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城邦暴力团（下）
作者：张大春
内容简介
隐居台湾的漕帮帮主万砚方因介入周鸿庆事件触怒老头子被杀身死，少年张大春误打误撞揭破隐藏谜团惹来杀身之祸，奇人异士出手相助又激起更多隐匿的真相地下社会与特务统治如何勾连成一体？蓝衣社、武功秘笈与神秘失踪的佛头缘何联系纠缠在一处？淞沪抗战、桐油借款、黄金运台究竟有何 不为人知的隐情？且看张大春将中国小说叙事技巧与稗官野史传统巧妙结合，一步步揭开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风雨史背后的秘辛，书写出江湖即现实的新武侠高峰。一部小说竟比现实更接近真实！

32　逃亡


在这一刻我的人生又岔向另一条道路。


小五显然是刻意打扮过了，穿一身半黑半紫、像枣泥那种颜色的长裙，两只辫子打得又长又粗，打结处用两根和裙子同样颜色的缎带绑着大蝴蝶结，脸颊上微微透着些红—不知道是敷过胭脂了还是怎地；一双长长的眼睛一眨就要滴出水来的光景，才眨了两下，嘴边的笑就浮上来：久没见了。”


坦白说，不该可是忍不住偏就那样地，我还没打回招呼去，却先想起了红莲来—而且是她精赤条条盘起一条腿坐在宿舍地板上拿矿泉水冲洗头脸和身体的模样—这个念头闪过，当下让小五看起来平添了两分土气；我说不太清楚，总之是有那么一点你说是天真也好、无辜也好、痴傻也好的土气。


“你爸不在？”徐老三一见来人，刷”的声站起身，一面朝里间屋（我们称贮藏室的）匆匆走去，一面忙往风衣口袋里摸出一大把只有狱卒才能有那么多的钥匙。


“出车上台南去了。”小五说着，眼睛没离开过我的脸，好像非这样没法儿看出我在遇见她之前的这一大段日子里干过些什么样的好事。就在徐老三“喀哒”一声开了门的一刻，她低下声，几乎是以唇语的方式皱皱鼻子，笑着对我说：“瘦了。”


我所想着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从前乃至从前的从前，我是怎么会对这么一个女孩子产生过那样浓厚或强烈的兴趣的呢？如果纯粹以当下的直觉来看，小五彻头彻尾不是我这个时代的人—你绝对可以说她是胡适之或沈三白那些个时代的产物，而且她显然从出生到老死都会是属于那样的时代。可怪的是为什么多年以前的我会那样炽烈地想要去探访她的身体？难道纯粹是荷尔蒙的作用？同样奇怪的是当那种因荷尔蒙作用而燃起的情思熄灭之后，我其实毫无能力去抵御小五的笑容。她的天真、无辜带痴傻的笑容只会令我羞赧和焦虑，有如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或者正相反—提醒我根本没去做早该做了的事。这种对不起人的感觉只会令我想逃得更远一点，仿佛只有把亏负或歉疚捅得更深、更大、更不可弥补，才能解决已然的一切。我于是冷冷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我猜想她一定也感觉得出些许尴尬，她的笑容还勉强挂着，扭脖子绕室环顾了一大圈，道：“搬来这么些年，我还是头一回进来—咦？还有回声呢！”


徐老三这时从贮藏室走出来，提了好大一只皮箱，往办公桌上沉沉一搁，箱盖应声弹起，里头的东西赫然在目，我的头皮登时发了阵麻，脱口“哇”了一声—


里头有一本看来像是袖珍版的圣经，三边开口处染着红颜料的那种精装黑皮小册子。旁边是一把银亮银亮的手枪，枪柄特别处理过，嵌着不知是桃花心还是核桃护木，木质光滑而质感坚硬。枪和小黑皮书的底下垫着软软的一个藏青色包裹，看来里面还装着不少东西。徐老三伸手往那包裹底下抄出一大片女人束腹之类的东西，头也没抬便扔给我，同时道：“从现在起，随时给我穿着它，连洗澡也不许脱下来。”


徐老三说得非常果断，仿佛我非在那一秒钟里就把身上的衣服扒了、穿上那背心不可。我极不情愿地脱去上半身的衣服，看他继续像个钟表师父般的清点箱中物事—他把小黑皮书和几包行军口粮、一块罗盘、两支手电筒、一捆尼龙绳、三个睡袋还有一个类似工具腰包的帆布囊全给塞进那藏青色的包裹，扔给孙小六。在这段时间里，小五走上前来，帮我扣上那件背心。她的手指时不时会擦触到我的背脊和臂膀—那真是我有生以来碰过最冰凉的东西之一，凉得我一阵接一阵地起鸡皮疙瘩，这使得她的声音也凉到人耳鼓里：“听彭师母说故事啦？”


“什么？”我一时没意会过来，抢忙穿上衬衫和夹克。


“你们不是上彭师母家洗澡去了么？”小五细声细气地说下去，一面替我理了理衣领和下摆，仿佛我真是她的什么人似的：“她今天说了什么故事没有—说了那个叫她一辈子忘不了的小男孩儿了吗？那可是彭师母的初恋情人哟！”


“那算什么情人？”我漫不经心地白她一眼，甩身避开，腔子里忽然有一股冲动，想要告诉她：我不但知道那个小光头欧阳昆仑的故事，还跟他的女儿睡过觉。然而这个念头只闪动了一下—像突如其来的地震那样—便停住了、消失了。在这一刻，我仿佛重新回到几天以前的宿舍，看见自己像个疯子一样地睡觉、冲凉水以及想念一具火热美好的肉体。最令人沮丧的是，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却不甘于承认，我所能想念的也只不过是一具火热美好的肉体而已—我根本没有能力去想念更多、更深、更大或者更真实的东西。为了掩饰这一点，我只好勉力分神去聆听“那算什么情人”的回声在办公室的四壁之间飘来荡去。我猜想，很久很久以后，当红莲亲口向我解说那个关于我所谓的爱情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之所以会那样放肆地大哭起来，绝对和开始逃亡的这天晚上有关。这天晚上我以一种近乎冷漠而粗暴的方式对待小五，完全是由于我在情感上的无知、无能和对这无知无能的恐惧。


小五从这一刻开始沉默了下来，像是为了避免再引得我拿话呛她，她不再找话同我闲聊，有什么不得不说的话也出之以最简捷短促的修辞，像个勤恳干练的机器人。有那么短暂的片刻，我还以为她在闹脾气—这显然也是我的小人之心。


徐老三最后拎着那把木柄银身的枪管，在小五面前晃了一下，道：我猜你用不着这个。”小五摇了摇头，徐老三把皮箱盖阖上，又冲孙小六说：“往西不能去，那里有新蚋的人马；往东的话，汀州路、三元街口的东南海产店也得避过，那店是一个小匹婆的眼线开的，往南一到顶就算是‘入竹林’了，也太危险。如果是我，我会请南机场公寓卖烧腊那老广开车载一程，到火车站，随便买两张南下到台中或台南的票，然后在中坜下车，再叫辆计程车到平镇，到了平镇再换计程车，总之换得越勤越安全，懂吗？到了地头上小五再打公用电话到这里来—不是家里，是这里。记得。”


“我到平镇去干吗？”我倒退了几步，“我得回学校，学校总该没这些妖魔鬼怪了罢—！我还有论文要赶呢！”


徐老三似乎听不懂什么叫“赶论文”，他眨了两下眼，转头跟小五比了个意思是我脑袋有问题的手势，同时说了句：我看你还是去赶火车罢。”


接下来的一些细节—也许由于时隔多年，或者因为当时过于忙乱、惊恐的缘故—我已经记不清了。总而言之、简而言之，买烧腊的老广载我们到火车站。随后的一切行程好像尽如徐老三的口头吩咐，我们赶上末班南下的莒光号、在中坜下车，又换了不知道几趟叫客计程，最后在一大片茶园中间隆起的台地上找着了这么一幢破房子—它其实是十六幢呈“H”字形排列的透天厝中间的一户，这“H”左右两竖各有坐北朝南和坐南朝北的六户人家，中间的一横是四户坐西朝东的宅子，前后各有院落。我们落脚的一户是坐西朝东这一横的边间，门牌上标示着“桃园县龙潭乡美满新城一巷七号”，楼分上下两层，无水无电，屋里有巴掌大的蜘蛛、拳头大的蝙蝠、几张塑胶椅和一个显然是垃圾场里捡回来的旧梳妆台，台面一层触手可陷的厚灰，靠底的大镜子破了，所以映出了两个从后窗透进来的月亮。


孙小六一进屋便从包裹里摸出一把手电筒来，上楼巡了一圈。小五则从后院找着辆破脚踏车，一路推出前院，说是去找公用电话。


我独自靠着向东的落地长窗站了不知多久，忽然有一种和此情此景似曾相识的感觉。当时我并不知道，尔后将近十个月的时间，我都得躲在这样一幢仅能遮风避雨的破宅子里；也不知道，我将在那张梳妆台上完成一部近三十万字的硕士论文《西汉文学环境》；我更不会知道，“美满新城一巷七号”恐怕会是日后无数岁月里我唯一能安然入睡的地方。然而，初到的这个夜晚，我对周遭的一切并无丝毫陌生之感的那种情趣的确是十分令人入迷的—也许是那黑暗、肮脏甚至浓浊呛鼻的恶臭气味唤起了我身为一只老鼠的本能或直觉，我几乎在一瞬之间体悟到人们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身心安顿”的滥调。我还记得，靠在那扇落地长窗上，四下里的沉黑逐渐褪淡，而浮现了些许轮廓的美妙情景—


墙上原先应该髹过一层水泥漆的，可是不知道是因为渗过大量的雨水，或者曾经居住在这儿的人家懒得维修水管，遂使一大片原漆脱落净尽，于是南北两边的侧墙上都斑驳着，霉迹漫漶，蚀染成一大块一大块犹似世界全图的印痕，也是人们称之为“壁癌”的那种东西罢？当我的视力再适应些，便发现楼梯下方的三角地带居然还冒生出类似蕈菇类的植物，沿着大大小小伞状的蕈子看过去，通向一个大约是厨房的空间。若从我靠站的位置向左移动个一两尺，也许我能看得更清楚些—至少借助于斜斜闯进屋来的月光，我一定能辨识出洗手槽和可能是灶台之类陈设的位置。可是我一动也不动。这是多么完美的一刻—活了二十五年，我第一次有来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的那种感动—我甚至可以断言：每一只藏头缩尾、躲东避西的老鼠在挖凿或发现了一个洞穴之后都会这样安安静静地享受这感动的。


如果要我述说未来十个月的逃亡生活，我应该利用这幢令我“身心安顿”的破宅子为媒介。它—我的天堂—在任何黑道势力的爪掌之外，提供了一个让我窥知恐怖分子们的洞穴。


就好像人们所说的，“山中无岁月/寒尽不知年”，我在“美满新城一巷七号”经历了几乎所有的季节，但是时间似乎并无意义。我也不能顺着时序的刻度来说明那段期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日历或手表并不能唤起我完整的记忆。是以我必须换一种方式，让我像一个热心碎嘴的主人忍不住向人炫耀自己的宅邸细节那样引导一些想像中的观光客浏览这地方，我想是比较合宜的。


这破宅子的前院种着一株山樱、几株圣诞白、一丛竹子—后来小五还给补种了一畦小虾花和两排夕颜。小五每个星期六或星期天来，带足一周所需的口粮。她来只待一白天，天暗就走，其间我们总坐在这前院的一条长板凳上，随便瞎聊些什么。在没发生任何意外的情况之下，除了这一白天之外，我都趴在那梳妆台的破镜子前写论文。


那是一条朱漆剥落得相当丑陋却十分结棍的长板凳，据说是所谓“拆船家具”，得自徐老三一个专门搞破船到台湾来进行解体的朋友。我和小五脚掌相对，各自躺平在凳上看浮云从院子顶空飘过的时候，小五告诉我关于她的不少往事—那些事原来就发生在复华新村里，和我家不过咫尺之遥，但是我一无所知，听来却像是非常之陌生的、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童话里的故事。比方说：我问她为什么徐老三认为她能“保护我”。她说她身上有功夫。我说哪儿学的功夫。她说小时候爷爷教的。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她说连她爹孙老虎都不怎么知道。我说那么大一大二小三小四他们学过么。她说爷爷嫌他们性子不好，没教。我说你要不要教我几手，那样我就可以保护自己了。她说你性子也不好，不教。可是躺在那条长板凳上，看一朵朵白色的云棉花高高低低掠过头顶之际，这种不经意的对话非但没有一丁半点儿的重量，反而很容易令人产生一种幻影般不真实的想像。日后当我一个人回想起来，就会以那片蓝天白云为屏幕，在那一大片澄澈的天穹之中放映着一个老头子教一个小女孩儿练武功的奇景—至今我无法确定，那童话般的奇景究竟是小五描述所得，抑或根本就出自我的想像。


长板凳内侧的屋檐底下是孙小六每天晨起和入夜两次打坐调息的地方，地面以红缸砖铺成，但是在我们住进去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孙小六打了十三四次坐之后—红缸砖全部变成如冰糖粒般大小的粉屑。孙小六打完坐之后通常会抽出腰缠的皮带抖几下，那皮带就像情欲勃发的鸡巴一样挺硬僵直起来，除了握手的部分之外活脱脱就是一支剑。孙小六告诉我它叫软钢刀，是孙老虎在他第三次失踪又回家之后传给他的。孙小六曾经在茶园里用这柄软钢刀击退了两个一路从台北盯梢而来的老家伙—这事发生在旧历年期间。


我们后来猜想，那两个老家伙极有可能早在十二月下旬就盯上孙小六了。当时水电刚刚接通，我决定正式开笔、继续写作我那还有不知道百分之九十几未完工的硕士论文。可是所有的参考书籍、资料卡、笔记……都在学校的宿舍里，为了避免往返途中暴露行藏，孙小六便替我跑了几趟，搬回十几箱图书—他不敢直接往美满新城一巷七号搬，总是先在茶园中的一座仓库里暂存一两天。


在一个干冷且不时可以听见冲天炮呼啸而过的典型春节的早晨，孙小六一肩一箱书从墙外跳了进来，促声嘱咐我：门窗关好，不要任意出入，也不要朝外探头探脑。说这话时我发现他的鸟崽裤腰间一圈儿殷湿；事后才知道是那把软钢刀皮带上的血染的。我们匆匆躲进屋里，他说他怀疑早在几天之前就被人盯上了，因为最近几次搬进茶园仓库的书都有经手翻动的痕迹。我说你怎么看得出来，他说他从我宿舍里装箱运书来的时候都暗里做了记号。我说什么记号。他说作者姓氏笔画多的一本旁边一定放一本作者姓氏笔画少的，前者封面朝左，后者封面朝右，如此一经人移动，便看得出来。前一两次他去茶园仓库清点转运回来的时候，还以为是自己一时大意放错了几本，可是心头不免起疑，这一回趁夜去搬这两箱的时候，才发现有两个年约七八十的老头子在那仓库里一本一本地翻看着我的参考书，仿佛想要从中找些什么。


“老头子？”我先想到的是万得福和我老大哥。


“嗯。”孙小六擦擦额角的汗水，从徐老三给的藏青色包裹里摸出那块罗盘，看一眼手表，掐指算了算，又冲进后院里往草丛中摸索了半天，再轻手轻脚打开屋前门，往前院地上东一处、西一处，安放起不知道什么东西来。


“你又在布阵了么？”我隔窗问他。


孙小六朝我点点头，还比了个噤声的手势，不时对一对手中的罗盘，计算着脚下踩踏的步子。过了大约有十分钟之久，才斜退三步、右横两步，再缩腰屈膝学个侏儒走路一般向后蹑了七步—正好退到屋门口，在那儿又安置了一块东西。这一次我看清楚了，是一颗青绿未熟的佛手瓜。


孙小六随即退身进屋，关上屋门，只不过三五秒钟之后，从我眼中所见到的院中景象已豁然不一样了—原先的山樱、圣诞白和竹子全给一整排高可一两公尺的姑婆芋给翳住，佛手瓜的藤丝蔓条则在眨眼间爬满了整片落地窗，把刚刚掠进屋来的天光给遮了个死紧不透。孙小六接着不免有些得意地告诉我：这是就地取材，不得不将就现有之物，布成个地遁阵。如同上一回在青年公园所摆的天遁阵一般，必须随时移动，调理得好，可以维持好几个月。“你要是从外面茶园子里看过来，就只能看见一大棚子佛手瓜和芋头叶，连房子都不见了。”孙小六龇牙笑着说，“摆阵摆到这样严密，才叫过瘾。”


“可这附近的邻居不会觉得奇怪吗？我们这房子忽然就不见了—”“我早算在里面了，张哥。”孙小六笑得更得意了，“这阵坐西朝东，同我们的右邻三户人家是同向，从他们这三家看过来，原屋没有一点异样。左邻六户坐南朝北的人家原先只能从后窗看见我们这一家的前后院，可是我们的前院本来就生着竹子，早晚一片死绿而已；后院并没有阵象，所以也不会看出太大的不同来。右边远处坐北朝南的六家和我们之间又隔了三户，还是个背对之势，谁会注意到我们这前院里的不同呢？这个阵，要从正对面茶园那方位看过来才是十足障眼，人家还以为我们这一户全都荒了。别说人，连老鼠也不会来住的。”


“那不是更惹眼吗？”我叹口气，道，“还有，万一我们的左邻右舍闲来没事跑到茶园里往西一张望，发现我们这一户的外貌变了，不是很奇怪吗？”


孙小六想了想，搔两下后脑勺，嗫声道：“应该不会罢？”


“为什么不会？”


“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人去注意自己的邻居吗？”


根据我的记忆，这是孙小六第一次反驳我的意见。日后我才发现：他是那么笃定地相信，这世界是由彼此完全不能相互关心的人不小心组织起来的。我可以大胆地推测：他之所以会这样想，极可能是因为从小一直被陌生人捉到某个陌生的地方去囚起来学手艺的缘故。这种生活上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经历逐渐使他相信：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恒常且深刻的关系，甚至也不会有什么强烈的好奇和关注—当他说出“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人去注意自己的邻居吗？”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是叫这十七岁的少年给震慑住了—因为他说得如此轻描淡写、如此稀松平常，且如此吻合像我这样一只老鼠对整个世界的观感和结论。


孙小六似乎并不能体会他的话对我有多么大的冲击，他关心的是现实里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只有存心想找到我们的人才会注意这屋子的模样。如果他们不知道我摆了个地遁阵，就不会来查探什么；如果他们明知道这里有个阵，就更不会突然闯进来下杀手—”


“为什么？”


“就因为张哥你说的，它太惹眼了。”孙小六双臂环胸，十分自负地说下去，“这是‘纱布爷爷’最厉害的一个阵法。那些想要来抓我们的人如果看出这阵来，一定不敢硬干—因为来硬的会惊动我们的邻居；他们只能想办法去调一两个懂得布阵的高手来拆阵脚，这样我们就可以耗很久，张哥你就可以安心写论文了。”


事实果如孙小六所料：春节假期之后不久，一巷一号到七号的门前开始热闹起来。有时是穿着邮差绿制服的家伙骑着摩托车或脚踏车来回巡走，我听见其中一个还刻意向邻居太太打听，怎么这里会冒出来个“一巷”。邻居太太问那人要送什么信给什么人。邮差说没什么，只是地址怪怪的。邻居太太砰的声关了门，说怪怪的就去问乡公所。


乡公所也派人来查问了几回。最后一次发生在二月底，十六户人家里的十四五户主妇们像一群争着下蛋的母鸡，和那小公务员在门前这条大约二三十公尺长的“一巷”里议论着改地籍的细节问题。有的说去掉巷就可以，有的说去掉巷就要重新编号，有的说一旦重新编号则旧地址就算作废，那么邮件出了问题该谁负责，有的说一巷很好，没有二巷、三巷就是唯一的一巷的意思。那小公务员趁隙就问七号为什么没有代表来参加讨论。有一位太太答得好：“你要跟老鼠讨论什么？”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的确。我能跟这些人们讨论什么呢？我的论文吗？还是这种跟坐牢没两样的逃亡生活呢？

33　学术问题


我应该暂时放下茶园仓库里那两个怪老头的疑团，也暂时不去叙述接下来时不时前来骚扰我们的电力公司、水力公司和电信局工务组的那些个“人员”。我还是从美满新城一巷七号这座宅子内部的一些细节往下说去罢—


我写作论文的那张梳妆台是合板贴皮制成的，它的一只脚已经折断了，尽管我给垫了两本书在下面，仍是晃动不已。一写字，就有如坐上了一辆老爷车，东倒西歪地颠簸起来。这为我日后的写作生活伏下了很不好的影响—我几乎不能在任何平整安稳的桌面上写出一个字来。虽然我很厌恶所谓写作依赖某种灵感的说法，但是坦白讲，如果一张写字桌不能有那么点偏倾侧斜之势，我是一点灵感也不会有的。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当孙小六的行踪暴露之后，他不能再替我搬运任何一本参考书，是以计划中皇皇三十万言的论文原本应该援引、摘录的古代典籍、近人论著和其他很可以充填篇幅的资料都没了着落。这使我的写作耽搁了好几天。终于在某日小五再度前来的一个周末中午，我再也忍禁不住，竟然坐在那张长板凳上啜泣起来。小五起先只是安慰我不要着急，总会想出法子来的。由于谁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她便又劝我，如果压力太大，也可以考虑暂时放弃，等以后当完了兵再慢慢儿找时间把论文写完。然而这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办理休学手续得亲自跑一趟学校—能亲自跑一趟学校而无送命之虞的话，我又何必办休学呢？总之，我被困住了—不只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不能随意读我应该读或想要读的书是极其严重的一种惩罚。这使我真正地感受到囚禁的苦闷和失去自由的寂寞。我一面掉着泪，一面不断地跟小五说：“我好难过，我好难过，我好难过。”没有什么别的话比这四个字更能体现我当时的心情。我起码说了三百次，且在意识的底层想到许多古今中外受过牢狱之灾、遭到放逐之祸的伟人—我相信他们在真正体尝着我这种心情的时候一定也不停地说着“我好难过”罢？


最后小五随口问了我一句外行话：“难道一定要读那些书吗？”


“什么意思？”


“不能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吗？”


就在我正要说“当然不能，这是硕士论文”的时候，灵感来了—我的眼前乍然一亮！为什么不能？我转身进屋，坐回那动辄摇晃颤抖的梳妆台前，伏案疾书起来。


从这一天起，我不再去想参考书的事。如果有需要援引古今中外著名经典或研究资料的地方，我就瞎编一个人名、捏造一个书名、杜撰一段看起来像是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说出、写出且恰恰可以充分支持我的论理的语言。坦白说，这样的勾当作来十分有趣，几乎像是上了瘾一般，我越来越觉得发明一个论文中的理据要比推演一套严整的论述或者归纳一个抽象性的命题来得更加迷人。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创造了一百三十二个不存在的人、两百零五本不存在的书、三百二十六则不存在的论述。如果不是因为缴交期限已至，我还可以继续写下去，直到天荒地老。


在这种可以说是“焚膏继晷、夜以继日”地写作论文的日子里，我并没有多想现实的问题。比方说，我是不是真能如期写完？就算如期写完，我又该用什么方法把手稿交给打字行打字、排版、印刷、装订？就算连这些都能顺利搞定，我又如何避得过那些撒下天罗地网，随时可以在大门外把我抓走的恐怖分子，前去参加论文口试呢？说句更实在的话，我连口试是哪一天、在哪里举行都不知道—我已经彻底和这个地遁阵之外的世界隔绝了。


但是，奇迹也因而发生。在茶园仓库的一场恶斗之后不知多久，孙小六发现我们的口粮已经没了，只剩下几根鳕鱼香丝和半包发了霉的王子面—连喂那几只大蜘蛛都不够。我也不记得究竟多久没有食物进肚了，然而，在那种极度饥饿的状况之下，人的头脑却变得非常清楚—我甚至一闭上眼就可以用一种视觉状态意识到自己脑细胞的运动，它们之中有的像变形虫那样蠕动，有的像蹦豆儿似的跳跃，有的如大雨敲窗之际相互并吞、溶化的水珠，总之活力旺盛到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步。连带地，贮存那些奇形怪状的脑细胞里面的种种资料也开始变成各种鲜活灵动的符号向我发出各式各样的召唤。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我双手环膝、眼睛瞪视着稿纸上飞速滑动的笔尖写出论文所需的字句之时，另有无数个可以名之为心象的画面也同时在我四周开启，它们的总数若干其实难以确实估算—因为每一个画面都随时闪烁、灵动着，只要我稍稍分神注意，就会立刻像进入一部我早已看得烂熟的电影一样，非但理解了那情节的事实细节，也知悉它的意义，更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我在写到先秦纵横家之学到汉代成为宫廷中为皇帝辩护的职业演说者必备的一种技术的时候，梳妆台旁的塑胶椅上方忽然呈现了一幕奇景，是一座三层高的四方楼台忽然倒塌下来的情形。接下来—几乎不假思索地—我立刻意识到，并没有任何人因此而罹难，受伤的也不过是六十四个魁梧健硕的中年男子之中的二三人而已。也就在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之际，我已经置身于倒塌的楼宇之中—却并不感觉压迫和窒息—我游刃有余地在地底的灰烟土雾中游荡飘移，看着这些人被八张大网兜住，有的网里人多一些、有的网里人少一些。可是完全无须数计，我知道他们就是六十四人，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


这是非常怪异的一幕，一来它和我的论文内容全然无关。二来它也从来不是我过往真实人生之中的一个片段。三来它也绝对不是我曾经看过的任何一部电影或戏剧里的某一场面。然而我对它却如此熟稔—毋庸继续看下去，我已经知道这是一群在光绪年间被天地会洪英诓骗构陷的老漕帮庵清元老，他们差一点遭到活埋，而那一栋倒塌的楼宇叫“远黛楼”，乃清代著名建筑巨匠钱渡之的后人所建，此楼的确有个机关，能害人，也能救人。整段故事原来出自署名“陈秀美”者所撰的硕士论文《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之中。质言之，由于饥饿—也许再加上与世隔绝的恐惧或焦虑罢—我所读过的书里的每一情节都开始向我包围进袭，且以鲜明无比的影像一再迫令我凝视着它们。


对我而言，这种前所未有的经验其实是极其迷人的，仿佛我所读过的书—无论它们多么枯燥乏味、陈腐失真乃至错讹连篇—都在以一种活泼泼、热滚滚的魅力向我展现生命。在这一大片你叫它客厅也好、书房也好、卧室也好的底楼空间里，容有不下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生命。书的幽灵。白纸黑字的魂魄。就在我即将变成饿殍之前，前来向我作完美的告别。也一如在人世间我们可能会遭遇到的情况—走在路上你会碰到似曾相识的老同学，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来，或者是在某处读到了一个名字，你知道那是你的老朋友，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长相来—这些充塞在我极度疲惫的身躯四周的影像之中也有令我觉得非常陌生、似乎从来没见过，换言之，有些我读过，可是显然已经遗忘掉的内容也从记忆的角落里赫然浮出。


在梳妆台的右侧，也就是楼梯下方的三角状区域里，地面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蕈菇，前后院的天光根本触抚不着，是以幽暗有如泼墨般深浓的夜色。也就在这个地带，上演着一些我自觉并不熟识的情节—它们仿佛各自从我所阅读过的书里散落出来，像脱了串线的珠子，孤独地闪烁着。这反而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终于停下笔，让汉武帝和他的语言侍从之臣自脑海中暂时引退，开始以一种玩拼图板的心情去仔细审视那画面。我隐约察觉自己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出于某种真挚的情感—我对任何活着的人从未产生过这样的情感，可是对于这些被记忆弃置在角落里无依无靠的片段，我自认有义务要替它们找回上下文的联系。这样做（至少在当下的直觉里）要比完成一部看似怎么也写不下去的硕士论文来得重要得多。


其中一个片段出现在五六朵沿着墙壁踢脚板和磨石子地之间冒生的木耳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走在一条古老的、东西走向的街道上，他来回走了好几趟，好像是在犹豫着要不要走进街边一幢楼宇中去。那楼宇前有小院，院墙甚高，门楣右边挂着亮漆木牌，正楷雕刻填墨的六个大字是“南昌剿匪总部”。年轻人的鼻梁上挂着副酒杯底一般厚的眼镜，看似是读过书的，一身褐布长袍倒也十分素雅，既不像匪类，亦不像剿匪之流。可正在他这么踌躇逡巡的当儿，楼院之中猛可冲出两名枪兵，一边一个、将年轻人拽进这总部厅堂中去，再直奔二楼，扔进一个门首挂了“谍报科”招牌的房间。里头一张大会议桌，绕桌摆着十几把带扶手的藤椅，可是只坐了五个人。一个才见这年轻人的面便皱起眉峰，操湖南话说：“又来了！伯屏，自从你把那叫花子弄进来行营，就跟菜市场差不多了。”湖南人身边一个说浙江土话的中年人也抢着道：昨天、前天、大前天，一连多少天了？洒度每天拖出去的少则一两个，多则四五个，是不是真细作谁也不知道—”说到这里，一旁被称“洒度”的小胖子也开了腔：“我处理得手都软了。你想，不处理嘛，任他们探头探脑，说不定哪一天飞檐跃壁闯进来，走漏了情报，岂不坏事？要说处理嘛—老实说，我也搞不清楚这些人是匪不是，有一个失手错杀，毕竟对不起老百姓。你又成天价在外奔走号召江湖人等，等哪一日我处理到你的人马—伯屏！你可别怨我。”


被称做“伯屏”的人是张长白脸（我认得他，在我记忆较为深刻的书里，他的名字是“居翼”）—此人尚未及答话，长桌尽头另一张藤椅中一个缩肩沉腰垂头翻白眼的四川人却瞄了瞄给按倒在地上的年轻人哑声说道：“前些时我说过，只要是‘同志’，就留着；可如今混充‘同志’的车载斗量，叫你我从何拣选？衷寒说得对，眼下行营果然同菜市场差不多了。听说头几天贵科还一口气收进来两个闹示威的学生，这要是让‘老头子’知道了，岂不又讨一顿排头？”


这厢的居翼显然是因为官卑职小或年事较轻之类的缘故，神情虽十分自负，却仍透着些许谦抑之色。他直挺着腰板，随时点着头，仿佛将这四个人的责备都铭记于心了，才开口说道：“贺公、康公、蒋先生、余先生，先要跟各位报告的是那两个学生不是咱们‘收’进来的，是‘请’进来的，而且是‘大元帅’本人的意思。”


另四人闻言陡然变了脸色，一阵咿呀噢唔之后，操湖南腔的低声问了半句：“怎么着？”


“听说是老漕帮当家的万砚方给荐的。”居翼道，“一个是个医道，据传远祖为少林医术所传，‘河洛二汪’之一汪硕民嫡出的汪家医一脉—”


“哎呀！”小胖子“洒度”忽然作声弹起，道，“莫非是曾经替前清总督何桂清治过病的天医星汪馥的后人？”


“不错，”居翼面无表情地继续说下去，“这人年方不过三十，已经堪称直鲁豫第一神医，外号人呼‘痴扁鹊’，本名汪勋如，正是那汪馥的后人。另一个么，来头更不小—”居翼说到此处，忽然顿了一下，扭头却朝匍匐在桌前的年轻人身后枪兵一抬下巴，示意把人给拽起来，才道：“这位老弟！久仰你济宁李氏一族饱读群书，博学多闻，我且考考你罢—那老漕帮在光绪年间曾有苏州河畔远黛楼的一场劫难，请教当时不动一刀一枪却救下老漕帮八八六十四位元老的是什么人呢？”


这么一来，围绕长桌而坐的四人不觉怔了怔，各自暗忖：不意先前在行营门外探头探脑这年轻人也有出身来历，只不详何为“济宁李氏”。正狐疑着，却听这姓李的年轻人扶了扶眼镜，又挥了挥袍面上的土灰，才道：“此人有姓无名，想来是远黛楼塌了之后刻意隐埋所致。不过其祖上是个乞儿，亦本无名姓，只不过曾在乾隆年间为钱箨石建了些宅第，便跟着姓了钱。你问的这人应该是姓钱的。”


几乎是不假思索、一气说完之际，居翼那一张马脸蓦然往横里一绽，露出两排既方又白的牙齿，道：“果然我谍报科的同志们没白当差—你老弟就是尾随叫花子而来的李绶武罢？”说完根本不等这年轻人答话，脸上笑容乍收，转回去朝桌前诸人肃声说道：“咱们先说那另一个，那个人叫钱静农—当年老漕帮远黛楼之难能够大劫不死，要多亏了这钱静农的爷爷。”


“那么，”被称做“康公”的四川人这时忍不住插嘴问道，“不管他是姓汪的、姓钱的，也不管他祖上何等煊赫，万砚方荐这二人前来，意欲何为呢？”


被称做“贺公”的湖南人睃了一眼姓李的年轻人，接着说：“还有这贼眉贼眼的后生，又是从哪个窟窿里冒出来的？”


居翼没理会“贺公”，径自说下去：汪勋如和钱静农同那万砚方相结，各有表里。姓汪的小子祖上和天地会有仇，姓钱的祖上于老漕帮有恩。万砚方极力拉拢他俩，是不是看上了他俩的本事，咱们谍报科既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自然不明白。可拉拢不上，却是有缘故的。一来老漕帮律法严明，非有引见师、点传师媒介以投本师，算不得庵清弟子；即使因此而入帮在籍，那汪、钱二人必然因此而矮了一辈甚至两辈，这未必然合乎万砚方拉拢交情的本意。二来汪、钱二人是新青年，固然一肚子老学问，思想却是十分新式的，邀之入大伙、做光棍，如何在这堂堂民国的天下出一头地？这岂不是和逼人上梁山、落草为寇没有两样么？”


被称做“蒋先生”的浙江人不觉点头微笑道：“久闻大江南北三教九流对万子青、万砚方父子赞誉有加，说他俩有治国平天下之才。听伯屏这么一说，果然是有眼光、有胸次的。”


“是以万砚方同这两个小子以私谊订交，待之如卿客、奉之若上宾，无事吃喝游玩，有事还是游玩吃喝；这，不外就是养士了。”居翼说到这里，从上衣内袋里掏出个小本子来，翻看少顷，继续说道，“大元帅身边的同志递了消息来，说万砚方荐来这汪、钱二人，请大元帅也要以‘国士’待之，还用了‘再造中枢’四字。”


此言一出，那四人猛可交头接耳起来，辞色之间既惶恐、又疑惑，兼之还流露出几分忿忿不能捺忍的神情。小胖子余洒度猛可一拍桌子：“‘再造中枢’？这是什么词儿？姓万的果若不知什么是‘中枢’，如何再造？他要是知道，岂不是冲着咱们‘力行社’来踩盘的么？”


居翼仍旧不愠不火，慢条斯理地接着说道：“谍报上只说，借助于此二人之才，再加上老漕帮各地旗舵堂口的建制，可以在北方几个由地方军系所控管的区域发展青年组织、收揽知识人才。此外，倒是有一句要紧的话，是万砚方亲口说的。他跟大元帅说：‘以黄埔得天下，却未必能以黄埔治天下。’”


“还说什么治国平天下之才呢！还说什么有眼光、有胸次呢！”四川人“康公”咬牙恨声冲“蒋先生”瞪了一眼，又环视众人一圈，昂头怒道，“分明是派人前来卧底夺权的。依我看，其阴险狠毒，比起共产党来犹且过之而无不及。大元帅要是遭了这个道儿，不消说什么‘再造中枢’了，连民国政府的一丁点子元气恐怕也要沮萎净尽了呢！”


“是不是该报告大元帅，就说老漕帮万某人狼子野心，有危殆中枢的阴谋—”“贺公”自言自语地说着，一只手还在桌面上划撇划捺，仿佛正在运笔疾书，写着公文的一般，“伯屏！贵科若是能张罗一两份谍报，把姓万的和共产党之间的什么瓜葛弄明白，我这便打个报告呈上去，就以贵科谍报作附录。白纸黑字，有凭有据，大元帅不至于不信。”


“贺公、康公，”居翼眯眼斜乜，收起小册子来，缓声道，“如此多一番形迹，大元帅是听您二位的，还是听姓万的，却还不一定呢！”


贺、康二人闻言也不作声了。想来“老头子”雄猜之深，非比寻常。长久与之相处者皆知：一旦在他跟前说起什么是非，反而极容易让他先对这说的人起了是非之疑。所以待要赢得他的信任，总需在应对进退上拿捏住准确的分寸，持论谨慎的不能叫他当作是有所保留隐匿，做事积极的不能叫他意会成别具企图野心。尤其在这种切切关乎如何抡才用人的方略上，一旦轻举躁进，便迅即招惹反感，倒坏了事。


经居翼这一提醒，另四人一时之间竟无可议之计，你望我一眼、我睨他一眼，最后只得不约而同地将视线投向居翼这厢。但见他摩挲两下光溜溜的下巴，胸有成竹地说道：“既然是江湖中人，便只好应之以江湖之道。依我行事作风，其实无须费太多心思，直把那汪、钱二人‘报销’即可—当然，怎么‘报销’？由谁下手？采取何等手段？这些就不劳各位操心了。”


“这样做妥当吗？”四人几乎同声冒出这么一句来，又面面相觑一阵，末了还是由那位看来资历最深的“贺公”问道：“他们初来乍到，才见过大元帅的面，倘若就这么‘报销’了，我们岂不都脱不了干系？”


“各位素知我手段—”居翼龇了龇牙，半像是笑、半像是要咬人似的说：“我办起事来，若是滴汤漏水的，能在戴公手底下活到今天么？”


“此事宜速不宜迟，拖久了，怕夜长梦多。”“康公”也咬牙磨齿地说。


居翼点点头，歪脸忖了片刻，慨然道：“这样罢—戴公来电报交代我和那叫花子上南京去出一趟差，这差干得下来，我也许能跑一趟山东泰安，等回来之后，就给各位办妥此事。”


“干吗还上北方去？康公不是说‘宜速不宜迟’的么？”小胖子余洒度瞪了居翼一眼。


居翼略一迟疑，不自觉地睃了睃那姓李的年轻人，继之又流露出一副洒然无甚所谓的神色，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说那叫花子身上有一部机关，其价值不亚于十万雄师的？”


众人皆愣了愣，纷纷摇起头来，“蒋先生”似略带不屑地叹口气，道：“又是你江湖上那些玩意儿。呿！”


居翼听他这话，理当是不大乐意的。可非但不见他着恼，反而纵声狂笑起来，一面笑着、一面离座跨前几步，朝那姓李的年轻人走去，突然一掌搧出，硬生生落在对方的左颊上，直把他打了个流星满眼，一条身躯离地两尺有余，朝右冲飞了丈许远，肩膀撞上墙板，人才萎下地来。迷迷糊糊听见居翼接着说道：“江湖上的玩意儿既然如此叫人看不起，你小子却干吗苦心孤诣非要冲着那‘武藏十要’来不可呢？”


这一巴掌看似打在了姓李的年轻人脸上，又何尝不是在向桌边坐着的四位示威抗议？居翼这指桑骂槐之意至明至显，将贺、康、蒋、余等人都骇了一跳。他仍不肯罢休，登时一矮身形，猛然探出左掌向姓李的年轻人下巴上再一记推手，同时道：“你济宁李氏一族既然是读书人，又干吗把咱们江湖上这些不入流的玩意儿当成学问来修炼呢？你说是不是啊—李绶武！咱们所有的不过是两个拳头一双腿，里边有什么屁的学术问题么？”

34　一个朋友和一个朋友


让我们先从李绶武误陷“南昌行营”的情节中暂停。因为就在我目睹居翼殴打李绶武的同时，感觉上是孙小六往我的肩膀上擂了不知有多重的一拳，他的话语则仿佛从极其遥远之处穿越过一条飘荡着回音的山洞，钻进我的耳朵：“张哥！我找到吃的了。”


我眼前晃动着的是徐老三在我们临行之夜往那藏青色的包裹里塞进去的行军口粮。此刻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奋力挥手挡开去，可是先前楼梯底下那一幕情景却像风中的肥皂泡一般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原处还只是那几朵茶垢色的木耳。


也许孙小六从我的脸色上看出了什么，他怯生生地说了声“对不起”，把那包口粮放在梳妆台上，便匆匆蹿上楼去。我听见他轻轻掩上房门，只那门上的铜荷叶过于老旧，仍发出异常刺耳的噪响。此后一片死寂。


应该是天地间过于寂静的缘故罢？我在梳妆台前枯坐着，偶尔望一眼呈辐射状破裂的镜面中无数张参差错落的脸，那些脸在昏暗的灯影中显得十分陌生，似乎非我所有。是不是由于饥饿而产生了幻觉，我不得而知，但是的确有好几次—甚至该说“好多次”—我把那些分别映现在各块破片上的部位看成是孙小六的脸的一部分。然后（可以说是有生以来的第一遭）我感觉到：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日后，当我在回忆着逃亡期间那独特的寂静夜晚之际，情绪犹不免如潮涌般澎湃起伏。如果用一种分析性的语言去重塑当时的情况，可以这样描述：是那面使映象显得支离破碎的镜子所引发的陌生感使我在一个又一个试图辨识它的刹那之间离开了自己—也就是离开了观看着镜中之象的那个“张大春”。正因为离开了自己，我原先对“张大春”的一切关注和执着也像风中的肥皂泡一般无声无息地消失。我暂时不再理会梳妆台面上零乱潦草、亟待完成的论文手稿，不再担心那些神秘人物因为莫须有的缘故而展开的围捕或追杀，不再因为重拾起对某些书籍内容的记忆而兴奋着迷—当然，也不再因为某一即将被唤起的记忆突遭打断而懊恼。


正当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从许多破镜残块上误以为看见了孙小六面容的局部映象的时候，我忽然掉进一种全然没有自己存在的想像里去—掩上房门之后的孙小六正在做些什么呢？


或许一如来到美满新城一巷七号之后的每个晚上那样，孙小六总是盘腿趺坐，两掌向天，交叠在丹田前方，面朝正东，舌尖抵住上颚齿根之处，同时以一种极深、极缓的节奏呼吸吐纳。


这就是我对掩门之后的孙小六所能想像的全部—非徒想像只此而已，事实也只此而已。打从孙小六能够记事起，他就从来没有躺平熟睡过。想到这个，我的胸腔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


在下一瞬间，我扭熄了梳妆台角落里的小灯，在黑暗中鼓足勇气喊了声：“小六。”


房门的铜荷叶又狠狠地呻吟了一声，孙小六仍是怯生生地应了句：“是，张哥。”


“你不用下来，其实、其实也没什么事。”我支吾了半天，想足了多少道歉或者道谢的话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好随口问了句：“你在打坐吗？”


接下来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对话（也可以说是废话）了不知道多久，内容是什么全天下也无人知晓—我反正是一个字都不记得了—我所能记忆的只是一种交谈的氛围。由于整个对话是在全然黑暗之中进行的，两人说话的目的似乎也只是让自己和对方的声音持续下去而已；时间稍久一些，情景就显得有些荒谬滑稽的味道—至少在我的感觉里，自己好像是在和一整个黑暗的世界，或者说一整个世界的黑暗在讲话。而那黑暗还会发出对应、回答的声音。以我和孙小六彼此陌生的程度而言，其实很难触及什么我们都有兴趣或理解的话题。他不时地想探问的是我对小五“有什么感觉”，我总有办法避开闪过。而当我侃侃说起手边那篇硕士论文里的观点和少得可怜的文献材料中一些琐碎的故事的时候，孙小六也只能“噢”、“唔”、“嗯”地应我，活像一只得了感冒而哑了嗓子的猫头鹰。然而我没有停止这种交谈的意思。我喜欢这样—在无际无涯的黑暗之中，说一些于对方而言并无意义的话，听见一点轻盈微弱的应答，也以轻盈微弱的应答来对付自己所听到的、没什么意义的话语。事实上我一直相信，绝大部分的人类的交谈好像都是如此—不过是一个人和黑暗的对话。这是交谈的本质。也正由于大部分的人不愿意承认他每天谈论的东西，甚至一辈子所谈论的东西都只是“一个人和黑暗的对话”，他们才会想尽办法发明、制造甚至精心设计出各种掩饰那黑暗的装置。


坦白说，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些掩饰的装置究竟是什么。我那样坐在黑暗中和孙小六说了大半夜，其实只是挣扎着如何对他表达一个卑微的歉意或谢意而已。我多么想明明白白地说“谢谢你刚才给我东西吃”或者“对不起我不该冒犯你的好意”诸如此类。可是这样的言语（无论它多么真诚）我总说不出口，我宁可让自己被黑暗狠狠地包围着、封裹着、挤压着，直到孙小六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迸出两句话来—乍听时我打了个哆嗦，还以为在这老宅子里另外跑出来一个鬼—


“张哥！你知道吗？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你。我早就想跟张哥你说了。”


“怎么会说这个？”


“张哥不记得了吗？”


我在黑暗中摇摇头，之后好一会儿才忽然想到，楼上房里的孙小六根本看不见我摇头，便答了句：“记得什么？”


“我们去植物园骑脚踏车，被警卫抓起来盖手印的事。”


“这个你上次说过了。你还说小时候什么垃圾你都记得。”


“那张哥一定忘记了。”


“忘记什么？”


“忘记了那时候我根本没有盖指纹印哪！”


“真的吗？”


“是张哥你趁那警卫没注意的时候用小拇指盖在我的那张表格上的啊！后来罚站的时候你还偷偷跟我说，不要留下一个黑纪录，那我一辈子就完蛋了。”


“没那么严重，根本就是他妈唬人的—我上回不就告诉过你？”


“我还是感激张哥。虽然我这一辈子还是完蛋了。”孙小六的声音听来比我勇敢多了，“我是说真的。”


我做过这么好汉的事么？在黑暗中我摇摇头。不可能。我再摇摇头，努力向室内每一个角落里搜寻那些失落的记忆的影像，却什么也找不到了。我本能地伸手去摸索，结果在梳妆台上摸着了一个已经空空如也的行军口粮塑胶袋。然后我想起来，在和楼上的孙小六说了不知多久的废话的时候，我的确把一整袋狗饼干之类的食物干光了。我吃饱了，精神和体力都恢复了，距离下意识所预期的死亡远了，活过来了，和那些曾经邂逅过、拥有过的生命记忆再一次地告别了。


“我没有别的朋友，张哥，只有张哥是我的朋友。”黑暗跟我这么说。


我应该很感动的。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人听到这种话会说什么我不知道，而我的回答却是：“你朋友还真多。”


这是我和孙小六勉强交上朋友那个黑夜里的最后一句话。

35　面具爷爷及其他


孙小六在十二岁那年第三度离家出走—或者该说“第三度遭人拐走”—的事发生在一九七七年，“民国六十六年”。当时市面上流行一首烂歌叫《从民国六十六年起》，大意是说，从这一年起，一切都会更美丽。我敢和任何人打赌，在那个年代，很多人是以一种感动得不能自已的心情在唱着那首歌的。大约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遇到元旦、“双十”和随便什么鸟节日，都会有一大票人趁天还没大亮的时刻从四面八方簇拥到介寿路上，昂起头等着看两名宪兵在楼塔尖上升旗。电视台派出来的摄影记者还会把那些仰望升旗、淌下眼泪的老百姓如何感动着的模样拍下来，在你刚吃过晚饭，正打着饱嗝儿的时候播放出来。


一切会不会变得更美丽是个愚蠢的问题，我只知道一切会变得完全颠倒错乱。如此而已。比方说，孙小六失踪那天，我所认识的所有的人都在讨论一贯道的事。那是某个礼拜二或礼拜三，一个一贯道的“前人”王寿被刑警抓起来了，和王寿一起落网的家伙叫萧江水，他的职称是“宰相”。两人被捕的罪名是他们宣称自己乃佛祖投胎转世，于是称王称帝，发展组织不说，还以“渡大仙”的名义向信徒募敛钱财，混了个上几千万的资产。治安机关随即宣布：要彻底消灭邪教势力，让我们的社会风气更清新、更干净。可惜这话说早了—王寿和萧江水给抓起来之后，治安机关才发现，一贯道信徒的总数比全部的陆海空三军加起来还多了好几万。一切并没有因为称王称帝的神棍被捕而更美丽—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孙小六从五楼窗口一跃而出，窜入竹林市的那天下午，有三组准备出马竞选领导人的政治人物分别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拜访一贯道的总坛，呼吁全国不吃鱼、肉可是不忌吃鸭蛋的教友投他们一票。


我还可以举一个一切不会变得更美丽的例子。孙小六在那一年六月十三号那天遇见万得福，地点是在台北西门町峨嵋街一家叫“金元宝”的小歌厅门口。万得福在骑楼下拦住孙小六，要他到对街立体停车场“避一避”。话才说完，金元宝”门里冲出来三个人，前面两个大个子人手一把枪，后面的小个子则神色惊惶，滴溜溜转着双大眼珠子四下张望。孙小六给万得福扯着臂膀，冲过街心的时候听见一声刺耳的紧急煞车—


关于那两个大个子如何朝煞车却未及开门的一票人连开多少枪，以及他们如何护送那贼眼贼眉的小个子劫车离去的细节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不在场，没有立场说话，只是孙小六瞥了那小个子一眼，因之而印象深刻。他认识那小个子。他是个颇有点儿小名气的台语歌手，出道十多年，渐成电视红星。就在给孙小六撞见的前一天，这个叫叶启田的歌手还在台南元宝歌厅驻唱，因为受不了台南地痞的勒索而找了几个少年郎替他围事，动起手来把地痞打了个一死二伤，自己只身窜到台北来，投靠元宝歌厅老板的哥哥—此人是金元宝的大股东，人微角轻不必细表。总之孙小六见过的这小个子后来居然当上了“立法委员”，插身“教育文化委员会”问政。这是我说世界不可能变得更美丽，只会变得颠倒错乱的另一实证。


如果要把“从‘民国六十六年’起，一切都会更美丽”的反证一一罗列而出，恐怕要说到“民国九十九年”也说不完。不过，跟孙小六有关的另外一个事实是非说不可的。这件事发生在搜捕一贯道首恶分子之后、通缉贼眼小个子歌星之前，正确的时间是三月三十号上午。孙小六所谓的“面具爷爷”扔石头没留神，打下了一架直升机—事情要用类似孙小六那种慢条斯理、不忌繁琐的方式说，才说得明白。


农历年前的二月八号，只有十二岁的孙小六在双和市场里遇见这“面具爷爷”—这人脸上罩着个长了双弯犄角、凸眼珠，还有副翘下巴和一张血盆大口的塑胶制妖魔面具。他凑近孙小六，低声道：“有空没有？”孙小六听那声音便知道：完蛋了！又来了！正待拔腿要跑，“面具爷爷”早已按住他的琵琶骨，道：“前回‘纱布爷爷’没告诉你么？”


孙小六胡乱点了点头。


“‘纱布爷爷’说什么来？”


“说我要是不跟他走，就把我爸我妈我哥我姊切成一块儿一块儿的。”孙小六说着，已经流下泪来。


“然后呢？”


“然后绞成泥、和韭菜—”孙小六这时开始抽搐起来，然而琵琶骨上的手指抠得更紧了些—他不觉得疼，但是浑身上下却有如叫人用麻绳给扎了个结实、直叫透不过气来，自胸腔以下则几乎完全麻木了。这时他的悲伤倒不是由于疼惜自己身体的缘故，而是想到他爸他妈他哥他姊可能遭遇的下场。


“绞成泥又和上韭菜之后呢？”“面具爷爷”温声问下去。


“做成—饺子，煮，一，锅。”孙小六终于把这一套恐怖的流程说完，连鼻涕也呛出来了。


“既然都记得，咱们就上路了罢？”“面具爷爷”似乎是在面具后头笑了笑，道，“你小子如果当真是那星主投胎降世，包你不出一年半载，就能打我这儿出师。”


“可是—”孙小六一眼朝市场口瞥去，忽然给激出个主意来，当下抬袖口抹了把脸，扯了个谎，“今天下午我要去师父家练拳。”


“想搬出你师父那两套臭把式来吓唬爷爷我？”“面具爷爷”的面具凑得更近了些，从那张血口之中喷出一股又腥又呛的怪味儿。孙小六打从这一刻起迷糊了，只知道自己歪歪倒倒踅出市场口，扶墙摸到武术馆，站在大门口跟彭师母道了个别，说过了年也不一定会来，之后便什么也不知道地走了。


这一次，孙小六居停所在却不见之前的那个新生戏院了。“面具爷爷”带他住进一幢乡间的别墅。这别墅前后皆有庭园，园中修竹短草，参差有致。侧院筑有白石小径一条，顺着这小径往里走，过了二进房宅还另有天井一方，中有鱼池一座，池中养了几十尾或赤或白的锦鲤。对幽囚在此的孙小六来说：每天能到那池畔以观鱼作耍，称得上是唯一的乐事。


除了鱼池，那独门独院的大别墅中最令孙小六印象深刻的是某小室墙上的十字架，以及小室对面卧房床下的一双大皮鞋。之所以印象深刻，乃是因为“面具爷爷”每见那十字架都要施以“哼哼”两声喷鼻冷笑，却从不说明缘故。至于那双大皮鞋则更有不得不令孙小六难以忘怀之处—他每天晚上都要在那双皮鞋旁边的地板之上打坐入眠。陈年老皮子加上钻石鞋油的刺鼻气味，着实难以消受。然而“面具爷爷”曾经三令五申：暂住于此实非得已，为了不节外生枝，徒增惊扰，是以在此居停之际绝对不能破坏一砖一石、一草一木。室内陈设原本如何放置，便一任它如何放置，连几上茶杯、厕中巾绢和床下皮鞋亦复如此。孙小六初入此屋的几日感觉万分不自在，只道这房子的主人一定是个不吃不喝、不拉不撒的神仙，才能把居室住得这样纤尘不染。未料三数日后，“面具爷爷”才告诉他：此屋原主已在两年前仙逝，人死了，房子也带不走，如今只有三两个“底下的人”每周前来洒扫整顿，务使其情状一如原主生前旧观。


“咱们既然只是来此借住，便不该移动原先物事一分二毫，这—”“面具爷爷”用鼻孔哼了两声，叹了口气道，“也算是对死者的一点敬意罢！再者，你若随手移动了些许物事，教那来洒扫整顿之人窥看出什么端倪，咱们可也就住不下去了。”


是以每日清晨，“面具爷爷”都会手持一枚放大镜，将屋前屋后、里里外外巡看一遍，直要见到每样小物件皆归置原处，未见丝毫偏移，才算放了心。这样巡看一回，差不多已过八九点钟光景，“面具爷爷”便带着孙小六从后园的一堵矮墙纵跃而出，去做这一天的功课。直到夜色四合，再由原路跃墙而入，蹑步潜踪，各自回房睡觉。有那么一遭孙小六心血来潮，在“面具爷爷”巡看之时劈头问了两句：“这主人既然死了，怎么还要人来替他打扫房子呢？难道他要变个鬼回来住吗？”


“面具爷爷”闻言之下悄然说道：“人世间哪里有鬼神可以立足之地？自凡说神道鬼，皆是因为怕人失去了敬畏之心，才借这鬼神的说法来畏之、戒之的。人一旦有了敬畏之心，也就不至于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了。”


“他既然变不成个鬼回来，又为什么要替他打扫房子，还擦皮鞋呢？”


“面具爷爷”想了片刻，一副不该说、又不得不说的神情，几度启齿，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最后终于迸出这么几句来：“人虽然不在了，可是祭之、祀之就仿佛他还在的一般。这里头有个极深的意思，叫‘祭如在’。说的是我们活着的人眼中不能只看见现在的人、现在的事。”


“那么这死了的人以前是个好人？”孙小六问道。


“面具爷爷”这回不答他，扭头进了那间小室，关上门，大约是又抬眼瞥见了墙上挂着的木十字架，随即发出两声哼哼。孙小六没得说，只好扑身盘腿，在那双大皮鞋旁边趺坐定神，一夜如常，无话无梦。


至于每天所行的功课，便与“大牙爷爷”和“纱布爷爷”所授者完全不同了。这“面具爷爷”总是手持一枚放大镜，出门逢着什么事物，似乎但凭兴之所至，便凑近前，仔细端详一阵，再回神思索半天，仿佛直要将所见之物想了通透无碍，才肯向孙小六讲述。所讲述的内容，初步未必同先前那事物有什么关联，听来不过是一个套一个、一则接一则的故事，但是环环相衔，只字片语皆令孙小六铭印在心，挥之不去。下面是为数不下千百计的故事之中的一套。


那一天“面具爷爷”和孙小六跃墙而出，朝后山坡下行了数百步。走着走着，“面具爷爷”忽然“咦”了一声，停下步子，朝身旁草丛中寻拨一番，一面掏出放大镜来，冲一株碗口粗细的树上打量了许久，又循例思忖了约莫有半个钟头。猛地开口：“你该认识这树—这叫桑树。且此株能生长得如此结棍，乃是经历过好些年月的艰难打熬，它居然能活下来，倒真是不容易了。


“从前孟老夫子说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说的是什么呢？一般人说这几句，不外是有个五亩地的宅院，在空地上种些棵桑树，再养养蚕，就可以让五十岁的老人家穿绸衣服了。这是不明白孟老夫子的道理说法儿。孟老夫子说五十岁的老人可以穿绸，而不说二十、三十岁的壮年之人，或者七老八十的暮年之人，乃是说这种桑育蚕的事业，非有个几十年的时间是无法成就一分产业的规模的。所以十几二十几上种了树，到五十岁才穿得上绸料。底下才会有‘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这一大堆的话，说的都是谋生教养的艰难，非穷耗无数岁月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这些话，你要记下了。


“再者，方才我说此株存活尤为不易，也是有道理的。这株桑树原先不知什么缘故，是发在我们所住的那宅院之中。那主人嫌桑丧同音，兆头太坏，便叫整理庭园的工人给锄了、扔了。不意它落在这杂草坡下，滚了如此遥远的路途，居然还抓地生根。如今眼见都两丈多高了，倒是忌讳它的那主人，而今安在哉？而今安在哉？—这，你也要记下了。


“你再看这桑树内层根皮—所谓桑白皮者—这是极有用处的中药，有清肺去热、下气定喘的功效，可以固元补虚、泻浊止嗽的。还有这桑耳，它又叫桑臣、桑、桑黄，也叫桑寄生，是一种专门附生在桑树上的菌，是可以吃的，也可以入药。你，且记下了。


“桑树身上还有这么一样特别的藓类植物，长的模样儿像地钱，名叫桑花，却不是桑树自有之花，也是可以吃的。宋诗曰‘柳菌粘枝住/桑花共叶开’，所指的便是此物。你便将这桑花也一同记下罢。


“另外同这桑树有关的事还很多，其中有些是你一辈子用不上、也学不来的知识，有些是你学得了却未必正用的知识。倒是有这么一样，你非得牢牢记住不可：日后倘若有一赤脸丑老汉拿着一把桑木制成的弓、一支蓬草做的箭，前来寻你，你便不问情由，同他前去。那赤脸丑老汉会传你一套有用的艺业。知道吗？”


孙小六实出无奈地点了点头。也差不多就是在那一刻，他猜想自己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各式各样的老头子们的追捕和牢笼了。


然而，此时他所经历的还只能算是极小的一部分—即使单就桑树的知识而言，前面所说的这些也还只是“面具爷爷”所授之学的九牛一毛而已。


“面具爷爷”看似随兴闲说的内容乍听之下彼此并无干涉，可是时日稍久，自然相互呼应起来。而且不只是“面具爷爷”自己所传授的内容得以桴鼓相应，更多的时候，孙小六可以在他的话语之中听到一些当年从“纱布爷爷”那里听过的道理。比方说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号那天上午所发生的一桩怪事。这桩怪事又必须从日后整理而得知的相关背景资料说起。


一九七六年七月间，一场据说是由台湾省林务局雇请消防专家施放的无名大火烧毁了阿里山小火车站前的一整排木造房屋。传闻中主使此事的林务局其实也是在有关单位授意之下才干出了这等勾当。至于是哪一个有关单位，一直未有定论。有说是“安全局”、有说是“警备总部”，也有说是“国防部”情报局的，总之是这么一个情治单位。由于查察线报，该单位得知：在各族山地同胞间有一跨部落的“走路人”行当存在。这种“走路人”师徒相传，每传一代弟子皆是自各族中拣选体格壮硕、耐力逾常者，是为周游于全岛部落之间的信差或专使角色。这种“走路人”终身不娶，其所司之事便是自基隆附近的小丘陵入山，沿棱线遍行全岛，传递部落间大小信息。由于身份不俗，使命特殊，“走路人”每至一处，便会受到极其丰盛的酒食款待，且有美女服侍，务使惬洽。此外，“走路人”决不介入各族之间的争战，其所行走的棱线路径亦属绝对机密，非师徒相授者，外人无一知晓。那情治单位在侦知有此一秘密路径之后，曾屡次遣特训人员跟踪，却每每于半途中失算落梢，不可复得。而根据所有已知情报综合研判，每年七月中，阿里山小火车站附近，都有类似“走路人”师徒模样的老小“山青”出没。这个研判结果落在该情治单位的一名消防顾问洪子瞻手中，却得出了一个“火攻之计”的策略—质言之，便是在七月初施放一场大火，再遣便衣人员严密注意阿里山小火车站左近人口流动情况，遇有可疑者即行逮捕，届时再加以秘密刑讯，不怕没有口供。洪子瞻之所以力主此计，乃是因为他坚信“一场大火”乃是各族山地同胞之间都会关心讨论的重大事故，“走路人”有义务奔而告之。


倘若仅此一虑，火未必放得成—因为这毕竟是攸关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灾害，岂可任意酿致。偏巧台湾省林务局有个为“山地同胞”开辟新社区的计划，正愁没有说服住民放弃老房舍的口实，洪子瞻这“火攻之计”恰可与新社区拆迁计划互为表里—这场火只要不烧死人，便称得上师出有名了。


这场火果尔将小火车站前的几十幢木造房舍烧了个片瓦不留。所幸大火延烧之前，林务局早已作了安置：招待住民去林务局实验所看露天电影，是以火场内并无人员伤亡。事后局方承诺：半年之内可以规划建筑完成一批新社区房舍，住民也就有新屋可住了。


孰料火也放了、屋也烧了，“走路人”却始终未曾现形，那主持纵火逼事的情治单位撂下话来：没有“走路人”的棱线路径图，就不会发放新社区的兴建经费。此事延宕到一九七七年二月，那些流徙到其他聚落村集中无家可归的住民已经忍无可忍，成天到晚前往林务局驻在单位扔掷空酒瓶泄愤。此情由观光客辗转向新闻界透露，遂有那专以刊载社会耸动案件起家的报馆以“官逼民反”之类的案语登了几日消息。林务局实在吃不消这样攻讦，赶紧挪支了些山地水土保持经费，先给所谓“新社区预建址”处打上了地桩土梁之类的地基，又邀约了十名新闻记者搭乘直升机前去阿里山，名曰“参观神木新社区整建工程”，期使这一趟行脚下来，记者诸公可以在报章上替林务局美言几句。然而这一架编号八—一三一三的直升机根本没飞上阿里山，它在林口上空就坠机了。这一日低空风势强劲，上升气流间歇起伏，倒是应该不至于影响已经升空、且以稳定速度前进的直升机。然而，就在坠机的前一刻，机上正副驾驶、两名林务局陪行官员以及十位记者都听到螺旋桨叶片发出“喀啷”的一记巨响，随即在数秒钟内失速。直升机体勉力盘桓十数匝之后终于撑持不住，侧身压倒在一株大树顶上。由于树冠十分茂密，托卸了很大一部分的坠失劲力，是以机身虽然断成两截，机上一干十四名人员大多无碍，仅正副驾驶和一名林务局官员受到轻伤。


众人相继爬出机外，所能看见的直升机已是残骸，螺旋桨叶片早就不知断落何方去也，只这机身外壳经树枝擦磨了一圈，竟然片片卷卷，犹似鱼鳞。一名记者在次日的新闻中如此描述：“我们这一群侥幸大难不死的生还者在爬出机身之后的第一个感觉竟恍若从一条鱼腹中钻出的一般。”


另一名记者则以较抒情的笔调描述了附近正在举行建醮法会的某寺庙僧众稍后前来协助从事救援工作的细节。在这位记者的文章中，还有如下一段刻画：“头部碰伤的副驾驶在获救当时频频呓语：‘白色的老虎。白色的老虎。’我们都以为副驾驶可能因脑震荡而产生了轻微的幻觉。幸好入院检查后并没有进一步的症状出现……”


上述这个背景—也就是从利用“火攻之计”迫使“走路人”出首，一直到十四名坠机事件生还者后来的叙述—皆可以自报章杂志乃至一些散轶的回忆录式文字中爬梳而得。然而它仍只是片面的。如果不拼合“面具爷爷”这一方面的事实去看，则它非但片面，甚至充满误解。


至于“面具爷爷”这一方面的事实，又要先从他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号当天带孙小六外出授课的内容说起—那一天，“面具爷爷”告诉孙小六：当年“纱布爷爷”教了他一套奇门遁甲阵虽然称手好用，可却只是这门学问中的皮毛。


“所谓变色易貌、布幻设迷，只在唬弄那些没眼神、无心机，比咱们愚笨的人。”“面具爷爷”如此说道，“可是奇门遁甲作为一种占卜之术，还有无数功法成就，犹在摆阵之上。


“此术早在明代中叶即由一名唤刘兰溪的老道士传下，一传两支。一支经走方的黄雀卜者而传，一支经卖艺的江湖术士—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魔术师’的—而传。这两支向例互无来往，一直到清末出了个苦石道长，机缘奇佳，先后从一卜者、一术士身上学得这奇门遁甲两支的全般艺业，传了你‘纱布爷爷’。只可惜你‘纱布爷爷’还不曾出师，苦石道长便入寂归真了，是以他的道行还不算完备，摆几个迷阵固然难不倒他，可是讲究起观天窥人、未卜先知来，就有些吃力了。


“我是个喜好读些杂书、研究各种旁门左道之务的人。此生容不下一件不明白的事、见不得一宗不透彻的理。是以过去几十年来，东鳞西爪地涉猎了不少乱七八糟的琐碎学问。你‘纱布爷爷’那几手我也参习了十四五年，直到这几年上，我才参出其中还别有究竟。你且看—”


孙小六应声顺势抬头朝“面具爷爷”指尖尽处看去，但见一片朗朗青天，高空中有一块一块似瓦片又似鱼鳞的云彩。


“这叫高积云。”“面具爷爷”微微眯着眼，细细觑了半天，弯身拾起块小石子在手中，道：“老古人叫这云为‘庆云’、‘紫云’、‘景云’，意思是一种祥瑞之云。有了这种云，就不会下雨了。俗话说‘天上鲤鱼斑/明朝晒谷不须翻’，就是这个意思。你顺便把这云的称谓、形状和这谚语都记下了。再往云后面看—”


孙小六手打亮掌遮住眉沿，逞尽目力朝那高积云破洞深处的一抹蓝天望去，可怎么看也只见一片湛蓝。美则美矣，却并无可见之物。正狐疑间，耳旁传来一阵低沉的嘱咐：“欸？难道你‘大牙爷爷’教给你那套‘欲穷千里目’的功夫你竟忘了吗？”


孙小六闻言一怔，还来不及思索：这“面具爷爷”不只同“纱布爷爷”相识，居然连“大牙爷爷”也知道。转念之间倒立刻忆起“欲穷千里目”是一套增强目视能力的内功—孙小六极幼小时背诵过千遍百遍，印象深植脑海，但是他从未认真记之、用之，直到“面具爷爷”这一提醒，才赫然想起来了。


当下先将气血过宫总诀默诵一遍，再就这天光看出：此际属辰时，辰时气血归发于胃宫，血行在鼻、透心窝十二支骨、脐边平直开四寸，这得将内力自足阳明逼成一线，散入三焦，经一小周天，暂囤于气海，使成忽断忽续之势，点点离离，循任脉而下，沿督脉而上，潜伏于百会少顷。接着，再透过内观冥想将这点状之气布于眼周蝶骨边缘，待其分布均匀之时根本无须睁眼，那视力便可透过眼睑皮膜，直穷于外。此时正在光天化日之下，若以寻常视力观看世界，万物灿烂明亮，岂有异状？但是一旦运用起“欲穷千里目”的奇功，却得以眼睑为滤片，滤去这强光之害，直看进更迢递窅渺的宇宙之中。“面具爷爷”在这一刻道：“我食指尖所向的一颗星叫天冲星，又叫左辅星—这，你总不至于也忘了罢？”


孙小六貌似瞑目，其实看得个一清二楚—那正是当年“纱布爷爷”教他辨认的一组星辰中的一颗。


那总共是九颗星，分别命名为天英星，又名天枢或贪狼，配在离位；天任星，又名天璇或巨门，配在艮位；天柱星，又名天玑或禄存，配在兑位；天心星，又名天权或文曲，配在乾位；天离星，又名玉衡或廉贞，配在中宫；天辅星，又名开皇或武曲，配在巽位；天蓬星，又称摇光或破军，配在坎位。另有天冲星，又名左辅；天芮星，又名右弼。这两颗星经常是隐而不见的，但是熟通前七星布列之势（也就是一般人所称之北斗七星或大熊星座）者，对这两星也多有想像的位置—即是在天蓬、天辅二星之间的左右两侧，它们便分占震、坤二位。


是以也可以用这样一个图表来显示这九星八卦的基本配置：


“面具爷爷”这时在孙小六耳边沉声道：看你神色，仿佛真忘了你‘纱布爷爷’的教诲了。”


“不不不、没忘没忘。只是找不着那颗天冲星—”


话还没说完，孙小六后脑勺上便吃了一记拍打，可他眼皮还不敢睁开，耳边又听“面具爷爷”道：“说你忘了还不认？‘天冲、天芮，视而不见’的诀词难道是白背的么？来！我投个石子儿给你比拟比拟—”说着，便窸窸窣窣在一旁草丛中拨寻了片刻，又猛里大喝一声，仿佛是运上了不知多么大的一股气力，奋掷小石出手。隔着层红橙橙的眼皮，这孙小六逞起“欲穷千里目”奇功仍看得一清二楚—那小石子儿便恍如一渐去渐远、也渐小的黑斑，恰恰朝天蓬、天辅二星左侧飞去。偏就在那小石子儿即将自极高处疲落而下之际，但见横里忽然飞过来一只硕大无朋的蜻蜓，恰恰撞上那石子儿。说时迟、那时快—孙小六睁开眼皮，身旁的“面具爷爷”也瞠目结舌地“啊—呀！”喊了一声。


原来说巧不巧，真个是一脚踢出了屁来的那么份儿巧劲凑合—当空不知多高多远之处，堪堪飞过来的是一架林务局招待记者，准备南下阿里山宣导新社区整建作业的直升机。“面具爷爷”把这直升机的螺旋桨叶片打了个弯折，那一枚小石子登时化为齏粉，直升机动力顿失，便飘飘摇摇、挣挣扎扎地坠落了几百丈高，栽进一丛树冠之中，压垮了树身不说，机身也由尾架处断成两截。


