则天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他。来俊臣靠着这些花样百出的手段，博得了武则天的信任与好感，也因此青云直上，累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又擢拜左台御史中丞。
就是这样一帮人，他们联手打造出一个恐怖而刺目的时代——酷吏时代，由索元礼开启，来俊臣发扬光大，推向巅峰。

第十五章 告密之风，封住了天下之口
<h3>1</h3>
端坐紫帐的武则天依旧不动声色，权力在握，她并没有急于一时，她要的是奉天承运。
遍布全国的情报网，一年两次的御史巡游，她倒要看看李唐宗室和旧臣能扛多久。她希望他们都能跳出来一头撞死在树上，那样她就捡只死兔子，也可以拎着兔子在朝堂之上教育那些想跳的兔子。
自从李敬业之乱平复之后，上官婉儿已经感觉到太后武则天的精神越来越不平静。太后躺在龙床上久久难以入睡，上官婉儿在她的耳边轻声读太后喜欢的书籍或诗，或者陪她聊天。
武则天入睡前后的这段时间，对上官婉儿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能听到太后的种种个人意见，或述说她年轻时代的故事。
上官婉儿心里清楚，叛乱虽然在短期内得以平复，但叛乱本身却使太后身为王者的荣耀感受到伤害，以致长时间仍无法得以完全平复。
告密之风，封住了天下之口。朋友不可信，父母兄弟不可信，属下不可信。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写着同样一句话——别乱说话，有人会随时告发你！
城市和乡下广大民众，尤其是那些世世代代居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们对武则天掀起的告密之风举双手双脚欢迎。长期的苦难，一朝得以申诉，他们奔走相告，从帝国的四面八方，向东都洛阳蜂拥而来。
有一天，武则天上完早朝，在上官婉儿的陪同下登临洛阳宫的钟鼓楼。她站在制高点望着宫门外投书递信的人群，眼前的景象让她感动得几欲落泪。
那些布衣百姓围住那只四色铜箱，就像抓住了一个随时可以改变命运的神。不管他们从那里来，又将归于何处，他们此刻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武则天能够看见他们的告密信。那些衣衫褴褛的远方来客让人想到，数以万计的人正从中原和南方风尘仆仆地往洛阳赶来。
许久不曾感动的武则天被铜箱边散了又聚的人群深深地打动了，一时百感交集，她转身向上官婉儿口授了一道诏旨。如果十个百姓中有三个人愿意密告宫内宫外的各种隐患，诸如李敬业之流的祸乱就可以早做预防，将帝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
武则天让宫侍们取来笔墨纸砚，神闲气定地告诉上官婉儿：“我要让天下的老百姓都有和我直接对话的机会，即日起凡告密者不问职业、尊卑和身份都可以适时谒见太后。外地赴神都告密的百姓，旅途之上一律供以五品官礼遇，夜宿驿亭官舍，餐有七菜一羹。如果谁的密奏对我大唐社稷有益，都可以擢升为官；即使捕风捉影，也一律免于问罪。”
上官婉儿笔录太后这道诏旨时，钟鼓楼上的宫女宦官们默然凝望着运筹帷幄的皇太后，他们的目光中有惊喜也有错愕，但更多的是一种茫然无解。
很多时候，身边人始终无法摸透这个老妇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洛阳宫内传出的诏书很快让全国百姓处于一种史无前例的亢奋和狂乱之中，从洛阳到长安，从河北到剑南，扶犁的农人或锻铁的工匠都在为皇太后的圣明之举而欢呼雀跃。那些期盼盛世来临的文人墨客更是昼夜不息，为众多赴神都上奏的白丁们绞尽脑汁地拟草奏书。
面对卷天席地的告密旋风，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也不论官阶高低，所有官吏都要忙于应付，他们在告与被告之间寻找生存的空间，尤其是那些违法乱纪的大小贪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有勇气参与这项举国运动，他们怕告密不成，遭到报复和迫害；也有人借机打压对手，搅乱时局，自己从中捞取政治利益。
武则天不是不让朝臣们说话，而是让大家都要往她的思路上说。比如最近社会上开始流传的女主武王的传说，朝臣们可以就此在朝堂内外掀起一场舆论热潮。
一直以来，武则天都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身边缺少共同商量的心腹，她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策划经营，一个人扛下所有。
虽然大部分告密者也说不出多少有实质性内容的东西，可武则天并没有失望。
武则天通过这种方式，至少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与底层民众形成了强烈的互动效应，直接听到老百姓的声音。二是用力摇撼了官僚系统的根基，她不问身份、官阶，对整个权力系统来了一次全面梳理。
武则天希望借着告密之风，打击那些李氏宗室和门阀贵族，同时以此作为恐怖政治的武器。她要挑起人性深处的兽性，只要“人性”不灭，在权力系统断然实施惨烈的大扫除，就无法形成一以贯之的风险性。一旦不能坚持到底，局中人受到挫折时，他们就会有背叛和投降的可能。
作为一个参与者，除了冷血无情，更要有魔鬼般的狡诈智慧，而且要对现在那些在职官僚，抱有一种怨恨和反感，同时投身者最好是体制外的人。
权力系统本来就存在着派系之争，如果面临全体性的危机时，他们会立刻超越派系，产生紧密的连带作用。一旦形成在朝党派，要他们残害属于同一官僚社会的伙伴，难免会犹豫不决，这样就无法达到目的，这也正是武则天不选在职官僚的主要原因。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春末，一个名叫唐同泰的人进宫面见武则天。他突然来到内宫并非前去告密，而是来向武则天报告一个祥瑞之兆。一天傍晚，唐同泰在洛水河边漫步时发现了一块紫色的石头，上面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
武则天从唐同泰手中接过瑞石，细细察看。经过长年河水的冲刷，这枚石头晶莹剔透，形同美玉，只不过上面的字体依稀显出新刻的痕迹。
武则天会心一笑。类似这种石头，她已接到过好几件了。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祥瑞的吉兆从各地传向洛阳，像母鸡司晨、桃花冬放一类的绿章青藤早已压满了她的书案。在武则天看来，近来祥瑞之兆纷涌迭现，不论是巧合，还是出于人为，它至少预示着朝廷内外改朝换代的民意已蓬勃滋长。
武则天立即将这枚瑞石赐名为“宝图”，将唐同泰擢升为游击将军。
不久，雍州报告新丰县东南有座山从地下踊出，于是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四面八方的官员和民众都发来帖子祝贺。
在这些歌功颂德的胡扯海捧中，却夹杂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说话的是江陵人俞文俊。
他上书说：“臣闻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而山变为灾，陛下以为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诚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恐祸灾至！”
武则天大怒，将他流放岭南，后被六道使诛杀。其实俞文俊从性别的角度批评太后武则天“女处阳位”，根本没有分清楚事情的本质。
事实上武则天是以母后的身份行驶母权和摄政权，借助于武力或者暴力，非法剥夺已成年太子或儿皇帝的人身自由与他们应拥有的合法权益，这种做法于情于理都是交代不过去的。如果强行取而代之更是将自己置于被动地位。
大唐仍有不少忠贞不二的臣民，他们虽然无力兴兵勤王，但也不会不顾廉耻地完全依附于武则天。
而那些将一己私利看得高于一切的官员们，虽然通过各种形式向武则天表明了自己的忠诚，但如果让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劝武则天登基，他们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将来在这个体制内的生存进退的。
俞文俊是一个儒生。怎么惹麻烦的又是这些读书人？武则天实在讨厌这些动不动就拿三纲五常说事的读书人，因为他们总是对“女主天下”的预言提出强烈质疑，说三道四。
原本武则天对儒学并没有多大意见，怎么说儒学也算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读书人爱读圣人言，她也没有意见，只要不对她的宏图伟业构成障碍就不是问题。武则天曾一度求助于儒学寻找她可以在权力世界更进一步的理由，由她亲自主持的贡士殿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举办的。武则天必须自己或者是通过她的极亲信之人去创造机会和制造形势。
<h3>2</h3>
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二月，武则天在神都洛阳城南门亲自举行殿试，选拔人才。?
唐朝建国以来，亲自面试选拔人才的皇帝，绝不仅仅只有武则天一个。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高宗就亲自面试举人九百人，最后钦点郭侍举等五人为甲等，令待诏弘文馆。
当时面试的形式与殿试差不多，但没有坚持下去，形成制度。在武则天日后的帝王生涯中，也举行过科举考试，但都是由考官主持。武则天亲试只有这一次，所以尤显重要。为了这次殿试，武则天做足功课，提前一年下诏。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做好人才推介，人数不限。
考试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考生云集神都洛城殿，分八科参考，每科按照惯例策问二至三道。
武则天希望能够从中选出一些将来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才。她所理解的人才，首先是知识结构要满足朝廷需要。经过考场的严酷筛选后，这些进入官僚体系的读书人，要很快找准自己的位置。正因为如此，要着重考察忠诚度。武则天不希望自己选拔出来的人才将来成为政治对手。
武则天亲自临考，所问的问题都是一些她所关心和思考的国际国内形势。诏令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考生涌入洛阳城，科目又多，考试一连持续了半个多月，盛况空前。
武则天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告密工作，利用酷吏压制政敌；另一手抓官员选拔工作，发现人才，利用人才。最让武则天头疼的，就是为女主天下寻求理论依据，也就是寻求儒家义理上的支持。毕竟以太后的身份称帝，并无先例可循。
她翻遍儒家典籍，里面尽是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一个字都没有留给女人。武则天对此很是失望，她觉得自己为一个王朝披肝沥胆大半辈子，可是到最后，她所扮演的始终还是一个配角，不过是戏份足够多而已。
或许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史学大儒们给武则天定性为“太后重学士而轻儒士”。其实武则天又何尝不想重视儒学？可那些习惯拿圣贤之言说教的读书人，始终不愿意给她一个上位的理由。?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有官员家属拜伏于宫门下要求上书武则天。奏章是为一个叫李君羡的人鸣冤，这是贞观年间铁板钉钉的陈年旧案，本来是不值得拿出来炒作的。之所以再度翻案，是因为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贞观年间，当时有太白经天现象发生，预示有女主武王将取代李唐。唐太宗李世民很快就将上天的预警锁定左武卫将军李君羡的身上。因为李君羡有一个乳名——五娘。李世民先是将“五娘”贬为华州刺史，后又轻信小人之言将他处死。
很多年过去了，李君羡的后人一直活在“五娘”的阴影下。他们跑到这里来，就为告诉武则天一句话：李君羡当初是冤死的，他是做了您的替罪羔羊。您才是真正的武王，而他只是“五娘”。
?“五娘”不白死，武则天大张旗鼓地为李君羡追复官爵，以礼改葬。这些都是为了告诉天下人——武王当国，君权神授。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皇帝不是出身于肉眼凡胎之人，而是上天派发的。
俗话说，天命不可违。武则天在等待天命降临的那一刻，让天下人倾心归附的天命。在告密如风、酷吏横行的年月里，明哲保身、缩肉畏死的臣民越来越多，批评与反对者越来越少。
当然李唐政权的忠诚之士们并没有丧失殆尽，他们只是不敢再组织串联起来以权力集团的形式与武则天正面对抗，就是偶有对抗也只是零星个别的小事件。
整个帝国弥漫着阿谀谄媚之风，武则天刻意营造的天降祥瑞、必生新主的时代氛围已经渐趋渐浓。
为了实现自己的帝王梦想，武则天将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可谓齐头并进，技术不断升级。武则天在改革告密受理权之后，紧接着又对推鞫权做出调整。
推鞫权就是审判权，它与告密受理权是整个司法权的两个组成部分。如果仅有告密受理权的改革，而无推鞫权的改革，恐怖政策无法实施。
在唐初，推鞫权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掌握在中书门下手中，具体审判者虽然是大理寺的官员，但遇到大案要案时常有宰相大臣们参与，一同审判。
当案情严重到处死犯人时，中书门下具有重新研究的权力。
武则天杀裴炎的时候，宰相等大臣曾与武则天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大臣们并没有取得胜利，但这种制度仍然存在，至少没有被明文取消。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武则天决意要大肆诛杀。她不能让繁杂的审判制度束缚手脚，决意要搬开这个绊脚石。这时候的整个帝国呈现出一种亢奋状态，这还不算完，还有最精彩的一幕即将上演，那就是重建上古时的明堂。
所谓明堂，即“明正教之堂”，是 “天子之庙”，有道是“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天称明，故命曰明堂”，“天子造明堂，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崇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一般明堂都建于城南，即所谓“布政之宫，在国之阳”。 ? ?
也就是说，明堂具有君权和神权的双重象征，君主借神权以布政，宣扬君权神授。对一个帝王来说，修成明堂，其风光不亚于泰山封禅和开疆拓土。然而自周公建成明堂以来，修建成功的仅有汉武帝刘彻、王莽、光武帝刘秀。
各种史料关于多数君王没有修成明堂原因的记载语焉不详。加之“明堂”又顶着儒家理想布政之宫的神圣光环，越到后来附会越多，诸儒对此争执不休，常令君王是非莫辨，难以决定，修建明堂号称中国礼制上的天字第一号悬案。
自隋文帝、炀帝至唐太宗、高宗，对此动议多次但最后都不了了之。武则天想到现在要重修明堂会有人反对，那些李唐宗室、前朝旧臣、学问深不可测的名家大儒们，不会轻易通过。
这是一块试金石，通过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反对她称帝了。武则天想到了结局，但却没有猜中开头。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她的，不是李氏众人，也不是平日里与自己大唱反调的异己分子，而是她最为信任的北门学士之首，她一手捧红的政坛巨星，现任宰相刘祎之。?
<h3>3</h3>
由皇后到女帝的夺权过程中，每当武则天需要教训谁，北门学士总会挺身而出。咬人是一门技术活，粗人用牙齿撕咬，文人以道理噬人灵魂。相较而言，后者更让人感到可怕。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夏天，当时的刘祎之五十七岁。从他任北门学士以来，就成为武则天的左右手，在太后的庇护下得以充分发挥才能，终于成为宰相。武则天亲口说他是帝国难得的“忠臣”。
刘祎之是江苏常州人，其父刘子翼有着深厚的儒家教养，曾经在隋朝任官。他的性格爱恨分明，是非分明。凡是违背儒教之礼的，就是“大非”，是“邪恶”，他对“非”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作为北门学士之首，刘祎之不同于那些有脸没皮的酷吏。他温文尔雅，文采华丽。
高宗、武则天时期正是唐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刘祎之少年时即以文采风流而闻名，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等齐名，时人称他们为刘孟高郭。
刘祎之虽然儒学功底深厚，但并不是儒家眼中的三好学生，他随性放荡，有劣迹。
他的姐姐曾在宫中担任女官，当时武则天的母亲荣国夫人杨氏病重，刘祎之的姐姐受武则天之命前去探望，刘祎之便偷偷跟着姐姐混进去开眼。
他进去是冲着杨老太太进去的，让刘祎之感兴趣的是老太太荣国夫人。
《新唐书》说“祎之因贺兰敏之私省之”，那段时间九十高龄的外祖母杨氏和二十出头的外孙贺兰敏之的私情正传得满城风雨，丢人丢到姥姥家。
说好奇也好，猎艳也罢，总之刘祎之一门心思想去瞻仰这位杨老太太。文人的好奇心有时候比一般人要强烈，他们始终对这个世界抱有一颗不老的童心。谁知道事情败露，刘祎之也为自己的好奇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流放到嶲州（今四川省西昌市）。
在嶲州的流放生活，对刘祎之的精神造成很大影响。经过苦难的磨砺，先父传给他的儒教精神彻底显露，犹如父亲的亡魂借着他的身体躯壳得以复苏一般。
重新回归体制的刘祎之任官后，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对母亲尽孝道，对朋友讲信义；每当领到俸禄，就大方地分给亲戚。他的机会是靠自己得来的，出众的文采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皇后特地上表请高宗将其召还，拜为中书舍人，不久又蒙恩遇，被武后挑选进入北门学士的班子，同时入选的还有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等人。?
时间回到若干年前，武则天陷入与章怀太子李贤争锋的战局。面对桀骜不驯的李贤，武则天要求北门学士为她编纂洗脑必读书目，作为太子李贤学习的必备读物。可见北门学士编书也具有一定政治目的，且直接介入了皇后与太子李贤之间的政治斗争。
及至李贤被废，李哲继立为太子，此时刘祎之已拜为相王府司马，辅佐皇子李旦。他和李旦的师生感情也就是这时候培养起来的，他很快就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刘祎之与别人不同，因为他具有双重身份——太后的心腹、相王李旦的老师。
在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的时候，刘祎之作为铁杆粉丝坚定地站到了武后一边。他和裴炎策划并发动了嗣圣宫变，把中宗赶下了台。
这时候的他和裴炎的想法一样，都天真地以为这完全是废昏立明，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要把事情办好，把好事办实。
做老师，谁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将来能够有大出息？刘祎之并没有意识到，他和武则天的幸福时光已经悄然结束。因为武则天并没有遵守承诺把政权交给李旦，反而把李旦幽禁深宫，自己临朝称制了！?
惊愕，自责，恶心，失望，有生第一次，刘祎之对一向敬若神明的女主人产生了不满。
不满归不满，刘祎之毕竟不同于裴炎，他拎得清自己几斤几两。他还不具备和武则天讨价还价的条件，他只是一个权力追随者而非同盟军。武则天做出的决定，又岂能容他置疑？
刘祎之选择了沉默。他的驯服得到了武则天的丰厚回报，顺利地升为宰相，尤其在除掉裴炎之后，刘祎之的事业很快达到了一个顶峰。凡军国大事，所有诏敕全出自刘祎之一人之手，殊恩荣宠集于一身，当朝无人能及。刘祎之也没有辜负太后期望，处处注意维护武则天的形象。
当时有个叫房先敏的人因罪被贬外放，他认为处置不当，跑去向宰相陈述。接待他的是因主审裴炎一案而获升职的中书令骞味道。骞味道不知道自己哪根筋出了问题，居然玩起了推诿扯皮。他说：“这都是皇太后出的主意，我也只是照她的话做，没办法。”?
刘祎之赶紧出来打圆场：“这次不关太后的事，是我奏请的，是我的责任。”?
武则天知道这事后，把骞味道贬为青州刺史。武则天同时重赏了刘祎之，并当众夸奖说：“下属（臣子）的美德在于随时随地维护领导（君主）的形象，像刘祎之这样有好处让给领导，有黑锅自己背，才叫作真正的忠诚。刘祎之不愧为臣子典范。”
身为武则天最为信任的朝中大臣，刘祎之忠实地担任辅政工作。可是自从武则天利用告密出身的酷吏实施恐怖政策以来，他对太后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和忧愤。
在竭力维护武则天形象的同时，刘祎之仍然梦想着睿宗有一天能够走上前台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掌权者。他不是一个拿着薪水混日子的人，做不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也试图说服自己，可一觉醒过来，他又陷入两难境地。
终于有一天，刘祎之憋不住了，向自己的属下贾大隐大倒苦水：“太后既然已经废昏立明，又何必临朝称制？还不如把大权交给皇帝，让天下人都安心。”
话说出去了，刘祎之感觉心里痛快多了。可贾大隐不痛快了，凭什么你要把内心的苦闷倒给我？我该怎么办！我又不能挖个坑把它埋了，老子告密去。
贾大隐没让这句话过夜，就将它原版密奏给武则天。告密，告来告去，却告到了自己人头上。武则天不仅发出疑问：刘祎之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如今却有逆我之心，难道他就再不顾念我对他的恩情了吗？
贾大隐领到赏钱，就抱着有好戏看的心态，等着刘祎之入狱，等着抄家灭族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刘祎之的家。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更长的时间过去了，刘祎之还是刘祎之，像个没事人。
看似风平浪静的官场，无时无刻不在暗流涌动，很多时候局外人无法体会局中人所处的困境。太后武则天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单独召见自己，也没有对自己露笑脸了，刘祎之还是察觉出了什么。
刘祎之，谁让你选择了这条路？很多东西你只有自己去扛。刘祎之所能做的，也只是自己安慰自己。他拨着手指头，算一算自己还有几天的活头。
北门，又称玄武门。十年前，刘祎之和他的那些小伙伴们就是从这条捷径直达禁中，成为皇后武则天的座上客。时光上溯得更久远一点，太宗皇帝就是在这里发动兵变，一举除掉了他的两个兄弟，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作为武则天的心腹，在无数次开门放狗运动中，刘祎之都是第一个冲出来咬人或是被人咬的。一个又一个皇子倒下了，一个又一个政敌也倒下了，自己的报应也该到了。
刘祎之当了将近三年的宰相，按照经济学原理，他应该是大赚特赚的。那些瞪大眼睛等待他犯错误的官员，早已武装到了牙齿，只等最后的一扑，将其撕成风中无法拼凑的碎片。
刘祎之早已熟谙规则，在权力场上他是一个老运动员。他能够感觉得到，他周围的那些虎狼之人早已打磨好了獠牙。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那就是等待。?