这“面具爷爷”作何表情，孙小六是不知道也就记不得了。可是在那一声惊喊之后，他又紧跟着念了一串怪话：“‘天冲值辰，鲤鱼上树，白虎出山，僧成群。征应后四十日内拾得黄白之物，发横财。七十日内家主有折伤之患。’”念到此处，“面具爷爷”摇了摇头，又思索了片刻，瞄一眼半里开外坠毁的直升机，拍了拍孙小六的肩膀，道：“好在这征应里没有死人，否则爷爷我的罪过就大了。咱们快走罢！”


“直升机里一定有人，不去救他们出来吗？”孙小六双脚杵着，动也不动。


“待会儿自有一麻袋的人会来救他们的，此处没咱们的事儿。”“面具爷爷”似乎着了急，抬手抓抓脸，又忽地发觉脸是给藏在一顶面具底下的样子而停了手，低下声自言自语起来：“怎么这么说呢？李绶武啊李绶武！你活了偌大年纪，经历过多少颠沛流离，到了这紧要关头，器度胆量竟还不如这么个孩巴芽子。唉！罢罢罢！—小六，还是你说得对，那直升机里一定有人，咱们不能见死不救。”说罢一甩双臂脱去罩身长袍—里头居然是一套连身的紧束棉衣裤，大约是穿的年代久了，说不上来是白的、灰的还是黄的。孙小六从没见识过那样的衣靠，一时之间还以为是BVD长筒内衣裤，正寻思这“面具爷爷”为什么要脱衣服，猛可见他一个旱地拔葱，蹿入半空几达十余尺高，空中却不稍停伫，使的竟是孙小六的姊姊小五会使的一种凌空翦腿的身法，一径往直升机落地之处飘了过去。未待孙小六交睫眨眼，“面具爷爷”已然趴伏在那硕大的鲤鱼一般的前半截机身之旁，蹑手蹑脚像是怕叫机身之中的乘客给认出来的模样。就这么前后寻了两趟，才向机身底侧的另一边踅绕过去，冲飞而起，顺势扭开向着天空那一侧的机门把手，再绞着一双像是由一具马达操控的腿子，沿原路飘了回来。这一去一返只不过是弹指间事，非徒令孙小六印象深刻而铭记不忘，恐怕也让当时机身之中唯一瞥见这过程的副驾驶大感骇异—难怪在那篇文字感性温柔的女记者的追问之中，众人一致怀疑副驾驶因撞及头部而出现了暂时性的幻觉。不消说，那“白色的老虎”正是脱去外袍、头戴鬼脸的“面具爷爷”。他是前前后后几位爷爷之中唯一不小心让孙小六获知名字的人，不过，由于孙小六在二十二岁以前的语文程度太差之故，他自然不会知道“李绶武啊李绶武”是哪几个字，他在龙潭徐老三的老宅子里跟我描述这整个过程的时候也疑则传疑地表示，他听到的字是他不认得的字，也许是“你瘦五啊你瘦五”罢？


孙小六这个版本可以一直说下去：从“面具爷爷”从外面打开已经变形的机门门柄，到几十百名在附近做法会，却临时前来救难的和尚们如何集结以及下达军事口令等等。不过那样说太费事。虽然我必须坦白招认：我非常喜欢和尚们高喊“向右看齐”、“向前看”和“齐步走”的细节—且由于这细节太真实又太荒谬而令我捧腹不已。对孙小六来说，和尚这个部分甚至还是整个坠机或救难事件中最迷人的一段（他表演了两次）。可是，对我而言，看似最无关紧要的“你瘦五啊你瘦五”则别具独特的意义。


在一九八二年八三年之间，我尚未来得及结识高阳，当然也就不会知道李绶武正是化名“陶带文”而实为《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的原作者。此外，在短暂的接触、交谈之中，不论是万得福也好，我老大哥也好，也从未向我提过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大约就是那种和黄杰、陈大庆、高魁元等等，差不多的名字，他们都做过一阵什么官，然后就变成了资政。这种人通常无政可资，所能做的不过是出现在报纸的讣闻栏中，吓人一跳—因为读者通常在看到这种人名字的时候直觉以为他们早就死过一次，怎么又跑回来了？


脸上罩着个妖魔面具，身上穿了套棉质紧身衣靠的资政被这世上的某个小人物误认成白老虎。这是令我十分着迷的一个千真万确的情节，一个可以说已经湮没在世人记忆或认知体系之外的荒原中的事件。它发生了、存在过，然后被误会和忽视所放逐，几乎因之而寂灭。它甚至应该比阿里山小火车站前那场烧掉整排民宅的无名大火更值得被载录于《“中华民国”大事年表》之类的史料之中，因为正是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把一个又一个看似神秘又彼此无关的名字串联在一起—至少，对我这样一个杂读群书而无所用的鼠辈来说，其所揭露的历史毋宁更为有趣而可信。让我姑且以“‘面具爷爷’及其他的历史”称之。简言之，“面具爷爷”—资政李绶武—是第三个绑架孙小六出走的老人。他们潜踪借居之地是桃园县复兴乡角板山附近一处“老头子”的行馆。此地于“老头子”心脏病突发去世之后一度关闭，仅维持极少数人力打扫整理，直到一九七七年暑期以后才开放民众前往参观。我就是在那年以“救国团”分支机构“中国青年服务社”培训之噜啦啦服务员身份负责向参观者导览那行馆的工读生。也正因为有这么一段经历，当孙小六向我描述那座乡间别墅的庭园、鱼池、房间以及墙上的十字架和床下的皮鞋，乃至院外山坡草丛中死而复生的桑树……诸般细节的时候，我能够毫不迟疑地辨认出那就是“老头子”生前经常喜欢盘桓、居停甚至商议重要国是的所在。


只不过到那行馆对外开放参观之际，李绶武已经将孙小六带往台北市西门町的另外一个空屋藏匿—这显然是由于他不希望被汹涌而来的参观人潮打搅或干扰的缘故。


此外，正因李绶武无意间吐露了自己的姓名—听在孙小六耳中也许只是一串全无可解之意的符号，可是却提供给我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这个“面具爷爷”当年曾经被冠以“最年轻的资政”之号，据云乃戴笠一系名为“特务”的情治单位出身。抗战前曾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任职机要。然而自国民党迁台以后（也就是他当上资政未几）便再也不过问任何台面上的重大政务了。有一个关于他的传闻曾经出现在《传记文学》或《中外杂志》之类的刊物之中，我依稀记得那篇回忆录式的文字是以充满惋惜之情的修辞暗示：倘若“老头子”在一九六三年十月能够顺利取得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则“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的革命大业非常可能“迈入了一个新的里程”，之所以未能迈入这新的里程，则是因为“某一曾经参赞中枢、与闻机要且时时以博学淹通睥睨群公的人士作梗”之故。也正因为“反攻大业”倏尔遭到“撒泼塌击”（按：这是老派文人喜欢运用的一种译式语言策略，疑原文为sabotage，意指在产业或政治、军事纠纷中以故意破坏机具、设施，或阻挠某一计划之遂行为手段的阴谋活动），“老头子”才会在两年之后逐步展开对政府内部残留匪谍或异议分子的肃清行动。


关于这篇刊登在那种“类历史性”杂志上的文字，我记忆有限，独于一次秘密策划的“反攻大业”行动和一个博学而瞧不起衮衮政客诸公的“某人士”印象极深。在孙小六说出“你瘦五啊你瘦五”的时刻，我赫然想起那个几乎已经消失了的资政。


“‘面具爷爷’及其他的历史”还可以是非常繁复的一部中国当代生活资料纪录。比方说，他身上那一套白色棉质紧身长筒衣靠日后便穿在孙小六的身上—如果有谁能到竹林市找着孙小六本人，让他脱下来，再找个科技单位研发部门好生研发研发，继而推广之、行销之，当可大暴利市。因为就在茶园仓库大战、以及尔后发生在“美满新城一巷七号”楼顶的恶斗之际，这一身据说是当年杭州湖墅地区工匠以“木龙头”手拉机穿梭织就的衣靠发挥了极强极韧的防护作用，救了孙小六一命。


此外，经孙小六转述的一则回忆也填补了“面具爷爷”李绶武和“蓝衣社”之间恩怨纠结的一段经历—它恰恰可以嵌在我所读过而无法相互勾稽拼合的几段史事之间。


孙小六转述它的时候并无确切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其中除了“面具爷爷”这个角色之外，都是身份模糊的“坏人”、“那帮人”、“特务”和一个被称为“大元帅”的家伙。对我而言，那些人的名字却再清楚不过—一如用解密本译写出来的明码—其实就是贺衷寒、蒋坚忍、康泽、余洒度、居翼和邢福双。也正因为我曾经寓目的书籍之中还牵涉了另外两个人物，也应该在这个段落里加以说明—只不过在李绶武向孙小六述说这则过往之时并未提名道姓，只以“另外两位爷爷”称之—他们分别是汪勋如和钱静农。


李绶武之所以要同孙小六述说这则往事，或许跟孙小六不期而然撞上万得福有关。当时他们已经离开角板山“老头子”行馆，躲回台北市西门町。在一次意外撞上逃亡的杀人歌手叶启田的时候，被万得福拦住，一把扯到对街立体停车场，躲过一阵天外飞来的枪弹。万得福事后只跟孙小六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叫万得福，回去跟你那几位爷爷说，‘老爷子’临终有交代，得见了面合计合计。”说完人就一溜烟儿不见了。


依照我事后的推测：万得福之所以那样匆匆来、匆匆去，藏头缩尾、讳形匿迹，一定是出于不敢轻信对方究竟是敌是友的顾虑。借由孙小六传话，起码透露两层意思：第一，万得福知道有这么“几位爷爷”动辄拐架孙小六离家出走，授以平生绝艺。第二，让这“几位爷爷”也知道有万得福这么一号人物如影随形，翩然在侧。换言之，万得福口头上虽然说“得见了面合计合计”，意思恐怕反而是“并不方便见面”。机心深刻一点设想：万一孙小六遭第三者强行问讯，得到的口信就只能是“得见了面合计合计”之言，则表示万得福并没有和这“几位爷爷”见上面。如此一来，显然双方还是不见面的为佳。


李绶武听了孙小六转述之言，点点头。过不久让孙小六重说了一遍，又点点头。片刻之后，居然又道：你再把当街拦你那老头子的话说一次。”


“他说：‘我叫万得福，回去跟你那几位爷爷说，“老爷子”临终有交代，得见了面合计合计。’”


“你记下了没有？小六。”


“记下了。”


“记下了好。”李绶武笑着说，“再有旁人问你，你就这么说。自凡是照实说，一定忘不了。”接着，李绶武向孙小六叙述了那段充满尔虞我诈气氛的故事—对于当时只有十二岁的孙小六来说，我认为他所能够得到的教训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36　特务天下


“南昌剿匪总部”—又称“南昌行营”—里有这么一个单位，外人仅知其名称为“计划处”，门榜挂着木牌，开门处是一扇大屏风，里面是些什么人？处理些什么公事？则鲜少有知情的。


李绶武被那居翼狠狠揍了一顿之后，便给安置在这计划处里。室内桌椅几凳俱全，四壁全是木制橱架，满架上堆放的都是些装订成册的宗卷文书，看来显然是个贮置档案资料的所在。根据李绶武自己的推测，居翼之所以将他安置在计划处时并无长远打算，只那两掌重击之下，揣度李绶武必然承受不住，于是仅仅交代了一个武装兵，先将此人扔进计划处去，更无余言。岂料才处理了这一步，戴笠的第二封急电又来，要居翼即刻动身前往南京—倘若对照当时其他相关的背景消息来看，这一连两封电报催促登程所为者，应该就是冯玉祥雇用一批叙利亚人密谋刺杀“大元帅”一事—居翼慌忙驰往南京，竟忘了计划处里还躺着个性命垂危的李绶武。


且说这李绶武的祖上—也就是在《七海惊雷》中托名的李甲三—为吕元所传之“泥丸功”四支之一。前文曾经表过：李甲三徒步千里，扶棺归葬其师至凤阳故乡，结果在棺中得了一本题写着“泥丸长隐/万象皆幻”的操典；随读随翻，纸页上的字迹也逐字逐行地隐没。此后由李甲三所传的济宁李氏“泥丸功”一系便非练家武士之流，而一向以搜纂考究各种武学掌故的工作为己任。这一系“武学的收藏家、武术的考古家”若非迫不得已，是不会将平日娴记熟诵的武功拿来做什么防身克敌之实用的。


李绶武这人更是好学成痴，非但于武学、武术无所不窥，对于各门各类的天文地理、图谶方伎更是殷殷求顾，切切思习，尤其是与拳脚兵刃、内家外家有关的种种掌故功法更十分不愿放过。不料尾随邢福双入社而来，硬生生捱了居翼结结实实两掌，比起寻常练家子十顿、百顿的殴打还要吃重几分，几乎就要命丧黄泉、魂归太虚了。可他躺在这计划处的地上，微睁双眼，觑见四下里俱是些图籍资料般的物事，灵台方寸之间忽而一阵清明，忖道：此地居然有这么些文卷，倘若能翻看翻看、浏览浏览，说不定还可以长点儿见识，多点儿学问；那么，就算一时半刻之后就要死了，也差堪不枉。一面想着，李绶武一面挣扎着起身。然而居翼的两掌虽然只招呼到他的左颊和下巴两处，可是内力刚猛顽硬，已经钻入他的颈脊椎节之间，将神经束震断—质言之，此时的李绶武手足四肢俱已不听使唤，成了个瘫废之人。


也就在这一刻，李绶武不觉轻轻叹了口气，嘴角微微抖了抖，暗道：你自幼饱览各种武书，熟知诸家技击，不意给人这么一打，便直似破棉败絮，动弹不得了。难道孜孜十余年所研所习，不过是这一脉幽幽然、缈缈然的思虑，眼见还就要与身俱灭了吗？如此想下去，可说是越想越伤心、越想越断肠，两行热泪竟扑簌簌自眼角成行滚落—那泪水滚到地面之上，久之凝成一汪，冰冰凉凉沁上他的后颈—他不觉打了个哆嗦，玉枕穴处登时传来一阵麻痒突跳。


这一个哆嗦打下来，倒提醒了李绶武：虽说颈椎神经损坏、四肢瘫痪成残，可是人体之中自有无须逞筋拼肉之力，原非任何人所能使得。然而身为吕元一系“泥丸功”的嫡传弟子，他济宁李氏一族如何不能通晓运用呢？前文早已交代：朝元和尚在将吕元辞出师门之前以袖风些许之力催动吕元丹田后之泥丸，让一个从来不曾习武的人于瞬息间成就功果，顿入“活泼”之境—吕元一个头磕下去，根本没有用上多少气力，却将石砖磕得粉碎，可证人血肉微躯之中自有无限周流不居、生发不息的大能量。只是济宁李氏这一支笃学深思，一向不以武斗为能事，说得更坦白些，全是“纸上谈兵”之流，何尝实操实练？


可如今李绶武现成给打成了一只废皮囊，若仅能懊恼这“纸上谈兵”之不及于身体力行，又有什么用处？偏偏一个小小的哆嗦打下来，玉枕穴上那阵麻痒突跳，让他想起一个同吕元有关的故事来。


当年吕元和甘凤池萍水相逢，硬教甘凤池迫着传授武功，吕元见此人虽然粗夯鄙陋，仍不失是个血性汉子，遂允其请，且以结拜金兰叙交。然而两人还有约定：倘或有一日，甘凤池动了个杀人劫财之念，却又不是为他人主持公道的话，便须自废武功，永永不再做什么行侠仗义之事。


未料世事变化竟常成谶验。甘凤池固然在外颇有侠名，自家谋生务实倒总为侠名所累—毕竟他与刺杀皇帝的吕四娘同在八侠之列中，纵令他果真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大豪杰，试问，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抬头挺胸、扬眉吐气，不能受闾里市井间老幼妇孺的钦羡、爱慕，成年累月只便昼伏夜出，避人耳目，岂不闷煞了像甘凤池这样尚意气、好名节，喜欢迎风逆行的人物？最令甘凤池神丧气沮的是，长此以往，江浙一带地面上的人物居然忘了“甘瘤子”这号人物。


江湖上惯见的情形便是如此：有人技击了得，受人畏忌也罢、推重也罢，封他一个侠字算是难能可贵的了；然而一旦招惹上公门是非，坏了清望，甚至还受虚名之累，成了亡命逃捕之徒，那么空顶一个侠衔在身，是连饭也吃不上的。久而久之，原先在甘凤池身边恭维簇拥、趋走倚附的人益形疏远、零落，倒是自内廷潜出，到处围逮凶徒的禁中高手势成渐束渐紧的网罗。不到三年之间，甘凤池已经给逼得遁往那湖广、四川各地藏匿，且犹不得饱食安寝。


某日在成都市上，甘凤池早已饿得头晕眼花，不意又见有那侦骑人马出没，还以为又是冲自己来的，遂抢忙往人多处窜走，情急之间，撞倒了几个肩挑贸易的商贩，将饼饵果食打砸满地，自己也给绊得摔了个马趴，可谓狼狈至极了。偏就在他头脸指掌之间的地上，有那么一枚铜钱掉落，甘凤池连想也不曾想，一把抓起那铜钱，撑身便起。不料此景却叫身旁一个丐童瞧见，登时发喊：这脑袋上生瘤子的老泼皮抢人铜钱！”


甘凤池闻言一悚，低头再看，手中可不正摊着一枚铜钱？这刹那间百感交集，忖道：想我甘凤池在南京时日是多么风火光鲜的一介大侠，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居然当真为了一枚铜钱成了强徒，且在十目所视、千夫所指之下，更是无地自容了。


就在这既羞且愤的片刻之际，甘凤池忽然想起当年与吕元订交时赌的一个咒—他日甘凤池要是为了一己之私动了贪人钱财的歹念，便一抓摘了这颗瘤子。这话毕竟是他自己说下的，如今铜钱在手，歹念在心，苍天后土俱是见证。甘凤池二话不说，恭恭敬敬将那枚铜钱置于地上，右手径往额角上瘤子抓去—


这顷刻间的血肉淋漓便毋需细表了。市集上众人见这人自破命门，仰身栽倒，登时吓得蜂飞蝇散。辗转唤来地保、仵作时，又已经过了半个时辰。验看俱毕，只道此人既无鼻息，亦无脉动，自是死了，便喊过些远近围看的丁壮，先将甘凤池尸身舁往集边一野寺暂置，再发这些帮闲好事的四出打听：这死者究竟是什么出身来历？


想这甘凤池流离至此，哪里有什么亲故友朋？是以昼间几个时辰下来，全无半点着落。看热闹、议短长的人久之失趣，到暮夜时分也散尽了。未料这甘凤池半僵半冷的身躯却打了个哆嗦—不知是否天可怜见这个负气好名的大侠原非作恶自毙之徒，总之一个哆嗦打下来，甘凤池那一缕心不甘、情不愿的游魂竟尔从这野寺门外踅了回来，望着地上的尸骨，一阵叹息、一阵啼泣，顾盼自己平生行事，不过是为了成全一副侠名，孰知临了是如此不值、不堪的一个结局。也就在这么抚叹之间，甘凤池的游魂阴眼灵通，睇见尸体丹田深处的那一具泥丸仍兀自转个不停，这才恍然有所悟：当年同吕元订交之日，他已然暗里替我点拨了这泥丸。只是他不喜我这么惯扮英雄，动辄以力制暴，是以从未将这泥丸的用途好处告我。如今我一抓摘了命门所在的瘤子，明明是死了，然而泥丸仍端端好好、活活泼泼，略无寂灭休止之象，可见我这条歹命还不该就此绝了—反而是什么英雄豪杰的威风名望，倒还真称得上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呢。一念轻摇，这游魂再垂眼望去，只见那泥丸转处，果尔有些游丝漫缕的脉气缓缓释出，分别往神庭、期门、环跳、曲垣、阴市、三里和神封七处大穴窜去，其势犹如以纸媒传递火种，一处点着便显出一处明亮，待此穴既亮便另往他穴访走。初无定向，亦看不出这气脉是依循一个什么样的布局而游动逐走。要之则似任性适意、随遇而安的一般，且其分流衍行的速度更时而慢、倏尔疾，仿佛有几分拿不定主意。实则本当如此。试想，一个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小小泥丸，毕竟只如一枚促发生命潜力的机械装具，而非诸天神佛，岂能足具智慧，知所先后缓急？不过，就这么逐穴渐进，过了大约一个更次的辰光，甘凤池的游魂但觉那尸身上的三百六十处孔穴无不熠耀灼热起来，一个忍禁不住，扑影而下，便投入那躯壳之中—须知人之魂魄，也有几钱几分薄力，只这一影翩跹，奄奄归卧，更令泥丸旋转得欢快起来。甘凤池就这样死去活来了。在江南八侠说部故事中，这一回的回目正是“甘凤池摘瘤还咒誓/泥丸功导穴召英灵”。


回头且说囚困瘫痪于南昌行营计划处的李绶武一旦想起吕元和甘凤池的这一段旧事，精神猛可一振！想那甘凤池起死回生的经历俱载于书册，班班可考。莫说我没有死，还能打哆嗦，那么又有什么不可为的呢？


想到这里，李绶武精神一振，默想起自幼即寓目诵习，只是从未熬炼苦修的“泥丸功”内容。济宁李氏这一支的“泥丸功”别无可知而传者，倒是在《七海惊雷》这部看来如武侠小说的作品中形容过，昔年负棺归葬师尊到凤阳地头，从空棺中得了部随读随灭的奇书，李甲三乃小说中的角色，不过是一虚构出来的人物；然而，《七海惊雷》的作者“飘花令主”形容其功法操演的步骤甚详，居然正是从神封、三里、阴市、曲垣、环跳、期门和神庭这七穴观想—须知这七穴正乃甘凤池死而复生之际，由泥丸处最早启动的七个穴位，只不过李绶武凭读书印象随想，其先后顺序正好相反。


在此处不得不岔向歧路说出另一首尾：《七海惊雷》一书乃一九七七年一月出版，上距李绶武入“南昌行营”已四十五六年，李绶武岂能依照四十多年以后问世的一部小说中虚构而成的功法，于旦夕间救转自己的一条垂危性命？然而，“飘花令主”描述这李甲三从观想七穴而于顷刻间练成一部“以心念驾御气血周行；内铸腑脏、外铸筋骨的奇术”，其细节恰恰与李绶武向孙小六所追述的往事一模一样。这么一来，其间情由便十分复杂了。倘若按诸常情事理言之，李绶武初演“泥丸功”决计不可能是在读了出版于四十多年之后的《七海惊雷》才做到的；那么，为什么不反过来说，倒是《七海惊雷》的作者“飘花令主”曾经像孙小六一样听李绶武说起“南昌行营”中的一段经历，才将之巨细靡遗地植载入书，是以寻常读者只道那是角色李甲三的际遇和体验；殊不知那情节却是李绶武的人生中十分真实的一段过程。


总而言之，如果将小说和实情对照参详，便更得以详知当时究竟—李绶武一旦观想起那七处大穴，但觉分别有红、橙、黄、绿、蓝、靛、紫七色微光分别自那七穴涌入丹田，七色微光倏忽冲撞、融会，居然形成一旋转不休的虹影，虹影越转越疾，诸色乍然泯灭，便只剩下一圈白色轮迹。也就在这白色轮迹方且形成的当儿，云门、中府、巨阙、章门、京门、季胁、太仓等七穴也相继为应，分别在李绶武的观想之中出现了七色微光，并再次涌入丹田，绾成虹影，重铸轮迹。到了这一刻，李绶武才渐渐悟觉：幸而自己记忆所及的七穴部位无误，正是在脉血周流之际与泥丸直接作用的七个穴；其实，更幸而因为他记诵所得，无意间逆悖了次序，否则顺之作用，以李绶武这等从未练气行功的人突如其来地“以意使气”，且又让这未经导引、舒张之气抢攻神庭穴，则非但无法开启泥丸，恐怕还要落个“五腧俱伤”—然则李绶武即使再有几条大命也活不转了。但是他颠倒了次序，由胸口神封穴起观想、导气息，恰为合宜。正因神封穴在灵墟之下一寸六分，为足少阴脉所发，“足少阴、太阳，水也”，水性阴柔就下，顺势利导，得以缓济奏功。


李绶武就这么躺卧静息，听任前后七穴遂次第而渐渐活络，泥丸更不疾不徐地向前催转，下经会阴而入督脉，沿脊柱而上，分别向后脑的浮白、风府—也就是耳后入发际一寸以及项后上发际一寸的两处穴位。就在这两穴中有了澎湃汹涌的动势，李绶武微微笑了起来。他知道自己有救了。


如果这个人生片段能够开展得像《七海惊雷》的小说角色李甲三的遭遇一样顺利，李绶武行气冲撞周身三百六十要穴的功法将在三个时辰之内逐渐修成，届时他只须大摇大摆走出这计划处，穿过一条长廊，步下两截楼梯，再向北踅行三十步，便算是脱困了。其间即便是无数魑魅魍魉、修罗夜叉前来阻截，也抵敌不过他拂袖弹指之力。那么，济宁李氏一支的泥丸功自将开立出二十世纪武林版图之上的一片新疆域。无奈李绶武素无扑刀赶棒的兴味，神功鼓血振脉之下，方才将损伤的神经束修补疏通过来，这位仁兄便勉强撑身而起，蹒跚踱走，来到其中一壁的橱架之前，随手翻看起那些宗卷文书。


李绶武阅字读书二十余年，早已练就一目十行、过眼成诵的本事，虽间或有那极其繁琐、细碎的材料未必能纤芥无误，不过一经寓目的档案当即与前此多年之间所曾接触的诸般图籍、文章，乃至形形色色布之于纸面的载记、轶闻、稗官、闲说汇织成愈益庞大的知识之网。在这样一张网上，熟极而流的读书人如李绶武者，根本无须花费太多气力，便能够勾稽比合出这四面连壁及顶的橱架上所贮放的，正是开国以来南京政府诸般秘密行动的记录。质言之，这个计划处并非筹备任何尚未真正展开的任务的地方，而是收藏一切已经遂行工作之结果的地方。


后人无法得知，李绶武究竟浏览了多少密档，也很难估计他所窥知的密档之中又有多少内容曾经辗转为他人取得。不过，经由《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这部书的综理、分析，则大致可以得出几个重要的面向：


第一，世人所熟知的“老头子”在民国十六年为了驾驭开设在租界区中的银行、商店、公司、工厂等南京政府管辖不到的地方而投拜于老漕帮之门，成为正式的弟子。


第二，老漕帮自民国十六年五月起每月供应“老头子”所需之党费、军费、人事费、组织费、活动费二千万银元。一应款项由老漕帮总舵主万子青协调上海及江浙二省主要城市之钱庄、押铺、烟馆、赌场、妓院、电影公司、舞厅等商家视获利状况不定额捐输。至于银行、商店、公司及工厂等单位则以接受保护方式纳缴定额规费。


第三，政府要员—如外交使节、边疆大吏、各地军阀与特务等—得以贩售鸦片烟膏方式筹措一定额度以内之饷银、税需。其定制为每年十二点五两罐装鸦片一千至二千三百罐。（按：这一项的实例可于《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第十四章七节中得一复证—民国十八年国府驻美国旧金山副领事高瑛及其妻廖氏贩运鸦片烟膏二千二百九十九罐到旧金山，甫抵埠即遭验获遣返。这二千二百九十九罐即为老漕帮设定的上限。）


第四，为扫除各地方帮会不法势力，“老头子”得以借由国府及地方党部动员军事及特务力量，针对天地会系统、白莲教系统、丐帮系统等等会党分子进行弹压及肃清行动。老漕帮须视情况给予必要或充分协助。


第五，老漕帮自总舵主以下一千光棍有配合国民政府及党组织从事特务训练、秘密制裁、搜集情报及其他必须贯彻实行之军事行动。


第六，老漕帮应明令三代九堂各级下属不得参与从事或捐资协助任何对抗国民政府及中央政令之个人和团体。如有私自违抗这一原则的庵清光棍经查获者，得由中央方面（按：此处后经另文增补附注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专责”等字样）径行处分。


这六个重点其实俱载于那汗牛充栋的文书宗卷之中，却是由李绶武在《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一书中率先拈出，坐实国民政府与老漕帮最初接触的步骤和动态。可以明白从这六个重点之中看出的是：在“老头子”控制之下的国民政府最初仅因“老头子”一人投拜于老漕帮中，成为记名弟子；复借由老漕帮对上海及江浙两省主要商业城市之宰制而有了累积资金、广开财源的种种机会。政府要员及亲近政府的军阀也得以经由老漕帮“分润”而得以参与诸多或合法、或非法的交易。至于老漕帮方面的利益，自然是透过各级政府所主导的诸般侦伺、查缉和逮捕行动来肃清那些对立的帮派会党，使成江湖中唯我独尊的巨大势力。只不过—纯就密档资料比合而观则可以发现—第五及第六两个重点显示了老漕帮方面始料未及的发展；那就是在亲附于国民政府的趋势既成之后，老漕帮反而成为必须接受对方监督调遣的一个单位，而且是一个完全丧失其独立意志的秘密单位。


包括孙小六在内，没有任何人知道李绶武在那个计划处里待了多少时日，读了多少资料，又探知了多少秘密。只知道忽有那么一个尴尬人闯了进来，见李绶武正专心致力捧读着宗卷，便在他身后哼哼冷笑了一阵，一口湖南乡音既浓且浊地说道：“那一日听居伯屏说你什么‘济宁李氏一族饱读群书，博学多闻’，原来是如此好学不倦的一个青年！”


李绶武一回头，面上又吃了一拳—这一拳刚猛有加，直打得他眼鼻口耳之间金星乱冒，可是论劲势之刁钻深沉，却远远不及居翼那两掌的千万分之一。是以不过一眨眼间，李绶武便清醒过来，收了放大镜，再掏出深度近视镜戴了，见出手的是一个卫士模样的年轻人，身后则是发话的湖南骡子贺衷寒：“那天我问居伯屏，道你这贼眉贼眼的小子是何方神圣，他不作声，我不能就此作罢。如今他去了南京，你小子便是我的人了—来啊！再给我打！”


话才说完，那卫士的双拳又如雨点般抡挥而至。好在李绶武的一部泥丸功暗渡初成，筋骨间自成一防御气罩，捱这长拳短脚的硬功猛打，还能生受几分。只一副眼镜不能毁伤，抢忙埋脸摘去，伏身蹲踞着尽让那卫士踢打劈捶，直到贺衷寒满意了，才抬手止住，道：“如何？”


在问者而言，这声“如何”并非有意义的问话—其中即令有什么用意，不外是要那被问之人讨饶告哀罢了。孰料李绶武垂头想了想，冲那出手的卫士道：“这位弟台的拳脚出自山东螳螂拳一门。此拳正宗只在栖霞、莱阳两县有传人。看这位弟台身形不高，恐怕是莱阳县人士。莱阳螳螂拳也正因在地人丁腿子较短，足以多勤于拳、掌、臂、肘的进击之术。可惜这位弟台研习这套拳法的时日恐怕不长，否则打了半天不至于只会这蹬山、坐虎二式。”


贺衷寒闻言睇了卫士一眼，见他果然是五短身材，这矮卫士也发了傻，接下来准备伺候的拳脚是怎么也打不出手了，只得回望一眼贺衷寒，那眼里的意思是：您老还要我打的话，我只有打下去了。


倒是李绶武不慌不忙戴上眼镜，衣袋里掏出条手帕来将眼角、鼻下和嘴边的血迹抹去，沉吟道：“由蹬山式入骑马式是极容易的，由坐虎式入寒鸡式也不难。世人皆以为这些都只是身法、步法，其实身步之中自有气血运行之道，非学全了一百四十四个拳招，不能畅快磅礴。要不，退而求其次，由王朗而下的‘八步螳螂拳’也还打得，如能练得出入周至，未必不能成为一时的方家。再退一步说，这位弟台如果肯再下三年五载的工夫，权且将我说的四式练得丝缝不漏、进退不失，恐怕也能打下一片江湖—”


“住了！”贺衷寒挥手止住李绶武一发不可收拾的谠论，顺势挥退了那瞠目结舌的卫士，道，“眼下居伯屏三日五日也回不了南昌，我们这些从事革命工作的人里更没有一个是溷迹江湖、低三下四的人。可你李老弟也不知身负何等能耐德行，竟然便到总部来窥探机要、扰犯中枢了—这，可是要杀头的大罪啊！”


李绶武点点头，道：“是的是的。在下一条性命原本该葬送在那居先生手中，今日还有一口气在，毕竟是多余的。贺先生要取去，随时请便，只不过若是能容在下将这些宗卷再饱读片刻，我也就于愿足矣、于愿足矣！”说着，低头虾腰又拾起散落了的几十张档案，收束整齐，置于几首，再摸出放大镜，逐行逐字阅看下去，口中还不时会发出些“噫”、“噢”、“嗯”、“啊哈”之类意会神知之声。


这厢的贺衷寒却迟疑了—听对方语调辞气并无一丝半缕做作之态，仿佛来杀便杀、要剐就剐，全不畏恐。更奇的是，他怎知我姓贺呢？念及声出，贺衷寒不自觉地退了半步，双手环胸护持，道：你怎知我姓贺？”


李绶武又读了几行文字，才仰脸微微一笑，道：“贺衷寒先生黄埔一期毕业，早年既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也曾经身为孙文学会骨干，还是莫斯科大学的留学生，称得上是国民政府核心大员之中的理论家、战略家—在下即使眼力再拙，怎么能连贺先生也不认识了呢？”


贺衷寒听他这么一说，浑身上下如浴温汤、如沐春雨，其温柔舒洽，简直难以言喻，暗想：这个青年非仅娴于武术，亦复通晓我革命界的底蕴，想来必非寻常人物。如此一作想，贺衷寒对李绶武竟生出一二分钦服之意。未料李绶武接着说道：


“只可惜当今大元帅不让贺先生领兵握权，执掌虎符。否则，以贺先生之才具能力，又何止是贵党的理论家而已呢？”


贺衷寒不及听完这一整段言语，早已摇头转脸、四顾八望，生怕隔墙有耳的模样。然而嘴角鼻梢已经显露出笑意来—李绶武的确说中了他的心事。想那“老头子”一向以为贺衷寒其人野心炽盛，不易收服，是以总委之以政治训练、军事教育之职。然而他毕竟出身黄埔一期，于“老头子”的嫡系亲兵之中可称首脑，其顾盼自雄，而又抑郁难伸的矛盾之感，竟尔为李绶武一语道破。


“你—”贺衷寒一时之间接不上口，一只手掌却不由自主地往旁边的藤芯扶手椅一摊，道了声，“坐。”


李绶武却继续说道：“贺先生自印出版的《一得集》、《学与干》都是经世致用的大文章，我是早就读过了的，只是这一次误闯贵部，才有缘相见—说句托大的话—李绶武颇有恨晚之感呢！”


这几句话更让贺衷寒飘飘然起来，一颗热血滚滚的心好似艳艳春花，款款绽放，且要昂梢挺叶，挣向那最高枝的模样儿，于是浮出一脸笑容，道：“你读过我的文章？”


李绶武哪里读过贺衷寒的文章？只不过方才橱架之上的宗卷里有几笔账款，署名贺衷寒申报，用途就是印书。公文附件里有贺衷寒亲笔所写的出版品内容摘要，总之是吹大了牛皮好申请经费。可如此一说，贺衷寒更觉觅着了知音，遂拉着李绶武肘弯，硬让陪同坐下，殷殷说道：没想到李老弟也是关心革命、热爱国家的有为青年。看你文武双全，淹通得很，怪不得叫居翼瞧出些稀罕来。但不知你老弟到咱们行营—究竟所为何来呢？”


李绶武当然不肯将寻觅一部“武藏十要”的底细向这帮牛鬼蛇神和盘托出，然而对方的话却给他指点了一条应答之道，当下答道：“自是为革命、为国家而来。方才贺先生误会在下窥探机要、扰犯中枢，其实在下所思所图者，正是要找个戮力报效的机会。谁知进门先吃了两顿熬打—”


“噢？”贺衷寒点了点头，扫一眼四壁的橱架，道，“那么这些宗卷你都看过了？”。


“不瞒贺先生说，在下就算有一目十行、百行、千行的功夫，也读不完这么庞大的一笔材料。不过，倘若能假我以数月的时日，一定是读得完的。”


“光读读资料就能革命、就算爱国了么？”贺衷寒笑了起来，辞气固然略见迫人，可是态度依然是和缓的—甚至还预藏了几许器重、称赏之意。


“是贺先生自己在《学与干》中说过的：‘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大时代里，读书即是革命、读书即是报国；我们国家的志业非读书人不能够开启，非读书人不能够完成。’”李绶武说到这里，凝眸望着贺衷寒，还抬手扶了扶眼镜。


贺衷寒的一颗脑袋终于止不住地点了起来，道：“你果然读过我的文章，你果然明白我的意思。好好好！那么我再问你，你从这么些档案里又读出了什么可以革命救国的学问呢？你要是说得上来，贺某人一句话，非但不治你的罪，还保你一本。你的前程就大放光明了。”


在李绶武而言，除了能饱读酣读各种有字之纸，其余哪里还有什么大放光明的前程？然而他同时也十分了解，此际如若不给贺衷寒一个满意的答复，恐怕这计划处方圆咫尺之地便是他葬身之所了。于是他紧紧抿住嘴唇，暗中运起一缕真气，催动泥丸，将通体上下血脉经络疾速“走意入神”了一遍—这一大周天行游下来，脑海中匆匆瞥过的材料又历历浮现，如绘如织，可以称得上洞彻清明了。他抖擞抖擞躯干，先向贺衷寒一揖，随即起身，向橱架走去。


贺衷寒看他随手比划着橱架的宽度—一如工匠在丈量着什么似的；正待要问，却听李绶武亢声侃侃说道：


“在下资质愚鲁，未能尽阅所有资料。不过以所寓目者言，可以看出大元帅所切切关心者，唯三事而已，是以关于这三桩事体的文书宗卷几乎占了十之八九。贺先生且看：此壁高十二尺，横幅二十四尺，每架间距二尺，若以乘积算来，共是五百七十六立方尺。在这五百七十六立方尺的体积上，军务和财务方面的文卷几乎各占了近一百二十立方尺。倒有那么一种文卷，上标‘特’字，所言者既非军务，亦非财务，更非什么党务、政务，而是关乎某些个人乃至于集团的记事。其饾饤琐碎，直似从前皇帝的‘起居注’。然而细察其内容，竟然有吃饭穿衣、零用花费之类极其入微的载录。观所载录之人，又决非帝王将相那一类的大人物—”


“这是我们称作‘特务’的一个作业。无论你叫它‘特别任务’也好、‘特殊勤务’也好。总之非关一般党政要务就是—你怎么连这些也看了？”


李绶武并不答腔，却接着先前所言，继续说下去：“那么便容在下以特务与军务、财务并举，这是大元帅至为注意的三个方面。以军务方面言，有三个人是他最倚重的，是以往来公文中所夹附的私笔议论最多，朱批意见亦最为详尽—”


“这三个人是—”


“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


“不错的、不错的。你老弟的眼力果然不凡。那么财务上呢？”


“大元帅在财务方面信得过的有四个人物：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和陈果夫。”李绶武道，“原因正与前者相反—在与收支用度方面有关的文卷之中，只这四人所具衔经手者仅有裁可，而无复问，这表示大元帅在钱这个字上同这几个人是不分彼此的。”


“说得对极了！”贺衷寒忙不迭问道，“好！那么你再说说看—特务方面又如何？”


李绶武微一蹙眉，缓声道：“这里头也有三个人物，一个叫戴笠、一个叫徐恩增、一个叫毛庆祥。这三个人里又属戴笠最为得宠。”


“连这个—”贺衷寒一句话吐出唇边，另半句和着口唾沫硬生生咽回肚子里去，当下改语气，“何以见得？”


“这个姓戴的自己从未上过一件公文、打过一张报告，可在所有标示了‘特’字档的资料里，大元帅都批有‘会戴雨农’、‘会戴先生处’、‘转戴先生专责处分’、‘转委戴笠即办’这一类的字样。”


“老弟此身不在公门，对公门中事倒不陌生，可谓别具慧眼了。”贺衷寒朝李绶武比了个大拇哥儿，孰料李绶武摇手带摇头，道：“贺先生，在下还没把要紧的事说出来呢。您道为什么是这些先生们如此备受知用呢？”


贺衷寒给兜头这么一问，颇有猝不及防之感。然而此问问得巧妙：老头子”凭什么独对这几个人别睐青眼，特加赏识？比方说，论嫡出黄埔一期的身份、论秉笔成文的学养和才华、论对主义的熟悉、对群众的掌握、对战术战略的研究，他贺衷寒不在任何人之下，怎么偏偏不如这些人得邀眷顾呢？


“原因很简单，”李绶武洒然笑道，“其一，浅薄得很—他们全都是浙江人。其二，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些个不尴不尬的小意气，正好相互牵制。其三，他们都能听大元帅之令行事而将那事做得比所下之令完备—而又不声张。在下说的这些其实都可以从这些往来文卷之中察知。”


贺衷寒肩膊一松、胸腹一塌，像只猛可给抽去了棉芯子的枕头，果尔泄尽气力—李绶武说得的确不错，“老头子”用人并非不审材相力，而是在材力之上更讲求忠诚以及谦退。就行事低调这一要求言之，贺衷寒力求表现、锋芒毕露的风格自然讨不了便宜。他沉吟了，无言以对了，好容易迸出“那么—”两个字，又深深瞅了瞅李绶武，惨然道：“你还看出些什么样的门道？”


“那一日居先生把在下揍了个半死，之前我听诸位谈起要‘报销’两个人，一个姓汪的，一个姓钱的，可有此事？”


贺衷寒皱眉觑眼抓耳挠腮想了好半天，才道：“好像有这么回事，是两个老漕帮荐来的年轻人。”


“请贺先生听在下一言，”李绶武神秘地一笑，道，“此事千万不可、万万不可。”


“为什么？这两人分明是老漕帮万子青父子派到大元帅身边来的细作—”


“万子青去年年中就因病过世了，这两人他根本来不及结识。”李绶武道，“至于万砚方么，非但不必为敌，反而可以引以为友。”


“这—怎么说？”


“在下刚读过的这几份文卷里写得很清楚—”说着，李绶武已经将手中的一叠“特”字号档案连厚纸封一同递了过来。


第一份由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也就是居翼之外号称“龙王一翼”的三大护法—联名具衔的一纸报告，内容平淡无奇，只是就杭州最早一家名唤大有利的发电厂所作的调查报告，其中包括资金来源、资产估算、营收细目和逐月登录的收支账。贺衷寒看得一头雾水、满眼繁星，正待追问，李绶武已看出了寒伧，径自说道：


“这大有利电厂原先是个电灯公司，属天地会中哥老会一个会首洪某人的物业。到了十八年上，发电事业收归省办，由政府出重资收购，那洪某人得了不少补贴，油电生意便做大起来。去年建杭江铁路，省里缺一笔周转款，打算将电厂再让给企信银行团，日后再改成个公司什么的，也好朝新派经营的路子上发展，这份调查报告就是这么个来历。”


“这是财务方面的事，怎么列在‘特’字号文卷里？”


“非但如此，大元帅还亲笔批交戴雨农专责办理。”李绶武又指着第二份档案，继续说道，“再看这个。”


接下来的这份文卷更离奇，谈的是国民党宿迁县党部征收该县东岳庙，改做演讲厅的一桩琐事。签呈署名为宿迁县长童锡坤，亦直上“老头子”批示，批文写得一清二楚：“委戴笠督办”。


“连这样的小事都—”贺衷寒说到这里脸色忽地一变，先是双颊青白、继之印堂也暗了下来，两抹红潮自耳根之下沿法令纹泛上鼻翅：“哎呀！这件事后来演变成一桩暴动—我几几乎忘怀了！”


“因为那东岳庙是小刀会众醵资兴建的一座极乐庵的庙产。”李绶武道，“强征地方会党的产业，又不予人好处，自然要闹哗变了—贺先生请再看这几份档案。”说着，索性将底下那几份文件往几上一扇铺开，作孔雀开屏之状。


摊在表面上的同样是民国十八年签报的一份公文，具衔的是山西大同县政府，注明副本呈古物保管委员会，说的是云冈石窟佛头遭宵小盗斫九十六颗的一宗案子，县府呈上这份公文的目的是在说明释放该案首谋邢福双的原因。但是详细叙述其原因的附录文件并不在卷中—它被人签了个“永平”字样便消失了，空留骑缝的半个蓝色“机密”印章残迹。


“这邢福双是居伯屏引进来的谍报人员！”贺衷寒显然又是一阵骇怖惊恐，连声音都抖颤起来：‘永平’是戴笠的化名！”贺衷寒再往下翻去，紧挨着大同县政府这一宗文卷底下的却是与宿迁和大同两案全然无关的另一件事。此事贺衷寒原本是极为熟悉的—


原来是不久之前的民国二十年十二月，“老头子”在老漕帮万砚方的建议之下忽然请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以及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等各本兼专附之职，围绕在“老头子”身边这一批死忠之士便商议着该如何挺护故主复出，而有“三民主义力行社”等大大小小的组织相继出现。照说贺衷寒是此中极为核心的分子，对于一切筹措布置可说是不论巨细靡有孑遗。但是眼前的这宗文卷贺衷寒却从未过目—它是由一个署名“佑洪”的人所写的。乍看之下，贺衷寒还以为“佑洪”又是戴笠的化名。然而往下再看去，竟有“老头子”朱批：“速向戴先生请示，勿误！”显而易见，这“佑洪”当非戴笠本人。且可能由于“老头子”行文过于心急，竟然在“勿”字上多点了一点，使之几乎成了个“匆”字。以“老头子”书写习惯言之，即便那字写至中途发觉有误，也要一气错写到底，最后再圈去重写，是以批文上留下了明显的涂改痕迹。


至于这个“佑洪”的呈文内容，贺衷寒更以为是不可思议的事，它根本无关乎政军要务，大意不过是向“老头子”报告：“远黛楼”旧址已经寻获，证实是位于上海苏州河北岸、美租界外一处叫做黄泥塘的地方，现址已经封锁，日内即可鸠工整顿。所欲“敦请”“老头子”“钧裁”的部分是“趸迁日期”。


贺衷寒前思后虑，硬是悟不出“趸迁日期”之意为何来。试想，自民国二十年秋，“九一八”事变以降，举国所关心注目者皆在抗战一事上。无论重攘外抑或重安内、先剿匪还是先抗日，要之“老头子”的一言一行，可谓动见观瞻，也因此才有下野徐图之议。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时刻，怎么还会有迁居至某楼旧址之类的文卷上呈？而“老头子”又怎么会急批交发戴笠处分，甚至写错了字的情境出现？此外，倘若呈文者“佑洪”所请示的是迁居日期，又怎么用了“趸迁”这样一个怪字眼？再有一个，便是这“远黛楼”看来真是十分眼熟，却怎么也想不起它的来历了。贺衷寒且迟疑着，倒听那李绶武昂声说道：“贺先生要是想不起‘远黛楼’来，我捱那居先生一顿好打可就有些白白生受了。”


贺衷寒再几转念才想起那日居翼向窗外瞻望，发现李绶武在总部门外逡巡顾盼，状似十分神秘，才将之挟入质问。不料一进门，就让居翼瞅出了身份来历，还用老漕帮当年在远黛楼遭遇劫难且获救的一节掌故来考较了这年轻人一回。李绶武这么一说，贺衷寒便略见恍然了，道：那日听居翼和你老弟说什么楼塌了，某人救出八八六十四位元老而不费一刀一枪，还说什么某人姓钱，是那钱静农的祖上—可是这既是前清时代老漕帮的家务事，又怎么同大元帅扯上牵连？又如何与戴笠有关联？”说着，他顺手将桌面上剩下的七八份文卷一一抓起，随目瞬过，见有请老头子裁示的、有向老头子报告的，有申请经费的、有建议人事的，有的随文附上了厚甸甸一份计划书、有的寥寥数语闲话家常……其间共同之处皆是批文：得交付戴笠处分。


“请恕在下直言，”李绶武顺手将之前那几份包括发电厂调查报告、宿迁县东岳庙改建演讲厅征收案、云冈佛头盗斫处置说明以及由“佑洪”签呈的远黛楼请示等四份文卷收理在手中，整整齐齐摊平在几沿儿上，才接着说道：“贺先生要是肯耐下性子仔细玩味，便能寻摸出这些文卷之间牵丝攀藤的关系；也就知道大元帅为什么在军务、财务之上，犹且独重特务的发展；又为什么在这么些个同乡亲近之中唯唯对戴笠委以那么些鸡零狗碎的任务—其宠眷之隆、信赖之深、倚仗之重，更不是旁人所可僭越的了。贺先生方才问在下，‘光读读资料就能革命、就算爱国了么？’请容在下这么说：若是读不透这些文卷里的机关，贺先生如何知晓大元帅治国平天下的心思？不知晓大元帅治国平天下的心思，又如何助之完成革命呢？”


贺衷寒听他字句铿锵、辞气慷慨，不觉又是一慑。然而心头之疑未去，仍不肯松口，遂道：“那么你说，这些文卷里的机关究竟为何？”


李绶武深吸一口长气，将之后的几份文卷也依着先前样儿收束齐整，重新排了个次序，再把面上一份置于几案的右上角，道：“大元帅于举贤用人方面，其实并无定见，要之以亲故戚友之忠诚可靠且谦退自持者为主。然而北伐军兴，黄埔子弟中随大元帅亲征的嫡系干部折损过半，大元帅时刻忧虑的便是他手边几无可遣之将，是以前番与老漕帮万砚方接谈之间，定了个网罗各地人才的方策—”


“不错的，”贺衷寒抢忙接道，“过去这一年多以来，大元帅常抱怨，他的好学生都战死了，尽留下来些不中用的。”


“可是贺先生别忘了，大元帅想要救亡图存，怎么旁人不去闻问，却往上海投帖请来了老漕帮新上任的老爷子万砚方呢？”


“这—”


李绶武知他答不出，自伸手去几案右上角的文卷封皮上敲了两下，道：“那是因为大元帅早就投拜在万砚方之父万子青门下成为弟子；此事极密，唯独这位戴先生知情。而在这份文件之中，留下了痕迹。此乃民国十六年五月间大元帅投帖之后三日，老漕帮许以每月两千万银元巨款助饷的一纸合约，只不过行文用的是隐语，表面上看不出来。”


贺衷寒急忙翻开那文卷，李绶武亦于此际探过那枚放大镜的象牙柄来，指着其中的一段文字，念道：‘随月奉银若干元端正请裁’，批示：专委戴笠规划’，贺先生不觉得此文拗口了些么？”


“这端正二字非寻常用语，不过凑合起上下文来看，大约就是恭敬客套的话，难道不是么？”


“贺先生不熟悉江湖事，自然如此解得，”李绶武道，“老漕帮从陆陈行中借来的切口，以“常落几时麦重春伏求西”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隐语；这‘若干’的‘若’字即是‘落’字，也就是‘二’字。此外，牌干元以朝’则为‘百千万亿兆’的隐语；所以‘干元’即是‘千万’之意。‘端’字即是‘元’字，这里头的典故是从古语‘端贰’这个词上来的—”


“是是是，”贺衷寒抢道，“‘此少年落落，有端贰之才’；这话说的是人有尚书之才，可为宰辅。端贰者，数一数二也。那么，‘元’也是一，所以借‘端’成‘元’，‘端’即是‘元’、‘元’即是‘端’了。”


“不错。”李绶武微微颔首，道，“用隐语读来，这公文中的话就明白得很了，它说的正是‘随月奉银二千万元整请裁’。”


贺衷寒“啊—”了一声，底下的话尚未及出口，李绶武又将另外几份文卷一字摊平在几上，径自说下去：


“发电厂这个案子则是大元帅结交哥老会光棍的一套做法。明里是由省府接管发电事业，省府不能强征民间事业，便狠狠付了一笔补贴，让大有利的洪老板有了资金，先行买进几家银行的股份，组成一个企业信用银行团。事隔两年之后，省府报请建杭江铁路，可是欠缺资金，怎么办呢？这就是暗里的勾当了—大元帅再交付这位戴先生同洪老板周旋，用企信银团的名义又将发电厂收回去经营。此时洪老板的资金已非昔比，除了挣回从前的家业，还平白插手银行圈，成了金融巨子。”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贺衷寒道，“前两年是有个姓洪的银行家倏忽蹿起，是为上海暴发户的奇闻，可我听说此人去年在虹口出了场车祸，当场死了—”


“那是在贺先生没耐住性子看下去的一宗文卷里—”李绶武又指了指旁边一个封了口的纸袋，“那场车祸也是戴先生策划、执行的。”


“不是结交光棍么，怎么会—”


“哥老会会首是世袭，交上一个老的，直是交上了他子孙和徒众。这老的倘若知道得太多，不如暗中假手除去，这—却不妨碍和小的再续世交。”李绶武随即指一指旁边那署名“佑洪”签呈的文卷：“这‘佑洪’向例为哥老会会首的匿称。此人正是那洪老板的遗嗣，如今同大元帅也有十分密切的往来—他叫洪达展，字翼开，他日后若能谨守分际、知所进退，说不定还是一方人物，可与老漕帮的万砚方颉颃上下呢！”


“你这么一说，我反倒有些糊涂了。”贺衷寒盯着左一封、右一件的文卷，道，东一个哥老会，西一个老漕帮，大元帅究竟是同哪一方交好呢？”


“大元帅既然要在江湖道上涉足扎根，便不能只同一二势力往来；君不见武林之中自有盟主、至尊之号，欲意称孤道寡、统一寰区者以来，走的无不是结纳诸方之路，结果如何？从元至正年间第一个江湖领袖陆士杰以下，历明清两朝凡六百年之中，一共推举出二十八个共主，没有一个是凭武功艺业而雄霸海内的。这些人靠的就是交际，就是应酬，就是资助往来—说穿了，就是钱财利益的流通。是以‘疏财仗义’、‘仗义疏财’四字所指的便是这个情状。”李绶武一面说，一面将桌上所有的文卷收拢了，整成一大落，抱在胸前，笑着说道：“往好处看，不以力服人，武林之中少折损几条性命，多凑合几笔生意—套个时髦的词儿，这是‘进步’了！往坏处看，习武之徒，不能以修习身步气力的功法参天悟人，沦丧本务，个个儿都学上了玩弄权谋的把戏，也诚然是可悲而无奈的事。不过话说回来，大元帅以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身份插手江湖，手段自然非比寻常，而有戴先生这么一个能人居间运筹播算，更是合纵连横，无不称意的了。也正因为在贵处埋伏着这么些不可令外人知的档案，夹藏着这么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机关，在下便不得不向贺先生进一言：那姓汪的、姓钱的两位青年的性命，还是保全下来的好。”


“这—”贺衷寒沉吟起来，搓着手、咂着唇，仿佛还有些为难和不解的意思。


“那是大元帅刻意留在阵中的两枚活子。”李绶武道，“姓汪的叫汪勋如，祖上向与天地会的医道有着极深的芥蒂。姓钱的叫钱静农，祖上也曾为了搭救老漕帮诸元老而得罪过天地会系统的光棍。这两个人若在江湖上闯荡，不出一年半载便是要遭敌垒狙杀毙命的。可他二人又不愿赶香堂拜老爷子，是以才经万砚方举荐给大元帅量才抡用。在大元帅而言，又有谁能比他二人更知道天地会里的诸般勾当呢？贺先生如若借居先生之手料理了他二人，岂不直是伤了大元帅的耳目么？”


贺衷寒闻言至此，才算澈然一悟，不觉喟叹一声，作手一揖，道：李老弟！你果然深思广识、博学多闻，贺某毕竟是承教了。那么以你之见，为今之计又当如何呢？”


“这四壁之间的文书宗卷是一部无尽之藏，不读它个通遍，岂能熟知明识贵党在过去二十年间的行事布局和蓝图方略？”李绶武道，“贺先生既然放了在下一条生路，我又怎么能不思图酬报呢？—这样罢，倘若蒙贺先生信任得过，在下便从这些档案资料之中读出些许端绪，再给贺先生作个报告。如此一来，无论大元帅想了些什么，还有那戴先生做了些什么，偶有蛛丝马迹，即可探本溯源—”


“好极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不待李绶武说完，贺衷寒已矍然起立，执手紧握，慨然说道，“我们‘力行社’真正需要的就是像老弟这样的人才。你若不嫌弃，从此刻起便是我们革命的同志了。”


李绶武也紧紧地回握住贺衷寒的双手—但是在他的意识深处却十分清楚地感觉到对方掌中渗沁而出的一丝凉意。他知道自己侥幸从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又回到阳世，然而身边从此围绕起啁啁啾啾、惨惨悄悄的无数厉鬼，且注定要挥之不去了。

37　背后的背后


在孙小六转述自“面具爷爷”口说的版本里，这一节故事中拳脚殴打逼供的场面可以说多得不胜枚举，包括康泽、蒋坚忍、余洒度等人在内的许多可以对照出真名实姓的人物都曾经出手修理过李绶武。关于这个部分，我实在不敢深信，所以也写不出来。我猜想那些殴打加刑的场面之所以有如一首交响乐的主题那般辗转递出、屡见不穷，只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李绶武为了引起时年十二岁的孙小六的兴趣而渲染出来的，其二是孙小六将自己捱彭师父揍的经验内化成他意识底层种种冲突性记忆的一部分，从而渗进了他所讲述的故事里面。总而言之，当我对来路不明的暴力细节产生疑虑的时候，便失去了记录的兴趣。


至于李绶武加入贺衷寒等人的组织之后的情节就变得比一部动作片还要乏味了。他换上了藏青色中山装上衣，领口紧紧地扣着一枚铜扣钩，下着米黄色卡其长裤、黑皮鞋，每天伏案阅读计划处里贮放的文书宗卷。可以用“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语带过。可令我无法安然的是，李绶武究竟在这“南昌行营”里待了多久？如果比对其他史料加以推算，我们仅能猜测：居翼和邢福双二人匆匆上路、赶赴南京，从十几个化装成印度阿三的叙利亚籍刺客手中救下“老头子”一条伟大的性命的同时，李绶武已经暗中为贺衷寒所吸收，成为他个人或者是“三民主义力行社”辖下第一个收揽人才单位—“复兴社”—的一分子。那身衣装应该就是该社公务人员所穿的一种非定例的制服，是以才有“蓝衣社”的诨号。接下来发生的事，应该就是山东泰安九丈沟的一节。在彭师母还叫儿的时候，年仅五岁的光头大侠欧阳昆仑手刃邢福双的段落。


我在陈述这个段落的时候曾经留下了几个悬而未解的头绪。比方说，李绶武原本要将邢福双转荐于老漕帮万砚方门下避祸而托之代呈书信一封，可憾那邢福双阴险成性、杀心突起，却被欧阳昆仑出手格毙在“高人码头”坡顶。然而那封书信的下落如何？李绶武的去处又如何？此外，在试图说服邢福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时候，李绶武曾经出示过一叠砍下来的人头的照片，这些照片除了持之以儆醒邢福双之外，是否原有其他的用途？更关键的一个疑问是：李绶武如何说服贺衷寒等人纵之远赴山东泰安而赶上了那“高人码头”上的一场厮杀？质言之，李绶武之入社若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而是在饱读汗牛充栋的秘密档案之后对于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诸般幕后操作产生了钻研穷究的兴趣，则取信于“力行社”核心干部、当上了“复兴社”新编成员的这个过程便不只是某种求生苟活的手段，而是出于自发自主的企图了。


我仅仅能依据孙小六的叙述和平日从闲书中读来的材料研判：这里面的机关十分复杂，或许李绶武的目的既是探玩“武藏十要”的真伪，也是毁弃这一部极可能成为特务血腥手段帮凶的魔法。或许李绶武在取得贺衷寒等人的信任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另一个死心塌地的革命同志兼神秘莫测的谍报人员。或许他已经进一步窥看出这批高高在上、掌控庞大资源的党国元老背后还有更强更大更恐怖的势力。只不过在一九八二八三年间，我所能知道和怀疑的都过于简略。


如果将彭师母年幼时所亲历的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和孙小六得自“面具爷爷”李绶武的遭遇拼凑起来，还是那个并不显眼而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其实十分可疑：那就是李绶武千里迢迢追踪居、邢二人到山东泰安去的时候，口袋里放置着一叠诡异的照片—那些照片上是一颗一颗和身体分了家的人头，人头旁边（可能是以一种类似毫芒雕刻的手法镂写在小小的底片上以后，经放大而显现）还注明了死者的姓名和年月日般的数字符号。我尽可以揣测，那一叠照片原先可能就存放在“南昌行营”计划处的书架上某个档案夹里，然而无论如何我却无从得知，李绶武随身携带着一叠可怕的照片是何用意。它们是某种考古材料吗？是历史文献吗？抑或是同那封要交给万砚方的信有关的影像讯息呢？


坦白说，我在这个小小的疑问上卡住了。几乎就要组合起来的拼图板忽然失去了和其他线索之间的联系。如今回想起来，我可以断然地说，倘若高阳于一九九二年遗赠予我的七本书和一叠笔记早在十年前就出现在龙潭美满新城一巷七号的破宅子里，或许我立刻便能掌握住一连串看似彼此全无牵涉之事的关系，从而解开所有割裂之后的事实背后所隐藏的谜团。可是—我被一大堆捏造出来的硕士论文参考资料包围着的那个冬天和春天里，根本无法判断，自己的人生究竟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岔路？遇上了一群什么样的怪人？我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去认识这个世界？以及我自觉认识了的世界的背后还有些什么样的力量在操控和推动着？


我只不过确然体会到“背后”有着什么的那种滋味。


让我依随着原先拼图的时序，将那个后来成为资政的李绶武暂且卡在一叠用意不明的照片上，然后学小五那样，从另一个方向来观看、接近并进入孙小六和我在逃离背后那些恶灵时所寄居过的美满新城一巷七号。


可以想像得出，当孙小六用佛手瓜和姑婆芋的种子布下一个地遁阵之后的那个星期六，站在正对面茶园中央可称之为“产业道路”上的小五一定曾经短暂地犹豫了一阵—因为在那一刻，她极有可能像拼图板上失去了左邻右舍的小图块一样迷惘。


那天她手里捧着两盆植物—一盆小虾花、一盆夕颜—背包里是一大堆泡面、罐头、酱瓜、肉脯之类的食物。就像之前以及之后的许多次一样，她总是小心翼翼地转搭无数班客运车，有的时候还故意在龙潭和关西或龙潭和大溪之间来回搭坐好几趟，直到百分之百确认同车乘客皆非跟踪盯梢之辈，才肯下车，再走上几百公尺，穿越整甲的茶园，来到这破宅子。


而我总会想像那一个特别的星期六午后特别的一刻，满头大汗的小五站在茶园中间，忽然发现那破宅子不见了，满眼但见苍苍郁郁的佛手瓜、龙须菜和巨大的姑婆芋叶扇。她也许会“呀！”的惊叫出声，也许会怀疑自己下错了客运车站而走进了另一片茶园，也许会忽然忘记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或者身在何处。总之，这是一连串令我十分着迷的想像。


关于小五是否真的产生过我所想像出来的那种暂时性的迷失感，我从未求证过。我只记得，摆下地遁阵之后，孙小六有事没事就会沿着二楼后阳台侧墙的钢筋梯登上楼顶，趴在隔热用的石绵砖上朝茶园的方向眺—有如古代藏身于刁斗之中的卫卒那样—看看小五来送口粮了没有。是以小五来的那天所发生的事很简单，孙小六远远地发现了站在茶园中东张西望的小五，便飞身下楼，连打几个纵跃，有如一条猎兔的雪达犬那样欺近小五面前，再往四下里打量了一阵，确认并无外人，就把她接进屋来了。


可是我却宁愿执意去揣摩当时站在茶园之中突然感到世界极其陌生的小五的心情。无论在当时抑或日后—甚至到我当兵服役期间—不下数十百次之多，我总会不期而然想到手捧盆栽、浑身是汗、伫立在阵阵寒风之中的小五曾经十分短暂地和全世界失去联系的那个片段。在那片刻之间，她突然和自己的来处和去处同时断离了，她会惊惧、畏恐、惶惑吗？像一个玩着躲迷藏游戏的孩子（因为躲藏得太深沉、太严密也太专注的缘故）而竟至在没有任何人能够发现的角落里忽然忘记自己正努力从事着的游戏。


那一天，小五带来了应该说是令人欣慰的好消息—徐老三找着一家背景牢靠的打字印刷公司，可以在最短期限之内帮我把论文打印成册，装帧完好。人家甚至还愿意把所里规定必需缴交的十四套论文专程送到学校去。这整个过程之中唯一的麻烦是没有人能够替我干校对。印刷公司的人说得妙：印这种学术性的东西绝对不要接手校对工作。因为你给他校出来的错字可能没有错，他真正写错的你又校不出来。要校一定要作者自己校，不然印好了上门来吵吵闹闹要重印，赔几辈子都赔不完。


可是徐老三却认为：一部要写好几十万字的东西来来回回在路上跑是极其危险的事。万一托带的人一个不留神、让人窥知形迹，迟早还是要暴露行藏的。于是徐老三擅自替我作成决定：打好了字就付印、印足了页就装帧，这叫干净利落。小五转述徐老三安慰我的话是这么说的：“就算有几个错字好了，认不出来的，活该认不出来；认出来的一定知道对的字怎么写，你费那么些事干吗？”之所以插叙打印论文的这段枝节，乃是基于学院中责任伦理之故。我必须非常明确地宣示：一九八三年六月付印的那本《西汉文学环境》之所以堆叠着那么些可以用“绵延近寸”形容之的错别字，完全是因为情治单位正在指使帮派分子追捕（或追杀）我的缘故。


老实说，我根本已经不会在乎什么错别字不错别字的问题了。对当时的我而言，那部论文只是另一个躲迷藏的游戏。我其实并不关心它能不能通过审查，而我能不能取得学位，日后是不是又能凭借它所换取的资格而进入一个什么研究或教学单位混碗饭吃。我之所以没日没夜地赶写出它来纯粹是因为唯有在那样一头钻入一个由我自己构筑起来的世界的时候，我才能够完全忘记红莲。这部硕士论文唯一的意义似乎也在于此。而且—我愿意率直且诚挚地说：写一部看来有根有据的学术论文所能达到的忘情效果要远超过任何事，它甚至远超过我所擅长的小说。


春天正丰美繁盛一如刚开始的飨宴，小五一次又一次带来的植物让破宅前后院变成了亮丽无比的花园。明明经历过好几个月的栽种、培育，但是这一切却像是在一夜之间布置起来的一样。小虾花沿着长板凳下方排开了一列十五尺长的黄色队伍。山樱也一朵朵地发了苞，正补足圣诞白凋落了片片叶瓣之处的闲空。竹子变得更粗、也更密了，从竹枝和竹叶间拼力挣出头颈来的是从来未曾露过面的鹅掌藤；仿佛是叫那竹丛逼挤、激将出来一种发愤的生命力，自竹茎和竹茎的缝隙中探身向外，寻找斑斑离离的阳光。当我突然发现这些鹅掌藤的那天，小五坐在长板凳的另一端纳鞋底，孙小六蹲在大门里修补地遁阵的阵脚，我则捧着刚才写好的论文结论部分的草稿。我们三个人忽而同时迸出一句：“快好了！”而我们说的并不是同一件事。


那是一个奇妙而带些诡异气氛的周日近午，我在邻居和路人都不可能察觉或欣赏的美丽庭园里嗅出空气中渲染着的离别的气味。我猜想小五和孙小六也和我一样—在如此宁静安详且美好愉悦的时光中，你一定会感受到潜藏在某个间隙里的不安的。似乎事情总是这样：当你认为一切都安适了、服帖了、顺遂了，就会惊觉这世界已经稍许地改变着了。一时之间我还说不上来，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不自觉地回头朝背后看了一眼—待我再扭转头脸之际，发现小五和孙小六也似乎是不由自主地往背后凝眸静视。我们三个人又相互望了一眼，每个人的意思看来都像是在探询另外两个人：你们看见了什么吗？


孙小六眨眨眼、搔搔后脑勺，低声说了句：“不会罢？”


话音未落，但见他将就着原先的蹲姿朝空一纵，一团身影登时弹起三丈多高，上了二楼房顶。小五则一把探向我的肘弯，抓了个正着，另只手也环住我的腰眼，我只觉得眼前脸上像是叫一支接一支的扫把给猛可拂了几阵—少顷之后我才知道那是竹枝和竹叶刮擦所致—小五像是“带”我跳交际舞那样地拽住我；我这厢双脚腾空、身躯打横，被她紧紧箍在怀里，而她则仅仅凭借一只右脚踩在一枝斜里朝上窜出、不及一分粗的竹枝上。她的左脚我看不见，倒是我的腿肚子底下有那么一只柔软的物事撑着，事后我才知道：那是她的左膝盖。


很难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勉强形容起来，就是小五和我凝结在竹丛之间，状似一对跳探戈的舞者，只不过她跳的是领舞的男生，我跳的是跟舞的女生。如果当时有人拍下一张照片，再将掩翳在我们四周的竹丛抹了去，就可以清清楚楚看见一支探戈舞华丽的终结。我生平第一次被一个女人那样揽着，身体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相反地，我甚至应该觉得很舒服，因为就从小五单脚站定的那一刻开始，我的手脚四肢和腰腹之间忽然柔软起来，有如失去了每一个细胞、每一块肌肤和每一根骨骼的重量。我不知道跳探戈的女人是否在那样挺腰倾倒之际都有这种失重的快感，然而我的快感却是千真万确的—仿佛任由小五那样兜抱着，我便可以像个婴孩一般熟睡到天荒地老，永远不必醒来。


事实当然没有这么浪漫轻盈。孙小六在屋顶上遭遇了两个穿着灰蓝色电信局工作服的家伙—他们果然是从后院外翻墙进来，又使挠钩和钉掌手套沿水泥壁爬上楼顶—这两般器械可不是电信局工程人员常用的。孙小六在楼顶截住这两个家伙的时候瞥见他们身后还站了一堆奇形怪状的人物，有的也穿了电信工程人员的制服，有的则穿了运动装和慢跑鞋，人手各执长扳手、铁链条和消防斧之类既是工具又是兵刃的东西。


接下来的一场打斗的详情如何是我无法形容的，因为从头到尾我都藏身在竹丛之中，任由小五揽着、抱着，听她在我耳边轻声哄着：“没事的，没事的。不怕不怕。一会儿就过去了。”


在那“一会儿就过去了”的时间里，我还听见铁器交击的鸣声以及金属敲打在水泥楼板上沉重的闷响，夹杂其间的除了有人唔唔唉唉的喊叫之外，还有一种抽抖布帛的促音；那促音每出现一次，小五的双眉便不由自主地舒展一下，两片光滑的嘴唇便微微绽启，数出一个数字。几乎就在小五数数儿的同时，楼顶上方就会飞出来一抹人影，跃过前院的上空，直摔到大门前几十尺以外的茶园里去。当小五数到“四”的时候我已经像观看某种童戏一样开始跟着数算那些从空中掠过又坠落茶园深处的身影究竟穿的是工作服还是运动装。


在小五数到“十八”、而我算出有十套工作服和四套运动装之后，楼顶上方暂时沉寂下来，偶或有一两声踢动隔热砖的声音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


“还有两个。”小五低声说着，随即俯脸贴住我的面颊，道，“是高手，不过不打紧的—”


“你怎么知道？”我也悄声冲她的耳朵说。


“他们踩的步子同我爷爷是一路的，可是功力差得远了，应该就是前两个月被—”小五话还没说完，楼顶上传来几声浓浊的咳嗽。


“年轻人！你这是何苦呢？”问话的这个一句话才出口，又猛烈地咳了几声。孙小六显然没有答腔的意思，但听另一个鼻音黏腻、嗓音尖细的老家伙接着说道：


“上回咱二老叫你小子给打发得好不惨然。今番再来讨教，原本只想寻摸寻摸你小子的武学根柢，不料这一十八名各怀绝技的练家子仍抵敌不过你小子的两招散手。放眼当今这满街狐狗、遍地鸱的江湖之上，居然还出得了此等高人。咱二老若是不能明白个中一二，即便今日就是死在这里，也须化做厉鬼冤魂，啁啾缠祟，永世不歇的啊！”


这一席话说到后来，竟尔凄恻惨悄，犹似魑魅啼泣，听在耳朵里好似初学小提琴的孩子在咫尺近旁开锯拉弓，赫然是一阵魔音贯脑之势。偏在这一瞬间，小五喊了声：“不好！”随即奋力将我朝空中抛了个老高，我还没来得及动念头，整个人便像只脱了线的陀螺一般晕天胡地往横里转了几圈，眼见就要朝园中栽倒，腰身又给小五只手扶住，随她在空中站直了，可两脚沾不着实地，登时就要摔它个三丈六尺高的跟头，孰料才恶叫出口，人已经立定在楼顶之上了。


先前少说有一刻钟的时间两脚没踏过尺土寸地，我忽而往那楼顶上一站，居然像是喝醉了打踉跄，一时摇晃得厉害。小五仅用一只软绵绵的掌心托住我，另只手上前扯住孙小六的袖子，声音压得极低道：留神！他俩有上乘的内力，还会使‘迷踪步’。”


孙小六冷冷一哼，道：“不要紧，过年那两天我就见识过了。”


我顺着他姊弟二人的视线望去，楼顶西侧的底端果然杵着两个老者。一个身穿咖啡色混纺尼龙布夹克，底下是条深蓝色卡其布长裤和一双胶底胶皮的便鞋。另一个与他身量一般无二，上身成了蓝布夹克，裤子却是咖啡色的，便鞋一样是胶皮胶底。越是多看一眼，你越是觉得这两老头儿的模样十分寻常，也十分不寻常。他们就像街上熙来攘往的、通称之为“老芋仔”的那种人，从眼前迎面而来，你根本不会多花一微秒的时间去注意他们的面容、聆听他们的语声、观察他们的举止。质言之，他们就是一团介乎蓝色和啡啡色之间，朦胧如雾模糊似鬼若有若无不虚不实的影子。以这种影子般的形体他们存在着，偶尔发出酸腐的气味，让错身而过的青年不假思索而练就瞬间闭锁呼吸的功夫。


应该是出于一种迫切的危机感，我忍不住仔细打量了他们一会儿，从那十分寻常的模样里看出了十分不寻常的部分—他们的腰身要比一般的老头子们纤细很多，而胸膛和肩膊也凹陷斜削，显得异常单薄。经楼顶的劲风一吹，原本松垮的裤管紧紧贴上小腿的胫骨和大腿的股骨，就更可以看出那两双腿子有如铜浇铁铸的一样坚硬挺直—即使它们极其细瘦。


在我目不转睛凝视着他俩的片刻之间，那不时咳嗽几声的老头儿继续对孙小六说道：“好不好就此打个商量？咱们两不计较了。”


“上回在那边儿仓库里，”黏鼻尖嗓的接着道，“你小子一把软钢刀杀得咱二老浑身上下一共落下七十二道口子—这，咱不同你计较了。”


“今儿你一口气伤了十八名干员，”咳嗽的又接着说，“指不定有残了的、有半残了的；人家端的是公门里的饭碗，家里也有老小妻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黏鼻尖嗓的再接着道：“那也是一十八个无辜受害的家庭啊！这个么，咱们也不同你小子计较了。就连他—”说到这里，两老头的脑袋瓜子一如傀儡戏里的牵丝木偶那样齐齐向我转过来。


“咱们也可以不再追究的。”咳嗽的一面说，一面又猛力地呛咳着了。


“可你小子无论如何得给咱二老一个交代—你这一身武艺是出自哪一门？哪一派？哪一位师尊？”


孙小六听了，搔了搔后脑勺，随眼遍地胡乱看了一阵，一副掉了什么物事的神情—这楼板上散落一地的俱是些钢丝挠钩、掌钉手套、长扳手、铁链条和消防斧，当然没有一桩是他的—不消说，孙小六所失落的不是什么东西，而是应对的语言。他显然不知道该不该接受对方这听起来十分慷慨的允诺。就这么犹豫了片刻，孙小六仍不免透着八九分疑惑地嗫嚅着说：其、其实、其实我、我也可以活活打死你们就没事了啊！”


两老头儿听他这么云淡风轻地说着，脸色骤然一变，面皮整个儿垮将下来，相互对了一眼，仿佛不知道该如何接腔。待他们再扭头望过来的同时，各自身形猛可朝南、北两侧闪开一步，靠北的一个拉左弓右箭步，左拳向前平举、右拳倒扣当额；靠南的一个拉右弓左箭步，右拳向前平举、左拳倒扣当额—这一式在彭师父从前传授我们练步拳里叫“骑马射箭”，依我看不过是戏台上的伶工使来“亮相”的一种“花架子”；村子里的小伙儿也都说这一式只在放屁的时候管用。可两老头儿才拉开这式子小五便一步抢上护在我身前，孙小六又闪影子跨腿护在小五身前。这样好似老鹰捉小鸡的排排一站竟有几分滑稽的趣味—因为我不得不歪起个脑袋才能勉强越过他姊弟俩看见对面那两个“骑马射箭”的家伙，我朝左歪，小五也朝左歪，我朝右歪，小五也朝右歪。总之就这么闪闪藏藏之下，孙小六忽然又开了口：“如果我同你们说了，你们就不会再来烦我张哥了吗？”


“君子一言—”左弓右箭的说。


“快马一鞭。”右弓左箭的接着说。


“不过，”左弓右箭的阴阴笑了笑，“即便咱二老放过了他，自有放不过他的人—你小子保他保得住今日，未必保得住明日。”


“咱二老说话算话，旁人说话未必算话。”


偏就在这两老头儿继续这么一搭一唱地说话的时候，我眼前忽然闪过一幕情景—那是在几个月之前，孙小六和我在青年公园的天遁阵里窝藏的最后一个午后，我们瞥见一棵树下站着四个人，他们分别是“岳子鹏”、断掌的猪八戒和另外两个“老得不像话的瘦皮猴”。当时我只顾着和孙小六争辩手提空鸟笼的大胖子是不是彭师父，是以匆匆几瞬眼间未遑细顾其余。然而此刻这两老头儿侧马拉弓，而我又非得从孙小六和小五的背后这么左窥右盼不可的情况之下，那似曾相识的感觉蓦地深刻且明确起来—这两老头儿正是昔日我从儿童游乐场的水泥树桩后面看见的两个“老得不像话的瘦皮猴”。或许，当时看他们瘦皮如猴的印象竟又是同身躯过于肥大的“岳子鹏”相比较之下而得来的罢？


无论如何，一旦我认出这两老头儿的确就是那天一听我喊了声“岳子鹏”之后便仓皇离去的四个人中的两个之际，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手上也握了副可以加码的好牌，随即往旁边跨了个大步，双手往腰眼上一叉搭，昂声道：“臭老头儿在那边哼哼哈哈、鸡鸡歪歪什么东西？你们‘追究’我？我他妈还‘追究’你们呢！你们跟‘岳子鹏’搞些什么狗屁倒灶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逼急了我全给你们抖出去。知道吗？逼急了我全给你们抖出去。”


我的确就是这种唬烂成性的人。每当我唬烂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如此坦白过—每当我所想的跟所讲的不一致的时候，我讲话就会特别大声，而且会重复。站在美满新城一巷七号楼顶的寒风之中，我的牙关颤抖、气血僵凝，打从骨髓里面害着怕。我知道此刻所面对的正是这一向在我背后出没的那些个黑道、暴力团、地下社会、恐怖分子之中的人物，且他们的背后还有其他我根本无从想像的幽灵和鬼魅。要对付他们，我只能靠胡说八道。


在胡说八道的那一刻，我只想暗示他们：我在报章杂志这一类的媒体上有很多朋友，我在文艺圈也小有名声—这倒不算吹牛，早在大学时代，我靠几个短篇小说得了些文学奖，时不时会风光一阵，还有些想要吸收年轻作家以充实旗下阵容的副刊编辑偶尔会来约约稿、请请客，并代邀知名评论家在他们的文章中为我美言几句。有一位前辈就曾经说过：“张大春是很可预期成为未来的大师的。”在整个流行给人封赠大师二字当头衔的七年代和八年代初期，我还不觉得自己未来将要和那些三教九流满街窜走的媒体明星同列有什么可耻，反而颇有几分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所以当我跟那两个瘦皮猴老头儿说“我全给你们抖出去”的时候，脑子里面确然有某个部位映现出各大媒体刊登出黑道分子迫害未来大师级作家的字样。然而我还来不及设想，究竟我手上有什么可以抖出去的东西？倒是对面依然维持着“骑马射箭”之姿的两老头儿闻言之下相互看了一眼，右边老咳嗽的一个道：


“‘鸡鸡歪歪’是什么意思？”


左边黏鼻尖嗓的一个摇摇头，接着道：“可‘哼哼哈哈’我却明白！”


两人顿时朝我扭转脸来，同声吼道：“原来你小子还真认识咱二老！”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哼哈二才”！


当“哼哈二才”向我们撒出各式各样的暗器的那一霎时之间，我自然无法得知：他们为什么会忽然决定下杀手？因为一切发生得太急太快—对我而言，从那四只夹克袖筒里冲钻而出、飞驰而来的物事只如斑斑点点迎风兜绕的蚊蚋、苍蝇，它们并不是像我从前在一些武侠小说里读到的甩手镖、袖箭、飞蝗石或铁蒺藜那样以直线运动的方式劲射而至，倒像是在离手之后、迫近之前还兜空绕起了螺旋形、波浪形、圆弧形和闪电形的路径。若要勉强描述的话，只能说我倏忽自觉陷身在一群恶作剧的隐形小儿手持的仙女棒火花阵中—不过，即便是如此迷离奇诡，也只一眨眼间而已。


我所谓的“一眨眼”，其实就是当异物迫近之际，人会出乎本能地赶紧闭上双眼的那种反应。我就是“本能”反应了那么一下，再睁眼时，前身正贴着的是小五柔软的背脊和屁股，再前头仍是孙小六颀长高大的影子。我想挣一挣身形，看那两老头儿一眼，却给小五反手按了个死紧，听她以极低极低的声音说：“别动！千万不要动！”


“两位长辈还有什么明的暗的、长的短的，就往这边招呼罢！”孙小六两臂朝横里平平摊出，整个背影犹如一个“大”字，把对面的一切全挡住了。我既挣动不得，视线只能在他的后背和小五的头顶之间往复游移—猛可间，我睇见一样叫我触目惊心的东西，它埋在小五浓密乌黑的发髻里，藏得很深，几难令人发现，只在极偶然的刹那间映照着天光，闪烁出异常的光芒。是那根翡翠簪子。


我像是被那簪子给扎了一下，也像是随视线所及而诱发了嗅觉，当下在一阵浓郁的（或许是明星花露水）的香气之间，我的胸口狠狠地痛了一下。我并没有被“哼哈二才”的暗器击中，可是那蜂螫针刺的疼痛却真实无比。


事后回想起来，当时我并没有时间去深刻体会一下那刺痛之感究竟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然而我不得不承认，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他人产生怜惜之意。


怜惜。一种混糅着不忍又不舍的情感，它浮显在发簪的翠绿色泽以及廉价且带有怀旧气息的香水味道之间。直到多少年之后的今日，我已然不再能凭借零碎、黯淡又渺茫的感官记忆去重塑那短暂的感受—其间有一次，我甚至将整瓶明星花露水洒在一叠稿纸上，试图重新体验一下那种全心全意因为他人的委屈而感觉自己刺痛起来的滋味，然而我所能得到的只是扑脸呛鼻如酒精中混合了农药的凶猛挥发的作用力。在那一叠布满了可能永远拂拭不去的化学药剂气味的稿纸上，我所写下来的是和红莲在宿舍中疯狂打炮的一段情节。


至于在小五背后有如神悟的片刻—无论是肉体上的刺痛抑或是情感上的怜惜—永远失落而不可再得了。我只能这样勾勒：也许是在小五专注地用身体翼护我的整个过程之中，她发间的簪子和香水与当下险恶现实的疏离和不协调所牵动的荒谬感所引致的。试想，小五在那天清晨离家上路之前，曾经以多么温婉而柔缓的动作、多么细致而繁复的步骤整理过她的长发，并且在脖颈、耳根和我无能想像的部位扑打上不多不少的香水。她决计无法逆料的是这一切的努力都成为惘然—我真正注意到那发簪和香水的时刻正藏匿在她的背后，触目所及的还有一片掩翳在凌乱发丝之下的头皮。以那样贴近的距离去凝视一小片遍植发根的头皮诚然不会产生什么美感，它甚至有些丑陋……这，便是在经过许多许多年以后，我对当时那即生即灭的怜惜之情所作的一个勾勒。我把发生了不及半秒钟的过程停滞了、放大了、凝显了。于是我才能够约略察觉，其实我一直要逃离的不只是我的家庭、我的父母、我的村子、我的生活，我还同时想要逃离面对小五的处境。也只有在她的背后，以那样漫不经心的一瞥，哪怕只是一截若隐若现的发簪、半缕若断若续的香气和一片其实谈不上美丽的头皮—这些都是被什么切割了的片段，在这些片段里没有逼人面对或正视的东西，我也才敢于释放那怜惜的情感。是的，我是一个只能在他人背后释放情感的家伙—从某种严厉的分析角度来看，被小五努力翼护着的那个我其实是个因为拙于表达而彻底失去爱的能力的人。


那天“哼哈二才”，并没有伤害到我，他们所发出的暗器全数钉在孙小六的躯干和四肢上。他们也显然是在目睹孙小六硬生生吃下这些暗器的时候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好半晌说不出话来。孙小六依然像个“大”字般的站着，又追问了一声：“怎么样？二位长辈。”


“方才你小子这身法已经道出了来历—这是当年北京飘花门末代掌门孙少华的一招‘漫天花雨’。你，可是孙少华的传人？”


另一个也接着道：“咱二老有言在先，既然知道了你小子的出身来历，今日之事也就作罢了，更何况—”说时竟压低了声，有如自言自语地继续说下去，“怎么会是飘花门的后人？怪哉怪哉！”


“我是姓孙，我叫孙小六，可我是不认得什么孙少华不孙少华的。”


两老头儿闻言不由得一怔，当即收了势子，相互欺近两步，交头接耳起来。过了好半晌，才同声喝问道：那么飘花掌孙孝胥又是你什么人？”


未待孙小六接腔，偏在这间不容发的一刻，小五像是早就提防到有此一问的态势，猛然抬手按住她弟弟的后肩，借力撑身跃起，一记鹞子翻身跃出五尺开外，抢道：“他的一身功夫都是我教的，你们有什么事不明白，就问我好了。”


我看不出小五这一筋斗翻出去有什么大了不起之处—所谓前空翻，那本事自凡是练过几天徒手体操的都能凑附，远不及几年前我从郭家厨房顶上窥看她从孙老虎手下救出小六的一手凌空翦腿来得神奇又优美。可那两老头儿却仿佛各叫人封点了什么周身要穴的一般，右首咳嗽连声的一个张着大嘴，露出一口烂牙，左首黏鼻尖嗓的一个猛眨着眼皮，直要滴下泪来的模样儿。


“飘花门向例不传女弟子，你—你怎么？”


“如此看来—我说品才啊—咱二老这一回莽撞了。真个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哪！这个差使，恐怕是交不了了。”


给唤做“品才”的也连连摇起头来，止不住又咳了几嗓子，才唉声叹道：“交不了差没什么，只可惜这么高的身手、这么深的内力、这么好的师承，却如何甘心情愿维护一帮国家民族的败类呢？唉、唉、唉—呀！”说着，瘦削如髑髅的脸上那一双深陷的眼珠子倏忽朝我一瞪，接着道，“姓张的！你跑得了一时、跑不了一世；逃得过今朝、逃不过明日。咱二老即便认栽去了，你终究是要受天理国法的制裁的。别忘了把老夫这话也同你老大哥、还有万得福那二厮交代。用才，咱们走！”


话才说完，两老头儿身形不改，直愣愣朝后弹退，犹似两枚炮弹一般地蹿出几十丈外，径没入几十株樟树和相思树的树冠之中。


孙小六连忙冲步上前，往后院和院墙外的杂木林鸟瞰了一阵，十分懊恼地嗫嚅道：“真叫赖皮—他们破不了我的阵，却从背后这一头混进来了，看样子后院也要布一个—”


“小六！”小五却突然一声喊，但见她两手环胸，神情出奇地严峻，“我问你，你打哪儿学来的‘漫天花雨’？”


孙小六掉转身来，往自己通体上下打量一遍—我也才看清楚—他的手臂、前胸、两胁、腰腹以及裤裆和双腿之上密密麻麻钉着一大堆晶光闪亮的玩意儿，不消说，正是他先前用那招什么“漫天花雨”的身法给硬吃下来的暗器，而且果然并不是什么甩手镖、袖箭、飞蝗石、铁蒺藜。从射入的角度看去，倒像是一片一片超大号的图钉，只不过钉帽都是角锥形的，孙小六顺手拔了几个下来，可见角锥帽前插入衣衫的部位全拱成了圆弧状的尖钩—显然，它们原先是两寸多长的刺针，只不过在劲射而入的瞬间给孙小六的某种护体神功给抵折了，才变成挂钩的模样。


“小六你的皮还真够厚。”我失声叫道。


“我哪够看？”孙小六嘿嘿一笑，扯开那件破夹袄的盘扣，露出里头那件白内衣的一部分，“全是‘面具爷爷’的衣靠了得。”


“小六！我问你‘漫天花雨’是打哪儿学来的？”小五抬手朝我脸前晃晃，有如交通警察拦路，禁止通行—也就是不准我说话打岔的意思。


孙小六一面继续拔着身上的暗器，一面咕咕哝哝敷衍着，过了天长地久的几秒钟罢，忽然间像是找着了下台阶，眉眼一开，笑道：“你不是说你教的吗？”


“少贫嘴！”小五说时从脖子根往上泛起整片的潮红，还分神狠狠瞪了我一眼，仿佛是说：小六嘴这么贫，非你给教的不可。我想要辩解，可说什么又都嫌多事；小五却严辞厉色地说下去：“你明明知道我是唬弄他们的，说！”


“你凶什么凶啊凶什么凶啊？你凶就有理啊？你凶就对啊……”孙小六撒着赖，姊弟俩接着又来上一段夹七缠八的口角—最后还是孙小六认输，迸出两句：


“是—是那个飘花门的掌门嘛。人家不是说了吗？”


“那位老掌门已经过世三十多年了。”小五那只交通警察的臂膀这才悠悠放下，双手环住胸口，嘴里却一字不肯放松。


“那就是那个孙笑什么东西—”


这话还没说完，小五不知使了个什么样的手法儿，环胸的手看似纤毫未动，但是在她和孙小六之间却倏忽亮出一只长着葱白粉嫩手指头的巴掌，那巴掌当即结结实实烙上孙小六的左颊，留下五指红印。我猜孙小六并不觉得疼—彭师父把他当成个沙袋那样揍，他都不疼，这一耳刮子应该不算什么。可是他随即捂住了脸，又冒出两泉眼泪，双唇抖颤着，显然是受了极大的委屈，却因这委屈极深，或者是惊吓太大，竟至说不出话来。倒是小五也噙着泪、抖着唇，哽声说道：


“孙孝胥—你想说的是孙孝胥么？孙孝胥就是爷爷，咱们的爷爷就是孙孝胥。爷爷早就死在新生戏院那场大火里了。”


孙小六闻言抢忙抬袖子一抹眼眶，皱绞双眉，猛里露出孙老虎那种剑拔弩张的气色。他昂昂下巴朝天空看了看，眨巴眨巴眼皮；垂垂头朝楼板望了望，又眨巴眨巴眼皮，最后居然扭头冲我道：张哥！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里根爷爷’的故事吗？”


我点点头。


“‘里根爷爷’如果是我爷爷的话，那我爷爷就根本没死呢！”


里根，当时仍在第一届届内的第四十任美国总统，曾经是好莱坞著名影星，通常扮演正直、善良而带些柔性气质的西部英雄。自银幕淡出之后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加州州长。一九七六年争取共和党提名竞选总统失败，而在一九八年卷土重来，非但顺利获得党内提名，还以压倒性的胜利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长的总统—当选那年他已经六十九岁了。两年以后，台湾从南到北的玩具店、菜市场和地摊上都出现了一种铁定出自仿冒的胶皮头套，以里根的头脸为模型灌铸而成，彼时若有人戴那头套上街，的确会惹人侧目嗤笑一阵，然而不须几日，里根那张松皮赘肉的老脸便为一批批妖魔鬼怪的脸所取代了。一旦退了流行，没有人会在街上看里根一眼半眼—这张脸要比任何一个平凡人更平凡一点。

38　飘花令主的秘密


被孙小六赤手空拳打落楼顶、飞入茶园的一十八个所谓“大内高手”像气泡一样消失了。这一次突袭并没有惊动我们那些互不关心的邻居。直到近十年以后，当我从汪勋如的《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之中读出它和现实世界之间隐勾暗串的诡异关系，而且被家父严辞训斥—也可以说指点—了一番，我才回忆起这场乍起乍息的打斗之所以立刻“事过境迁”，其实是出于“哼哈二才”的翻覆折冲所使然。


这二才一个叫施品才、一个叫康用才，俱是江南北八侠之中身居第七的白泰官的后学徒孙。只不过白泰官为聚敛赀财而收徒无数，徒子徒孙不得不从再收授徒子徒孙才能敷裕开销，所以徒孙再传三数世，便有同门对面不相识的情况发生。且因传承浮滥，根柢亦随之而浅薄，你一个迷踪拳、我一个迷踪掌，东一套迷踪法、西一套迷踪功，是以在《七海惊雷》书中便曾借一连串同门相残的小故事指出：在千百个号称皆是白泰官亲传嫡系的后学之中，独有一个门派不以白氏的名号为招徕，那就是“飘花门”。


根据作者飘花令主夹议夹叙的解说，读者才明了：“飘花门”之所以不肯奉白氏为祖，乃是此门原有三百多年的传承历史，其渊源早在白泰官之前—反而是白泰官在浪迹江湖的岁月曾经一度拜投在飘花门下学艺，也不知艺成与否，日后便消失在其余更复杂奇诡的情节之间了。


纯粹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像《七海惊雷》里白泰官这个角色根本是个多余的、冗赘的，有之无益于主题推进，无之亦不害于情节发展，作者插笔及此，除了说明白泰官原来只是剽窃飘花门本门正宗的迷踪步行道天涯之外，仿佛全然没有其他作用。


要不是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一个下着迷蒙细雨的黄昏到夜晚—家父训斥了我一顿，我是根本不会注意到《七海惊雷》里白泰官的那段枝节究竟有什么旁的意思，乃至同我的现实生活又居然会有什么关联的。


那一天，家父逼问我和红莲交往的情形，语气出奇的严厉：“那么欧阳昆仑的女儿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没有立刻回答，脑子里尽想着该如何不撒谎而应付得过去。正踌躇着，老人似乎已经看出了我三翻五转的思绪，从椅垫里撑身站起，又虾腰拾掇着家母扔在地上的笤帚和簸箕，一帚一帚地扫拂着先前摔碎的一地碎玻璃碴和茶叶。我望着他扫过磨石子地面上残留的水渍刷痕，登时联想起小时候站在矮凳上看他伏案描绘古战场山川形势的一些图案—那图案的确跟笤帚的扫痕十分相近，他在画那些古战场的时候年纪不过四十出头，近视眼已经有千度以上，然而工笔细绘，一丝不苟。于接近完成的那一刻就会开始同我说话：“你看这一幅是什么？”


我会指一指那些纵横交错、不下数十百万繁琐线条说：“头发。”


“还有呢？”家父笑了。


“笤帚扫水。”我说，其实我知道那不是真正的答案，可是这样的回答会逗得他继续笑下去。


他果然笑了，再问：“还像什么？”


“烂锅面。”


“还像什么？”


“毛线。”


这个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直到我再也想像不出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子。我从来不让他称心如意地得到那准确的答案。他也从来不告诉我那答案是“等高线”、等温线”、测地线”、接击线”、战线”、运补线”……也许要到了高中或大学以后的某一日、某一时，我无意间再向家父零乱堆叠着各种书籍、地图、测量仪器和赛璐璐投影片的书桌投以匆匆一瞥，才赫然惊觉他其实另外过着一种和我所熟知与臆想者全然不同的生活。那是一个塞满了数字和枯燥乏味的名词的世界。简单地说，他的工作就是将已经发生且结束了的许多次战役重新描述一遍。由于战争必有胜负，是以他可以运用各种文献、遗迹和考古发掘的材料来解释打胜的一方为什么会打胜，而打败的一方又为什么会打败。换言之，他先知道了结果，再重塑出制造了那个结果的原因。对正值叛逆期的我来说，这份工作可说再荒谬不过，因为一切所谓的证据都是在已经预设好结论的情形之下提出的。家父每天出门上班、下班后挑灯伏案，多少年下来，居然就是替已经知道了胜负成败的事涂抹锦上添花和落井下石的理由。在那样怀抱着义愤的情绪下，我转眼便忘记幼年时代踩着矮凳和他胡说嬉闹的情景。


然而，就在老人一帚一帚扫过来、扫过去，却总也扫不净地上那些细小的碎玻璃碴的时刻，我猛然间被帚棕拂刷出来、在转眼之间便干逝的平行线条触动了一下，想起非常遥远非常遥远的儿时，当这个老人正值壮年的岁月，曾经多么谨慎地维护着我对语言符号的想像力—那应该算是我的修辞学启蒙罢？


我抢过去，接下他手里的笤帚和簸箕，继续扫着，老人退开两步，我朝他脚下扫了一记，他又退开两步，我再把笤帚伸远了些，假作不小心扫着了他的脚趾头，他笑起来：“咦—！别闹。”


我也笑了，又扫他一下，趁势问道：“你怎么会问起我和红莲的事？”


一听这话，家父才舒展开来的五官，猛地又虬结起来，道：“有人给我寄了一叠照片—还有一张便条，说这女人叫欧阳红莲。”


“干吗寄她的照片给你呢？”


“不是她的照片，是‘你们’的照片。”家父说着时顺手撑高眼镜框，顺手往鼻心眉头狠狠揪揉起来。


“我们？我们没有拍过—”半句话才出口，我的背脊煞地窜开一阵森寒，脖根处却同时渗开一片燥热—打从一九八三年秋，我入伍当兵开始，红莲才重新回到我的世界，每次来去都仿佛鬼魅一般，没有谁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的，也没有谁能告诉我，在我们热烈地互相飨以彼此的肉体之后她又去了哪里？其间的过程再简单不过，无论我在训练中心、接受分科教育的“国防管理学院”或者是正式服役当文史教官的陆军通信电子学校，经常在逢着放假的日子，一出营门或者走到车站，红莲就出现了，她的第一句话总是：“找个地方陪你睡一睡，嗯？”


仿佛中了魔咒的一般，我的眸光凝直、牙齿交战，浑身上下每一个孔窍都舒张开来，满盈盈一腔欢悦迎接着她的身体。任她挽起我的手臂，走向海角天涯。


无论是乌日、积穗、平镇—只要在营区附近触眼可见、距离最近的情人旅馆—都留下我们裸裎厮杀的踪迹。从某些细节方面言之，我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能从红莲所做的些微不经心的动作或反应察知她的感受和渴望；比方说，我们重逢那天的第一次我就发现她对脊椎骨沿线的肤触有着极其强烈的感应，一经指尖轻轻撩划，便止不住地打着哆嗦，微启的眼帘底下露出两弯瓷白，好像那哆嗦一旦打上，黑眼珠便给抖到额头上方去了。我试出这个门道，自然加意撩划。几回之后，红莲忽然睁开眼皮，轻轻笑了，低声说了句：“多了。”


“什么多了？”


“你如果不去体会，”她紧紧搂住我的背，翻身躺平，又闭上了眼，仍旧低声道，“没有谁会告诉你。”


这该算是我学习男欢女爱的第一课罢？在那条尘土飞扬的公路边一爿叫做“乌日大旅社”二楼的小房间里，被陈年不曾流通、说不上来是霉味还是腐味的空气浸裹着，我再度跌入一年前那个撞击、爆炸之后一切归于寂灭的空无宇宙，重温如何进入另外一人生命深处的秘密。这一次与之前在宿舍里那样的鲁闯莽撞是截然不同的，红莲似乎有意诱导我用一双探访的眼睛去窥看那些我原以为只不过是一片黑暗的风景。我也不得不承认，那是一种全然无法描绘、形容或用任何方式捕捉的风景。它只存在于两具肉体缠绞厮磨着的那些个当下，透过并不灼灼然相互逼取的感官而时现时隐。也正因为我们在努力探访彼此的许多个刹那其实是失落了视觉，或失落了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的，是以它无法经由任何形式的叙述而再现—我只知道后来有一次和孙小六为躲避人追杀而溜进一家迪斯科舞厅，置身于乍闪乍灭的轮转灯球所摆布的光影之中，才约略体会出那种支离破碎的感觉—时间并不连续而世界从未完整。是的。


在凝神致志的欢愉抚触之中，时间并不连续而世界从未完整。我猜想这是我无从记忆任何一次和红莲亲密交接经验的根本原因。然而这是十分令我苦恼的事。每当收假归营的时限将至，我知道这先前的一切便要随之而露雾散、云逝烟消。无论我在部队寝室的蚊帐里如何冥想追忆，也不可能拼合出所曾强烈体会过的这一切于千万分之一。


终于有那么一回，当我穿起军服、扣紧皮带、打好绑腿、戴上小帽的那一刻，鼻根一阵酸哽，涕液猛然间喷涌出来。红莲从背后环住我的腰，哄了几声什么，我没听清楚，径自咽声说道：我记不得你了，我会忘记你。”


“又不是不再见了，怎么这样哭法儿？”


我摘下小帽，想用它擦泪水，可什么也没擦出来，倒是又擤出一堆鼻涕。我从来不曾向任何人表达过依恋不舍的情感—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从来不曾体验过真正的失落或欠缺。然而，这样显然并非幸福。在那个令我心痛的离别时刻，我像一株给人倒栽入土的植物，既不能思考、复不能言语呼吸，整个地球却翻转过来，然后我便尽情呕吐着了。


那是一次独特而奇异的经历。我发现那是一种和酒醉全然不同的呕吐。在倾泻出胃肠里所有的东西的瞬间，似乎并没有烦恶感，倒像是向某个值得托付的对象诉说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或者是向一群陌生人发表了一次动人的演讲那样酣畅淋漓。总之，当红莲用浴巾和一整卷卫生纸擦拭过床尾地毯上的秽物、而我则趴伏在马桶边沿喘息的时刻，我颤抖着，回味着喉头残存着的、射精般收缩的快感，几乎连想也没想，我冲那马桶底部漩涡状的注水自言自语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红莲没听见而我也不会告诉她：我所说的正是恋爱。恋爱原来是这么回事。


此后大约有一年九个月的时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和红莲的关系，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她不期然出现的时机—有十多次逢着该放假或例休的日子，我临时接获命令，必须到总部甚至“国防部”去参与筹划那种名为“莒光周”、“军纪教育月”、“保防教育月”等军中电视教学活动的会议。而之所以上级单位会找到我—据我当时揣测—不外是由于我已经小有文名，且拥有中文硕士的身份；对于军方职司政训业务的高阶长官来说，张大春既然是个会写小说的人物，便应该有能力编写几个能够发扬军纪和保防观念，乃至提倡“忠诚精实”军风的电视剧脚本。这种差事经常是说来就来，顶多前一天晚间下达电话命令，第二天一早就得派车出发。就我记忆所及，总是在星期六或者轮到我放荣誉假的前一天。遇到这种情况，我自然会惦念：那么红莲呢？可是说巧不巧，等到任务结束之后的某个假期，红莲粲着一脸笑容再度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会这么说：“上周末我正好有事，没能来。”或者：“前几天又换了工作，忙翻了；幸好没来扑个空。”


但是，只要不碰上那种临时委派的公差，红莲几乎没有遗漏过我军旅生涯中的任何一次假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一种难以想像的美满境界。我不时会以一种历尽沧桑、饱经世故的腔调告诫同在一个营区服役，时时为情所苦的同胞弟兄。其中包括一位大队长、几位教官和无数为相思悬念所苦恼的军校学生。我告诉他们：爱情是一种建立在自由和信任之上的付托，爱情是一种两个肉体之间无法被他者取代的交流，爱情是一种经由身体的探访而建立起来的相互存有，爱情是一种透过对性欲的满足而升华成就的灵性解悟，爱情是一种必须通过分离、思念、挫折、磨难等等严酷考验才能修成正果的美学经验……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越说越深、越说越玄、越说越抽象奥妙，时常说了就忘了。可是我的听众却越听越有趣、越听越入迷、越听越以为那是人生至理，充满了两性相知相爱的智慧。一直到我快退伍了，居然还有几个总教官室教电码和数学的预官，每天晚上挤进我的寝室里来请益至夜深不散。他们最后联名醵资送我一支派克金笔，笔身上镌刻着蝇头细字：惠我良深”。


倘若我当时就能明了那暗藏在我和红莲之间百分之百的美好爱情的背后究竟是些什么的话，这支金笔恐怕非但不足以彰显我在爱情方面夸夸其谈的成就，它反而还称得上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也就在入伍之后的这么一大段稳定持续的关系或者交往，我摸索着去亲近、理解、侍奉以及享用红莲的身体，也渐渐同她在零乱的枕衾被褥之间有了交谈。红莲说故事的方式和彭师母、孙小六都不一样。彭师母说起故事来犹如重新经历了一次自己的人生，也带着听故事的人重返那个历史现场。可是在那个现场，你几乎看不见彭师母的身影，也听不见她的声音；即使涉身于某事件之中，她始终像个幽灵般隐匿在某一最适于观察的角落。尽管她的表情夸张动人、腔调变幻莫测，听者只觉其逼真如实，却从不致怀疑自己有什么迫切的危险。孙小六说故事的时候有一种唯恐遗漏什么而随时提心吊胆的不安—这种不安当然也会传染给听故事的人—仿佛每件他所经历的事都有一种极大的不确定性，非得将一切和这事有关的细节都交代清楚不可，否则整件事便会被视为虚妄无稽，且招致严重的指控或谴责。这样说起故事来，别有一种纤维毕露、毫厘不失的趣味，只不过很难了解他堆积了那么多琐碎的故事里究竟有什么意思。


红莲则全然不同，她总不肯平铺直叙地述说一件完整的事，好像她的人生就是在一大片伸手不见五指的迷雾之中东闪一下、西闪一下的七彩灯饰不断飘忽游移而形成的。你必须像个努力在益智绘本上玩串联数目字寻绎图形的孩子，一丁一点儿把那些晶莹闪炽的小片段拼凑起来，才勉强勾勒得出一个生命的轮廓。


我开始对这个女人产生好奇；想了解她的过去，想知道她的生活，想追索出她曾经在如何如何之际而我当时又正如何如何。我在印着“乌日大旅社”字样的一张床单底下展开了第一次探访：“你跟我说过你爸爸长了个铁脑袋瓜儿的故事。”


“嗯。”她掠了掠耳际的发梢，闭上眼，嘴角微扬着喘息。


“后来呢？”


“后来那颗脑袋瓜儿被人砍掉，掉进台湾海峡里去了。”


这就是红莲说故事的方式。坦白说，我在她讲到“掉进台湾海峡里去了”的那一刻，眼前确实浮现起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坠入湛蓝泛黑的海水里去的印象。然而它太不真实却又太强烈，红莲的语气又过于简淡寻常，似乎不像是在刻意捏造什么惊魂摄魄的场面。


“怎么会这样？”我掀开床单，像一根背后忽然松了压缩弹簧的橛子一样坐起来。


红莲略一皱眉，仍不肯睁眼，想了想，道：“大概那刀很利罢？”


“你在旁边吗？你那时候多大？”


终于她睁眼了，轻轻摇摇头，意思大约是说：“我不在旁边。”随即把只手从枕头底下探出来，曲张五指算了几回，又想了片刻，然后用食指和拇指比了个八九公分的距离，竟然低声笑着说：“这么大。”


“别开玩笑。”


“真的，这么大。我还在我妈的肚子里。”一面说着，红莲一面使劲儿将那床单朝空一抖、抖成个帐篷，把我们都覆在下头，接着便捧起我的脸，鼻尖摩挲着我的脸颊，道：“告诉过你我比你大很多很多，你还想知道什么就尽管来罢！”我们立刻又来了一回合。


再度说起同一个话题恐怕又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了。也许在积穗那家罕见的日式木造客栈的小阁楼上，也许在平镇那家兼作西药房生意、取名为“平镇雅筑”的民宿。我忘了什么原因—也许是壁间挂了帧印着湍急瀑布照片的月历，也许那月历上的照片不是瀑布而是碧波与海船，或者根本没有那样的月历而纯属毫无情由的遐想使然。总之我又问了她一次：“你爸的头真是被砍掉的？”


她睨我一眼，是那种何必大惊小怪以及小事不足挂齿的表情，点了点头。


“为什么？”


红莲认真思索了片刻，又给了我一个迷雾中闪炽着小灯泡似的答案，简洁、炫目、忽焉而逝但令人难以忘怀：“应该是因为黄金罢？他帮政府运了太多黄金出来。那么多怎么可能不出事？”


我记得当时我并没有追问下去。原因很简单，那颗其实我并不关心、和我也没有一丁点儿关系的脑袋瓜儿恐怕又已牵涉到许多我无能负荷的内幕。或者—我该更诚实一些—在无比渴望着红莲那丰美的肉体的同时，我并不敢再深入窥探其中还有什么诱人的秘密，以免那秘密一旦揭露开来，我便会再失去她一次。


可以说抱着一种忐忑的意绪，我继续和红莲维持着那种尽情垦掘对方身体的游戏关系。然而在另一方面，我随时随地能够意识到自己对她的隐瞒和提防。比方说，我始终没有告诉她，其实我后来从彭师母那儿听到了“铁头昆仑”初展神威故事的更多细节，我还知道她的爸爸就在那一次事件中结识了一个后来当上资政的人物。这种隐瞒和提防或恐只是男女之间一个无足轻重的、玩笑式的角力，仿佛握有某个（尽管并不重要的）秘密的一方便取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极其抽象的优势。我甚至偶尔还会这样想：等我老了以后—我是说要等我老到都已经不知道鸡巴硬起来是个什么感觉以后—我若突然把我所知道的欧阳昆仑告诉红莲，那么，她的脸上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


然而，无须等到那么久—我在三十五岁那年便已瞿然惊见自己所握有的秘密其实微不足道，且在我自以为比红莲多知道了一些什么的时候，早就成为握在别人手中的某个秘密的一小部分—家父朝我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要再扫了”。我放下笤帚和簸箕，随他走进他的房间。门一开，扑面迎来的是一阵混合着蟑螂蛋、霉斑、潮透了之后蒸出盐渍酸梅香气的油印资料纸和蛀虫啃啮成粉屑的楠木所发出的味道。我许多年未曾进入这个房门，忽然产生一种里面比以前小了很多的错觉—稍后才注意到这错觉是因为房间里又堆叠塞放了较原先多出几倍不止的书籍、图录、卷轴和资料夹，最令我讶异的是书桌右边多了张矮几，下置滚轮，几面上端端正正架设着一部我从来不曾碰过、也不曾想到会去使用的电脑。


“九年代了嘛。”家父大约是从我看那电脑屏幕时目瞪口呆的神色中揣摩出我的惊诧，便带些赧意地说了一句。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轮到我面红耳赤、骨悚心虚—家父从电脑主机和矮几之间的缝隙里抽出一个牛皮纸封递过来：“是行家拍的。”


一时之间很难判断家父所谓的“行家”指的是摄影技术方面的行家，还是跟监侦伺方面的行家。不过，照片的确拍得极好，每张洗成八乘十的大小，曝光正确且层次分明，虽然都是黑白底片摄制，却因为冲晒技术细腻入微而颇能传神。至于所拍摄的内容—一言以蔽之曰：我和红莲在打炮。


站在自己的父亲面前端详自己妖精打架的模样能有多么尴尬就无须赘述了。我匆匆瞄了两眼，十足体会那无地自容的滋味。倒是家父显得相当从容，不疾不徐地说道：“一共寄来了十八张，应该是用那种高精密度的特殊底片拍下来的—依我看，只有拍航照图之类的单位才用得上那种底片。你是碰上‘专门的’了。”


我这也才注意到，十八张照片并非一时一地之作。照片里我的容貌和体态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剃了个大光头的一张靠近右侧的位置有一扇教窗帘给掩去半边的窗户，没掩住的半边透着光，可以约莫看出窗外公路上弥漫着镇日不落的灰烟尘埃，和“乌日大”三个颜体正楷招牌字。其次，我趴在红莲身上（采“传教士”姿势）冲刺的一张下方—也就是距镜头较近的位置—放置着一个侧面印了“平镇雅筑”字样的火柴盒。除了这两张之外，其余大多没有明确的地理标示。不过，照片中的我头发越蓄越长，可见是服役中期以降乃至退伍之后的几年间陆续拍摄下来的。其中有三四张里的我肚腩肥厚，有如怀孕四五个月的妇人，那显然是九年代以来的一年半之间拍的。倒是红莲一点儿没有改变—除了头发或稍长些、或稍短些，几乎辨认不出这前后跨越了十年的岁月在她身上留下过任何痕迹。


在那样认真看着每一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乍然绽开的羞惭窘迫之情竟尔习习褪去。毋宁可以说是在家父带些宽纵意味的眼神鼓舞之下，近乎谐谑地—一如用笤帚去拂扫他的脚趾头那般—我随手抽出一张晃了晃，道：“要是有人拿我儿子的这种照片给我看，我会疯掉。”


老人点点头，似乎是表示接受了我的试探。可是他却如此接着说道：“我原本想烧了的，又觉乎着有什么不对劲儿—一定是你招惹了什么事，才有人会用这下三滥的手段，想借我的力气整治你小子一下。”


“为什么要寄照片给你呢？”我脱口问着的同时已经在想：万一他们寄件的对象是我任职的报社或者我任职报社的同业竞争者，则极有可能让我逐字笔耕、辛辛苦苦在文学圈里所建立起来的一点小小名声毁于旦夕之间—起码我会成为一个蜚短流长的话题，一个东招西摇的笑柄，一个再也不能发表什么“具有严肃意义的作品”的小丑。


“当然是因为欧阳昆仑的缘故。”家父低声说道，“寄照片的人非但掌握了你和欧阳红莲的交往，恐怕也想考较考较我和欧阳昆仑之间的关系—”


“你认识欧阳昆仑？那、那个铁头？”


“可以说认识，也可以说不认识。”家父再度抬手扶了扶眼镜框，用那种几乎像先前斥责家母一样严厉的语气说道，“我先问你，你可要老老实实、仔仔细细地答我—是不是有人曾经告诫过你，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


他的话乍听起来的确耳熟，而且不只如此，连遣词用字都一模一样：“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然而这种告诫式的话语在我们那一代人耳朵里至少堆置了数十百万，一时半刻之间实在很难爬梳得出来。我正犹豫着，家父却急切地说了下去：


“这几年我看你很风光，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朋友也多了起来，这和你服兵役之前的光景是大大不同了。你自己不会不知道罢？”


我听他的话里似乎没有责备什么的意思，可是细细咀嚼，也未必然十分赞赏我那可以称得上是应接不暇的社交生活。于是—带着几分防卫意识地—我咕哝着答道：“也没什么罢？你也知道的，人家邀篇稿子，总会打几个电话；找我去演个讲，也会打几个电话；有那些报纸杂志想到什么题目要采访采访，总不外还是打几个电话。你要不乐意接就别接，要不我搬出去—”


“没那么大罪过。”家父往床边一张藤圈椅里一坐，摊摊手示意我也坐下，突然降低音量，道：“你静下心、捺住性子、好生想一想，打从你那年写论文当兵起，一直到此刻为止，有没有哪一天是独自一个人过日子的？”


他的话越说声越悄，但是却狠狠撞了我一记，犹如走着走着猛里撞上一块又硬又厚的透明玻璃，砰然把脑门撞了个满天星斗，里头的零碎儿东洒西飘，眼前一片金光灿烂。我摸摸前额、眨眨眼，居然笑了起来，应声道：“的确没有。”


“哦？”家父朝椅背里仰了仰。


“不不！等等—”我忽然想起来，“刚才我是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到青年公园去看书。咦？不对！不是一个人，我在公共厕所里撞见一个冒失鬼，那家伙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还尿了我一裤子！


“如果人家不是个冒失鬼呢？”


“哪有人故意干这种事？”


“哪有人裤子上沾了那么脏的东西还不赶快回家换了、洗了？”


“我在看一本书—”我辩解着，可是也就在那一刻，我依稀明白了家父的意思：公园厕所里那家伙既不是冒失鬼，也不是我的忠实读者—那是个故意窝囊我一下，好逼我赶紧回家换裤子的人物。


家父径自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连连点着头，道：“所以，这一向你身边的确是‘随时有人’了。看样子，你这条小命儿能苟活到今日，不是没有道理的。”说到这里，他摘下眼镜，另只手使劲儿搓抹了两把脸，直抹得两颊和鼻头儿赤红殷殷，两丸聚不拢的黑眼珠子不知是看着我还是我身边的房门，叹了口气道：“去把你那几本书拿进来罢。”


“我可不想唬弄你，爸！你要是逼我烧了它们，我出了这屋门就不再进来了。”我几乎是咬牙切齿的那么个架式地说。


“别跟我闹意气。”家父重新戴好眼镜，又沉吟了半晌，有如做了个极其艰难的决定似的说，“烧与不烧，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可你已经是三十好几的人了，要是还像个跌跌撞撞的小娃娃一样，成天提着条性命混来去，如何是个了局？”


我没答他的话，开了门，三步并两步冲进客厅，拎起先前搁在长茶几旁边的书袋，忽地闪出个念头来：我当然可以背起这袋书，扭开门锁，窜身出去，随便找它一个天涯海角去混一段时日。日后回想起来，当时之所以迸出这个念头，未尝不与家父那句“这一向你身边的确是‘随时有人’了”的话有关；或许在意识的深处，我正竭尽所能地抗拒着这样一句话—难道我真的再也不能回到许久许久以前，一个人窝在缈无人踪的宿舍里，像老鼠一样读书度日了吗？难道我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便已完全失去了独来独往的权利了吗？难道我已经习惯了变成报社、课堂乃至文坛诸如此类非与众人接触不可的社会的一分子了吗？难道我根本是个舍不得也离不开（包括那些所谓的忠实读者在内的）陌生人群，且热切渴望同他们交流、沟通，却又不屑承认而惺惺作态的人吗？


拎起那袋书的刹那，我把“身边随时有人”这句话作了太过偏执的引申；然而那样带有自责况味的引申毋宁是深具意义的—它让我得以重新温习一遍从前，重新体会一遍既非知名作家、亦非媒体宠儿时代的张大春所曾经懵懂追寻的一个状态—一个夜以继日只在这本书和那本书之间逡巡来去、顾盼自如的状态。


事实上我已经扭开门锁，一步正待跨出—倘若就这么扬长而去，也许我再也不会有回头面对家父的勇气，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从他那里得知为什么我“身边随时有人”，也许我再也不去报社上班、再也不回学校授课、再也不发表什么狗屁文章、再也不……推演到某个难以捉摸其细节的极致，也许我便消失了。然而那一步没能跨出去—家母在身后喊了我一声。我回头瞥见她正趴伏身躯，用手掌抚按着方才打碎了玻璃杯的地面。


“又要出去啊？”她说。


“你在干吗？”我叫了声，抢上前要拽她起身。


“玻璃碴子太细，不这么试，你怎么扫也扫不干净。”家母说着，抬起一只手掌，指丘处果然晶晶莹莹沾黏着几片碎碴子，另只手顺势给挥进簸箕里。她没肯让我拽起来，反而扯住我的衣袖，低声道：“你老子最近不大对劲儿，动不动就唉声叹气的，夜里不知道是做梦还是怎么着，老是乱叫。你别跟他计较，人老了，什么毛病都来了。”


就在这一瞬间，我打消了那个扬长而去的主意，冲她点点头，拎起书袋，走回家父的房间。老人还仰脸坐在藤圈椅里，双眼直愣愣瞅着天花板上的吊灯，道：“把门关上。”


我照他的吩咐做了，顺手扣住插销锁，漫声问了句：“妈说你最近睡得不安稳。”


他扶了扶眼镜，嘴角不自主地撇了撇，道：“等你听我说完，再看看你能睡得安稳不？—那本《七海惊雷》你读到哪儿了？”


我没料到他会这么问，抓耳挠腮想了老半天，依旧没有头绪，只好扯开书袋，把《七海惊雷》摸出来，扭亮灯，胡乱翻了翻。坦白说，在翻看的时刻，我只觉得有如陷身于那些经常缠祟着我的、有关考试的恶梦，满脑子尽呈一团真空，视线所及之处的白纸黑字也不外一片茫然。有好几个刹那，我很想告诉家父，算我压根儿没读过这本书好了，你想说什么就直截了当地说好了。


但是，老人什么也没说，他十分有耐性地等着，十指在胸前一下又一下地叉搭，即使偶尔咳嗽一下，也像是置身于病房或图书馆里一般努力地节制着音量。不知过了多久，我总算找着了当年匆匆浏览之下所历经的那个极限—


这整个过程像一名迷失于险峰雾林之间的漫游者—在搜寻、穿越过既芜杂零乱且模糊缥缈的记忆之时，猛地从我眼前闪过两张忽隐忽显，半生半熟的脸孔。其情状有如你翻箱倒箧遍寻某一则资料或某一篇文章而不得，无可奈何之际，却在你全然意想不到的书页间飘落下一份你以为早已遗失的笔记、一纸你声明作废多时的证件一样。那是两个人的脸：一张泛着紫气的同字脸和一张不时会撮起口唇、发出呼呼怪笑之声的圆脸。紫色同字脸的那人跟我说了句话：“可惜你读了那么些书，都读了个七零八碎儿。”圆脸的则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回嘴道：“有朝一日人家把这些零碎儿掺合起来，汇入一鼎而烹之；自凡是火候到了，未必不能大快吾等朵颐呢！”


这没头没脑的往来言语转瞬即逝，颇像是清晨起床的片刻间残留在枕边衾上的梦境遗痕，待我正要岔开思路，往复拨寻，却又杳然消灭了踪影。在那一刻，我只当是因为答不出家父的追问而一时情急，从意识底层浮涌出从前在学期间挨老师们教训的无数个情景之一。不意这一岔念，倏忽闪炽，稍后才解开了家父原本想要探究的另一个问题。


不过，我必须先回到《七海惊雷》—


我把拼凑出来的阅读印象比对着书中原文，好容易找到当年停顿的地方，说的是一个双腿畸残的拾荒人于穷途末路之际忽有奇遇，得着了一个传衍了数百年之久的古本故事，拾荒人觉得那故事固然荒诞不经，但是颇有异趣，便逐字逐句地读了下去。岂料一旦入迷，非但茶饭不思，寝息亦废，且正因为字斟句酌、钻深究细的缘故，竟至神魂驰荡，心魄动摇。看在外人眼里，这拾荒人镇日里喃喃嚼语、唔唔咒念，竟尔疯癫痴狂了。殊不知这古本故事的页里行间隐隐然藏着个奇门遁甲秘术的机关，拾荒人读之诵之，居然练成了一套排诡阵、设迷局、兴道法、布幻象的本领。


当年我就是在看到这一节上打住的。我指了指《七海惊雷》第五百零二页的一个段落，同时也想起初读此书当下的情景—我随手阖上它，放回壁间书架的原位，走到另一个标示着“宗教民俗”类别的书架前，抽出一本叫《奇门遁甲术概要》的书。


“为什么没读完就不读了？”家父觑眯着双眼，似乎是以一种纯属好奇而非训诘的口吻问道，“这本书有六百多页呢。”


“反正是一部破武侠，本来就读到哪儿算哪儿。”我说，“而且我又搞不懂奇门遁甲是个什么东西，大概就这样放过了罢？”


家父点了一下头，又垂下脸、沉思了好半天，才像是鼓足了勇气一般说道：“这样罢—你先仔细看完它再说。”


一时之间我仍不免有些糊涂—才多么大一会儿之前不是还要我把这一袋书“通通烧了”的吗？这一下怎么又来个“仔细看完”了呢？


然而彼时的我如蒙大赦，无暇细究个中因果，遂抓起《七海惊雷》，从第五百零二页那中断之处读了下去。


且说那双腿畸残的拾荒人姓裘，单名一个攸字。在前五百页书中只偶尔出现过三数次，读者仅仅知道，这裘攸曾经进过学、中过秀才，也娶了一房妻氏，并育有一子。倒是那孩子是此书主角之一。此子生来桀骜不驯，在年纪还很小的时候便给个和尚模样的人拐带离家，一去不返，可是在日后竟练成了绝世的武艺。日久天长，这裘氏子便以云游僧的身份行走江湖，法号“轮空”。轮空虽然到处行侠仗义、济弱扶倾，却始终不曾与闻自己的身世，更不知道他的母亲已经因为哀恸过遽而染病亡故了。至于那裘攸先遭失子之祸、复陷丧妻之悲，顿时勘破功名、无心举业，才沦落成一个拾荒人。


《七海惊雷》全书直写到第五百零二页上—也就是裘攸不期然而练就一身奇门遁甲的方术之际—才冒出另一个主人翁。是时在市井坊巷之间，无论三教九流，几无一人肯以青眼睐裘攸者。倒是有个远从京师流浪千里而来的孤儿看他着实可怜，遂礼事之、敬奉之。裘攸深受感动，便将一套本领尽数传给了这孤儿，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跨儿”。为什么叫这么怪的名儿呢？书中还有闲言说解，乃是裘攸这秀才毕竟抹不净读书人的底子，取名用上了典故。原来这“跨”乃“跨灶”之意。《海客日谈》云：“马前蹄上有两空处，名‘灶门’。马之良者，后蹄印地之痕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名‘跨灶’。”引申说来，即是后者超越前者的意思。在裘攸心目之中，自然是期许这跨儿的奇门遁甲之术能超越裘攸本人；至于是不是隐含着“后儿超越前儿”的意思，则飘花令主并没有明说。


或许是浪掷在闲说某名某物来历掌故之类的笔墨太多、也太琐碎，致使《七海惊雷》最后的六分之一看起来非但没把前文之中所设下的伏线一一呼应完妥，飘花令主反而变本加厉，花了将近三四十页的篇幅去重述早在四五百页之前就已经交代过的一段无关宏旨的背景；也就是在全书中根本无足轻重的一个小帮派—飘花门—如何拥有三百多年的传承历史、如何于江南北八侠中排名第七的白泰官之前即已独步武林、如何精拣慎择良材美质的子弟谆谆而教……飘花令主特为显示白泰官一系子弟皆属歪瓜劣枣之辈而不惜以整整四页的篇幅抄录了一份谐称“白邪谱”的名录，刊印出两千多个名字。坦白说，我认为那是作者为了骗稿费而混使的卑劣伎俩，是以一眼扫掠之下，便将那四页尽快翻了过去。


接着，飘花令主像是蓄意撒开控缰驭辔的双手以便纵马狂驰一般的写出了另一段有头没尾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自幼离家、寄踪八表的僧侠“轮空”再度登场，为了替嵩山少林寺护送一批名为《武经》的秘笈到福建少林寺去，一路之上，历经了不少艰难险阻，斩杀了许多盗匪强徒，最后终于达成任务。但是，就在轮空将《武经》运抵南少林、贮入藏经阁之际，居然凭空冒出来两个早就伏匿于寺中、寂寂无闻的洒扫老僧—材平和材庸；这两个老僧手起掌落，立时便将轮空给格毙了。最令人沮丧的是，整部《七海惊雷》到这里居然就结束了。


这样虎头蛇尾也就罢了，整个阅读过程更极其别扭，因为在高阳给我的这个本子上到处是他随手注记的一些小考据—高阳的行草自成一体，且善书者不择笔，忽而红墨水钢笔连下数行、忽而又是蓝色油墨圆珠笔岔写几百字，之后居然连毛笔的蝇头小楷也绵延一气，乃至原先排印的明体铅字常为之掩翳难明。有些夹注字句依稀可辨，不外是引申、旁证小说所述内容的一些来历出处，有些我连他写的是什么字也认不得，于是干脆通通跳过。至于《七海惊雷》的原文—坦白说—在深受现代小说结构形式洗礼的我看来，这样松散骈漫、挟沙跑马的写作方法迹近乎对小说这一体制的污蔑。我在读到“全书完”三字之际，忿忿然随手将《七海惊雷》向桌脚边的垃圾桶一扔，不意却瞥见封底上的一行小字，正是高阳所写的那句：“唯浅妄之人方能以此书为武侠之作”。我忍不住再将它从垃圾桶里抽出来，捧在手中，又读了一遍—唯浅妄之人方能以此书为武侠之作—


家父似乎并没有读到这一行字，但是他迸出口的话却几乎同高阳的题字按语是一模一样的：“你看不出门道来，自然会以为它只是一部破武侠了。”


“如果这里面有什么影射—”


“不是如果，”家父使劲儿一扶眼镜框，道，“它本来就是一部影射。飘花令主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可是他写了些什么，我却猜得出几分。你方才跳了几页没仔细读，应该是那‘白邪谱’的名录罢？”


我点点头，顺手翻回那四页有如联考榜单一般密密麻麻的名录。这时我也才发现：高阳在这四页里居然没有半个字的夹注、眉批。乍想起来，应该也是不耐这无聊名姓的摆布，是以和我一样，匆匆放过了。然而，另外一个念头这时猛里闪出来挤了我一把：倘若此书并非小说，而这份名录或可能并非虚构出来的；也正由于它是一份实有其人的名录，高阳才未曾像在别处那样随文附注、垦掘奥义—是这样的么？


“你先认一认，在这些个名字里，有你认得的没有？要是怕费事，倒是可以‘卷帘’而上，从最末一个名字往回认，认一个、想一个，想清楚了就圈起来，不可马虎。”


“为什么不顺着来？我不怕费事，谁说我怕费事？”我扯嗓子抗了两声，其实心是虚的—我猜家父恐怕早就看出来我这做不得学问的懒散习性，可叫他这么一说，却偏要跟他逞强，执意要从第一个名字往下读。


“那都是些前清雍正朝时代的洪门棍痞，你怎么会认得？别犟！倒着来罢。”家父的语气仍旧平淡温和，但是十分坚定，“等你认出什么、想起什么来，也许就明白那飘花令主的意思了。”


白昼至此隐退，窗外的天色已经全然暗下了，我并没有注意到家父是在什么时候悄然扭亮了日光灯，甚至还打开了电脑，双手便捷如熟练的钢琴家一样敲击着我完全陌生的键盘，黑底白字的荧光幕闪炽良久—照理说我应该十分惊诧于老人居然能如此熟练地操控这种先进的科技工具，然而我什么也没来得及表示—我竟毫不自觉地跌进“白邪谱”名录所展示的机栝之中。

39　名字


即将揭露我和孙小六各自遭遇的奇谲诡异之谜以前，我确曾犹豫着：究竟该从哪一条线索展开叙述。我可以先从那一年在小五姊弟俩的护送之下前往辅大文学院应付硕士论文口试的那一天说起。然而这样说并不吻合我重新回忆起彼日情景的实况—口试通过之后，直到家父为我拨云撩雾、洞察世事的那一天中间过了整整九年的光景，我从不曾想起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那天所发生的一些琐事。之所以我会记得那日子，只不过因为它既是我“竟然”取得学位之一日，也是我二十六足岁的生日。


我也可以先从孙小六那个“里根爷爷”的身上说起。然而这样说就很难绕回头解释欧阳秋、欧阳昆仑乃至红莲这祖孙三代和老漕帮这一系人马之间似有若无、阴错阳差的几番遇合。此外，就我逐渐知悉世事真相的过程而言，依据时序的前因后果、逐日逐月交代那些在早年我既不以为意、又不甚明了其究竟的枝节背景，则是桩既繁琐、又无趣，除了比较贴近素朴写实主义者们冗赘堆砌的风格之外毫不足取的事，所以我索性还是得暂且不去理会“里根爷爷”的部分。


斟酌再三，我最后决定从“白邪谱”上的几个名字说起。这几个名字出现在全谱的最后一行，从最末一名以次逆行而上，分别是：洪子瞻、洪达展、陈光甫、莫人杰、项迪豪。


不是我自负书读得多，在看到项迪豪这个名字的那一刹那我得意地笑起来，说了句：“哈！每一个名字我都认得。”


“也都知道他们的事儿么？”家父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电脑荧幕，手指头喀哒喀哒继续敲着键盘。


“当然。”我叉合十指，枕在后脑勺上，跷起二郎腿，把不知从哪些闲书杂志里读到的些个旧闻轶事一抖露说了个透—


根据我的记忆所及，项迪豪和莫人杰分别是杭州湖墅一带经营过塘行生意发家的两个纨绔子弟。由于项、莫二家素来通好，两族各自精通的武术也时有交流，遂有“南腿双秀”的美誉。可到了抗战期间，项、莫二家的际遇却判若霄壤。项氏尽数变卖了资产，举家迁往上海租界区，经过几年的蓄积韬养，居然在抗战胜利之后改行投资海运事业，有了足可敌国的财富：莫氏则恰恰相反—原先的家业毁于兵燹不说，又欠了大笔债务，莫人杰甚至还在一桩债务纠纷之中被某帮会分子举枪射杀，毙命于杭州商会会馆待客小厅。


当我一口气说到这里的时候，家父才稍一侧身，偏过半张脸来，嘴角斜斜撇给我一个难掩轻蔑之色的笑容：“哦？是这样的么？”紧接着—仿佛像是不忍打断我的兴致似的—他又连忙收敛了笑意，扭回身，道，“你先说下去罢。那陈光甫呢？”


陈光甫我就更熟了。许多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处理外交事务有关的著作和文章都提过这个名字。此人最称显赫的一桩事迹便是在抗战伊始之际率团赴美游说，借来一笔为数高达两千五百万美金的军援款，为当时正捉襟见肘、寅吃卯粮的“老头子”解决了燃眉之急。


此外，在署名陈秀美所撰的《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一书“书画门”之部中也曾提到：陈光甫为人十分风雅，有搜集法帖碑拓及名家书艺真迹的嗜好，曾斥资百万购买了一批号称“蛇草行书”的新潮派书法作品，持之分赠政商名流，并倩人大作评介之文，发表于报刊媒体。果然鼓吹得力，匝月之间，这“蛇草行书”便轰动全国；非但艺坛称盛，就连不识字的市井小民也知道：当代出了个走笔如舞蛇的大书家—这大书家正是“白邪谱”上紧挨着陈光甫的一人：洪达展。


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里，洪达展之名不只出现在“书画门”之部，也出现在“统领门”之部。所谓“统领门”，顾名思义，即是洪门这个帮会系统中领导阶层的一个专章。无论我们泛称为天地会也好、洪门也好，甚至随俗而讹呼曰“红帮”也好，由于这个系统的组织过于芜杂、结纳过于粗率，自凡是每三五人共有一个抄录了些口诀、手势、仪节之类图文的“海底”，便可自组一会。于是什么小刀会、铁尺会、边钱会、红枪会、斧头会……各种名目的会党都出现了，人人自称洪英、号曰光棍，祖奉万云龙大哥，不争地盘户税的时节皆是天地会兄弟，一旦争起来，各械斗团体之间直似一把散沙。是以《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之中的“统领门”十分热闹，寓目之下，仿佛每个有姓有名的人物都是一会之首—倘若我记得不错的话，在同治、光绪两朝之间，安徽盱眙地方就有一个钢鞭会的会首叫“张大春”的。至于这洪达展，字翼开，杭州人，祖上是哥老会的首领，由于四处传播“海底”秘本，宣扬“南会北教”结盟有功，其会首身份成了世袭。传到洪达展的父亲那一代又跻身油电业，经营发电厂致富……


想到这一节上，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忽然回忆起不知多少年以前在三民书局二楼，以那种“接驳式阅读”的方法读书的某一刻—当时我在这本近千页的书里不断地瞥见“哥老会洪达展”、哥老会洪达展”这个名字，却怎么也串不成洪达展这个人物的整体印象，恐怕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疑惑或困扰，才促使我在未终卷之前转而去翻阅了另一本《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的。


这是一个极其微妙而有趣的体验，使我几乎忘了家父要我辨认“白邪谱”最后的那几个名字的事，反而分心想着：人的记忆多么奇妙？我以为不可能记得的，或者我不认为值得去记的涓涓滴滴会在你全然来不及提防的一刻重新回来，深深地撞击你一下，且狠狠地干扰你正在关心、正在思索或正在着迷的生活。我暂时抛下了洪达展这个名字，俯身从书袋里翻拣出《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和《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这两本书，漫无头绪、也漫无目的地翻起来。似乎—是的，似乎我真正想要翻拣的并非书页，而是另一个失落了的记忆的片段。几乎也就在此同时，之前曾经来干扰过我一回的两张脸孔又浮现了—紫色同字脸说的是：“可惜你读了那么些书，都读了个七零八碎儿。”呼呼怪笑的圆脸说的是：“有朝一日人家把这些零碎儿掺合起来，汇入一鼎而烹之—”没等脑海中这人说完，我大叫一声：“我想起来了！”说时浑身上下哆嗦得更厉害了。


那是曾经出现在我硕士论文口试会场上的两张脸。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号上午九点钟。


那天清晨不过四点钟左右的辰光，小五忽然来到美满新城一巷七号，身上穿的居然还是头一年冬天里她送我到龙潭来的那一天穿过的枣泥色长裙，两只辫子像是又长长了，打结之处也仍旧绑着和长裙同色的缎带。我说我见过这条裙子，她说你当然见过，我一年到头不过就那么几条裙子。我说又不是周末，你来做什么。她说来接一个糊涂大少爷进京去赶考。我想了老半天才想起这天要口试，对于考试，我心里其实没抱半点希望，忘了日子脸上仍觉得挂不住，于是都倔到嘴边来了：“现在才几点钟？”


“要不是前半夜忙耽搁了，我两点多就来了呢。”小五一面往屋里闯，一面喊着，“小六，都收拾好了没有？”


孙小六应了声，也没说好不好，支吾了片刻，才皱眉苦脸道：“徐三哥给的那小册子不见了。”


一听这话，小五的脸色也变了，上牙咬起下嘴唇儿，两丸亮晶晶的眼珠子转转东又转转西，仿佛走失了魂魄，却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找去。


我当然知道那是本什么东西。它看起来像是那种袖珍版的圣经，三边开口的地方染着红颜料，封面黑皮精装。徐老三在村办公室把它交代给我的时候还说过：“你很快就用得上了。”


事实上我的确如徐老三所言，很快就用上那小册子了—只不过用法决非徐老三的本意—在写我那本硕士论文《西汉文学环境》的时候，由于（我曾经招认过）参考书籍过于匮乏，不得不信手胡编，有时灵感枯竭，一连几个小时呆坐下来，也想不出一本古籍或一个古人的名字。有那么一天，我随手翻拣徐老三给收拾的那个藏青色包裹，从一条类似工具腰包的帆布囊底下找着了这黑皮小册子。


那果然是一本十分合用的东西—小册子的每一页都分成上下两栏。一般说来，上栏都比较简略，只注记了些公司行号的名称、地址以及类似负责人的姓名；下栏便复杂多了，通常写着另一个公司行号或单位机构的名称，以及另外一大串人物的姓名，乃至于外号和生平简历，以及三言两语的记事或某些不寻常的商品内容。比方说有一页是这样写的：


（上栏）通和汽车音响百货精品中心/台北县新庄市中正路四八六之一号/简瑞河


（下栏）九鑫赌具供应站/台北县新庄市中正路四八六之二号/简阿猴，松联帮北县一级代表。船骰、折视麻将（附透色镜）、电子侦测及反侦测仪、点式弹跳台布（另备遥控装置）、定时易色扑克（限JQK三种）。


这是比较容易辨识的一页，稍微细心思索一下便知道，简瑞河和简阿猴也许是同一家的人，或者就是同一个人。汽车音响百货精品中心是一门生意—也可以说是另一门生意的“招牌”；而所谓“另一门生意”，在这里就是贩售作假赌具给特定对象的行当，且应该与所谓的“松联帮”有些关联。日后我才知道，徐老三借给我这本黑皮小册子其实是有用意的—他怕我踩错了堂口，在原本已经是一笔混账的人生道路上又误入什么陷阱。


可是我却让这本小册子发挥了另一种伟大的作用—它变成我硕士论文的索引簿；每当我想不起一个人名、一个书名、一个地名……总之是闹名字荒的时候，这本黑皮小册子便成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圣经。


举例来说，有一页是这样写的：


（上栏）亲慈妇幼卫生用品专门店/台北市古亭区同安街四十二号/梁城阳、王台生。


（下栏）哥老会台北南区第二分会。入门诀：“要把台北南区分给老弟管理，请问怎么做？”答称：看着办。”入门再问：谁看着办？”再答：“哥子亲自看。”入门再问：“各位老弟又如何？”再答：“翻开国语辞典，分座次。”入门最后需说：“老弟毕业之后再来封爵位。”


这一页稍稍复杂了些—却难不倒我。它的意思是，在台北市同安街四十二号挂牌经营妇幼卫生用品店的梁城阳和王台生其实是哥老会台北南区第二分会的负责人。如果不属哥老会成员，而临时有事要请该分会的光棍帮忙，就得在一进店门之后找着梁、王二人，依照入门诀问话。问一句，人自会答一句，总共三问三答，倘若字句皆无舛误，入门求助的最后还要补上一句：“老弟毕业之后再来封爵位。”如此一来，梁、王二人便明白，来者虽不在帮，却是道上混事的朋友，且有急难相求，应该立刻提供协助。这种盘查检核的应对言语显然是从老帮老会那些个繁琐异常的“海底”中所载录的“切口”—也就是黑话—简化而来，一旦深入玩究，其实并无神秘奥妙可言。


但是对于困在美满新城无书可读、无文可引的我来说，这小册子上的任何一个字都像是天赐的奇迹，闪烁着熠耀夺目的光芒。我利用这一页所提供的字句写下了论文第二章的一个片段。这一段原本是要证明，汉武帝将整个汉帝国中央集权的政体巩固起来，形成统一专制之局。然而苦于没有《史记》、《汉书》可资援用，只好自己捏造了下面这样一段—它其实就是从刚才所说的徐老三那本小册子上所登录的文字延展拉长、扭曲捣烂而来：