一如刘祎之所料，很快大家就发现他与武则天之间已有裂痕。一旦有人走下坡路，就会有人居心叵测地落井下石。于是，一封接一封的告密信送往宫里，今天说他收受诚州都督孙万荣的贿赂，明天说他与许敬宗的小妾私通。刘祎之很快就被妖魔化。
武则天虽然相信自己培养出来的刘祎之的才华以及他过去所取得的政绩，所以极力忍耐，尽可能地不去过问这一切。但是大臣们接二连三地公开上奏，她无法再视若无睹了。
武则天决定还是把刘祎之逮捕入狱，把问题查个清楚。
无论是私通还是贿赂，都不足以让武则天产生动刘祎之的念头。前有李义府公开卖官，后有来俊臣强占人妻，武则天都能够做到宽大包容，可见令武则天真正动怒的还是他那句著名的话——还政皇帝。?
那么让谁去审这个案子？武则天的选择出乎所有人预料，当然也包括当事人。
当时监察和司法机关都已被酷吏把持，武则天并没有将刘祎之交给那些手段毒辣的酷吏以及专门弹劾的御吏，或其他京官审问，是因为武则天对他仍有深厚的君臣情感的关系。
树大招风，从他直属的部下以及那些落井下石者的相继上奏诬告可以想象得到。武则天不忍将其交给那些酷吏审问。如果交给那些恨他不死之人，结果就已注定，过程也极其可怕。
武则天不希望把事情做得太绝，她希望刘祎之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毕竟跟自己一场。
选来选去，武则天选中了肃州刺史（今甘肃省酒泉县）王本立。当时王本立因事上奏，仍滞留在洛阳。交给不习惯亲自审判重臣的地方刺史手里——尤其被审问者，又是以学识和政治实绩闻名的宰相。这不是一般地方刺史所能对付得了的，因此到最后，就能达到不了了之的目的，刘祎之的性命就能得以保全。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五月庚午，武则天传下一道诏令，将刘祎之赐死于家中。
当王本立带人闯进刘祎之家，宣读太后敕令的时候，刘祎之表现得既平静，又吃惊。平静是因为一切尽是必然，吃惊是因为太后居然把自己交给一个地方刺史审判。
刘祎之虽然也觉得自己不应该落入那些污浊不堪的酷吏手中，可是也无法容忍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官来审判自己这个堂堂的帝国宰相。刘祎之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原来自己虽然贵为一国宰相，但是在武则天的眼里也只配让一个地方刺史来审问自己。 ?  ? ?
“你宣读的是什么敕令？”刘祎之用眼神的余光打量着王本立。
“太后的敕令。”王本立不敢直视，低头回答，像是亏欠对方太多。
“太后的敕令？”刘祎之明知故问，他明白武则天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你是直接从宫里拿出来的吧？没有经过中书门下的也配叫敕令？”刘祎之语气傲慢，姿态无礼。
唐代三省制度下中书门下二省对皇权虽然有约束性，但就这件事情来看，这种制度仍然不能有效地制约君主专制。唐制敕令是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议，才能正式发布。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创新工作机制，很多时候不通过三省。这边刚写出来，纸上的墨迹还没干，就直接拿出去发布。
刘祎之的辩驳，虽然是为了自卫，但他所持的理由，却是非常正当的，他所依据的原则是唐太宗时代的原则。但武则天既然决意要建立起新的推鞫程序，刘祎之却搬出这套原则来，武则天又怎能容忍？
如果不把旧有的制度推倒，而代之以新程序，那么她以后处决大臣都像杀裴炎那样费力，她要想推行自己的恐怖政策，将无从谈起。
刘祎之与武则天之间的这场冲突，既是两种推鞫程序的冲突，也是两个时代，即唐太宗时代和武则天时代的冲突。刘祎之对武则天这一套早就心生不满，在人前说出来捅出来，他已经不打算再做最后的妥协。
刘祎之的傲慢姿态使得王本立面如土色，半天没说出一句话。自己得罪谁了？刺史干得好好的，搞不清楚皇太后怎么会选中自己来主审堂堂的刘大宰相。
王本立带着羞辱，带着满腹的疑虑和委屈，回去向武则天复命。他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武则天作了汇报，请太后定夺。?
武则天这次是真的愤怒了。看来刘祎之是铁了心要和自己对抗到底。她能够想象得到对方眼中那副高傲而又轻蔑的神情。武则天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尤其背叛者是她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
如果说私下他和同事议论还政皇帝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公开质疑武则天敕令的合法性，则是可忍孰不可忍？武则天本来希望能够大事化小，只要刘祎之能够认个错，对那些看笑话的旁观者有个交代，武则天是不会揪住不放的。但这种想法，轻易就被刘祎之粉碎了。
武则天很快做出批示，刘祎之敢于对抗我派出去的御史（拒捍制使），立即逮捕入狱。昔日堂堂大国宰相，今日沦为阶下囚。大街小巷，妇孺皆知。
闭关修炼的睿宗李旦也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自己的老师被母后抓了起来。
他和刘祎之的师生感情还是很深的，其他事他可以坐视不理，当哑巴，做聋子，可这事让他坐不住了。他也知道，自己在母后心目中几斤几两，但不管怎么样，该一个学生为老师尽的义务，自己要尽到。
李旦鼓足了勇气，写了一份措辞婉转、情真意切的奏章，列举了刘祎之的过往功绩，请求武则天能够在这件事上宽容自己的老师，更何况给当朝宰相定罪还是要本着谨慎持重的原则。?
睿宗虽然是个傀儡皇帝，但皇帝毕竟是皇帝，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李旦开口说话总比其他人力量要大，武则天多少要卖几分面子给他。刘祎之的亲友们都很开心，纷纷向刘祎之道喜。
刘祎之看着身边狂欢的亲友团，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摇头苦笑：你们想得太天真了。太后临朝独断，无所羁绊。皇帝这么做，虽是好心，但只会让我死得更快。
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有人比刘祎之更了解那个老妇人。
一如刘祎之的推测，睿宗李旦的请愿书让武则天不再有丝毫的犹豫。自己养在身边的辅政大臣，原来和自己并不是一条心。刘祎之的存在将有可能成为自己执政路上最大的障碍，前有裴炎，这又出了一个刘祎之。
睿宗的上表让武则天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刘祎之公开挑战自己的权威，留下他就等于为自己实现下一步计划埋下一枚定时炸弹。睿宗李旦出面说情，武则天当然不会给他一次当好人的机会。李旦当了好人，那么自己只有背黑锅。她要让天下人都看清楚，今日之朝堂，是谁人在主宰。武则天立刻对刘祎之做出终审判决“因种种违敕，赐死”。
或许是为了表现自己温情的一面，武则天给了刘祎之最后的特权——回家受死。
刘祎之从牢狱被送回府邸，他并没有呼天抢地悲鸣。刘祎之已经做好了死前的一切准备，回到家中，沐浴更衣，面色平静，他让儿子给武则天写个感谢信（谢表）。他的儿子难过得心如刀割，哪里还能写出什么感谢信！
刘祎之自己操起纸笔，一挥而就，洋洋洒洒写了几大页纸。谢表中有个人感情的流露，也有对帝国前途的忧思。四个监刑官面面相觑。王本立征求其他三个监刑官的意见，出卖刘祎之的贾大隐也在其中。
写完，刘祎之把笔一掷，端起桌上御赐的毒酒，笑着对一旁的贾大隐说：“贾兄，太后有没有请你与我共饮此杯？”
刘祎之端起毒酒，一饮而尽，从容赴死，时年五十七。面对死亡，刘祎之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武则天和刘祎之本来就是两个思想互不相容，却又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人。虽然在特殊时期，彼此认可对方的器重，但时过境迁却又不肯让步，最后只有相互撞击而迸出火花。
由于工作之便，台秘书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看到刘祎之临终给武则天留下的那份谢表，被刘祎之临终之言所打动。他们逢人就替刘祎之鸣冤，认为朝廷失去了一位有才干的忠臣。
这件事被武则天所知晓，二人同时被贬黜外放。
作为北门学士之首的刘祎之是武则天身边的头号红人，他的死完全是自找的。
朝臣之中，刘祎之算不上是好人，也算不得坏人，他用自己的结局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人的倔强和骄傲，不因权势而凋亡，也不因富贵而折断。
北门学士曾经是政坛一股重要力量，刘祎之被除掉后，能在武则天面前说上话的只有两个人，范履冰和周思茂。
明堂之制，借建李唐宗庙为由修武周祖庙，都是这两个人出的点子。此一时非彼一时，当年组建北门学士，武则天是押宝未来；而今天的北门学士，已经没有多少可榨取的剩余价值。
没有利用价值，又掌握太多机密，不收拾你们，收拾谁？
周思茂，垂拱四年（公元688年）下狱死。
元万顷，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而死。?
范履冰，曾拜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修国史，载初元年（公元690年）因举荐不当被杀。?
曾经翻云覆雨的北门学士，除了武则天临朝前自然减员（病亡）的苗神客与胡楚宾二人，其他人都被武则天诛杀殆尽。?
对此时的武则天来说，世间已无可信之人，世间已无不可杀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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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一面是佛陀之音，一面是刀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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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拱三年（公元687年）七月，长安地区发生了大地震，伤亡人数不少。洛阳人认为这是发生大难的前兆，人心动荡不安。
八月，安南（越南）发生骚乱；九月，河南又打出拥戴庐陵王中宗为旗号的叛乱，很快即被平定。在这一年中，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尤其以山东和关内最为严重，路有饿死骨。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妇人，自从成为皇后，掌控大唐的政治大权已经有三十年。特别是她成为皇太后之后，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她都是这个帝国的真正主宰者。
武则天知道，只要大唐的国号一天不变，天下仍是老李家的天下，而自己在名义上仅止于“代天子摄政”的地位。如果还想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变更国名，向天下宣布——这是武氏王朝。自己早已不是风华绝代的女子，而是六十岁的老妪。虽然懂得保养，看上去要比同龄人年轻二十岁，但她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时不我待。
正月五日，武则天在神都洛阳建立高祖、太宗、高宗的三座庙宇。与此同时，又建立祭祀武氏祖宗的“崇先庙”，而且还慎重地派有关人员议决，确立崇先庙内设立房间的数量。
对官员们来说，这是太后武则天为了测量他们忠诚度而抛出的问题。于是有官员上奏，建议崇先庙应设立七室，唐室太庙则减为五室。
武则天对这个建议很是满意，马上批准。这时却有人出面干预，此人正是以前出卖上司刘祎之，得以晋升为春宫（礼部）侍郎的贾大隐。
贾大隐的理由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是自古以来历代不易的礼法规定。皇太后既然亲受先帝遗托，应尽量发挥唐室光辉。因此，崇先庙的堂数，就应该与诸侯庙宇的室数相同，才不违古礼。
武则天内心虽然愤怒，但在表面上还要装出欣然接受的姿态，爽快地接纳贾大隐的建议。于是，崇先庙只建了五室。
武则天之所以这么做，有她自己的利益考量。如今她不能再为这种小事而引起朝廷骚动，何况在她内心，早就有了另外的安排。
贾大隐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有他自己的利益考量。他深知出卖视他为心腹的刘祎之以后，刘祎之被赐死一事，在朝臣们中间所造成的影响比他预期的更为严重，大家都对他留下恶劣的印象。尤其现在，朝臣都知道告密者是他以后，贾大隐深深感觉到，文武百官对他的态度比他想象得更为冷漠。
贾大隐在内心惊愕之余，为了自己今后的打算，想证明自己也是不输给刘祎之的儒家硬汉，才特意在百官面前做了这次表现。在谏奏的同时，他也做好了惹怒武则天的准备。当他的谏奏意外地被武则天所接纳，贾大隐这才放下忐忑不安的心。于是，他逢人便夸赞：“太后对合理的事，能坦诚接受臣下的谏言，这一点正和喜欢听谏言的太宗皇帝相同，虽然说是女性当政，也称得上是明君了。”
进入二月，洛阳宫改造工程全线上马，乾元殿成了一堆废墟。太后武则天决定用一座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明堂，向世人展示自己无与伦比的威仪。
在破土动工之前，武则天专门在朝堂之上询问众位大臣们，有谁知道“明堂”到底是什么样子？
有人说：“明，犹清也。堂，高明貌也。明堂乃是上古祭祀上帝和祖先的场所，也是古之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举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均在此举行。”
有人说：“明堂之制，源远流长。轩辕黄帝，曾拜祀上帝于明堂。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
还有人说：“周之明堂最为盛名，其规模、功用，远胜于前代。每临季秋，皇帝必大享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
武则天说：“本宫欲仿效周制，建一明堂，以此作为祭祀布政之所，何如？”
群臣一听，这才弄明白太后武则天询问“何谓明堂”的真正意图。有的变得默不作声，有的说：“先帝高宗、太宗时，就屡有明堂之议，也曾明令颁诏，要遵古制而建。惜无人知道古之明堂形制究竟若何，以至莫衷一是，半途而废。今太后欲建明堂，想法是不错，可惜咱们还是不知道该怎样建。”
武则天笑着摇头，建造一座高规格的建筑有那么难吗？她要求弘文馆的学士们三天以后，拿出建筑方案。
当年周公建明堂用了七年，而武则天的明堂从动议到竣工仅仅用了一年左右，充分展示了武则天的政治决断能力。建设周期虽然不长，但它绝对不是豆腐渣工程。
号称“万象神宫”的明堂在中国建筑史上创下了两个之最：规模最宏大，设计最新颖。明堂共分三层，高二百九十四尺，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五层楼那么高。而这并非武则天所建的最高建筑。明堂建成后，武后又在其北面建起一个供奉大佛的五层建筑，称为“天堂”。在天堂的第三层可以俯视明堂。
明堂直插云霄，恨不得捅破了天，形制之巧更是超出人类的想象极限。?
武氏明堂可以说融会了儒、道、佛乃至域外宗教的大杂烩，据说所动用的巨木需要一千人才能够拖动。
底层四面象征四时，是办公地点，武则天经常在这里开会，发布命令。中层为八角形，上立重檐，雕饰着九条金龙，中间环绕一圆盘。其上为明堂的最上层，武则天经常在这里和老天通话（祭天），站在最高层离天更近。
在最高层的宝顶之上赫然立着一只高达丈余的金凤凰，丽日当空之下，振翅欲飞，直破云霄，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强势姿态，让下面的九条龙摇尾陪衬。
伴随着这座凌空而起的华美建筑，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新王朝的标志性建筑——明堂，明白地表示出以凤压龙的决心。武则天建立明堂的用意昭然，以此宣示她将在这里祭祀天地、祖宗，接受朝贺，发号施令。意喻武则天当君临天下，将来要在此处接受群臣朝拜。?
这一年的春天，武承嗣派人在一块白石上镌刻出“圣母临人 永昌帝业”八个大字，杂以紫石等药物填塞，白石莹润如玉，字形古雅朴拙，看上去此物只应天上有，貌似神品。
武承嗣花钱从街上雇了一个人，让他揣着这块石头就跑到洛阳来了，来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献神石。这位临时演员一脸诚恳，把自己八辈祖宗都压上来证明：这是自己打鱼的时候，从洛水里面捞出来的一块神石。
中国古人以河图和洛书记载宇宙的密码，《易经?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也就说洛水里出现带字石头，是上天降样瑞。上天的意思是，武则天是这个天下的唯一神话，天下人都应该将其视为圣人。?
白石状如玉盘，沿石纹之线刻有“圣母临人 永昌帝业”八个篆字，武后手捧白石仔细端详，正如武承嗣事先所料想的那样，皇太后的眼睛立刻射出一种欣喜之光。
瑞石从何找来？洛水之滨，是洛水人唐同秦无意拾得的。
石上的文字是谁刻的？这绝对不是凡人手笔，想是出自天工神斧。
武则天欣慰地笑了，笑容里流露出的亲善之色让武承嗣及躲在幕后的武氏宗亲也长舒了一口气。这块真伪莫辨的洛水白石赢得了武则天的欢心，她后来将这块白石称为天授圣图，并仿照白石神字刻制圣母神皇的三枚玉玺。她说：“瑞石来自洛水，是上苍借洛水显圣，我要顺从天意。”
湍急浑浊的洛水被武则天诩为神川圣地，两岸渔人被禁止在洛水捕鱼。前往洛水膜拜的游人在沙地上寻寻觅觅，再也不见祥瑞的白石，洛水之滨随处可见的只是被丢弃的残破渔网。
武则天接受了这份来自上天的礼物，她决定亲自前往洛水祭拜。就在人们对这块神石疑惑重重之际，武则天又来了一次让人心惊肉跳的举动，她给自己封了一个尊号——“圣母神皇”，从来没有帝王给自己上尊号的，武则天算是第一个。
尤其是天子在位，皇太后上此尊号自称神皇，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h3>2</h3>
武则天决定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十二月亲临洛水举行受图大典，然后入驻明堂接受群臣朝贺。在拜洛诏书里特别注明，各州的都督刺史及李唐宗室外戚都要提前十天抵达神都，不得无故缺席。
武则天率领着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前往洛水，队伍中有嗣立皇帝豫王李旦、皇太子李成器、文武百官、四夷酋长及外官多人。各种服色的鸾卫仪仗令人目不暇接，各种羽扇、团扇遮天蔽日，车辆、乘马、鼓吹、腰挎宫刀侍卫、穿着鲜艳服装的宫娥汇成一条彩色的人流，绵延数十里而不绝。沿途百姓献酒献食，侍立围观，盛况空前。
在这场人为导演的“拜洛受图”仪式上，有一个人的表情异于他人。脸上有着难以掩饰的兴奋与得意，但细心人却可以发现，在他那得意的神情下，掩盖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慌。他就是武则天的侄子，礼部尚书武承嗣，也就是这场闹剧的导演。
武承嗣导演这场闹剧的目的，就是为了打造“天授皇权”的舆论，使武则天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皇帝的宝座，而他自己也可以实现继皇嗣的美梦。
武则天的一记组合拳，让所有的人都看得直瞪眼，却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看来武则天要扯下最后的遮羞布，借着拜洛大会正式登基。
武则天之所以会倾力配合这场宏大的演出，是因为她担心朝臣的不服和传统观念的阻碍，她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舆论的帮助。
天莫大焉，天莫尊焉，天的示意是任何人都不可违背的。对帝王来说，上天的示意是最有力，也是最令人信服的。武则天巴不得能得到上天的“示意”，使自己荣登皇座蒙上一层“受命于天”的神秘色彩，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那样的话，由不得天下人不信服。
武承嗣导演的这场戏正好符合她的心意，所以武则天才会借此机会兴师动众，大造舆论。
一时之间，“天授圣图”成了朝野上下议论的话题。种种离奇的传闻，蛊惑人心的说教，在不知不觉中编织成一张具有强大控制力的神秘网。
在这张网的笼罩之下，心存异议的朝臣变得越发沉默，传统的旧观念也失去了威力，人们的意识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奇异的改变：当皇帝不仅是男人们的事，女人照样可以穿龙袍、戴皇冠。这是天意，天意是天然合理的。
东都洛阳陷入一种迷幻的气氛，一边是天意神授的佛陀之音，一边是炽烈的恐怖政治。以来俊臣为首的酷吏嬉笑怒骂，皆成屠杀。武则天赋予酷吏随意杀人的特权，使者在杀戮之际，用不着上报朝廷，也用不着与其他官员商量。
来氏集团的声音，不仅只限于洛阳，甚至在遥远的州郡，也能使人两股战战。来俊臣的心腹王弘义带着自鸣得意的口吻说：“我之文牒，有如狼毒野葛也。”?