到了武帝元朔二年（西元前一二七年）春正月，此一集权化运动达到了新的临界点。武帝下诏：“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班固于本纪中遂判云：“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天晓得，在把“翻开国语辞典，分座次”和“老弟毕业之后再来封爵位”两句改成“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并将之窜入班固所写的《汉书》的时候，我是多么多么地兴奋和骄傲。


怀抱着同样的兴奋和骄傲之情，我拉开那个旧梳妆台的抽屉，拎起徐老三交代的那本圣经，往小五姊弟俩脸前晃了晃：“找这个么？干吗？你们也要写论文吗？”


在这几句话脱口而出之际，我并没有仔细评量，话里是不是饱含着轻蔑不屑的意思—我并没有那样的意思，可是话里却仿佛有的。孙小六垂下了眼皮，小五则把下嘴唇儿咬得更紧了。她接过小册子去，低声像是跟整幢空屋子说了句：“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我才大约算是明白了那本黑皮小册子真正的用途。小五捧着它，翻到最后一页。这一页的文字也是手写的，却像铅印字一般工整，写的是台湾省各县市治地的名称，而在右边另外注明不同的号码。台北市是“1”，台北县是“124”，桃园县是“201”，新竹县是“279”……以此类推，照着地图上的台湾省各县逆时针绕一大圈，回到了基隆市，号码则增加到“1581”。小五没等我在一旁偷眼看明白，径自翻到了注明“201”的一页。这页又是一张用蝇头小楷工笔填写得十分整齐的表格，看来像是依照乡镇区域排列，旁注的号码则分别是“202”、“208”、“219”……直到“274”—大溪镇就在“274”上，小五很快地顺页翻了去，前后搜寻半天，像是把“274”到“278”的五页都背下来那样的熟法儿，却仍拿不定主意的模样儿，嗫着声道：“怎么是个简本？唉！徐老三也真是的！”


“简本是什么？”我指指那小册子，凑近了些。


半像是赌着气，小五瞪了我一眼，道：“跟写论文没关系的，少爷。”接着，她在标号“277”的一页上打了个折角，合起小册子，道声：“先走再说。”便拎起孙小六先前整好了的那个藏青包裹，扭头朝外奔出去。


彼时曙色未开，天地间仍旧一片阒暗。我跟在小五身后，任由孙小六只手按住背脊，一发朝我全然认不得的路途窜跑—那速度，一如半年多以前被孙小六吸着跑向青年公园的那回一样—我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的两只脚根本沾不上地，不过是在半空之中前后晃荡着一般假装跑着，可这么假跑了几分钟之后仍忍不住累得慌，胸口一阵一阵地酸疼，仿佛吸进肺叶里的空气全长着细刺，一抽又一抽地烧灼着腔膛里的脏器。就在我快要撑持不住的时刻，前头的小五忽然停了下来，弯身朝路边的一排草丛深处寻看了几眼，觑个准头，探手一抓，连根拔起一团芒草，另只手往草根处的土块儿上轻轻一弹，那土块儿登时碎成像痱子粉一般小的颗粒，纷纷散了—也就在同一瞬间，一颗深灰色，约有鸡蛋黄一般大小的石头从草层和土粉间落进小五的手掌心里。小五摊开掌子，把那石头往我和孙小六的眼前一亮—果真是一亮—我多看了两眼才发现：那石头不只是灰的，在将明不明的天光底下，居然还显出了带黑夹蓝、甚至泛着些许墨绿的色泽。


“这叫黑蛋白石，待会儿天亮了，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一点一点转着看，就看出来了，它会发出不一样的光。别的宝石就没有这种好处。”小五一面说着、一面使劲儿把只手往太阳尚未升起的东方伸去，继续说道：“算我们运气不错，是颗原石。遇上了识货的，可以卖个好价钱。”


“你怎么知道草丛里有这种宝贝？”我一把攫过那颗黑蛋白石来，学她一样迎向东方转着看，果不其然看出一片又一片、一抹又一抹，犹似走马灯一般层出不穷的颜色。而那颜色并不是固定的，随着我手指的转动，也随着一秒一秒移升而起的微弱晨曦，它绽放出无一霎相同的色彩。


“当然是草啊。无论是什么草，自凡它的根抓上了这种黑蛋白石，草叶就会现夜光，美极了。要不是咱们有急用，我还真舍不得拔它呢。”


那颗黑蛋白石真正的价值究竟若干？我始终没搞清楚。我只知道那天天刚大亮，我们已经置身于大溪镇的一爿店铺门前。表面上，那是一家当铺，可另一方面，它又是桃竹苗三县非客籍人物的销赃重镇，负责人叫林玉郎—这些，当然都记在徐老三的黑皮小册子里，也就是小五打了折角的标号“277”页上。


林玉郎人不如其名，是个豁了两颗门牙，还长着一脸脂肪瘤的中年人。他把那颗黑蛋白石迎光左右看了半天，似不放心，戴上一枚独眼放大镜，又觑了个仔细，才慢条斯理抬起头，咧开豁牙嘴，笑道：“太轻。”


“它本来就不该是重的。”小五皱起眉，捂住鼻子，道，“你不要就还给我。”


林玉郎却把石头抓紧了些，扭头冲我道：“少年仔，你讲多少？”


“她说多少就多少。”我翘起大拇指朝小五比了比。


林玉郎显然看出了我是外行，查脯查某叽哩哇啦了一大套，意思大约是用“男人不要让女人拿主意”之类的话挤兑我，可他不知道，这种长威风、添志气的言语对我一向不起作用，且我压根儿不知道小五要卖这石头干什么，自然也就不在乎成交与否。孰料一阵唣之下，这林玉郎开抽屉把石头收了起来，两手却凌空朝外挥甩，犹如赶苍蝇的一般。不消说，咱们这是落了陷，叫这臭嘴恶气的家伙给坑了。林玉郎也许当真看出那黑蛋白石的价值不菲，且决非吾等卤肉脚之人所配坐拥；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约莫就是这个道理。或许他也曾揣测过，天才亮就撞进来这么三口子眼生面涩的尴尬人，说不定是夜来刚得手的一窝小蟊贼，为什么不给他们来个黑吃黑呢？


无论林玉郎打的什么主意，总之他在几秒钟之内便后悔了—但见孙小六伸起一根直愣愣的手指头，往柜边一根六寸来宽的顶梁红木柱子上戳去，看他戳得不花气力，犹似戳进一块海绵蛋糕里一样，而食指齐根没入，连一粒粉层也没惊动。孙小六指起指落，转瞬之间在那根红木柱子上留下六个圆洞洞。


林玉郎的手不挥了，探下桌面，打开另一个抽屉，向小五抛出一个求救的眼色，近乎带着些绝望的神情，道：“你讲多少？”


小五要了三万块钱，三百张百元大钞，我们一人揣起一叠子塞进各自的口袋。从这一刻起，小五说什么，我就听什么，而且打从心底服气—包括她招手拦了辆计程车，顺向往新竹去，才到了新竹又换乘公路局中兴号，一路坐回台北，再换了不知道几趟计程车。赶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刚过八点四十，辅仁大学例行第一堂早课的准时间。


路上总是小五挨着我坐，孙小六则始终坐在前座或者后座，不时朝四下里张望搜寻着，仿佛真有什么妖魔鬼怪在附近伺机蠢动一般。直到我在宿舍门口石阶上吃了一颗子弹之前，无论是在意识或者潜意识里，我始终把她姊弟俩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行径当做是一场无伤大雅的儿戏：有如孩提时代村子里的小鬼们玩儿的什么“追踪旅行”、“陆海空大作战”或者是“神仙老虎狗”之类的游戏，有逃的一方、有追的一方；有找的一方、有躲的一方。总的说起来，我们不过是玩一种即使长大了也还玩不腻的游戏而已。


儿时玩那些个游戏的情景，我曾在一篇散文中描述过，称之为“以想像力为仅有玩具的惊恐演练”。在几条连狗摇尾巴都会甩到墙的狭窄巷道里，我们扮演猎人以及猎物；既不知会遭遇什么样的追捕，也不知该从事什么样的搜寻。通常我们会在转角的墙砖上辨识一些用尖石片或超级牌小刀刻留的记号，但是—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分不清那记号是“同一国”失散的友伴所留下的指引或呼求信号，抑或是“另一国”守候的敌人彼此之间的联络密语。当然，它也可能是一种请君入瓮的陷阱。我们甚至还经常遇到这样一个状况：大家都忘了墙砖上的记号，其实是上一次或上上一次游戏的遗迹。那是一次早已结束的虚拟作战，可是墙砖上的刻痕混淆了每个人的记忆，使我们在误读和误解中将当下这一次的游戏假想得更复杂且更凶险。


对几乎所有的孩子来说，高潮通常在于敌对双方或三方的人马全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蹑手蹑脚的潜密行动，聚集到路灯底下争论那些记号的意义。在争论中，原本敌对的态势会突线改变，“同一国”内部的矛盾开始浮显、升高，留下错误记号和误解记号意义的人立刻遭到排挤，解决的方式通常是把这种人轰回家去—在下一次的游戏中，他们大多能组成崭新的“另一国”。


对我而言，游戏最有趣的部分却全然不同。我常在争论开始之前溜回家去，等所有的人不欢而散之后再悄悄地重返现场，拿小手电筒照映每一个笔画模糊的记号，思索且决定它“其实是”、“应该是”、“绝对是”什么意思。在喧哗落尽的暗巷深处，属于我自己的游戏正式登场，参与的角色阵容无比庞大，有我从故事书里读来的古代剑侠，有我从电影里看过的侦探、杀手、美女和恶棍，也有我生活里的玩伴—只不过在童年的现实之中他们从来不理会我的指挥调度而已。


当小五在那一程忽而绕远、忽而抄近的车行途中，捧着徐老三的黑皮小册子向我解释那五百多页暗码的用途之际，我其实并没有认真聆听，反而不时想起孩提时代在老复华新村那些狭窄巷弄里独自奔跑、藏匿，煞有介事地追逐和逃窜，并随时自言自语着顺口发明的一些暗语的情景。我想我是一直在偷偷地笑着—我一直记得那种轻微的、挂在嘴角和心头之间不知什么位置上的嘲谑之笑，仿佛经历了这么多年，活过了这么多日子（就算再加上“上了这么多学”、“读了这么多书”罢），我根本没有长大，我所遭遇到的人和事也都如此幼稚，犹似孩童的嬉戏！


在距离口试开场只有一刻钟的八点四十五分，我们来到了校园深处的文学院餐厅门口，我终于忍不住而放声大笑起来，真笑得弯腰缩腹、热泪夺眶，小五姊弟（或许还有从旁路过的一些正忙着期末考的学弟妹们罢？）显然被我这一阵突如其来的狂笑吓了一跳，弄得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不知如何是好，我却笑得更厉害了—不是的确很好笑吗？你们一个个儿神情肃穆、举止端严，好似有那么一桩铺天盖地、生死交关的大事即将发生、正在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了。可是，我又怎么知道，说不定这一切，只是一个成人世界故作正经而处之的游戏而已呢？


也许我在那一刻崩溃了。这样推测并非没有道理，我与整个世界彻底隔离了半年多，杜撰了三十万字的学术论文，亲眼目睹了一切违反自然律、经验法则和科学常识的事物，最后还得忍受一个“随时冒着生命危险”的警告，参加一场绝对不可能通过的论文口试。我当然有理由崩溃一下。


然而，疯人显然也有疯人的锐利理智—我在自己那一发不可收拾的笑声中，感觉到周围投注而来的每一束充满惊疑、错愕、哀矜、怜悯的目光，都像是发自一个极力扮演成人的小孩子。他们看我那样笑着，可能以为我罹患了癫痫之症，遂在某一个片刻，他们会庆幸自己十分健康正常、未入谵妄之境。揣测到他们这样的念头，我便益发难以控制地笑得更响亮、更激动了。其间我一度想抬头跟那些陌生的脸孔解释：我只是趁口试尚未举行之前，带两个儿时友伴前来参观一下大学时代我曾经住过的宿舍，如此而已。然而即便是这么想了一下，都会牵动我横膈深处某一条敏感颤抖的神经而催发更难抑忍的噱笑—因为我赫然瞥见宿舍门口张挂起“男宾止步”的蓝底白字塑胶告示牌；校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整幢男生宿舍改交女生寝住。我的老鼠窝乃至里面未及搬出的书籍、资料、日常用品以及垃圾全部转交“另一国”人士使用了。我的大学生活、少年终页和黄金岁月完全失去了可资实证的地标。我于是笑得更开怀，终至摇起头来。


便在这一刻，我听见小五对孙小六说：“你给张哥找杯水来，我去给徐老三打个电话。”


大约就在他俩离开了几秒钟之后，像是有人恶作剧似的往我后心窝上用雨伞尖之类的物事给杵了一记—至少当下的感觉确乎如此—我一个稳不住身形，从宿舍门口洗石子的阶梯短墙上朝前仆倒，所谓的狗吃屎，往阶沿儿磕个正着，血水从鼻孔和嘴梢涌出，我晕了过去。


此后两三个小时之间所发生的事于我始终是残片断絮一般，这也是我在日后总想它不起、理它不清的原因。事实上我只晕倒了不足一分钟，小五姊弟便在一阵呼喊和吵嚷声中冲入人群的重围，把我扶了起来。我感觉孙小六的两根手指头在我的背脊上摸索了一阵，听见他低声跟小五说：“张哥中枪了，还好有徐三哥给穿的背心，应该不碍事。”


之后再有意识的一幕是在考堂上。本所硕士论文口试向例在研究所所长室里的会客厅，厅中向北的墙上有一盏挂钟，钟面上的指针指着九点零二分，钟底下一字排开坐着三个老先生。最右边的是所长王静芝教授，左边那个照说应该是我的指导教授叶庆炳先生，至于中间那个则想必是从外校聘了来—我们称之为“开刀手”的另一位口试委员。然而我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首先，我发现左边那人长了张紫气蒸腾的同字脸，一点儿也不像我的指导教授。其次是中间那位居然一直不停地说着些有关烹调、厨艺之类的话题，右手里还不时拨弄着两根银光闪炽，犹如筷子一般的东西，看来更不像是要来砍我的论文的“开刀手”。此外，王静芝所长也浑然不似平日里看见我时愁眉苦脸、恨不成器的严峻肃杀。相反地，他显得十分兴奋、十分愉快。


我再能记得的情形大约发生于九点四十五分。当时我的背脊发麻、头壳肿痛，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些轻微的脑震荡，满心只挂念着小五姊弟俩究竟是怎么把我安置进考堂的，以及他俩的去向又如何。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地想要集中注意力去思索或观察哪怕只是一个单纯的对象，都不能如愿。诸般感官像是各自搴旗拥兵，相互对阵开火，大有彼此争胜的况味。我若使眼睛看什么，便听不见任何声音；若使耳朵听什么，便犹如一个瞎子。从九点四十五分左右开始，这状况持续了一两个钟头。就事后多年回忆的片段而言，当时三位考试委员侃侃而谈的大都是我论文参考资料的部分。有一个（我实在记不得是哪一个了）不停地想说服王所长，极力称许我所引用的书籍都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还有不少传闻中新近在中国大陆出土的罕见文献。王所长则像是不肯轻易回护一个被外人谬奖的子弟那样，一再强调我对基本史料和原典的引述太少，而在未经证实的稀有书籍之借题发挥者又太多。仅仅是这上面的争执就适足以让我的头皮像一只无限充气的皮球一样，随时而有爆裂的感觉。然后我注意到，那个应该是叶庆炳教授的紫脸人不时会朝我颔首微笑，似乎有意向我暗示：别担心、别懊恼、高兴点儿。“Don’t worry, be happy”，鲍比·麦克菲林原唱的那首老爵士，十分拉丁风情的那首歌—老实说，在看着他那张同字脸的时候，我满脑子就是鲍比·麦克菲林的那首歌。甚至—也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我已经不由自主地哼起“Don’t worry, be happy”的调子来。


挨到快十一点半，我的精神才稍稍恢复了些，看见壁上大挂钟所指示的时刻，不觉吓了一跳，心头第一个疑惑是：时间跑到哪里去了？我仍维持着端正的坐姿，开始回想：这场口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两个陌生人是打哪儿冒出来的？王所长为什么看起来如此快慰欢喜？还有，整场口试下来我为什么一个问题也不必回答？抑或是在浑浑噩噩之中，我已经回答了什么，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对不起—”我终于按捺不住，瑟瑟缩缩举起右手，道，“请问叶老师怎么了？”


上座的三位长者相互看了一眼，似乎没有因为我鲁莽发问而不悦，在一阵短暂的寂静过后，手里拨弄着一双银筷子的圆脸老者忽然大笑出声，道：“好孩子！我说是个好孩子罢？到底还是惦记着庆炳兄。”


同字脸的老者接着朝我指了指，附和道：“王所长，此子谦恪恬厚，不闻《易经·谦卦》有谓：‘亨，君子有终’，这才是贵系贵所的风范。看他屈躬下物、先人后己，能够以此处世，日后当然能够‘所在皆通’的。”


王所长似乎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听来十分夸张的赞美，冲我笑了笑，道：“方才不是说了么，闹咳嗽闹了几个月，非作个详细的检查不可，今天出不了院，才请龙教授代一代的。此外倒没什么消息了。”


“敬谦兄名字里有个‘谦’字，这‘谦卦’的卦辞自然是熟极而流了。”玩儿筷子的老者立刻抢道，“既然说到‘君子有终’，我倒想考考敬谦兄了—你可听说过‘君子有终’是一道菜？”


“哦？”那龙敬谦教授闻言一愣，道，“以伟兄说的可是《齐民要术》引《广志》所述的‘君子芋’？那么这道菜该同芋头有关喽？”


话说到这里，王所长意味深长地瞄了我一眼，随即道：“既然大春的论文里也引了《齐民要术》轶文，他一定也读过《齐民要术》的正文，郑教授何不让大春来说。”


一时之间，我还不知道王所长之所以倏忽突袭一记是当真对我有着无比的信心，还是根本存心拆穿我捏造什么鬼轶文的谎言？正盘算着该如何逃过这一劫，却听那郑以伟教授又朗声笑了起来，道：“大春要是答了上来，我这教授衔儿也送与你了。”


这一下麻烦了，我的脑袋像是给轰然捣开了一个马蜂窝，里头猛地冲窜出成千上万的嗡嗡祟嚷的翅虫，不得而已地应声扯道：“《诗经·邶风》的《终风》篇说到‘终风且暴/顾我则笑’，《毛传》以为这‘终风’是终日刮的风，不过《韩诗》以为是‘西风’。如果说是一整天刮一阵风，这风就像台风了。按诸地理言之，邶国大概不会刮台风；换言之，倒是《韩诗》所解的‘西风’为可信一些。倘若依《韩诗》所言，那么‘终风’应该就是指大风、狂风、暴风。”


同字脸的龙敬谦教授和圆脸的郑以伟教授同时笑着点了点头，齐声道：“那么‘君子有终’呢？”其中郑以伟教授还像是“做球”给我出手一般地补了几句：《齐民要术》里既然引出‘君子芋’来，同这大风、狂风、暴风又有些什么关系呢？”


偏在这一刻，我忽然有一个奇特的感觉：这两位教授好像不是来考较我的学位资格的，反而是来帮我个忙，准备让我混成一名硕士的。仅此一念掠过，我的胆子陡然大了起来，漫声应道：“‘终风且暴’之句在原诗里是个譬喻，所喻者好像是庄姜的丈夫庄公偶尔会狂性发作打老婆，有时候虽然‘顾我则笑’，可始终没把这老婆当个应该疼惜、怜爱的人儿。从这里说起来，终风不只是大风、狂风、暴风，还有坏脾气、发怒的意思，今天我们说‘火大了’、光火了’就是这意思。所以郑教授问‘君子有终’是道什么菜，我想就是大火烧芋头罢？”


“而且是大芋头。”郑以伟教授“叮铃铃”夹两下银筷子，乐道，“《广志》上说到蜀汉之地推广老百姓种芋头，以大小分等级，共十四等，君子芋最大，体积近斗。这种芋用大火烧烤，不多时外皮就焦了，里头还是生的，可别说它不好吃，老饕才得识味—要吃就吃那焦熟的皮下和半生未熟的瓤子之间有那么薄薄的一层，不软不脆、不甜不淡、不腻不涩，带些炭火味儿，又带些生瓜香，正是君子人的质性、蕴藉。这道菜—呃这道题，大春算是答上来了。”


“算是答上来了。”龙敬谦教授也忙点着头道，“后生可畏，后生果然可畏。”


然而王所长似乎仍不觉惬意，一面翻看着我的论文，一面若有所指地说道：“可是咱们还是得回到大春这论文上看，两位是不是还可以多提些问题？毕竟这里头还有相当多可疑之处呢！”


那龙敬谦教授闻言之下立即接道：“我倒是有一惑不解，得请教请教—在你论文的第二章、第二节、第六段讲到了董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可是却没提到主父偃窃稿的故事，这一点极不寻常—”


“对对对！”郑以伟教授也迭忙帮着腔道，既然要指陈武帝外儒内法，且独擅权术，怎么连《汉书》本传里明明写了的，这么重要的一则证据都漏了呢？”


他们说的我当然知道。那是发生在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两地闹火灾，董仲舒闭门在家，据《春秋》推演这两起灾变的缘由—这原本是董仲舒个人钻研的一套怪学问。他从秦汉以来的阴阳家那里转借了些灾异、符命的神秘解说，试图迎合武帝喜言天人相感的胃口，以便推广他自己埋藏在诸般神道仪式底下的儒学礼义。草稿写出，还没来得及修改考订，却被主父偃偷了去，背地里奏闻武帝。武帝其实早就侦知董仲舒外饰灾异符命的皮毛、内拥礼乐教化的骨血，所以故意找来诸儒评讲，还特别挑上了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吕步舒一不知此中另有君王的权谋、二不知那草稿竟是本师所作，遂当庭斥之为“下愚”之见。这一下主父偃才说出，此稿出自董仲舒之手。主父偃和武帝这一段“双簧”演下来，当即把个董仲舒下狱问死，随后再“诏赦”一番，吓得董仲舒再也不敢打着灾异的幌子搞真儒学了。


这一段说来容易，可我在美满新城一巷七号杜撰论文的那几个月身边根本没有《汉书》，哪里去查引抄录呢？然而，若是坦白承认我连《汉书》都没准备就写成了论文，还来混口试干吗呢？


“不过，”龙敬谦教授没待我答话，径自抢道，“以伟兄，能看出汉武帝外儒内法的门道，已然别具只眼，少引一则材料倒显得清爽。”


“可不？”郑以伟教授把双银筷子朝左掌心里一拍，像个说相声的找着了哏，虎瞪起眼道：“今年我看了十六七本论文，真叫亮眼的观点没有几个，夹七缠八的书抄倒有百把万言。大春这一本的确清爽—”


“而且能遍读那么些珍本、善本的原典，显见花了不少‘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工夫。”龙敬谦教授说着，身躯往椅背里一靠，吁了口长气，道，“尤其是荀悦那本《汉纪外编》、刘珍那本《东观汉书拾遗》，还有常洵传那本《淮南子竹简考释》，这三本书太难得了。我还以为普天之下唯独我架上的是孤本呢！”


此言一出，我却不由得打了个哆嗦—他说的这三本书无一不是出于我的捏造，其中“常洵传”根本是我初中同学的名字—之所以用他的名字纯粹是因为我不善于编造人物姓名的缘故。可是，这位龙敬谦教授为什么会说他也有这些其实并不存在的书呢？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郑以伟教授接下来的一句话，他看一眼王所长，作势起身，道：


“那么，就恭喜了罢？”


王所长毫不迟疑地先离了座，同两位教授握手，再绕过长桌的一端，走到我的面前，脸上绽开了笑容，眉心却微微蹙着，道：“恭喜你通过了考试。你先到门口等一会儿，我和两位教授要商量一下你的分数。”


小五姊弟俩一左一右，就像两尊门神一样，面朝外，站在走廊上。听见我出来了，赶忙簇拥过来，怎样怎样问了个热闹，我随便敷衍两句，盯住孙小六的一双眸子，反口问道：“刚才到底怎么回事？有人放了我一枪？”


“呃—”孙小六一迟疑，又缩头挠手露出一副孬蛋像，“没什么，放枪的人离得太远，张哥又穿了‘壳子’，不碍事的。”


“我好像昏过去了。”我开始极力想要回忆起脑门摔在石阶上之后那短暂的几分钟里所发生的事，然而无论如何却不能够，仿佛我生命中就有那么一个，以及稍后的两个、三个……连到底几个我都不知道的空洞。在意识的底层，我其实明确地知道：背后飞来一颗子弹也许没什么可怕，真正恼人的是那些个空洞里究竟充填了些什么？“后来怎么了？”


孙小六朝我身后的考堂木门努努嘴：“来两个老头儿，把你搀到这里来的。”


“什么老头儿？是龙教授和郑教授。”小五推搡了他一把，道，“他们不是你的教授吗？”


没等我答腔，孙小六接着道：“有一个还跟姊说：‘真快，都这么大一个姑娘家了。’奇怪，我们又不认识他。”


小五白了她弟一眼，似乎对他那碎碎叨叨的话题十分不耐烦，索性抢着问我：你自己怎么了？跟着了疯魔似的，胡天胡地乱笑，吓死人了。”


就在此际，考堂的门开了。那身躯极为高大的郑以伟教授当先跨步而出，跟我握握手，道声：“恭喜！”这还不算，扭身他又同孙小六和小五也握起手来，说的是：“辛苦了、辛苦了。”话才说着，我身后一挤—次一个出来的龙教授赫然也是个高大胖硕而挺拔的老汉。他的手比之郑教授既温且厚，握上去的一刹那间仿佛戴上了一只热烘烘的棉手套。握时自不免又是一阵“恭喜”，然而他说完了却没有松手的意思，半拽半拱地把我拖出几步开外，突然压低声说：


“大春！切记切记—从今而后，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


“什么？”


“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他又说了一遍，那张同字脸上倏忽像掀开一只蒸笼盖儿那样漫出一阵紫气来。我正诧异这人脸怎么会犹似一块调色盘那样，他却抽个冷子昂起钟磬般的嗓子，道：“可惜你读了那么些书，都读了个七零八碎儿。”


“有朝一日—”郑以伟教授这时依旧用那种枭鸟夜啼呼笑之声横里截过来，道，“有朝一日人家把这些零碎儿掺合起来，汇入一鼎而烹之；自凡是火候到了，未必不能大快吾等朵颐呢！”


两位教授说到这里，相互欠了欠身，结果让个头儿几乎高出一指的郑以伟教授先行，龙敬谦教授在后，临去时回头朝小五挥了挥手，再瞄了我一眼，笑道：“好、好、好得很呢！”


此刻之后的事，我只记得王所长一步迈近我身边，脸上挂着笑容目送那两个渐行渐远的魁梧背影，嘴里却叹了口气，沉声道：“要不是碰上这两位惜才如金，你这四年可就算白混了—还有你那本论文，我看还是烧了的好！”


我猜想他此刻的心情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为我侥幸混到了一个学位而高兴，一方面更为那篇满纸荒唐言的论文而不安—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最顽强骨鲠的疑惑是：两位教授怎么一松手就放我溜过了门槛？带着这个疑惑，我转身朝王所长深深一鞠躬，说了声：对不起，老师。”我的意思不只是为一篇胡说八道的论文辜负了他的教诲而道歉，也为我带来的疑惑和不安而道歉。在鞠躬的当时，我当然无从解释；此后多年，我更未曾向任何人提及这一点。或许是出于一定程度的蓄意掩藏罢，每当有人问起或向我索取我那本“听说写了三十万字”的硕士论文，我就说“早就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不值得看的”、“完全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我确乎烧掉了手边仅存的几部，有如罪犯淹灭证物一般唯恐残留一丁点儿蛛丝马迹。但是绝大多数听说过这本一度存在过的《西汉文学环境》的人都以为我这是出于中文系学者必然的行事风格。他们若不是误会我谦抑自持，就是怀疑我拥学自重。这种加诸于我的标签无论出自善意与否，都是不正确的。而我忙着逃亡—对于一个逃亡者来说，任何错误的认识都无须辩解，因为它们总是最好的掩护。


是以我逐渐从意识的深处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这个培育我八年的系所、离开了老庄孔孟程朱陆王、离开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离开了原本我以为可以托蔽于斯、终老于斯的一个华丽古典世界。鞠着那个躬的时候，我在饿得咕咕叫的肚子里跟自己说：如果我再回来，一定是个骗子。”想必是出于羞惭的缘故—当我鞠了躬、道了歉、转身随小五姊弟俩的背影疾步趋出之际，根本不敢去看王所长的表情。也就在那一刻，我大约恍然悟觉，为什么早上在已然物是人非的宿舍前我会那样一无节制地纵声大笑—其实我是想哭的，只是我不太会哭（也许缘于缺乏练习之故）；我从未拥有那种认真哭泣的能力。


从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的口试现场回到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家父的书房，只须一眨眼的工夫。这个老人并不知道我大叫着想起来的一切其实已然被我刻意隐瞒了整整九年，他以为我从“白邪谱”中找着了认得的名字，遂回过头来，像是露出一丝笑容地说：“从年岁上看，我猜是这个‘洪子瞻’。对不对？”


我摇摇头，道：“我想起是谁告诉我‘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的。”然后我说了那两个名字—龙敬谦和郑以伟—并且告诉他，是这两位教授主持通过了我的硕士论文口试。


家父听着，上半身似乎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两下，随即扭回头去，伸手往电脑键盘上敲了几下，过了几秒钟，我看见那方黑色屏幕上出现了“龙敬谦”和“郑以伟”的反白字样。家父接着又按了十几个我来不及辨识的字键，又过了大约半分钟之久，那六个字在转瞬间消失，变成了另外两组三个字的姓名：“钱静农”和“魏谊正”。


“如此看来—”家父索性把那副看来像是怎么扶也扶不住的眼镜摘了，吐了一口大气，缓缓说道，“你早就招惹上这批人物了。果然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啊！”

40　风云渡海


根据我平素的观察，一九四九年渡海来台的外省人绝少向他们的子女描述渡海期间的生活细节。大部分即使是善于回忆或描述的人只会使用较多的形容词去强调当时场面的混乱或惊险，仿佛旅程中他所看到、听到、尝到、嗅到、触到和想到的，可归于名词性的事物都在过度的恐惧中失落、淹没了。比方说，像彭师母那样会说故事的人在提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也只说风浪多么多么地大、人多么多么地挤、共产党的炮弹打得离船身多么多么地近，接下来猛里一跳，就跳到船靠了岸，有小贩来卖香蕉，那香蕉是多么多么地甜，又多么多么地便宜。大家吃了个死饱，以至于日后看见香蕉又是多么多么地倒胃口。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我在年纪还很小的时节便想像：也许有一天我长大了，得找个机会仔仔细细追问一下家父家母，他们是怎么来的？坐什么船？那船有多大？形状如何？买了船票吗？船票长什么样儿？航行时间有多长？舱房里的设备呢？睡的是那种美国电视影集里出现过的吊床吗……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正正经经询问过这些，或许是关于逃难这件事家里一直有种不堪回首、讳莫如深的气氛，或许是我并不那么好奇，也或许我总以为它是唾手可得的一个人生的零碎片段而未加珍视；无论何者，家父出乎我意料地主动说起来，反而不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有着惊心动魄的史诗格局与壮丽景象—它充满了卑微、琐碎、令人不忍逼视凝思的紊乱细节。渡海行动本身显然就是摧毁人生记忆完整性的一个手段。


在开始叙述此一日后看来意义重大的仓促迁徙行动之前，家父伸手指了指“白邪谱”倒数第二行底端，也就是排在“项迪豪”之前的两个名字—施品才和康用才—接着那句“果然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啊！”的话说下去：“这两个人，原先是我老漕帮中的光棍，是‘老爷子’跟前的扈从，辈分不算高，可资历和声望却因为是‘老爷子’家臣的缘故而非比寻常了。”


家父一向对他曾经在帮这件事守口如瓶，忽而说了这么一大串，听得我不由自主张口结舌起来。尤其是扯络上施品才、康用才这两个名字—他们不正是徐老三那张江湖图上脚跨哥老会和“国防部”情报局两个势力范围的“两位老资格”吗？当年在美满新城一巷七号顶楼上（甚至更早之前在茶园的仓库里）被孙小六打了个落花流水的不也是他们吗？


“把你和欧阳昆仑的女儿那叠子妖精打架的照片寄给我的，恐怕也是他们。”家父沉吟了半晌，抓住一只眼镜腿当摇鼓轴子似的转了起来，道：“难说他们是从你身上追出了我，还是从我身上追出了你，总之把咱爷儿俩搓成一股，想必是合情入理的。这，得从一九四九年五月底说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宣布全省实施戒严。戒严期间除了本岛的基隆、高雄和澎湖的马公三港在“警备总部”监控之下开放船只进出之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闭。对于当时仍身在青岛的家父、家母而言，这是一道远在天涯、毫不重要的消息，他们甚至全然无从想像，一个东南方数千里之外的小岛开始盘查出入人口的这件事同他们会有任何关系。


在那个日后看来至为重要的日子里，家父念兹在兹的一个问题其实微不足道：他究竟应该参加一个济南同乡的生日局，还是老漕帮为某重要“帮朋”所举行的接风宴。这两个应酬恰巧撞在同一天下午六点。家父若是参加后者，则必须独自前往观海山西侧、浙江路北端最高处的圣爱弥儿教堂旁某酒楼—此行极密，连家母都不可与闻。若家父参加前者，则可以携家母一同前往西镇南村路上的杏阁饭庄，之后再和那些同乡们徒步去至仅有一箭之遥的天成大戏院听戏。正由于两地相隔甚远，势难两全，家父懊恼了半日，才由家母拿定主意，谓：家父何不径自赴老漕帮之会，而由家母代往西镇南村路参加生日局，待老漕帮这厢散了，家父再往天成大戏院接家母回住处，如此安排，勉强算是两头靠岸，起码各不失礼。


孰料家父乘了辆人力车刚到圣爱弥儿教堂门前，便闪出两个疾如风、动如火的练家子，趋前对家父道：那位重要的“帮朋”人是来了，却不是来参加什么接风宴，当晚的聚会一无酒、二无肴，便餐云尔。目的只在问一个点头与摇头的“然否”。点头的即刻发给船票，摇头的当下一揖而别。家父一听这话，比没听还糊涂，忙用暗语盘问那两练家子，一连盘了十八个来回，才知对方果然是本帮光棍；一个叫施品才、一个叫康用才，并称“哼哈二才”的是也。这“哼哈二才”情知家父是“理”字辈儿的前人，在帮既久、隶籍固深，不可轻慢，是以执礼甚恭，答问亦十分详尽。然而家父一向落拓成性，鲜少过问帮中事务，也不愿意倚仗着什么资格辈分耍些不必要的派头，遂低声下气地询问起来：究竟是多么重要的关节？为什么只问一个“然否”即定去留？不料那“哼哈二才”闻言竟板起脸孔道：“人家‘帮朋’交代，凡事不必多言语。若属同门同道，自然倾心相托，在籍光棍也无不尽力帮衬。若有异心异志，便没有什么勉强共济之必要，您老就火速拿个主意罢。”


家父一听这话便纵声笑了起来，道：“岂有此理？说什么点头摇头？根本是不问青红皂白，叫人如何然、如何否？再一说：即便张某人点了头，拿了什么船票，这船票又是往何处去的？难道连问也不许问一声么？


……”言罢一拂衫袖，扭头便走；心想若是能追及先前来时所搭乘的那辆人力车，说不定还能赶上杏阁饭庄的宴席。未料偏在此际，一旁酒楼门首晃出来一条人影。此人中等身材，堪当得起虎背熊腰的形状，年约二十出头，一顶烁光油亮的脑袋更平添几许英雄精神。这人笑盈盈朝家父拱拱手，道：“久闻启京先生为人不羁、处世潇洒，今日一见，果然卓尔不群。其实今日之会也没什么大了不得的尴尬，只不过要解释起来，就嫌多余。总之眼下时局紧张，兄弟手上正好有几张船票，又听说青岛地面上有些像先生这样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在帮前人。为了替国府积蓄些元气，也为了替贵帮保留些人才，在下才冒昧请施兄、康兄代为邀请，不知启京先生是否有意随国府一道南行，徐图大事？是以才有这没头没尾的一问—启京先生如果点了头，船票立时奉上，今夜当须起程。此去千里，自然非同小可。只是事急且密，施兄、康兄也有不得已而难言的苦衷，还请启京先生见谅。”


以家父在帮的阅历，一听便听出来，对方正是那位重要的“帮朋”。所谓“帮朋”，乃是极受庵清光棍们礼敬的一种客卿。这种人通常不在帮籍，可是却拥有崇高的地位，也享有特殊的待遇。一般说来，若非与帮中“老爷子”有十分深厚的私交，就是对本帮有过非常重大的贡献，才得跻身“帮朋”之列。这光头青年一番话说下来，似乎什么内情都没吐露，但是辞气慷慨、情意恳切，非但礼貌庄严，也显然蕴蓄着几分撼人肺腑的悃悃诚心。家父听罢点了点头，道：“可否见告，船是往哪里去的？”


“这个嘛—”那光头青年睨了睨身后那幢酒楼，道，“恕在下不方便说。非徒启京先生，即便是现下已经领了船票入座的几位也都是云山雾罩、不知究竟呢！”


“张某人身在庵清，原本不该有什么顾忌，天涯海角，也没有不可以去的所在。只不过—”家父一沉吟，道，“贱内如今在西镇南村路的杏阁饭庄，我若是就这么上船走人，委实欠缺一个交代。”


“这倒不难。施兄、康兄俱是‘老爷子’身边的行脚能人，”光头青年立刻接道，“烦他二位跑一趟，将夫人接了来，不过顷刻辰光，也就交差完事了。只恐夫人未肯轻信施兄、康兄确为先生遣使，是不是还请先生托付一个什么样的信物？他二人持物而往，也好有个凭据。”家父想了想，见那“哼哈二才”在一旁又蹙眉、又咂嘴，神情十分不耐，只好随手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脱下，交付二人，自便随那光头青年进了酒楼。


一顿食不知味的饭吃下来，洋钟已过九时有余。一桌人相互簇拥着离席出门，只见右首圣爱弥儿教堂前广场上炬灯闪炽，及至近前才发觉：竟然是一排四辆黑漆轿车鱼贯驶来。家父原本是个雾眼茫茫的大近视，夜暗之下更看不清咫尺之外的动静，但听那光头青年在他耳边吩咐道：启京先生但请放心，有施兄、康兄保驾，夫人一定赶得及上船，绝对万无一失的。咱们先上车往码头去罢。”


倘若家父早就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台湾，他是断断乎不会登上那其中任何一辆轿车的。我插嘴问他，是不是因为没等着家母的缘故，老人居然摇了摇头，道：“没有了眼镜，我现成是个睁眼瞎子，能上哪儿去？”


结果眼镜紧紧抓在家母手上，她和“哼哈二才”早一步已经到了码头。一见着家父的面，她浑身上下止不住地抖颤着说：“要上哪儿去怎么不早说下？我当你是叫人给架走了呢！”


家父不慌不忙戴上眼镜，四下打量了一阵，见岸边泊着艘军舰，港里船上一片灯火通明，把方圆数百丈内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到这一刻，身边除了“哼哈二才”，便只同桌吃饭的十余人勉强不算面生，然而大伙毕竟互不熟识，且看起来人人灰头土脸、失魂落魄，个个儿面色黯然、神气萧索，怎一个张皇了得？再放胆往一旁睇顾，但见穿着陆军和海军制服的兵士们扛着糗粮、枪械乃至囊橐、箱笼和些装盛着不知是弹药抑或其他物事的桶具，无不龇牙咧嘴，仿佛那一身劲气早已用尽，却还在绞紧榨干地拼命，随时都要脱力倒毙的模样儿。


再过不一会儿，码头边上两排仓库大楼的巨型木门也掣开了，一辆接一辆装满辎重的军用大卡车亮着圆通通的两盏头灯驶了过来，同时早有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两标劲装警卫便紧挨着外侧门框、推挡起丈许高的缠丝铁蒺藜拒马。拒马不曾架上，那围观看热闹的老百姓还只比手划脚、骑山看斗；一旦架上了，人们反而猛地慌急起来。有人不顾铁蒺藜刺钩横出，拼命往上攀爬，似乎是想要翻越到码头这边来。无奈才离地两三尺，身上已然是刮皮剜肉、鲜血喷涌。饶是如此，偏有那不知是胆大还是气倔的青年，居然逞足蛮性，自老远处飞奔近前，想要一跃过顶，然而十之八九都活活挂在拒马缠丝之间，既不能上、亦不得下，任由后来想要借蔽其身躯攀爬的人抠扑践踏。倒是偶有一人勉强纵身跃上拒马顶端，双腿还未及站定，早被码头这边的警卫持长竿挥打戳刺，登时翻摔落地，自也不免头破浆出。


这厢争执越演越烈，那厢又出了事端—原来有一辆大卡车或许是负载过重之故，又或许是机械发生了故障，才靠近船舷，尚不及驶入吊车板，就失去了动力，无论如何进退不得。这一辆的后面少说还排着七八辆大卡车，如此堵塞，非但它自己上不了船，连其他各车也只能在原地空转着引擎，连一分一寸也推移不动。这倒让拒马之外的百姓们闹嚷得更凶了；有怒骂的、有嗤笑的，到头来还有欢欣鼓掌的。随即有一头戴软帽的将级军官下了舷梯，问明情由，低头沉吟片刻，遂向身边传令嘱咐了几句。那传令随即扯开嗓子冲旁侧兵士队伍以及家父这一伙人喊道：“司令官有令！码头区不得有游手闲人，各位同志一齐动手，帮忙卸货，加紧动作！”


照那司令官的意思仿佛是要先将故障的卡车上的物资以人力卸下，再由众人协力助手，把那空车推上吊车板，俾能吊上舰去。这是无可奈何之计，虽说延宕时间，却连货带车都保全了。


未料传令才下达了命令，那司令官尚未及转身离开，家父这一伙人群之中竟蹿出一条身影去—正是那光头青年。这人二话不说，三五个箭步奔至卡车车尾，反手捉住一块不知是钩是环的物事，便将整辆卡车给提拎了个双轮离地。这且不说，光头青年像是早就觑准了行进路线—但见他左腿朝前跨出个长弓步、右腿带右臂猛里拉了个弧圆，那卡车端地让他给转了个九十度的直角。说时迟、那时快，光头青年顺势缩紧身形，向前再一挣，人在空中骤尔挪出丈许远，身后的大卡车不偏不倚滑进吊车板正当央。


这一切只是弹指间事，却着实叫在场的数百千人看得个，张口结舌。拉过了那辆故障车之后，光头青年隔着几丈远的距离朝司令官拱手抱拳、施了一礼。那司令官睨了他一眼，既不回礼、也不作声，扭身扶着舷梯缆绳、径自登舰去了。


就在这一刻，方圆近里之内倏忽变得鸦雀无声了。倒是拒马外的铁蒺藜上，有一人呜呜咽咽地嘶声喊道：“尊驾既然有恁好身手，怎么不留下来打共产党？却同他们一道逃命去了！”


光头青年闻言点点头，反身朝那人走去，走到近前—距离家父不过三五尺之遥，便隔着拒马道：“阁下安知我们这艘船是逃命船而非战船呢？”


“那些个卡车上载的都是黄金珠宝，当我们老百姓不知道？”


家父原先在青岛总监部第四兵站任科长，专管大军粮秣，先前见卡车一辆辆驶过身旁，本能地留意观察一阵，看那车身篷盖遮蔽得十分严密，可深吸气勉力嗅闻，自然闻得出刺鼻的黄油味儿—不消说，车上载的俱是些大型机具，看来不是火炮便是重机枪。以此言之，拒马外这些上不了船的老百姓分明是误会或诬枉，才造出了黄金珠宝这般谣言来的。家父转念一想：也难怪老百姓要造谣滋事；倘若这一趟出航，果真有什么作战任务，则何以非徒总监部没有一声知会，却是由“哼哈二才”和那光头青年居间通报？此其一。再者，真要打起仗来，怎么还能容得家父把家母专程接到，且眼看即将随行登船？此其二。另外，就是码头上那一座可以力举万钧的吊车板了。但见它的上方是四条铰链，各有茶盅口粗细，分别扣出卡车底盘四角，吊板随即由一支屋柱般粗的钢骨撑竿向上曳引，不过几眨眼的工夫，一辆大卡车便给提拎起十几丈高，隔空兜转，犹似老鹰搏兔一样轻易地搁置在军舰的甲板之上。至于操控那撑竿和吊车板的，不过是码头上的三名士兵—其中一人双手推移着五六根铁条拉柄、另二人则奋力摇转两个径如汽车轮胎的圆形转盘，其间数十百个大小齿轮，轮轮相衔，不时发出磨合擦撞之声。这座神力无匹的机具，家父却是生平仅见，看它一无髹漆、二无批号，似乎并非军中所用的装备，却怎么在此干着运输军用辎重的活计呢？此其三。有此三疑，则又未必能说这不是一趟作战任务，因为码头上除了老漕帮相邀的这一桌十来口子没头没绪的宾客之外，几乎全数是头戴钢盔、身着军服、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卫。


经那浑身鲜血淋漓的老百姓出言激问，家父不由自主地扭头瞥一眼“哼哈二才”，那施品才似是会了意，近前两步，道：“此行极密，恐怕只有启碇离岸之后才能同您老详说究竟。这些闲杂人等的骛言乱语，就不必理会了。”


这艘军舰在子夜过后启了碇，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家父和家母给安置在甲板上两辆大卡车之间一个约有两席大的铺位上，前后有白帆布垂覆，上方还张挂了油布篷顶；“哼哈二才”更送来被褥、锅碗和一个暖水瓶，道声：“委屈二位了。少时司令官同舰长还要召见，您老先养养神罢。”


家父和家母当时并不知道：此后整整四十年，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片幅员广袤的亚洲大陆之上，且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再踏上青岛这个美丽的港市。正因为对未来倏忽掩至的巨大变化懵然无所知、无所觉，家母并不以为此行有多么仓促，只道：“兵站安排这一趟出差怎么连我也差上了？”一面说着，一面还喜孜孜地笑起来。倒是家父紧锁双眉，在肚子里嘀咕着：就怕不是出差。嘴上却云淡风轻地说：


“可不？你这是头一遭上军舰罢？”


新鲜劲儿没能持续太久，倒是司令官和舰长的召见一延再延。家母曾经极其简略地告诉过我：前几天的航行比蜗牛上树还慢，人坐在三面布篷、两边车板、几乎密不透风的空间里，简直觉不出船身有一尺一寸的移动。原想若是家父能见着司令官或舰长，起码能打听出个去向和行程，不料帆布透着天光、又暗下来，暗了几个时辰、又透了天光。如此过了不知几个昼夜，除了上排水口去出恭撒尿，以及有勤务兵定时给送点饭食、热水，人就像是给囚在个地牢里没两样儿。偶尔撩起前后帆布的一角，所能看见的不外是另外两辆卡车的排气管和车头灯。只有一回变了个花样儿：送饭的勤务兵掀开后篷布，照例为了将就地形、单膝落地捧来一顶竹笼。开盖儿一看，里头是两个用大白米饭揉成的三角形饭团，还冒着袅袅的热蒸汽。勤务兵赧赧地说道：“报告夫人，今儿过五月节，船上没有当令的供应，包了几个菜饭团，算是粽子了。您二位慢用。”篷布一掩上，家母的泪水落了下来，回头跟仰脸缩身躺在前侧的家父说：“咱们这是逃难了不是？”


端午节当天夜里，那久候不至的“召见”终于到了。家父随着一名穿海军制服的传令在迷宫也似的船舱里绕了不知多少圈，来到官厅，门开处，里头坐着站着一桌子人，舰长当首座，一旁是挂着将星的司令官，司令官下首还有两个同司令官一样穿陆军制服的校官，两校官面前是厚厚的几叠有如名册、表格之类的文卷，桌子的另一侧则站着那光头青年和“哼哈二才”。官厅狭仄、人气熏腾，照说要比甲板上暖和，可家父一进门却不由得倒抽了口冷气，当真是满室冰霜、一阵肃杀。


“张科长来了。”司令官转脸冲舰长道，“张科长是第四兵站的文职军官，和之前那些个光棍、空子之类的人物不同，是不是让张科长坐着说话？”


舰长的军阶其实还低些，不过在船当家，另有一番威严的客套，随即答道：“但凭司令官安排。”


没等家父一屁股坐稳，司令官冲口迸了一句：“张科长！四兵站那边说你休假在身，可有此事？”


“报告司令官：是有半个月的假。”


“什么时候销假啊？”


家父屈指一算，答不上来了。


“是昨天、还是前天哪？”司令官有个挤眉弄眼的习惯，说话声音一大，挤弄得就更厉害，有如《安天会》里的美猴王一般。看来他根本就没有要家父答复的意思，接着喝道：“大军正在和匪全线作战，张科长修（休）的哪一门子的瓜架（假）啊？”


“报告司令官：是上级交代个人把总监部各兵站历年收支账目作个汇报，不只是本第四兵站的业务；为了要出入其他兵站盘点物资，不只在原单位执行勤务—”


“你今天执行了什么勤务啦？”司令官猛里一拍桌子，“老子判你一个阵前脱逃，把你扔下船去，你张科长能有什么话说？”


家父不吭气儿了，听那两校官一阵喁喁私语，其中一个道：“报告司令官：张科长随身没有行李。总监部那边也证实了，各兵站的账目汇报资料在五月二十号下午已经呈上去了。”


“真能干啊，张科长！”司令官冷冷一笑，道，“你只花了五天就办完了半个月的公事；莫非早知道青岛守不住，才混上咱们这条船来了？”


家父闻言一愣，失声出口：“青岛也沦陷了？”


“你这个假休得果然惬意！”司令官这一下不只挤眉弄眼，钢牙一挫，连顶门和额角的青筋都虬结浮鼓起来：“我且问你，时局吃紧、悍敌当前，你居然没有任何派令便擅离职守，该当何罪？”


家父心念一转，忖道：投身在帮，原来就是把副性命依托了大伙，这一点信义，同那不在帮的空子哪里说得清、讲得明？司令官执掌的也是一部大军律法、阵前纲常，果尔要论例议处，也没有可容回圜的余地，遂仰脸道：“全凭司令官处置了。”


“这倒干脆。”司令官点点头，道，“那么我再问你最后一件事：你花了多少‘好处’得来的通行凭证？”


到了这一刻，家父才依稀明白：吆喝他上船的光头青年原本与此舰官兵并非同一路人马；说什么“替国府积蓄些元气”、“替贵帮保留些人才”之类的话亦不是党、政、军方任何一方的立场。换言之，这身手不凡、行事莫测的“帮朋”根本是私自挟带着他和家母和一桌在帮前人登船的。至于为什么是他们，容或基于同属老漕帮庵清光棍，容或基于这些人物确乎有什么值得“积蓄保留”的长才，然而一时之间，家父已无暇深究。只不过司令官这般咄咄相逼，他更不能连累同门，便道：“报告司令官：我和拙荆自济南来青岛投军任事，没有一分钱的家财，也没有一寸地的恒产。能上船来，也全是看在船票上有总监部戳印、大军关防，这些既然假不了，又怎么能花‘好处’得着呢？”


此言一出，司令官反而沉吟起来。一旁原本默然不语的舰长转脸凝视着那光头青年，道：本舰只能容载一千三百名官兵，如今上来快三千人。如果不彻底清查、断然处置，恐怕过不了上海，就要全船覆没了。这个责任，谁能担待得起？你说上来的都是忠贞干部，又有谁能做保？司令官所部之下，难道都不是忠贞干部？他们上不了船，难道就活该沦落成散兵游勇，在匪军枪口底下充炮灰么？”


“司令官、舰长，”光头青年朝上座的两位长官抡了一揖，道，“方才说过了：在下奉‘老爷子’手谕，负责转交船票，个人所经手的，也只十四张尔耳。二位职责在身，非清查船上人不可，这也是按律合理之事。只这船票既然不假、身份也能核实，二位何不看在国难当头，大伙应当和衷共济的份儿上，彼此扶持则个。动不动要挟着将人扔下船去，岂不叫亲者痛、仇者快么？”


家父听他说话好生不客气，脊骨煞地一片森凉，暗想：这光头青年如何这般负气自矜，居然敢这样对司令官和舰长说话？一念尚未及转定，但听司令官“啪”的声一掌甩上了桌面：“我日你娘了个养的东西！欧阳昆仑！不要以为你头上顶着个天，老子就不敢把你怎么样！”可骂了这么两句之后，底下竟然没话了。听在家父耳中，司令官的确是不敢把对方怎么样的一个态势。


却在此际，舰长又开了腔—这一回，竟是冲家父来的—一字一句说得面无表情：“张科长，你再仔细回想一下，那天登舰之时你缴验的两张凭证上是不是清清楚楚印着‘军事港务科人员证’几个字样？请问，贤伉俪什么时候在这个单位服务的？”说到这里，猛可转脸对光头青年道：“你口口声声‘船票’、‘船票’，难道认不得这是军舰，不是客船么？”


“分明是渗透分子！”司令官补了一句，可一旁的校官登时朝他移动了一下桌面上的手指，家父偷眼觑见，正是之前在码头上缴验的那张粉红色凭证—不过从指尖露出的半张看来，却是背面。家父自己不记得过手缴验时注意过那“船票”的背面注记了什么文字，然而看那校官和司令官的表情，似乎也忽地在上头发现了什么。司令官歪挤斜皱的眉眼像是叫一层透明胶水给糊住，再也动弹不得了，连忙凑脸近桌，细细又睇视一遍，随即以指尖将之推向舰长。舰长的神色几乎同司令官一模一样，愣了好半晌，才干着嗓子道：“你、阁下也是—‘保’字号儿的？”


此言一出，家父明白了七八分。原来“保”字号儿别有所指，正是“国防部”保密局。


这个单位渊源甚早，可以直溯至“南昌剿匪总部”时期的谍报科，那已经是民国二十年左右的事了。民国二十一年二月，“老头子”复行视事，经过几年的整顿、扩充，将原先各地剿匪总部的谍报科收编成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系统，而在民国二十六年对日抗战前夕成立了一个隶属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下辖三个处。抗战军兴，“老头子”亲自规划，把第一处和第二处的职掌分开，前者归中央党部执委会秘书长指挥，称“中央调查统计局”。后者仍名“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实际掌权的便是前文提过的戴笠。


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戴笠和局中人事处长龚仙舫等一行七人自青岛搭航委会专机飞上海，行前据报上海天气不佳，遂多带了八百加仑燃油，以备万一不能在上海降落则可以转赴南京或重庆。当天下午一点六分，机上驾驶电告南京航委会塔台，说是上海方面联络不上，飞机已达南京上空，但是气候恶劣，无法降落，须折回青岛。可是七分钟之后又有电告：“现穿云下降。”此后便再也没有任何音讯。三天以后，美国海军派出的搜索飞机在南京板桥镇附近二十里的山上发现了飞机残骸和连同六名机员在内的十三具遗体。当时目击该机坠毁的农民指证：机身飞行高度太低，先擦撞到一株大树、崩落一枚螺旋桨，才翻过三座山头、撞击另一山腹，旋即爆炸焚烧云云。


此次空难自然影响极大，一时谣纷纭，有谓戴氏在机上临时强令驾驶迫降，以便他能赶往上海与“舞国皇后”李丽共赴云台之约。有谓机上潜有中共谍员，以引爆备用燃油方式与戴氏同归于尽—按诸三周之后发生在山西兴县黑荣山坠机事件中死难的中共参与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及叶挺等人身份看来，自有绘声绘影的报复臆说而令戴氏的坠机殒命益发显得扑朔迷离了。


然而，戴笠身后的“军统局”立刻爆发了不同地域派系的强烈内斗。这一内斗实肇因于早年吸收特务分子时期力求“发展组织，收揽人才”，而未建树一超然客观的人事制度使然，遂致种种以党、团、社、行营等组织投身特务工作者各倚山头，形成壁垒分明的角逐之势，而有广东派、浙江派和湖南派三足鼎立的局面。时过未几，居然在各派之间还流传着“某派实为幕后策动空难事件元凶”的耳语。


“老头子”情知这个态势恰足以瓦解一切尚未臻制度化的特务系统，遂一举裁撤“军统局”，另外成立“保密局”，这便是“保”字号的来历了。


据家父日后的钻研了解，保密局成立之初，是有其特殊的阶段性任务的。它不只是为了在“军事调查统计”这一类传统情治活动上取代原来的军统局，还要乘机清查戴笠生前于抗战胜利之后在各地接收自日本的现金、珠宝、产物、军械乃至诸般民用器材。


事实上，胜利接收工作的一切所得本有一主司其事的单位，名为“敌伪财产管理局”。然而保密局直属军事委员会极峰，自然得以插手干预。在“老头子”的算盘上，倘若能够借保密局之力深罗密网地将敌伪财产管理局接收的所有物业括而囊之，便称得上富可敌国了。这对他尔后要唾手而得之的总统之职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于是在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他召见了原军统局中广东、浙江、湖南三派的领袖郑介民、毛人凤和唐纵，同时还指派了他身边担任过多年机要室主任的毛庆祥督导研究：如何在最短时间之内透过保密局取得一干接收物资、产业及设施，“并经营企业，发达资本”，名目则是“以充国防，以实国本”。这四个人取“三民主义，建国所有”的字面，另外又设立了一个“三有公司”。这三有公司同那保密局正是一体的两面—由保密局清查、获取来的一切资源皆交付三有公司处分，而由三有公司经营所得的利润之中又自然可以拨发、供应保密局的种种开销。这个“下海做生意”的拓展活动更顺带地解决了最初的人事问题—一旦有利可图，许多争权斗位的特务头子们都有了看似为身份掩护，实则确能坐收渔利的董事、经理头衔，于是那一触即发的内斗便逐渐平息戢止了。


三有公司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青岛、重庆和昆明各城市都有分公司。为什么是这些个城市而非其余？这也同“接收敌伪产业”有关—正因为这七个城市里都设置了保密局外勤省站的甲种站，此站编制庞大，有一百六十个员额，更重要的是编为甲种的外勤站都拥有一个可以直接和保密局联系的电台。这个电台不只是军事或治安情报的传递中心，也是商业讯息的呈报单位。这也是为什么保密局外勤甲种站总是设在三有分公司隔邻、对街甚至同一幢楼房上下。至于电台的设备，便全数是由北平“四极无线电器材制造公司”生产。“四极”正是保密局接收了来、交付三有公司操控、原名“铃木”的日本工厂。


从“铃木”到“四极”这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家父虽时有耳闻，总以为那是共产党造谣生事、中伤政府的惯技。不料那一夜在军舰的官厅里却果然见识到“保”字号的硬场面。


司令官也随舰长一般，一张横二霸三的绷脸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登时垮了、皱了，嘴角也扬起来：“那么—请问老弟台：你这十四张凭证是‘总署’那边发的，还是‘处’里发的呢？”


光头青年大约是见对方低声下气起来，也相应以和颜悦色，微微笑道：“都不是，是‘新社会’方面发的—对不住，请二位长官别再问下去了，在下成命在身，不方便多说。是不是请二位长官先把那九位开释了？免得有个闪失，当真给扔下船去，就麻烦了。”


司令官没等他说完，已经朝一位校官比了一个手势，后者抢忙离座，奔出官厅。这厢舰长也亲自倾身上前，拉开右首木椅，意思显然是请那光头青年入座。


家父则在这片刻之间恍然悟出一番前情：首先，是这光头青年的部分背景。司令官口中所称的“总署”，其实是“警察总署”；而“处”则是指“稽查处”。“保密局”成立之后，“老头子”为了安抚不同派系的特务头子，特任湖南派的唐纵任全国警察署长。表面上警察总署归保密局指挥，事实上却能自行掌控人事，打着正规化的旗帜，培训一整批由警校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稽查处”则表面上辖属于各地警备司令部、卫戍司令部，骨子里却一向由保密局掌握，其主要任务是侦伺、防范两种犯罪活动；其一是各大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的刑事案件，其二是兵工厂内非国民党或亲共势力的渗透和颠覆。司令官这般问讯，不外是想弄清楚：光头青年在“保”字号儿里究竟隶于哪一个山头？


然而光头青年所答称的“新社会”却毋宁让在座诸人都吃了一惊。这个组织原名叫“人民动员委员会”，是戴笠生前亲率手下三大护法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等人召募扩充而成的。据说这护法原有四位，但是在民国二十年代初折损了一员，此人姓居名翼，字伯屏。当年亲领“老头子”密诏，往赴山东公干—一说是联络军阀割据区内心向南京政府的革命志士，一说是去搜寻一部可敌十万雄师的军事秘宝，无论何者，此人去而不返，生不见踪迹、死不见骸骨。有谓遭江湖人物袭杀殒命者，然而戴笠倾尽全力、遍撒网罗，查察了五六年，直到对日抗战开打仍无纤芥之功。对于一个致力发展特务系统、严密情治组织的谍报巨子而言，此事无疑是一极其重大的挫折和耻辱。于是戴笠索性假借着“老头子”号召全民抗日的题目，成立了一个企图将全国地方械斗团体一举结盟起来的大组织，名为“人民动员委员会”—所谓“委员”，便正是老漕帮和天地会系统各会党的领袖。由于委员之间不分高低大小，也就免除了孰尊孰卑、孰先孰后的争议。要之此会受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节制—换句话说：也就成为该局的外围组织了。


无奈这只是戴氏一厢情愿的想法，一旦付诸实行，却窒碍难通。原因很简单：老漕帮的“老爷子”万砚方对于抗战期间国府对该帮的几个“处分”十分不满，且不愿促成“清洪合流”的一统之局所致。传言有谓，万砚方曾经对前去游说老漕帮“动员”的人说过这么两句耐人寻味的话：“老漕帮为抗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何‘动员’起来？”


所谓“一鼓作气”，指的是万砚方开立“离家出走”的规矩，纵令八千名庵清光棍弃帮参军，结果这八千子弟在淞沪会战中全数阵亡，成了刘罗公路上的孤魂野鬼。所谓“再而衰”，指的是行政院下令拆迁上海各工厂，支援后方工业。凡老漕帮所有物业则特令运往镇江和浑沌浦拆封清查。诸般机具设备经这一折腾，岂有不折损之理？至于所谓的“三而竭”，据说则是与哥老会怂恿执事要员向老漕帮逼缴三十二万公吨的油料以支应外债有关。


凡此三事，戴笠是否亲自向万砚方疏通或绾解，外间实无从得知。然而一直到抗战胜利，这个“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委员名单里始终挂着万砚方的名字，却始终没人闻见这位“老爷子”如何“动员起来”过。


一直到民国三十五年初，戴笠又把那委员会扩大成一个叫“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机构，利用农历新年大开名为春酒的宴会，邀请了一百二十多位“上席贵宾”，以及总人数达一千一百以上的“华筵豪客”，举行那协会的“筹备成立大会”。万砚方本人虽未到场，可是筵席所设之处乃在上海静安寺路丽都花园—此园正是老漕帮于胜利后重返根据地时购进的物业。江湖上这才又纷纷传言：万砚方是不是与“老头子”言归于好了？


然而万砚方动向如何尚未拨云见日，戴笠却坠机身亡。这简称“新社会”的组织随即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一日保密局成立之际成为一个十分神秘的机构。各界仅仅听说，“新社会”名义上由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监管，实际上则是由一个名叫“徐亮”的特务督控—也有人说，徐亮不过是个传令，真正掌握“新社会”的是万砚方，而万砚方又是“老头子”跟前取代戴笠的亲信。不过，传言毕竟只是传言，一旦渲染，面目便模糊起来。更有道听途说指出：万砚方根本和“新社会”无关，幕后主其事的反而是哥老会的洪达展；而那些涉及万砚方的风风雨雨根本是洪达展为掩人耳目而煽放出来的烟雾。


家父入帮也不是一朝半夕，虽说身在齐鲁，从未与“老爷子”本人过从接晤，但是显见这“新社会”是个和政治以及特务活动密不可分的组织，便不该同万砚方有什么瓜葛。然而看那司令官先前色厉内荏的模样，说什么“头上顶着个天”之类的言语，分明是早已知悉了光头青年和老漕帮之间的关系，而不得不有所顾忌。继之这光头青年又以“新社会”发出凭证的话表明来历，则莫非老漕帮真的成为保密局的外围单位了？正狐疑间，司令官又问了一句：“那么，容我再问一句：谍报传说今年二月间有那么一宗‘上元专案’，乃‘新社会’同志鼎力襄助，才告成功，司其事的竟是一名身手不凡的年轻人。敢问那年轻人会是老弟台你么？”


这是十分微妙的一刻，家父偷眼窥看，见那光头青年一张眉目清秀的脸上忽地闪过一抹红潮，虽只一弹指顷，在白皙的皮肤上却显眼异常，似是有几分羞赧之意，口中则嗫嚅着说：“司令官这么盘问，在下实不方便多说。”


“这是什么话？任务已经圆满达成，各方称庆不已，有何不可言者？我听说主其事的青年是个秃子，又见老弟台顶上牛山濯濯、寸发不生，才有此一问的。”


光头青年一听这话，反倒开怀笑道：“既然司令官这么说，在下若再支吾其辞，反倒矫情了—不错，正是在下不才、略施薄技，动了点手脚。”


“这么说还是不够痛快。”司令官说着站起身，探出一只长臂、越过桌面，朝光头青年伸去，随即紧紧握了手儿，又环视诸人一圈，道，“各位，这位老弟台功在家国，莫说邀荐十四位贵客前来，就是一百四十位，咱们也没有二话可说—是罢，舰长？”


舰长也跟着站了起来，道：“当然当然。‘上元专案’是维护国本的一个案子，我仅知其梗概，久欲闻其详，既然老弟亲自参与了，倒可以在这航行途中说与咱们听听—”


“不不不—”光头青年摇着手，竟有些窘急之状，“不值得说的、不值得说的，我也不会说、说不上来。”


倒是司令官好整以暇，又挤弄了一阵眉眼，示意大家复座，转脸低声同舰长道：“既然如此，那么这批同志便无须‘清点’了罢？”


舰长点点头，看一眼腕表，道：马上就要过上海了，届时得全舰熄灯，否则岸上瞅见动静，来一个乱枪打鸟，咱们就断无活路了。这样罢—各位先请回铺位去，闯过了这道鬼门关，咱们再作打算。”


这么轻描淡写的三言两语，似乎就是端午节这天“夜审”的结论和判决了。家父当时只知道个人逃过一劫，而国家和政府却正陷入一个其大不知凡几的灾难之中。这个几乎可用“沦亡”二字形容的灾难弥天盖地而来，改变了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的命运。然而在离开舰长官厅的那一刻，家父的肩膀上按过来一只温热厚实的大巴掌，他扭脸一看，与光头青年四目交接，听见对方低声说了两句：“一切不会有事的，请您老放宽心。”


家父当下愣了愣，只觉那掌心传来一股源源不绝的暖意。在接下来有如行走于迷宫之中的几分钟里，光头青年告诉他：这艘军舰原本是要航向一个叫海南岛的地方，彼地隔绝于广东省雷州半岛徐闻港外海，应可作为“国府”秣马厉兵、养精蓄锐的复兴基地。若能在海南岛稍事喘息、再图反攻，大局当在三数月后略有转机—因为广东省毕竟是国民革命发源之地，黄埔建军、子弟皆出于此，料应在结合闽、桂、黔、川各省兵力之后培元固本，可效抗战时期拉长所谓“前后方战线”的攻守之略徐图剿匪。只不过此舰负载过于沉重，船身吃水太深，经不起一点风浪。且行进迟缓、燃油益耗，如此贴岸潜渡，虽然能节省一些油料，却要冒上极大的风险—因为沿岸港市之沦陷敌手者皆有海防重炮设施，一旦算计得不准，在白昼时分通过火网覆盖之地，便有遭敌击沉之虞。然而，光头青年却如此作结说：“吉人自有天相。在下是这么想的：既然能苟全性命到今天，就一定见得了明日！”


家父回到那两席大的小天地里，什么旁的话也没说，只对家母笑笑，抬手按了按家母的肩膀，道：“吉人自有天相，既然活到了今天，一定见得了明日。”


家母则回了他一句：“你的手好烫，莫不是发烧了？”


家父在回忆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顿了一顿，冲我苦苦一笑，眼角涌出两泡清亮的泪水来、哽着声道：“我既没生病、也没发烧，心里憋着一股子窝囊，跟谁也没法儿说—”


“什么窝囊？为什么不能说？”我有些慌，打心底发起怵来，生怕他一个忍不住掉下眼泪、或者放声哭了，那我还真不会对付。


家父几度欲言又止，双唇抖颤开阖，仿佛也畏恐着一旦说出了什么，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如此过了好几分钟，才勉强撑持住脸颊上的肌肉，反而“噗哧”一声笑了起来，口中连连“—噫”、“—噫”地喟了几下子，摇头道：“那司令官训斥得一点儿也没错，我、我……我是、我就是阵前脱逃！那位‘帮朋’是个明白人，当然知道上了船就等于是逃命，所以在上船之前，才刻意隐瞒去向，这份心思，何等深刻？”


“我不懂。”


“试想，我当年在总监部处理的最后一件公事，正是为各兵站盘点物资、清查账目，完了这份差事，怎么会不知道大军将有异动？”家父深深皱起眉峰处几道刀雕也似的山字纹，道：“又怎么会不了解部队糜损耗溃的状况？坦白说，我的确猜想过，青岛是守不住的，只没料到启碇不过十天就失守了。可是话说回来，临行之前那位‘帮朋’万一挑明了此行就是弃守、就是撤退的话，以我一个在职科长之身，我有脸上那艘船么？”


我没接得上腔，更不忍再看这忏悔着的老人脸上的表情—在这一刻，我并不知道他把我从一个又一个首尾残缺不全的故事碎片之间拉到如此令他锥心刺骨的内疚里去究竟有什么目的？也许—我想，也许他已经无法承受那恐惧忏悔的巨大寂寞了罢？


“我是擅离职守！我是临阵脱逃！我是贪生怕死！而且我还装糊涂！”家父并没有如我所料的哭泣，反倒“嗬嗬嗬嗬”笑了几声，喘两口气，继续说道：“要不是遇上了这位‘帮朋’，你爸爸死在青岛原不足惜，绝了张家门儿的香烟也是命中注定；可是没走上后半辈子这一程，我便永远不会明白自己曾经是多么没出息的一个人—没能明白这一点，连前半辈子都是白活的。”


对于这个垂暮的老人而言，一生之中似乎有那么一个类似马拉松赛跑的折返点一样的东西，它卡在自青岛渡海南下的半个多月的航程上。如果一定要利用地图来标定那折返点的位置，我只能猜测它在东海磨盘洋南方的韭山列岛和大目洋的台州列岛之间，也就是当那艘载着近三千名官兵的军舰趁夜悄渡上海港南水道的第二天，时值子夜，那折返点出现了。


当时家父一阵内急，巡遍前后甲板上的排水口—舰上称之为简易厕所的设备—其实就是以两块防波盾板作“L”型掩蔽，不论大解小解皆在盾板外侧向风迎波、出之于排水口中。至于守候者则在盾板另侧自成一行伍蹲踞。据说正由于官兵人数太多，是以十二个简易厕所前终日蹲着人丁，蜚短流长、谣言臆说，皆自此处滋生。司令官放探子查谣源，逮住几个爱嚼舌的，给扔进了舟山和渔山列岛附近，仍不能平息这种“野谈稗说”。倒是有一伍人给突来的恶浪卷入海中灭顶，稍稍吓阻了些闲言碎语。


谣言却注定是迷人的。不多时又哄传全舰，其夸张离奇、荒诞无稽者不胜枚举。有谓此舰的目的地并非海南岛，而是菲律宾吕宋岛。因为“老头子”早有先知卓见，见神州已成鼎沸鱼烂之势，遂遣特种舰队于数月前登陆吕宋之拉瓦格、维干，杀其主而自立，准备在彼地建一基地，待日后另谋反攻大举。


另一个谣言则说：此舰白昼由北而南徐行，等到夜深人静、灯火管制之后便掉转首、由南而北疾驶。反正是伸手不见五指，又无人能上舰桥识别罗盘等仪器之定向，是以昼行虽长、夜行虽短，整个航程不过是在一片汪洋之中大绕圈子。至于为什么这样绕圈子，放话者无不沾沾自喜地说：司令官图的是保存精锐战力，不忍仓卒接敌、无谓折损，要俟陆上一场恶仗打得差不多了，再择期择地登陆，坐收渔利。


还有一则是这样说的：此舰其实是一艘谍报舰。胜利复员之后，举凡冀南、鲁东、皖北部队中的特务人员此番皆应召回军，登舰会师。白天无话，宵禁之后这批为数不下千人的特务便开小组会商讨、研判，纠举同舰官兵中涉嫌通敌叛党之徒，随即出手处决，再将尸身投入波涛之中。这一则最为骇人听闻，却也流布最广且颇符实况—因为它不但解释了舰上何以多出来将近两千口军民男女的来历，也坐实了每夜严格执行灯火管制，以及无端有人遭逮捕而抛掷入海的事件。此说一出，人人自危，争相转述—因为若不同他人一道渲染，便反而容易招致怀疑自己就是特务了。


对于置身于妖言妄语、如坠迷雾之中的这种境况，家父自然不能不惊心动魄，起码在他亲赴舰长官厅、往鬼门关前绕了一圈之后，对这一则怪谭有了独特的体会。毕竟，老漕帮究竟与保密局有什么样的关系？舰上除了那“帮朋”带来十三口人之外、还有多少帮会人物？此外，司令官和那“帮朋”应对之间所提到的“上元专案”又是什么？这个专案如系特务作业，是不是同舰上渲天涂地、漫东漶西的谣言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瓜葛呢？


家父怀着这一肚子狐疑和排泄物绕甲板周行数过，偏找不着一处闲置无人的简易厕所。待踅过舰尾，忽一眼瞥见离港前在码头上见过的那具吊车器械正端端杵在下层甲板上—但见那器械教六根粗大的钢缆给牢牢系住，底板伸出后舷五尺有余，前方则掩翳着一座丈许宽的绞盘以及大大小小数十百个严丝合缝的齿轮装置。家父心想：若是能绕行至下层去，双手扶握钢缆、固稳身形，走出几步之遥，便可蹲踞在那车板末端，遂行方便。如此前方还有绞盘和齿轮装置的屏障，要比防波盾板更形隐密。


孰料正当家父蹑至舰尾、准备出个野恭之际，忽然听见有脚步声渐行渐近，杂沓间还夹着低言悄语。一个说：


“脚下留神！风大，不好走。”


另一个接着说：“要不是人命关天，也不好吵扰老弟台一场清梦。”


“不妨事。可人是怎么卡住的？”


家父倾耳细辨，听出第一个说话的是舰长，第二个是司令官，第三个则是那光头青年—在那个夜黑风急的子夜时分，家父只知他是那位“帮朋”，一时间还没想起他听过一次的那个名字：欧阳昆仑。


在那令人猝不及防也难以逆料的一刹那之前，家父只听见这短短的三句话。事后回想起来，光头青年那句“可人是怎么卡住的？”以及司令官所谓的“人命关天”应该是指同一件事，也就是有人卡在船尾下方某处，亟待救援，舰长和司令官才将熟睡中的光头青年叫醒，前来助一臂之力。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一切却令家父惊骇莫名，一泡屎登时缩回腹中，凝结成岩坚石硬的满肠块垒，若非数日后军舰在基隆港暂泊之际、家父吃了一挂香蕉又喝了几升凉水而导致腹泻，则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在溯忆当时情景的当下，家父那一双原本略有些脱眶的眼珠却猛地聚拢了，仿佛看见一只飞天夜叉迎面扑来的模样儿，道：“那光头青年踩着小内八步，三两下跃至吊车板的后沿儿，倾出上半身朝下一打量，不料却在这个当口，从吊杆之上砸落了一方物事—”说到此处，他闭上眼皮，轻轻地摇起头来。


对于写了不知多少万字小说的我而言，实则也很难精确地描述出一个曾经折磨家父长达四十三年的惨烈场景，简而言之，在淡薄的月光敷泻之下，一块有如断头台上的巨大刀刃般的防波盾板在转瞬间切下了光头青年的脑袋，而那失去了意志和力量支撑的残躯也几乎在同时蹶落于浓黑如墨的滚滚浊浪之中。


舰长和司令官既未交谈、亦不曾停顿，双双不约而同地四下环视一圈，扭头便朝前舱的方向去了。家父早已吓得腿酸脚软，根本立身不住，只好蹲伏身子，两臂紧紧抱住舷边一根柱头，任由遍体上下的鸡皮疙瘩此起彼落，只巴望着赶紧打来一记大浪，劈头罩脸把这噩梦惊醒也就算了。


然而天不从人愿，浪头没来，那吊车里却倏地蹿出另一条黑影—不消说，方才松动吊杆机关、凌空砸下那方盾板的便是此人了。这人身形极瘦、有如猿猴，步法更奇、可比鹊兔；才交睫间，便翻身纵出那障蔽层层的齿轮组具之外两丈多远，立于廊灯之下。这时，廊内伸出一只手来，指间夹着一支点着的香烟。这人接过烟，深吸两口，回头眺一眼先前光头青年落水的方向，便也闪身入廊，失去了踪影。若非那两口烟、一眺眼的短暂伫留，加之以昏黄凝聚的灯光，家父是不可能看清楚的：那人正是“哼哈二才”中的施品才。


折返点。家父充满懊悔和迷惑的一生之中最重大的转捩于焉浮现。他抱着那根冰凉的铁柱，瞑闭双眼，听见自己的脑袋瓜儿一下又一下地敲击着柱上的铆钉，却怎么也敲不去片刻之前那一幕残忍的情景。


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刻，家父才赫然发觉：当初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上了船，既不是为“转进”，也不是为“反攻”，更不必美其名曰对“党国”的忠贞和对“共匪”的唾弃，其实纯粹只是舍不得捐躯送命的一次逃亡罢了。根据我的揣测，目睹欧阳昆仑身首异处的整个过程，不但带给家父无与伦比的惊恐、骇怖，也激发了他—作为一个逃亡者—前所未有的同情。他不得不逼迫自己追问一个死者根本来不及发出的问题：“为什么？”恐怕也正是这个问题使所谓的同情不只是在一刹那间跌宕起灭的悲哀和怜悯，而产生了持续的力量。


在脑海中撞击既久，那“为什么”就自然会歧生出各式各样的句子，比方说：为什么要害死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为什么要用这种阴狠毒辣的手段？”还有，“加害者和被害者为什么都与老漕帮有着深厚的渊源？”……恐怕也正是这一波未平、一波继起、层层相衔、扑云覆地的疑问辐辏而至，形成了家父此生的那个折返点—他尔后数十年岁月的生命便步上一条为这些疑问寻找答案的道路。


就事实部分的回忆来说，通过这个折返点之后的渡海之行也变得极其简略：船行又过五日，远远可见高插入天的险峰峻岭兀立于东南方的海上，有人说到了蓬莱仙岛，有人说到了巴布烟海域，也有人说到了海南的七洲岛。众人纷纷挤近舷边远眺，竟将一名大腹便便的华服妇人挤得破水临盆，不得不抢忙送入官厅，并广播全舰问讯：若有通晓接生之术的产婆子，速至官厅报到。


广播同时宣布：海上高山乃是蜃影，并非实地实貌。于是又有传闻：船行至见山之地名为东引，乃是台湾海峡北端的一个小岛，至于耸入云霄的高山则是台湾岛的中央山脉。每年到农历五月中，台湾岛上的大山便不知怎地透过那上天下海的折射手段，投影于东引岛外数里之遥的海域—此事凡闽台间渔民无不知晓。至于舰上如何有人知之、述之，家父却未及详查。总而言之，那广播再三辟谣之余随即宣布：本舰因油料耗损过甚，无法径赴海南，须先至台湾岛北端之基隆港停靠加油，舰上官兵眷属如欲登岸停留者须先至前甲板第二排水口旁登记处办理入境手续，未登记者不得擅自离舰，否则一律按违反戒严法逮捕。


这厢三令五申才告一段落，那厢连绵矗立的大山蜃影果尔在不久之后便消失了，众人意兴阑珊，正欲散去，舰上警号又呜呜然作鸣不已，一时间众人纷纷去来、不知如何趋避，只见东一撮扛枪的、西一丛提水的、前一堆捧着锅碗瓢盆的、后一拨抱着衣衫被褥的，全都骛乱到一处来了。那刚刚在第二排水口简易厕所旁架设起来的临时登记处冷不防叫人潮给冲了，桌椅翻飞，落下海去。好半晌警号停息，才有人传说，是个手笨脚拙的产婆子生炭炉烧开水时不小心踢翻了炉座，差一点把官厅给烧了。所幸产妇洪夫人命尊福大，母子平安。只那初生的婴孩似乎受了些惊吓，啼哭不止，其实并无大碍。舰长已经派人熄了火，收押了那婆子云云。


彼时家父和家母则商议着如何定一去留。船行多日，家母已经受不了风浪颠簸，时时犯呕作吐，非但饮食饭浆不能在腹中稍留，最后连黄绿胆汁都吐得竭泽涸辙，眼见是撑不住了。家父叫那天夜里的一幕残杀吓凉了心，自然也以为该及早下船登岸，另觅栖枝。可是引介他上船的人不明不白地枉送了性命，司令官和舰长—乃至于“哼哈二才”—会放他一条什么样的生路呢？家父若骤尔去办什么离舰入境的手续，难道不会吃他们再拿问一场、又落一个阵前脱逃的罪名吗？正踌躇懊恼之际，帆布篷突地掀开，天光炫然抢入，棚外歪探着一条人影，居然是那施品才。家父慌忙敛襟起立，未料那施品才却笑盈盈地咳了几声，问道：“您老若是想去台湾，我给您老办手续去。”


当下如蒙大赦的家父无暇深思：这些行事诡谲莫测之人如何就这么轻易地开脱了他？及至手续办妥，两个和他曾有一面之缘的校级军官负责唱名核发台湾入境签证之际，他才发现：不只是他和家母获准离舰，另外还有九名与他在青岛同桌吃过一顿饭的人物也冒出来了。在临行之夜的筵席上，家父鼻梁上少副眼镜，脑海中多份担忧，只顾着盘算去留之计，未遑注意其他，是以对同行者究竟是些什么角色其实全无印象。这回一唱名，瞅见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才忽地想起来—只不过这么一留神，竟又瞧出了蹊跷—犹忆行前那“帮朋”曾经语及，同行者乃是青岛地面上一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在帮前人”。家父自忖读过几年师范、祖上不知几代以外也确有像张荫麟之流在朝贵为天子师的京官儿；然而若不把“满腹经纶”当成过耳可忘的瞎恭维，甚至认真以之自况，则未免忘形了。可是放眼细观那九人，其中有两个妇道，皆是村姑模样。一个似乎怀着身孕，年约二十上下，满面病容愁色，更添几许粗夯之气。另一个年岁不下四十的，头上草草裹了块青巾，难掩一丛焦黄虬结的乱发，右腿显见已然瘸跛多时，看情状，应该也是个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嫠妇。在这瘸妇人身后还翳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男孩儿，高额隆准，仪表倒非凡品，只可惜一双黑瞳不时地闪烁游移，神色也显得阴郁不定。非但这三人不似“满腹经纶”之辈，另外六个看来更颇类胡匪响马者流了—或许是半个多月以来在这汪洋大海之中餐风宿露，未暇栉沐所至。家父不知道自己的体面如何，却不管怎么看那六人都觉极不顺眼。


第一个年纪也在四十左右，脸上生着无数麻斑和两道奇长的寿眉，穿了身藏青色的中山装、土黄卡其布裤，已然颇经年月，边边角角磨损之处不知凡几。此人要算是六人之中较斯文沉静的—鼻梁上挂着副度数不比家父浅的近视镜，孑立于人圈以外稍远之处，手中握着柄放大镜之类的工具，正读着一本不知内容为何的小书册。


另一个看来也与他人不甚熟识、热络的是个身形十分颀长的高个儿，岁数恐怕要比头一个还要略长五六岁。只他手里随时舞拶着两支银筷子，无论是仰观穹宇、俯览波涛，时时流露出一股顽皮欢快的佻达模样儿，是以倒显得不如前者老成。这人只顾俯身同那皱眉苦脸的年轻孕妇说话，似要逗她一展愁容。未料那孕妇鼻头一红、眼眶一润，竟哭出声来。倒是这大个子浑不以为意，仍自说笑不歇；看得一旁的家父不觉火冒三丈，直欲冲身上前教训几句。无奈再思之下，又觉得这么不分青红皂白、趋管闲事，未免忒嫌莽撞，遂扭头回身，假作不见。


另一厢的四人则像是一伙旧识，粗看眉目，年齿多在四十上下。一个紫脸汉子穿着一袭连身长袍，生得亦十分魁梧。他一面同其他人说着话，一面不停地摇晃着一只虚虚握住的右掌—看那姿态，犹似凌空运笔、正写着一个又一个无形无状的字体。要说这人腹中有什么经纶，倒也窥看不出。尽他唇上颔下一大圈儿又浓又密的胡髭，望之便不似善类。


站在这紫脸大胡子左边的是个相貌更为奇古的怪人。此人两撇八字眉活似戏台上专扮赃官的三花脸，却长了只又挺又长的悬胆鼻，鼻根发自眉心，眉毛以上寸发未生，现成是个牛山濯濯的秃子，正扯直嗓子同他对面一人在争议着：


“我不过是依天象说人事，天象所布列的是什么，我便说什么。你信便信了，不信也就不信，怎么诬我造谣？如今咱们‘身在曹营’，这不是陷我入罪么？”


站在紫脸大胡子右边的是下巴上生了一丛黄色短须的汉子，相较之下，身形略微矮些，一张嘴露出两枚又长又白的门牙，也不甘示弱地呛了回去：人家孝胥老弟只身来了，妻儿音信杳然，心下岂有不忐忑之理？你若是个识相的，便学咱们这些肉骨凡胎之人，尽把些教人安心的话儿说几句。什么‘一年生死两茫茫/万里秋荻莫思量/汉祚凋零辞故垒/偏听断雁滞蛮荒’？分明是沮丧人家夫妻父子团圆的巴望。你不说，人家会当你个哑巴么？”


“这有什么好沮好丧的？”秃子抗声顶回，气势更盛了些，“象辞是这么说的，我总不能给改了罢？再者，依此行所见所闻而言，这诗意也无不吻合。此外，我说‘一年生死两茫茫’，而非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孝胥难道不该稍事宽心么？忍它个一年，一家人也就好生团聚了，这不也是番巴望么？你‘痴扁鹊’既不知天、亦不知人，三字合该只当得一个‘痴’字。”


被唤做“痴扁鹊”的大板牙正待分辩，却听背对家父一名赤颈赤耳、想来是张关红脸的汉子忙劝解道：“小弟家务就让小弟一人挂心罢了，两位兄长切莫为此伤了和气。”


秃子哪里肯让？又口沫横飞吐诉了一阵，好半晌才让紫脸大胡子给劝住。其间家父着意思忖了一回，想那七言绝句不过就是江湖术士割裂采撷些前人名句而来的文字游戏。首句窜苏东坡悼亡之作《江城子》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而来。二、三句中的“秋荻”、“汉祚”、“故垒”又是侵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的“故垒萧萧芦荻秋”和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的“运移汉祚终难复”而来。至于末句，则分明是挖凿了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的首尾句意，拼凑“城上高楼接大荒”和“犹自音书滞一乡”而成的。倒是这几首古人佳构非悼亡、怀古，即是远地相思之作，被这两人把弄来、说解去，当真略有些许慨陈当前处境的意思。家父为之一沉吟，暗道：莫非此去竟须经年？转念及此，不免益发烦躁，再打量这些人物，更不觉他们有什么“满腹经纶”的气质，倒是洋溢着几分剑拔弩张的草莽味，嗅之颇为厌恶起来。


正这么百无聊赖的时分，那厢唱名的校级军官喊集诸人，一一发给签证，第一个是那紫脸大胡子，他叫钱静农。次一个是黄须大牙的汉子，他叫汪勋如。第三个是秃子赵太初，第四个则是赤脸而看来年事较轻的孙孝胥。第五个是身长近七尺、手持银筷的魏谊正。第六个是在远处凭栏读书的李绶武。第七个才轮到家父，可人家唱出来的名字却非“张启京”，而是“张逵”。家父四顾茫然，正不知该不该应个喏，那军官却赔个笑脸，步上前来，将两份签证双手捧至家父面前，低声道：“司令官特别吩咐，给科长改个名字；过往种种，便无须计较了。司令官还要我转告科长：逵’这个字是极好的；四通八达，悠游自在。您和夫人到了台湾，便重新做人了。”


接着，那军官又唱了两妇人和少年的名字，并称那少年“小少爷”。只当时家父满心疑虑忧忡，并未分神留意，还道是什么落难的大户人家，也顶了老漕帮前人名义上船来的“帮朋”之流。对家父而言，叫人不由分说便给改了个名字的这件事是极其严重的，他越想越不能甘心，遂返身疾趋，直奔官厅而去—也就因之而与同席复共渡的这一批人错身相失，未及结识。


至于司令官方面，给家父的答复却十分难堪。他挤眉弄眼地从抽屉里抱出一大叠活页公文纸穿绳装订的名册，语带讥诮地对家父说：“你科长阁下要是看这‘逵’字不顺眼，我这儿还剩下一些字，你尽着挑，可不许出这‘走之儿’部首的范围。前头原有些笔画简单的，什么‘迅’、迌’、‘迎’、‘述’、‘迪’、‘通’之类的，都叫人认走了。后首只剩下什么‘进’、‘过’、‘逸’、‘达’、‘遇’、‘游’、‘道’、‘辽’这一类的字，不大好写的居多。我看你这一回就安分了罢？”


“为什么要改我的名字？”


“不改也成—我还是那句话—扔下船去！”司令官的鼻头绞成个小汤包儿似的圆球，笑道，“留下一条性命，就得留下个认记，日后也好叫人知道，你们这些吃着军粮、揣着军饷的，都曾经是‘走之辈儿’的人物！”


这一番近乎羞辱的言语几乎就是家父对那一次渡海之行最后的记忆了。他在电脑键盘上又使劲敲打了几下，屏幕上跳出“张逵”两个字样。他颤着指尖摸触两下那个名字，苦苦一笑，道：“到基隆上了岸，人家海关上一眼就看出我这‘走之辈儿’的来历，还故意问了句：‘你是济南人，有济南的出生纸没有？’我说没有。关上的说：‘那就算你是个青岛人了罢—总然是打从青岛走的人嘛！’好了！咱们家从此以后子孙万代都成青岛人了。”


“这也没什么，青岛人、济南人，有什么分别？”


“在当时是有的。”家父又按了不知什么键，只见那“张逵”二字忽地变成了“张启京”，随即又变成了“张逵”，如此反复不已，犹如一种百无聊赖的把戏。家父于此际朝我扶了扶眼镜，道：“这就好比当年《水浒传》里的人物脸上刺了金印，从此成了罪犯、囚徒，永无翻身的一日了。”


家父始终没有告诉我，顶着个“走之辈儿”的名字、改变了原籍、从此与前半生所经历和梦想的一切永诀—这，是一种多么奇特难堪的感受。我猜想他从未有一时一刻觉得安然，恐怕也正因为整趟匆促成行的渡海之旅过于轻率，且导致了令他意想不到的人生转捩，其间迷雾疑云，委实难以拨视，他也才会在基隆、台中、台北之间流浪了将近四年以后打定主意，重新回到那个充满无解之谜的折返点上一探究竟。


那是一九五三年秋天，家父、家母暂时寄居在台北县竹林市一位王姓的山东籍“国大代表”的家中，正愁闷无绪，忽然有访客自台北市来，听口音是济宁州人士，照面接谈之下，家父只觉那一张麻子脸似曾相识，那人却趋步上前紧紧握住家父的手，道：“久违了！张科长。”


王代表随即为家父介绍了—原来此人正是与家父同舰来台的李绶武。三人一旦落座，李绶武反而和家父热络地攀谈起来，闻知家父赋闲无事，便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有个抄写员的空缺，可以先去占了，再循公务人员考试途径取得资格，日后叙薪升等，都有制度可依。王代表听了，也在一旁劝说，直称家父年富力强，学养亦佳，该替国家社会多尽些心。家父这才猜出：李绶武并非突然造访，恐怕还是王代表居间安排，才有此一晤的。未料这一晤，三个人谈得十分投契，同吃了晚饭还不尽兴，又一径围坐闲聊，直到夜半。这一席长谈，家父才对渡海之行的首尾有了些轮廓的了解。


原来早在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号，共产党华东野战军的九个纵队打下了国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指挥中心—陈官庄，生擒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邱清泉则饮弹自戕，徐蚌会战结束。“老头子”情知华中地区再无可恃之地，而华北平津一带又已于前月失陷。万里江山，寖失其半，眼下若非向海外觅一栖枝，便只能依恃长江天险、勉为抵拒。为了保存经济实力，“老头子”遂下令其子—人称“太子爷”者—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二人共同负责，将央行所贮存的黄金、白银全数移运至台湾、厦门两地。


不料到了一月底，最高当局又下了道密令，说是上海方面也有一批黄金必须紧急交运到厦门。此事外间无有与闻者，却是由国防部保密局的毛庆祥直接指挥。毛庆祥原本是“老头子”的贴身机要—此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把揽下了这个任务，还以为可以大大地表现一番。及至细细将密令读了，才知道贮存在上海的黄金有二十万之多，贮存的地方叫黄泥塘，位于苏州河北岸。毛庆祥亲自跑了一趟黄泥塘，只找着一间长宽各约八尺有余的破板屋，门上贴着“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封条。从门缝往里望进去，但见萧然四壁，其内竟空空如也。


好在这“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是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毛庆祥回到局里一查案底，找着负责相这“新社会”往来的专员徐亮，出示了“老头子”的密令，徐亮一见密令却为难起来，告以：这黄泥塘早在几十年前是块流沙地，光绪年间曾经起过一幢楼，旋即塌了。日后为哥老会徒众寻着旧址，在民国二十年左右重新整顿修葺，盖成一座地窖式的库房。至于其中贮放的是什么物事，旁人却无从知晓。如今密令忒急，要将地底下这二十万两黄金于一夕之间掘出、清点以及移运到安全的所在，且不说须动用多少人力了，就算有那么些可用的人力，又怎么能叫众人守口如瓶、俾不外泄呢？


毛庆祥追随“老头子”多年，知道他用人任事极易起疑，而这一趟启运黄金的任务之难也就在此—试想，筑窖藏金者倘若是哥老会徒众，那么开库移运之事便不能再托付同一方面的人物。但是二十万两黄金约莫有六七公吨之重，正因为不能委交寻常军警单位处理，才会让保密局全权负责。然则他又如何能在这兵马倥偬之际调动一大批信得过的夫役，而将数量如此庞大、价值如此贵重的一笔财物安然交运抵埠呢？此外，既然这是“老头子”私下交付的一份密差，毛庆祥便更不能去和毛人凤等大特务参详讨教了。


正踌躇无计之间，会逢当年“力行社”的老政训特务贺衷寒也奉了“老头子”密令来上海处理一桩为“太子爷打虎”善后的工作。贺衷寒一听毛庆祥碰上了这等麻烦差使，便荐了个得力的部属给他—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李绶武。


这，又要从“太子爷打虎”说起。原来在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下旬，“老头子”实施币制改革，以金圆为本位币，限期收兑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并收兑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根据这个“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原先流通的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一圆，金圆二圆折合银币一圆，美金一圆又折合金圆四圆。币制一改，就怕物价紊乱。“老头子”遂派出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三名亲信分赴上海、天津、广州，以“经济管制督导员”身份查办这三个城市之中的金融和工商界是否有哄抬物价情事。“太子爷”原本是协助俞鸿钧任事的助办，可是他身份特殊，一到上海便独揽大任，半个月之内连续扣押了几个上海闻人—其中包括一个银行界的巨子洪达展和一个纺织界的巨擘万砚方。罪名分别是非法进行场外证券交易和囤积棉纱。


“太子爷”明明知道这二人都有“在帮”的身份，却以经济犯罪之名径行逮捕，是以博得个“打虎”之名。不料整个经济管制工作准备欠周，此举非但没能疏通物资、平抑物价，反而受到富商巨贾全面的抵制。市面上的物价看似稳定了，老百姓却买不着东西。米菜及民生用品一时腾贵，只在黑市里做得成交易。“太子爷”铁腕实行配售不成，只好拍拍屁股走人。这是十一月初的事。数日之后，上海便发生了几十起饥民抢米的纠纷。非徒米店、碾坊遭殃，连一般民家也受到波及。此时外县并无荒歉，只那居于产销之间的盘商多为在帮光棍，一方面为报复、一方面也恐盗劫，更不肯将米运入上海。偏偏徐蚌会战又在此时开打，共产党的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地方武装部队分兵南下，眼见这东南半壁的江山已成内忧外患、岌岌不保了。


贺衷寒潜至上海，自然是替“太子爷”收拾残局的。他的任务看似单纯，实则亦非易事—“老头子”是希望他“不计任何代价”要“同时收服”洪达展与万砚方二人，使勿快意恩仇，反投入共产党怀抱。


万砚方获释时倒不像有什么羞恼，只道这是一场误会。“太子爷”指控他囤积棉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致—原来被指为囤积的棉纱是准备交运往华中两处新设的纺织厂的，但是老漕帮迭获线报，此去华中路途上有不明武装部队游击滋扰，为恐物资陷于敌手，才迟迟未曾交运，而生出个囤积的误会。万砚方对“太子爷”的霹雳手段并无芥蒂，反而说：“一时而得个虎名虎号，倒意外地威风起来。”


可洪达展却不同了，直说要亲往南京面见“老头子”，贺衷寒阻拦不住，只有任他去了。孰料次一日“老头子”的电话就摇过来，命他续留上海，仔细勘察万砚方动静，若有任何不轨，当即处以最严厉之制裁。


贺衷寒原本就对当年万砚方插手借箸、为“老头子”代筹什么“再造中枢”的组织发展计划极不惬意，如今得了这个差使，更有意罗织他一个罪名，以便拔除了这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偏在此时，毛庆祥找上门来，询以运金南行是否有得力人手。贺衷寒给荐了个李绶武。三人对面一商议，李绶武却把双深度近视的眼珠子朝贺衷寒直愣愣瞅了一阵，道：“此事略无难处，要说有什么顾虑，只在贺先生身上。”


贺衷寒闻言大惑，忙问道：“这与我有什么干系呢？”


“要为毛先生解决问题，非搬请老漕帮不可；要搬请老漕帮，则不只‘大元帅’又欠了万砚方一个情面，连贺先生对那万砚方都得容让三分—试问：贺先生肯么？”


这话说得十分委婉，毛庆祥自然听不明白，可是贺衷寒一点就透，立刻会意。原来李绶武所指的正是此刻会当洪达展身在南京，于“老头子”左右嚼舌根、说是非，使“老头子”大疑万砚方财势之际，倘若借助于老漕帮之手解决了毛庆祥的困难，立下大功一件，贺衷寒恐怕也就坐失一次翦伐万砚方羽翼、熄弱老漕帮气焰的机会了。然而李绶武这一问，问得贺衷寒几乎无他辞可对，只能看一眼毛庆祥，应声答道：“我对‘大元帅’绝对效忠，这是高于一切的；毛兄既受‘大元帅’付托，我们就该克尽心力，完成任务。就算让万砚方风光得意，也不是我们该顾虑的。”


“有贺先生这话，”李绶武冲毛庆祥一笑，道，“事情就算成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李绶武说得极其含糊笼统，只草草交代了他个人和万砚方原本素无交往、亦未曾谋面—只不过在抗战开打之前几年，李绶武曾仿万氏之师方凤梧公之笔意，画过一张画给他，万氏十分满意，这便算是讨得了一个人情。此番李绶武衔命登门，拜识万砚方，请他助成这一趟移运黄金的工作。万砚方的确一口答应，但是也开出了条件：他要毛庆祥以保密局名义出具凭证，俾能于大局颓隳不可收拾之时好让庵清光棍避一头地。这，便是当初那“船票”的来历了。


李绶武的一席话容或为家父勾勒出国民党政府迁台前夕老漕帮如何保留人才、苟延命脉的背景，但是，从他说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部分之中，反而渗出了更多启人疑窦、引人遐思的片段，令家父迭有不吐不快之感。他乘隙追问了一句：“李先生那一张画显见非同凡品；否则，不至于辗而转之地还搭救了十四条性命？”


李绶武闻听此言，不禁纵声长笑，径冲王代表赞道：“张科长年纪虽轻，识见却高人一等。那张画儿的确另有一则故事。倒是说什么‘搭救十四条性命’未必得当。”


“噢？”家父和王代表同声一惊，彼此对望了一眼。


“二位试想，”李绶武摸了摸他脸上的麻子坑儿，慨然道，“跟着当局来台的人虽说暂时逃得战火之劫，焉知便因此豁免了一切杀身之祸？‘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所说的正是此理，‘塞翁失马’所寓者亦正是此意。到底是搭救了还是陷害了，却也难断得很。此外，‘十四’之数亦不正确，要说得准些，其实是一千五百一十四！”


听他这么一说，家父又往深处明白了一层—毋怪乎当初那舰长会口出“本舰只能容载一千一百名官兵，如今上来快三千人”之语，更毋怪乎航行日久便滋生出那么些谍报舰、逮捕军中叛徒等等谣言。一阵沉默之后，家父再也忍不住，小心地探问起他一直大惑不解的疑绪：“所以咱们那艘舰上平白多出那么些男女老幼，果然都是‘保’字号儿挂上来的老漕帮丁眷了？”


“倒也未必。”李绶武道，“这里头大有文章。老漕帮人丁固然不少，凭个人交情引伴呼朋、携家带眷，沾上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故关系，随之而来的也所在多有。我本人便不在帮，与咱们在青岛同席用饭的里头也有五六个不在帮的。张科长要是分神留意舰上人丁往来动静，还兴许会发现：连哥老会一路的洪门人马也窜上来七八百口子，几乎与老漕帮丁众不分轩轾了。”


“这倒不难明白究竟。”家父应声道，“‘保’字号儿毕竟不敢放心只让老漕帮帮众独踞一船—万一来个哗变，舰上官兵哪里抵敌得了？是以放那群洪英上船，是要造成两方暗中僵峙对立之势。”


“一点儿也不错。”李绶武微一颔首，放低声道，“有个在途中临盆产子的妇道，正是哥老会首洪某人的侧室呢！”


然而家父所念兹在兹的不是清洪二系人马如何蓄势较劲，而是他无意间窥见的一幕恶魇；于是掉转话锋，叹了口气，道：“倒是在青岛领我上船的那位年轻‘帮朋’，日后再也没见过了。无论李先生您的福祸相生之论如何高明精奥，我夫妻这两条性命总是人家搭救的，如今却不知该往何处去道谢呢。”


此言一出，李绶武的身形有好半晌不曾动弹分毫，仿佛这一室之间原本十分热烈的谈话气氛忽地给凝结起来。其间过了也许只有几秒钟的辰光，李绶武只把双眼睛盯着家父的脸，仿佛直欲穿透表面上五官，揭露其下埋藏着的什么秘密。在这转瞬之间，家父的直觉是：面前这人也知道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非但如此，对方更知道家父也并非毫不知情的人—只不过两人都在那短暂的几秒钟里寻觅一个遁脱之道而已。


“我倒忘了恭喜绶武呢，”王代表在此际昂声岔话道，“听说府里最近研拟了一份名单，要聘任一批功在党国、资历俱佳、可是苦无职务可以安插的贤达人士，绶武也在其中呢！”


像是突然从禁锢之中得了解放，李绶武堆起一脸笑容，道：“这倒没什么可喜的。王代表素知今上用人之道，若是在体制之外叠床架屋、巧立名目，则不论立一个什么品、戴一个什么衔，都是既无权、亦无责，只不过方便他老人家就近看管而已。”


接着，话题转至王代表和李绶武之间，大体绕着几个新出炉的职称打转。仿佛王代表倒比李绶武热衷关切得多，直说这“资政”便是宋代的龙图阁大学士，即使到了清末资政院议员也有集议全国政务之尊，要比什么“政务委员”、“战略顾问”乃至党务系统中的“评议委员”都荣耀得多。李绶武似乎对王代表之言全无兴趣，敷衍了一阵，推说夜深不该再扰，便要告辞，却一把扯住家父的袖子。


“老弟，”李绶武一面起身、一面道，“一个人叫车太无聊，可否陪我路口站站？”


不消说，这是另外有话嘱咐。王代表也诿称累了，要家父代为送客。两人跨步出门，李绶武才松开手，四顾一圈，道：“四年前渡海南迁，会拉拔你老弟同行，不是没有缘故的—试想，若是将你张科长留在青岛，则大军开拔之前经你之手所盘点出来的一整套账目，岂不直叫落入敌营了么？就算老弟是条威武不屈、刑斧不惧的汉子，在军部的立场而言，仍是不可不防的。”


家父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一时之间却想不通对方为什么会提起这个背景，脚下只得亦步亦趋随他一路朝河堤方向行去。


“可是军部方面却没料到，你老弟另外还有个在帮的身份，居然先由‘保’字号儿那边发给了入港登舰的凭证。如此一来，舰上司令官不得不通电盘查。谁知大局糜烂之快，出人意表。船行不过几天，青岛便沦陷了。和咱们一同启碇的六艘大小船舰几乎全数在射阳河口以北给击沉覆没，葬送官兵近万人。这，照说本是天意，可是从军部方面视之，怎么偏偏是这艘满载着帮会光棍和家眷的船舰保存下来、而非其余呢？于是通电舰上司令官再仔细查验—究竟由保密局方面发出了多少通行凭证？携带了多少人员物资？—一旦清点起物资来，便查着了不该查着的东西。”一口气说到这里，李绶武非但住口不言，也停下了脚步，矫首夜空，凝视良久，忽而抬手拍了拍家父的肩膀，道：“老实说，即便是此刻，我还不知道该不该同你老弟说清楚。不过，从先前你问起我那张画上看来，足见慧眼独具，卓识不凡。王代表要我给你荐的这份工作，想来是足可胜任的了。只不过让你懵懵懂懂地去了，未必能有所成就；可让你明明白白地去了，其中却埋伏着无限凶险杀机—”


“李先生若是肯说得明白痛快，张某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去的？”家父一股三昧真气涌上脊柱，贾勇说道：“我苟延了几年性命，却仍是个混天糊涂—渡海南来之时，我究竟担上了什么关系？又犯着了何等？就请李先生赐告罢！”


“那么我得先请问老弟：方才怎么会提起那位年轻的‘帮朋’来的？”


家父迟疑了片刻，情知这哑谜不该再打下去，遂扬声应道：“如果我没看走眼，此人是不明不白给杀害了。”


李绶武似乎并不觉得意外。他摩挲着脸上的麻子坑，终于点了一下头，轻声道：“你是没有看走眼。”


“我还看见了下手的人—”


“这倒不然了。”李绶武抢忙接道，你只看见了刀斧手，却没看见真凶。”


“这么说李先生当时也在场了？”


李绶武对这一问始终未置然否，但见他抻臂朝天一指，道：“老弟且看这夜色阒暗如墨，几无半点明光；可是久在沉黑之中，景物仍依稀可辨。岂有他哉？不外是这一双眼睛适应了、习惯了。你诚若有心辨识这幽冥晦暗之地的事物，一旦适应了、习惯了，怕不反而伤了眼力，便再也承受不了光天化日里的景致了呢！”


“李先生不必再试我的胆子了—”家父道，“渡海之时司令官究竟查着了什么不该查的东西？”


几乎就在家父问话的同时，李绶武迸出了一个令他无从想像也难以骤信的答案：“金子。”为了怕家父没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句，“二十万两黄澄澄的金子。”


简而言之，当初毛庆祥接获“老头子”手谕密令开库南运的那批黄金并未连同中央银行所贮存的一批金银移赴厦门、台湾，反而在老漕帮的协助之下趁水路出上海港北水道，由川腰港外海道北上到了青岛。这是万砚方亲手策划的一步棋—在他看来，“老头子”之所以会透过毛庆祥来执行这项任务，意味着这笔黄金非国库所有，而是私财。既属家产，而须以如此十万火急的手段处分，则可以想见时局崩毁的程度和速度了。然而是时上海以南远抵闽、粤乃至香港、马尼拉的船运全掌握在一个叫项迪豪的航业巨子手中。此人曾在戴笠组织的“人民动员委员会”中列名第三，仅次于万砚方和洪达展之下。待“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成立，也出席了在丽都花园举行的筹备大会。然而项迪豪本人热衷武术，精擅技击，除了商场上必要的应酬之外，多在自宅所设的拳击馆中钻研磨熬，向无公开活动。不过，既是“新社会”一分子，便须归保密局监控，换言之，项迪豪所经营的事业亦必须经由种种公文往返的程序向“保”字号儿的特务报备核管。


照说由“保”字号儿发个函，知会项迪豪手下的航运公司拨一艘船将黄金运出也就完差了事了。可是万砚方一旦插手，却有了不一样的想法。首先，他研判这批黄金不由毛人凤、唐纵或郑介民经手，亦未随前一批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公开委交俞鸿钧和“太子爷”押运，则显示“老头子”有意私下处分，且知情的人越少越好。其次，在是否和项迪豪打交道这一点上，万砚方有极为强烈的坚持。原因究竟如何，万砚方并未明说，他只告诉毛庆祥和李绶武：“项某人身上背了一宗十分奸险的疑案，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这人便信不得。”


如此一来，二十万两黄金即便起出，却不能顺行南下，直入闽、台海域—原因无他：在这个区域中往来活动的海船皆属项氏集团所有，船上皆装置着新式雷达，一旦经其侦知，必定会通报沿海各埠的水陆交通稽查处乃至各地交通警察局，如此则辗转又为“保”字号儿里其他山头派系所掌握，虽说最后还可由“老头子”亲自出面收拾，毛庆祥本人却直似砸了差使。


然而万砚方给定的策却单纯得多：由老漕帮方面准备四艘船体坚固且加装了燃油动力机具的河船，于某日某时、准点准刻在黄泥塘待命。一旦黄金起出，即分装于四船之上，出河入海、折北而行，沿途不贴岸、不靠港、径赴青岛。


之所以选择青岛，万砚方并未明说缘故，然而毛庆祥却不得不深自慑服。因为青岛当地原本有那么一个由日本人创设的鱼市场公司，叫“青岛水产统制组合”，非但垄断当地的水产捕捞和贩售，甚至还自占一方码头。抗战胜利之后国府派员将之接收，便归属“三有公司”旗下，成立了官商合办的鱼市场。毛庆祥一听万砚方点出青岛，立刻想起这“三有公司”接收的物业来，不觉拍案叫绝—因为那鱼市场自有的码头与军事码头恰恰相邻，连仓库都只一墙之隔。


这个暗度陈仓的计划只须打通一个关节，便告成功，那就是如何将数量和价值如此庞大的一笔黄金混充军需物资、挟带上舰，而能于装卸之际避过军部查验人员耳目。


说到这个细节上，李绶武将视线从迢递无涯的夜空深处转向家父，道：“从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开始，一直到五月中旬，你老弟每日里早出晚归、马不停蹄地在各兵站之间，都干的什么活儿来？”


“盘点大军物资。”家父说罢，登时会意地苦笑起来，道，“我明白了！所谓‘暗度陈仓’，便是趁我盘点过后，贴上总监部查验封条，你们再伺机从隔邻鱼市场仓库破壁而入，将军需品卸下，换装黄金，再贴回封条—且慢，我是在那年五月十六日请了个长假，开始列表做账的，之前三天，我到过军港码头仓库—”


“一点儿也不错。”李绶武接道，“正是四九年五月十三号夜里，二十万两黄金封箱上车。原本是神不知、鬼不觉，可谁知道老弟你既在军职、又是庵清光棍，还偏偏刚缴了个盘点军品的差，舰上司令官立刻派人从装船物资查起，阴错阳差地查到了‘老头子’密令交运的黄金。这才循‘保’字号儿系统往上报，得知是‘上元专案’，保密区分列为极密—”


“司令官是问起过‘上元专案’。”


“黄金安全运到青岛鱼市场仓库的日子是二月十二号，也是上元节，才因之而命名的。”李绶武一面说着，一面紧紧皱起眉头，道，“至于那司令官之所以会盘问，恐怕正是上头的意思—不盘清问明，如何在一千五百多个老漕帮和洪英光棍之间找出负责‘上元专案’的事主来，再杀之灭口呢？话说回来，万老爷子处心积虑、算尽机关，早就提防着会有这一手，是以才假借‘新社会’忠贞干部、眷属名义向‘保’字号儿请领了七八百张通行凭证，为的还不就是要鱼目混珠，保住那位‘帮朋’的一条性命么？那毛庆祥欠万老爷子一份恩情，不得不遵嘱发出。可又诚如你老弟所言，怕这拨人上了船闹哗变；便索性又同哥老会方面联络，请他们鸠集北地洪英，随舰南行，假称赴海南岛助战，实则只是防范老漕帮光棍劫船—”


“据我所知，北地洪英原本不多，怎么也能凑上七八百口人呢？”


“‘保’字号儿只管发足一定数量的凭证，哪里顾得来谁是光棍？谁是空子？其实同老漕帮这边的情形是一样的—引伴呼朋、携家带眷，大伙儿都以为只有舰上官兵要去海南岛打仗，他们则只是搭个便船往上海、厦门逃难罢了。其中最冤的大概就是哥老会会首洪达展本人了—他在青岛有个外室，眼看怀胎足月，就要临盆，这才专程搭机北来探视，正好接下了这趟差事。原想凭他的威望，途中只消知会舰长一声，便能在上海靠泊，殊不料五月二十七号上海就失陷了。依我说，这一番因缘际会，倒让多少心不甘、情不愿的人物就此有家归不得了。”


“羁旅在外倒不算什么。试想当年，若不是因为我多了重光棍身份而引起盘查，也不至于害那‘帮朋’枉送一条性命—”


“老弟！”李绶武回眸深深凝视了家父一回，道，“你如此灰心失志，岂不太辜负我荐你往史编局作一番‘学问’的心意了吗？”

41　回到寂寞的书房里


对家父而言，渡海途中身首异处的那位“欧阳昆仑”只不过是个过耳即逝的陌生的名字。这个名字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都离奇得像是只会出现在那种荒诞不经的武侠小说之中；然而，在家父的人生现实里，“欧阳昆仑”既是帮助家父、家母得以逃离中国大陆、避祸来台的恩人，也是辗转受家父的双重身份牵累而枉送性命的牺牲。在抵台后最初的几年流徙岁月中，家父只能透过强迫自己不去回忆的手段来过生活。他和几个不期而遇的同乡醵资在台中第二市场外开了一爿小杂货铺，埋首于秤斤计两、锱铢必较的商贩生涯。可是他的同乡合伙人太喜欢齐聚一堂、重温当年在山东老家的种种情景，仿佛只有凭借着不断的回味，大家才能确信自己仍然还在继续生活着；也只有互相描述、争辩着故乡人事景物，甚至为之涂抹上其实彼此都无法详加印证的独特色彩或丰富细节，才算（在精神深处）保有了故乡的一切。这种谈话使家父逐渐无法承受，他总在即将有人问起“你是怎么来的？”、“你是跟着哪一个部队来的？”或者“你是哪一天上的船？”之类问题的时候借故逃席。久而久之，他的人生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空洞—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到六月上旬的某日，也就是从青岛登舰开始、直到在基隆港吃了一大串香蕉而狂泻不已为止，其间的一切都凭空消失。当不再能够和同乡们不断地交换记忆以相互慰藉之际，家父的恐惧、惶惑和抑郁并未消解，反而益发深陷成一种顽固不可消解的信仰，在意识或思维的核心，他笃定地认为：正是他这个人的存在，而使得这个世界上有其他的人受难吃苦。


几乎是以一种不告而别的潜逃方式，趁着某个借中秋节而举办的同乡宴正热哄哄、闹嚷嚷着的时候，家父结清了账务，取走了自己该得的一份本利，和家母搭火车连夜北上，来到竹林市的王代表家中寄居。车行途中，家母指了指窗外那一轮黄澄澄的满月，说：“这月亮老跟着咱们呢！”家父便哭了起来。当时他完全不能预知，不过数日之后，李绶武翩然到来，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手段指点他重新面对人世苦难的勇气。说穿了其实很简单：那份整理、编写一部《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工作得以让家父在接触极其庞大的史料的同时去不断地发现，在看来已有成败定论的战斗、战役以至战争事件背后，还有更长远的渊源和背景，那些所谓的结果都出于种种必然或偶然的原因；而被人称为“原因”的东西实则又是另一个更巨大的历史系统操作下的“结果”……如此层递相生、辗转相沿，当家父不得不为谋生而陷入故纸堆中，寻找一个又一个既是果、又是因，既是因、又是果的答案，等那答案到手之后，才了解到它只不过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的线索而已。这份工作逐渐令家父摆脱了“我的存在必定造成他人苦难”的自我折磨—在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乱、流离，从未于去留一念之间挣扎着背弃了家园、同胞，也从未面临过任何重大抉择的我眼中看来，这折磨应该只是过分高估自己的重要性的人开了自己一个悲哀的玩笑罢了。但是李绶武显然并不这样想—对他而言，家父尔后如痴成狂地钻研战争史料的这份疗伤工作只不过是一个更长远的谋略的一部分。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个规模庞大、卷帙浩繁的计划，即令集结数十百人之力，也很难在可见的时日之内克竟全功。然而，家父从上班的第一天起，便只一个人、一张木质办公桌、一把竹藤椅、一壁合板钉成的档案架、一只由炮弹箱改装的地图卷轴桶、一叠十行纸、一杯茶和一个传令兵—传令兵不传他的令，传的是“《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的令。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从未露过面，家父只知道李绶武是委员会的召集人—召集人也从未露过面。露面的只有传令兵，他每隔几天会抱进一大叠少说有尺把厚的资料来，请家父签收。所谓“资料”，就是各式各样的白纸黑字。大多数的内容可以称之为“断烂朝报”式的考古文献，且完全不以任何系统形式的分类或序列出现。比方说，家父头一天领到的第一和第二号两份资料分别是这样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蹇蹇录》谓：‘当国运死活迫于眼前之际，北京政府徒逞党争，如此儿戏之谴责，使彼不得断行其计略，并免除其责任。李鸿章之不幸，实可谓中国政府自杀其国家耳。’”“英王至颍州，钦差大臣胜保劝之降，英王不从，乃槛送北京。未至，奉诏就途中杀之。遂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在河南卫辉府之延津遇害，时年才廿六耳。英王眼下有双疤，有‘四眼狗’之别号，骁勇富谋略。忠王闻其死，叹曰：‘吾无助矣！’”家父的职责便是把这两条没头没尾的文字抄录在十行纸上，并依记忆（其实是模糊含混的印象）分别将之归入“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和“太平天国诸役时期”，然后个别收入一个墨绿色马粪纸制的档案夹，放在合板架上。家父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上班前四天里一共处理了第一批的七百五十二号资料。


就是以这样稳定如恒的工作方式，家父每年平均归档的资料在四万六千八百条以上—这是以每日处理一百五十条的速度推估的最低数字。在将近十八万四千条以上的资料入档之际—也就是家父上班快满四年的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出生，第一个传令兵退役，家父则通过了委任级公务人员资格考试，并且注意到有两条不知在什么时候随其他资料一同混入，却始终难以归类的文字。一条是这样写的：


“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没有督抚提司，各国毋庸惊疑。助饷金二十万两□□轮空独力发之。参见《中央日报》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版。”


另一条的内容则是：


“致远舰久战之后，船伤弹尽。管带邓世昌念己舰不能全，当与敌共碎，谓大副陈金揆曰：‘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夺其气也。’遂鼓轮向敌吉野舰猛冲。未至，过定远舰前，适撞及日方射攻定远之鱼雷，锅炉破裂，舰身左倾，顷刻沉没。□□轮空断首于磨盘洋，非战之罪。”


这两条文字在整整三十五年之后变成黑底反白的字样，从家父的电脑屏幕里一行一行地闪炽出来。老人多皱褶的脸上也映得异常亮了，他用鼻子“哼哼”了两声，道：“其实我原先也没看出来。”


之所以无法归类入档，乃是因为这两条文字的内容皆有难以解释的矛盾。在第一条里，自“上海制造局”到“毋庸惊疑”为止的一整段，原本是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元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也就是八国联军之役以后，由盛宣怀策划与各国领事签订的《东南互保章程》九款之中的第七款条文。照说应该并入八国联军档中，然而接下来的两句浑然与联军之役无关，且其间更有“□□”状之脱漏，更使文义看似全不可解。


第二条的情况也极类似：从“致远舰”到“顷刻沉没”为止的一整段，原本说的是中日甲午之战的片段。可是在脱漏了两个字之后居然出现了东海海域的磨盘洋，而非甲午海战爆发所在的黄海。


家父最初的推测是那“□□”二字也许是某艘海船的名字，这完全是因为在两条文字中都出现了“兵轮”或“致远舰”、“吉野舰”的缘故。然而对照起下文来，文句根本不通，文义自然也就不得而解。


直到某一日，家父忽然心血来潮，跑了一趟当时位于植物园里的“中央图书馆”，把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十一号的《中央日报》影本调出来，仔细搜寻半天，终于读到了这么一条不太起眼的消息：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已全数平安运抵台湾、厦门，行库收支依常规进行，任何个人及单位不得无理干涉。唯坊间争传上海另有最高当局准备金二十万两，是纯属子虚乌有的谣言。


“最高当局准备金二十万两”自不免让家父想起“上元专案”来。他于是再将第一条文字逐句详读了几遍，无论怎么读都忍不住会将“防剿长江内地土匪”的字样想像成“国府”播迁来台前夕的景况。当他再翻找出弹箱里的地图来一对照，答案的一角浮现了：“制造局”和“火药局”之间正是那个叫黄泥塘的地方。换言之：那两句窜入《东南互保章程》第七款底下的文字正和条款内容所描述的地点形成一个共同指向黄泥塘窖藏黄金的互文。


由于有了这个互文的想法，第二条文字便也吐露了不寻常的意义：


在甲午海战之中，致远舰和定远舰的背后有一段血泪斑斑的故事。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力战未捷，欲与敌同归于尽之时，却遭日军吉野舰鱼雷击沉。据说邓世昌所养的爱犬当时也落了海，在涌波之间浮游，曾一度以口衔咬邓世昌的手臂，不欲令邓沉溺，邓却在浪涛中将爱犬斥去，意在必殉而后已。不料那犬又泅回，啮咬邓的发辫，邓于是“望海浩叹，遂与义犬相抱而逝”。可恨的是：因致远舰而得苟全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乃一卑鄙小人，战后居然谎奏另一济远舰“首先驶逃”，并冒领镇远舰击炸日军旗舰松岛舰的军功。遂使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于战后枭首正法，刘步蟾则“着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换洪额巴图鲁名号”。


这则故事除了彰显“善不赏、恶不罚”的“天地不仁”之外，还有个代罪而亡的遗憾—设若邓世昌未欲与敌同归于尽，便不至于成为佞人刘步蟾的替死鬼，则刘步蟾又如何能陷害另一位恪忠奋战的方伯谦呢？


家父再思三叹，终于发现这两条文字之所以难于归档乃是因为有人刻意拟造一个无法轻易归档，而独可引起他注意的效果。


家父曾经想透过新到差的传令兵询问：究竟是“编纂委员会”里的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以及何等动机之下把这两条另有所指的文字杂厕于一般堪用的史料之间？传令兵的答复是：我只负责收发公文，其他事一概不得过问。倒是忽有一日，家父偶尔在军方内部的一份名曰《忠诚报》的新闻纸上读到这么一则简讯：“由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负责编撰之《中国历代战争史》已于去年正式展开史料搜集和汇整的工作。三军大学已邀请知名史学家、军事家共二十余人共襄盛举。预计完成后本书共七编十八卷，五百四十余万言，并附图七百余幅。将于一九七一年左右出版。总编纂李绶武资政表示：《中国历代战争史》将有效提高我三军官兵对吾国历史及战争本质之认识，提升全军精神战力……”


对于家父来说，这是一则完全荒唐的消息。第一，从哪里冒出来个“三军大学”？第二，一切由“编纂委员会”具衔匿名而汇入的资料都还在档案夹里，怎么会有七编十八卷五百四十万言的数字？第三，如果依照他单人独力整理一切资料的方式和进度来看，到一九七一年，不过是累积了近八十万条与战争沾得上边际的琐碎文献罢了，这些鸡零狗碎的知识残片又哪里能提升什么精神战力呢？


另一方面，无法归类入档的资料也不时会继续出现，每当传令兵除役或退伍，交接间稍有混乱情况，就会冒出几张掺和着时空错乱、真伪淆糅的文字。基于抄写、搜集的基本职责，家父并没有把这些资料随手掷弃，久之索性另建一档，题签曰“备考”。


要不是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那一天，发生了孙老虎深夜开车、遇上三个打劫的恶客、给打断了一条肋骨、抢走两千多块钱的事件，家父恐怕只会往那“备考”夹里丢资料，根本不会有兴趣重新翻拣、查考它的。


孙老虎捱了揍去找彭师父，彭师父用他独门的高粱酒泡樟脑丸给搓了一阵，说：“你老弟的底子薄，我会的那点儿本事也来不及渡给你，我看你就老老实实躺它十天半个月的罢—肋条骨长得快，你一晃神儿它就接回去了。”


孙老虎打从那时候起再也不信彭师父会有什么能耐，赌气回家躺平了休养。家父带着我前去探视，发现他的床头堆置着一大叠武侠小说。一见家父的面，那种自惭才疏学浅的小人物窝囊劲儿又禁不住溢了满脸，直拿臂膀遮掩着那叠小说，道：“唉哟哟！叫张大哥见笑了、教大春也见笑了。我、唉—我们不是读书人家儿，尽看这些个闲篇，一点儿学问没有、一点儿学问没有！”就这么一阵骛乱，原本好端端砌在床边五斗柜上的小说撒了一地。家父一只手连忙按住孙老虎，自己虾腰帮着拾掇。


我对那一次探病的印象不深，只依稀记得：家父也许是为了化解孙老虎那种不知发自天性抑或出于养成的卑怯，好像刻意向他借了套武侠小说回家，以示同好此道，并无高下；这让孙老虎显得非常开心，辞气间居然流露出感激之情。


我所记得的另一个细节则是孙老虎在恼叹他的儿子们不成材的时候说大一、大二是军队里的米虫，小三、小四是社会上的米虫，至于只有十二岁、第三度离家出走、几个月不见踪影的孙小六则已经注定是国家、民族的寄生虫了。生养了一堆虫子的孙老虎压根儿没提到小五—我猜想就算是提到了也一样会摇头说什么女孩子家没出息之类的话—当时之所以没数落小五乃是因为小五就站在门边罢？她一听孙老虎搬弄起那么些虫子，显得很不高兴，清两声嗓子扭身便走。孙老虎却像是逮住了诉苦的机会，一把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牛皮纸封，从里头抖抖擞擞甩出一根黄澄澄、亮晶晶的金条来，压低声跟家父说：今儿是六月九号不是？上个月九号早上我一大清早要出门热车，在信箱里看见了这个—”孙老虎一根金条紧紧握在手里，却把个牛皮纸封递给家父，上头迤逦歪斜写着几行狗爬字：“爸：/不小心ji n到这个给你用/小六”。


“你知道他在外头干了些什么吗？张大哥。”孙老虎瞪起双虎眼继续说下去，“我可是想也不敢想啊！”


“也许当真是他捡的呢？”


“他有那个命我就是王永庆了我！”孙老虎随即指了指胸口的伤处，道，“我叫人来上这么一下子，十之八九同这根条子有关系。”


整整十五年之后、七月十三日的这天晚上，家父问我记不记得去探视孙老虎受伤的事，我立刻想到的是那根金条。家父却一指桌面上的那部《七海惊雷》，道：孙老虎借给我的武侠小说，就是这一本《七海惊雷》。”


我望一眼那小说，再望一眼电脑屏幕上的两段文字，似乎明白了—文中的“□□轮”并不是脱漏了两个字的船只名称，“□□”只是段落上的区格，窜入史料的句子应该读成：“轮空独力发之”以及“轮空断首于磨盘洋”。轮空—一个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人物，虚构出来的角色，幼小离家，练成不世出的武艺，以云游僧人之身替嵩山少林寺护送一批名为《武经》的秘笈往福建南少林而去，功成之际为两名预伏寺中的洒扫老僧材庸和材平出掌斩断了脖子。


“我那个‘备考档’其实是一条一条零零碎碎夹藏在光明正大的史料里的密码。为了保留下一些不能光明正大记录下来的事实，才用颠倒错乱的手法混进我的档案里来，从文顺字地读，读不出什么。一旦凑合上这个解码的译本—”家父又指一下《七海惊雷》、以及我脚前的书袋，迟疑了几秒钟，才道，“你就会明白许许多多原本不该明白的事了。”


仅从编号第一和第二的两条“备考档”资料看，家父马上联想起从李绶武口中所得知的、关于那“帮朋”参与“上元专案”的事。显然，他之所以得到这份工作未必是同乡王代表从中撮合而已，或许竟出自李绶武主动授意的居多，因为他早就发现家父曾经在青岛总监部大军移动前后涉入的工作以及去留之间的不安，甚至也窥知家父目击舰上一宗血案的经过，这两个容有悔愧惊惧之情的心理背景使家父成为一个适于看守秘密，甚至发现秘密的人—家父越是想要借由了解真相、探究因果以摆脱自责自疚，便越是深深陷落在虬结繁复如迷宫般的秘密之中；而知道了越多的秘密，便越是失去了和人们沟通往来的权利。


在这间寂寞气味充盈满溢、有如一具焖熟了千百颗烂梅子的蒸笼的书房里，我只能假设：家父先从“轮空”这个人物的仪貌行止上想到了“欧阳昆仑”的名字，看出《七海惊雷》里有一部分角色的姓名藏着个类似灯谜“卷帘格”的机关。轮空反卷成为空轮、音谐昆仑，材庸和材平反卷成庸材和平材、音谐用才和品才，也就是老漕帮的光棍“哼哈二才”。至于裘攸则稍稍复杂些—攸字可用“阳欧”二字反切出它的读音，卷帘而上便是“欧阳”，裘字音谐秋字；合而观之，正是“欧阳秋”。欧阳秋这个名字出自《第一届全国武术考试对阵实录》，他的故事则俱载于《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倘若高阳的考证无误，这本总谱的作者“陶带文”又正是李绶武的化名，则可知李绶武不只利用家父的职务传递并保存一些的片段信息，连他自己也以一个注脚者的角色旁证着一个庞大秘密迷宫的存在。


然而，在解译裘攸传艺的那个叫“跨儿”的徒弟之际，我迟疑了片刻。用我脑子里残存着的那些中文系文字学、声韵学和训诂学的老把戏，不难把这两个字反卷出“子越”二字—那是我们“越活越回去大侠”彭师父的名字。依照一连串字谜的逻辑看来，现实里的彭师父应该就是《七海惊雷》中尽得拾荒人裘攸一身奇门遁甲道法真传的孤儿；另就我亲眼目睹的实况言之，确乎极有可能是如此。如果将小说的情节翻转到现实世界来看，民国十七年，欧阳秋在穷途末路之际从一个叫“魏三”的路人手中得着了一部《无量寿功》。依据《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引武林史料称，《无量寿功》练到第三层“川流七坎”以上，便能晋臻一“广开方便门/大展包容量”的修为。此上再入第四层“鹏搏九霄”、第五层“云合百岳”则可以纵意所如地改变躯体外形，是以《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卷下便曾记载：一个叫曹秀先的大臣“肚皮宽松，必摺一二叠；饱则以次放摺”。从这一点看来，忽而肥硕壮挺、忽而矮小佝凄的彭师父应该就是欧阳秋“讲功坛”的“说拳”弟子，其功法可以直溯至曹仁父。这一点似乎也能够从我书袋里的那七本书找到佐据—曾详述曹仁父“食亨”一脉绝艺的《食德与画品》的作者魏谊正，行三、人称魏三爷，不正是倜傥逍遥、任性潇洒、将《无量寿功》拱手让与欧阳秋的“魏三”么？此人—和李绶武乃至于钱静农、汪勋如、赵太初、孙孝胥等人不也正是与家父同舟共渡的一批神秘人物么？更令我不寒而栗的是，冥冥中大有不可违逆之力早已安排、摆布着我，竟于不知不觉间读了他们的书。


“爸刚才说不知道这个‘飘花令主’是什么人—”我试探地问了一句。老人摇了摇头。


“你不觉得有点儿蹊跷吗？和你们一条船来台湾的几个人所写的书都在这个袋子里，唯独没有孙孝胥的书，难道这‘飘花令主’不就是—”


“不可能的。”家父继续摇着头，道，“下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翻了翻这几本书，一时也纳闷儿了。不错，当初《七海惊雷》的确是从孙家借出来的，可纯粹是巧合。”


“为什么？”


“孙孝胥其实是孙老虎的父亲、小五小六他们的爷爷。他老人家早在一九六六年就过世了。可这《七海惊雷》却是一九七七年一月才出版的。”


我没有立刻跟他争辩，因为在那个刹那之间，我也忽然生出一种“无知或许较为幸福”的念头—连带地，我更不敢贸贸然追问他是否知道“彭师父就是岳子鹏”、欧阳昆仑救过彭师母”甚至“岳子鹏知情者也”的字谜。我猜想，或许他还没有时间把《七海惊雷》之外的六本书一一细读过，正因如此—倘若他也认定“知道得越多越危险”的话—我只有保持缄默。果不其然，正当我端坐成一副“敬受教哉”的模样儿之际，家父捧出了他真正想教训我的一番话—且一如我所揣想的，从渡海到落户、从武侠到战史、从清洪角力到国共斗争、从盘点军需到纂辑文献……无论这老人曾经历练了什么、见闻了什么、感受了什么以及觉悟了什么，他根本不在意也不要求我这个儿子是否更了解了他的一点什么，他的目的只是要我记住：在我自以为如何如何的世界背后，其实有一股更可怕、更强大的操控力量在主宰着人们的遭遇和认知，且没有人能够反抗或怀疑。


家父的论证其实只有简单而明确的几句话：“‘哼哈二才’从‘保’字号儿混下来，一直混到部里的‘情报局’。之所以从来没对我下手，除了因为我在帮中顶着个字辈儿，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究竟知道了些什么。如今你同这个什么欧阳红莲又缠在一块儿，他们搞特务的岂有不疑上加疑之理？寄这些照片来，明摆着是个警告的意思。”


我很想反问他，我和红莲已经厮混了十年，他们跟在后头拍这种下三滥的小照片也差不多一样久了，为什么早不警告、晚不警告，偏偏现在来警告了呢？以理度之，就算欧阳昆仑出手帮“老头子”运了一大批黄金到台湾来，“保”字号儿恩将仇报、杀人灭口，这也是近四十三年以前的尘封往事了，何以时至今日，忽然想出个寄小照片的馊主意来试探家父或者我呢？话未出口，家父轻抬脚尖，朝我脚下的书袋比划了一下，道：


“不只你我父子，恐怕他们也早就盯上了高阳了。”


我几乎不敢想下去。自一九八六年春天，我与高阳同游日本订交以后，他也叫一群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情治人员给盯上了—这批人物犹之乎疱疹、流感病毒或蒲公英，十足有牵攀附着、勾串罗织的习性—莫不是因为我和高阳偶尔交谈过有关那本《奇门遁甲术概要》，而让他也跌进了网罟之中罢？


然而，谁又能否证这个猜测呢？高阳在荣总病榻之上，的确曾经对我说过：“他们结拜兄弟七个身上有一部奇案，我打听了几十年，不过知其一二。其中还有许多情由缘故不能分晓。”也就在想起这番言语之际，我的眼前猛可闪过一个银发白衣但面容模糊的医生。不，不是医生，是做医生打扮的万得福—在我和他十年前仅有的那次晤面时，他清清楚楚地警告过后脑勺上叫灯架砸了个大窟窿的老大哥：“荣总是‘他们’的地盘”，而且“二才刚还到门口来晃了一下”。


一个小小的推论：高阳因病入院的时候，其实仍念兹在兹于万砚方等兄弟七人身上的那部奇案，是以他所拥有的七本书和厚达六寸的文稿也随身携行或恐即在卧榻左近。然而他发现自己的病情可疑—明明有把握“还有卅载阳寿可供挥霍，一甲子后再言去留”，却于诊疗之后突然恶化，于是才会在我前往探视的时候突然提起早年我偶遇赵太初于三民书局的旧事。可惜我一时未察—甚至一副全然失忆的模样—高阳一定颇为失望，是以未曾将书、稿当面交我。接下来，或许是因为他又察觉了医院当局（或病房内外环境之中）有些什么异样，才会将书、稿托付一个全然不知情的文学杂志主编，并言明：出得了院，就将原物归还；出不了院，才将之亲手交给我。设若高阳的确周思密虑而作成这一决定，则想必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但也绝对出乎“他们”那批人的意料之外—我几乎能够想像出他如何设计了一个偷天换日、掩人耳目的怪招，请那位主编扛个十几本适合在病榻上消磨时间的闲书前去探访，再趁四下无人之际把那七本书和他的手稿携回的过程。


如此作想，则自高阳病危到过世期间，“他们”必定滋生出某些疑虑，那就是，这位素以博闻强记、详考密察著称的历史小说家究竟对那部奇案了解了多少？又传授了多少？以及他和我乃至于家父对于近世老漕帮与“国府”中枢、权力核心之间的恩怨所掌握的琐碎知识究竟出自何种共谋？如果确有共谋，那么主使者是谁？共谋的机制与运作又如何？这些，想必都是“他们”百思而不得其解的。也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在高阳过世之后展开了行动—寄来这样一叠照片，和一张写着“张大春与欧阳昆仑之女欧阳红莲”字样的便条。


无论照片和便条是否一如家父所言，出自“哼哈二才”之手，其目的显而易见。一方面，这是在拨草寻蛇；等待并观察我们父子的反应，且据之以判断我们和高阳、红莲乃至那些行踪诡秘的老者究竟有无共谋？涉入多深？所知又有多少？另一方面，这也是在打草惊蛇，意思毋宁是说：不论你们有无共谋、涉入多深、所知又有多少，一切到此为止。家父要把高阳的遗书遗稿付之一炬，恐怕也是着眼于此。


“漫说你不及高阳于万一，”家父继续说着，一面回身又像切肉丁似的在键盘上剁剁剁剁了一阵：“就算高阳再世又如何？一个读书人怎么跟那种牛鬼蛇神较量？更何况你的书也没读得怎么样！”


“这就未免太瞧不起人了—”


“你方才说起‘白邪谱’上的莫人杰和陈光甫，两个人你都说错了。”


一如一九五七年六月出现的第一和第二条“备考档”文字，电脑屏幕上又出现了标示着“备11”和“备12”的资料。“备11”是这么写的：“张永德对曰：‘爱能等素无大功，忝冒节钺，望敌先逃，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世宗掷枕于地，大呼称善。即收爱能等军吏以上七十余人，责而斩之。□□爱能实非人杰之助，世宗高寿死，岂其所愿哉？”


“备12”则是这么写的：


“日军侵占香港，迫市民用‘军用票’，停止使用香港汇丰银行所发行钞票，原有港币形同废纸。周氏纸厂委代表陈光甫四出收之，聚为造纸原料，计吨许。日本投降，汇丰复业……”


家父之所以未曾将这两条归档，其实亦另有缘故。在“备11”里，原文本来应植入后汉和后周的战史之中，说的是后周大将樊爱能在后汉主刘崇借契丹兵大举南侵之初，即弃甲曳兵，引众溃逃，甚至剽掠辎重、惊走役徒，致使后周方面损失惨重。后周世宗柴荣遂借张永德谏劝之言祭出军令状，杀了樊爱能。


可疑的仍旧是“□□”二字之后的几句话。尤其是“世宗高寿死”，既与上下文不合，亦与史实不符—周世宗英年早逝，其“气局恢阔、规模宏远，有唐太宗之风”，可称五代帝王里的翘楚。而天年不假、伟业中殂，也是读史者皆知的，怎么能说他“高寿”呢？正因这一疑，家父把这三句多读了几遍，忽地发现第一句中亦藏有机关：“爱能”虽是后周名将樊爱能的名字，却因联读起底下的“非……之助”字而令人想起“爱莫能助”的成语。一旦这个成语浮闪脑际，“人杰”二字与“莫”字便串了起来。以家父早年入帮的资历，自然风闻过项迪豪挟巨资向莫人杰勒求拳谱的江湖传言—以之而重读“爱能实非人杰之助”，非但立刻想到莫人杰，还会接着忆起民国三十四年发生在杭州商会会馆中的一宗血案：年仅十六岁的莫家拳少宗师被一无名刺客三枪打死在一间待客小厅的沙发椅上。这条新闻当时轰动大江南北，有谓老漕帮向与经营海运的项氏不睦，故派枪手先杀人、嫁祸，好让项氏难堪。也有人以为是飘花门孙少华怕项迪豪一旦得着拳谱，便将一报昔年当街折辱之仇。甚至还有人说：莫人杰是诈死，目的在于乘机赖掉项迪豪为一览拳谱而替他清偿的一屁股烂债。更有人怀疑：项、莫二家早就勾串好了，什么债务、拳谱，都是表面文章，其实不过是找个家下佣作代死，目的反而是于案发之后鼓唆报刊杂志之好事者添油加醋，捏造出对老漕帮和飘花门极不利的传言—事实俱在，莫人杰一案果尔在极短时间之内挑拨得孙少华愤激而死，老漕帮声誉暴跌。


“这一条是一九六三年十月中窜进来的，”家父接着凑脸近前，道，“当时爆出个沸沸扬扬的‘周鸿庆事件’—你还小，大概不知道罢？”


我不吭声。因为我还没打定主意要不要告诉他，其实我非但知道“周鸿庆事件”，也在《食德与画品》这本书里读到过：杭州湖墅旺族莫用过一任主厨，叫周鸿庆，拿手的名菜叫“红煨清冻鸭”。周鸿庆声震一时之际，还有知名画家给画过一幅长宽各约数丈的巨幅群鸭彩绘，题上“冰肌玉骨香无汗/水暖春江鸟不知”的七言诗句，“江鸟”二字巧嵌其中，寓一“鸿”字，传为美谈。这人日后如何，我却不得而知，因为我在读到这个段落上的时候，颇为书中形容那巨幅彩绘的工具—“帚笔”—所吸引，一翻检附注，说“帚笔”须具备相当程度内功且功力必精湛异常者方可运行，“近世唯沪上方公凤梧一人能之而已”。当下转了兴趣，便去寻觅那和方凤梧有关的书，就是《神医妙画方凤梧》了。