载初元年（公元689年）七月，法明等十个僧人联名向武则天进献了一部《大云经》。这部经书据说是后凉时昙无谶所翻译，经文中有两段讲到了女人做皇帝的事。
一段经文如此写道：“尔时众中，有一天女，名曰净光。佛告净光天女言：‘……（汝）以是因缘，今得天身。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汝于尔时，实为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
另一段经文写道：“汝于尔时，实为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拒违者。如是女王，未来之世，当得作佛。”
《大云经》一经传来，不少僧人争相进行解释。云宣等九个僧人合撰了一部《大云经疏》，对这两段经文做了全方位的解读，尤其是关键部分。
经书中所说的“即以女身，当王国土”，是说当今的圣母神皇即净光天女下凡，佛让她代替李唐皇族做皇帝，一统天下；经书上说的“女既承正，威伏天下，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违拒者”，是说大臣和百姓都应该向神皇尽忠，这样方可子孙昌炽，阖家安乐，如果背叛为逆，纵使朝廷不诛，也是天理难容，必将自取灭亡。
《大云经疏》中还有“火德王，王在止戈”和“武兴圣教，国之大珍”之语。“止戈”就是“武”字。
经过僧人们的一番解读，武则天上位就成了“叨承佛记”。世人这才顿悟，原来佛经里的“女王”就是指当今的神皇，神皇乃菩萨“应世”，“假现”女身，实际上是男的，不但可以做王，还可以做佛。过去天竺无明国由女主继承，现在大唐的皇权也非“圣母神皇”莫属。
《大云经》和云宣和尚等人的注疏使武则天欣喜不已，亲登皇位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在当时社会中，佛教信仰在各个阶层中相当普遍，“佛意”较之“天意”有着更为权威的力量。人们更加信服了，武则天在得到天的授意之后，又罩上了一层佛的灵光。
武则天非常感激《大云经》的注疏者，无中生有是最好的文章。她下令各州都要建立大云寺，各寺都要藏一部《大云经》，由僧人升高座向百姓宣讲。她还对云宣和尚等人大加封赏，九人皆赐爵县公，可与三品重臣相若。云宣和尚等人也成了自古以来得到最高封赏的僧人。
既然得到天的“示意”，又听闻佛的“预言”，武则天在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登基上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既然从士大夫到普通百姓都是佛教信徒，那么，用佛教经典中的关于女子称王的说法来证明改朝换代的合理性，便是最好不过的。
武则天早就与佛教有渊源，其母杨氏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在杨氏的影响下，武则天从小就受到了佛教思想的熏陶。尤其是她当上皇后以后，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朝臣们提起自己与佛教的渊源，如“朕爱自幼龄，归心彼岸”，“朕幼从释教，夙慕皈依”。
不仅如此，武则天还在感业寺当了几年尼姑。虽然她厌倦了感业寺青灯黄卷的生活，但对佛教的学说依然是比较相信的，从她的生活中可以找到根据。
由此可见，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不能全看成是虚伪的利用，至少她应该算是半个佛教徒。
她对佛教中关于女子为王的说法，尤其是当时佛教信徒众多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在没有先例可循，从儒家、道家经典中又找不到改朝换代的理由时，势必会利用佛教来制造舆论效果。
现在，武则天在朝堂已经掌握了近乎绝对的控制权；同时，她通过武氏家族以及长久效忠于她的将领们，控制着两京的兵权；再加上来俊臣、侯思止等人的特务力量，她可以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武则天专制的刀斧对准了一切政敌和所有对她可能造成威胁的人。宗室诸王是李唐王朝的支柱，是一批顽固地守护着李唐宗室的势力。
朝堂内外传播的那些流言使武则天陷入莫名的感伤，她以为，一个统治者的私生活是不应该被人臧否的，然而，朝臣们太关心她的私事了。李唐皇室诸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无法容忍武则天日益膨胀的野心。
武则天对李唐皇族早就怀有戒心。前些年，李敬业扬州叛乱时，武则天就曾经暗中派人监视过诸王。武则天认为，这些人断然不会与她同心，一有风吹草动便很可能酿成祸乱。武则天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他们，限制着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伺机予以铲除。
当年太原起兵，唐高祖李渊借助宗族势力为自己建立李唐攫取第一桶金。随后初唐的统一战争中，领军挂帅的也基本上是李唐皇室自己人。
大唐监国以来，已历三代，宗室子弟大都封王。高祖二十二子，太宗十四子，他们已形成一支不容小觑的抱团势力。宗室诸王中虽然不乏庸常之辈，但有才能的也不乏其人。
开国之后，天下局势尚不明朗，李渊也是大封本家兄弟，用自己人来管理天下，广封宗室数十人为郡王，李唐皇室权势达到顶峰，很多人更是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兄弟相残，很多皇室成员卷入其中，因此遭到第一次大规模的清洗。
李世民即位以后，吸取教训，削减皇室力量，加强君权。除了寥寥几个做出特殊贡献的李唐皇室成员被封王，大部分都被降为郡公，取消留京指标外放为刺史，让他们远离大唐帝国的政治核心。
也就是说国家把他们养起来，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只要不给添乱，其他的都好说。?
高宗时代，长孙无忌为了巩固高宗的皇位，刚执政就连杀几个亲王，一度造成李唐皇室人心惶惶。高宗的亲哥哥蒋王李恽被人诬告谋反，竟然连吭都不吭一声，就自杀了。
经过燕王李忠案、章怀太子案等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到了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李唐皇族在帝国权力系统中的活跃分子已经所剩无几。?
高祖二十二子尚存四人：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霍王李元轨、舒王李元名。?
太宗十四子尚存二人：越王李贞、纪王李慎。?
高宗八子之中，武则天亲生的死了两个，还有两个在囚禁中。然后就只剩下李上金和李素节这两个早已被折腾得半死不活的庶子了。皇族亲王也就只剩下这八个人以及他们的子嗣了。?
武则天亲政之后，本着表面上过得去，暗地里狠折腾的原则对待李唐皇室成员。先是将其全部尊为三师三公，但却剥夺他们的实际权力，同时将其频频调动，不让他们在一个地方做刺史太久。不光如此，武则天还安插了一些特务一天到晚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李敬业拉大旗造反的时候，武承嗣曾经向武则天进言，找机会把李唐皇室好好清洗清洗，不听话的该杀就杀，该贬就贬。武则天没有听从他的意见，条件还不成熟，这么做会失去人心。
随着武则天将手中权力一步步收紧，就连有功的李唐皇室成员也被她一脚踢开。比如说，平叛李敬业的李孝逸，就被武则天当作一次性抹布用完后就随手丢弃。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李孝逸被流放岭南而死。
武则天的所做所言无不在传递一种信号：李唐皇室的时代正在走向颓势。
武承嗣的建言，皇室成员不可能没有耳闻，这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恨不得改名易姓。山雨欲来风满楼，韩王李元嘉之子李撰与越王李贞之子李冲开始四下串联，相约京城之外的李姓皇族共图义举。?
体内流淌着皇族的血，想洗刷都洗刷不掉。李唐皇室成员早就对武则天当权心生不满，在武则天刚刚临朝称制之际，他们就私下相互勾连，蠢蠢欲动。
由于武则天采取了预防叛乱的措施，给他们升了官衔，加之高宗刚刚过世，正在办理后事，他们才没有行动。
后来李敬业起兵，他们只是隔岸观火。之所以没有参与其中，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李敬业别有用心。李敬业败亡后，他们又慑于武则天的势力过于强大，暂时减少了串通。
可如今他们看到武则天坐明堂，收符瑞，即将拜洛受图时，再也沉不住气了。
建明堂，拜洛图，老妇人武则天的野心昭然，这次召集我李姓诸王齐集神都，凶多吉少。去，凶多吉少；不去，落下口实，难以自保。
暴风雨即将来临，御用文人的颂圣文章到处传扬，舆论哗然。江湖到处都是武则天的传说，天命已移，武王登基。此次召集李唐皇室，意在一网打尽，连那些街头小贩都在私下里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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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流言满天飞之际，武则天下诏削减东阳大长公主的封地。时间不长，又找个理由把公主的两个儿子流放巫州。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武则天讨厌这个公主不是一天两天了，公主本无错，错就错在她上错花轿嫁错郎。她嫁的是谁呢？长孙无忌的舅舅渤海高氏一族，山东门阀士族的代表。武则天以前修理李唐皇室还需对这些人有所顾忌，会试图找一些说服人心的理由。随着自己权势的不断强化，李唐皇族渐渐势弱，她也不用再看朝臣们的脸色行事，只要谁敢与自己对抗，说翻脸就翻脸。
<h3>3</h3>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七月，韩王李元嘉之子通州刺史黄国公李撰用暗语给越王李贞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内人病渐重，恐须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报。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情况越来越不妙了，应该及早想办法，否则，延误时日，我们将受戮于人，后悔莫及。
二人都是交游广阔、政治敏感度较高之人，他们以密语的形式四下串联相约举事。两人还共同伪造了一封皇帝的书信。以睿宗李旦的名义向各地李唐宗亲发出号令：“皇帝的权力已被架空，请接到号令的各地李姓王速速派兵进京勤王。”
这次秘密串联的有绛州刺史韩王李元嘉、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邢州刺史李灵夔等宗室诸王子弟。韩王李元嘉又煽动说：“皇太后拜洛受图，令我等李唐宗室进京赴会。就在天下臣民欢庆之际，武后必遣人告密，然后大兴诛戮。到那时，皇家子弟将会成为刀下之鬼，无一留存。”
兄弟几个如果不是生在帝王之家，凭借着自身的才华也能谋得一份属于自己的天地。
韩王李元嘉自幼好学，藏书万卷，又广采碑文古迹，多得异本。李元嘉和他的弟弟李灵夔关系很好，兄弟相聚常行布衣之礼，且洁身自好，在诸王中少有人可与之相比。
霍王李元轨是多才多艺之人。贞观初年，太宗李世民曾经问过群臣，宗室子弟中谁最贤能。魏征首推李元轨。李元轨曾同太宗游猎，遇到野兽，太宗慌乱之中命李元轨射杀，李元轨箭无虚发。李世民大为赞赏，说：“你武艺过人，只恨现在难以施展。”
李元轨先后被封为蜀王、吴王，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才改封霍王，授绛州刺史，不久改为徐州刺史。他在担任刺史时整日闭门读书，谨慎自守，与物无忤，为人不妄。高宗朝多次上疏陈述时政得失，很得高宗皇帝欢心。
太宗的第八子越王李贞、第十子纪王李慎也都是文史方面的高手，时人称之为“纪越”。
这些人虽然都是宗室人员中的出类拔萃者，但是在武则天看来，越是有才华的人就越容易成为她的政治对手。诸王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当武则天挥舞刀斧对政敌进行无情镇压的时候，他们都惶惶不可终日。与此同时，匡复之念也悄悄地滋生蔓延。
李撰与李贞忙活了半天，收效并不明显。有的人甚至唱起了反调。纪王李慎就是其中一个，他坚决拒绝起兵。老子放着好好的日子不去过，偏要去擒什么王？人家娘俩谁当家，与我们何干？凭什么把我们卷入其中？就算是上战场被人砍死都没人收尸。
李唐皇室出过无数英雄，也出过很多狗熊，生为李唐皇族，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也就在李唐皇室诸王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位女性的声音划破凛冽的风。
“当年隋文帝篡夺周室，尉迟迥身为北周皇室的外甥，尚能领兵匡救社稷。虽然没有成功，但却威震海内，青史留名。现在诸王都是先帝的子孙，怎么能不把李唐的江山社稷放在心上！面对今天的困境，作为李姓诸王不能舍生取义，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就算是兵败身死，也无愧此生。”
说话的女人是高祖李渊的第十九个女儿常乐公主。说到李渊的女儿，让人想起他的三女儿，当年的娘子军总司令平阳公主。
这让人叹服北朝以来，贵族女子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慷慨气节，丝毫不输身边的男人。那一个个乱世红颜点亮了历史的天空。从力图匡复周室的北周千金公主、委身突厥的隋朝义成公主、助父起兵的平阳公主，再到今天的常乐公主。
废太子李哲当年有个姓赵嫡妃，被武则天关起来。由于生活能力太差，结果被活活饿死了。这个饿死的嫡妃就是常乐公主的女儿，常乐公主对武则天应该恨得牙痒痒。
与常乐公主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那些所谓李唐皇室的男人。
随着行动日期的不断临近，除了一开始纪王李慎拒绝起兵的灰色论调，这次行动还等来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问题出在鲁王李灵夔的儿子李蔼身上。李蔼是个书法好手，据说当年高宗给他父亲鲁王一个字帖，让他拿回去给李蔼临帖用。李唐皇室的很多人玩不起政治，开始将过盛的精力用在艺术上，寄情于书画音乐。如高祖之子滕王李元婴为后世滕派蝶画的鼻祖，韩王李元嘉工书善文，所结交的都是当代名士。据说他家中的藏书就连国家图书馆（大内秘府）都比不上。
艺术让他们暂时忘记了李唐皇室身份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与痛苦，他们沉醉其中，麻醉自我。当李蔼知道父亲正与越王父子策划起兵的消息时，他握笔的手开始颤抖。
他知道在这场游戏中，不会有举白旗的机会。一旦投入其中，就没有回头路，直到一方胜出，另一方倒下。他揣摩过一千种结局，有一千零一种都是越王必败。对失败者意味着什么？死亡是唯一的路径。越想越胆寒，越胆寒手越抖。
李蔼还不想死，他只想好好练自己的字，好好过自己的太平日子。在艺术的世界里，权力不过是过眼烟云。李蔼没过多地犹豫，很快就将李唐宗室起兵的计划全盘报告给了武则天，出卖了父王和皇室宗亲。他的条件只有一个——不要追究自己的责任。
他太过于天真了，他将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重的代价，难道他不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吗？
本来这次诸王反叛，就是缺钱缺粮缺人缺地盘的“四缺”运动。李蔼的告密，使这次行动迅速升级为一场巨大的灾难，可谓雪上加霜。也就在此时，武则天颁发的诏敕到了，让所有皇室成员前往神都洛阳新建成的明堂，在那里将举行一场祭祀先王的大礼。
该来的终于还是要来了。如果谁不出席，就构成违抗圣旨之罪，给武则天坐定口实的机会。对李唐宗室成员来说，他们进退维谷，走入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强烈的压迫感让他们恐惧万分，一时间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
李撰见此，又假造了一纸睿宗李旦的玺书，密送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李冲是越王李贞的长子，好文学，善骑射，和李撰过从甚密。
李冲早就和他的父亲一样在等这样一个机会，他在接到李撰的那封假托睿宗的口吻发出求救的假玺书后大为欣喜，也同样伪造了一纸玺书，内称，太后欲倾覆李家社稷，移国祚于武氏。他以此为号召，又分别告知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霍王李元轨、越王李贞、纪王李慎，让他们各自起兵接应，进军东都。
计划赶不上变化，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队伍里面会出现内鬼。这时，李冲已在博州招募了五千余人。他以为，既然已经和诸王取得联系，只要他振臂一呼，就会四方响应。急切的求生欲望使他不得不与诸王合力，自己首先发兵于博州，然后兵合一处，共取东都。如果说李敬业当年起兵，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毫无章法，那么今天李唐皇室的诸位王爷们，完全是榔头棒槌往自己身上砸。
李冲的消息是传递出去了，诸王得到消息的时间并不一致，得到消息后所持的态度也不一样。武则天待李唐皇室几位活着的王爷并不薄，优厚的生活待遇，略高于普通官员的政治待遇。为防患于未然，武则天又将他们全部打散，分流至各地。他们虽然分处各地，但是个个受到监管，想要彼此勾连几乎不可能。这就为他们联络制造了一定的难度，就是骑马串个门都需要一个月。
本来彼此相约共同起事，不可妄动。李冲突然改变时间，原本意见不统一的诸王慌作一团，一时之间不知道李冲这边出现了什么状况。大祸临头，几人能有挺身迎接的勇气？
八月十三日，神都洛阳一带发生相当大的地震。百官对不祥的地动，表现出了不安的神情。可当他们看到太后的冷静态度和充满信心的微笑，所有人都长出了一口气。如今的武则天，对天地表现出的各种异象，也视之为庆祝“天之易命”的祥兆。在她看来，那是天地在迎接一个新主诞生前的各种感动吧！
当天上朝的时候，有人向她展示了李撰、李冲二人伪造的玺书。
武则天用愤怒掩饰了自己内心最得意的笑容，她任命心腹左金吾卫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征讨叛军。丘神勣就是当年武则天派去逼杀章怀太子的密使，此人冷酷残忍，武则天派他前往，难道是看重他在杀李唐皇室人员方面有经验？?
丘神勣是大唐开国名将丘行恭的儿子。丘行恭原是太宗李世民手下的一员猛将，秦王李世民与王世充决战中原，他护主有功。当年都督刘兰因谋反罪被杀，丘行恭便剜了他的心肝放进嘴里，没蘸酱油，直接给吞下肚。
唐太宗李世民听说后责备丘行恭：“刘兰谋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既然已经判处死刑，你这么做，实在过于残忍。”?
丘神勣没有机会像自己父亲那样上战场吃人心，可他的心狠手辣颇有乃父之风。凡是他经手的案子，家破人亡是正常的，被当时的人称为专吃死尸腐肉的猫头鹰。
武则天派丘神勣领军，就是为了向世人表明，她要拿宗室诸王开刀了。
八月十七日。天色已晚，当空一轮残月，将整个武水城涂抹上了一层幽灵般的冷光，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味道。
李冲率领五千人一路杀到武水，当地的县令已经提前得到消息，紧闭城门，死守不出。李冲打算渡过黄河攻打济州，先攻取武水县作为前进的基地。武水县是一个不大的小城，兵少力弱，县令郭务悌自知难以招架，便向魏州求援。魏州莘县县令马玄束领兵一千七百人准备在路上阻截李冲的军队，可他又担心力所不及，只有先进入武水城，与郭务悌紧闭城门，坚守不出。
李冲临时凑起来的这五千人马，其中有一半士兵是被胁迫的。他们的家眷在李冲手里，没有其他选择。李冲领着这么一帮临时雇佣军，决定先进攻武水，然后从这里强渡黄河。
李冲没有让部队休整，时间意味着一切，他必须在天亮之前拿下武水。不然丘神勣赶到，两边来个包饺子，自己就只有被吃的份了。他临时准备了一些草车推到南门下，他要借着风势火烧武水。
他准备烧毁城门，然后直接带人往城里冲。火还没有烧起来的时候，刮的是南风。等火点燃的时候，南风突然变成北风。部队还没开到城门，火借着风势就卷向了己方。前面的士兵就往后退，后面的在将官的催赶下往前拥，一时间大乱。
这样一来，队伍乱了，人心就散了。李冲的属下董玄寂是负责管武器的，在接二连三的意外事故面前，动摇了信心。他在军中散布言论：“琅琊王与朝廷交战，这是反叛。”久攻不下，李冲认为是董玄寂动摇了军心，他当着士兵的面将他砍杀，以此警告那些退缩者。谁知这样一来，本来就不愿打仗的士兵更加恐惧和动摇了。
这日夜晚，他们趁李冲熟睡之时，成群结伙地逃离了军营，散归各处，一支仓促组织起来的队伍一下子如鸟兽散。
冷月当空，像是映照着自己惨淡的命运，李冲一声长叹。他带着几十个家丁一口气又跑回自己的封地博州，这里也将成为他最后的人生驿站。他在城下喊了一嗓子，城门自然也就开了。李冲很是欣慰，还是自己的地盘自己能做主，他一抖马缰绳就往城里冲。
可进去才发现，迎接他的不是平日里熟悉的笑脸，而是一把夺命的刀。
李冲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九死一生地从战场上跑回来，是来挨自己人的刀。当他发现时已经晚了，刚想勒马，刀已经实实在在地砍在自己身上。抡刀之人正是守门人孟青棒。既然天降富贵，我又岂容错过？孟青棒将主人李冲当场击杀，割下脑袋，就去领赏，被提拔为将军。一个看门人用主人的脑袋换了一个将军，真是一桩天大的好买卖。
李冲本来擅长骑射，但在慌乱之中回到自己的地盘，精神上难免松懈，又加上极度疲劳，才会疏忽大意被无名之辈所杀。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这种死法也未免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固然李冲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走上这条不归路，但从起事到身首异处，也只有短短的七天。此时，丘神勣率领的朝廷大军抵达城外。本来造反是李冲一个人的事，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一州官吏满面春风穿着素服出城投降，开门迎接丘神勣。丘神勣发出他那标志性的猫头鹰似的冷笑，挥刃将出迎官吏全部斩杀。刀锋所向，伏尸遍野，博州城转眼成为一座空城。丘神勣拎了一大串人头回京复命，被武则天拜为大将军。

第十七章 血统是原罪，不需要别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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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奇怪，李冲起事时，他事先所联系的那些宗室诸王都在干些什么，为什么迟迟不见他们呼应而起？原来在接到李冲起兵的消息时，李冲已处于不利态势。诸王为了保全自身，没有一个人响应援助李冲。在恐惧和疑虑中，他们还在犹豫到底陪不陪李冲玩这场死亡游戏。
他们可以口沫横飞地谈论武则天的是非，谈论诛杀她、匡复李唐的光辉前景……话说得激情有力，可不代表真能办成事，尤其是大事。
真到了发兵讨伐那一天，他们最先想到的是：保命要紧，还是不要做没有胜算的事。他们想的是，只要他们今生就这样遮目掩耳，沉默是金，那掠过帝国上空的风暴，也许就会从他们头顶上方安然地吹过，无损于家族的完整与荣耀。
随着李冲起兵消息而来的，是他阵亡的丧报。这消息让宗室诸王产生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可他们这种侥幸自保的心理并没有保持多长时间。
越王李贞怕了，他手里只有区区五千兵马，靠什么与武则天的十万人马斗？不过，李贞也有些忐忑不安，他曾在城西水门桥出游之时，临水自鉴。当时他看到自己的水影没有脑袋，心里很是不快，以为这是不祥之兆。不过，现在他也不顾不了那么多了。儿子已举事，他这个做父亲的又怎能不助一臂之力？可是还没等他举事，儿子阵亡的消息也随之传来。
诸王按兵不动，估计也没有多少指望。事到如今，除了赶到洛阳当面向太后请罪，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他以锁链捆绑自己，赶到驿站。
越王李贞在驿站遇到距豫州城不远的新蔡县令傅延庆，这位县令已响应李冲的号召，率来两千兵马。傅延庆还不知道李冲的死讯，正准备去投奔李冲。路过李贞的地盘，准备找李贞写封介绍信，让自己到那边能够混个比县令大的官。
这支奇迹般出现的军队给了越王李贞决战的勇气。他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就算他放下武器，亲自赴神都洛阳当面向武则天请罪，也免不了一死。既然如此，还不如放手一搏为已死的儿子报仇。
李贞决定封锁不利消息，给每个人注射一针强心剂，然后放手一搏。为了鼓舞士气，他在动员会上慷慨激昂，发表了一番演说：“我的儿子琅琊王的军队已势如破竹般地攻陷魏、相数州，如今已有二十万大军，数日内就会到达这里与我们会合，我们要奋勇杀敌，直捣洛阳。”
李贞注射的强心剂维持不了几分钟，这些士兵大部分是受到胁迫，不得不服从的，根本没什么斗志可言。越王李贞最信任的人是裴守德，将女儿许配于他，任他为大将军。
接到越王李贞发兵的快报后，武则天派宰相、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张光辅率十万大军去征讨。同时下令，把已死的琅琊王李冲抄家灭籍。
当十万大军遮天蔽日地杀将而来，李贞的临时雇佣军只在城外做了短暂的抵抗就逃回城里，武则天派来的十万大军如黑云压城，豫州被里三层外三层围得风雨不透。
在这形势万分危急的关头，越王李贞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尊贵身份——李唐皇室，自己不是一般的流寇。他正了正衣冠，决定使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用的招数——念经。他将县内所有的道士、和尚集合起来，日夜在城内作法念经，祈求胜利，又要所有士卒佩戴一份避兵符——上面写有北斗、日月字样的护身符。
这完全是一幕黑色幽默剧。在凄厉的血腥屠杀中，声声佛号成了命运的咏叹调。几千人面对十万人，这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比赛。
豫州官民纷纷投降，打开城门迎接政府军。官军入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只有李府的家僮拼死抵抗，他们一心护主，可他们的主子早就没了影子。
李贞已经无心再战，结局虽然早已料到，但他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李贞将妻子、儿女、女婿召集起来。他捋了捋风中的白发，长叹一声：“事已至此，岂能坐以待毙？”他将带在身边以备万一的鸩毒混在酒里，一饮而尽。一家人选择了集体自杀。李唐皇室的护权行动就这样成了一场闹剧。
李冲折腾了七天，李贞比他儿子稍微强一点，前后持续了十七天。
宗室诸王当初借着密使及书信暗地往来，彼此之间早就定下打倒武则天的盟约。其中鲁王李灵夔的次子右散骑常侍范阳王李蔼派密使见越王李贞时，就曾经不自量力地说过：“诸王如果能同时从四面八方共同举兵起义，那还政大功就唾手可得。”
当共同举兵成为一个笑话，那就注定了这场血与火的游戏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梦境。当然，诸王所在地相距甚远，不便商量细节、统一行动是原因之一；但是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胆怯和犹疑才是失败的主因。
年轻而冲动的琅琊王李冲一个人挑起这场战事的开端，不幸七天就惨败身亡；其父亲越王李贞在仓皇之间数次改变决心，最后虽然起兵，但是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无望的泥沼。父子相继而亡，所谓诸王共同举事，也成了武则天试探天下人心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事件。
这场由李唐宗室人员发起的讨武之乱，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被平灭，这完全出乎武则天的预料。这次事变中透露出来的某种信号使武后兴奋不已。李唐王朝看来的确气数已尽，尽管叛军打出了匡复唐室的旗号，但天下臣民竟无人响应，武则天清晰地看到了人心的向背。
尽管李唐皇室成员打出了匡复的旗号，以恢复李家天下为号召，但是并没有产生动员和组织人民的作用。武则天已经取得了社会的拥护，她已无可辩驳地成为这个王朝的代表。人们不再听信所谓“匡复”的宣传，与皇室血统相比，老百姓更渴望安定，反对在“匡复”名义下发动的战争。
事实证明，与武则天直接叫板是要付出代价的，更大的网早已打开，更血腥的杀戮开始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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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州城破，张光辅的十万大军进入豫州城。他们没有张榜安民，也没有打扫战场，十万人到处放火，四处砍人。谁杀的人多，谁的军功章就多，管你杀的是抵抗的兵，还是臣服的民，最后豫州成了人间地狱。
此时，一位重要人物登场了，他就是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生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
狄仁杰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担任过夔州长史。作为地方长官的儿子，狄仁杰并没有躺在自己老子的光荣簿上吃老本，不逃学，不逃课，不和其他干部子弟斗蛐蛐，一门心思忙学业。
由于自己的出身，狄仁杰从小受的教育应该是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李唐王朝，像忠于自己的信念一样忠于李唐王朝。为了走好应试科举这条路，他应该没少死记硬背一些朝廷指定的考试专用书籍，日数千言不肯休。这些书籍无非是教育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朝臣，如何捍卫李唐来之不易的建设成果。
在这种填鸭式教育方式的灌输下，狄仁杰长大后便以明经举第出任汴州参军，成为体制内身份低微的幕僚。何为“明经举第”？这是汉朝出现的选举官员的科目考试，始于汉武帝时期，至宋神宗时期废除。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明经与进士二科是构成唐朝科举的基本科目，明经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那一本本大部头书籍像一块块板砖，拍碎了无数读书人的青春韶华。
考试采取先帖文，后口试的方式，也就相当于今天公务员考试中的笔试和面试。
笔试就是比谁的文章写得好，能写到主考官的心里去，谁的分数就高。
面试就是考察理论结合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考试的时候，从上面的内容中抽取十条来考你（问大义十条），答题者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圣贤书里找出不同的答案（答时务策三道）。
<h3>2</h3>
狄仁杰就是通过朝廷的人才选拔考试，混了个汴州参军。级别虽小，却是升迁的第一步台阶。狄仁杰的仕途之路也颇不平坦，他到汴州时间不长就吃了官司。官司吃得有点冤，因为是被人诬陷。
这个案子转来转去就交到阎立本手上，低级别官员违法，通常是先确凿证据，然后就地免职。在狄仁杰被调查期间，大唐另一个人才，工部尚书阎立本在河南任道黜陟使。此人在书画界和工程建筑领域都有一定的地位。太宗在宫中凌烟阁挂的二十四功臣肖像画，正是出自他的手笔。
但审来审去，阎立本却审出了新意。到了最后，他用十个字做结案陈词——“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李治携皇后武则天出游汾阳宫，途经并州太原。当时的并州长吏李冲玄是个官场投机分子，很擅长抓机会表现。他发现在皇家车队去汾阳宫的路上要经过一座妒女祠。此时的武则天已经开始向权力高处走，并辅助高宗皇帝处理政务。如果因为此行，而遭了妒女之嫉，发生什么不测，谁也担待不了。
李冲玄从当地找了数万的农民工准备修筑开辟一条新的阳光大道，供皇家车队使用。狄仁杰对此事持强烈反对意见：“天子之行，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避邪？”意思是，天子出行，那是要惊动上天的，天老爷会派风伯雨师开道的，小小妒女想害皇后，根本不够资格。
高宗皇帝听到这个消息后，称赞狄仁杰“真丈夫矣”。狄仁杰这里拍的又何尝不是马屁，不过是变相的罢了。但他的这个建议化解了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是具有建设性的马屁。?
狄仁杰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把这种具有建设性的马屁拍到了极致。
武则天平定李唐宗室之乱后，就把狄仁杰安排到豫州担任刺史。狄仁杰本来以为是让自己来安民的，可到现场一看，根本插不上手。政府军在城内疯狂地烧杀抢掠，让他震惊。
他知道，伴随着权力的争夺，是无数生灵横遭涂炭。他实在看不过眼，想替老百姓说句求情的话，可他明白眼前那些拎刀的将士只是提线木偶，这疯狂一幕的主使者正是武则天。
狄仁杰的报告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他犹豫，他恐惧，与裴炎、刘祎之这些超级大腕相比，一个小小的刺史说的话能有几斤几两？不管怎样，为求心安，豁出去了。
他在写给武则天的奏章中指出，老百姓是无辜的，请太后哀怜这些无辜受累的百姓。同时他带领豫州的政府人员走上大街，全力阻止张光辅的暴虐行径。
接到狄仁杰的奏章，武则天也做了反省，觉得这么做实在有点过火。在狄仁杰的一再争取之下，武则天将所有囚犯减刑一等，流放到丰州（内蒙古临河县）。囚犯排成列，由警卫护送至丰州，途经甘肃宁州。
宁州是狄仁杰两年前担任刺史的地方。当时右台监察御史郭翰正好到陇右各地巡查，一路上都听到老百姓对各自的州衙门施政不满的批评。可是进入宁州地界，他们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经常见到许多老人围在一起唱歌。打听之下，原来老百姓在用这种方式歌颂刺史狄仁杰。郭翰十分感动，就向朝廷报告。
狄仁杰也因此被擢升为冬官（工部）侍郎，宁州的百姓庆祝狄仁杰升官，就像办喜事那般高兴。当狄仁杰离开时，却又依依不舍地痛哭失声。宁州的老百姓为了感恩狄仁杰，专门为其树立了一块“德政碑”。通常官民关系就是很矛盾的事，即使双方相安无事，也容易产生龃龉。像狄仁杰这样的官员，实在是少之又少。
当豫州城流放的囚犯进入宁州地界时，当地许多老百姓都出来迎接，安慰他们。“听说是我们狄公救了你们。”宁州的老百姓带着这些囚犯来到德政碑前，那些囚犯忍不住放声大哭。这悲怆的哭声中，有怀念，有感恩，充分显露出他们真挚的心意。
早已见惯了哀愁场面的护送官员以及州衙门的官吏，面对此情此景也不由得潸然泪下。特别允许当地老百姓招待囚犯三天。当地百姓和囚犯在德政碑下设斋，为狄仁杰祈福，也为自己祈福。
三天过后，所有的囚犯在宁州百姓的目送之下，在严寒的陇右秋风中，向北而去。他们流着泪水，频频回顾。他们到了流放之地，也没忘了立碑刻文，颂赞狄仁杰的功德。
狄仁杰递补豫州刺史的这段时期，以前担任征讨诸军节度使的宰相张光辅为处理事务也同军队在豫州留守。
留在豫州的士卒恃功而任意杀戮、强奸、掠夺、恐吓，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祸患。狄仁杰身为刺史，对这些士卒大加指责，并严厉阻止士卒的暴行。不满的士卒上诉张光辅，张光辅偏袒士卒，把狄仁杰找来，强烈责备他做法不当。
狄仁杰并没有让步，而是冷静地看着对方依仗身居高位而表现出的蛮横态度，反驳道：在黄河以南叛乱的只不过是一个越王贞罢了，现在这些将士到处胡作非为，可谓是“今一贞（越王）死而万贞生”。狄仁杰对此的解释是，要士卒对百姓滥施暴行，为贪功而滥杀投降者，这样只会激起更大的暴行。这么做等于是出现了一万个越王贞在扰乱国家安宁。
狄仁杰越说越激愤：“明公对此视而不见，如果我这里有尚方宝剑，就会砍下明公的首级，然后自刎。只要能够制止豫州城内的暴行，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在狄仁杰义正词严的指责之下，张光辅本来就无言以对，再加上对方杀气腾腾的语气，激起了张光辅心底的愤怒。一个小小的地方刺史居然敢向当朝宰相叫板？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回京后，宰相张光辅在武则天面前狠狠地告了狄仁杰一状。
为避免再起风波，狄仁杰被左迁为复州刺史。此地距离神都洛阳有千里之遥。在今后的十几年里，狄仁杰将用他的仁心侠骨，化解严酷时代的一块块坚冰。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神都洛阳南郊外的洛水河畔，人头攒动，彩旗飘展，一场规模盛大的“受图拜洛”仪式即将举行。
几乎在拜洛大典举行的同时，一场更大规模的杀戮也在迅速推进之中。武则天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可圈可点，既听取了建议，又保全了自己的面子，更重要的是借掀起的疯狂杀戮，起到立威的作用。 ?
越王李贞打着捍卫李唐皇室尊严的旗号，发动了这场前后时间不足一个月的所谓抗争。李贞父子走了，可很多人不还是活得好好的吗？尤其那个唱高调比唱歌还好听的常乐公主。
博豫事件之后，武则天勒令韩、鲁两王来到京师，武则天将他们交给监察御史苏珦。其实早在四年前，武则天刚刚临朝称制之际，就想杀掉韩、鲁诸王。那时候条件还不够成熟，而现在，她不需要再顾忌什么。
武则天在漫天血雨之中，将韩、鲁诸王及常乐公主夫妇等一起收审下狱。
如何将李唐皇室作为釜中之物一锅煮成为武则天权力之路上的新课题。她要在称帝之前摆平一切。如果等到她称帝之后再大开杀戒，效果和当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到那时她会戴上一顶窃国僭主的大帽子，就算登顶权力巅峰也换不来民心。
现在的她是皇太后，是自己的皇帝儿子哭着喊着让她代为临朝的当国之人。反对她就是与整个帝国为敌，人人得而诛之。
为了表明自己并不是存心冤死李唐皇室这帮人，武则天没有动用那些说话就能杀人的酷吏，因为她知道这帮人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武则天派监察御史苏珦来审理此案，结果苏珦的办案能力让她大失所望。
苏珦折腾了很长时间，始终无法定案。苏珦不是办案能力差，而是他与韩、鲁二王有着难以言说的合作关系，他也是士族地主人物。武则天召来苏珦，责问他折腾半天为何不能结案？是不是庇护逆贼？苏珦不解释，不辩论，一句话也不说。
武则天看着眼前的苏珦，想骂又不忍开口，说一个书呆子谋反实在是太过牵强，最后只好一声叹息：“爱卿乃大雅之士，朕当别有驱使，此案就不劳烦爱卿了。”
武则天没有找苏珦的麻烦，怪只怪自己用错了人，只好将其打发去了河西做监军。
通过这件事，武则天悟出一个真谛：一个君主要做到人尽其才。会绣花的，你不能让他去抡大锤，弹棉花的你不能让他去弹钢琴，不然浪费人才不说，耽误大事就后果严重了。
武则天把主审李唐皇室的任务交给了周兴，事实证明，武则天这次没有看错人，周兴也用实际行动回报了主子的信任。以周兴取代苏珦，是武则天政策转向的明确信号。她在推动恐怖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在士族成员中找不到忠心于她的人物，只好起用庶族。
自周兴被起用之后，来俊臣、侯思止、万国俊等大群出身低微的人被提拔，成为酷吏，同时成为重要的司法官。
这个外表慈善如老妇、心如蛇蝎的周兴有个牛头阿婆的称号，他绝非浪得虚名。苏珦埋头折腾半天都没结果的李唐宗室谋反案，到了周兴手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离越王父子败亡不到一个月，韩、鲁诸王及常乐公主夫妇通谋案便尘埃落定。周兴这个杀人机器，他创意十足的杀人方法让李唐皇室的这些人也难逃其魔掌。以杀韩、鲁两王为起点，武则天开始清洗李唐皇室及亲附于他们的士族。
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其权势虽与女皇已经没有任何分别，但毕竟没有黄袍加身。不过随着权势欲望的增长，这一天迟早要到来。
虽然如此，想要真正登上皇帝宝座，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对她的人，前有李敬业、后有越王李贞等人，而以李唐皇室为成员的反对派仍有不容小觑的实力。
武则天既然已用强有力的铁腕打败了那么多的政敌，还何惧之有呢？
武则天想要乘着平叛胜利的东风，向着既定的目标一路挺进。正因如此，当武承嗣建议“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的时候，武则天没有反对。
怎样才能做到尽诛皇室诸王及高级官僚中的反对派呢？对于那些公开的反叛者，可以出兵征讨；但对于那些分布于朝廷内外、全国各地的潜藏的政敌，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利用酷吏的非常规手段，掘地三尺。
虽然唐初以来实行的法律主要是维护李唐皇室和旧臣利益的工具，但是当这个工具一旦成为武则天的法器，她就可以用它来维护自身及支持者的利益。
当李唐宗室和旧臣危害到她的利益时，武则天毫不犹豫地将法律变成了镇压对方的工具。
在剩余的李氏皇族之中，武则天的第一目标是申州刺史东莞郡公李融，他是高祖李渊第十五子故虢王李凤的第五子。
李融自幼就以武艺闻名，当黄国公李撰与越王李贞共谋举事之际，李融受他们的邀请，订下起事时支援的盟约。
虽然越王李贞举兵，派密使来游说，希望他能遵照盟约给予支援，可是李融佯装病重，没有前去帮忙。
越王李贞死后，司刑寺（大理寺）审理宗室诸王造反一案时，李融坚持说没有答应越王李贞的要求。
由于他坚定的态度最初赢得了武则天的信任，因此被任命为右赞善大夫，正五品。
李融正在暗自庆幸，自己躲过了这场清洗大劫难。不料却有人事后告密，揭穿他以前和越王李贞订盟约之事，李融被投入大牢。
本来，知道造反而不报者，视为与造反者同罪，加上他事先又和造反者订有盟约，自是死罪难逃，被处以斩刑。
武则天锁定的第二目标是济州刺史河东县侯薛顗及其弟薛绪、薛绍。
薛顗的母亲是太宗皇帝第十六女故城阳公主。而薛绍是武则天的宠女太平公主的丈夫。
作为驸马的薛绍没有理由参与这场叛乱。难道仅仅是因为他的母亲是李唐的公主？这个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史料给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记载。一是《新唐书?公主传》，说：“琅邪王冲起兵，顗与弟绍以所部庸、调作兵募士，且应之。冲败，杀都吏以灭口。事泄，下狱俱死。”
按照这种说法，薛绍兄弟确实已经出钱招兵买马，准备造反，可惜李贞父子太窝囊，还没等他们响应就失败了。薛家兄弟为了掩盖罪行，又杀了手下的具体执行人员灭口，但最终事情暴露，所以被武则天处死也算是罪有应得。
但是，《旧唐书?外戚传》中却说：“绍，垂拱中被诬告与诸王连谋伏诛。”也就是说，薛绍本来没有谋反，说他谋反是一种诬陷。对于不同的记载，哪一种才接近于事实呢？?