“你先看‘世宗高寿死，岂其所愿哉？’这两句—”家父抠弯食指，往屏幕上的字迹敲了敲，道，“周世宗英年早逝，则称不得高寿；既非高寿，这高寿二字必有别解。我再问你：读过南朝梁徐勉的《故永阳敬太妃墓志铭》没有？谅必没有，问了也是白问。在这篇墓志铭里有这么几句：‘年高事重，志义方隆，宜永绥福履，而奄夺鸿庆，以普通元年十月廿三日构疾，十一月己卯薨于第。’这里的‘鸿庆’所指的便是高寿了。如此再回头看：‘世宗’是后周之主，隐一‘周’字，合以下文‘高寿’所射之‘鸿庆’，非‘周鸿庆’而何呢？两句并起来看，则冒出来个‘周鸿庆死，岂其所愿哉？’再合上前一句‘爱能实非人杰之助’怎么看、怎么像是藏了个脱靴摘帽的谜戏，实则说的是‘莫人杰’，或者‘姓莫的实非人杰’—这一条，逞足我的力气，也委实解它不得。不过，倘或江湖上传言不虚，说莫人杰其实未死，则说不定死的却是‘周鸿庆’，于是下文中‘周鸿庆死，岂其所愿哉？’这才说得通。对罢？”


听语气，家父并不知道那周鸿庆和“红煨清冻鸭”乃至于他在莫家担任厨作的杂说掌故。换言之，家父凭字解谜，得着了一个明明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却没有证据—他手上的拼图板缺了一块—而缺掉的一块证据，却恰恰藏在他不许我读下去的书里。我耸耸肩，道：“我读书少，说对了也是白说，说不对也是白说。你读书多，那么‘备12’又怎么解释？”


家父可能很想斥我一回，可兴许是他的考究癖上来了、挡不住了，遂只白了我一眼，硬吞两口唾沫，道：“这一条虽说与对日抗战的背景有关，却根本不属于战史的材料范围，之所以编进备考档，纯粹是因为它当初是同‘备11’写在同一张纸片上的缘故。只不过从这一条上倒可以看出些别的头绪：第一，陈光甫不只是国府要员，也和民间一些大公司、大行号有极深的渊源，常凭借着洋文呱呱叫的本事，替人办些交涉之类的事；第二，这一条没写完，只写到汇丰银行复业，这很奇怪。我后来查证了些别的资料，发现汇丰复业之后，曾有很短的一个时期，宣布公开兑现旧港币。那是因为库存现钞够不上应市、新钞又来不及发行。英国人原以为战火惨烈、焚毁无度，也许兑不回多少旧钞，总之是拿来流通应急而已。孰料周氏纸厂赫然押运了一吨多的旧钞来兑英镑，兑得汇丰差一点周转不灵，只好以银行股票易钞票，另外还延请周氏纸厂的老板出任汇丰董事、兼理总裁职务。你方才说陈光甫买下多少‘蛇草行书’的作品，分赠政商名流；其实那些书法作品根本不是陈光甫买的，真正的买家却是那位隐身幕后的周老板。第三，‘蛇草行书’的确如你所言，是那洪达展自创的一门书法，可是它既非古董亦非杰作，怎么会有人肯花那么多钱去买了来交际公卿呢？—”


“搞政治的懂什么书法？有人捧、有人送，自然有人挂起来当宝贝。”我哼了一声。


“不！这里头另有玄机。”家父托起下巴颏儿，摩挲着花花白白的胡子碴，道，“尤其是这两条文字的内容全然无关，却写在一起，这表示，除非前一条里的‘周鸿庆’与后一条里的‘周氏纸厂’有什么牵连，否则是说它不通的。此外，众所周知‘周鸿庆事件’是一九六三年十月间发生的事，周氏纸厂兑港币却是一九四六年秋天发生的事，至于‘蛇草行书’大兴其道，更在一九四七四八年间，三者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关，各见端绪却互无脉理。然而既给写在同一张纸上，依例是不可能无关的。”


他在这么说着的时候，我已经理出了自己的头绪。在我看来，陈光甫（或者他所代表的周氏纸厂老板）之所以会去买一大堆并无艺术价值的烂字画，极有可能是一桩幌子交易—质言之，买方出钱是真，卖方所供应的却另有其物；只不过那真正的货物若非见不得人，即非可见之物，才借着“蛇草行书”的买卖掩护之。其次，如果“周鸿庆”早就在一九四五年被当成是“莫人杰”而遭人射杀于杭州，则到了一九六三年十月间冒出来的“周鸿庆事件”便显然也是个幌子了—起码，在日本投诚、却让一辆莫名其妙的出租汽车给载进苏联大使馆，以致功败垂成、被遣回中国大陆的倒霉鬼应该不是什么“周鸿庆”，却极有可能是当年诱人为饵、代捐一命的“莫人杰”了。暗中提供资料给家父的人也是趁着闹出“周鸿庆”事件的热潮，才打蛇随棍上，把这一条窜了进来。


然而此刻我所关心的不是什么陈年骨头烂年鳃的谜底，反而是家父这后半生所戮力从事的工作。不论他埋首于这满坑满谷的战史资料是一程多么繁复迷人的探访，也不论这探访之于他是否真能作为一次不堪回首的逃亡的救赎或治疗，我隐隐然觉得：李绶武当年提供的这份差事是不值得做的！


从那折返点之后，家父所涉猎、钻研、勾稽、补缀的一切，都是一个看来十分十分伟大的大时代对一个十分十分渺小的小人物的作践、浪掷和虚耗。在那不时会供应一条又一条难以归类入档的资料给家父的人心目之中，家父只是一部堪用的机器，负责保管一切有价值的秘密。家父绞尽脑汁、费煞思量，只能爬梳出一些对于整部《中国历代战争史》全无用处的“备考档”。浸泡在这些仿佛藏匿着许多意义的谜样的文字之中，家父自己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墨绿色马粪纸制成的档案夹而已。他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由他所发现、誊录、整理甚至拼凑出来的秘密。


“究竟是谁提供给你这些备考档的？”我冲口问道，“难道你从来不去查一查？你不想知道么？如果就是李绶武，你不觉得他只是在利用你—”


“没有谁能利用谁。”家父倏忽提高声量，旋即瞑上眼，深深喘息了一阵，才又平静地说，“如果你说的是部里这份差事，我从临时雇员干到简任一级编审，一干三十四年，最后画成了七百多幅战图，可以了！如果你说的是这份备考档—”


“我说的就是备考档。”我站起身，暗里使脚尖勾住书袋的背带，道，“这个一天到晚给你假资料、打哑谜的家伙到底想干吗呢？有话为什么不明写白说呢？绕那么些个圈子，不是简直要把人逼出个妄想症来了吗？”


“要是写明了、说白了，‘他们’那一边的人不也明白了吗？”家父睁开眼，鱼尾纹微微朝上扬了扬，似乎是笑了，“至于这一边的，我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人家是‘一个家伙’还是‘几个家伙’；我只知道人家很沉得住气，一丝一缕地追查着一些个事情，有了点什么眉目，就窜个一条半条的材料给我，一直到整部《中国历代战争史》初稿编成，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事。之后，我开始忙画战图的工作，直到退休，其间二十年，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一条资料。”


对于家父来说，“备考档里藏着什么重要的讯息？”原本是个不存在的问题，直到他从孙老虎那本《七海惊雷》里看出欧阳昆仑运金遇害的一点苗头，才兴起了翻箱倒箧、彻地钻天的搜检和考证工作。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才赫然发现：备考档已经十年多没有新的进项了。最后一条的编号则是“备33”。


这三十三条字谜当中，可解者不过四五条。家父遂将《七海惊雷》从头到尾又看了几遍，依旧毫无所得。照他当时的揣测，乃是由于解码的“译本”应不只《七海惊雷》而已；可是书海浩瀚苍茫，叫他到哪里去寻觅其他的、也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译本”呢？在这个若有知、实无知的阶段，家父有一个在事后看来固然可称为准确却也失之简单的直觉：他认为备考档极可能来自不止一个的、亲近老漕帮的人物，为了追查和老漕帮有关的疑案而刻意将这些看似藏有机关的字谜窜入战争史料，加上一个能细心盘点材料如家父这样的角色，自然而然将字谜汇集起来，既不易为外人所侦伺，又能够在文献的护伞之下保存起来。一旦字谜累积得够多、相互之间产生了意义性的关系，且为有心钻之研之者识破揭露，则一谜解而众谜皆解，隐藏在大历史的角落里的另外一种真相便得以逐渐显影。且正因为它们已经是《中国历代战争史》的一部分，这战争史又是一部由“国防部”史编局作业、再加上一个“三军大学”之类的学术单位背书的皇皇巨构，早在五十年代末即明订其编数、卷数、字数甚至战图帧数，可见其计划之精详缜密，应须是千金不易一字的定稿，也就不容有心文饰、蔽匿或毁弃者妄加撼动了。


不过，依我的后见之明，家父此一直觉仍过于简单—因为他太看重这一大套由“国防部”和“三军大学”领衔编纂的“正史”地位和价值。在我看来，把这些字谜窜入史料的人另有两种目的：


第一，设若家父混水摸鱼、囫囵吞枣，未经消化即将字谜原封不动地掺入史料，以致竟尔以此面目出版问世，自然会招引一些真正笃学深思、敏求好问者挞伐追究，则隐伏在字谜中的机关反而会惹来更多的人注意和探讨，所谓大历史角落里的真相也才会不期而然地在众目睽视之下浮现。


第二，设若家父不肯放过纤芥之疑、毫末之误，便应当倾力于这些字谜的解译工作。如果能够从他亲眼目睹欧阳昆仑横遭加害的这一个经历举一反三，而又对种种古老的文字谜戏十分熟稔的话，提供字谜的人其实不只希望能借家父之手，将大历史角落里被尘封掩埋的一些个疑案悄然不动声色地保存下来，他（们）恐怕还更期待家父能以同样的观点和方法，换一副“幽冥晦暗之地”的眼睛，去重新翻视一遍几千年以来那表面上十分“光天化日”的历史和现实。


“你知道为什么再也没收到过那些字谜了吗？”


家父点点头，道：“大概知道一点罢？只不过—我知道得太晚了。”

42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家父收到最后一张字谜“备33”。这是一个孤立、偶发的事件—套用汪勋如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一书中所说过的话—“没有人会将之和其他曾经发生过的，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合并观察；不作这样的观察，便更难追讨出单一事件的真正原因。”


“备33”是这样写的：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这更不是什么战史的材料了，当然不能归档。然而个中蹊跷却在于它是半首杜甫的五律—《月夜忆舍弟》，少了底下四句不说，还写在一张极其不寻常的纸上。那纸仅有巴掌大小，是一种叫“百叶柬”的古制纸，应该是十分珍贵的古董了。家父持之细看，但见那蝇头小楷，分明是明代倪鸿宝的笔意，正狐疑着：怎么得着件书艺奇珍？忽然手上的纸一滑，登时在拇食二指之间松脱了。奇的是纸片轻盈如无物，居然当下散开，成了六片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的纸膜。家父这才想起：百叶柬号称百叶，乃是经巧匠手工以极黏稠的纸浆经密帘反复荡压而成。上好的百叶柬，可以层层揭起，唯揭脱之后再也不能重新聚贴如初。至于他眼前散落一地的六张，实为一张之上的六层，而先前这六层之所以能够附着在一起，只不过是靠着那半首《月夜忆舍弟》的墨渖胶合而已。质言之，是有人先用不知什么法子把一张（其实是一角）百叶柬揭分了六层，再叠合起来，写上了这半首诗，使之暂时复原。未料经家父手指捻搓，遂又分离了。家父见损了这古纸精书，觉得不忍，想要将六层纸膜拾起、贴合，岂知手劲儿稍重，纸膜却纷纷破了。这才不意间脱口诵出《月夜忆舍弟》的下半截：“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杜甫此诗作于大唐乾元二年，时在秦州，史思明已叛，陷洛阳，正是兵荒马乱、劫灰弥漫之秋。家父转而忖道：写这诗的人恐怕不是因为纸张狭仄、全诗书写不下才只写了半首；实乃以欲语还休之势明说杜子美前半首之文，以寓后半首之意。在那一刻，家父还以为写这半首诗的人是有鉴于“反攻大陆”之无望，而要家父同感其羁旅思乡的情怀。


此后，备考档再也没有增加任何字谜；家父懵然无觉，自然不会以为“寄书长不达”所指的是家父并没有善加利用这些另有意旨的资料—在当时，他甚至不认识这些资料。


一个孤立、偶发的事件—或者一则失落了和其他材料之间任何关系的材料—是不具意义的。倘若我如此写：“一九六七年一月，家父收到半首写在一小块百叶柬上的杜诗。”便毫无意义。然则，让我们试着去发现，环绕在此事前后一些散落的、飘零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之所以令我着意于此、不可自拔的还是书袋里的七本书：一九六七年一月是《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出版的日子，此前的三本书是连续在一年又两个月之间密集出版的，此后的三本书却每隔五年才出版一本。这里面难道不该有一个“为什么”吗？


在我生命的历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是模糊到几乎不存在的。我的小学四年级念了一半，渴望着家里能拥有一台电视机—那样我就不必趴在对面邻居的空心砖墙上看《断刀上尉》和《勇士们》。和我一起趴在那墙上看美国影集的还有小五和小五背上的孙小六，我们都不知道孙小六即将在半年之后遭到生平第一次的绑架，也不知道孙妈妈将因之而闹自杀，孙老虎也从而以“在家进修”的方式离职，开起计程车来。我们大约都承认生活是静止的、平淡的、一成不变的—谁家也买不起电视机，直到永远。我们甚至不知道全村将在三年之内全数迁出，搬到这城市的另一头去，住进四层楼的公寓，认识双和市场边巷子里的彭师父、彭师母；更不知道我们将在咫尺有如天涯的水泥楼房中渐渐长大，滋生令人血脉贲张脏腑悸动的情感，遇见早已在暗中改变我们命运的人。我们最不可能知道的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竟然想不起一九六七年一月间发生过什么。


就我记忆所及，距离这段时间最近的“一件事”其实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发生的。当时我们称之为“户口普查”。据说在我出生前几个月也曾经普查过一次，那一次全岛联播电台播放出十二响钟鸣之后，有十五万个普查员同时出动，到台湾全岛各地进行查访。为了让这普查工作顺利无碍，政府规定各个城市乡镇的街道上不许行驶任何车辆；人人留待家中，门户通宵开放，灯火齐明，以守候普查员来向每一个公民查询其年籍、身份、职业和生活状况。


上一次我错过了，可这第二次我却全程参与，且印象深刻。


上门来的普查员是个走路有点儿跛的年轻人，一进屋便喊了家父一声：“启京先生。”家父愣了一会儿，道：“你是—”普查员凑到家父跟前低声说了两句话，又昂声道：“其实合该有缘，不必见外—咱们还是同一条船来的，只那时候儿我还小，才十来岁，启京先生一定不记得了。”说完径自一屁股坐进一张藤圈椅里，一手往茶几上搁下一个厚甸甸的纸册子，另只手往椅脚边拄起一支大约有茶杯口粗细的长条筒子。


家父在这一刻改了语气：“怎么？怎么是您—您怎么亲自来了？这，不是户口普查么？”


“若不趁着这个机会来拜望拜望，就太失礼了。启京先生投师忒早，是‘理’字辈儿前人，无论如何我也得亲自登门请教的。”


“这怎么敢当呢？”家父从家母手里接过一杯热茶，捧上前就几面放下，倒退一步，甩两下袖子，右膝打个弯颤—分神见我坐在一旁，狠狠白了我一眼，我连忙弹站起来。那普查员却笑道：


“别介！孩子是空子，您也不必多礼。我这腿子前两年行功岔脉，不灵便了。咱们坐着叙罢。”


家父倒也奇怪，始终没坐下。其情状好似我们在学校里给叫到训导处捱骂的一般—双手贴紧裤缝、微垂着脑袋，嘴唇一开一阖，仿佛应答着，可却出不了声。


“我听二才他们说启京先生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风雅中人。因此寻思，要给启京先生带个什么见面礼儿好些—什么南北货也罢、舶来品也罢，哪怕是金珠玛瑙，恐怕都嫌伧俗了呢！我于是在祖宗家门儿翻箱倒笼，寻觅了半天，给找着这个—”普查员说着，朝椅脚边那长条筒子一指，继续说道，“是‘老爷子’生前珍藏的一幅画，上下皆无款识，看起来倒极像是‘老爷子’的先师方先生的笔墨。凤梧公的画—启京先生是知道的—可说是价值连城了。庋而藏之，可以传世；哪怕是真有什么应急之需，到处也都有识货的行家。尤其是没有题款，脱手更方便—”


“您太客气了。这礼物太贵重，张某人不敢收，也收不起。我只身在外行走多年，两度投军，早已是逃家光棍，岂能再糟践老爷子的珍藏、凤梧公的墨宝？不不不，您还是拿回去罢。”


说也奇怪，这普查员自此根本就不理这个茬儿了，另岔一题，问道：“听说这一趟启京先生回部任差，是一位李资政给荐的，可有此事？”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荐这差使的是位王代表，至于王代表又请托了什么贵人，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么，您也没见过李资政喽？”


“王代表是介绍过一位先生见了一面，到差之后也没再会过。”


“那好。”普查员伸手捧起茶杯，掀开盖儿拨散了浮叶，却没喝，又把盖儿阖上，笑道：“启京先生应该听说这两年匪谍潜伏分子十分猖獗的情况罢？”


家父嗫嚅着，好像应了句什么。


“这一向都有情报说，暗里不少活动，要破坏咱们的大业。启京先生既然人在部里，也就不需要我多嘴多舌地嚼咕什么了—一切，都以救国救民的任务为先。启京先生请千万留意，若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人物动静，务必同二才方面知会一声。”


说完，普查员拾起几上的纸册，朝家父晃了晃，意思仿佛是说“就这样儿了”，随即一拱手，左掌右拳揖了揖。家父更是虔敬异常，当下分甩双袖，右膝打个弯颤，道：“恭送尊驾—”


“免免免—”普查员扭身推门，出去的时候朝我挤了挤眼睛，又扬声冲家父道，“别忘了！我是来普查的。”


老实说，原本期待着像过年守岁一样通宵待客、接受“普查”的我其实是失望的。再加上日后从小三、小四甚至徐老三等别家的伙子们口中所得知的情况，也颇令我不快—在旁人家，那一夜的确热闹非凡。有人说普查员谈笑风生、言辞亲和；有人说普查员容貌娇美、艳光四射。接待他们的家庭总竭尽所有地端出瓜子糖果，有如迎迓一位远道而来的娇客，众人围众闲话，笑逐颜开—果真像过了个大年一样。我能凑什么说的？我说我家来了个长了条木腿的情报人员，那条腿是被匪谍打伤之后锯断、重新配置的义肢。除了小五之外，没有谁相信我编的故事。


倒是那普查员送给家父的一张画有些意思。当年在南京东路、辽宁街的老眷舍家户之间，都是竹篾子芯儿糊黏土砌成的土墙，逢上地震就裂，长长一道璺子，现成是个凿壁引光的态势。家母便把那画张挂起来，正挡住那裂痕，也屏阻了隔壁刘家小鬼窥伺的眉眼。


画是装裱过了的，横幅左右约可六尺、上下高二尺有余，一旦展开，差堪是整面客厅的宽度。画面左首是一片树林，林外有院墙，林中是个亭子。亭里一张石桌，桌上置布酒菜。绕桌只坐着两位古人，脸儿大的一个着红袍、头戴官帽，正抻臂摊掌，仿佛侃侃谈论着什么。坐在他右手边的一个脸子小些，耳朵却出奇的长，扎个包头巾，身上一袭蓝衣。但见长耳之人右手指间夹着一只筷子，另一只则似乎半欹半斜地刚从指缝之中滑落，筷子尖儿轻轻点着盘中的一条鱼—这个细节是我先发现的，设若当时没能发现这一点，恐怕我家是不可能买下第一台电视机的—回头再说那张画：看来像是正吃着饭、聊着天的两个古人的右边，也就是亭子的另一侧，又是一片树林。这一边的林子占去画面中间很大的一块位置，树干比亭子左边的林木都粗，枝梢之上点点离离结着翠绿色的果子。树林的下方有个小池子，池畔则是假山。再往下，便是从画面左侧绵延而来的半截白色院墙—这墙的绝大部分都给墙外密密匝匝的树影遮去，只在此处露显得多些，可以看出墙是用大块的方石砌成。


至于假山右方，另有几竿竹子，竹栽成一字排列，像是斜斜地把整个画面切分成大小不一的两块，右边较小的这一块上既无庭院、也无人迹，竟是一方菜畦。畦间的确冒出一丛一丛的菜叶子，一旁还搁着个水桶，桶中盛了清水，舀水的木勺子给人随手扔在地上。


在菜园的外头—也就是画幅的最右边，竟然是一阵乌滚滚、灰蒙蒙的烟雾，其间还夹杂着犀白的波纹，有如龙卷风的一般。这一部分十分昏沉黯淡，所幸叫一座挂衣服的立架给遮去了，是以还不怎么碍眼。


有好一段时日，我每天站在墙边，仰脸观看那张画，非常羡慕古人居家能有那么大的一座宅院。比之我们住的鸽笼眷舍，其宽敞舒适不知凡几。有一次我同家父说：很想搬到那画中的大院子里去住，家父说：你要是真住进这张画里，洗澡的风光不都让刘家的给看去了。”


不过这沮丧不了我日日在画前观看、摹想的兴趣。我甚至替那画中的古人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红大哥”，一个叫“蓝二哥”，他俩的故事大约就是当官的“红大哥”请小老百姓“蓝二哥”做客吃饭，喝“五加皮”、喊“四季财”、“八匹马”，几乎就是家父和我老大哥饮酒划拳的情致。


偏有那么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家母嘟囔我筷子拿得不好，将来长大了出门做客要闹笑话给人说咱们家教不严。我抗声应道：“人家‘蓝二哥’也不会拿筷子。”


家父漫不经心地问：“‘蓝二哥’又是什么人？”


我随手朝壁上的画一指：“他。”


家父顺势看一眼那画，扒了两口饭，想想不放心，碗筷一搁，起身上前，觑眼睇了睇画上的“红大哥”和“蓝二哥”，退两步再将整幅画左右打量了一回，匆忙咽下食物，回头跟家母说：“方凤梧作画向例不用典—这画，不是他的。”


“假的？”家母怔了一怔，道，假就假罢。说咱家有幅真画人家也不信，挂上了还得瞎操心。”


“不是真假的问题，是这画里另有门道—”家父沉吟道，“既然是万老爷子所藏，又不是方凤梧的真迹，难道会是他画的那一张么？会是那一张么？”


这张画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给取下来的，我已经记不得了。总之“红大哥”和“蓝二哥”对酌的光景倏尔消失，要直到几十年后我按着徐老三的小册子找着已经改头换面的“人文书店”，才又看见它，也才完全看懂了图中的典故，知道了画外的故事。在一九六六、六七年间，我很快地就忘了那张画，因为家父嫌那画勾起他不堪回首的往事，托人变卖，不意竟得了个好价钱，买了一台电视机。


可以先附带提点的是：那张画画的是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不消说，“红大哥”正是丞相曹操、“蓝二哥”则是使君刘备。典出《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


昔日汉献帝立朝，曹操专擅，成“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局。献帝无可奈何，只有血书衣带诏交付国舅董承，意图号召“十义”，共聚天下兵马伐曹。是时刘备寄人篱下，凡事俯仰曹操之意，不得不假事学圃，权扮种菜园丁。未料忽然有这么一天，关、张不在，曹操派了许褚、张辽引数十人入园，来请使君过相府酣宴。席间曹操遥指空中密云“龙挂”，谓：“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又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一来，让刘备吃了一惊，还以为曹操看出他的私志潜谋，遂使“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偏在此时天雨将至，雷声大作，刘备乃假意怕雷声，将场面掩饰过去，也当下巧释权奸之疑。


只不过在我遐想着“红大哥”和“蓝二哥”的童岁月，并不知道这张画其实藏着个典故，更不知道借由这画中典故传递消息的正是日后的“面具爷爷”李绶武—画纸上的曹操与刘备则分别隐喻着“老头子”和万砚方。


由于前后都没有落款，亦未题识时间，乍看之下，这画不过是张融人物、树石于一景的作品，除了工笔描绘的细节生动入微之外，并无异常之处。然而，真的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么？如果我在一九六七年时便有足够的智慧读懂《神医妙画方凤梧》，则想必会发现：万砚方之所以珍藏这幅画，岂是因为他看不出这画出自仿手？相反的，正因他知道这画看来像极了方凤梧的手笔、却出自仿伪，遂从而明白，仿画者乃是要借拟似的笔墨来唤起注意，一旦看出这画之于方凤梧的真迹只是“形似而神非”之时，观画者已经了悟了画中用典的喻义是在提醒他：“老头子”（曹操）对万砚方（刘备）是存有猜杀之意的。更隐微蕴藉的是：刘备以一个捏造的遁辞—畏雷—掩饰其“失惊落箸”的真相，而仿画者又何尝不是以一种捏造的方式来揭示观画者真实的处境呢？


这样说似乎把情形描述得过于抽象了；其实不然。在《神医妙画方凤梧》这本书里，就曾经具体叙及这一桩借工笔细绘之图传达秘密讯息的事件梗概。我先把这几段文字翻译成白话文，夹附于此：


“我的老师方凤梧先生一向以为：绘画这门艺术有几个渐进的层次。首先是求形貌近似实物，因为不经过这一阶段，画家便不能体会自己和外物之间的关系。修养稍微高些的画家便不会以形似为满足，他还会要求作品能够表达意义，这是第二个层次。若要更进一步，画家更应视其作品为表现某一意义的唯一形式，而非表现普遍意义的寻常形式，这是第三个层次。再进一步，画家还应当注意，某画是在向某人传达某义，而非向所有的人传达某义，是以画家还须懂得如何让这唯一的意义只容会心人赏识—这便是第四个层次了。一旦进入这个层次，一幅绘画便犹如一封私人的信函，写信的人和读信的人都会感悟到彼此之间无上的契合。


“方凤梧先生作画秉持此理，行医亦然。对于看似同一病征的患者，他从不开相同的药方，总在千方百计诊查出病家如何饮食起居、行止坐息的诸般细节之后，仍不肯轻易施针用药。他总是这样说：‘针药方剂如丹朱水墨，须在极微小处留意全局，偶一不慎，反而贻祸深远。一张画画坏了，还可以废弃不顾，拿来糊窗糊壁、覆瓿覆盎；但是一场病诊误了，岂不戕贼性命？那就伤天害理了。’


“从这一点去看，方凤梧先生的绘画艺术倒极有可能是从他对个别病理的体会起步，而发展出前面所说到的四个层次。一幅画的美妙，既不在它如何图真形似，亦不在它如何寓意存思，而是在它如何显藏露隐，使某个观画的人能独得所悟—一幅卓越的绘画，就像一帖高明的药方，恰好只能适用于一个需要它的对象。得着那帖药方而痊愈的病家倘若不止一个，只能看成是病家的运气、福祉，而不该是医者追求的目的。同样地，一位优秀的画家的任何一幅画，或许只是为了向某一个独特的观画者传递一个知音识趣的召唤，倘若这幅画不只得着一个知音识趣的观者，只能看成是观画者的获益，而非画家的成就。


“大约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收到一幅匿名人氏寄赠的绘画。此画无款无识亦无题，且未经装裱。初寓目时，只觉画中的一列竹栽十分突兀，各株姿影竟一模一样，浑似方凤梧先生所擅绘之孤竹，不过是衍一株为一行。这刻意为之的笔墨非徒衬景而已，更在示告：画这幅画的人是要借由我对方公绘艺的玩熟洞悉来指点我一些意义。


“再阅此画，我立刻发现它看似说了一个曹孟德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其实还隐藏着别的细节。其中最明显的是身着蓝衣、看似为‘失惊落箸’的刘玄德的人物。此人在图中左手悬空、右手持箸，但是画者只画出了他的九根指头，偏就是右手的食指屈曲，看似为刀锯截去。试想：刘玄德故作畏雷之语以掩饰他识破曹孟德暗藏杀心的事实，则失落一只筷子的食指反而应该是戟张而非挛屈的，之所以挛屈成截断状，岂非另有所指？我于是再仔细研看，又发现画面右边—也就是传说中使君种菜的相府后园地上—放置着一个水桶，桶边有随手弃置的木勺。看来这是因为当时许褚、张辽衔命率众来邀梅亭之宴，刘玄德去得匆忙，随手将勺扔了。然而仔细比对便可看出：桶中所贮尚余清水数升，可是勺底却呈青黑一片，仿佛残余着什么尴尬物事，使人无法不往残余着毒物这一方面去想。


“再看那蓝衣人，头扎包巾，的确像是刚从菜园里扔下浇作、前来赴宴的模样。然而，若说匆促间来不及将木勺置于桶中，却怎么来得及换上一身长袍呢？倘若刘玄德原本就是穿着一身蓝袍在后园浇水种菜，则何以不担心在俯仰曲直之间弄脏了袍角呢？—他为什么不往袍子上系条束带，以便绾住下摆、免得沾染泥垢呢？是以，衣带之阙如必定另有密意。


“这几处十分细微而不合情理的小节立刻令我想起另一个和曹孟德有关的故事；即是建安四年春三月，汉献帝赐国舅董承衣带诏，密令其纠合诸侯、殄灭曹氏的故事。依画中所绘者看来，这蓝衣人既是刘玄德，更兼董承和吉平的角色。献帝密颁衣带诏之后，太医吉平曾与董承等共谋，吉平为示忠忱义愤，更咬断一指作为誓凭，并设下毒杀曹操之计。孰料事机不密，为董承家奴秦庆童泄报于曹。曹孟德故意邀董承赴宴，席间将失手被捕的吉平推至阶下，问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为誓，誓杀国贼！’嗣后董、吉自不免遇害殒身。这一段著名的故实便随着《三国演义》而广为流传。画这幅画的人刻意在图中留下的几处令会心者起疑的笔墨，其实是在避过寻常人耳目，而独欲令我玩味出图中这蓝衣人并不是一个人，却是三个人。按诸当时我个人的行事处境，不难赫然有所醒悟：这位素昧平生的画家的确是在向我—以及与我往来密切的两位人士—示警。这幅画亦决计不是什么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而是一封向我吐露微妙消息的秘密信函。”


坦白说，我在三民书局二楼初读这几段文字的时候非但不觉得它有什么道理，反而认定《神医妙画方凤梧》的作者万砚方果真不过是个家大业大、财大势大，是以谈起艺术来口气也大得令人生厌的黑道糟老头。如果以他的持论来鉴赏绘画或其他艺术品，则一切创作表现都应该是望文生义的字谜而已了。反过来说，艺术创作如果不是出自原有所本、密有所指、暗有所藏、私有所期的一套暗码工具，便根本不能成立。我对这种索隐派的解读策略一向是嗤之以鼻的，若非其中提及医道的一段颇为细腻好玩，引起了我一时的兴味，我大约根本不会读下去。或恐也就是在读到太医吉平遇害之后的这个段落结束之际，我随即扔下了《神医妙画方凤梧》，另往医药丛书中去抽拣了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而翻看下去。总而言之，当时我彻头彻尾忘记了自己在年幼之时曾经日日面对过的一幅图画—正是同一张画，挂在我家四席半大的小客厅壁上少说好几个月。家父在我发现了画上的“蓝二哥”不会用筷子之后火速卖了它，我家开始迈入“有电视机阶级”。然而，以后见之明视之，世事自然有较此更为重大者。


如果将一九六六、六七年之间看似无关的一些事件罗列出来，则“备33”以前半首《月夜忆舍弟》寓涵后半首《月夜忆舍弟》的意思便明显得多了；非但如此，就连我手边这七本书之所以在出版日期上有着如此大幅度的间隔也有了初步的解释。


约莫就在西门町新生戏院发生一场大火—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之后不久的二月初，“国民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临时会议，“老头子”还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见所有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务希贯彻党的决策，通过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大火发生满一个月的当天，第一次“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揭幕。再过整整一个月的三月十九日，大会三读通过由张知本、洪达展等人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这个案子的主要内容是为临时条款增列第四和第五两个条款。


第四款：动员戡乱时期，本“宪政”体制授权“总统”，得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动员戡乱有关大政方针，并处理战地政务。


第五款：“总统”为适应动员戡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机构及人事机构，并对于依选举产生之“中央”公职人员，因人口增加或因故出缺，而有增选或补选之必要者，均得颁订实施办法。


这两个临时条款实则即是为“老头子”个人增加权力，使领导人有权直接召集五院院长和一干军政首长，掌控各级机构的人事和行政大计。


依据第四款的法源，“老头子”随即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颁布了《“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该会主席自然由“老头子”本人兼任；成员则包括领导人、副领导人、官邸秘书长、参军长、行政部门正副负责人、防务、外交、财政部门负责人、参谋总长等等。“老头子”也因而透过“国家安全会议”而成为唯一合法独裁的领导人。


以现实言之，老头子”原本就是领导人暨执政党总裁，何须骈拇枝指、叠床架屋，另组什么“国家安全会议”来扩权呢？在张知本和洪达展等人修订临时条款的提案里，曾经提出了三个理由：其一，面临反攻时机快要到最后的成熟阶段，为使“宪政”体制适应战时需要，应授权领导人，以贯彻统帅权之行使，争取胜利成果。其二，为有效执行动员戡乱业务，对“中央政府”行政人事机构的编制与职权，必须能机动调整，所以应授权领导人适时、适切地处分。其三，“中央民意机关”公职人员老成凋谢迅速，应授权领导人订定选举办法，以增补选“中央民意代表”。


事实上，上述的第三点非但不是理由，更只能看成是维持动员戡乱体制的一个步骤或做法；至于第一和第二点，则暴露了一个在日后看来不可谓不惊人的内幕—那就是在“反攻时机快要到最后成熟阶段”之际，有人做了“不能有效执行动员戡乱业务”的事，而现存“中央政府行政人事机构的编制与职权”又无法“机动调整”、“适切处分”，而不得不由“老头子”出面再加整顿，以贯彻统帅权之行使。


从“国家安全会议”的成立时机，以及其直接掌控“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台湾警备总部、“调查局”以及各级警政单位等庞大的情治系统和资源看来，内幕似乎是确然存在着的。


一旦从这样一个必欲见其可疑的角度设想，则凡事无有不可疑者，就连我刚才提到的那一次户口普查都显得别有作用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彼一行动看做是某种大规模的清查和搜捕作业，而其目的正在于寻觅甚至缉拿一些曾经阻挠或破坏了“动员戡乱业务”的人呢？—那个到我家来普查了半天的跛子不是口口声声说什么“这两年匪谍潜伏分子”如何如何，以及“破坏反攻大业”又如何如何的吗？


在这么琢磨着的时候，我几度险些脱口而出，想要央求家父让我把他存在电脑里的另外二十七条“备考档”给一口气看了。我直觉认为：其中一定还有些可以拼凑解读的文本，暗藏着不少在当年促使“老头子”只手重整情治系统的秘密。可是话才到嘴边，却又缩回了喉头。我不知道该如何确切解释这种即近而情怯的感受—或许是我体内那只藏头匿尾的老鼠又在骚动着了，它正掀挑着稀疏而敏锐的胡须，提醒我，咫尺之外这个看上去颓丧失措、局促不安，且显然替他的儿子忧忡无已的老人恐怕也有他非常非常之老鼠的一面，他也有不该被任何人挑动、触犯或撩拨的隐衷。为了向他的儿子揭露这世界有多么地危险可怖，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撕裂他心底最脆弱的伤口，让原本已经被流逝的时光和琐碎的生活辗拂愈合的痂痕又涌出鲜血来。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抬脚尖勾起那袋书，探手抱住，低低喊了声：“爸。”


老人抬了抬眼皮，从某个我无从得知的回忆中醒来，怔怔地望着我，仿佛以一种不胜哀矜的神情在跟我说：什么也别再问了、什么也别再想了，像我们这种老鼠一样的小人物能活一天算一天，逃一步是一步。然而，即便是这样卑微的几句话，家父都没能认真说出来，他的一生似乎总只能对于我们所无能为力的世界抱以疲惫至极的沉默。


“可是我不能像你一样，爸。”我顺手抓起桌面上那本《七海惊雷》塞进袋里，道，“我可不想将来收到什么狗屁倒灶的浑蛋寄一堆我儿子打野炮的照片来吓唬我。”


“你不想想高阳么？”这是家父的最后一记挣扎。他一手托住额头，再度瞑上双眼，有如预见了多么不忍卒睹的景象之余，犹挥之不去地摇晃着脑袋。


“高阳生前要是来得及把这些东西整理清楚—”我把那袋书和文稿高高提拎在半空之中，道，“写成了书、发表了，让大家都读到、也都明白了，也许还不至于遭了‘他们’的道儿—”


“你、你想怎么着？”家父像是忽有所悟，双手朝藤椅扶手上一撑，站起了身。此际我早已拔下房门插销，扭开喇叭锁，勉强挤出一丝不知该说是安慰他还是自我安慰的笑容，道，“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可没有高阳或者你那样的耐性，非把事情研究透彻了不可—”说到这里，我已经冲出家父的书房，跳过长几，直往屋门奔去。


家父在我身后好像还追问了一句：“你要干吗？”我的答复则飘荡在整栋公寓之外的夜空之中：


“我会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

43　小说的诞生


这是我动念要写作一本名叫《城邦暴力团》的小说的那个夜晚。大雨又劈头罩脸地下着了，我一鼓作气跑到中华路、西藏路口，设想着多年以后，当孙小六活到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是不是仍然在想尽各种法子逃脱那些个老家伙的追捕？他应该也会和我一样，先躲进路口这幢名为“南机场公寓”的“国宅型”建筑中避雨。彼时他身上应该还穿着那件他哥小四打从修车厂库房里削出来的夹克，胸前背后各绣了一组汽车油精牌子的英文缩写字母，腰间缠着孙老虎传给的一卷软钢刀，脚下趿拉着小五亲手缝制的黑帮子白底棉布鞋，皮夹子勉强不算空，还塞着一叠他老娘在褥子底下攒了不知多久的小额旧钞票。这小子也许不急着赶路—穿一身给雨淋得透湿的单薄衣裤行功疾走，这叫没病找病；他应该会一直在“南机场公寓”地下楼的菜市场里等到雨过天青。我猜那会是一个和今晚截然不同的季节（最好是微带湿凉之意的初冬）。直至拂晓前后，夜雨渐息，孙小六不敢大意，先蹑步蹿上公寓顶层的楼梯间，从既小且破的玻璃窗中向下张望，确认方圆数百丈内并无任何一人的踪影之时，他便一跃而出，一双脚掌落在红砖道上，拳抱两仪、眼环四象、气吐三分、腰沉七寸，成了个蹲姿。


关于《城邦暴力团》，我最初的想像仅及于此。这个小小的段落犹如一首交响乐曲乍然展开的动机，反复萦绕、回旋，从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的那个雨夜开始，可说无时无刻不在搦动着、触探着我的意绪，直到我把它写出来的那天为止—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把它写出来的那天正是一九九九年的初冬某日清晨，孙小六当真从我所说过的那个五楼破窗中一跃而出、逃向竹林市去了。


容我不带任何神秘色彩地简述一下这个创作动机的来历：


当我疯了似的冲逃出门，带着些许离家出走况味地跑进一场大雨里去，喊着“我会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的时候，我的意识其实是十分清醒的。那听来谵妄的语言实则再明确不过了，我的意思是：我会用写小说的方式向那些曾经以窥伺、跟监、追捕甚至偷袭等手段对付我的人们施以最直截了当的报复。唯有透过一本小说，我也才能将“他们”多年以来亟欲掩饰、淹没、埋葬的真实历史完全暴露出来。


在那样叫嚷着的同时，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一定早已在暗中等待着—只是“他们”不会料到，我居然如此肆无忌惮地夺门而出、呼喊奔跑，且全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况。


然而，我真的是孤立无援的么？当雨水如浇似灌地把我的头脸、四肢乃至浑身上下每一寸肌肤都淋浸冰凉之时，我猛力地摇起头来，笑了。不！一点儿也不！因为我确信，在“他们”的对面，还有一批经年累月置身于幽冥晦暗之地的人物也随时守候在我的四周，于真正的危险迫近之前，这些人会从天而降，犹如在任何一部武侠小说里都曾不断复咏的主题旋律一般。我笑着跑进“南机场公寓”地下楼层空旷且阒暗的菜市场里，大口喘着气，勉力扯开喉嘴，喊了声：“出来罢！”


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散了市的菜场里会藏着什么样的人？他们会如何现身？又会如何对付我？一多半儿的心情恐怕只是唬烂而已—也就是说，我其实有如夜半吹着口哨、唱着军歌、行经一个在理智的认知之下不可能出现恶魔妖鬼的坟场中竭力嘶声壮胆而已。带着些许无人能识破戳穿的激愤，我喊了五六嗓子：“出来啊！你们通通出来啊？不要让我把事情全部写出来啊！我反正烂命一条，你们有种就来啊！”


从廊柱和贴着白瓷砖的水泥平台之间飘荡的回声里，我听见自己的虚张声势—这里头存有些许微不足道的、属于潜意识层次的侥幸心理作祟，说穿了其实很不堪：我没有往相反方向的双和市场或者青年公园跑，显然是因为那两处所在曾经出现过万得福、四个猪八戒、面具爷爷以及竹联帮孝堂的痞子们的踪迹；而闯进这里来大呼小叫一番，的确有几分如入无人之境的气概。我猛里喊破了喉咙，咳嗽一阵，现实感也随之浮涌上来。眼下有家归不得，我该上哪儿去把这部小说写出来呢？


从我倚身而立的柱边抬眼往东南角仰望上去，勉强可以看见烧腊店老广门楣上的一角招牌，我也许可以像上一回一样，敲开他的门，假借徐老三的名义，请他开车送我一程。然而，时隔近十年，我已经完全记不得那幢矗立在龙潭茶园中间的“美满新城一巷七号”到底在什么地方了。我当然也可以冒雨跑回村子，看能不能找着徐老三、小五甚至孙小六给带个路什么的，可是这样做不过是重复一遍实则不可能真正重复的人生。一个写小说的人回头走进他的故事里搬请他的角色出来替他解决困境，又是多么愚不可及的一件事。


日后再回头比对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号的情况，我着实也不可能在村子里找到他们。就在我进退失据、前路茫茫的那个雨夜，徐老三已经因为走私进口一货柜名为“黑星”的枪支遭破获而远走高飞，有人说他去了越南、有人说他去了广西。小五则陪着她老娘住进台大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据说是当年孙妈妈开煤气闹自杀那回留下来的老毛病—至于孙小六，当时正给困在第六个逮住他的怪爷爷的厨房里学烧卤汤，我们必须稍晚些时日才会再不期而遇。


真正冒出来为我指点迷津的居然是我的一个读者。他的声音先从一根三尺见方的柱子后头传出来：“小声一点，拜托。”


我寻声望去，柱子边儿上歪出半个脑袋来，被稀稀落落、从公寓中庭天井里透进来的日光灯一照，看得出是个肤色黝黑、发色焦黄、年纪同我不相上下的男子。坦白说，我登时吓了一大跳，可紧接着的一个念头立刻让我冷静下来—这时就算冒出来个鬼，恐怕也比我孤零零一个人、在雨夜之中不知何去何从来得好些。我没吭声，他的胆子却仿佛大了些，一晃眼闪出身，站在亮处。这一下我认出来了，他正是下午在青年公园厕所里自称是我的忠实读者的那个冒失鬼。我仔细端详着他瘦骨嶙峋的一张脸，既想不起是否曾经在别处见过，也不觉得他那长相会是读我的小说的一种人。


“对不起噢，弄脏你的裤子。”那人又走近了两步，腼腆地干笑两声，“可是没办法，师父说现在很紧急，到处是他们的人—”


“且慢且慢！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师父又是个什么东西啊？”


“咦？你不是张大春吗？”那人一皱眉，五官全挤到一处去了，嗫声道，“奇怪！是我搞错了吗？”说到这里，他也打量起我来，左一眼、右一眼，像是终于按捺不住了，才略微带些恼意地嘟囔下去，“我们在荣总见过一面的啊，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我的确不记得了。他是我老大哥道具组里的助理，曾经向我转述过老大哥被片场灯头砸破了脑袋的情景。不消说—他所谓的师父，恐怕就是我那位失踪多年的老大哥了。


“道具助理就道具助理、老大哥就老大哥，”我有些遭人戏耍了一下的恼意，斥道，“说什么忠实读者干吗？”


“师父说你现在是名作家了，等闲眼睛里看不上我们这些低三下四的人物。万一碰到什么状况来不及叙交情的话，就说是你的‘忠实读者’，你听了一高兴，眼睛就看见我们了。”


这话入耳确乎有些刺人，可一听就知道它正是我老大哥那种老浑蛋说得出来的—也许他并没有讥讽我的用意，却很透着些那种自称是“低三下四的人物”洞观世故人情的慧点。我反正是无言以对，只好点了点头，道：“老大哥呢？”


“师父刚被放出来，本来说要找你，又怕连累你们家。可是最近风声实在太紧—”


“什么刚放出来？你说老大哥怎么了？”


“你不知道吗？”那人瞪圆了眼珠子，直往我的左眼瞅了瞅、又往我的右眼瞅了瞅，有如替我检查视力的验光师。然后，他以一种极之难以置信的神情缓声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一清专案’哪！师父被扫进去了啊！”


那是我在陆军通信电子学校服役期间发生的事。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号，孙中山先生诞辰，放假一天，我和红莲在一间叫“平镇雅筑”的民宿热烈交媾、尽兴欢愉。至少我个人无从知晓，由“安全局”策划、指挥的扫黑行动“一清专案”正在各个地方展开部署。据说仅台北市一地就投入了三百多名警力，分别隶属于四十六个行动小组。参与者完全不知道任务为何，只知道上级以直拨电话下达给各行动小组一个命令，而命令内容只有一个时间指示—幺九洞洞，也就是晚间七点钟。时辰一到，各行动小组才许将事先接到的一枚信封拆开，里头是书写了指定地点的纸条—所谓指定地点，其实是八家散处各地、毫不起眼的宾馆。也就以这八家宾馆作为前进基地，由各分局长任行动指挥，每分局下辖五到六个小组展开全面的搜索和逮捕行动。至于行动通知则仅以分局长身上配戴的一具无线电话传达。至于是什么人下达命令，命令中往何处出勤，搜捕些什么对象，以及为什么要如此剑拔弩张而又藏头翳尾，则连分局长本人也一无所悉。


当局事后对外的解释十分笼统，也十分冠冕堂皇：这是有鉴于黑道不良帮派分子近来屡传南北火并及彼此掩护流窜，为免警方不肖之徒“内神通外鬼”、走漏风声，而能一举破获全省各地黑帮首恶，不得不如此诡谲行事。


关于这项十分重大而审慎从事的搜捕行动，外界有相当多的疑虑和揣测。有谓针对台湾地区所有新帮展开的所谓“肃清”只是一种白道替黑道搞权力结构重新“洗牌”的掩饰而已。也有谓“安全局”首长汪敬煦借由大规模扫黑的名目乘机逮捕特定帮派分子—一个替“国防部”情报局担任杀手、“制裁”掉某位对“太子爷”不敬的作家的竹联帮老大—而真正的动机则更幽微难辨，极可能是汪敬煦为了连根铲除“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日上、步步坐大的势力。从这两个看似倒因为果的推论上看，反而适足以摘发出伏匿其下、暗潮汹涌的宫廷斗争—“国家安全局”铆上了“国防部”情报局。此案首尾，俱见于我的大学同窗好友汪士淳所撰写的《忠与过—情治首长汪希苓的起落》（天下文化出版）一书之中，此书初版于一九九九年四月，正当《城邦暴力团》写到我老大哥被灯架砸破脑袋瓜儿，给送进了荣总，而万得福则警告他：“这还算运气好的—要是碰上治安单位里有现成的需要，说不定哪天他就让人抓进去顶数销案了。”


简而言之，我老大哥张翰卿以年近八旬之身叫一伙儿年轻力壮、充满干劲儿、可是只能听令抓人、却不知道嫌犯犯了什么嫌的刑警扫进去了。苦窑一蹲蹲了七八年。于老大哥而言，却是平生最愉悦、华丽、丰盈的一段时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这样的：我不过是个‘逃家光棍’，字辈低得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可一蹲着了，居然挨着那么些‘前人’、那么些响当当的‘帮朋大老’，可开了眼、长了见识了。”


原来“一清专案”令主其事者始料所未及的是，依据戒严时期“取缔流氓办法”此一行政命令，不经法院审理，径将各地“不良分子”逮捕入狱的扫黑行动竟尔为几个亡命天涯的老家伙提供了极其方便的投止栖宿的机会。


熟谙法律的学者专家当然不会像一般愚大众那样，只会从新闻报道的片段讯息中得知抓了几百个流氓，因而额手称庆。这些知识菁英曾一再会同在野党政客指责这种“取缔流氓办法”不符合“宪法”保障基本人权的精神。可是看在我老大哥他们这些老帮老会的光棍眼里，“取缔流氓办法”反而是莫大的恩赐。正因不须送交法院审理，遭逮捕的所谓“流氓”们只要往军事检察官那里报个到、应个卯、画个押，就算完成了侦讯手续，既不必在冗长无趣的鞫审、辩诘过程中虚耗垂暮的岁月，又不必担心被法官推事者流盘查出他们所不欲透露的某些身世背景。换言之，在常人是轻忽人权、草菅民命的恶法，在我老大哥和他所声称的“前人”、“帮朋大老”却是极其优渥的托蔽或掩护。


其实，在动念要写《城邦暴力团》的那个雨夜，我对如何勾勒出黑道势力隐然操控了百数十年来我们这个社会现实的内幕并不全然熟悉，有很多关键性的细节甚至闻所未闻。我的初衷只不过是想透过一部充满谎言、谣诼、讹传和妄想所编织起来的故事让那些看来堂而皇之的历史记忆显得荒诞、脆弱；让那群践踏、利用、困惑、惊吓过家父和我的“他们”尝尝当猎物的苦头。我并没有预期会和我老大哥重逢，而真正同那几乎已遭掩饰、湮没、埋葬的真实历史再会。

44　飞蛾扑火


重获自由的老大哥经由老东家李行导演的介绍，替一家专门将老电影翻拷成录影带的公司看管工厂，职称是厂长。这工厂占地十五坪，乃西门町某套房大楼之中打通使用的两户，里头堆叠着五排录影机，每排横六直五三十台，总计是一百五十台，便是这翻拷工厂的主要设施了。当年老大哥道具组里的助理别无头路，也早就成了这行当的技师—所谓技师，不过就是自己叫着爽，所负之责则是将人家制作完成的录影母带转拷成一般市场上发行的带子，贴上标签、装进塑胶盒、封裹玻璃纸，再分送到店头陈列销售或出租而已。老大哥当初收了七八个助理小徒弟，待得他出狱再回台北之时，还剩下三个，都是这同一家翻拷公司的技师。一来是李行导演的情面，二来也是和老大哥有过那么一场师徒之缘，三位小徒弟照常轮班干活儿，却把老大哥这厂长服侍得挺认真，烟茶不离手，便当送到口，外带一天一瓶参茸酒。此外，他们还得分匀出不少时间替老大哥执行他交代的任务！—暗中查访我的行踪，一旦我落了单，就得想法子尾随保护。


显然老大哥没料到我会突然出现，当时那一百五十台录影机正放映着李小龙的《精武门》—准确一点说：当我再看见老大哥那张较十年前苍老得可以用“残破”二字叙述的面容之际，有一百五十个李小龙正在迫令一百五十个坏蛋吃掉一百五十张写着“东亚病夫”的题匾，同时厉声斥道：“这一次叫你吃纸；下一次叫你吃玻璃！”


老大哥的五分短发全白了，右脸从太阳穴以下直到嘴角刻了条可以清楚辨认出钉孔缝线痕迹的伤疤，整条左眉像是给连皮剜了去，原处光洁无毛，变成一块粉红色的肉丘。老大哥乍地狠狠瞪了那助理一眼，仿佛是责备他“怎么把人给带来了？”的那么个意思，可随即又冲我咧嘴一笑，嘴里只剩下一两枚半黑半黄的牙勉强招摇迎迓了：“弟弟！怎么说来就来了？这儿可不是个说话的地方。”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人老了，再怎么搞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嘿嘿！”


老大哥的确是在台南县仁德乡一个专关重刑犯的监狱里受了不少折腾—其中一多半儿是他自找的。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当年冲着雷厉风行的“一清专案”不约而同、飞蛾扑火、锒铛入狱的一票老家伙都是自找的。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这里，我必须先岔笔重提高阳在《奇门遁甲术概要》的蝴蝶页上所写下的一段话：


物无不有表里，人无不有死生。表者里之遁，里者表之遁；死者生之遁，生者死之遁。是书（按：即指这本《奇门遁甲术概要》）之表，皇皇乎独发奇门之术，见微知著、发幽启明；然余疑此书非关死生而另有所遁。恐其里实为万氏之徒策应联络之暗号历法也。


我不知道高阳此说有何确证，但是这本早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即已出版的书里的某些片段则确乎对“一清专案”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有着奇特而微妙的指涉。


从表面上看，《奇门遁甲术概要》未尝不可以是一部谈命理、说天人、宣扬神秘主义的占卜之书。我记得当年孙小六在美满新城时跟我说过一段“面具爷爷李绶武”扔石头砸下直升机来的故事，就曾经提过一条也记载于这书里的口诀：“天冲值辰，鲤鱼上树，白虎出山，僧成群。征应后四十日内拾得黄白之物，发横财。七十日内家主有折伤之患。”这条口诀的前半截果然应验：就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号当天上午，那架林务局包租的直升机八—一三一三像一尾硕大的鲤鱼一般横陈于巨树之巅。穿着白色紧身护体衣靠、脸上罩着鬼头面具的李绶武为了开舱门救人而不惜现身而叫副驾驶某当作白老虎而喧腾上报。稍后也当真有一大群正在做法事的僧人前来救援、还正正经经喊着军事口令……除了这些之外，依照家父和我这一边的记忆来推演，三月三十日之后的四十日，正是一九七七年五月九日，孙小六往他家信箱里塞了根金条，还在牛皮纸信封上写下“爸：不小心ji n到这个给你用/小六”。之后不到一个月，孙老虎便叫一批恶客给打断了肋骨。这不正吻合于口诀后半截的“拾得黄白之物”和“家主有折伤之患”吗？


尽管用高阳那套“出版日期是一本书唯一笃定的内容”之论来指称：《奇门遁甲术概要》之问世乃在孙老虎捱揍之后近一个月才出版，则作者赵太初仍有可能是拼凑已然发生的琐碎小事入书，讹为预言；然而，这又需要多么繁复而庞大的搜索工程和多么紧凑而急迫的印刷作业才能成功呢？更何况以孙小六的亲身所历者证之，李绶武着实是在无意间持石打下八—一三一三的同时就念出了那一串和书中所载者一字不差的口诀了。换言之，作为一部谈玄论命之书，毋宁以为《奇门遁甲术概要》的确奇验灵准—可是，这仍非高阳所声称的“实为万氏之徒策应联络之暗号历法也”。


所谓“策应联络”而需要使用“暗号历法”，则表示“万氏之徒”不能明目张胆地相互往来。让我们如此想像：有一群迫于环境条件不能公然交际，甚至不能借由公开方式传递音信的“万氏之徒”该如何避人耳目、又沟通无碍呢？


当老大哥在一百五十个李小龙的嗥嗥怪叫声中告诉我，有那么一票老家伙冲着“一清专案”不约而同、飞蛾扑火、锒铛入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我不得不揣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票老家伙非但不逃命，反而像是看见了号召团结的大纛飘扬、听见了宣示重聚的吹角响亮，从四面八方的隐形匿迹之处现身，齐入罗网？


我立刻从书袋里抽出那本《奇门遁甲术概要》，翻到书末—也就是当年赵太初斥责我“没读就嗤之以鼻”的段落上，那是明儒刘伯温所写的一篇《奇门遁甲总序》。我飞快地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再一遍、又一遍—每句都读明白了，可是合起来有什么要紧的意思却半点也不懂。


“你也看这个？”老大哥惊呼一声，缺毛的粉红色眉丘乍地一亮，道，“我们万爷也是看这个的。”


“你说的万爷该不会是万砚方罢？”


“我哪儿有那个福分儿见得着‘老爷子’啊？万爷是万得福万爷，你小子也见过的。人家不是还托你给解个字谜么？你不会给忘了罢？”


“字谜算什么？我十年前就解出来了—”


“别说！别说！千万别说出来，我的小祖宗！”老大哥一副要上前来捂嘴的模样儿。我抢忙闭气退身，将书袋和《奇门遁甲术概要》护在胸前，仿佛可以略事抵挡一下他浑身透体散发出来的那股子恶浊腥臭之气：


“你离我远点儿！”


老大哥果然住脚不前，可脸上绷不住仍绽露着喜色，眼眶和鼻孔都浮闪出又像水、又像油一般亮晶晶的汁液，半是哭、半是笑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就知道弟弟你是给我、给咱们张家露脸的。可此处不是个说话的地方。你、你、你得随我跑一趟，无论如何你得随我跑一趟。”


“可你得先告诉我—”我晃了晃那本《奇门遁甲术概要》，“这本书里有些什么机关？你们那位‘万爷’又是怎么读这本书的？”


老大哥愣了愣，好一会儿没回过神，似乎十分诧异于我放着正经事不问，反而岔入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兴趣了解的话题。我只好再追讨下去：


“当年我拿到那张字谜的时候，你们那位万得福说他等着解惑释疑，已经十又七年了。倒推回去，字谜是一九六五年间做出来的。若说其中真有什么大了不得的秘密，而一时半日之内又当真找不到一位通书识读的能人来解惑释疑，难道这十七年悠悠岁月还不够久吗？为什么非要找上我呢？偏偏我这字谜一到手，情治单位的人也上门了、竹联孝堂的人也上门了，连你们老漕帮的什么狗屁‘帮朋大老’也上门了—”


“噢？”一听我说到“帮朋大老”，老大哥兴头儿来了，喜孜孜问道，“是哪一位啊？”


我可没工夫跟他扯络当年被钱静农和魏谊正考出来个硕士学位的细节，遂不理他的茬儿，继续说道：“还有人随时随地盯着我、偷拍我的照片。我倒要问问你：你老小子给我惹了多少麻烦，你自己不知道么？我不过问你一桩鸡毛蒜皮的小事，你支支吾吾个什么劲儿呢？”说着，我又晃了一下手里的书。


老大哥朝书睇了一眼，露出一丝恍然大悟的表情，堆起密麻麻一脸皱纹笑道：“闹了半天，你说这个啊？嘻！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咱们万爷都是这么看的—”


老大哥顺势把我手上的书一横，我几几乎没抓稳，幸亏一根食指还叉在刘伯温那篇文章上，支住了。再定睛一看，老大哥的手指尖儿已经朝下一页弹去，我才发现：此书在这篇《奇门遁甲总序》的后面还有几页文字。一如坊间所有的命理书一般，这本《奇门遁甲术概要》也附录了一些看似真人实事的案例，由作者加以推演解析、增益其可信度。老大哥所指的第一篇是这样写的：


土城林君占婚姻：是庚金为男家，乙奇为女家，六合为媒妁。庚之落宫生乙之落宫，得在乙吉格，主男家爱女家。乙之落宫生庚之落宫，得在庚吉格，主女家爱男家。然乙年不得在巳，在巳则庚宫克乙宫，主男家嫌女家，不成。庚年不得在申，在申则乙宫克庚宫，辛宫克甲宫，主女家嫌男家，亦不成。强成之后，必有刑伤；庚金入巳而乘凶格者，刑夫；乙奇入申而乘凶格者，刑妻。然若以乙奇为妻、丁奇为妾，太白庚金为夫，此二女共事一夫。若乙丁之落宫生庚之落宫，其女必肯嫁。乙丁落宫克庚之落宫者，不肯嫁。乙丁宫相比合者，除酉肖人则主妻妾和谐。如乙宫克丁宫，主妻不能容妾；或丁宫克乙宫，主妾欺妻。此乃两宫星相犯之势也。若乙丁入宫、陷库绝之势，主不能成；成亦不利。如庚金宫生丁奇之宫，亦主徒劳。故知土城林君之婚姻，非纳妾不可乘吉格；然纳妾须择丁奇，且不可择酉年鸡肖所生之女也。


老大哥指尖划处，竟是这段以每行四十个字排印的占卜批文的最末一字，自上而下顺读下来，则是“乙巳甲申丁酉星主生”。


“这又是什么意思？”我仍旧混天糊涂遍地痴，一字一字念出声来，“乙巳甲申丁酉星主生”。


“这就是你们年轻人忘本灭祖了哇！乙巳—”说时老大哥拿小指尖抠了枢眉丘，屈伸另外四指略微一掐算，应声道，“乙巳年，是一九六五年。甲申月，是古历七月。丁酉日么—是十五月圆之日。这一天，是星主降世的日子。”


“星主又是什么人？”


老大哥一听这话可就乐了，道：“你问我？我算个什么葱花蒜末儿的东西？我懂个屁呢？还是那句老话：你得随我跑一趟，咱哥儿俩见着了万爷，也好把前账了一了。有什么蹊跷的话，就让万爷当面讲给你听。你说怎么样？弟弟。”


我没有立刻答他的话，倒是耐着性子、照着他方法，继续翻看《奇门遁甲术概要》的最后几页—果然，在接下来的所谓“占卜实例”中，顺着每一行最末一字由右至左读下去，都会出现以天干地支排成的年、月、日以及某事之简述。比方说：“乙巳己丑戊寅火灾”、“丙午庚子己酉户查捕逃”、“丁未戊申丙辰始授星主医事”、“壬子戊申丙戌始授星主奇门遁甲”—


读到这一例上，我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连嗓子也哑了：“老、老大哥，你、你再给算算，这几个日子—”


老大哥每算出一个日子，我的脑袋瓜儿便猛可抽搐一阵，仿佛有人拿了一根杵子在里头翻之搅之、研之磨之，务使不得安宁的一般。可是，我不应该感到意外或陌生的—这些简略的注记，正与我过往生命之中许多参差错落的足迹履痕交叠、杂沓，只不过我大抵入目而无所见、充耳而无所闻，自以为是只与世事无关无碍的老鼠而已。


其实，运用藏尾格的手法隐而射之的这五则文字分别指示着阳历上的“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以及“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光看日期，于我一无意义，可是最后那个日子里的“始授星主奇门遁甲”却令我不得不想起孙小六来。


孙小六会是个什么大不了得的“星主”吗？


根据日期来推算，一九七二年我初入高中，年十五；孙小六则刚满七岁。在失踪大半年之后与我重逢，他的确曾经得意洋洋地跟我炫耀：张哥我以后说让你找不着就让你找不着，绝不盖你。”如此倒推回去五年，一九六七年的八月二十日—也就是新生戏院叫大火焚烧殆尽而又重建开张之后未几，“大牙爷爷”开始传授孙小六《吕氏铜人簿》口诀；是时孙小六正在牙牙学语，悟性未开而记性过人，把一整部“少林十二时辰气血过宫图”背了个滚瓜烂熟。


再之前的两个日期分别是全台湾第二次户口普查和西门町新生戏院大火—无须赘言，径以“捕逃”二字视之，那一次规模空前绝后的户口普查恐怕正是一个较纵火为尤烈的搜捕行动的掩护；并而观之，两者则更非孤立无关的个别事件了。


对于第一个日期“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我还没来得及多作联想，老大哥倒抢忙探指过来比划了一下：“就是打从这一天上出的事儿—你一定记不得了，弟弟—不出这么个事儿，后首到今天还不定怎么个太平天下、天下太平呢！唉……”说到这里，老大哥那张残破的脸扭曲得更厉害了。但见他侧身一让，摇头晃脑地似乎是在觑估方位，觑准了大约是东南边的墙角，登时向空拱手，自顶至胫，长长一拜，道：“逃家弟子张翰卿，给老爷子在天之灵请个晚安。老爷子魂归极乐、成仙成佛，到今日已经整整二十六年十一个月另两天啦！弟子无才无德，不能替老爷子雪冤报仇—”说时老大哥忽地噼噼啪啪往自己的左右脸颊上甩打了七七四十九巴掌，直打得面色通红、筋肉浮肿。打罢了回头冲我又一咧豁牙的嘴，笑道：“舒筋活血，这是；没什么。”


我刻意不搭理他那种带着几分夸示其老当益壮的得意之色，翻开《奇门遁甲术概要》的下一页，指尖横扫过每行末一字的藏尾格字串—“丙辰辛丑丙申始授星主天人杂术”，问道：“你再给算算，这个—”此际我灵光一闪，想起孙小六曾经告诉过我那段“面具爷爷”在双和市场里把他掳走的故事，当下一怔，顺眼瞄下去，另一段字串是“壬戌癸卯丙戌始授星主家技”。


“还有这个！”我惊声叫了起来，脱口说道，“是不是阳历的一九七七年二月八号、还有一九八二年三月四号？”


老大哥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嘴里老大不情愿地嘟嘟囔囔了一阵，十根手指倒是没闲下来，不多时果然把我从孙小六口中听来的两个日期一字不差地复诵了一遍。


“你小子到底是读书人，一学就会算了啊？”老大哥仍自笑着，接口应声又夸奖了一大套，我却连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忙又翻到次一页—正是《奇门遁甲术概要》的最末两页。


在这最末的两页上，却又不是什么案例，而是作者知机子赵太初借由前述的几宗占卜记录来呼应刘伯温那篇总序所谓的“分天地于掌握，罗列宿于心胸”，俾使“风雷从其呼吸，神鬼听其指挥”之意。不过，每行末一字仍旧藏着机锋。其全文如下：


刘伯温承孔明之业，而益入于神，故有运筹决胜之算。此乃心悟，不可以言传。故“四季甲时，阴内阳外，须分主客，始决雌雄”之语，非有志于卫国安民、出将入相者所可泥也。子不闻“仲甲阳内，宜于坚守，而利于藏兵”乎？否则丁加癸，致朱雀投江而兴讼狱；辛加乙，是白虎猖狂而毁身体；癸加丁，为螣蛇夭矫而忧惶至；乙加辛，故青龙逋逃而财帛失。亥矢鲁鱼，非奇文古义之难明；阴错阳差，实急功近利之易困。抚今而观之，诚伯温所谓“庚加于己，士卒死于中途”之局，举动皆不利。然盱而衡之，凡魏之畅适、赵之萧清、钱之戌削、李之密赡、汪之流丽、孙之豪迈；固不世之材，何患而不能自容于天地之间？宜退藏入密、徐图缓成。竹影钓叟诗曰：汉关秦月总无穷/福祸安危付镜中/妙悟天机缘巧遇/愁牢物幻愧童蒙/蹄摧千里甘伏枥/翮堕九霄戒近功/我笑诸君皆白首/白首须知万事空。


这段文字的前一半儿几乎全抄自刘伯温的那篇总序，尤其是什么“丁加癸”、“乙加辛”之类的野狐禅，直读得我有些光火了。好容易忍住气，读到了后一半儿，才勉强觉出一点兴味。这得从“戌削”那个词上说起。


“戌削”是个极罕见的用语。原本是用来形容人穿着剪裁合度的衣服，也常引申了表述某人身形清癯高瘦。“戌”的读音作“趣”、而非地支戌狗的“须”音。倒是清初的史家兼诗家王夫之很喜欢用“戌削”入文，他的《姜斋诗话》卷二里就曾经摹仿曹丕《典论·论文》的笔法，形容高子业“戌削”。事实上，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也在这里—赵太初可以说一字不改地袭用了《姜斋诗话》勾勒孙仲衍、周履道、徐昌谷、高子业、李宾之和徐文长等六家风格的修辞，来称道（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六个神出鬼没的老家伙。之所以如此，除了借古况今之外，难道只是为了嵌入行末的那个“戌”字么？


再往下看，“竹影钓叟”的别号众所周知，正是多年前暴毙的漕帮“老爷子”万砚方。至于这首诗，也曾出现在万氏遗作《神医妙画方凤梧》一书之中。我立刻从袋里翻出书来一比对，果然字句并无二致。原诗还有个副题：“乙巳上元与六君子荷风小集有感草成”。行间则是高阳亲笔批注的文字：蹄催翮堕一联，既用王安石《送子思兄参惠州军》诗之句：骥摧千里蹄/鹏堕九霄翮’，复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语；翻折事典，毫不费力，颇见意思。末句脱胎于陆放翁《示儿》诗，第以另眼细玩‘万’字，莫非此老已有先见之明，而以诗示警诸子耶？”


此际，我对万砚方其人的处境如何并不怎么关心，倒是发现“乙巳”二字先前解过：它指的是一九六五年。这一转念，我便又聚精会神地注意起赵太初在书末埋伏的最后一个机关：“甲子乙亥庚戌入牢”这八个字串绝非没有意义—而且，前一个日期的“壬戌”既然是一九八二年，则“甲子”自然是两年之后的一九八四年。我正迟疑着，老大哥却蹭过半截身子来，抢道：


“是是！甲子乙亥庚戌，错不了的，阳历八四年十一月十二号。万爷读书识字，知道这书上说的便是正日子，咱俩连个包袱也没打，抬腿拍屁股就蹲进去了。”


“你说的是—是那个‘一清专案’？”


“可不？”老大哥一挺胸、一直腰杆儿，跌暴着五七分英雄气息，连嘴角也朝下撇着了，“万爷领着我就近找着个堂口，亮了字号儿，只说：‘待会儿有来拿人的，你们就推说我万得福，还有这位张翰卿，俱是带头儿的首犯，旁的什么闲言碎语不要多讲，等来人把咱俩带走了，管保你们这帮小崽子们过它三年五载风平浪静的好日子。’


“也别说那帮小崽子们模样儿没多大出息—一个破烂堂门不过就是个赌麻将的‘富贵窑子’，可一个个儿横二霸三、顶不服份儿的呢！居然当场掏出几管喷子来。万爷探出根手指头，堵住一支喷口，说：‘你小子扣扣扳机试试！’那小子不信邪，扳机一扣就炸了膛。这一家伙闹得痛快—咱俩，嘿嘿！不想进去也不行了—”


“不对！完全不对！”没等他吹完牛皮，我翻开书封底—上头明明白白印着一行“一九七七年七月台初版”字样—这是如山铁证，唬谁也唬不了的，“七七年出版的书，怎么可能写出八二年和八四年间发生的事呢？”


“怎么不可能啊？什么叫不可能啊？”老大哥又一挺身躯，连脖子仿佛也抻长了，“老子欢喜蹲苦窑就去蹲苦窑，不欢喜了就出来不蹲了，有啥不可能的？”老大哥单挑起一只右眉，冲我喝道，今儿几月几？你说！”


“七月十三。”


老大哥又掐指算了一通，道：“那么是壬申年、丁未月、庚寅日。要是我说，到了丙子年、辛丑月、戊午日，那帮子骑着摩托车吓唬你的小混混就要散伙，你看可能不可能啊？”


我学着他屈伸手指头的样子，勉强算出“丙子”是大约四年以后，便再也算不下去了，遂嗤道：“一九九六年的事，谁知道？”


“不是九六、是九七。阳历一月十六号，到了那—天，竹联帮孝堂那帮子小王八蛋就玩儿完了！我说这话，你信不信啊？弟弟！”


“照你给我惹的麻烦看起来，”我兜转身，自顾往一排一排可谓森然壁立的录放影机和电视墙间胡乱踅逛，一面懊声恼气地说道，“我还等不到九七年呢—出了你这破烂工厂我就玩儿完了。”


“不会的不会的不至于嘛！”老大哥紧紧趋步跟过来，道，“你要是还为着那年捱枪子儿的事怄气，自管打老大哥几巴掌、踹老大哥几脚丫。要说当年么—那些日子老大哥也不好过，再硬的脑袋瓜子也抗不住那么些灯架子一回又一回地砸呀！你说是罢？”


这老小子不提，我还险些儿忘了。可不？打从捱了那一枪之后，除了在营服役期间，多年来我从不敢轻易脱下徐老三给的那件“壳子”，无论严寒酷暑，一径贴身穿靠，不知情的人总以为我老挺着个鼓凸凸的小肚子。有一次接受电视节目访问，一位知名的女主持人居然盯着我的肚子说：“听说作家都喜欢喝两杯，您一定也不例外罢？”


然而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我听出个破绽来，忙不迭地回嘴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捱枪子儿了？”


老大哥似乎也猛地察觉失言，伸出鸡爪般的五指待要捂嘴，反而露了痕迹，只得期期艾艾地挥舞着臂膀，夸张着不耐烦的神情，道：“这、这—！不早告诉你了吗？这儿不是个说话的地方。”


“你有能说话的地方，咱们这就去！”


“嘿嘿！”老大哥蓦地一拍巴掌，随即冲我的鼻尖一指，乐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这时，荧幕上的一百五十个李小龙腾身跃起、冲向一阵鞭炮也似的枪声，却不曾落地；他凝结在半空之中的最高点上，胸口迅速渗出一枚血红殷殷的“终”字。

45　残稿


于李小龙误服Equagesic（一种复方阿司匹林和美丙胺酸混合药片，有抗抑郁功能）而暴毙之后十九年，我不期然对《精武门》全剧的最后一个镜头有了和少年时代初看时大不相同的观感。


李小龙腾身跃起、冲向镜头，四周响起一阵鞭炮也似的枪声，电影在他未曾坠下的那一格底片上结束，故事里一代大侠霍元甲最钟爱且武技最高明的弟子“陈真”—一个虚构出来的英雄—想必是死了。然而在另一部随片拍摄的八厘米纪录片上，李小龙当然没有被乱枪打死，也没有凝结在半空之中；百分之百吻合牛顿的物理定律，他落下来（而以观众之想像，他一定会奋力踢出的最后一腿根本未曾踢出），掉在片场工作人员预先铺好的假石砖地上。李小龙用大拇指抹去鼻尖的汗水，略事小憩，准备拍摄下一个镜头。


所谓下一个镜头，反而是出现在剪辑完成、公开放映的影片中稍早的一段画面，也就是英雄“陈真”在大厅上筋肉虬结地贾勇怒喝，加上一小段助跑、跨越一截尺把高的门槛、向庭院飞奔的镜头。


这样倒着时序拍摄是不是为了镜位安排作业的顺利使然，则我不得而知。不过，在那段八厘米的纪录片里，我们看见李小龙捧着个保温杯在喝水，摄影组的人七手八脚扛着一干器材自敞开的大门外穿越庭院、移入厅堂，先拍摄了众枪齐发、枪口冒出白烟的镜头（这个镜头在公映的版本里又被剪掉了），再掉转一百八十度、准备拍摄李小龙怒喝奔出的片段。这时，李小龙原声的旁白以一种带有浓重广东腔的英语道出：“My movement is the result of your movement.My technique is the result of your technique.Total fighting freedom is what my style all about.It’s actually no style.”