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薛绍的哥哥薛顗参与了谋反，而薛绍并不知情。
薛绍的哥哥对武则天心有忌恨。因为当年薛绍的两个嫂子因不是名门大族出身，差点被武则天强行休掉。武则天认为自己的女儿与小门小户的人当妯娌，是辱没太平公主金枝玉叶的身份。
当初太平公主和薛绍的婚事就曾经让薛府上下忧虑重重，如今，太平公主为薛家又生下三男一女，她的尊贵身份更是让薛家不敢稍有怠慢。
尤其让薛家人感到羞辱的是，武则天要薛家兄弟向武则天的面首薛怀义持以侄儿之礼，这种屈辱感更令人难以接受。
正因如此，李唐宗室联合造反，薛顗几兄弟群情振奋地准备响应，这也并不奇怪。
案发后，太平公主曾经当面向母后求情，希望能够留下薛绍的性命。
太平公主乞求母亲能够不杀薛绍，她说：“我们刚刚结婚七年，感情这么好，最小的一个孩子才满月，您怎么能够忍心把他杀死呢？再说您说他谋反，证据在哪儿啊？您仅仅怀疑他，就能把他杀死吗？”
在江山稳定和女儿的感情之间，武则天选择了前者，最终还是把薛绍以谋反罪论处。
为了照顾太平公主的颜面，武则天并没有将薛绍直接斩首，而是将其打了一百大棒，扔进监狱里活活饿死。
这一年，太平公主刚刚二十五岁，一个女人在最好的年华里失去了自己深爱的夫君。
父亲因叛乱罪被诛杀时，通常他的儿子不是被杀，就是被处以流放之刑。可薛绍的三个儿子崇简、崇敏、崇行在母亲太平公主的极力庇护之下，得以保全。
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本来就和越王李贞共谋，自知事到如今已无法逃避，在战战兢兢的等待之中，最后被流放黔州。
在押送重犯的槛车里，从青州到黔州的漫漫路途中，忧闷的心情，加上难以下咽的食物，刺骨的寒冷，槛车剧烈的震动，押送士兵的苛刻言辞，使得霍王李元轨大病一场。
在没有药物和得不到任何休息调养的情况下，他的病情日渐恶化，终于死在半途。
李元轨的长子金州刺史江都王李绪被处以斩刑，尸体曝晒示众。
即使如此大规模扫荡，但在李氏皇族及朝臣中，对太后武则天持有反感或叛意的种种行动，今后仍会继续进行。
慎重多谋的武则天，并没有对与越王李贞的叛乱无直接牵连的人下手。她准备耐心地等待机会，另一件重要的大事迫在眉睫。
<h3>3</h3>
在这场大清洗中，幸存的亲王级人物只有舒王李元名和纪王李慎。由此可见此二人能够躲过此劫，生存的本事也算修炼得炉火纯青。可是他们忘了，只要你还在世一天，危险就会如影随形。血统是他们的原罪，不需要别的理由。
垂拱五年（公元689年）四月，高祖第十六子故道王李元庆之子李湮、太宗第七子故蒋王李恽（在高宗年间被属下诬告谋反，吓得主动自杀的那位）之子李炜等十二位皇族，都因叛逆罪被诛杀抄家，开除宗籍。
打着越王叛乱的旗号，武则天马不停蹄地绞杀李唐皇室，没有错杀，只有不杀。这一年七月，漏网之鱼舒王李元名和纪王李慎束手就擒。舒王李元名因儿子与越王合谋，杀！纪王李慎知情不报，抓！
纪王李慎是一个小心谨慎、本分保守的老实人。他的姐姐临川公主是武则天的闺中密友，去世的时候，武则天还亲自到场，撰文寄托哀思。估计他可能心存幻想，认为武则天会看在姐姐的面子上放过自己。不过所有的幻想都只是幻想，现实始终如刀。
他的六个儿子，长子受来俊臣诬告早死，其余五子都在这次事件中被杀。
李慎自越王李贞谋反之后就被抓起来审讯，审来审去也搞不出个所以然，折腾了大半年，最后还是被架上断头台。眼看就要刀落人头掉，武则天的免死特赦令从天而降。特赦令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哀莫大于心死。纪王李慎稀里糊涂地被从断头台上架了回来，还没等他喘口气，便传来了几个儿子被杀的消息。
他明白了，武则天这是在折磨他，让他生不如死。人世间最痛苦的莫过于经历了死里逃生的狂喜之后，又陷入了痛失至亲的狂悲之中。
李慎虽然不用拿脑袋抵账，可还要继续受罪。于是直接被塞进囚车，披枷带锁流放巴州。巴州，又是巴州，昔日太子李贤的死难之所。李慎没有再给武则天折腾自己的机会，走到半途就死了。
死，对他来说意味着解脱，死了干净，一死百了。就算能撑到流放地，他的生命之光也是黯淡将熄的烛火。
李慎有个女儿是东光县主李楚媛，从小就孝顺父母，懂礼貌，待人接物大方得体。后来她嫁给司议郎裴仲将，夫妻俩相敬如宾。据说婆婆有病，所用药物食品李楚媛都要亲口先尝，然后再喂婆婆；和妯娌们从不论长短争高下，关系非常融洽。
当时的皇族女子都把骄横奢侈、相互攀比作为一种时尚，李楚媛在其中就显得格外另类，由此可见其家风之纯正。
有人含讥带讽地对李楚媛说：“人所以看重富贵，是因为它能满足自己的欲望；现在你一人独自保持勤劳艰苦，追求的是什么呢？” 李楚媛说：“我小时候喜欢礼，现在付诸行动，不正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吗！综观自古以来的女子，都以恭顺节俭为美德，以放纵奢侈为丑恶。我只担心我的所作所为让父母蒙受耻辱，别的还有什么追求啊？富贵如浮云，有什么值得向别人炫耀的！”
大家听后既惭愧又佩服。父亲李慎的死讯传来，李楚媛痛哭不止，呕血数升，守丧期满后，她坚持近二十年不用润发的油脂。
至此，高祖二十二子，太宗十四子，无一存活。
接下来该轮到高宗后嗣了，高宗八个儿子，其中李忠、李弘、李贤已死。现在剩下的只有李哲、李旦、李孝、李上金、李素节。
武则天下一步该修理高宗的两位庶子泽王李上金和许王李素节。这两位之所以还能能活到今天，除了运气成分，还因为他们早已没有李唐皇室的半点脾性，对武则天的地位构不成威胁。没有威胁，不代表没有存在，存在即合理，合理就不合规矩。
六年后，武则天派周兴诬陷他们谋反，两人被押解到洛阳受审。
离开舒州后，李素节等一行人，在半途中遇到出殡的人群。死者是个大家族，出殡的行列相当长，女人们哭泣的声音很响，在空旷的野地里，发出哀怨的回响，久久不息。李素节感叹说：“一个人能够病死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怎么还如此哀哭呢！”言下之意，自己身为皇子，想要寿终正寝都不可能了。生为王孙贵族，还不如普通老百姓来得自在。
等着他的肯定是死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赐死”。李素节一步一步向死亡走去。他回顾左右近侍，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追随在侧的仆人无言以对，他们的脸上不禁流下几行清泪。连京城都没让进，李素节就被武则天派人在洛阳以南的龙门驿用带子勒死，其九子一并被杀。
而泽王李上金与许王李素节一同被征召入朝，听说四弟被杀，惶恐之下，也自缢而亡。他的七个儿子也被武则天于流放途中弄死。
被控谋逆的李唐皇族中人都被李家媳妇开除宗籍，改姓为虺。又是类似于蛇的，看上去让人恶心的爬行动物。
武则天总喜欢给人改姓为蛇类动物，当年将废后王氏改姓为蟒，得罪她的武氏兄弟也被改姓为蝮。也许她认为改姓之后，被她干掉的这些人到另一个世界里只能认蛇归宗了。
高宗去世时，武则天为稳定局面将在世的韩鲁诸王加封为三公，现在已经被消灭干净。但早逝的亲王们仍有不少子嗣，在武则天的眼中，他们都是潜在的危险分子，躲在暗处，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蠢蠢欲动。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武则天没有消停下来的意思，仍然为剪枝修叶而不眠不休。至此，武则天已将当年为了安抚而加拜一品大臣的李氏亲王一网打尽。
或许仍然觉得意犹未尽，这场清洗风暴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一直延续到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以后，除了少数几人之外，其他皇族几乎都先后被武则天假酷吏之手进行迫害，或死或流。
以《旧唐书》所载皇族子弟215人为参考，非命而亡的约有113人，其中武则天掌权时被杀的占到百分之六十，如果再加上武则天当政时期因罪流配、削爵或潜逃者14人，竟然高达百分之七十三。
武则天对李唐皇室的清洗基本都是在高宗死后至她登基前这一段时间完成的，遭难的皇族也以高祖和太宗二帝的子孙与他们的女眷为主，受到李唐皇族牵连的女眷与亲友有数百家遭受大屠杀。
所以《通鉴》在武则天登基前一个月叙述武则天再杀宗室12人时，还特别声明：唐之宗室至是殆尽矣！
而周兴、侯思止、来俊臣等一帮酷吏，就是踏着李氏皇族的血才平步青云的。遭到肃清命运的并不只限于李唐宗室剩余的皇族成员，那些宗室的外戚以及希望李唐皇室归位的官员，都有被清洗的可能。
在剪除李唐宗室的这场大狱里，周兴无疑是最受重用的酷吏，他快刀斩乱麻的断案方式深受武则天的赏识，累迁升为秋官侍郎。在大小酷吏中，周兴可谓独领风骚。
载初元年（公元690年），周兴奏请武则天，废除所有李唐宗室的皇亲身份，取消李家宗籍。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清洗，李唐皇室这棵大树已经枝凋叶落，就连公主驸马也逃不过。周兴用他狠辣的手段完成了摧毁李唐皇室的任务。
就连自己的亲孙子，武则天也不放过。李贤的长子李光顺和次子李守礼，被长期幽禁于宫中十年有余。幽禁期间，每年都要遭到奉武则天秘命的宦官杖打，名义是“补偿亡父贤的大逆之罪”。
这种杖责是十分残忍的，被打之人吃尽了苦头。
等到玄宗李隆基执政时期，在诸王中有一种传说，已经成为邠王的李守礼懂得预报天气的法术。唐玄宗就让李守礼当场表演，李守礼就说，自己并不会特别的法术，而是身上的伤痕随着天气变化，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痛苦。
李守礼当场解开衣服展示伤痕，虽然事隔多年，但伤痕仍然触目惊心，在身上形成山脉一般的褐色杖痕。
玄宗及在座的人不由得侧过脸去，不忍细看。
他们兄弟俩从幼年开始，在长达十余年里，都要遭受数次这种无情的杖责。
随着时间的流逝，造反、复仇的志向都会随之消失殆尽。由于精神长期受到压制，让人变得阴郁、堕落。而这一切恰恰又发生在少年时期，在人格的形成上，更会留下可怕的后遗症。
李守礼的后半生，在权力面前极尽媚态，对弱者或下属则表现得虚张声势；日常生活浮华奢靡。究其原因，与他幼年时期所遭受的屈辱和痛苦不无关系。
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周兴上疏请除亲属籍，也就是将李唐皇室成员从门阀士族体系中清除出去，贬为地位低微的庶人。
博豫事变爆发不久，武则天下诏：削去李贞及李冲父子的属籍，改姓为虺。
随后，她又将以韩王李元嘉、纪王李慎为首的大批李唐皇室成员，改姓虺氏。
除李哲、李旦等极少数人还保留着李氏姓氏外，绝大多数皇室成员都已经被剥夺了属籍。
如果说，索元礼的存在是为了替武则天肃清与李敬业起兵有关的人员，为武则天的上位初步扫清了道路；那么周兴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摧毁了李唐皇室的反抗力量。
恐怖政治是武则天在君临天下之前布下的最后一场局，随着严酷局面的不断扩张，各式各样的人物带着不同的权力诉求和目的参与其中，使得恐怖政策具有复杂的特质，许多无辜者乃至武氏有功之人也惨遭清洗。

第十八章 小宝有非常才，可以近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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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夏天，在神都洛阳市北街头，出现了一位不知从哪里流浪来的江湖郎中，很快他就成为这一带人们熟悉的热门人物。
这个江湖郎中通常从稀奇古怪的宣传手法开始，再用富有磁性的声音有节奏地叙说，然后拿出金创膏向围观的民众推销。
兴之所至，他还脱下上衣，即兴舞上一段棍棒。当他宣传药物如何有效时，四周围观的观众，却对他的功夫大声喝彩。当然比棍术更让观众感兴趣的，是他脱下衣服后所展示的力与美。
这位来去自由的江湖郎中，从来不说自己的名和姓，也不愿别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的身份是个谜，他和别人的关系更像是谜上加谜。
事物的逻辑往往就是这样，越是低调，人们对他的了解越少，对他的好奇心也就越大。
直到有一天，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习惯了围观的人们并没有见到这位江湖型男的出现。
有好事者经过多方打听才知晓，他被人从街头带走，悄悄地被送进了千金公主的宅邸。
千金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八个女儿，她的年龄和武则天差不多，业已年近六十，但姿色未衰，风韵犹存。
千金公主先是嫁与延州刺史温挺，不久，温驸马就得病身亡。青春守寡的千金公主本来就不是一个安分之人，性格开朗之人往往耐不住世间的寂寞，央求哥哥李世民又给她招了一任驸马。
谁知这个由李世民钦点的新驸马也架不住千金公主的淘洗，没过一年，也得了场病，一命呜呼。
千金公主虽然是一个不相信命运之人，但是在面对生活的诸多不顺时也只有无奈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为此，她还特意化妆成普通百姓，到街上的算卦摊为自己算上一卦。
算卦的察言观色，即给她下了定语，说她长相尊贵，凡人不堪匹配，有克夫之命。
千金公主并不甘心只做一个与孤灯独枕相守的寒床妇。她索性关起门来全心全意养小白脸，她的生活作风问题由此成为洛阳街头公开的秘密。
和别人遮遮掩掩不同，当人们问起此事时，她也毫不讳言，常向人津津乐道自己的情感经历，且以同时供养几个面首为荣。
正因如此，千金公主在年复一年的寡居生涯中渐渐为人们所忘却。
只有当她与男宠们的风流艳事在宫中闹得沸沸扬扬时，人们才会意识到她的存在。
从泰山封禅大典到武后神都摄政，千金公主目睹了武则天在宫廷倡导女权、推行新政的整个过程。虽然李氏家族在走向末路，但是千金公主并没有放在心上，就好像这一切与她无关。
武则天的一系列革新计划给她呆板、压抑的生活注入了从未有过的清新空气。当整个李氏王室在武则天的弹压之下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时，千金公主却独享优游，与武则天走得越来越近。
千金公主的日常生活有三大内容，一是养生美容，二是和面首厮混，三是串门找乐子。在公主府里，专门养了几位美容师为千金公主炮制美容用的香粉、胭脂。
由此可见，千金公主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风情万种的女人。
话说这一天是罢朝休息的日子，千金公主扭着她那曼妙的腰肢进了皇宫，直奔太后武则天的寝殿。
此前，千金公主从上官婉儿口中得知，太后最近老是无缘无故地发些无名邪火，好像身体欠安。
太医说是肝火太旺。于是开了些清热泻火的药，吃了也不起作用。
在同龄的妇人当中，武则天的身体素质应该是一流的，这让她在紧张的政治生活中能够保持一种昂扬的状态。这应该与基因遗传有关，她的母亲杨氏活到九十二岁。
不过，强健的体魄有时候会让她产生难以为人所道的烦恼。内分泌过于旺盛，女性荷尔蒙始终处于一种勃发的状态，因而对男女之欲也就有了更多的需求。
让武则天痛苦和烦恼的是，高宗李治在他人生的后半程几乎天天与病魔做斗争，一边是炽烈如火，一边是冷淡如水。
当上官婉儿说完太后的病情后，千金公主诡异地笑了一下，她附于上官婉儿的耳边说了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
千金公主说：“某朝某代时，后宫的妃子们多数生了病，总也治不好，皇帝于是贴出悬赏，延聘天下名医诊视。最后来了一位神医，开出一帖神方，曰：‘壮汉若干名。’皇帝没奈何，只好照神医的处方办。若干天以后，皇帝再到后宫时，见他的妃子们个个容光焕发，喜气洋洋，一扫病态。旁边却另有一些瘦得不成样的男人歪倒在地上。皇帝不解，问是怎么回事。妃子们指着这些男人说：‘是些吃剩的药渣。’”
高宗皇帝活着的时候，虽然在身体上无法尽到一个做丈夫的义务，可是对于武则天来说，激烈的权力斗争或许会让她暂时忘却床笫之欢。但当她在帝国的庙堂上看着那些匍匐于脚下的男人，内心也会涌起异样的冲动。
就在此时，千金公主将中国历史上那个大名鼎鼎的面首冯小宝带进了武则天的世界，带进了武则天那空旷肃穆、透着无边寂寞的寝殿。
冯小宝生于长安西郊一个农民家庭，父母早年死于饥荒。
如果生于纷乱的世道，凭借着一手武艺，或许还能闯出一些名堂。可是在太平盛世，没有家世和财富的农家子弟，不管如何努力，想要出人头地，都是一件困难的事。
冯小宝单枪匹马混迹于市井，习惯了在人生黑暗之处摸爬滚打。
他对他人赋予自己的情感，常有野生动物般敏锐的嗅觉，知道谁是自己的敌人，谁又可能是自己命中的贵人。
冯小宝此时就敏锐地感受到，公主内心有着对自己的理解和同情。
虽然这种同情有着难以言明的附加成分，但是这种情感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梦想有一天能够锦衣玉食，生活无忧。
冯小宝的出现让千金公主如获至宝，他们逾越了差距如母子之间的年龄界限。
充满情欲的生活，让冯小宝在得到物质满足的同时，也让他对眼前的生活感到不安。虽然每天有佳肴美酒，不必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每天除了在卧室里陪公主以外，没有任何事可做，这对男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事。他不禁想起从前自由自在的日子。
一个月后，千金公主到宫里向太后请安，正巧赶上武则天头痛，闭着眼睛躺在睡椅上，让上官婉儿在旁边伺候着。
千金公主给出的诊断是：“太后可能是因阴阳失调引发疾病。关于阴阳五行的理论，不是臣所能理解的，可是臣知道，天下万物，只有阴阳相和才能圆满地生长。”
武则天对千金公主新鲜的养生理论，很感兴趣。千金公主好像看穿了武则天的内心所想，继续说道：“要调整阴阳失调的方法，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也就是——玉体吸收阳气，以补阴气。”
武则天的眼光很敏锐地察觉出当千金公主说到最后一段话时，虽然是刹那间，但她的脸上还是闪过像是幽怨的表情。
千金公主为太后武则天开出的这味药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冯小宝，武则天的第一个公开面首。
对于冯小宝，千金公主给出的推荐语是：“小宝有非常才，可以近侍。”
相貌堂堂、充满男性魅力的冯小宝让武则天感到满足。这个长于市井、起于草莽的男子有着天生的机敏。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上没有传统观念的束缚，这让他有着新鲜的创造力和应变力。
能够得到太后武则天的宠幸，对冯小宝而言，不免感到受宠若惊。
可是太后那超乎想象的年轻和迷人肉体的魅力，不久就使他忘记了一切，深深地迷醉于此。对于武则天而言，她在超过五十岁的今天，才算第一次尝试过去仅仅以为是传说的闺房之乐。
对武则天而言，世间男女的欢愉行为给她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精神和情感的释放。
太宗李世民对她的宠幸在时间上来说是极为短暂的，而高宗李治生来就拖着病体，没有力量使健康而精力充沛的武则天获得满足。
十四岁进宫，从懵懂的无知少女到今天的一国之主，过去她那充满甜美和魅力的肉体，不过是用来打通权力通道的武器而已。