再度想起这部关于李小龙的纪录片时我已置身于一列南下的火车上，车厢中零零落落坐着五个人—除了我和老大哥之外，还有他那三个看来不情不愿、睡眼惺忪的徒弟—此时不论你称他们“技师”甚至“厂长”，他们都不会搭理你的。大致说来，我们坐成一个梅花阵的形式。我居中，老大哥在右后方三排之外的窗门，那三个则分别占住另外三个方位的窗口，我前面的两人还把椅背翻移到对向而坐，以便能观察我后方的动静。这就十分尴尬了，因为我们三个人的视线总会在刻意回避之时不期而遇。四目既不免交接，我便更能感受到对方在老大哥颐指气使的差遣之下“护送”我这一程是多么地无聊、无奈，又多么地敢怒而不敢言。于是我只好低下头，抽出高阳那叠手稿来读。


我没有特别注意所搭乘的火车是哪一种型号，只知道它大站小站无站不停，且不时会碰上必须暂停让轨的会车状况。应该是行经竹南附近的某地，我们这列车居然在旷野中停了半个小时之久。我从而读完了厚甸甸的一份手稿，只觉浑身上下的每一个骨节都像是当年在青年公园里被孙小六整治了一番之后那样，忽然间崩松脱落、又在转瞬间接合了回去，还发出“叱叱喀喀”的声响。


我在这一刻重新想起《精武门》和那部暴露拍摄作业实况的纪录片来—可不只是因为骨节叱喀作响、浑似李小龙的缘故，更准确而深沉的原因是：我开始面对一个写作上的问题—该如何将脑海中只有一个画面的《城邦暴力团》写出来？写成之后的《城邦暴力团》要像《精武门》那样的一部电影，还是像侧写李小龙的一部纪录片？我之所以如此困扰，乃是因为我所想像的、虚构的情节有如一部剪辑完竣、顺时展开的《精武门》，但是故事平庸、张力荏弱、内在情感既单薄又刻板。然而在另一方面，我所面对的真实材料却奇险诡异、荒怪迷离，充满了超越经验和常识范畴的生动细节；偏偏这些真实的材料又非依循时序的推移而为我所得—许多较早发生的事件是截至我细读高阳的手稿之际才显迹露相的，当这些材料正补充着我行将遗忘的一些生命记忆之时，我就活像是一个误把八厘米纪录片的画面植接到剧情片里去的导演，让胸口已经冒出一枚血红的“终”字的“陈真”落下地面，以大拇指抹去鼻尖的汗水，走入大厅，准备面对门墙外正喷出硝烟的枪阵，怒喝一声……


恐怕也正是在竹南附近那个旷野之中不进不退无前无后近乎永恒的等待期间，我决定将高阳的手稿抄入《城邦暴力团》的情节里面。也正由于这份手稿的篇幅庞大、内容芜杂，抄也不胜抄，只好拣择筛滤，裁去其中大抒思乡之情、忧国之感以及痛诋学、官两界衮衮诸公贪鄙庸懦的章节。如此剪摭，居然亦能成章，可见高阳行文，常隐端绪于枝蔓，令读者初读如隔雾看花，再读则拨云见日，三复斯旨，则赫然发现：那些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议论甚至个人感慨，其实却是把来调剂情节，制造“穿插藏闪”趣味的佐料。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精简删削，载抄载惜了。以下便是高阳之文，原亦无题，姑名之曰“残稿”—


高阳残稿


记不得是多少年以前了，阅书读报之余，偶有所悟，而时过境迁，往往茫然；有时写稿，更觉某一事曾持一看法而有当于心，此看法如何？则每每不复省忆，辄大憾，遂作“随手”，欲矫其失，然又不耐小品之薤露易，作了六篇，便罢手了。


“随手”算是一体，清朝军机章京的术语，办某事毕，随手录其缘由，动笔则免思，多记以备忘也。


某夜与周弃公、沈云公、徐高公、张佛公小酌，听周弃公说“县太爷的笑话”，其中有“钱收发”一则，大意是说：民国二十年前后，有赵某经发表为苏北某县县长，接获委令，赵某之父便与新官儿子扃户密商，该如何在任上搞钱。当时县长兼理司法，县府收发处收受状子，是个极有膏水的关口，老太爷坚持自充其职，却碍于儿子是太爷，却怎好委屈老子干收发呢？遂想出个改姓的主意，让老太爷冒姓钱，赁居邸外，彼此皆不认父子的关系。老太爷得以自营金屋，又添了外快，自然不安于室，甚至包了名土娼。久之老太太闻讯，即命儿子撤了老子的差。可是撤了差，岂不也断了油水的路？老太太只好妥协，但是坚持让老太爷下班之后即回邸舍上房。老太爷无奈，只得日日等县府职员走光，看清了四下无人，才一溜溜到后进，躲在老太太房里。不意终有一日失风，叫一名新来当差的卫士误作贼人追击，最后却在老太太的床上逮住。第二天的茶坊酒肆里便哄传开了：县长老太太偌大年纪还偷汉子—偷的是钱收发。


笑谈也就罢了。席散之后，徐高公与我同车，径谓：“弃子的故事不是笑话，而确有其事。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王叔老麾下做幕，有个叫田仲武的贴身扈从？此人便是拿住那‘钱收发’的卫士。那一回捅了个大娄子，差使也砸了，人倒是改了运，溯江而上，去了南昌，际遇果尔大大不同。此人现在台北，开一爿饺子庄，生意做得极好，得闲一同去尝尝。”


原本是一席闲话，徐高公并未深谈—那田仲武西去南昌如何改了运？又有了怎样不同的际遇？待我访着田仲武，大啖其山东风味的手擀皮韭菜猪肉水饺之时，徐高公已经物故了。


于此不得不补说我在王叔铭将军任总长期间与田仲武初识的一段旧事与见闻。


一九五七年，我适在冈山空军官校任上尉文书官，承老友魏子云介绍，北上到参谋本部总长办公室服务，因而结识了田仲武。此人原籍山东莱阳，北人南相，是个五短身材。某日我同他打趣：“你老兄身量如此，怎么保总长的驾啊？”田仲武笑答：“不敢学晏平仲的车夫，只好低身处世—既然是出生入死的活计，无乃生得命‘短’。”其应对之速捷、语锋之智巧，浑不似一武夫。我既奇其言，遂与之交，才知道他是一位李资政荐了来的。而仲武身怀绝技，有飞黄贲石之勇，虽然矮小些，倒的确是深藏不露的。我与田仲武所隶不同、职司亦异，但是时相过从，却也过了年余，才知他真有功夫—能以一掌心吸啜空酒瓶，瓶底复粘另一瓶口，如此连连，可至七八之数。惜仲武矮小，非登桌蹈高不能售此技。我也只在他醉后见识过一回。


徐高公归道山后未几，我从饕友唐鲁孙处得知田仲武在竹林市开了爿“田翁饺子庄”，即驱车往访，果然重逢故人。“旧翁”的饺子好在馅食结棍而绵软，更好在面皮匀润而坚实；内藏不腻、外披不滑，决非寻常名店的凡品可比。我大嚼数十个，始悟其佳处必与田仲武的拳脚功夫有关，乃殷殷探问个中缘故。渠徐徐告我：“的确是掌中火候使然。”


原来他老兄在那赵知县衙中闯了祸，混不下去了，闻听人说“南昌行营”方面有招募什么青年团的部曲，便乘小轮溯江，投了军，未料到了“行营”派差，干的仍然是卫士。


一日，忽然来了命令，要找个练家子替贺衷寒办件事。田仲武亟思有所表现，当下应卯去了。孰料贺某的公事竟是揍人—那人给囚在一间办公室里，吃他打了一顿，居然不愠不恼、不抵不拒，反而指点了他一套举法。日后那人不知如何竟成了贺某的股肱，留在“行营”听用，于是也和田仲武交上了朋友。时日稍久，非徒讲谈些古往今来的掌故，开益其心智，还点拨了他一套心法，助增其武功。那人正是日后又把田仲武荐给王叔铭的李绶武。我知田仲武敦实谨慎，非妄言者，从而对李绶武产生了好奇的兴趣。


据田仲武形容，这李绶武似非甘心情愿为“力行社”所用，可以从一桩小事上看出。


是时约在一九三二年，李绶武在“南昌行营”居停，形同软禁。大多数的时间里，他是足不出户的，只在计划科翻读文书。每隔二三日，贺衷寒便前去叩门，二人随即密谈数刻。由于例行的端茶送饭，以及偶尔要陪同李绶武到附近街市游走闲逛，甚至找浴池洗澡之类的琐事，都由田仲武打理，两人交接渐密，仲武也渐渐看出了李氏的郁郁。


某日，贺衷寒又来密商了一两个小时，仲武正待为二人换茶，贺衷寒刚要出门，回头抛下两句话：“‘大元帅’自有‘大元帅’的盘算，我是保不住他俩了。”贺离去后，李绶武叫仲武进门，愁眉苦思了半晌，才对仲武道：“可否请老弟给张罗几样物事？”


李绶武要的东西是几支大大小小、形制不一的毛笔，一卷宣纸和各色染料。在仲武看来，这几样东西颇为寻常，更不虞触犯“行营”安全规定，随即给备办了。而李绶武果真就伏案挥毫，不眠不休地作起画来。其间约莫有两昼夜的工夫。


仲武毕竟是庄稼人出身，既不通文案、更不识丹青，只知道画中有两个对坐饮啖的古人和大片的林木树石之类。画成之后，也不知李绶武作何处置，仲武也未甚留心。又过了一天，贺衷寒忽然神色仓皇地跑来—似乎是情急之下、不及遣退仲武，径自冲口而出，对李绶武道：戴笠有谍报来，说‘大元帅’险些遇刺！据传是冯玉祥所主使。”


李绶武却气定神闲地答道：“这事，应该已经化险为夷了罢？”


“你日日足不出户，怎能得知？”


“那一日我初入贵‘行营’，那位居先生不是说‘戴公来电报交代我和那叫花子上南京出一趟差’么？试问：是什么样的差得劳驾两位练家子慌急登程，竟然把在下就那么撇下了？再者，戴先生是何等精明的人物？设若此事未曾平息周至，又怎么会放出个‘大元帅’险些遇刺的谍报来呢？”


贺衷寒闻言似是宽了心，也才瞥见仲武立在一旁，正作势要将他挥出，李绶武却接着说道：


“贺公当真要担心的，反而是居先生和那邢福双呢！”


“噢？此话怎讲？”


“那日居先生还说：‘这差事干下来，我也许能跑一趟山东泰安。’又说：‘各位还记不记得我说那叫花子身上有一部机关，其价值不亚于十万雄师？’敢问贺公：待居先生得了那‘不亚于十万雄师’的宝贝机关，他在戴先生乃至‘大元帅’跟前，又该是如何地风光神气？”


贺衷寒这时沉吟了，来回在室中踱了一阵方步，不发一言。


倒是李绶武开了腔：“贺先生要是信得过我，我倒愿意走一趟，把那叫花子的机关破了，也免得江湖秘技竟为妄人滥用误用，终不免搞得生灵涂炭，这—恐怕也是贺先生在《一得集》里所强调过的‘革命战争的目的在乎非战’这般信念罢？”


一听李绶武搬出自己的著述文章，贺衷寒又宽心得意了几分，忙问：“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如何同他们江湖高手周旋？难道不需要我加派丁壮武卫，陪你一道前去么？”


“人一多，岂不先让戴先生那边加意留心了？”


仲武大约便是在此际叫贺衷寒给挥遣出门的，底下的话便不得与闻了。只知两日过后，李绶武准备起程北上公干，贺衷寒吩咐仲武给整治行囊。仲武替李绶武打点了两箱一笼的衣物，李绶武只着他要了两个纸封—一个里头装入那张画，一个里头放了叠似是早已预备下的照片。李绶武更在车站月台上嘱告仲武：“你千里间关、离乡背井，治生想必不易。这些个衣物权且将去，或典或卖，悉听尊便；换得了钱钞，买些书来读读，人说‘开卷有益’，总是不错的。”说完这些，李绶武忽地一抬头，指着月台上方木梁喊道：“燕子。”仲武不疑有他，顺势望去，果然看见那高高的梁上有一燕巢，一排探出五只乳燕，白眉鸟首，角喙翕张，正等待着母燕觅食归来哺饲。就在这分神的片刻之间，不知李绶武使了个什么手法，朝仲武的丹田处轻轻一拂，匆促间，仲武只道近小腹方圆三寸之处豁然涌起一阵夹暖夹寒的气流，腔肠之间有如冒出来个橙子一般大小的圆球，飞速疾转起来。


“老弟若是感觉内急，就赶忙如厕去，咱们就此别过，你也不必送我上车了。”李绶武笑着挥了挥手，仲武果然腹痛如绞，再也禁忍不住，提起箱笼、奔入站旁公厕，拉了个昏天黑地，可是从此居然一身轻捷，浑似脱去了五七十斤赘肉的一般。


也是经此一别之后，仲武的内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我素不喜于武学上揣摩钻研，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除了见识仲武吸酒瓶奇技之外，还看过他揉面团，倒颇值随手一记。


旁人揉面，看起来极其耗力费事，即便是隆冬严寒，也常揉得大汗淋漓，涣流浃背。独仲武揉面，如公瑾抚琴，其闲适潇洒，绝不类厨作。但见他将几斤面粉倾于砧上，隆起如山，探手掘一穴容水，状似湖。复掬粉数捧披盖，当即持一白纱布轻覆其上，并以两掌隔空数寸作摩挲状，却无一寸肌肤触及面粉。如此约三五分钟，纱布底下的粉层时起时伏，初如樱雨、犹沾黏成花瓣大小的薄片而倏飘倏落，纱布亦随之而乍揭乍掩。稍顷，各薄片附益渐多，方圆渐阔，直如铜板一般了，仲武的动作愈趋和缓，不过几交睫间，原本若鳞甲接缝的线条便消失了，峰角嶙峋的面粉堆也变成了一座浑圆平滑的面丘。回眼再看仲武，非仅面不红、气不喘，且滴汗不下，粒粉不沾。我笑谓：“观阁下揉面，如看美女梳头，才深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之境。”仲武的内力深湛如此，而甘于市隐作庖，倒叫高阳不得不翘起大拇指，称道一句“好汉子”了。可惜我与仲武再见了几次面之后，忽有一日，馋虫祟动，直挂念着他的饺子，遂携Old Parr威士忌一瓶径访，要讨他几个解馋，不意仲武扃门闭户，竟已乔迁往中部发展去矣。


他这么不告而别，我的损失可不只是口腹之欲难填，更兼愁闷之惑不解。到底那“南昌行营”之于李绶武，又有些什么样的纠瓜结葛呢？这，就要从另一些枝节上说起了。


文前曾提及周弃公，这些枝节也同弃公有关。周弃子先生学藩，自署未埋庵，晚年别署药庐，我曾在《弃子先生诗话之什》一文中引弃公论溥儒的题画诗。弃公云：“溥王孙的题画诗，首首辋川，无非假唐诗而已。有一回跟他闲谈，我老实跟他说了；他也承认，他说他也有真的东西，不过不便示人，接下来念了两句给我听：‘百死犹余忠孝在/夜深说与鬼神听’。”


那篇文章谈的是弃公诗论，未便骈议其他。实则弃公对中国绘画的鉴赏力亦是极精到的，曾持一论云：“近世丹青，颇多充赝。绘者摹山仿水、皴石点云，常见衣袍登靴、拄杖过桥之辈，傲眺巉岩，如寻隐未遇模样；乃于险峰幽涧处，敷衍茅庐数间、角串一架，泥垆坐酒、残落枰，作世外高闲状。试问寻者何人欤？隐者何人欤？弈者又何人欤？此等假画，合该与假唐诗凑趣，一言以蔽之曰：俗不可医’。浑不如惊鸦写孤竹，笔笔疏硬见骨，的是真性情。”


弃公在这里所提到的“惊鸦”即是方练，字凤梧，号甘醴居士，又号惊鸦先生，著有《惊鸦留鸿录》四卷，自述其生平、师友、见闻、艺论。由于周弃公的称道提醒，我对此老的著作又加意浏览了几回，如读包世臣《艺舟双楫》，涵泳深邃，蕴藉风流，果然极有味，也因之而对方练的门生万砚方所写的《神医妙画方凤梧》连带产生了兴趣。


某日，应王新公之召赴府试菜，在座的还有张佛公、楚戈、丁望及一位我素昧平生的魏先生。当日所试的菜叫“套四宝”，据说出自开封“宋都菜馆”名厨家传私授的食单。酒过三巡，“套四宝”端上来了，盛在一只景德镇的青花细瓷汤盆里，开盖儿一看，是只头尾俱完、热气蒸腾的全鸭，肉质酥软松滑，肥而不腻。吃完鸭肉之后，又露出一只清香熟烂的全鸡来。鸡肉吃罢，内中还有一鸽，而全鸽的肚产里竟然还藏着一只体态完好、腹中塞满海参、香菇、竹笋的鹌鹑。


据案大嚼之余，自然众口称赏。王新公谓：“食单和手艺都不是舍间厨作所能望及项背，而是这位魏老弟亲自打理的—来来来，慧叔，你给说说这‘套四宝’的佳处。”


原来这魏先生就是知名的老饕魏谊正，行三，人称魏三爷的便是。据说此人曾一度参赞中枢、周旋机要，惜与“今上”在抗日战争的方略上屡起龃龉，而渐遭摒抑，虽则保住了个“国大代表”的头衔，过的却是纵情酒食声色的日子。每尝语人曰：“魏三在‘国大’的价值，便是不投‘老头子’当领导人的那一票。”其自号“百里闻香”，更是狂猖得可以。说起“套四宝”来，果然自出机杼、别有妙趣。


“宋都这道菜，是我拿另一道菜换来的，这就先不说了。”魏三爷自始至终未动筷子，说起菜式典故来，却滔滔不绝了，“‘套四宝’的讲究，是在把四只层层包裹的全禽密匝匝套在一起，集鸭之浓、鸡之香、鸽之鲜、鹌鹑之野四味于一釜，难就难在如何去其骨而全其肉，这叫‘拆架’。等闲的厨子不会拆，一拆就把皮肉给破坏了。拆下来的架子得另起一锅烹煮，熬得骨烂髓融，便成汤底。我练这‘拆架’手艺，足足耗去八年辰光；手艺成就，抗战也打完了。


“这还只是个匠作熟巧的功夫，‘套四宝’的佳处却不在这一面上。各位试想，活生生的四味全禽，要之以鸭最蠢拙、鸡稍轻健、鸽更不驯，而以鹌鹑最为佻达活泼，却给囚在最里层。发明这道菜的厨子想必有一肚皮冰炭难容的感慨，恨世间野性尽为蠢物缚束牢笼，才想出这么一番折腾来—其中最见深刻的，正在‘拆架’的意思上。君不见，如何教人收伏野性、甘为蠢物囚裹呢？很简单，‘无骨’可矣！没了骨头，尽管委曲求全，毕竟只能盘中作肴而已了。”


一气说到这里，阖座拊掌笑叹，咸谓“套四宝”似乎不只可口，还真有能令人会心之处。倒是那魏三爷话锋一转，接道：“不过，我有位老友别立一解，他说：‘你怎么不说，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呢？’照我这位老友的说解，举凡衮衮禄禄、高踞庙堂的诸公，蠢斯蠢矣、拙斯拙矣，倒还真要有几摺肚围才行。”


诸客又是一阵谑笑，我由是也对魏三爷颇生出几分敬悦之意，遂道：“聆君一席话，胜读三日书，可是我仍有三事不明，非请教不可。敢问三爷究竟是用哪一道菜换来的这食单手艺？此其一。三爷自始至终不尝一口‘套四宝’，却是为何？此其二。听三爷说起那位老友，想必也是位足智深思之士，但不知是什么人，可否请三爷见告？此其三。”


“久闻高阳每事必问，果不其然！”魏三爷十分坦荡，当下答了。原来交易的食谱非常简单，是一道“素烧黄雀”。魏三爷向宋都的大厨建议：鹌鹑腹中的海参、香菇、竹笋固然各具滋味，然而一旦吃到第四层，其中居然是满腹散菜，未免少一分艳目之色。何不将素烧黄雀裹入核心，待食客拨寻肌理，又复得一惊喜，这就把“套四宝”变成“套五宝”了。至若今夜何以是四宝而非五宝，魏三爷正色肃容答道：“既已与人，何当复以为己？这‘套五宝’是宋都的独门菜式，我便不能侵夺了。”


关于自制的拿手菜却始终未曾举箸的一节，魏三爷却转脸向王新公道：“新衡先生是知情的—”


话语似断未断、待续未续，王新公却抢道：“高阳的第二问和第三问，答案都在玄关脚凳边的那个纸袋里，待歇儿散了局，你带回去品尝玩味罢。”


纸袋显然是早就准备下的，里头是一瓶陈酿和两本闲书，乃是《神医妙画方凤梧》和《食德与画品》—后者正出自魏三爷之手。彼时我僦居仁爱路圆环一斗室，与王新公府仅一箭之遥，散席信步而回，美酒佐书，不觉竟夜。至天明终卷，才明白王新公以试菜为名，实则是为我和魏三爷作一引见，或许夜来这饭局根本出自魏三爷所授意，其目的则清清楚楚写在《食德与画品》的扉页上：“高阳兄揭谛探真”。


揭谛探真是个双关语，一则俱载于《食德与画品》之中，指的是魏三爷自行绘图鸠工打造的一双银箸—一支名“揭谛”、另一支名“探真”—老饕自铸称手的筷子，自然有其品细尝鲜的用意，姑且不论，至于那七字题辞的另一个意思，应该就是以此二书所载之内容，供我究其情实、发其隐匿。揆诸平日，多有为我具文述事的读者，或抒志陈情、或献曝揭秘，不外是供我参考，冀能辗转写入小说之中，往往披沙拣金，偶亦见宝。魏三爷这两本书，的确是有补充近世政海秘辛的价值的。


先说我在席间所提的两问：那位慨然道出“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的人物，正是《神医妙画方凤梧》的作者万砚方。当年魏三爷浪迹海内，到处寻访名厨大庖，求授菜谱食方，可以说散尽家赀。但是也因之而学会了不少独门秘术。尤其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许多在道途间流离失所的厨师不惜以传承数十百年的技艺交易一顿饱餐，《食德与画品》便详尽地载录了作者“游学”的经历、见闻和实操实作的七十二则掌故，其描摹刻画，微入毫发，真可说是一流的小说了。


当然，求学问道之余，如何维生也是一个问题。在魏三爷而言，这倒不难。书中坦述：一旦盘川告罄、囊橐萧然，他便仗着在政府名公、巨卿之间震烁已久的声名，去至某要员某府某邸，露一手烹饪的功夫。须知政客最怕人议论他不学无术、最喜人谛听他逞学售术、又最擅长挟资借势以窥学求术，是以政客皆好宴集—每于馔餍饮足、酒醉饭饱之余，搜闻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谈丛，便觉腹笥满盈的不只是鸡鸭鱼肉而已。借由这一层权贵阶级的心理，魏三爷便凭着一身从市井庖俎间访得的本领，折冲于鸣钟食鼎之家，可谓悠游自在得很。他与万砚方订交，亦缘于此；而初识所售之术，即是“套四宝”，当在一九五一年前后，是时“国府”已播迁来台，地点当须在台北。倒是万砚方一句“你怎么不说：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呢？”的自嘲反诘之辞，颇让魏三爷刮目相看，深知此公非俗子，而愿意倾心结纳了。


多年之后，万砚方骤尔殒命，其事甚秘而可怪，魏三爷便再也不吃这道菜了，其书末慨乎言之：“馈而无所贶，犹寝而无所梦；伯牙碎琴、季札挂剑，皆伤离索者，天涯情味，其此之谓欤？”这段话隐了个姜白石《翠楼吟》“兴怀昔游，且伤今之离索”的题序之意，所谓“天涯情味”，不免让我想起《翠楼吟》结句：“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


这样的交情似乎只能向传奇小说中得之，而绝难在现实世界上求索。再见王新公时，不免提出来一叹。王新公诧道：“你同周弃子那么熟，没听他谈起魏三去万氏家庙打抽丰，不意却结识了一批牛鬼蛇神，订下生死之交的奇事么？”


“我同弃公大抵谈诗词、说故旧，鲜少述及时人时事—”


“”王新公喟道，“他和那李绶武也是相熟的。李绶武整理了一本《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其中引了不少武林史材料，弃子玩兴大发，还给那些武林史订了不少对仗工整的回目，什么‘黑松林七侠结盟誓/白泰官三飞屠蛟龙’、‘甘凤池摘瘤还咒誓/泥丸功导穴召英灵’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这还不算，他还用‘异史氏’的笔名，替老漕帮写了不少赞诗。像那首‘锦江常碧蒋山青/元戎下马问道情/揖张义胆缘旗祭/笑剖丹心载酒行/百万豪银何快意/八千壮勇岂零丁/孤灯坐看横塘晚/黯淡功名举目清’，用事妥洽、炼字沉雄，更可称杰作了。这等调皮得意之事，弃子竟没向你抖露？”


“噫—我竟不知。”


承蒙王新公见告，我才知道：周弃公论画之所以看重惊鸦，并非没有缘故。或许是因为他和万、李之结识而得以进窥方凤梧艺事之堂奥；或许是因为他欣赏方凤梧的画论画风而不吝以大诗家之身，同这批江湖人物论交。至于魏三爷到宁波西街老漕帮祖宗家门献菜，究竟是不是存心打抽丰，便不得而知了。总之—据王新公所言—魏三爷之所以能接近万砚方，乃是因为李绶武的缘故。这又是缘于李、魏二人搭同一条船来台湾，有那么一节“倚舷把晤”的情景。


据闻当时船行已近基隆，李绶武正凭栏读着一本书，却久久不曾翻页，身后忽尔有人说了话：“老弟倒真是字斟句酌啊，呼呼呼！”


李绶武一回头，见是和自己在青岛同桌复同船前来的大个子，只方才唱名发签证时始知其姓字，叫魏谊正；仓促间尚不知如何应答，却见魏谊正撮唇怪笑的一张脸也倏然凝冻起来—他是在睇见李绶武掌上所托的那本书中的文字之际愣住的。


“阁下手上这本书的主人曾经许过我一个‘天下之大，到处可以相逢’的后会，”魏谊正惨然道，“敢问阁下：这个叫欧阳秋的如今身在何处？书又如何到了阁下的手上？”


李绶武闻言似乎也大吃一惊，垂脸怔怔望着手中书本，思前想后片刻，复打量了魏谊正半晌，才道：“设若您是‘讲功坛’出身的弟子，却不该如此问话；设若您是冲着这本《无量寿功》而来的练家，大可以趁我方才失魂落魄之际出手相夺。想这普天之下，能认得这书、认得欧阳秋其人，而又能洒然如此的，恐怕只有魏三爷一个人了。”


“不敢，在下正是魏三。”魏谊正舞拶着手上的银筷子，漫不经心地往身后不远处正吵嚷着的几个军官一指，道，听他们唱名，阁下是李先生；咱们其实是五月二十号那天一同自青岛登船而来的—”正说着，魏谊正猛然发现到李绶武正缓缓地、悄悄地朝后移步，同时瞟目斜眉地似乎在示意他往船首方向走动。果然在走出十多丈远开外，李绶武才低声问道：


“恕我冒昧直言，三爷既然也是从欧阳昆仑手上得到的通行凭证，敢问三爷上船之后，是不是给单独拘在一间舱房之中，受了几回盘问，直到端阳佳节之夜，才又无缘无故给放了？”


“不错，那天兵士送来两个粢米饭团，冒充粽子，粗粝得很，简直难以下咽，我回头就给扔了。”


“他们盘问了些什么，可否请三爷见告？”


“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问一个身家来历、亲故乡里。再者便是如何混上舰来？从哪里攀得一张通行凭证？此后意欲何为？诸如此类，简直不胜其扰。怎么？李先生也给拘问了几日么？”


李绶武且不置可否，却益发压低了声，道：“依我看，自凡是跟着欧阳昆仑上船的都逃不过这一劫。且看那厢高谈阔论的四位，还有个瘸腿妇道和一个孩子，他们是老漕帮万砚方的家门亲眷，兴许没吃什么苦头，可是恐怕也一样给囚了些日子。至于三爷你方才调笑了半天的那位年少妇人—”


“此言差矣！此言差矣！”魏谊正忙不迭地摇手道，“是我看她孤身一人，面容愁苦，两眼含着老泪，才上前说几句笑话解颐。李先生说‘调笑’，未免诬枉魏三了。”


“她是欧阳昆仑的妻房，眼下身怀六甲，万里漂泊，又好些天没见着丈夫了，试问：单凭三爷几句说笑，如何使之解颐？”


魏谊正闻听此言，一时惊心，连手上的银筷子都几乎捏不稳了，急道：“她、她是—唉！我却不知道呢！昆仑行事竟如此诡谲，居然连我也不说。”一面说着、一面扭身就要往回走，可袖口早叫李绶武给掣住，但听李绶武蓦地迸出两句话来：


“你这么一咋呼喧嚷，莫要害了他们孤儿寡母呢！”


魏谊正不觉心头一懔，暗自思忖起来：若称那怀有身孕的妇道是欧阳昆仑的妻室，又说什么“孤儿寡母”，则欧阳昆仑想必已经身遭凶险—难道竟是这几天之间、发生在这条船上的事？念头还没转透彻，耳边又听李绶武嘱咐道：


“那厢万老爷子几个兄弟伙儿都在，他们究竟是敌是友，于今也着实难以分清辨明。若非三爷与欧阳秋有旧，坦白说，我也不敢贸然跟三爷说长道短。不过，欧阳昆仑应该是遭逢不测了。下手的人是谁，我不曾亲眼窥见，不敢妄言；也正因如此，你我更须小心应付，以免蹈入奸人机栝才是。”说到这里，手里的一本《无量寿功》竟递了过来，李绶武的一张麻子脸也越发地哀凄惨悄了：“没想到此书竟是这般物归原主的。”


不意魏谊正捧起这书，在掌心上掂了掂，像是忽然涌起了抵挡不住的什么感慨，倒先滚落两滴泪水，哽咽道：“我同欧阳家父子两代论交，虽各只一二面之缘，原本也称不上什么隆情厚谊，只此番承昆仑相邀，实指望到海角天涯游历些时日，品尝品尝南海之滨的脑鲎足、蟹子虾姑，孰料还碰上这般凶险蹊跷。”


“李某平日闲读杂书，颇知三爷当年慨然将祖传神功赠与欧阳秋的一段佳话，却不知三爷同欧阳昆仑也有往来？”


这一段李、魏二人“倚舷把晤”的故事才说到一半，王新公忽然面色凝重地摇起头来，边摇头边说道：“不对、不对。弃子不同你高阳讲必定有什么顾虑。他不同你讲，我也不同你讲。讲到不该讲的事情上，凶险蹊跷说不定就找上门来了。”


王新公的脾气饶是如此，任何人也莫奈之何。于我而言，当时的确如骨鲠在喉，颇有几分窒闷。不过，日久天长，却也淡忘了。直到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王新公谢世，不巧我人在香港，连最后一面都不曾见得。洎返后，又为了二月中要赴东瀛一游而赶写一批连载存稿，忙得不可开交。直到二月十五日清晨，临上飞机之前数刻，才偷闲至王新公灵前叩了三个头。辞出之际，未料却撞见了魏三爷。我看他虽然颀长高大、不减往昔，然而面容清癯、神情萧索，仿佛瘦了几许，便打趣道：“三爷竟然也有‘衣带渐宽’之一日呢。”


“吟乔树之微风，饮高秋之坠露，人焉不瘦哉？人焉不瘦哉？”魏三爷微哂着开了两句玩笑，即正色道，“高阳，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听说你又要出国。”


我草草应诺，私心窃忖：他那两句“吟乔树之微风/饮高秋之坠露”分明是骆宾王《在狱咏蝉》诗序里的用语，当下不免一怵：如果他的话并非玩笑，则其意岂非正是在告诉我：刚吃了一阵牢饭出来，能不瘦吗？”


“我知你事忙，”魏三爷一面说着，一面俯身替我拎起两只行李箱，快步朝马路边趋走，并道，“然而兹事体大，不能不叫你明白一个首尾—咱们路上谈。”


只见他健步如飞，走得十分轻捷，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个八旬老翁。在仁爱路的红砖道旁，他似乎是刻意稍事观察，一直守候到第四辆计程车经过，才招手拦住，径自吩咐司机：“到桃园机场，出境。”


上车坐定，我忍不住问他：“三爷怎知我要出国？”


魏三爷笑了，沉吟道：“月前报载新衡先生在荣总去世，我就想，不知道高阳会不会前来吊唁？遂请一位能通天人之术的牢友拿你的姓字给算了一算，他说你老弟人在天涯，未必赶得回。偏偏狱中有本过期的文学杂志，正在召募读者组团东游日本，拿你老弟当招牌，号曰‘随团作家’，订在今日起程。我那位牢友又给算了一算，说今天是正日子，你我当须一会。”


“三爷方才说兹事体大，究竟是什么事呢？”


“有这么一个朋友，想托人带那么一点儿东西—这是简单其说，我素知高阳老弟心细如发，必不以此说为惬心贵当，是以非面告详情不可。”


初听此言，我直觉以为：莫不是桩走私贩毒之类的勾当？登时应道：“带的若是寻常物事，何以非高阳不可？若非寻常物事，我岂能应命？”


“老弟别误会了—只不过是一本书，明治年间刊印的《肉笔浮世绘》，绝非不法犯禁之物。”魏三爷说得坦荡，眼神却不时留意着前座的司机。但见他顺手摇下车窗，让街头嘈杂零乱的车声、喇叭声略为掩护，才复附耳相告：“为什么请托于你，也不是没有缘故的。这就得往细处讲了—


“其一么，乃是因为你老弟读过几本书。我从你写的《金色昙花》、《粉墨春秋》和《清帮》这些个小说、丛谈里看得出来：你老弟显然对近百年来中国政局官场里的曲折隙积十分留心，谅必也参考过不少稗说野史；这些玩意儿非但不比官修正史为失真，反而填补了许多兰台大令所不能言、不敢言甚至不知其可以为言的材料。我说的这几本书是《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和《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怎么样？魏三说得可对乎？”


我惊心之余，自然无须否认，遂接了句双关之语：“三爷非但腹笥极宽，眼力更是绝细的。”


魏三爷闻言大笑数声，拍了拍肚子，突然敛容道：“那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之中提到过一个跳楼自杀的洪英、叫罗德强的？”


我正在脑海之中竭力搜检所阅记之书的内容、而仍未便骤置然否之际，三爷早已接道：“此人当年任职于日本驻华大使馆，表面上干的是警卫，骨子里其实是个给‘老头子’干‘凿底’勾当的谍报人员—”


“我想起来了！”我昂声要说下去，手背却猛可叫魏三爷给按住，当下微知其意，低声应道，“此人前去捣毁汪勋如开设的‘河洛汉方针灸医院’，还失落了使馆职员证一枚，之后逃捕未遂，跳了楼，以精神病患者厌世自杀结案。”


“他哪里是自杀？”魏三爷又凑近前来、附耳言道，“分明是另有隐情、暴露了行藏，叫办案的爷儿们给推下楼去灭口的。此事诚若追根刨柢，外间不难得知‘老头子’在驻日使馆埋下了‘桩子’，事态就尾大不掉了。”


“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关？”


“罗德强一案原本只是洪门光棍想要迫令汪家医交出《吕氏铜人簿》、退出医道江湖的一个绿林纠纷，不料歪打正着，几几乎败露了‘老头子’在日本方面伏桩设线的秘辛。这也就罢了，孰料此事过后五日，国民党‘九全大会’之中，选出来个哥老会首洪达展列名主席团第一后备副主席。此人机心极险，反而在‘老头子’面前参了一本，说他握有密报，可以坐实老漕帮‘老爷子’万砚方暗中破坏‘反攻’大业，而就是因为罗德强掌握了万砚方阻挠‘反攻’的证据，才惨遭灭口的。‘老头子’闻言震怒，饬令洪达展把所谓的密报原原本本呈上来。洪达展能罗织罗德强入案，自然不是没有准备。不待大会闭幕，便抖露出一个老漕帮密遣东京在地光棍，将月前准备投奔当局的‘周鸿庆’送进苏联大使馆的内幕来。”


“‘周鸿庆事件’我是知道的，当时的‘梁兄哥’凌波随李翰祥到台湾访问，翰祥特别来看我，说是将来要同我合作，写几出历史戏。他还说了两句怪话：‘周鸿庆这一路死死活活，拍他一部连台本戏三天三夜都演不完。’”


“翰祥是知情的，所以日后他在台湾也待不下去了。”魏三爷说到此处，忽一振襟，从袖口里甩出两本书，只一时还以巨掌遮掩、不使露相，并继续说道：“咱们言归正传：‘周鸿庆事件’究竟如何，魏三也不瞒你老弟—不错的—当年正是万老爷产使了个偷梁换柱兼上屋抽梯之计，让一个在东京开出租汽车的庵清光棍拦下了那化名‘周鸿庆’的莫人杰；这姓莫的从前曾经诈死赖债，身上背了一部血案—知情的除了我这贪吃鬼之外，恐怕就只有他本人和二三同谋而已—”


“三爷所言，不正是大作上提过的那道‘红煨清冻鸭’的周厨么？”“高阳果然是知味之士。”魏三爷微微一哂，接着说道，“正因为你读过这些本书，许多枝节细目，便不劳魏三多费唇舌了。总之，这也正是托你带那部《肉笔浮世绘》的头一个原因。至于其二么，还得回到那冒充周厨的莫人杰身上说去—此子当年以半部《莫家拳谱》为酬，和航运巨子项迪豪勾串，设计了一条李代桃僵的毒计，言明事成之后另以后半部拳谱奉赠。莫人杰确实未曾食言，可却利用项某人嗜武成痴的奇癖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要求项迪豪把旗下船公司在广东沿海所设的一个仓库交给他经营三个月。”


“一个小小的仓库？只经营三个月？”我大惑不解、脱口问道，“此子意欲何为？”


“莫人杰当时不过是个未经世事的膏粱子弟，哪里懂得这些机关、计谋？更不消说向人要一座仓库了。此举自然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才兜得转的。原来早在抗战期间，便有人看上了一宗收购旧港币的买卖。此人眼看项二房将事业重心转往上海经营航运，在东南各省港市上都有货栈仓房，又深知项迪豪性喜钻研武术，且深衔北京飘花门孙少华一掌之辱，于是给设下条一石数鸟之策：杀了个周鸿庆、救了个莫人杰、毁了个孙少华、诬了个万砚方。项迪豪得了拳谱，定策之人则掌握了三个月的时间，把早就在战时用‘周氏纸厂’名义买进的一吨多旧港币化整为零、以小舟运回香港，找上刚复业的汇丰，准备一口气全都兑成英镑，汇丰当然吃不消，只好缓计徐谋，请那‘周氏纸厂’的老板出任董事、兼理总裁职务。”


“然而这位‘周老板’既非‘周鸿庆’，恐怕也不是莫人杰。”我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却忍不住迸出一个猜测来，“当年执行收购港币的是陈光甫，日后花大钱交际公卿的也是陈光甫，难道—”


“还差一步，高阳老弟！还差一步。别忘了陈光甫是人家哥老会的洪英光棍。”


“那么、那么—”我迟疑了，十分自然地嗫嚅道，“居然还是那洪达展！”


魏三爷深深一颔首，道：“不错。可笑那项迪豪一心只想着《莫家拳谱》，未到手时寝不安席；既到手了，仍复食不知味，成天价闭门修习熬炼，实指望真能学成一副‘天下无敌水无边’的身手，好去北京亲自料理了飘花门的残徒余孽。他却始终不知道：自家海南仓库里竟然堆放着足可敌国的钱钞呢！


“至于莫人杰，即令解决了债务、分润了钱财，顶着个死厨子的姓名，依旧想过他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荒唐日子。可老家是待不下去了，便由洪达展安排，往香港落脚。洪达展足跨政商两界，兑旧港币更上层楼，可说是得意风光之极，在青岛、上海、南京各地都置着产业，香港自不例外。从另一方面设想，他也不希望莫人杰在内地招摇，因此买下了湾仔地区一座相当讲究的宅子，原名叫‘千岁馆’—”


“‘千岁馆’我知道的。那是抗战初期日本驻港情报机关在湾仔地区设立的一个俱乐部。”我亦点头应之，倒是不对外营业，日本人称之为‘会员制’。我在写《粉墨春秋》的时候注意过这条材料，可惜用不上。”


“其实‘千岁馆’就是个专门接待各地前往香港跟日本军部办交涉的大小汉奸的招待所。”魏三爷道，“洪达展买下来是有眼光的。试想：战后再要同日本人做起生意来，此地宁非佳处？可是他碍于身为中枢要员，坐拥一片日寇的物业，自不好明目张胆，遂委了莫人杰前去经营，直到一九四九年为止。


“可怜人算不如天算，洪达展做梦也不会料到：连他自己都是糊里糊涂跟着‘老头子’的部队播迁来台，又哪里顾得上莫人杰的出处呢？然而此子自年少之时便溷迹江湖，跟着洪达展耳濡目染个几年下来，当然也学了不少手段。加之以香港弹丸之地，龙蛇混杂、风尘嚣攘，反倒让莫人杰交际了不少人物。其中有一个人，姓连名贯，原先干过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副主任。此人精通摄影技术，冲晒放大，无不娴巧，尤善于以长焦距镜头偷拍人物，曾于抗战中期摄得五六十张出入‘千岁馆’的汉奸照片，算是替共产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一九四九年中，神州变色，国民党迁台，共产党人民政府成立，少不得论功行赏。这位连贯便成了大陆驻港办事处的主任，一日旧地重游，大约是向莫人杰吹嘘起曾经在‘千岁馆’从事秘密工作的往事，莫人杰也约莫是透过了连贯的这层交往关系，才又找着了‘那一边’的靠山。只不过海峡迢递、竹幕深垂，魏三对这其中的关节榫目，所知也仅止于此—倒是洪达展这一边，不得不另有一套说法和做法。这，就株连到日后的一宗大难了。”


魏三爷说到这里，我恍然若有所悟，而其情犹似隔靴搔痒，抓不着要害，只好凭着直觉一猜：“外间虽然不知道是洪达展一手安排那莫人杰‘借尸还魂’，可香港在地的人物却总该听说过他盘下‘千岁馆’，乃至于交给一个叫‘周鸿庆’之名的人经营的事罢？”


“这正是症结所在！”魏三爷撮起口唇，呼呼”怪笑了几声，才道，当年国共作殊死战，‘老头子’坐失大片江山，退居蕞尔之岛，仇‘匪’恨‘匪’之念，须臾未曾释怀，自然无时无刻不透过各方特务人员潜赴各地打探敌我虚实，俾能早日反攻。试想：近在咫尺、位居要津的洪达展在香港方面有那么一层不尴不尬的老关系，居然还攀上了共产党在八路军时代的特务头子，他该如何向‘老头子’交代？”


“我看他没法子交代。”我不觉冷笑了两声—设身处地以洪达展的立场琢磨，其情倒颇似周弃公口中那有苦难言的“钱收发”，因为一旦和盘托出，说不定还会扯出当年如何教唆莫人杰觅佣代死的旧案来。


“这就是你们写小说的斗不过玩儿政治的了！”魏三爷似乎早知我会有此一答，当下如此应道；可是一转瞬间，又“呼呼”笑了两声，摇晃着脑袋，叹了口气，“唉！也别说你，当年就连我们‘老爷子’、外加一个我，乃至身在极峰的‘老头子’都未曾料到，洪达展给咱们变了个偌大的帽子戏法儿。要说有能看出了那戏法儿的，恐怕只有一个李绶武。可谁叫他外号人称‘哑巢父’—明明窥出了底蕴，却始终不肯揭穿。”魏三爷接着试探地问了一句，“高阳老弟，你还记得当年有那么一个‘反共自觉运动’否？”


我略略迟疑片刻，点了点头，道：“怎么不记得？”


那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三月间的事。早在一九五九年中，我已经服务军职满十周年、离开了王叔铭总长的幕僚，且经林适存先生（笔名南郭）之引荐，由中华日报郑品聪社长聘为特约主笔，负责撰写些社论、专栏之类的稿子，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一个运动自然不陌生。


这个运动表面上是“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中将发起的，目的是在鼓励那些曾经一时“为共党引诱、胁迫、欺骗，而不得不与匪交往、接触、周旋的人士”自动出面向警总表白。举凡涉有违反《惩治叛乱条例》第二至七条、《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及十三条者，以及曾有附“匪”情事而未办理自首、登记，或自首、登记得不彻底、不诚实者，皆可以在三月一日到四月三十日间向警总办理自觉。此外，这个运动还有另一项内容，那就是“凡确信某人在台有‘匪谍’嫌疑，虽因缺乏有力证据、却有向政府报告之必要、以免涉及‘知匪不报’之罪者，亦得在此期间向有关单位举发。”这个运动还将“反共自觉表白之事实”的时空范围推溯、拓展至“共党武装叛乱以前”、“发生地区非仅台湾，大陆、国外亦包括在内”。


从表面上看，“自白免责”之举是当年“安定后方、巩固复兴基地”的措施，也是受屈遭谤者洗刷嫌疑、还我清白的机会。可是既要人自觉表白，何以又加上一段鼓励检举的内容？当是时，我看出其中有这么一个逻辑上的牾，遂写了一篇社论，题曰：《既云纵之，何复枉之？—关于反共自觉运动目标与作法的商榷》。文章给上头压了下来，郑社长很委婉地向我解释：关于这个题目，已另有轮值主笔撰就一文，我这一篇，他只好“留中不发”了。然而在面谈结束之际，他语重心长地向我面授机宜，道：“高阳兄，日后再碰上这种看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政令，你就该明白，它是两股势力调不匀、斗不拢的结果。以‘今上’的驭下之术，就是‘存而不论、以待来兹’而已。”


这话说得含蓄，却极为清楚：“反共自觉运动”有表里两面，无论其初衷来意是疏其网、宽其刑，抑或是密其网、严其刑，都有另一方面相颉颃的势力阻挠之、制衡之。到头来决定这个运动之功过成败的，已非理性检验之真伪是非，而是斗争角逐之强弱消长了。


魏三爷提到这一点，印证了我当初的怀疑；然而他指出了更诡谲的内幕，却是我始料所未及的。原来此事与我曾两度自田仲武和王新公口中接闻的一个人有关：李绶武。


早在这个“反共自觉运动”之前，政府曾经办理过几次名目不尽相同、而实质十分类似的活动。如：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由“国防部”总政治部公布过两次“自首办法”，前一次所针对者为“匪谍”，后一次益示其宽而发明了一个词儿，叫“附匪分子”，且两次活动也都连带地公布了“检举奖励办法”。


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又宣布：有为期两个月的时间，可容“前往大陆被迫附匪分子”来一次“总登记”。负责承办该一“总登记”活动的便是当时任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王超凡。王超凡原以为这第三回合的网罗周至、收获丰硕，想必可立上一功，殊不料在呈送所有档案之际，却遗失了《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一份。此事秘而不宣，知情者惟恐株连及己，殆获不测之罪，只好一方面在公文作业上延宕呈报时日，以“港澳地区工作另行汇整”为由掩饰，另一方面则对港澳方面涉嫌“附匪人士”重新展开积极查访—甚至罗织—活动。


是时外间关注其事者，多以为港澳一带为国共两造情报人员交锋前线，敌我溷迹杂厕，诚清查之不易，以致迁延未果。独王超凡深知：必有意图匿隐该次“总登记”之结果者近在咫尺、格肘腋。


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保安司令部连同台北卫戍总部、台湾防卫总部和民防司令部一并撤销，一干任务全由新成立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接管，隶属“国防部”；王超凡仍然做他的政治部主任。此时，那份重新调查制作的“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已经登录完竣，正准备呈报总司令黄镇球上将。不料有那么一天，王超凡赫然在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遗失整整三年之久的第一份清册。


这一下麻烦来了：他究竟该呈报哪一份？设若以失而复得的一份为可信，则谁能担保在过往三年之间，此册未经人增删变造？设若以重制的一份为可信，则万一那遗失的一份之中隐伏着什么重大而真确的匪谍情报，岂不怙恶诬良，反而蹈陷机栝？


如此再三寻绎，似乎只有一途、且绝不可假手于他者：他得亲自比对这两份清册之间的差异如何，才能进一步判断，孰为可信、孰为可疑？


显然，新册比老册多出不少名单以及据之而衍生的调查报告—其原因可想而知的：那些怀忧存疑、戒慎恐惧的谍报人员直接从王超凡处接获“重新彻查”的密令，岂敢不戮力效命、务期“宁可错杀一百、不可疏漏一人”而后已？是以在这一方面，王超凡也将就着“宁可信其有”了。


然而在另一方面，以旧册产生的方式言之，由于涵盖区域是港澳，原非省属保安司令部辖区，为免引起“国际”纠纷，是以当时办理“总登记”时，自不可大张旗鼓而为之，乃以极其隐秘的手段实施—尤其是那些主动前往“表白”乃至“检举”的人士，多是借着参加当地侨界慈善晚会活动的机会与政府情报人员接触，再以一对一方式密约恳谈，从而完成了清查。其中便有这么一个蹊跷之处—一个在旧册中遭人检举为“附匪分子”的人士却在新册中摇身一变而成为检举人，他的名字叫“周鸿庆”。


这里头大有文章。试想：清册虽然有新旧两份，可是“总登记”之实施却只有一次，且只在一九五五年的六月十五日到八月十五日之间、短短的六十一天而已。倘若在此期间，“周鸿庆”的确经人检举为“附匪分子”，他又怎么可能在同一次“总登记”中检举他人呢？


再看检举内容：旧册中检举“周鸿庆”者为施品才和康用才，此二人原为老漕帮光棍，一向在总舵主万砚方身边任事。直至迁台前夕，曾由万砚方亲荐入保密局服勤，为“国防部”资深的情报工作人员。这两人提供的检举事证非常详细；包括了“周鸿庆”如何因经营酒店之便结识连贯、又如何因连贯之故而迷上了照相术以及如何斥资搜购德国制造的精密照相仪器—除了个人庋藏把玩之外，更复转手提供连贯所主持的“匪伪”办事处特工使用。这些情事，都有照片、发票、仪器水单、前线跟监人员逐日笔录乃至“周鸿庆”多次往来香港、上海、广州之间的机票存根为附件以资证明。换言之，“周鸿庆”非但与“匪”过从甚密，甚至还有资“匪”助“匪”的嫌疑。检举人更在备注栏中建议：“宜从速制裁。”


然而与此相较，新册所载者却有极大的出入。“周鸿庆”由“附匪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我方潜伏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其与连贯系统人马往来的一切内容都成为另一项重大任务之必要准备。身为检举人，“周鸿庆”的确也善尽其职，揭发了一宗自香港利用空运邮包贩毒来台的案子。此案的被检举人叫林木发，台北市人，从事电影胶卷和放映器材的进口生意。由于时常往返港台之间，也成为酒店常客，某日于酒后无意间透露其勾串港台两地邮政及海关人员、以寄运邮包为掩护、将毒品输入台湾的买卖，并力邀检举人入伙，俾能助其“开发货源”。


王超凡读到此处，立刻向省警务处电询一九五五年六月至八月间查缉走私毒品的案底，几个小时以后，回复电话来报：就在该年六月十六日，省警务处破获了这一宗“林木发案”。详情果如新册中“周鸿庆”所描述的一般：香港毒贩在航空邮袋中夹入毒品，配合定期班机，依照联络所定日期，寄抵台湾。于运输车将邮件送到邮局途中，预先被收买的邮务人员便先将毒品取出，以逃过安检。据省警务处方面表示，林木发用这套弄鬼搬神、瞒天过海的手法贩毒已有四年之久，共输入五千多两的高纯度海洛因。经鉴识人员比对，毒物应该来自中国大陆的云南地区。至于林木发本人则已获判无期徒刑，但是发监执行未及两日，便暴毙了，死因不明。法医研判与此人自己的毒瘾有关。


林木发本人死因如何，于王超凡而言并不重要，他所关心且棘手的问题则是他益发无法定夺：这新旧二册该以孰为可依可据之资？无可奈何之下，王超凡只好硬着头皮私下求见总司令黄镇球，把前因后果尽以口头报告了，并且敦请裁示。黄镇球出身保定军校，根本不是搞特务的料，除了抓拿几个异议分子、查禁几首靡靡之音、收烧几本危言耸听的书刊杂志之外，还真弄不清情治单位各路人马的底细。此外，一次“总登记”捅出两本清册，这又涉及手下一级主管的重大疏失和延误，一旦作了裁示，说不定会破坏了其他单位在港澳甚至敌后的工作布建；倘若不作裁示而呈报上级处置，则刚成立未几的警备总司令部使出了这样一个纰漏，情何以堪？思之再四，黄镇球把两份清册都压下来了，并且亲口嘱咐王超凡：“这‘自首办法’也好、‘检举办法’也好，都是老案子了—一次清查得不彻底，就原案再做一次；两次做不干净，就来个第三次。你给另外想个名目，换几个执行的人，再查一回。”


这一席话便为“总登记”弄巧成拙的纰漏解了套，也为几年之后的“反共自觉运动”定了调—这是一桩可以往复翻折、层出不穷的勾当，每隔一段时间便发动一回。黄镇球的结论很简单，也很透露着因无能而无为的阴柔色彩：“昨日之敌或为今日之友；今日之友或为明日之敌；咱们后天再看亦复不迟。”


从这一连串治丝益棼的“自首”、“检举”、“总登记”到“反共自觉”，真正隐身其后的人物始终未曾现形—是谁取去了“总登记”旧册？又是谁将之完璧归赵的呢？他的居心用意又是如何呢？


先揭谜底：这人正是李绶武。


次说缘由：依照魏三爷的叙述，李绶武潜入省保安司令部窃阅那份《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另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动机—他在追查施品才、康用才二人是否涉及了另一桩“无头公案”。至于那“无头公案”为何？魏三爷无暇细论，是以直到走笔于此的今日，我亦不详其实。


倒是李绶武从那检举清册里窥看出另外一事的眉目，那就是：建议制裁“周鸿庆”的行动何以如此迫切？制裁了“周鸿庆”将对什么人、什么事有什么好处？


如果以老漕帮立场言之，倘若从当年杭州商会会馆莫人杰遇刺一案之后的重重疑云来看，这“周鸿庆”非但不应率尔杀之，反而更应保全，加以深诘细问，当可使故实水落石出。然则，施品才、康用才以“资匪助匪”嫌疑力主锄奸便非基于庵清光棍考虑，而是另有密意了。设若再从“周鸿庆”所犯之事来看，不过是巴结大陆驻港的情报头子，兼之借贩售些并未直接关涉军事机密的器材、从中渔利而已，其罪何以致死？仅此一疑，李绶武便不得不揣测：施、康二人另有所事，更另有所谋。


“如果高阳老弟你是绶武，你会如何设想？”魏三爷一面说、一面抓起掌下二书，浑似摇晃折扇一般扇起风来。我觑眼一打量，竟是两巨册我从未寓目的《七海惊雷》和《奇门遁甲术概要》。


“若以三爷方才之言观之，‘周鸿庆’一旦遭了‘制裁’，当年杭州商会会馆的一宗血案便再也没有事主人证，假借‘周氏纸厂’名义兑币而落袋的亿万之资也除掉了名义上的金主，得其利者非洪达展而何？”


“这一回，老弟你进了半步、还差半步。”魏三爷继续点着头。此际车过林口—或许因为是周日之故，高速公路十分壅塞，车阵绵延无尽。我既恐迟到赶不上班机，复恐来不及听完三爷条分缕析的奇闻，正有些焦躁的意思，三爷却像是看出了我的心事，忙道，“你再想想另一本《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的内容，就明白过来了。”


“是陶带文那一本么？”


“是李绶武的那一本。”


魏三爷又“呼呼”诡笑了两声，我立刻憬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陶带文”应该就是从“南昌行营”时代即已缘借贺衷寒的关系而成为政府核心策士之一的李绶武。毋怪乎《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之中以相当长的篇幅和十分细腻的笔墨勾稽出政府自成立以来、迄于迁台前后的数十年间与各种帮会之间结络缠绾的。然因我素不喜言地方械斗团体间的小恩小怨、细是细非，只不过在《清帮》一书中颇采了几则陶带文信而有征的考辨佐证，据而立说—大约这也正是魏三爷所谓“兰台大令所不能言、不敢言，甚至不知其可以为言的材料”者。


一旦明白了“陶带文”即是李绶武，再佐以田仲武所曾告我的一段“南昌行营”的奇遇，我当下对《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它恐怕正是李绶武在“南昌行营”披阅各种密档而重新浇铸编织起来的一部谱牒，不啻如魏三爷所谓“填补官修正史”，恐怕还另行打造了一部近代历史。


在迟徐其行的车阵里，我却如电光石火般跨出了魏三爷所说的那“半步”—


据《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载：洪达展之所以能涉足政坛，乃是由于他早在民国二十年代初叶即已投效戴笠一系的特务系统，曾经替魏三爷口称的“老头子”秘发一窖，私贮巨金，所藏者除了早年从老漕帮孝敬“每月助饷两千万银元”伊始之积累外，还有日后抗战胜利以来陆续自日方接收的庞大资产和物业之所变现者。此事极密，原只戴笠、洪达展和“老头子”本人知之而已。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老头子”迫于形势，不得不签署一《双十协定》，其中有那么一条：国民党须同意取消一干迫害共产党不遗余力的特务机关。在“老头子”而言，这是为维持大局表面上的统一、不得不然的虚与委蛇之计。但是看在戴笠眼里，这分明是假借斡旋寇仇之形势、遂行藏弓烹狗的两面手法。为了保全羽翼甚至扩张爪牙，戴笠只能另求奥援，找上了美国人。


话说抗战后期的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杨家山签约成立。世人皆知，这是一个结合中美武装特务工作的机构，主任即是戴笠，副主任则是一个叫梅乐斯的美国海军中校。戴笠伺候梅乐斯是极周到的，另据《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声色门”可证：经由哥老会方面媒介，戴笠曾为梅乐斯置一外室—此姝姓李名丽，号称“舞国皇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尝渲而染之，以为李丽是戴笠的情妇。戴笠亦从不就此而辩解片言，揆诸老特务之行径居心可知：其实戴笠正欲借这样的谣言为障眼法，目的当然是巧为掩饰，以笼络梅乐斯了。


“舞后”牌不意发挥了作用。正当戴笠自伤秋扇、坐困愁城之际，梅乐斯给出了个主意，算是答报了戴笠好一番赠妾的美意—由梅乐斯本人居间撮合，向美国海军方面接洽、活动，以一部分堪用的舰队支援国府，大壮“老头子”声势，俾能在战后迅速号召军心士气，完成统一中兴的事功。当然，戴笠更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那就是由美方提议：让戴笠掌握海军。


这个兜绕了不少弯子的挟洋自重之计显然瞒不过“老头子”。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初，他亲自写了一封公文、外加一份附件，交给了代号“佑洪”的洪达展。


公文上仅说明：戴笠将于三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乘航委会C47222号机自青岛飞上海。附件则是戴笠在民国十九年亲笔拟稿交办的一份密令：以制造车祸方式“制裁”一位突然崛起于金融圈的银行家。昔日被“制裁”掉的银行家正是洪达展的父亲。“老头子”这一手用意至明：我替你找出了杀父仇人，你看着办罢。


洪达展如何揣摩“老头子”方面的用心则非旁人所能体会，但是戴笠等一行七人坠机殒命则是不争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存想：洪达展手刃戴笠的一节又何止是报杀父之仇而已？对于一个久居君侧、深识雄猜的帮会首领兼党国要员而言，如何在“老头子”面前释疑避祸恐怕才是戴笠横死的最大教训了。以此而言，“周鸿庆”若是在香港给无声无息地“制裁”掉，不只杭州旧案再无对证，就连“千岁馆”招惹上的“附匪”之嫌也可涤清洗净了。


不过，魏三爷所谓的“还差半步”，实则另有首尾—那就是当李绶武串演了一折《盗宗卷》之后，洪达展如何旋转乾坤、支应了一步险棋。简言之，在不知道清册落于何人之手的时候，洪达展只能够作最坏的打算：“老头子”又叠架出另一系神不知、鬼不觉、直接听令于“官邸”的特务部队来了。


以洪达展之娴于特情作业，当然知道，对付已然得知某事的情报人员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对方另一个和某事全然相反甚至矛盾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后者要比前者更容易验证。在疑心生暗鬼的洪达展看来，清册遗失且迟迟未见任何“制裁”行动的部署、展开只意味着“老头子”对“周鸿庆”之是否“附匪”有了重大的疑虑。


此外，还有一个背景恐怕也是令洪达展担心的，此事俱载于“留都龙隐”（应该就是李绶武的另一化名）为《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所撰之代跋长文的注脚之中。彼一注脚所注者是那篇代跋里的一个句子：“世乱隐于谍阵。”


这条注脚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本意是在澄清一个相对于上文“世治隐于市廛”的理念；强调在政局乌烟瘴气的时代，从事情报侦搜是种既可以充实个人智识，复得以保存历史真相的工作。后一部分却是以“国府”迁台之后“谍阵错综紊乱”为例，指陈情报单位骈拇枝指、歧路亡羊的实况。另眼观之，竟可体会作者似有刻意暴露内幕之用心。今试将这一部分改写成语体文，其大意如此：


“……情治系统的错综紊乱其实正是隐于谍阵之人的严酷考验。主事者既渴望广置耳目，又担心不能独擅权柄；既畏忌众说纷纭，又深恐陷于谬宠偏听。是以常不免东建一个卫、西设一个厂、南加一个处、北添一个局，叠床架屋、骈拇枝指。我就曾经见识过一桩奇案：一名由保密局派赴海外前进基地的某情报人员遭中统局检举为‘匪嫌’，通令缉捕之际发现错误，却因事权不隶、无法销案。延宕多年而未果，最后转由‘国防部’特勤室以‘策反’名义处分，令某改名换姓，始得重新归建。诸如此类歧路亡羊、掘垣补壁的纷扰直到‘长九’改组才一度稍见改善，久之故态复萌。故知谍阵扑朔迷离，可谓‘诋谮争逐，诬亵丛出’。若非真正能淡泊名利、不计毁誉的智者，是很难求隐于此的。即令勉而为之，亦终必沦为奸诡狡狯之流，除了城府愈发阴刻之外，别无淑世助人之善。”


这条看似道德文章的注脚提到了“长九”，是十分要紧的节目。乍听之下，“长九”不免令人想起“天九牌”里的“长三”—是否借此隐覆，我不敢断言。不过“长九”所指的是一枚长条戳章，上刻方框九字阳文，曰“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九字。在当时，此戳章之威望可比“国玺”。这个机关成立于一九五年代初期，由“老头子”钦命“太子爷”出面组织，一个名称叫“革命行动委员会”，另一个名称叫“政治行动委员会”。目的就是在统合党系的“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由“军统局”衍变而成的“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省警务处、保安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外交部”情报局、军中政四（主管保防）单位等可以说多头马车各行其道的组织。“太子爷”任“长九”主任委员，各组织原先的首长便是委员。征诸日后之迹视之，“老头子”要统合、整顿这些组织只不过是借口，真正的用意则是让“太子爷”控制一段情治单位，说历练也可以，说树威也可以。


不过，“太子爷”的八字是“一水二火三土二金”，如万山丛中有一涓滴细流，蜿蜒曲折而下，非苦命奔赴、戮力布溉不可。他搞起“长九”来可是玩真的—不意当真撞破前引注脚中所言及之“海外前进基地”的一宗纰漏。


有一回“太子爷”微服过访西门町吃小摊，随意与邻座食客搭讪，一眼认出那食客是曾在石牌特务训练班受过训、派赴敌后的“工作同志”，两人才打了个照面，那人却撒腿就跑。“太子爷”按捺未发，吃完点心，回部查办。随即发现此人受训结业之后的确派赴大陆，且定期有回报信函取道香港转递至我方情治单位信箱，函内经常附有在广州、汕头甚至上海某地张贴“反共”标语的照片，最近的一封是两天前才投寄的。但是该员并未“中止任务”，不该在西门町现身。“太子爷”当然没有看走眼，只不过那位“工作同志”也不在敌后—一切活动都是他老兄发包给得以自由出入大陆和香港两地的亲友干的，至于任务奖金，自然也由双方朋分销账。


这宗纰漏让“太子爷”极为震怒，认为“长九”绝非“长久”之计，它无论如何只是“机要室里的一个资料组”。当真要做好各种情治工作，就非得进一步将各组织统合在体制面的层次不可。这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长九”撤销、改名“国防会议”—也就是十二年后成立的“国家安全会议”的前身。


“留都龙隐”称“‘长九’改组”应即指“国防会议”之成立。然而继之以“一度稍见改善，久之故态复萌”，显见一九五五年四月以降的某段期间，正是“太子爷”操戈执斧、锐意求治的时期，也正是我判断“令洪达展担心”的一个背景。试想：“国防会议”甫出兼月，万一是“太子爷”方面的人马得着了遗失清册，甚或只是风闻有清册遗失而加紧查察，一旦循线蹑迹，找上了“周鸿庆”，两头对证之下，岂不穿帮露馅？于是洪达展索性另辟蹊径，从层级较低、较容易对付的单位下手—那就是台湾省警务处了。


这一步险棋莫说“太子爷”不可能预闻，就连黄镇球和王超凡也始终被蒙在鼓里。洪达展买通了警务处一个管档案的科员，挑上“林木发”这个案子，给捏造了一名叫“周鸿庆”的检举人。之所以大费周章动了这么一番手脚，完全基于洪达展误以为“总登记”清册落入了“老头子”或“太子爷”之手。依照洪达展的老谋深算来研判，既然有建议“宜速制裁”的案子惊动到这对父子的层次，他们一定会另外检派人马清查“周鸿庆”的关系。果若因之而查到了他洪某人身上，想必也要亲口向他盘问。届时倘或一意撇清，反而徒增狐疑；不如索性以“早作海外布建”为由，逆其势以愕之—总然有“林木发”那么一个漂亮的大案子为凭据，“老头子”或“太子爷”焉有不信之理？


之所以认为“官邸”得着了甚至扣下了清册，其实并非没有道理—若说保安司令部会“遗失”如此机密重大的档案文件，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也正由于误判清册的去向，“周鸿庆”便摇身变作了由洪达展指挥、在港澳接敌地区（甚至可随时出入敌后）、绝对不容许暴露身份的“布建工作同志”了。至于“周鸿庆”本人，则恐怕从来不曾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到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间，他的身份、作为和人格竟然有了如此巨大的转捩。


“我明白三爷所说的另外半步了。”我拊掌顿足，不禁笑了起来，“从‘世乱隐于谍阵’那条注子上一比对就知道，‘长九’雷厉风行那么一改组，让洪达展起了疑，原先想利用一般特务制裁手段的借刀杀人之计怕反而惹火烧身，于是干脆让‘周鸿庆’成了谍阵中的一枚棋子，如此一来，其他系统的人马反而不便任意接触了。不过，我倒认为李绶武反将一军、把清册又还回去的这一招更高。试想：警备总司令部一口气接管了好几个保安、情治单位，事权集中、协调便洽，只消稍一比对，不就看得出来，这个叫‘周鸿庆’的身份诡谲，说不定还是个双面谍。查到这一步上，洪达展污水衣，岂不越洗越浑？”