当然这并不仅是武则天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在三千粉黛竞艳的后宫，多的是使出浑身解数只为博取君王欢心的女人。如果要想独占君王龙榻，其惨烈程度不亚于一场以一当千的战争。
她们发出娇柔的声音，扭动着媚惑人心的身体，春风秋雨中等候君王紧锁的蛾眉……
对后宫女子而言，这些都不是真性情的流露，而是一场战斗所必需的环节，是一出大戏所必需的演技。所有的喜怒哀乐，都系于君王一人。
就像武则天，在过往四十多年的后宫岁月中，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她全无多余的心思去尝试性爱的欢愉。
如今冯小宝的出现，让她第一次体验到作为一个女人的欢愉。她的脸上出现了年轻女性般的光泽，举手投足间居然有了年轻女性的清新之气。和朝堂上那逼人的寒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她身边的那些宦官和宫女们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活力。体会最深的是上官婉儿。
虽然上官婉儿已年过二十，但对于男女之事，还是懵懵懂懂。她并不喜欢冯小宝这种眉目飞扬、高头大马的男人，可她见太后能够恢复精神，每日神清气爽地处理政务，作为距离太后最近的内侍，她还是很高兴的。
<h3>2</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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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在以过人的胆略和才能致力于她的宏图大业的时候，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享乐。她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座座立功别馆；她纵情玩乐，盛宴无歇。
作为一个女人，武则天的内心深处也有光阴逝水、年华不在的忧伤。
成群的宫娥和太监侍奉着她的日常起居，日用的膏粉和头饰都有专人掌管。她的发式经常变化，服装也是一日三易。
武则天尽情地享受着权力带给自己的一切。但是，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她却感到寂寞如潮水般将自己包围，感到孤独。她懒于走向偌大宫殿里香气袭人的锦榻，害怕灯烛熄灭后那无边的暗夜。
锦衣夜行的孤苦往往令她难以忍受，苦闷异常。白天，她更像是一个穿了女装的男人，在百官和近侍面前要摆出一副果敢、刚毅、处事决断的姿态。可一到晚上，她又恢复了女人的本来面目。尽管她不乏亲近的臣僚和效忠于她的子侄。
随着年华渐去，美人日渐迟暮，这种孤寂之感越发强烈。她需要男人，需要能够日夜陪伴她的男人。这种需要，与其说是满足情欲的，不如说是生活和政治的双重需求。在时间面前，她不服老也不行，在生活上她需要比宫娥内侍更亲近的人照顾，而棘手的政治和复杂的国事也应有一个依靠和帮手。
武则天并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瞻前顾后的女人。她从不把世俗和舆论放在眼里，她毫不掩饰大胆的想法。她觉得自己这样做无可非议。古来帝王都是妃嫔成群，饱餐美色，难道她就不能蓄养几个男宠吗？她也是君临天下之人，帝王得到的，她也要全部得到。
千金公主将冯小宝作为“灵药”孝敬给了武则天，洛阳城那个在闹市之中光着膀子晒肌肉的街头混混，就这样靠着自己独特的男性魅力一路杀进武则天的寝宫。
以冯小宝的低贱身份本无资格进入武则天的世界，但武则天在第一次看到他时便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好感。
他的健美身材，他的潇洒举止，他的谦恭谈吐和彬彬有礼都让武则天心生爱慕。
从冯小宝的身上，武则天感受到了一种情欲的气息，一种使她快慰的力量蓬勃而出。冯小宝就这样被武则天留在了身边，或许是爱情让她仿佛年轻了许多。?
此时的武则天已经女主上位，外平叛乱，内争皇权，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累得内分泌失调。有聪明人认为，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风流成性，根据遗传学推测武则天这方面的需求也应该比较炽烈，而唐高宗李治的小身子骨随风倒，让武则天难以尽兴。
干裂的大地需要一场湿天润地的甘霖，冯小宝就是一场及时雨。
醉卧美男膝，醒握天下权，生活原来可以如此妙不可言。
冯小宝不禁对老妇人从前的禁宫之夜想入非非，如果说太后如今是枯木逢春，而他自己恰恰是她的一帖回春之药。权力与美色让武则天就像是魔术师，会让一个人的青春去了又回。而冯小宝，这个男人中的极品，俨然成了武则天爱不释手的玩具。?
此时的武则天虽然已有君临天下之实，可也不便过于张扬。为了掩人耳目，她让冯小宝出家当了和尚，赐名薛怀义。然而，世俗的议论并没有因为武则天的威严而平息。暗地里，人们在窃窃私语，以为这是宫廷的最大丑闻。
这些口必称圣人言的大臣们尽管个个都是金屋藏娇，三妻四妾，但对武则天的所为仍摇头不止。在他们看来，这种事情只有男人才做得，女人即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应恪守三从四德，从一而终。
武则天当然有足够的力量来制止朝堂内外的汹汹人言，但为了出入方便，她还是采取了一些较为隐蔽的措施。她将冯小宝打造成为一个僧人，又因他出身微贱，让其改姓薛。
之所以让他改姓薛，是让他和太平公主的夫婿薛绍同族，让薛绍以叔父事之，借此提高冯小宝的身价。曾经沦落街头、穷酸潦倒的冯小宝摇身一变成为当今红极一时的贵人。
武则天让薛怀义当了白马寺的方丈，白马寺是当年唐玄奘讲经的地方。
因为白马寺的方丈通常为唐朝已故的帝王诵念经文，所以可以常常进宫向武则天奏事。因为僧道有特权出入皇宫，尤其可以出入武则天的寝宫，所以武则天才会让薛怀义把头发剃光，安置于其间。
混进和尚队伍的薛怀义经常带着洛阳高僧法明等十几个和尚一起入宫作法，这些和尚都是洛阳城里佛学界的精英人物。通常情况下，薛怀义混杂于这些和尚堆里念经念到一半，就会找个机会从后门开溜。
无心向佛的他能够溜到哪里去呢？当然是武则天的寝宫。
时间长了，薛怀义的胆子越来越大，进宫如闲庭信步。身怀绝技的薛怀义将太后武则天伺候得舒舒服服，恩遇也越来越厚。人人都知道过去的冯小宝，今天的薛怀义是武则天身边的大红人。?
武则天的情事就像是一树迟开的桂花，年届六旬之际才变得馥郁芬芳。
武则天似乎愿意把这种恩宠赐予薛怀义，就像那些帝王喜欢偷偷把荒村小巷之女纳入皇宫一样。薛怀义也深信，只要自己掌握住了这个老妇人，就等于掌握了整个世界。穿了袈裟的薛怀义丝毫没有收敛之意。心中没有佛法信仰，即使穿上袈裟也是对佛祖的亵渎。
于是在洛阳街头，人们可以经常看见穿着袈裟的薛怀义欺男霸女，成了京都街市之上的一道风景线。
薛怀义骑着高头大马，春风得意马蹄疾。身着皇宫官服的差人在前面开路，看别人不顺眼（特别是道士）就抓过来剃光头发强迫人家做和尚。
<h3>3</h3>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四月的一天，神都洛阳的南下河市场上，往来士庶，熙熙攘攘。突然，从油坊街传来惊呼声，循声望去，只见薛怀义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横冲直撞而来，身前身后簇拥着几十个狐假虎威大呼小叫的无赖。
别说是京都的大街上，就连进出宫廷，薛怀义都要乘坐宫廷马厩的马，宦官们跟在后面小心伺候。薛怀义出行的排场以及日常所享受的待遇已经超过了朝廷一品大员。
这时，前面的街口上，有一阵开道的锣声传过来。随着吆喝声，一大队官兵，拿枪挎刀，举着旌旗木牌，摆着仪式，簇拥着一顶八抬大轿迎面而来。
薛怀义身边有反应快的侍从眼尖，认出对方是五城兵马使武三思的车驾。
大队车驾来到薛怀义面前时，戛然而止。轿帘挑起，穿着黄蟒紫金朝服的武三思，蹒跚着从轿里钻出来，往薛怀义这边一望，装作一副惊喜的样子奔过来，先深施了一礼，然后一把抓过薛怀义的手。
还没等薛怀义反应过来，武三思就已经在高声吆喝，让车驾闪开，让薛师先走。官兵们慌忙把武三思的大轿往一边抬了抬，闪开了一条道，武三思伸手一让，点头哈腰地让薛怀义先走。
武三思抓住马缰绳，亲自为薛怀义牵马坠镫。薛怀义推辞不过，只得上了马，领着自己的和尚兵先走，走了大老远，回头犹见武三思伫立在原地招手送别。
薛怀义根本不把那些官员放在眼里，路上遇见上班的官员，他通常是昂着头，鼻孔朝天。一些胆小怕事的官员迎面碰上，居然都夸张地匍匐在地行大礼谒见他，就连走近了打招呼都不敢直呼其名，而是尊称其为“薛师”。
就连武承嗣和武三思这样炙手可热的外戚，都要向他卑躬屈膝，以讨他的欢心。
对游离于体制外的浪荡人来说，在经常缺衣少食的生存世界里，任性自由的生活是薛怀义最为熟悉的。
如今让他自我约束，巧妙地应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帝国官僚，那是不可能的事。
对于武承嗣和武三思这些有求于他的官员，他也是乐得享受他们的恭维和奉承。不过对于大部分官员，他心怀忌恨。从那些高官朝臣们的眼神里，薛怀义能够读出他们对自己的鄙视与轻慢。
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沐猴而冠的非人类，那些围观者的眼神像是一团火在他的心里嗞嗞地燃烧。他知道，就连在千金公主和武则天的眼里，自己也只是一个玩偶。
除了白马寺的正规僧人以外，他召集了先前认识的市井无赖，将他们剃掉头发，成为假和尚，编成专属于他的侍卫队。
这些和他一样的无赖和尚，根本不遵从佛法经典的束缚。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在京都的街面上叫嚣南北，旁若无人地干些抢劫、恐吓、奸淫等不法之事。对此无人敢惹，也无人敢向司法部门申诉。
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不敢挡他们的道，就连那些担任京都巡逻任务的金吾卫士们，对薛怀义和他那些白马寺的假和尚们也是敬而远之。
一次，一个御史在街上与其迎面相撞。薛怀义让开道的手下人狠狠教训了一顿，原因是那个御史曾经弹劾过他，狭路相逢，又岂能放过。
还有一次，薛怀义从皇宫前门进宫，当他大摇大摆地穿过门下省的大厅时，遇上了宰相（门下省侍中）苏良嗣。而这一次，薛怀义却没有那么好运。
宰相苏良嗣向他很随意地打招呼，薛怀义却假装没有看见，不予还礼。他以为苏良嗣会像旁人一样马上改变态度，对他谦让三分，不料苏良嗣却突然怒吼起来：“贼秃子，焉敢如此无礼，你进来干什么？”
薛怀义捋胳膊，卷袖子，就要把他拿手的摔跤本领当面露几手，在朝廷宫门里咆哮一顿。唐代宰相的威仪绝非普通官员可比，号称“礼绝百僚”。史料记载，冬至立杖众人举火燃烛，一旦宰相将至，百官都要将火烛扑灭以避让，可见宰相闪亮登场时的排场。
即使武则天当权时期宰相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也绝非薛怀义可以随意欺负的。
苏良嗣见薛怀义竟敢在自己面前如此放肆，吩咐左右把这厮拿下，然后拖到自己跟前。早就心生不满的苏良嗣来了个左右开弓，抽了薛怀义十来个嘴巴。
自从攀上武则天这棵高枝以来，薛怀义哪里吃过这样的亏？
第二天，武则天从薛怀义的怨诉中得知了宫门口发生的这段插曲。她让御医为薛怀义背上的淤伤敷了膏药，一点小伤无碍大事。
老妇人爱怜地望着自己的情郎，不由得埋怨道：“你也不能太过张狂，皇宫南门历来是丞相出入之门，哪里是你这个和尚能走的？以后进出都要记得走北门。”
侍中苏良嗣什么事也没有，薛怀义却吃了一个哑巴亏。
这件事是个深刻的教训，至少让薛怀义在内心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最起码要拎清自己几斤几两，自己充其量不过是这个老妇人的高级玩偶而已。
知耻近乎勇的薛怀义决心努力奋斗，一心想要干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尤其要让那些鄙视自己的朝臣刮目相看。毕竟欢爱正浓，武则天也不忍心打击他，就像精明的董事长不会随便让自己的小蜜插手公司管理，而宁愿开张支票让其随便花。
不过武则天出手却比寻常男子大气多了，薛怀义得到的却是大工程的建设权。工程很大，大到可以让包工头薛怀义名垂青史。这项工程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大有名堂的——明堂。
借着修建明堂之机，薛怀义可以公然进入宫廷后院。皇宫中嫔妃的住所一向是男人的禁地，除了太监。
现在薛怀义却能够百无禁忌，这不能不让天下男人羡慕和忌妒。
薛怀义这种拿皇宫后院当自己家后花园的做法，引起不少闲言碎语，以骂人为己任的御史更是有话直说。
御史王求礼就是其中一人，此人性忠謇敢言，每上封弹事，无所畏避。他曾经上过一本，奏请将薛怀义阉割，不允许他出入百花妖娆的后宫，以保“宫女的贞节”。
武则天看完奏本，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开怀大笑起来。她觉得王求礼所奏之事太过滑稽可笑。
武则天说：“这个王求礼真是少见多怪，自古皇帝都是后宫佳丽三千人，我只是养一个和尚礼佛祈愿都不可以吗？”
武则天笑着撕碎了王求礼的奏折，脸上灿若红桃。云雨欢爱对于一个迟暮之年的女人弥足珍贵，所有的枕边男人都会成为这个非凡妇人的玩偶，仅此而已。
武则天并没有追责，只是将奏折丢在一边置之不理。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注定是多事之秋，让一个身份卑贱的男宠去修建皇家圣地明堂，也只有武则天能想得出来。这是对儒家学说的公然蔑视，也难怪后世儒生们骂她骂得如此难听。客观地说，薛怀义修建的明堂绝不是豆腐渣工程，在这件事上他并没有给武则天丢脸。
这一年，千余名工匠拆毁了洛阳宫雄壮华丽的正殿乾元殿。一阵沉闷的巨响过后，许多前朝老臣推窗凝望雾土飞扬的皇城，他们知道旧殿新堂交替之间，一个辉煌的李姓时代行将黯淡，而皇太后所梦想的周朝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十二月，明堂终于建成了，号为“万象神宫”。在明堂的后面还建成了一座更加高大气派的天堂，用来放置佛像。从拆毁乾元殿、扩充地基到明堂竣工也仅仅用了九个月。这样的施工速度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数不清的无名工匠在这一建筑杰作中显露了他们的非凡才华。
武则天很是高兴，将薛怀义拜为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这时整肃李唐皇族的第一波浪潮暂时消停下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武则天前进的脚步。
近两个月来，是武则天杀人频率逐渐走高的一个时期。为昭陵和乾陵守墓的墓吏工匠们说他们看见了墓下的亡魂冲顶茔地的诡异景象，满山的桧柏和黄土都在簌簌抖动。

第十九章 权力于世人来说，是催情剂和不老药
<h3>1</h3>
洛阳宫里的武则天在享受一个女人人生欢愉的同时，也在承受着精神的困扰。
她经常会从夜半的噩梦中尖叫着醒来，然后嘶吼着让宫女们赶快点亮寝殿里每一盏烛火。还没完全从梦境中清醒过来的她会不停地问锦榻下的宫女，到底是谁在自己耳边啜泣不止？
宫女们婉转地暗示啜泣声只是皇太后梦中的幻听，疲惫的武则天脸上出现了短暂的惘然之色，接着便是长时间的沉默。
戮杀皇族的疯狂曾经使武则天身边的近侍上官婉儿也动了恻隐之心。很多时候，上官婉儿严重怀疑周兴、来俊臣这些人得到的谋反供词，全部是他们动用酷烈的手段从皇族们口中套出的，或是逼供所致。
婉儿每每暗示的时候，武则天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回避此类话题。
武则天经常会指着紫宸殿前的海棠树，意有所指道：“也该让园工来修枝剪叶了，老枝不除何有新果？婉儿你这样的女才子怎么能不懂如此浅显的道理呢？”
上官婉儿只是淡淡一笑，其祖父上官仪死于这个老妇人惯用的剪枝刀下，那时她还是襁褓中牙牙学语的婴儿，祖父的形象对她来说，是不真实的、虚幻的，而祖父与武则天结怨惹祸的往事却被上官婉儿铭记于心。
上官婉儿因才貌和善解人意、温驯贤淑成为武则天身边的红人。
家仇是否化解成了敬畏和忠诚？或许她跟在武则天身边时间越久，就越能体会这个老妇人的辛苦与不易。更令她佩服的是武则天的胆量与气魄。而最令她感激的是，老妇人已将她视为自己的心腹，把许多心中的事说给她听。
已经自上尊号“圣母神皇”的武则天亲临洛水，拜祭宝图，迈出了神道立国的第一步。
河出图，洛出书，本就是儒家理想治世才能出现的最大祥瑞，而这次拜洛大典文物仪仗之盛，也被史家称为“唐兴以来未之有也”。
影子皇帝睿宗、皇太子李成器、朝堂内外文武百官以及八荒六合的蛮夷君长，都盛装出席。
越王父子和李唐宗室被血腥镇压之后，武则天的反对派们仍然蠢蠢欲动。
拜洛受图仪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武则天拜洛还宫以后，洛阳城的老百姓将石碑立于拜洛坛前，说是“天授圣图之表”。由此可见，百姓对武则天如此造势并无异议。
如果把朝臣们热情洋溢的贺表和拜洛图的热闹场面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朝野上下，多数人对武则天的政绩是满意的，对她的长期临朝是支持的。
拜洛受图活动是一次很好的民意测验，武则天的目的达到了。既然她已稳步走向皇帝宝座，那么正式戴上皇冠，改朝换代的时刻，也要来临了。
垂拱五年（公元689年）元旦，武则天宴请文武百官，各藩国的君王政要齐聚万象神宫。明堂因其恢宏无比，灿烂夺目，被武则天命名为“万象神宫”。
明堂建筑的奢华在唐廷中引起了一些非议，侍御史王求礼上书说：“古时明堂，连顶上覆盖的茅草都不修剪，堂顶的椽子也不削砍雕饰，而现在的明堂却用珠玉、彩绘来装饰，铁凤耸入云霄，金龙隐入雾中，殷纣王的琼台、夏桀王的瑶室都难以与之相比。”
每每听到这样的声音，武则天都并没有放在心上。为庆贺明堂建成而大宴群臣，还让老百姓到明堂这一布政之所，借以向百姓表明，朝廷的发令是公开的。这一敞开式的政治行为表现了武则天作为一个执政者的风度和气魄。
在这次宴会上，武则天貌似新皇。她第一次披挂上了全套天子专用行头——衮冕，执镇圭行初献之礼，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
先祭祀昊天上帝，然后是大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圣。
接着，她带着文武大臣又来到自己父亲（神皇父亲）武士彟的灵前祭拜，最后才轮到五方帝座。
礼毕，圣母神皇武则天登则天门宣布大赦天下，改元永昌。
这些日子以来，文武百官眼里的武则天根本不像是一个六十七岁的老妇人。她似乎对李唐的一切都看不惯，必须全部推倒重来才能让自己满意。她要建立以自己为天子的新王朝，既不沿袭李唐的旧制，也不效仿古代的模式，她要创立一个全新的王朝，她武则天一个人的王朝。
这个新王朝一切都是按照她的意愿重新设置，一切都要带有她个人的风格。她要摆脱李唐王朝的束缚，重新打上崭新鲜明的武氏的烙印，她要做给天下人看：这是她武则天的新王朝，一个女人坐天下的史无前例的国度。
三日之后，武则天再度穿上皇帝专用服饰，驾临万象神宫，接受群臣朝贺。并在第二天布政于明堂，颁九条政令训诫百官。
五日，武则天再次在明堂宴请群臣。明堂落成后的首次布阵大典热热闹闹地落下帷幕。
整个仪式完全按照周礼来操办，这是武则天认祖归周的具体表现。与众不同的是主持祭献的是身穿天子礼服的武则天，而祭祀的祖先中当然少不了自己的父亲。?
“天子坐明堂”的古老礼仪终于重现于世，然而群臣叩拜的却是一个女人，这多少让人感觉到有些别扭。文人儒士们纷纷展示自己溜须拍马的才华，向武则天呈上贺信，帝国的天空一片晃眼的赤金。
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曾经上书谏阻武则天重用酷吏的陈子昂，这时也撕去文人清高的面纱，专程跑来向武则天奉上自己连夜倾情赶制的马屁贺表。贺表里吹捧道：“至德配天，化及草木。天不爱宝，洛出瑞图；……陛下恭承天命，因顺子来，建立明堂，式尊显号，成之匪日，功若有神，万国咸欢，百灵同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能写出这句千古名篇的陈子昂，写一篇颂圣文章还不是信手拈来？
翌月，武则天再度下诏尊自己的父亲武士彟为周忠孝太皇，母亲杨氏为忠孝太后，坟墓按照帝王的规格改称为陵。由武士彟起上溯四代全部封王，并特置官吏执掌武氏陵庙的祭祀，让死去的先人享受帝王的待遇。
十月，武则天又下令重大祭祀活动除了高祖、太宗配祭昊天，同时要祭拜窦皇后和长孙皇后配祭皇地，借此提高妇女的地位。忠孝太皇配祭李唐三圣，武则天的母亲忠孝太后也同样配祭李唐诸后。
从这里可以看出，武则天已经拟定了新王朝的国号——大周，周唐一体的混合体制已经初步形成。“于彼新邑，造我旧周。”
大周，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h3>2</h3>
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武则天再度君临明堂，发布诏令，大赦天下，宣布废除实行了千百年的夏历，改行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正月，所有月份都依次往前推两个月。
这样的话，历史上永昌元年的十一月一日，便成了载初元年的正月元旦。
岁时节令全部推倒，重来修订，武则天所做的一切就好像天地万物包括时间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跟着重新洗牌，不知今夕何夕。中国自汉武帝以来，历代都使用夏历，即夏朝流行的历法。而周历，却是周朝使用的历法。夏历建寅，以阴历正月为岁首；周历建子，则以阴历十一月为岁首。岁首的月建不同，四季也随之不同。
武则天为什么下诏改变沿用了近千年的历法？原因不言而明，那就是用周历的周朝，乃武氏的祖先。夏历改周历，就是要告诉天下人，天下本来是武氏的，我武氏马上就要复兴周朝了。更改历法，当然引起天下一片混乱，用了多少辈子的老皇历一下子变得面目全非。老百姓闹不清四季何时轮回，何时过年，何时下种，何时收获，人人稀里糊涂过日子。
武则天的头脑风暴充满了改天换地的奇思异想，她在改过历法之后，又将这种创新思想延伸到了文字领域，又接着改了十几个文字，其中包括天、地、日、月、星、君、臣、人、照等字。武则天最喜欢的新字莫过于照，这是她的名字，照如今被改写为瞾，无疑是化平庸为神奇的一笔，它给人以某种日月相映于天空的圣洁联想。这个新创的瞾字为皇太后一人独用，后来成为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禁用之字。
奉命起草了十七个新字的凤阁侍郎宗秦客是武则天的姑表兄弟。细心的朝臣们发现光宅年以来皇太后的亲族像雨后春笋般地从朝廷各个角落破土而出，武承嗣已高踞尚书左仆射之职；武攸宁继任纳言官位；就连性格粗鄙、脾气暴躁的武三思也被武则天提任为执掌兵权大任的兵部尚书。至于内亲以外的男宠薛怀义，这年腊月官拜右卫大将军，受封为鄂国公，进出洛阳宫时再也不需要袈裟披身了。
武门一族飞黄腾达，李姓皇族却多已没入幽冥之中。
改字的诏令发布半月后，要求取代旧字并向全国推行，据说由侄儿宗秦客起草，武则天审定。第一批改了十二个字，之后又陆陆续续地更改了一些，有十七个字，称为“武周十七文”，也有二十一字之说。都是“天”“地”“人”“日”“月”“星”等使用频率较高的文字，这些字也是和万物生灵息息相关的字。
武则天改字何尝不是一场愚民行为，政治需要。新字的推行，首先从朝廷开始，然后派快马传递到全国各地，诏令天下。无论是制敕公文、奏书、报告以及其他文字的东西，从落款到行文，都要毫无错误地使用新字，不允许有一丁点儿差错。
武周十七文后来逐渐废弃，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个字，这个字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并还会一直使用下去，因为书写中国历史便无法避开这个字，这个人。那便是武则天为自己取的名——曌。?
日月凌空谓之“曌”，这个字也成为她名字的专用字。在宣布改名为“武曌”的同时，武则天下令将“诏书”的“诏”改为“制”，因为“诏”、“曌”同音，需要避讳。其实“制”与高宗李治的“治”也是同音，但李治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正月一日，武则天再次穿戴上了象征天子之尊的衮冕，在万象神宫举行祭奠大礼。
随后，武则天在侍女们的簇拥之下登上洛阳宫正门的殿楼，接见文武百官。
这是一个雪后放晴的清晨，洛阳城中的树木、街巷和房舍上依然是一派银装素裹。在庄严肃穆的鼓乐声中，盛装的朝臣官员早已在宫外的广场上一字排开，肃然而立。
武则天缓步登上宫殿的台阶，仰首望向远处重重叠叠的宫墙门楼和苍凉如烟的树木。她有些恍惚，一度忘了自己置身于何处，不知今夕何夕。
这一刻，她仿佛正在遥远的巴蜀利州，跟着母亲杨氏前往道观访仙求神；又好像一个人艰难地行进在前往长安的路上，湿漉漉的空气中有着无尽的乡愁；恍惚中，她又感到自己正在感业寺中的水井边梳洗，沉闷的木鱼声送来禅院里桂花的清香……
现在的她再也不是一个没有名分的异族女子置身于李唐王室，而是名正言顺的武氏。她顺势又推出了《改元载初赦文》，文中写道：“天平地成，淳风启千年之运；乐和礼备，宝祚隆三圣之基。”也就是说，武则天在高度赞扬和肯定高祖、太宗、高宗的圣德时，不忘隆重地推荐自己。
从垂拱五年（公元689年）元旦到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正月，武则天并没有急于登上那一步之遥的权力巅峰，她似乎再次陷入了令人茫然不解的等待之中，就像一个饿了三天三夜的人在故意推迟一场盛筵的到来。
武则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让自己的身份更加合法化和最大化。高宗遗诏传位的中宗李哲、傀儡皇帝睿宗全部靠边站。
武则天代子临朝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成了直接承继三圣。
武则天现在只需要一个依据，一个助推女人也有资格登基为帝的理论依据。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大多不得善终，对大周来说，李哲无疑是唐朝的亡国之君。
他在当皇帝时，就已经被武则天所挟持，是幽于别殿的傀儡皇帝。只因他是武则天的亲生之子，所以才没有走上死亡之路。
不过，如今已改朝易姓，是武家的天下，他这个易姓人终究会成为武氏的眼中钉。
根据中国传统的皇帝制度，皇帝的继承人是皇储，而法定官称则是皇太子。
武则天现在将李哲革了命，又将他降为“皇嗣”，这种史无前例的官称，无异表示他仅是皇帝的子嗣，不是法定的“皇太子”，也就暗示武则天未必肯让这个废帝当大周的皇太子。
儒家教义严厉谴责女人执政是“牝鸡司晨，惟家之索”。道家被李唐皇族尊为祖先，可利用程度有限，剩下的只有佛家了。
武则天为了自己所谓的“天命”，神秘玄妙的命运观，为了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强说自己的先人是周武王，并以“复兴大周”的堂皇名义，巩固自己天命神授的尊贵地位。武则天不想背上篡唐的丑恶之名，只想打破女人不可君临天下的千年铁律。
身为权力的独裁者，武则天已掌握三十余年的政治实权。其间，她彻底整肃反对势力，建立起世人对自己的信心，并将周朝的国都洛阳，视为神都。效仿周制建明堂，作为与百官论政之所，并定其名为颇有道教色彩的“万象神宫”，企图淹没儒教的色彩。
对武则天来说，她现在所缺少的，就是能够一举粉碎女人不可为君称帝的金科玉律，缺少那片具有宗教性神秘色彩的灵云，好让武则天能乘着这朵云，直接飞升到昊天之上。
武则天将这项重要任务交给了她的男宠薛怀义。武则天之所以如此宠爱一个江湖卖艺之人，正是看中了薛怀义身上那股不受儒家教条束缚，种种想法都能以现实为着眼点的草根特质。
武则天深思熟虑之下，认为利用社会上盛行的佛教信仰，不失为上策。唐朝自称道教的教主老子为祖先，在建立新王朝时，借以增强自己的力量。高宗时候，更献给老子太上玄元皇帝尊号，且亲录老子的《道德经》，并命令全国每个家庭皆须备有一部，如此还不满足，更将其列为科举的考试科目。
若想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武则天所要做的就是排斥受李唐宗室一直保护的道教，代以自己奖励保护的佛教。薛怀义找到了洛阳的高僧，东魏国寺的主持法明。法明就是先前奉太后武则天之命，教导薛怀义佛法之人。
法明听完薛怀义的一番解读之后，表示赞同。这么做既可以博取武则天的好感，也可以扩大佛教的影响力，如果成功，佛教地位可以就此超越道教。消息传来，和尚无心念佛，天天都在琢磨：如何能让武则天夺得三教之首的尊号，全天下的佛教徒都在拼命翻书找依据。虽然武则天是女人，但性别不是问题。
在这些和尚中，最敬业的要数薛怀义，他带着法明等人，折腾得脑子都疼。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居然将民间弥勒崇拜与佛教经文搅和在一起，编成一部鸿篇巨制——《大云经》。这部《大云经》完全是武则天在神界的个人传记。比如里面有一句：“佛告净光天女言，天女将化为菩萨，即以女身当王国土。”
文中这位天女“净光”上辈子是国王的老婆，后又成为天女，再后当女王，最后成佛。傻子都能看得出来，武则天就是“净光”在现实世界里的投影。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看来薛怀义不仅床上功夫一流，文学创作更是超一流。他不但完成了一部《大云经》，更是将武则天幻化为弥勒下凡，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就这样被推至高峰。官方出版了《大云经》，免费赠送，人手一册；并组织各地高僧组成宣讲团，由他们开坛讲解，各地由此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学习热潮。?
为了达到学习宣传的效果，薛怀义和法明等对《大云经》进行详细注解，把晦涩的佛经结合当今时政一一讲解清楚。这本《大云经疏》的编者正是薛怀义。
武则天下令，各地都要建一座大云寺，寺内各藏一本《大云经》，一时间，全国上下处处唱梵音，诵经文。今天我们在吉尔吉斯斯坦（即唐安西四镇中的碎叶城）仍然可以看到大云寺的遗址，可见当时的宣传攻势是何等猛烈。
《大云经》里更是将武则天尊奉为未来佛，就连道教徒马元贞也率领众弟子上书拥戴。当时思想信仰的两大主流——儒学和佛学，都成为武则天的护权宝典。前者为她的革命理论铺好了路，后者则给她提供了女主可以统治天下的意识形态，现在时机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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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三家都通过了对武则天的舆论支持，可现在她还缺一项，那就是来自民间的声音，民意的支持。很多时刻，武则天望着下面黑压压一班大臣，个个闭目养神装糊涂，心里就会生出无名之火。
这些人平日里在官场投机钻营，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亮明自己的观点，说一句：太后就是天命所授的皇帝。
既然高层精英指望不上，那就把目光放低一点，草根精英也是精英。对草根精英来说，首要的是因为他们是精英，他们的潜在价值是巨大的，他们更需要一方舞台来放大自己、展示自己。唯有如此，他们的社会价值才能实现最大化。
这时候权力机构陷入人才荒，除了李唐老臣，宗室成员已经凋零无几，那些追随者们在酷吏的残酷手段下，或者做了权力的殉道者，或者魂飞魄散成了朝堂之上的一道摆设。朝廷的各个部门、各级官府急需大量的官员，选用才俊成了当务之急。
载初元年（公元689年）二月十九日，经吏部考试初选的数百名贡人，齐聚洛阳殿，参加太后武则天亲自主持的殿试。此前历朝历代，大都推行九品中正制，即以门第为考校官员的主要标准。而现在则以文章诗赋取士，重才学而不重门第，使一大批卓有才华的寒门之士得以文章显达。
此次考试，还有一个重要的发明，即糊名制度。考试时把考生的名字糊住，可以有效地防止一些贪官污吏作弊。直到如今，糊名制仍应用到各类考试中。
开除唐宗室，任用诸武，夏历改周历，文字改革，殿试选拔干部，这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动作，就是要向众人宣示：人间要改朝换代了！一个新的皇帝就要诞生了！

第二十章 天子衮冕包裹起来的老妇人临风而立
<h3>1</h3>
就在武则天左顾右盼之际，一个人闯进了她的视野——从六品芝麻官傅游艺。
侍御史傅游艺率领九百名庶民在洛阳宫前吁请太后登基，这只是一个前奏。接待的官员没有拦住他们，而是让其直接进入宫门上演了一场赴阙上表的大戏。
表彰里称“天无二日，土无二主”，请武则天代唐自立，降睿宗为皇嗣，不然决不回家。
以公开的方式，请求改朝换代，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且由侍御史傅游艺一手包办。请愿的人群，大多是普通的老百姓，以这样的民众签名运动发端，大概不会有人再提出反对意见了吧？
武则天的心里乐开了花，可她没有答应。
才来这么几百号人，气势不够，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武则天虽然没有答应那些上访群众的要求，但却破例提拔傅游艺为正五品门下省给事中。同月十三日傅游艺又被赐姓武氏，再晋级为正四品下阶的鸾台侍郎，同时带同平章事而拜相。
不到一年，傅游艺由一个从六品的低级别官员，进入到帝国的政府班子成为宰相。傅游艺所穿的官服由青色而至绿色、朱色，直至紫色，让朝中之人羡慕不已。升迁之快，完全超越了大唐帝国的官员任用条例，从此落下一外号“四时仕宦”。
就在侍御史傅游艺率领九百名庶民在洛阳宫前吁请太后登基的第二天，第二次大规模的上书请愿就出现了。这次请愿的是社会各界群众。
上书请愿的队伍不断扩张，大批政府官员也加入到请愿的队伍中。
这还不算完，听说一些人还在马不停蹄地往这里赶，有的人背着铺盖卷，拎着水壶，脖子上套着大饼，准备打一场持久战。狂热的人群聚集在宫外高声请愿，那架势像是武则天一天不当皇帝，他们就一天不回家。
武则天在昏沉的睡意中由上官婉儿搀扶着，再次登上则天门楼，接见游行民众。
在游行队伍中，有商人、僧侣、官吏和普通百姓，他们打着彩旗，载歌载舞，站在远处观望的人更是难以计数，很多人似乎正从街市两侧的遮棚下跑出来，加入游行队伍。武则天见状不禁悠然动容，泪如雨下。
可是，武则天的这一美妙心境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当她发现自己的侄子武承嗣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时，就好像生吞了一只死苍蝇。几个月前，僧侣们向她进献《大云经》时，朝中就有人怀疑是薛怀义所指使。
如今，武承嗣招摇过市，看上去显得那么造作与突兀。武则天兀自叹道：“武承嗣看来日后难成大器！”
当天晚上，武承嗣又带领二十多位各界请愿代表来到贞元殿，将数本奏折呈交给武则天，奏折上有六万余人的签名。这些签名者除了文武百官之外，还有帝室宗亲、四方百姓和边夷酋长。稍后，皇子李旦的表章也送到武后手中，他恳请母亲即刻登基，并赐自己武姓。
到了午夜时分，武则天才想到殿外那些跪请的文武百官们，对他们说：“既然众愿难违，登基一事我可以考虑。”武则天一言既出，群臣莫不涕泪交流，叩首称谢，一时间万岁之声不绝于耳。
等到官员们相继退去之后，武则天将武承嗣单独留了下来。武承嗣原本指望姑妈能够给他连日来的率先垂范予以褒奖，却没想到换来武则天一通责备。
武则天的意思是：身为皇室内戚，堂堂礼部尚书，居然在请愿者中抛头露面，简直是丢尽了武家人的颜面。
六十七岁的武则天处于兴奋之中，像是年轻了许多，她本来是很少饮酒和观看歌舞的，现在则经常陶醉于歌舞美酒之中。她在等，等应该说话的人开口说话。
朝臣们再也坐不住了，难道官员们的思想觉悟还比不上一般老百姓？圣人的书是白念了，朝廷赏的饭也是白吃了。
如今，已经证实太后武则天就是弥勒菩萨降世，我们应该集体请愿，请太后尽快登上帝位，施行更多的仁政。
赞成这项请愿的人，请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就由别人代笔，很快就有好几千署名。
虽然社会还没有达到百姓衣食无忧，物质与精神双丰收，但只要社会安定，生活至少能够舒服一些。至于当权者是姓李或姓武，老百姓根本不关心。尤其是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对城头变幻大王旗之事，早已习以为常。
通常情况下，改朝换代之时，免不了要发生内乱及战祸。隋亡唐兴之时，无处不燃战火，无处不是战场。战祸之下最大的牺牲者，都是无辜的老百姓；战祸之下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后夺取帝国权柄之人。
由于整肃异己，已经有无数人成为权力的祭品。尽管如此，可是对广大民众来说，并没有深切感受到处乱祸之灾，毕竟权力斗争只局限于贵族社会。甚至有人眼见华美高尚的贵族世界，居然兴起血腥的风暴，还会感到无比地快慰。
对民众来说，这不过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不过是早已掌握政治大权的太后，正式君临天下而已。
武则天平时信仰的弥勒菩萨降世，更何况在《大云经》这部宝典里，已明示太后将成为女王。于是，民众自然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期望，希望美好的世界快点到来！
如果说前期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营造气氛，那么眼前的一幕犹如梦境。
大云寺的梵钟声声入耳，武周的文字字字入心。到底是天降祥瑞，还是人工造景？强大的舆论攻势让人找不着方向。甚至还有李唐皇室的宗族和亲戚。
前一天作为劝进者去“赴阙”，而第二次就转为“守阙”，即待在那儿不走。
或许是在第一次劝进之后，官员们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唯恐一旦落后，将保不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人数在一夜之间激增，与劝进带头人傅游艺受到重赏有很大关系。
奉天承运，女主当国。所有人的情绪都像是被点燃的爆竹，任何风吹草动都能让他们陷入疯狂。在这种集体的不安中，朝臣中有人进言：看见有凤凰从明堂飞入上阳宫，又飞回停在左台的梧桐树上，过了很久，才向东南飞去。
有人说，他看见的不是凤凰，是朱雀！几百只朱雀，遮天蔽日，蔚为壮观。?
还有人说，天空出现了五色祥云！如果不是人间出现了至德天子，上天怎么会有如此表现？
武则天知道，时候已经差不多了。碧蓝的天空中，有凤凰飞舞；飘荡的浮云中，有红云似的朱雀点缀其间。素来喜欢祥兆的武则天，在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万分。
对武则天来说，天空中是不是真有凤凰或朱雀的出现，已经不重要了。百官以无比庄重的语气上奏的心理和意向，已经让她非常满足了。
朱雀、苍龙、白虎和玄武同为天上四灵，也是四方的守护神，朱雀守护南方。
按照精神病理学家的分析，当多数人的身上产生强烈的、相同的不安及愿望时，可能发生集体的歇斯底里性的视幻觉。
如果说文武百官看到的凤凰和朱雀其实是幻觉，让人难以置信。
投入其中的官员只是想拥有如傅游艺一样的幸运。在他们的心中，对于改朝换代后的展望，多抱有一份不安的心理。有些人虽然忍气吞声，但是态度则较为积极。
他们之中有的希望尽力保住李氏血脉，为大唐留住一线生机，如武（岑）长倩、格辅元。有的除此之外，更希望自己在武周朝努力做事，为李氏未来复辟打些基础，如李昭德、狄仁杰就是其例。
有的更积极，他们表面上或忍气吞声，或装疯卖傻，其实正在暗中联系部署，以等待匡复反正的机会，成王李千里和宰相张柬之等即是显著之例。
每个人都陷入疯狂，而疯狂是为了投入而投入。他们担心的是，如果自己不疯狂地投入其中，就有可能会因不合潮流而让自己变得更加焦躁难安。内心所承受的压力虽然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差异，但同样使人心动荡不宁。
躲在偏殿的睿宗李旦知道，太后武则天把气氛渲染到这个程度，他这个做皇帝的儿子如果再不登场，也就未免太不识时务了。李旦对皇帝宝座其实并没有多少留恋，他将沉重的帝冕从头顶轻松地卸除。
那是让许多人梦寐以求殊死拼抢的帝冕，它的辉煌和庄严无与伦比。
可是李旦和他的那几个兄弟却不这么认为。很多时候，皇位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个身外的累赘，或者只是一种虚幻的饰物。
现在李旦又要将它恭敬地转赠给自己的母后，这一切不是自己的驯服，而是不可逆转的天意，是理所应当。
李旦三次向太后武则天发出退位申请，前两次武则天都没有应允。
李旦知道，这不过是让位者与受位者必须完成的拉锯游戏。李旦不会忘记，在谈论凤凰和朱雀的时候，武则天的脸上居然出现了一抹犹如豆蔻少女的红晕，那也是李旦以前很少在母亲脸上发现的脂粉之态。
权力对世人来说都是催情剂和不老药，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武则天与李旦的母子对话还是围绕凤凰谈凤凰，某朝吏上奏说有只凤凰突然从明堂飞起，朝上阳宫屋顶上飞去，之后又在左肃政台边的梧桐树上盘桓片刻，最终往东南方向飞去了。
武则天说：“你那里有人看见那只凤凰吗？”
李旦的回答是，自己的寝宫离这里太远了，宫人们可能不容易看见那只凤凰。既然那么多人向母后上奏此事，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亲眼看见了凤凰。
第二次武则天与李旦谈朱雀，武则天说昨天罢朝时许多朝臣看见含风殿顶上栖满了朱雀，大约有近万只朱雀，像一片红霞倏而飘走了。那么多朝臣都看见了朱雀，李旦也信以为真。
武则天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欣悦的光芒，她向李旦挑明：朱雀、苍龙、白虎、玄武同为天上四灵，如今凤凰刚刚飞去，朱雀又下凡于宫中，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大戏，这一切的一切无不预示着百年罕见的大喜之兆。
李旦早已没了主张，母后武则天说什么便是什么。凤凰和朱雀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其中暗藏的玄机却是革命性的现实图景。皇太后武则天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而皇帝李旦所要做的，就是主动去顺应天命。
李旦本就不想当这个挂名天子，没有举行正式的即位大典，也不准许他参与朝政。从他做皇帝那天起，就过着被软禁的生活，居于别殿。文武大臣每日只朝觐太后武则天，不去见他这个皇帝。一个皇帝对于政事，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
身为李唐王朝的皇帝，睿宗李旦居然要放弃李姓，改姓武。身边的近臣也如此劝他，况且傅游艺的奏文中已经明明白白写着：“请赐皇上武姓……”如果自己继续固执于李姓，也许会遭人诬陷，那么，武则天最为信任的武承嗣、武三思等人，自然也就有了攻击睿宗的好借口。
武则天仅存的两个儿子，一个长禁房州，一个幽囚宫内。
而李旦能够在诸皇子中走到今天这一步，与他柔顺的性格不无关系。李旦已经在幽暗的偏殿居住了六年。他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母后的剧本里，他只是一个穿着皇帝新装的木偶，而操纵他的人是武则天。该出场时，设计好的台词不可任意篡改，设计好的表情不可过于夸张。
在一些国家重大礼仪活动中睿宗李旦会偶尔露一下脸，于是大臣们每次见到李旦都感觉到那是一张似曾相识的新鲜的脸。没有人在乎一个破落皇帝的喜怒哀乐，没有人关心在他微笑谦和的背后，又背负着怎样的一副精神枷锁。
他已经很久没有开口议政了，上次和母亲交流，还是为自己的老师刘祎之请命。
不请则已，他的求情反而促使武则天在最短时间内就将刘祎之处死了。从那时起，李旦才搞清楚，自己这个皇帝的角色是个苦情戏。跑龙套的能有台词，就已经是格外开恩。
李旦不是哑巴，但是他嘴巴闭上了。李旦不是瞎子，但是他看不见自己和李唐的未来。
武则天的长子李弘去世时，睿宗还是十四岁的相王李旦，接着是二哥李贤的惨剧，然后是三哥李哲自取灭亡……从他多愁善感的少年期到青年期，接连发生了这么多可怕的事。
当李旦看到母后武则天的庞大势力，和政治圈中的无情碾压，不由得惊惶万状。他和三位哥哥的性格不同，他的个性较为温厚笃实，缺少年轻人该有的霸气和野心。他虽然刚满二十九岁，却处处隐忍自省，仿佛一名垂垂老者，将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归诸天命。
睿宗李旦的唯一嗜好是读书，尤其喜欢读那些雅爱训诂之书。虽然他并不擅长楷、草、隶等各体书法，但还是将大部分时间用来练习书法艺术。
对于李旦而言，他所能做的，就是忠实地执行皇太后武则天的每一项要求，少做少说，或者尽量不做不说。
当黑压压的人群聚集在宫外上表请愿之时，李旦只能长长地叹气，悠悠地踱步。
自己的帝王生涯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李旦不知道自己是该白日放歌，还是该长夜痛哭？好像这一切和自己有关，又和自己无关。
<h3>2</h3>
载初元年（公元690年），睿宗李旦连续两次谦让，都被武则天断然拒绝。直到第三次，武则天才勉强接受了李旦的禅让。
当李旦用一种沉重而缓慢的语气宣读退位诏书时，文武百官并没有听出一个落拓帝王内心的悲愤与沉痛。相反，宣诏时的李旦仿佛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和愉悦。
既然朝堂内外早已是凤凰朱雀满天飞，那么他这个挂名皇帝也是做不长久的。和他那些死去的、贬离京城的宗室兄弟们相比，他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幸运。对李旦来说，他所求的，不过是体面地活下去。
武则天从凤榻上缓缓站起来，以一种故作雍容优雅的姿态接过了李旦双手捧过的诏书。
那一刻，武则天的内心并没有想象中的狂喜与雀跃，毕竟面对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武则天甚至表现出一副极不情愿的神情，她说：“这一切非我所愿，奈何万民请愿，皇上下诏，帝国已经走到了天意之择的十字路口，倘若自己再坚辞必受天谴。谨此服从圣谕，为天下万民拜受天命。”
母子交接权柄的那一瞬间，现场的每个人仿佛听见了一种神秘的重物落地时所产生的宏大声响，嚣尘飞扬。在李旦和官员们心中绷紧的那根弦在这一刻也骤然松弛，让人有一种虚脱后的疲倦。
一个女人做了皇帝，不管这个结果透着多少荒谬，既然存在，就是一种合理。
帝国的权力世界在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鲜血淋漓之后，终于迎来了令人迷醉的安详时刻，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有了身轻若燕的感觉。
李旦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当了这么长时间的挂名皇帝，从来没有以个人的名义发过诏书。如今通过自己的手颁发的第一份诏书，居然成了自己的最后一封诏书。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份诏书竟然是颁给母后的禅位诏书。
一切皆有可能，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后，李旦并不觉得这件事有多么讽刺。世人都知道他李旦只是一个奇怪的影子皇帝。而影子从来是见不得光的，见不得光的帝王还能算是九五之尊吗？
紫宸殿上，那面低垂了六年的紫帐在这一刻豁然被扯开。就像是故作神秘的魔术师在灯光乍亮的一瞬间，正准备向舞台下的观众展现一个匪夷所思的世界。
从这一刻开始，武则天终于完全而直接地掌握了整个帝国运行的权柄。
为了彰显天命，武则天随即改元天授，公元690年，一年当中继永昌、载初之后的第三个年号。国号定为周，上尊号圣神皇帝，降睿宗为皇嗣，赐姓为武，更名为轮，变成了皇嗣武轮。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九日艳阳天。武则天，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闪亮登场。
选择在重阳节称帝，武则天是在有意识地淡化自己的女性角色。在此之前，她已经上尊号圣神皇帝。全国范围内的造神运动，让世人对她的认识有了一种雌雄莫辨的神秘色彩。
这一年，武则天六十七岁。天子衮冕包裹起来的老妇人临风而立，透着无与伦比的神圣与威严。峨眉一扫，天下归心。
身着天子衮冕服饰的武则天亲御则天门，钟鼓长鸣万众欢呼之间，洛阳城四周百里之地都感受到了吉祥的氤氲紫气。一代女皇以弥勒菩萨之态横空出世，巍巍大唐反手之间就成了昨日颓垣。
周朝之天重新庇护千里黄土和亿兆黎民，所有对现实无望的人们都沉浸于改朝换代所带来的喜悦之中。
六十七岁的女皇站在则天门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她的眼睛里溢满了感激的泪水，感谢父母给予她生命，让她体会到蓬勃的生命能量；感谢六十年前那个让人无从把握的预言，护佑着她一直走到今天。
眼前的一切是梦，也不是梦，则天门下的文武百官和更远处静观大典的洛阳市民拜伏于女皇的脚下。这真是一个良辰吉日，天空像是被纯净的水洗过般蔚蓝透明，昂首东望，一轮红日正喷薄东升，那面被称为大赤的皇旗在帝国的猎猎风中抖动起舞。
这面皇旗的设计略显夸张，旗面上涂抹着鲜艳如血的红色，没有精美的缨络花饰，只是在旗杆上方雕有一枚流光溢彩的龙头，这是一面完全仿照古周之礼竖立的皇旗。
那些仰视大赤之旗的人们在内心并没有追远怀古，他们心事重重，遥想着帝国的不测命运和自己的未卜前程。
洛阳城的官员、百姓看见了旗帜掩映下的武则天。
女皇已经正式使用圣神皇帝的称号，来自异域的神秘粉霜遮住了那张有着几分苍老的面容，她的眼神在旗帜和华盖下顾盼生辉。一些心属李唐的旧臣不无沮丧地想，这个老妇人难道真的是弥勒菩萨永远不死吗？
不老的女皇以社稷之土洒向神宫前的圣坛，以此定洛阳为大周首都，七百里以外的长安尊为陪都。
元旦这天万象神宫笼罩在一片节日的香火之中。大享之礼延续了一天一夜。祭祀天神、祭祀日神、祭祀月神、祭祀风神、祭祀雨神、祭祀土神、祭祀河神、祭祀五岳之神，祭祀天地之间所有的神。
历经大风大浪的武则天在面对眼前的宏大场面时，也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
虽然武则天经历的大场面很多，但那些场面都是为别人搭建的舞台。而今天，这眼前的一切是专门为自己铺陈。她每登上一级台阶，都会在内心暗示自己，天命，是天命，一切都是天命。
人们后来习惯于称女皇为则天皇帝。
周王朝定都洛阳。为了赶超西都长安的繁荣，武则天又从周边地区迁徒了大量人口入神都，使洛阳很快就成为继长安之后又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国际大都会。
西都长安的李唐太庙也更名为享德庙，庙里依然供奉高祖、太宗、高宗三位大仙。而在武周所建的太庙中，李唐三圣也同样享受供奉，不过从主祭变成了配祭。
武则天只承认是从他们那里接手江山，至于太祖李虎等李唐先祖们就不能再享受冷猪肉了，武则天还要祭祀武氏的祖先们。
武周朝臣在写奏章的时候，经常会用“天下者，神尧（高祖）、文武（太宗）之天下”等句子，这也是武则天点头同意的官方说法。?
九月十三日，武则天下令按天子之礼在神都洛阳立武氏七庙，以父亲武士彟为太祖孝明高皇帝，由上数五代武氏祖先为帝，又尊西周的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以武氏族谱上的始祖、周平王幼子姬武为容祖康皇帝。
武则天在为父亲武士彟修建的昊陵《攀龙台碑》中，无比坚定地认为，父亲早有帝王之相。如果没有李渊，那么这天下早就应该是武家的，父亲武士彟没有赶上好机会，只有先助李渊起事。
与此同时，武则天又大封武氏子弟武承嗣、武三思等为王，姑姐皆为长公主，组成新的皇族宗室。李家现在已经不是皇族，武家才是新的皇族。
翌月，武则天又下诏，免除天下所有武姓人氏的赋役，天下武姓是一家。武则天一方面宣称武周政权是继承高祖、太宗而来，一方面又以父亲为武周的开国皇帝。李家现在已经不是皇族，武家才是新的皇族。
此时的李旦具有两种不同的身份，从政治上说，他是被篡夺者，武则天篡夺了他的帝位，但从血缘上看，他又是武则天的儿子。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处置，是颇费周折的。武则天的方法是，政治上，赋予他储君的地位，被称为皇嗣。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李旦必须改姓武。
武则天将李旦及其子女都赐姓为武，把李旦降为皇嗣，十二岁的原皇太子李成器降为皇孙，然后让李旦的几个孩子同日出阁，开府置官署。
李隆基也于此时被封为楚王。李隆基生就一副帝王之相，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
武则天不仅幽闭男性孙子于宫中，事实上连已降封为县主的女孙也不能幸免。难兄难弟之外还有一群难姊难妹。这些小皇子和小公主年幼无知，不知国逢大变，嬉戏学习似乎一切如常。
武则天很宠爱李隆基，经常让他到宫里来玩。七岁那年，小家伙威风凛凛地带了车骑随从到朝堂去见祖母，派头很足。车队刚开到半道，前面就被堵住了。堵车不是因为车辆多，而是有人故意找碴。
随从到前面一打听，原来是王牌对王牌，李家车队正好撞上河内郡王武懿宗的车队。路途堵塞，老百姓就围上来了。这个武懿宗纯属没事找抽型，看见李家一个小孩子出门搞这么大的排场，忍不住就想当众羞辱一下。
武懿宗在武家诸位兄弟中是最不受武则天待见的，此人长得难看不说，与人论辩也是笨嘴拙舌，人品也不入流。后来打契丹时，畏敌不前却大杀老百姓邀功请赏，留下“唯此二河，杀人最多”的歌谣。
在成人世界里找不到自尊的武懿宗，希望从孩子身上找回一些做人的尊严。
他站在街中央，手指着李隆基的随从，大声呵斥：“你们胆敢拦老子的车队，知道我是谁吗？”
李隆基从轿里下来，在人群里站出来，毫无惧色道：“这是我家朝堂，与你何干？竟敢欺负我的随从！”
武懿宗没想到一个七岁的孩子能说出这番话，一时语塞，涨得脸红脖子粗，只好收起吓唬小孩子的狰狞面目，绕道而去。
小小年纪的李隆基斥退河内郡王，武则天在听说这件事时，笑得前仰后合，对这个宝贝孙子也是另眼相看。
睿宗李旦的正式称号是皇嗣，移居东宫，享受皇太子待遇，但并非皇太子。皇嗣是个很模糊的词，皇帝的子嗣，但却不一定是皇位接班人。
武则天在打压李氏的同时，对武氏族人却是重用提拔。毕竟武则天已是六十七岁高龄的皇帝，从她登基的那一天起，接班人问题就摆上了日程。
这里面除了被整治得早已没了脾气的李唐宗室，更少不了武氏宗亲。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就是其中之一，他觊觎着太子之位，眼睛都在滴血。为了能够夺取大周朝的太子之位，武承嗣将做出怎样的巧妙布局？而以李旦为代表的李氏宗亲又将陷入怎样的危局之中？武则天的帝王生涯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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