“无奈黄镇球畏葸偾事，来了个换汤不换药的‘反共自觉运动’。新瓶旧酒不说，一拖三年多才启动，反而给洪达展充分的时间另行布画—他当真把那个倒霉鬼给送到‘敌后’去了。这一节，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也记之甚详，你不会不记得了罢？”


《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是水泥公司奖助出版的一部硕士论文，印数不多，我亦偶然问于旧书肆得之，对于作者陈秀美（观其名可想而知是一位女性）以一年轻硕士生的资历，居然能辑散搜轶、整理出卷帙如此庞大的千页巨作，其实是由衷地佩服。该书分类细密、考订翔实，为近二百年来中国南方庶民社会与天地会系统有关的生计活动作了十分完整的记录。但是它如何与“周鸿庆”给洪达展遣赴大陆有关，却诚非我所能解。正待向魏三爷请教，他却将手中二书递了过来，朝窗外逐渐疏解的车阵瞄了一眼，道：“一时忘了却也不妨。那本书是吾友钱静农之积学。静农为学不藏私，毕生所治都传授了这名弟子。老弟日后得闲再将此书检出，细读一回那陈秀美书前的题记便了。至于这两本，你也顺便拿去，旅次无聊之时翻看几眼，也是好的。只今日所余辰光不多，许多头绪一时也交代不及。你老弟心怀忐忑，魏三也不是不能体会—千言万语一句话：怎么找上你给捎带一本《肉笔浮世绘》的？不是吗？”


我执书在手，心却往下一沉—听他语气，此行竟有打鸭子上架的况味了。


“老弟无须忐忑，这本《肉笔浮世绘》在你一个老朋友手上，旁人他信不过，只有你老弟出马可保万无一失。”魏三爷说时又从袖筒里甩出一方名片来，上头印着几行小字，应该是头衔、地址、电话号码之属，可其中三个大字却令我十分眼熟—驹正春。


驹正春是纯正的日本人，曾任日本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有一年我在高雄演讲《红楼梦》，他来听讲，又托人介绍相识。由于他说一口极流利的“京片子”，谈起来才知道，他是北大留学生，念的虽然是经济，却听过我姑丈俞平伯先生的课，因而叙世谊定交。是后每逢他来台北，必共盘桓；回日后，岁时通问不绝。此次赴东京，自然要约他一叙契阔的。


“驹先生怎么也牵涉其中呢？”我问着，同时感到毛骨悚然起来。


“驹正春当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是后来的事。之前‘太子爷’尚未登极、仍然在阁揆任内时曾有访日一行，即是他陪侍接待，‘太子爷’晋见日皇，也是他担任的翻译官，这，你不会不知道罢？”


“驹先生是同我提过。可是三爷方才说，托带《肉笔浮世绘》另与‘那冒充周厨的莫人杰’有关，我却向未听驹先生说过—”


“那么他有没有向你说过，他还是一位伊贺的忍者呢？”魏三爷接着咧嘴哂道，“近世忍术之中有那么一门‘崩楼技’的绝学，还是我那位老兄弟钱静农祖上传至东瀛三岛去的。此中秘辛于《奥略楼清话》、《广天工开物杂钞》之中皆有记述。当真攀论起来，驹正春恐怕称得上是钱静农远房的师弟呢！不过这就又说远了。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你持此刺去见驹正春，个中曲折，届时他自会同你说了。”


“我同驹先生熟识，不需要名片了。”


“名片不是给他看的。”魏三爷径将名片夹入《奇门遁甲术概要》书页之中，继续吩咐道，“稍后你老弟进了机场，到免税店买两瓶酒—一瓶白兰地、一瓶威士忌—抵大阪旅馆之后，便将白兰地置于床头几上，瓶下压着这张名片。次日醒来，倘若名片不见了，便是驹正春门下弟子前来取去，你无须寻找。当日行程应该是夜宿京都，你且持威士忌出门，途中若为人鲁莽打破，亦不必计较，那也是驹正春派人所为，打破酒的人会把你前夜失落名片交回，但是背面则另书一地址，你且按址寻去，便见得着驹正春了。见着驹正春，也就拿到了《肉笔浮世绘》，大功告成也！”


带一本书的确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即令兹事果尔体大，高阳亦非畏影忌迹之人。但是这样叫人牵着鼻子走，仍使我有几分不惬。魏三爷却像是当下看出了我的心事，“呼呼”笑道：


“一九六四年春，郭嗣汾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红叶》为香港电懋相中，准备改拍成电影，签约之后，电懋方面托了一个叫龙芳的同你老弟接头，请你执笔改编成剧本—我说得没错罢？”


“是不错，不过大纲完成之后，陆运涛飞机失事，连龙芳也赔上一条老命，剧本的事也就没成。”我犹豫道，“这又与驹先生有关了么？”


“一九六五年八月，万老爷子骤尔升天。次年一月，你老弟给周弃子写了一封信，信上明明白白写道：‘近闻有《神医妙画方凤梧》之作问世。弃公曾谓：万氏诗髓画骨皆自惊鸦来，格在龟堂、半山之间。惜小子不敏，未及寓目。念惟万氏倏忽殒命，事颇讳隐，疑有他故。安得温犀秦镜、照幽鉴微，详其首尾，以俟不惑，即穷十年之力亦不足惜。’可有这话？”


经魏三爷这么一说，我似有所觉，然而更多的却是一份赧意—数十年来，我的确时常想起万砚方暴毙的疑案，偶读闲书，间有体会，却昧于片鳞残甲、管窥蠡测，而始终未得全貌。当年的豪语，于今思之，竟平添了讽诮之意。可是在另一方面，使我益觉讶异的是，从魏三爷的叙述可知，连周弃公都身涉其中了—起码，我给弃公的信函，魏三爷是读过的。


就在这个时刻，车行已至中正机场出境大厅廊前，我却几乎不想下车了，径向魏三爷答曰：“当年一诺，至今尚未兑现，惭愧得很。”


“若不是有那么几句痛快的话—高阳老弟，我也不会找上你的。算一算，你我在新衡先生府上初晤之时，我已经等了你十年啦！”魏三爷说着，一手拉开车门，跨步而出，道，“此去找着驹正春，取回《肉笔浮世绘》，也许连龙芳那宗案子都能访出一个下落来了。如此，也才不辜负了弃子老兄同我们这帮老鬼物的一番荐举之诚啊！”


“啊？”我倾身斜欹、抢忙将车窗完全摇落，道，“弃公是怎么说的？”


“他说你有造史之才，必可为吾等沉冤丧志之辈一探究竟、再著汗青呢！”


魏三爷说到这里，旋踵往车尾踅去。待我再一回头，右侧窗外仅见迎送人潮熙来攘往，哪里还有他的踪影？至于后事若何，我只能顺着周弃公之言，学唐代刘知幾在《史通·忤时》中的浩叹：真是“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啊！


且说到了大阪之后，住进旅馆，其情确如魏三爷所言：我放在床头几上的名片不翼而飞—不过丢失的不只是名片，梁上君子连那瓶白兰地亦一并取去。次日黄昏游京都之寺町通食街，我本欲遵魏三爷所嘱，持另一瓶威士忌在手，以为认记。无奈同行的张大春坚持要替我将拿，后生小子礼敬之意甚坚，我亦不便强拒。一路走了几里，正渐感索然之际，忽听大春一声恶吼，那瓶威士忌遂为一名头染绿发、足登风火轮之少年撞落，当下粉碎淋漓。大春与之论理，争奈言语不通，相互咆哮一阵，也就悻悻然散去。魏三爷说的那张名片，自然也就杳如黄鹤了。倒是那一夜同大春至一风韵如醇醪的徐娘所开设的小酒肆吃京料理，纵饮剧谈，说起风水命理之学。不道此子亦读过《奇门遁甲术概要》，此书偏是魏三爷临行所赠者之一，刻正在我箧中，遂与大春讨论数刻，惜其涵泳不足，莫可深议，乃罢。


原以为魏三爷交代的任务就此泡汤，虽然事不关己，仍未免有些懊恼。就在旅馆狭仄的房间之中惆怅着，电话铃响了。甫一接听、愁眉乍展—居然是驹正春，劈头第一句话便是：“替你持酒的那年轻人是谁？”我告以是一位同团旅行的年轻作家。驹正春沉吟片刻，道：“险些误我大事。不过，这个团你不要跟了。我已查过，此团明日再回大阪，转赴伊豆。你向杂志社方面告个假，伊豆风吕就留待来兹罢。你随我先留大阪，再去东京会团，可否？”


驹正春并没有告诉我，之所以希望我脱队是否皆因大春之不可信，不过他却坦然说明：若非我在那家吃京料理的小酒肆中谈到《奇门遁甲术概要》里的一些修辞细节，他是不会再致电联络的。回想起来，我与大春所讨论的“天冲值辰，鲤鱼上树，白虎出山，僧成群”一段文字，正出自魏三爷那一天夹放名片的书页之间，说来不无凑巧—倒是驹正春及其门下耳目侦伺之严、网罗之密，殆如明末阉党之“缇骑”，恐怕便非机缘际会所能解释。试问：难道连小酒肆中那位年可四十、薄施脂粉、举止娴雅的中年美妇竟也会是伊贺忍者的眼线么？真叫人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关于旅行团所见所闻，我另有《神往神田—兼谈日本的酒》一文记之，在此不赘。然而驹正春邀我滞留大阪一日的事，却须在此随手一志。


原来前一夜如由我亲自持酒而行，则一切按计划行事，我自按名片背面所载之地址去访书，也就见着了驹正春。可是叫大春这么一搅和，驹正春颇为见疑，深恐另有尴尬。我也只得向主办单位声称不耐团体生活，又须在旅次之间赶稿，还是脱队独游为宜。至此，驹正春更不放心我独游了，索性仍约在我去过的那家小酒肆—只不过连日二度造访，我已经没有心情欣赏那位“徐娘风味胜雏年”的美丽女主人了。


我依约到达，两人打过照面，并无寒暄—这跟以往是截然不同的—驹正春正色告我：第一，书就在我盘腿趺坐的榻榻米底下一只暗屉之中，散会之后再取，回到旅馆再看。第二，返台时将书置入随身行李之中，切勿打包托运。第三，旅次慎防有人掉包或窃取，如果可能，尽量随时照看注意。


交代完这些，驹正春苦笑了一下，摇头无奈道：“如此见面也好，这是自己人的地方，你我兄弟还可以多说两句知心话。只不过—”说到这里，他举目四顾，似是十分之不舍地环看了我们所置身这间雅室，叹了口长气。我随他视线望去，才发现此室乃阁中之阁，占地仅两席大小，矮几软垫、银灯泥垆，梁木虽低，却略无迫促之感，反而因为空间不甚宽敞，一应陈设，转瞬而尽收眼帘。我忽有所悟，道：“昨宵与大春来，倒不曾留意有此雅室—今夜一见，才明白陶渊明那句‘审容膝之易安’并非穷酸人自慰之语。”一面说着，我才又看见身后阑干之外竟是一座小小的梯间，曲径通幽，不知伊于胡底。


驹正春待我游观数过，才拊掌唤那美妇前来，以日语说了一大串，我只听出他句句用的都是敬语、辞气极其恳切，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美妇亦和颜悦色地应了几句，间或也瞄了这房间两眼，微笑称答，仿佛十分同意，并随手朝我身后阑干上所贴的纸条比画了一下。不多时，清酒小菜捧上来了，四碟二碗，双盏对壶，的确精洁讲究。量固不多，我亦无心贪醉图饱，却是驹正春快人快语道：“你这一趟来，必定满腹狐疑，请无须客气，驹正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是。”


“其实也只两问而已。”我自斟一盏，敬了他一敬，道，“这《肉笔浮世绘》似与情治单位和秘密帮会之间有什么？敢问其详。此外，你老兄和此事又有什么关系？试说其故。”


驹正春似乎早已预知我会有此二问，闻言一举盏，仰饮立尽，笑道：“先说段往事罢！那是昭和三十八年九月间的事了—”


昭和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三年。早在八月二十日上，日本池田勇人内阁突然宣布通过帮助大陆筹建一所人造纤维工厂的贷款案，价值高达两千万美元。此举在台北方面视之，不啻“援匪”，自然是极不友好的行动，便由“外交部”训令“驻日大使”张厉生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正抗议。当时已应美国国务院之邀、正准备起程赴美会晤肯尼迪总统的“太子爷”也暗中作了一个行程上的安排：倘若池田内阁有意片面改变与“国府”的关系，他会在回台途中秘密取道日本，亲自斡旋其事。


然而无论美、日乃至“国府”方面知其详情者甚鲜：实则这一笔贷款中的半数—也就是将近一千万美元—是由台湾方面某匿名人士提供，该人士的条件有三：第一，一旦“国府”循外交途径向日方施压，池田内阁则可宣布以更优惠延期付款方式继续加强对台贸易，但是贸易商品将由该人士代理。第二，“国府”与日龃龉期间，池田勇人得择期公开表示（或透过他国媒体访问途径）“国府”没有“光复大陆”的希望或意图。第三，为因应建厂工程需要，日本应邀请大陆先派遣一机具考察团赴日观摩、参访，其中一名团员将由这位匿名人士指定。


这三项台面底下的协议，池田内阁都做到了。那个全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油压机械友好访问考察团”的组织在同年九月二十四日抵达东京，预订全程考察时间为期两周，其中一位经指定邀请赴日的团员叫“周鸿庆”。早在此前的十二天和六天上，池田勇人已经分别发表了两次公开谈话—九月十二日、星期四，他重申协助大陆建厂的决定不变，并且宣示了对“国府”方面的贸易优惠方针。九月十八日、星期三，则在应答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特别强调：“日本对华政策并无改变；不过据日方了解，‘中华民国’政府似已无‘反攻大陆’之希望，亚洲和平将系于经贸活动之加强，各国间才有共存共荣之机会。”


这两次谈话果然令原本因贷款建厂事件已急速降温的双方关系益发雪上加霜。“太子爷”不得不在访美行程结束的次日临时搭机赴日，“太子爷”后首才着陆、张厉生前脚已经登机—被“老头子”急电召回述职了。时在九月二十一日。


“太子爷”是深知“老头子”脾气的，在这么一个满城风雨的时刻，他自然不宜作任何公开的拜访。然而人已经来到了日本，总不成匿身在下榻旅馆、扃门不出罢？遂向随员打听：有没有通晓中文、又熟悉池田内阁决策的人士，可以私与接洽、以便一询究竟者？随员中有一出身石牌训练班、曾多次赴中国大陆的干员，他见旁人都没了主意，只得应道：“有个当年在北大留过学的学生，现在内阁官房长官麾下任事，专司中国大陆经济问题研究，中文极佳，只不过传闻中此人曾习忍术，如果要接见，在安全上恐怕得格外加强，以免不测。”


“太子爷”听罢微微一笑，道：用人不防，防人不用；人家真要怎么样，我就算穿一身水泥也无如之何。去找来罢。”


找来的正是驹正春。这便是他与“太子爷”的初晤。两人促膝独对，密谈了三个小时。其间琐屑，驹正春并未细说，要紧的话题是：当时池田勇人会否继续支持“国府”？—场面已经僵了，日本政府如果还肯回圜让步，也得有个台阶下；这台阶又该由“老头子”给，还是池田自己找？里头的学问不小。驹正春对某匿名人士以一千万美元提三条件的协议是略知其情的，然而兹事体大，尤其不能对“太子爷”道出，只得暗示：池田是个生意人，如何在各边政治关系的张力紧绷到最大程度的情况下攫取最多的利益，才是其所关切者。至于政策原则方面，池田不应有什么冒进的作为或裁示。


驹正春的建言是否启示了“太子爷”什么想法？我不得而知，然而十月七日爆发“周鸿庆事件”、九日消息曝光，十一月台湾各地由学生和青年发起不买日货、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音乐、不阅读日本书刊和不说日本话的“五不”看来，“太子爷”有可能从驹正春的谈话中间找到了对付生意人的办法。不过，驹正春自与“太子爷”接晤之后，却独对介乎大陆、“国府”和日本三方之间的这一连串密商、暗盘、私访等活动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辞出告别之际，“太子爷”忽然先问了一句：“驹君此番前来见我，不至于有什么不方便罢？”


“不会的，不会的。”


“这是因为忍术的高明，还是因为生意人的大度呢？”“太子爷”说了句令驹正春印象极为深刻的笑话—既赞赏了应邀前来遂“士大夫之私交”的驹正春，也恭维了池田政府的立场。在双方关系已然相当肃杀的当日，可以看出“太子爷”自有一派从容和体贴，驹正春竟然因此而深受感动了。


“周鸿庆”随团赴日，终于在签证到期的那一天搬演了一出令人措手不及的“投诚”事件，且立刻变质成日本政府难辞其咎的政治迫害事件。在驹正春看来，倘若“周鸿庆”根本没有向“国府投诚”的行动，自然不会被一个叫富田利明的计程车司机误送进苏联大使馆；可是一旦出现了误投的结果—苏联驻日使馆便不得不以“签证过期”为由，将之交付日本警方，成了池田勇人再向大陆要求加码的一枚活棋—如此则不能说，一切都是池田深谋远虑、布置了这么一盘可以接二连三向大陆示好的棋局，反而该回头深入调查：当初指定“周鸿庆”来日参访的那匿名人士究竟是谁？又有什么动机？


然而令驹正春大惑不解的是，打从十月七日起，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池田派前首相岸信介以特使身份抵台访问，发表友好声明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单位针对此案展开调查。其问只有昭和三十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深夜，驹正春忽奉内阁官房长官之令前往秘密拘禁“周鸿庆”的市ケ谷驿招待所作一探访，视其有无任何个人需要。驹正春得令即知：不日之内，“周鸿庆”便有可能会遣交大陆特派赴日处理此案的代表团。


这招待所名义上是东京私学会馆，平素亦对外开放，作旅馆经营，只七楼整层由内阁官房长官厅包下，以备不时之需。驹正春便是在七九号房见着“周鸿庆”的。


此人看上去年约三十四五岁，皮肤黝黑糙涩，似是劳动人口出身，要不，起码也生受了几载艰困。说一口夹杂着杭州和广东口音的普通官话，声音粗哑。他并不知道驹正春是日本人，一听来者殷殷相询，便急嘈嘈迸出来一大串言语：“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我说什么你们也是不会相信的。上了这许多当，我再也不说什么东西、也不听什么东西了。”


驹正春猜想：从十月七日开始，这八十天期间，一定已有大陆方面代表人士前来访视过他，或许这些人士曾假冒台湾当局名义，对他作了一些试探、侦测，而后复表白身份、加以恫吓，才会让他如此戒慎恐惧的。僵持了一阵之后，驹正春只得坦然告知：“敝国政府极可能在三两天之内便会将你交还北京派来的代表团。换言之，你是去不了台湾的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效劳的，就尽管说罢，敝国政府当会倾力促成，不负所托。”


这人闻言一怔，道：“你是日本人？”


驹正春点了点头。


那人却猛地放声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忙不迭用手背擦泪抹鼻涕，咳呛连连，道：“要说起移花接木、借尸还魂的招数，我可是玩了二十年了—怎么？冒充起日本人，难道我就同你说了吗？”


“我不是来刺探阁下的。”驹正春肃容说道，“过两天你回到北京，贵政府自然会有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律程序。我的任务只是来询问阁下，需不需要什么—”


驹正春话还没说完，那人笑靥一紧，竟皱起千百条老纹，跟着号啕声作，有如猿鸣枭吼，一发不可收拾。可哭了不多久，似又想起什么，顺势摇摇头，嗟叹两声，怪笑一阵。如此哭罢了笑、笑罢了哭，惹得门外守卫人员不时还会开锁入内睃视一番。


是时已近子夜，驹正春不意这“周鸿庆”果真还有什么需求，便要告辞。对方见他要走，忽地抢身过来、跪在膝前、紧紧扯住裤管，道：“我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你老兄若真是日本人，便不理他们的圈套，放我一条生路罢！”


根据驹正春原先的揣想：那匿名指定要“周鸿庆”随团赴日者或许和此人有什么亲故戚友的关系，可借此至“海外”一晤，聊解两地悬念之苦。及至闹出个“投诚”事件，便怀疑它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出于该匿名人士之预谋。果若如此，“周鸿庆”自然也是一心想赴台湾，好脱离传闻中艰辛困苦的竹幕生活才对。如今闻听他说“我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之言，忽然心生一疑：既然闻知将遭遣返，在这紧要关头，此人不是更应力争赴台、以保一线生机吗？


驹正春强要拉他起立，无奈对方浑似一方植入地板之中的千钧石座，挣不动分毫。想这驹正春也是伊贺武士出身，一旦窥觉对方还有练家功架，更吃惊不已，暗中凝贯指力，扣住那人臂肘曲尺大穴，才一运劲，“周鸿庆”亦略有所觉，忡忡问道：“这是‘摆抖’！你果然是日本人！”


“摆抖”是神速拔刀道（lhai-do）里四个疾速连续从事的格式化动作之第三动。与拔刀、砍劈、归鞘既分又合，形成速战的基本形式。“摆抖”便是在挥击得手之后收刀入鞘之前的一个将刀刃上残留血滴抖落，以免沾染锈蚀的动作，讲究在转瞬交睫的刹那间完成。


高手过招、点到为止，驹正春这一出手，虽未当真以力伏之，却让对方尽懈心防，眼眸中也闪烁出点染着渴望的光芒：“看来你也是武者，便更该放我一条生路了。”


驹正春随即将他扶起，道：你既然口口声声要‘投诚’，怎么又说‘决不能去台湾’呢？”


“我何时说要‘投诚’？何时又说要去台湾？”“周鸿庆”一面说时、一面已瞪起灰浊泛黄的一双大眼珠儿，暴声吼道，“从头到尾，便只一句话：‘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哪里说了要去台湾哪？去台湾？去台湾我半道上就叫‘老头子’给枪毙了！”


“既然不是去台湾，怎么又说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呢？”


“那是联络的暗语啊！”“周鸿庆”似是无意而然、迸出这么一句，随即噤声良久，瞳仁里初初绽放的神采从而渐熄渐暗，最后竟细眯眯地觑起眼缝，上下打量着驹正春，轻轻摇着头，冷笑道：“哼哼哼！老子险些儿又遭了道—你这鬼子莫非也是‘老头子’走狗、七绕八绕又绕回来套我口供？我横竖是死路一条，你且把我当个尸首，尸首是不会说话的。”


此后那“周鸿庆”果然就像一头垂死的狼一般，只把双眼珠子不住地朝驹正春身上往复盘看，时而怯惧、时而惊惶、时而愤怒、时而哀怜，仿佛他骋目所见者竟是好些个不同的人，为他带来了好些种错综芜乱的情绪。驹正春知道，他疯了，即令再说些什么，恐怕也都是谵呓妄语而已了。


驹正春旋即告辞，而“周鸿庆”果然在次日中午获得“释放”—当下交由大陆代表团押返中国大陆；此后再也没有这个人物的消息了。


然而，对驹正春来说，这不是一次单纯的事务性工作。他不得不怀疑：“周鸿庆”像个悬丝傀儡一般叫人摆布到东京来兜绕一圈、又似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人误以为要向“国府”投诚—此中是另有隐情的。所幸他并非全无线索。他还掌握了一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暗语，以及闻听此一暗语之后却把“周鸿庆”送进苏联大使馆的计程车司机，富田利明。


由于治安方面的调查、搜证工作并非驹正春职责范围，是以如何合法地找到富田利明已经颇费周章。事实上，案发之初日本警视厅已为富田利明录制了口供，上头清清楚楚写着：“由于语言不通缘故，产生了误会，才将乘客载往同在使馆区的苏联大使馆。”富田利明并未涉及任何不法，录过口供之后立刻开释，如欲依循任何法务途径则是根本无权也无能寻获此人的。


幸而驹正春“另有管道”—关于这一点，他可以说是守口如瓶，无论如何不肯进一步解释，我只能推测，与其身为伊贺忍者的秘密组织有关，饶是如此，也花了将近两年的工夫，也就是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年的秋天才确然发现了富田利明的住处、所隶属的出租汽车会社以及经常往返营生的行驶路线。终有一天，驹正春拦下了他的车子，才就座，发现富田利明的左臂近肩袖处缝挂了一圈黑色的帛布—这是中国人在近亲长辈如父祖者过世后服丧的装扮，却非日本人的礼俗。驹正春登时福至心灵，以十分流利的中国话说了一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


富田利明闻言毫不迟疑，推杆入挡，车身刚向前行了几尺，又忽地煞住。驹正春从后视镜中与富田利明四目相接，他立刻知道：前后虽仅相去刹那，对方已略疑其身份、意图，遂重复了一遍去意，且刻意说得缓慢，可是字正腔圆。富田利明却状似十分无奈地耸了耸肩，以日语答道：“排挡坏了，我没有办法，非常抱歉。”


不消说，才到手的这条线索顷刻间又断了。富田利明自非等闲之辈，也正因如此，如果“周鸿庆”事件另有秘辛，则他更不会吐实了。


“就此罢手的话，真相岂不石沉大海，永无重见天日的机会了么？”我急急问道。


“当初我何尝不是如此作想？其灰心丧气，就不必多说了。”驹正春好整以暇地又喝了一杯，才悠悠然接道，“人生在世，许多事都是这样：当你汲汲营营、寻寻觅觅，蹉跎了无数光阴，到头来一无所得。可是一旦不忮不求、无无碍，忽一日涓滴穿石、水到渠成，一切却豁然开朗了。”


时隔近六年之后，“中华民国”迫于形势、宣布退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随即于次年二月赴中国大陆进行和平访问。驹正春在三月初接到新的派令，他的新职务是到外务省一个专门研究“两岸中国事务”的单位当专员。到差的头一桩任务是陪同一个叫邱永汉的商业巨子往台湾一行—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访问，之所以派驹正春前往，自然与据闻即将于一两个月之内正式组阁接班的“太子爷”有关。


邱永汉原来并非政府欢迎的人物。此人对战后政府处理台湾事务之手段极为不满，于一九四七年愤而离台，前往香港参加“台湾再解放联盟”。一九五年赴日发展，先后担任过“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独立总同盟”、“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本部”等组织的核心干部，也是知名的小说家和理财大师，到一九七二年时，他个人已然拥有十八个大小企业。此番回台湾，邱永汉顶着两面大旗：第一面是“宣布放弃台独、全力支持政府”；第二面是“投资台湾产业，以报效政府既往不咎的宽大德意”。在起程之前，驹正春当然不会不知道这只是表面文章—邱永汉的目的是在台湾投资房地产，政府方面正需要足以在国际低荡氛围中凝聚民心士气的新闻。而在田中政府方面，则乐于暂时营造一个“对台关系稳固”之类的气氛，以争取时间研拟更周延细腻的“与大陆建立关系”的方案。


以实际工作内容而言，邱永汉能说流利的台语，人则老于世故、酬对敏捷，其实无须翻译人员，是以驹正春原以为这终须是一次十分无趣的旅行。殊不知抵台次日便有了意外的收获：“太子爷”派人致赠了一份礼物，另附一封短笺。礼物是仿故宫唐三彩陶塑骏马一尊，高可二尺，称得上气派珍贵；信上则感谢八九年前初次晤谈时所提供的“宝贵建言”，辞意恳切，颇能动人。然而谓之“收获”，则是在奉令前来的人物。


此人年约六旬，戴一副极厚的深度近视眼镜，生了满脸坑坑洞洞的麻子，穿一身几乎可称过时的中山装，浆挺洁净，十分严整。这老者应对唯唯，看来虽平易可亲，却有着沉静寡言的个性。驹正春是个拘礼的人，固然看来者是行走人等，仍双手捧上了名片，未料对方也掏出一张来回奉。驹正春一睹之下，不觉骇然，但见那名片上端端正正印着三个宋体大字：“李绶武”。


以驹正春对政府背景之娴熟，自然听过此人名讳：他原是“老头子”身边十分亲近的人士，早在一九五三年，即位居资政之要。是时编制尚无此职此衔，据传是“老头子”特别遴选的一批有如清客般的人物，由政训首领贺衷寒统御，可以算是权力核心最为倚重的幕僚。然而这个班子却在几年前无疾而终，外界既不知其首尾，便无从明了因由。如今驹正春一眼看出端倪，岂有放过之理？遂惊声问道：“李先生不会是那位资政罢？您怎么、怎么—”接下来的措辞该如何才不致失礼？驹正春无暇揣摩，一时竟至语塞。李绶武却温和地笑了，接答道：


“‘散馆’是常规定例，没有什么羞人的，驹先生怎么也拘泥起俗套了？”


“散馆”是明清官常用语。当时翰林院设庶常馆，新科进士朝考得庶吉士资格者得入馆修习，三年期满再考—成绩优异的，授以编修、检讨，“次者出为各部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驹正春曾追随我姑丈读书，一听便知道这“散馆”二字用得不卑不亢，还带着几分—自嘲自谑的诙谐，登时宽了心，连声称是。那李绶武却说了两句让他既愕然又恍然的言语：“下一次驹先生要是再想叫车去‘中华民国大使馆’，还是持此刺一示为妥。”


驹正春直觉以为，对方绝对不只是个替“太子爷”跑腿的信使；自其身份和谈吐判断，则李绶武之所以刻意暗示他追查富田利明的过节，不外是在提醒他：富田利明的确握有某些事实，只缘乎不可轻易示人，才断了线。然而这李绶武的名片为什么就派得上用场呢？驹正春略事思索，小心地反问道：“倘若李先生能为我解惑，我何必再跑一趟如今已易帜的‘中华民国大使馆’呢？”


“我如果能为驹先生解惑，便不劳你‘再跑一趟’了。”李绶武此言用意至显：答案在日本而不在台湾，且非从那富田利明身上问讯不可。可是紧接着他又说了下去，“当年你应该也看见了，那富田先生带着一身孝，自兹而后，普天之下的庵清光棍皆有如惊弓之鸟，大都断了问讯。之后想要再重整旗鼓，宁非难于上青天了。试问：我若能踏出此岛一步、去见那富田的话，又何须辗而转之、请托于阁下这位伊贺方面的‘道友’呢？”


扯出老漕帮这个背景，无疑是李绶武蓄意“放水”的—他似乎是在点拨驹正春，我不怕让你知道我（甚至富田利明）的背景，更重要的是，我也知道你的背景。纯以地下社会分子互不轻揭身份的惯例言之，故意称呼他一声“道友”，直等于带着些挟胁的意思了。不过李绶武并未得寸进尺，反而深深鞠了一躬，既庄重又真挚地说道：“贵我双方的关系或许朝不保夕，倒是咱们‘道友’之间的然诺信守要来得长远多了呢！”


按诸日后发生的事实，李绶武之言居然奇验无比：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田中角荣和周恩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交，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府”亦随即宣布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就在台湾各界再度发起抵制日语日商日货日药日服……的期间，驹正春已回到东京街头、再度拦下富田利明的计程车，道：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并授之以李绶武所交付的那张名片。富田利明显然会心同意，点了点头，以中文说道：前次不知道您和咱们‘帮朋大老’也是朋友，多有得罪了。”


“不妨。”驹正春道，“当时我为‘周鸿庆’一事深自不安，也忒莽撞了。你我且免了客套，可否请将当年的情况赐告呢？”


富田利明应声答道：“军情原本很单纯。八九月间，祖宗家门有在情治单位任事的光棍，向老爷子密呈了一条机密情报，说是有敌后工作同志，搜得舟山群岛和山东半岛两地共军兵力分布图，于‘反攻大业’极有助益。只知此人九月底要随一个机械考察团到日本，有关方面会安排他在东京停留期间投奔‘国府’，得到政治庇护。换言之，只要此人进了大使馆，‘反攻大陆’就胜券在握了。这，自然是桩好事。可祖宗家门却有不一样的看法。到了十月初，‘老爷子’居然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把前情说了，还传下‘旨谕’，要我务必阻挠此事，否则国共两方一旦开打，不知又要枉送多少无辜百姓的性命。我是赶大香堂磕了几千个头拜师入门的光棍，不能不遵从‘老爷子’的‘旨谕’—”


“可是我听那位‘周鸿庆’说，他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只是个联络暗号，并不是真的‘投诚’。”


“这就是不单纯的方面了。”富田利明摇摇头，道，“前一次先生您拦我的车，也许看见我带着重孝。”


“是的，我记得。”


“那是给祖宗家‘老爷子’带的。他老人家差我干下那勾当之后，就叫情治单位给盯上了。人家暗里收拾罗织，具足一应事证，过了一年十个月，便把‘老爷子’当叛党叛国分子给处置了。”


“从政府方面的立场来看，这是制裁，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吗？”


“不瞒您说，‘老爷子’如若不死，我心里也一直犯嘀咕；可他忽然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才回头想出个蹊跷来。万一—万一这桩勾当从头到尾就是个计谋呢？”


“这又怎么说？”


“回想当时，‘周鸿庆’从下榻的旅馆出门，我把车迎了上去，一开门他便说了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试以常理度之，他若真要拦车去大使馆，岂便一上车就说中文？这是头一个可疑之处。其次一点，当时我只一心完成任务，慌慌张张加油上路，他又连说了几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又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先生您方才说的联络暗号么？”富田利明接着说道，“帮会中人往来交接，倘或系陌生人，必须反复盘查。你问一句，我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你也答一句。如此答问，事先必有约定，多可至几十句，彼此才能放心。我日后回想起当日情景，越觉内中可疑：‘周鸿庆’一再追问‘你怎么说？’分明就是与人事先约定，有那么一套盘问应答的‘讲头’，可我接到的‘旨谕’里没有这套机关，哪里应答得出？只好硬着头皮把车开入使馆区，照‘老爷子’吩咐，把他送到苏联大使馆去。从头到尾，我只在‘周鸿庆’下车的时候对他说了两句话：‘有什么要说的，去同里头的人说去。’这小子当然不死心，进了苏联大使馆还嚷嚷着‘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哪里还有生路？可是中计的不只他一个，连我们‘老爷子’恐怕也不免遭人唬弄，成了人家‘借刀杀人’的刽子手。”


“这又从何说起呢？”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两份兵力分布图哇！”富田利明道，“听说这小子一进去，就给扒光了冲水，连他身上的皴皮都没放过一块，赤条条给审了七八十天，翻来覆去只说上当，人已经疯癫了。”


驹正春闻言至此，已大略知其首尾，忽然有一种落寞无助之感。如果富田利明所言不虚，则的确很可能正是那个暗中出资千万美元、款通大陆当局的人士在幕后操盘，两面放出消息—一则让“国府”最高层相信确有“周鸿庆”其人携带军情、假道日本、前来投靠；另方面则将部分联络暗号泄露给“老爷子”，假老漕帮厌兵恶战之手以除之，最后牺牲掉一个“周鸿庆”，进一步再借“老头子”的不测之威整肃了“老爷子”。


“你既然是李老前辈的朋友，我私下劝你一句话：此案不必再查下去了—再查，是会送命的。早在你前一次找上我之前一年—也就是‘周鸿庆’被押回大陆之后没几个月—‘太子爷’已经派过一个神秘人物来日本调查了一趟。原本可能只是想找回那两份兵力图，结果却有了别的发现……”


无论富田利明或者驹正春，原先都不知道“太子爷”派的这个人就是魏三爷在我临行之前提到的龙芳。


和几乎所有早年政府所培植的电影制片人一样，龙芳也是行伍出身，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在大陆时代曾经参加过政治大学人事行政班的训练课程，而后遭逢抗战，分别在南京和重庆的“力行社”外围组织干过特务工作。抗战末期联勤总部设有特勤署，龙芳身兼总务、人事两科科长—一手抓钱、一手抓人，这是特务组织中常见的情况，主要还是保密所需，能将权责集于最少数的自己人最好。民国三十六年，龙芳率领联勤康乐队到台湾。未几，该队便改隶“国防部”总政治部，成立康乐总队，龙芳是为总队长。从改隶、扩编到任官，可以说全是“太子爷”身居幕后、一手促成，队中上上下下—包括厨丁车夫在内—通通都是情报人员；表面上嬉笑唱做、自娱娱人的歌舞演员所事者充其量可称之为“文宣工作”，实则他们正是“太子爷”效法戴笠所栽培出来的耳目。


龙芳之所以会投身电影界，有两个背景。其一，早年政府旗下最重要的电影机构—“中央”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公司）—的董事长、常董，皆与“太子爷”所亲近的领导人物有关，如王新公（衡）、马星野、戴安国、俞国华等。此外康乐总队本身也拍过些载歌载舞的所谓“康乐片”，颇受苦无视听之娱的军士们喜爱。龙芳遂知此中学问大矣，乃向“太子爷”自荐，愿“常在电影界效力”。


他的确不是因为看上了银幕所敷衍的浮华声色而自甘绝意仕途、成为影人的。务实其说，龙芳自一九五五年出为台湾省新闻处电影制片厂厂长伊始，就肩负起“吸引华侨投资、拉拢海外人才”的任务，也看准了电影之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深度思想工具，自然亦有其重要的影响力。一九五六年拍国、台语双声带的《炎黄子孙》，请京剧名伶戴绮霞演一名化解小学生之间省籍争执的女教师、最后下嫁草地郎。虽然是个说教故事，在当时，还的确以简化的方式纾解了表面上不同省籍人士之间的紧张冲突。一九六二年，龙芳更筹拍第一部彩色剧情长片《吴凤》，目的自然还是宣扬族群融合的精神，可是龙芳特别从香港请来了大导演卜万苍，起用在地新人张美瑶，摄影师山中晋、灯光师关川次郎皆自日本礼聘，全部底片也送到日本冲印，可见其大手笔。连香港电影界巨擘邵逸夫都说：“龙芳我佩服，他比电影人更像电影人。”这句赞，语带玄机。其实邵逸夫知音者也—他明白，龙芳“一日特务/终身特务”的根骨，拍电影、干制片，都是为了情报工作。


如果把驹正春引自富田利明的描述放在龙芳的背景上一核对，自不难勾勒出来一些隐情。一九六四年三四月之间，龙芳在没有知会任何媒体的情况下只身赴日近月，返回后则对外说明：是为了和日本东宝电影公司谈合作，出借张美瑶拍一部叫《东京红杏》的谍报片才有此一行的—此片终于在同年年底拍成，不过片名改了，叫《香港白蔷薇》。虽只易“东京”为“香港”、改“红杏”为“白蔷薇”，但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事却完全不同了。当年龙芳受香港电懋方面托付，要我改编郭嗣汾《红叶》。龙芳当时正忙着整治行囊，电话里匆匆交代两句，并嘱：“未必要忠于原著。”人便去了日本。我知他性豪爽、重然诺，一言既出，便不会“片儿汤”。遂于匝月间把《红叶》剧本大纲赶出，算好日子，俟龙芳一回国，大纲便寄到台制他的办公室去。不出两日，他翩然而至，出现在中华日报楼下的会客室里，要言不烦地说：“《红叶》没问题了，秦羽他们搞了个审查小组，人人都说精简得好，而且不八股。成了。”说着，从上衣内袋里掏出几张手写字纸来，上书“东京红杏故事大纲”八字，接着道：你给看一看，这，成不成？”


坦白说，故事细节如何，我连一个字都不记得了。只依稀知道是个女间谍误陷“共匪”网罗的故事。我一览之下，只给了个一答一问：“糟透了。你写的？”


对于我的问题，龙芳不置可否，但是表情却十分凝重地说：“再糟也得拍，只有拍出来，众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论。”说完这话，龙芳便起身告辞—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过了一个多月，他和电懋老板陆运涛搭乘的民航公司客机空中爆炸，尸骨无存。


可是这位在东京待了将近一个月的“神秘人物”毕竟非等闲特务。一抵埠，他便透过东宝公司剧务系统的关系，找上了出租汽车工会，再循线寻着富田利明，递上了“李绶武”的名片，包下他的车，作了为期十天的明察暗访。据富田利明粗略的描述，这位始终未曾自报姓名的“神秘人物”在东宝公司要员的陪同下，几乎是一步一脚印地重新走了一遍数月前大陆“油压机械友好访问考察团”的行脚所过之处，每有人问其所事，便以“拍摄映画”、“勘察实景”为辞，连东宝方面都未必能深知究竟。


然而，龙芳到底查到了什么？连日日充任司机的富田利明都不知道。直到飞机爆炸消息传出，台湾方面—应该就是老漕帮一系人马—给他寄了一份剪报，上头赫然刊登了龙芳的照片。富田利明也才据之对驹正春提出了警告。此后一切归于沉寂，此前所拼凑成形的一些梗概轮廓也随时间之消逝而黯淡下来。当局与日本中止“外交”关系之后的一年又七个月—一九七四年四月，连日航和华航的班机也宣布停航，“所有日本的飞机和航空器均严禁飞越‘中华民国’飞航情报区，否则视同不明飞行体处理”—直到“老头子”去世，方始恢复。


“然则这些同那《肉笔浮世绘》又有什么关系？”我忍不住问道。


“这就得从另一头说起了。”驹正春气定神闲地啜饮了第三杯，道：几年前东宝电影公司清仓，准备实施物流作业管理电脑化，整出一大批早年因为不知如何分类而闲置的书本、图籍等文献资料。之所以不知如何分类，乃是因为有些资料纯供道具使用，作假乱真；有些非但是真品，还具有古董价值；有些在两可之间，却是某导演公器私藏或私物公用而来；不论怎么说，都是文化财。其中就跑出来这么一本《肉笔浮世绘》，是明治年间刊行的一部集画画册。倒不是什么古籍，但是行家一眼看出，做电影的人持之必有用处，因为画册中的许多幅绘图虽然可说是‘春宫’，然而画工们工笔精绘，十分讲究背景细节。倘若要拍时代剧，大可以参考摹拟，非常好用。


“不过，此书扉页上随笔写了我的名字、电话号码和办公地址，这就让东宝的人不得不审慎从事了—万一书的所有人是‘驹正春’，如果擅行处置，则有窃占他人财物之嫌。于是他们派专人据址查察，发现我已经调了差，人在台湾高雄，只好暂且搁置。直到我重回外务省，接到通知，才拿到了书。这是前年的事了。书，当然不是我的，可是书中玄机却唤起了我的记忆—我相信高阳兄也一定会有兴趣的。”


此后，驹正春再也没往深处说什么了。我微觉其意：该知道的，都在《肉笔浮世绘》书中。当下不必细表，闲说了些清酒温饮的好处以及酿制的讲究，又相约次日共赴东京时得同去一部东宝出品的名片《鱼河岸的石松》背景实地吃鱼喝酒。不知是否我不胜酒力之故，接下来只记得一个话题，便是那富田利明与驹正春告别之际，驹正春告曰：“家父早年曾在天津塘沽一带行医，我的乳母是保定府人，我也是‘吃中国人奶水长大的’，富田先生可否将中国姓名赐告呢？”殊不料对方闻言而凝咽良久，最后竟以日语答道：“既是个逃家去国之人，哪里还能称名道姓？多少年来、多少年后，我便只是富田利明了罢！”


走笔至此，本该直说那《肉笔浮世绘》机关；然而是夜与驹正春临别一景，不可不随手一记。不过彼时应已烂醉如泥，所闻所见都如一梦，竟是写到当下才恍然想起，竟有些真幻难辨之感。


驹正春会过钞，同那着和服的美妇又行了个近九十度鞠躬礼，踅回小室来，亦向我一鞠躬，道：“明日你我各乘新干线去东京，座位不在一起，高阳兄也不必特意寻我，总之在东京车站自有人替你打点囊，高阳兄只须看顾‘它’便是了。”所谓它，指的当然是我座下那本书了。我诺诺应之，掀开蒲垫和榻榻米，果见下藏一屉，屉中是一册一尺二寸长、一尺八寸宽、厚达两寸有余的硬纸裹布烫金题签的《肉笔浮世绘》和一古纸信封—透光映看，信封中似是火车票。好容易自紧仄的暗屉里抠起书角、捧入怀中，只见驹正春袂影翩然，已经在店门口的染布酒帘儿之外，我踉跄趔趄，疾步趋出，只见屋外长巷迤逦、明灯熠耀，却无半抹鬼影：霎时间颇有《礼记·檀公》中形容孔夫子“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的苍茫踟蹰之感。再回店中，那美妇一仍笑靥相迎，可是怪状又浮现了：先前那间“审容膝之易安”的阁中之阁居然倏忽不见了，只原先在我身后的阑干还在、梯间亦无异状—唯阑干上所贴的一张想来具有“雀舌”作用的纸条则已被人撕去。小室所在之处竟成了一片平旷的地板；环顾店中景况，似乎又与前夜和大春同来时所见者并无二致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应该不只是身为伊贺忍者的驹正春特意卖弄其“崩楼技”的身手而已罢？我信步踱出，在寒风里踽踽而行，越苦思穷究个中奥旨，越觉得此行随缘而遇、随遇即灭的遭际一如《旧庵笔记》所谓“崩即崩耳”的境界。或许伊贺忍术之特别注重“灭迹”手段自有其务实目的—比方说：今夜如果有人蹑循而至、拍下了驹正春与我密谈的照片，如此一“崩”则显象皆幻，又有什么证据能指称这密谈曾经真的发生过呢？—不过，对我而言，即使作这样的推测亦属妄想。在漫步回旅馆的途中，我几度回头，欲寻原路而返，再看一眼那小酒肆、再确认那阁中之阁是否完好如初—然而每一旋踵，便哑然失笑。说起来，正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想，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


回头再说《肉笔浮世绘》。我首先注意到，在它的蝴蝶页上，果然信手写着驹正春的住址和两个电话号码，一望而知，确是出自龙芳那笔刚劲而瘦硬的黄体字—这一点无足怪哉，近四十年来特务系统中人学“老头子”书势，中锋侧用，方角锐折，常暴露出一种险峻孤拔的情态，反倒与人格上的“刻急”相映成趣了。这是赘语，且罢。


至于书的内容，则合两页成一折，一共是两百九十六幅男女交欢的图画；男子大多膘肥肉厚，女子也油胖白皙，或俯仰纠缠、或起落合吻，绞臂蹶足、耸臀袒胸，虽各尽姿趣，恐亦非常人所能仿之效之者。最可憾的是东洋人自有一套东洋人的拘牵泥窒，每于图中男女私处喷以银粉，败兴甚矣！


我从头到尾翻看了两遍，佐以旅馆所奉赠的煎茶，不觉已过三更，酒意渐退，非徒没有看出这部《肉笔浮世绘》有何蹊跷，人却在沙发椅上困着了。直至天光渐明，透窗刺眼，我才发现自己以书为衾，睡了一两个钟头。遂待移书起身，觅床复卧，不意由散开的书的顶侧看去，却见有一折两页之间竟密密麻麻写了几行字。


可称之为鬼使神差一般，我登时清醒过来，仔细察看这书的装帧。片刻之后，终至恍然—原来明治年间印行此书时，可能因为印工设施未如后世（起码在纸张着色后立即烘干这方面的技术还不够精良），为免两图相互沾染，每纸只印单面、中央直贯一折，使成两页。如此一来，每两幅图的背页便折入不见，所以两百九十六幅图事实上占取了五百九十二页的篇幅，书焉得不厚？然而这里头也有十分细致的技巧—偶或小折线没有对齐、或乃原纸尺寸有出入，常会出现脱帙的情形—尤其是遇到手脚粗鲁的读者，指掌间只消用力稍重，便易将入钉稍浅的一页抹开，那么就很难复原了。


也许是坐睡不惬，我或则身躯蠕动、或则肘臂揉搓，总之是使《肉笔浮世绘》中原先已经被抹开的一页两折益加松脱，里头（也就是反折在内的空白页）居然仍是龙芳的笔迹，写着：


日驻我使馆警卫罗德强实为周鸿庆之联络人。依总部（高阳按：指警备总部）入出境管理处记录，罗某曾多次往返香港、东京，时间皆在周氏异动前数日。余疑周氏自港潜赴大陆、复自大陆来日，皆罗氏所煽惑也。


这几行字的旁边是一个相当大的箭头符号，指向笔迹完全不同的几行小字：


我要去中华—


罗先生怎么说


说浮世绘养眼


罗先生说得好


那么东西可带来了


过了这五行，左边—也就是对折的另一空白页上—又是龙芳的笔迹：


此为周氏亲笔注记之应答暗语，应系周氏抵东京后转赴东宝摄影栅参观该厂自行研发之油压摄影机组当日（九月廿八），曾与罗某一晤，志之备忘也。余访此书于东宝道具部图籍组，登录者告余：此书曾于是日出借外宾传阅赏目。应似周氏偷晤罗某时随手匆记，文中刻意抹去“民国大使馆”字样，应似祛疑避嫌之故，以免同行团员之监控告发也。至若“东西可带来了”之语，既可作暗语看，亦可侧证周氏十月七日之行动似非“投诚”而实另有所图。以余所见：此案若得揭露，或可窥求罗某背后复有主使者，则非仅周氏之明暗可白，罗某坠楼之谜亦解矣。


然而，除了这本《肉笔浮世绘》上潦草的几行可能出自“周鸿庆”之手的备忘之外，龙芳似乎并没有其他的收获，是以才会在最后以寥寥数语作结，感叹道：


如无进一步证据，只能将本事徒托空言，摄制成一部电影；使十目所视，各自会心，或可迫使彼一幕后黑手狰狞出面欤？


从龙芳所记者研判，无论他是从“太子爷”或李绶武方面得知驹正春曾与“周鸿庆”接过头，而尝试与驹正春联络，才写下了他的住址—电话号码。然而他们缘悭一面—即使见了面，较之从富田利明口中所知者，也未必能更有什么斩获。是以龙芳才会想要借一个看似虚构的《东京红杏》故事，将《肉笔浮世绘》折页中“周鸿庆”亲笔留下的备忘细节，摄制成电影情节的一部分，以迫使那“背后的主使者”“狰狞出面”。可是在另一方面，龙芳于不得已中断调查之后，并未将《肉笔浮世绘》携回，反而还藏于东宝公司的图籍仓库之中，极可能是他已经警觉到：把书带回台湾，非但是个无力的孤证，反而行怀璧其罪之虞。只可憾他如此谨慎将事，仍不免粉身碎骨于万丈晴空了。


我掩卷长思，竟然想不起龙芳的面容，倒是《东京红杏》的梗概却逐渐清晰起来—


高阳的残稿写到这里，正好是那张稿纸的最后一行。我应该有嗒然若失之感才对—仿佛追逐着某一标的，那标的却始终在数步开外，若即若离，及至最终扑身攫揽，怀中却空无一物了。不过，我并没有一丁点儿惆怅，因为我自己才会须是完成这份残稿的人。

46　理想的读者


如果径以高阳残稿之可疑可究者加以钻研对比，则接下来我应该立即为这一叠“随手”文字中几处有头无尾的线索作一番拾遗补阙的工夫。


先从一个小问题说起。残稿中提及哥老会首洪达展曾于一九五五到五八年之间设局用计，将化名“周鸿庆”的莫人杰送入“敌后”。高阳则仅借魏三爷之口声称：“这一节，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也记之甚详。”并有“细读一回那陈秀美书前题记便了”之语一笔带过，而未暇道其究竟。


在那一列走走停停、似乎永远也不可能抵达目的地的火车上，我遂从书袋底部抽出这本上千页的大书，翻开前次浏览时根本未曾注意的题记。或许由于本书篇幅原就极长，题记也相当繁琐冗赘，除了包括类似一般工具书、教科书等著作之基于方便查考而订有凡例之外，还有几行感谢辞，不外是“若无某某之鼎力协助，则本文殆无法顺利出版问世……”诸如此类的陈腔滥调。然而，这篇题记的最后三行让我眸眼一亮—


此外，笔者更十分感激佑洪文化基金会驻香港分会的莫人杰先生所提供有关哥老会晚近发展的秘密史料。遗憾的是莫先生于十年前身陷大陆，生死未卜，笔者无法当面致意，仅此敬申谢悃。


乍读这三行文字，辞意俱无不妥。可是深玩细诘，却疑窦丛生。第一，“佑洪”早经覆案、可知为哥老会世袭首领厕身“老头子”特务系统之代号，岂能明目张胆以之成立什么文化基金会？第二，莫人杰这个名字从一九四五年借尸诈死之后便消失在人世之间，岂能于近二十年后复以本尊姓字向老漕帮“帮朋大老”之门徒提供哥老会的秘史？第三，从陈秀美这部著作之出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算起，倒推十年，则陈秀美应该尚未开始攻读其硕士学位，而莫人杰既已“身陷大陆”，又如何能未卜先知，且通过海峡两岸的封锁隔阂，使陈秀美得其晚近哥老会秘史之奥援呢？


然而，这三行彼此牾格的文字并没有困扰我太久，我立刻想起同样记载于残稿之中、出自龙芳亲笔的“使十目所视，各自会心，或可迫使幕后黑手狰狞出面”这几句话。显然，龙芳当年执意要将一部在高阳看来“写得糟透了”的故事拍成一部中日合作、耗资巨万的电影，以及陈秀美会在一部堪称体大思精、学术严谨的著述小题记感谢一个从来没能也不可能提供她任何史料的人，其用意是一样的：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有一个“理想的读者”。这个“理想的读者”能够透过残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义，且基于这份了解而诉诸某种符合作者所预期的行动。龙芳和陈秀美所要做的正是去勾逗、触犯甚至挑衅这个“理想的读者”—让我们暂且保留对此一语词的记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凭着些许残存的印象，终于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找到魏三爷所谓“记之甚详”的四个段落，它们分别散见于此书的“统领门”、“组织门”、“谍报门”、“医药门”等四个相去各有数十百页的章节，每段虽各有上下文，且只寥寥数语，然而抽离重组却可以串成一个首尾俱全的完整叙述—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哥老会洪达展获释，旋赴南京请命，奉准接掌“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并广泛吸收爱国青年，特许各成员保留原有帮籍身份加入协会，互称同志，戮力反共大业。（以上见“统领门”）


一九五一年三月，“新社会”同志施品才、康用才因奉极峰密令处分“上元专案”善后事宜圆满周洽，擢聘主持保密局海外前进基地督察室。该单位由哥老会洪达展直接掌握，独立作业，不受机要室资料组节度，为小刀会首创以来帮会分子管领情治作业的最高层级。（以上见“组织门”）


一九五六年九月，海外督导室简派前“新社会”同志罗德强赴香港前进基地，以“政府已侦知共驻港办事处主任连贯与莫人杰过从之事”向莫氏示警，促其尽速离港，暂赴内地藏匿。（以上见“谍报门”）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罗德强自行前往“河洛汉方针灸医院”展开侦搜，其行动过程出现重大瑕疵，并且擅自泄露任务机密，督察室当即施以制裁。（以上见“医药门”）


第一段中的“洪达展获释”，所指者应该就是“太子爷打虎”之后的事。对照次一段可知：大约也就是在一九四九年初左右，洪达展利用“新社会”吸收帮会分子的纳编行动，一方面扩大中枢特务机构、争取“老头子”进一步的信任，一方面也诱使帮会光棍，开始对步入政坛或分润官方权力有了兴趣。其中—可算得是我意外的收获—“哼哈二才”以万氏家奴身份一跃龙门、倚附于洪达展的时机、背景也浮现了大致的轮廓，这两人能在不数年之内跻身情治单位的督察，以世俗棍痞视之，自然是身价不凡的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清洪分流、壁垒严明的背景来看，“哼哈二才”之琵琶别抱、另觅高枝，应属一秘密投效的计划。换言之，万砚方固然曾亲自推荐“哼哈二才”入保密局服勤，但是对于他们处分“上元专案”善后事宜（袭杀欧阳昆仑？），乃至于成为“老头子”或洪达展的耳目是毫不知情的。且唯其不知情，万砚方自一九四八、四九年以后，迄乎一九六五年暴毙于植物园荷塘小亭的十余年间，非但先遭“新社会”架空，他自己的动静也已遭到“咫尺之内”的严密监伺。我甚至由此而推测：向万砚方泄报有人将携中共兵力分布图密呈“老头子”的也是“哼哈二才”。


接下来的第三段文字则要言不烦地指出：直接由“哼哈二才”委令的洪英光棍罗德强的确曾说服莫人杰离开香港、转匿大陆。其手段则反而是利用“哼哈二才”在一九五五年间检举莫人杰的“总登记”资料，使之心生极大的畏怖。是以高阳残稿中引驹正春所述，莫人杰说过这么两段话：我决不能去台湾”，“去台湾我半道上就叫‘老头子’给枪毙了”。那么，龙芳怀疑罗德强居间“煽惑”，“实为联络人”的角色，也在这段文字中得到了旁证。


倒是接下来的第四段文字引起了我对高阳残稿中另一处有头无尾的线索的揣想。那就是罗德强将莫人杰诱回内地之后六年，两人重逢于东京东宝片场，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之所以如此揣想，必须先回到罗德强身上说。


在前引的第四段中，有所谓“行动过程出现重大瑕疵”，应该是指罗德强闯入“河洛汉方针灸医院”搜寻《吕氏铜人簿》时不慎遗失其身份掩护证件。“当即施以制裁”则应该是指他坠楼丧生、旋以“精神异常男子跳楼自杀”结案。这些过节另于汪勋如《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和高阳残稿中皆曾叙及，可信不诬。以残稿所揭示者言，无论魏三爷或龙芳，其推断罗德强的死因不外是特务身份暴露或涉入“周鸿庆事件”内幕过深而遭灭口。可是，陈秀美却在此处横生枝节，称罗德强“擅自泄露任务机密”，难道这也是“施以制裁”的另一原因吗？还有，它是否更与罗德强“自行”前往汪勋如处展开破毁式的搜索有关呢？再者罗德强坠楼时间，上距他出现在东京东宝片场、密晤莫人杰的九月二十八日，其间不过四十天，二者会不会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于是我开始以想像来重建那一次密晤—


已经在大陆潜匿六年之久的莫人杰像个傀儡般经上级“遴选”加入这个“油压机械考察团”来到东京。这一天的参访活动十分轻松，目的地是东宝片场，莫人杰也许并没有预期此行会遇见罗德强—一个曾经协助他逃过特务制裁手段的老友。这一次其实显然是罗德强早作安排的巧遇，当然是个陷阱，罗德强必须诱导莫人杰道出“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之语，俾能另行设计老漕帮方面出手阻挠，是以刻意编派了一套事后证明根本无效的联络暗语，由莫人杰随手抄录在一本东宝片场道具图籍《肉笔浮世绘》的折页之中以便立即记诵。这个细节似乎说明了一点：莫人杰其实在期待着甚至主动提出了另一次收取某一物件的约会，只不过约会的对象并非罗德强本人，所以在那一套联络暗语中的第二句须设定由对方盘诘“罗先生怎么说”，以证明其并非不相干的第三者。也可能正因手边这本道具书提供了灵感，罗德强才顺口编出第三句答词是“说浮世绘养眼”，当对方再应以“罗先生说得好”之后，莫人杰便可提出“那么东西可带来了”的问题。至于“东西”是什么？恐怕这世上无人再能答复，因为罗德强在片场所允诺者从头到尾只是一个谎言。不过，以莫人杰当时“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并一再央求驹正春“放一条生路”的处境看来，或许—这纯粹出乎我的大胆假设—莫人杰所渴望的“东西”极可能是一本能够让他潜逃偷渡的其他国家护照之类的文件，亦未可知。总的说来，莫人杰上了个天大的当，而万砚方则在同一个诡局迷阵之中上了个比天还大的当。


至于罗德强本人呢？我推断他在片场密晤之后不久便回到台湾了。但是，一定有某种同此番密晤有关的原因促使他未奉命令即率众闯赴“河洛汉方针灸医院”，以近乎疯狂的手段捣毁该院设施，此后不到十二小时便坠楼丧生了。在想到这个过程之际，我同时找出了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翻到罗德强当时说的一句话：“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试问：一个替洪达展布置了那一石二鸟奇谋的大特务如何会如此莽撞地留言恫吓呢？


若非莽撞，这里面只能有一个解释：“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并非无意间泄露而成为罗德强随即遭到制裁的原因。实情应该由逆向思之而得见端倪—就在罗德强摆了莫人杰一道之后，忽然因为某种发现（而此一发现又与天地会的死对头老漕帮有关）而对之前的行动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或作为，且自知绝对逃不过制裁，才故意找上老漕帮帮朋汪勋如所开设的医院大闹一场，如此则“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一语便非简单的恫吓，而是曲意的警告了。接下来一连串的失误—包括遗失证件、于汪氏报警处理后去而复回以及与勘察现场之刑警大事周旋，显然皆出于一个务使事件扩大并借媒体渲染而公诸于世的动机。


待我将罗德强的行径整个逆转过来思索一遍的时候，立刻想起了龙芳对高阳说过的两句话：“众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论。”质言之，罗德强临终前迹近疯狂的最后一搏竟然也犹如龙芳和陈秀美所事者—一部胎死腹中的《东京红杏》和一篇无的放矢的感谢题记—一般，似乎是在“迫使幕后黑手狰狞出面”了。


当然，作为“随手”之体的高阳残稿中还留下许多有头无尾的线索，比方说：王新衡在陈述李绶武、魏谊正二人渡海来台途中“倚舷把晤”，说到两人分别与欧阳秋父子论交的故实，却懔于“凶险蹊跷说不定就找上门来”而忽然打住。又比方说：原来李绶武于一九五五年中潜入省保安司令部所欲追查者是“哼哈二才”涉及的一桩无头公案，此案在残稿中原属不必要的枝节，可是于我却有似曾相识之感。高阳既称“直到走笔至此的今日，我亦不详其实”，则何须闲笔带过？再比方说：那一部《肉笔浮世绘》按理应该由高阳妥为保管且携回台湾。此书若为魏三爷所托带，则是否已转交其手？至少它并不在高阳遗赠给我的七本书之中。据高阳臆测，当年曾被龙芳视为“有怀璧其罪之虞”而归还东宝的这部“孤证”之书如果会带来杀身之祸，则高阳是否以为时隔二十余年形移势变、事过境迁而胆敢以身涉险？按诸数年后高阳在荣总突然病况加剧、骤尔亡故的结局看来，宁非与《肉笔浮世绘》所可能揭发者有着草灰蛇线的关系？


这样一步一蹭蹬地推疑下去，我越来越知道高阳以半部充满了有头无尾的线索的残稿交付于我的用意。他的欲语还休，为的只是召唤我、诱导我、启发我在一本又一本我大多未肯认真读完的书籍里拼凑出早已存在着的答案。许多曾经有意无意获得那答案之中极小一部分、一片段的人曾经书写，然后亡命无踪甚至死去。而那些残留下来的文字则理所当然地被不关心或不耐烦阅读的世人弃置在任何一个距离日常生活稍远的角落之中，不复闻问、不复顾惜—哪怕其中隐藏了对每一个只能汲汲于日常生活者而言其实十分迫切的秘密，这些秘密原本将会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力量已经或正在塑造、掌控、形成和改变我们信以为真的历史甚至现实。我们无知—因为那个“理想的读者”希望我们如此。


让我们回到“理想的读者”这个语词。先前我在提到这个语词之际曾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我是这样说的：“理想的读者”能够透过残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义；且基于这份了解而诉诸某种符合作者所预期的行动。我当然可以就亟欲淹灭和“周鸿庆事件”相关历史的诸般行动来指称，这“理想的读者”就是洪达展。一个拥赀亿万、高踞庙堂、隐身幕后，处心积虑要并吞老漕帮的野心家，一个企图结合情治单位重建特务统治、拉拢百数十年来地下社会大小新旧各械斗团体的罪魁祸首。他是童话故事里的恶狼、宫廷传奇里的毒龙、历史寓言里的杌、江湖轶闻里的魔头。然而，这并不是高阳所期许于我的事—他恐怕并不以为用作品勾逗、触犯甚至挑衅一个无敌的恶棍会是书写者最终的目的。我反而认真地相信：高阳的残稿是在考验我拼凑答案的创作过程。


在火车即将抵达台中之前片刻，我并不知道马上就要下车，我甚至以为可以永远不必下车，而永远沉浸在构思这部《城邦暴力团》如何展开的摸索之中。我也不会知道，当我立志以一部小说去“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的时候，并不真的了解《城邦暴力团》繁复的历史背景和诡谲的斗争阴谋其实牵涉到多少我无能处理的材料、无法解释的问题甚至无从叙述的情感。正因为如此无知，试图去把它写出来的渴望才会那样迫切、那样迷人，反过来说，也正因为书写渴望的迫切、迷人，我才宁可持续处于懵懂茫昧的状态，让一个又一个对历史和现实的疑问与迷惑犹如夜行列车外不时闪烁的灯火，逐字逐行点亮，吸引我蹒跚走过原本已经归于阒黯、归于寂灭、归于遗忘的时空。


那个“理想的读者”或许也会找上我，然而无论如何他必须等待—这是另一个我在火车上尚未及知晓的谜—他会等多久呢？而我只能说，他至少得再等整整八年。

47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是一个总的题目，它包括了六个未完成的片段，每一个片段又都是过去八年以来我亟思取代最初那一幕“孙小六从五楼窗口一跃而出，一双脚掌落在红砖道上……”的一次尝试。可惜的是，它们都失败了。至于失败的原因，我不能完全归咎于黑道、暴力团、地下社会的成员或恐怖分子，毋宁可以说，它们其实更应该是《城邦暴力团》的结局。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老大哥带我去台中的那一次，我十分庆幸书袋里装着的不只是七本绝版书、一叠残稿，还有一个我们村上徐老三送给我的黑皮小册子。那是一册用来检索台湾各地黑道堂口的对照表。标号“七二”者并不在第七百零二页上，而是表示第七个区域里的第二个堂口。第七个区域是台中市，第二个堂口则是位于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的“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当时我们一行五人一字排开，坐在一家麦当劳速食店门口的两张欧式长木椅上，连同占着个座位的麦当劳叔叔石膏像，一共是六只傻鸟。老大哥一面死命搔抠着白发、搓出一阵径足半尺有余的雪花头皮层，一面自责地叹道：“怎么忘了呢？怎么跟老鼠似的呢？怎么撂爪儿就没影儿了呢？”旁边几个老大哥的助理仿佛全然不关心老大哥和我的问题，他们口啜可乐、冰茶、柳橙汁，你一言我一语议论骑楼下穿梭来往的女孩子们的乳房大小、腰腿粗细以及夏布衣裙的长短。间或会侧过身，指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疾驶而过的车辆，以一种相互较量其识多见广的语气数说着：“那是天道盟谢通运的车。”“那是台西吴添福的小弟—咦？他剃头毛了。”“哇哩干！那是牛埔的庄炳寅，他怎么也到台中来啊？”“不是啦！阿炳仔车是黑的—”“他不会重新喷过吗？车号袜变哪—七七八八九九九—哪会不对？”
	在大约半个钟头左右的呆坐期间，三个傻鸟少说认出来十五六辆分属于南北纵贯线上十个不同帮派角头人物的座车。后来我忍不住向一个肤色黝黑、发色焦黄、瘦骨嶙峋的家伙试探地问了一句：真有那么多‘道上’的人物吗？”那人瞅瞅我的左眼、又瞅瞅我的右眼，嘴角一扬，和另两个助理几乎在同一瞬间嗤声笑起来，仿佛我问了一个极其愚蠢、令人无法作答的问题。可他还是答复我了：没什么‘道上’不‘道上’啦！你若是认识，你就认识了；你若是不认识，就不认识了。真正简单的事情。”说完，三个家伙显然无意再搭理我，掉回头去啜饮料，继续观察街头如织的风景。
	也就在他们那样嗤笑着的时候，我猛可想起徐老三当年在复华新村办公室里给我上过的一课—我们平凡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其实只不过是另一个神奇的、异能的、充满暴力的世界的倒影而已。犹之乎某种顿悟一般，我急忙扯开书袋，从内侧夹层里翻出徐老三那本黑皮小册子，翻到台中市的部分，拿手肘顶了顶老大哥的臂膀，道：“你要找的地方难道没有任何招牌字号吗？”
	老大哥摇摇头、再点点头，似乎又觉得点头摇头都不对，索性更用力地搔起头皮来。他喃喃念着：“自由路一直下去十九号。”“自由路一直就是九号。”其实我们已经来到了那堂口的附近，八十多岁的老大哥不认为他的记性有那么坏，但是他更不认为堂口长得像“一之十九号”的那所医院—我却觉得是他那把年纪的人本能地忌讳医院使然。
	不过，你也可以说老大哥对了—那不是医院，它是天堂、是地狱、是遁世者的乐园、是记忆的坟场。它原来叫“人文书店”，在徐老三那本小册子所注记的内容只有两个字：“禁地”。我在这个禁地和万得福、钱静农重逢，也认识了孙孝胥、李绶武和汪勋如，算是又见到赵太初。头上仍戴着顶色如牛屎的毛线帽的赵太初和我打个照面，只说了一句话：我说过咱们后会有期的嘛！”便扭身朝外走了。
	“赵爷慢走。”老大哥欠欠身，闪出一条路来。
	“走慢了可不行。走慢了赶不上车，赶不上车就挂不上号，挂不上号就抽不着签，抽不着签就住不进荣民之家，住不进荣民之家就死不了啦—死不了多难受啊！”赵太初一面答着，身影却一径朝门口闯去。
	这是我在那堂口里见识的第一个场面。或许是看我初来乍到、不明就里，一旁的钱静农微笑着，道：“这和二十七年前的一张画有关。昔日画有七层，太初在他的那一层上窥见一个劫数，乃是一竹节突斑，应在遁甲盘的‘死门’。他今日赶上了车、挂上了号、抽着了签、住进了荣民之家，便还有七年阳寿可活，七年之后自有人在荣民之家结果他的生命。如若不然，这定数一乱，便不只太初一人，咱们这一伙子老鬼物恐怕谁也捱不到那己卯之约呢！”说到此处，他猛里甩了两下袖子，登时手中多了个钞票般大小的纸方，沿折七开，抖成一张极为长大的纸膜，纸膜右上角缺了巴掌大的一块，可是画面上的一丛乱竹却仍十分清晰，奇的是（也许由于纸膜过轻、无风自动的缘故）这丛墨竹居然前后摇曳、掩映生姿起来。几乎也就在同一瞬间，孙孝胥、李绶武和汪勋如的手中也各门抖脱出一层缺角的纸膜，几乎将我团团围住。我不由自主一回身，发现后方紧闭的屋门门楣上也垂下来一张一模一样的纸膜—不消说，是赵太初临行之际贴上的。钱静农接着说下去：“没想到大春你到今天才得来—此画中另有一层，现在百里闻香手中，可惜他此刻正当值授业，与你错过了。”
	“倒是缺的这一角—”李绶武绞起一张麻子脸，从他那张画后头歪探出来，道，“早已寄奉令尊，可惜他拖家带眷、谋生苟活，与咱们都错过了。”
	就在李绶武这么说着的时候，我以一种近乎窒息者渴求空气的姿势昂了昂脖子，试图将视线完全移开墨竹的包围，不意一抬眼间却瞥见远处的墙上竟挂着另一张画—“红大哥”和“蓝二哥”的那一张。
	以上的两千一百字是我第一个失败的尝试。它虽然素朴地描述了我随老大哥造访“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最初几分钟里的情景，然而我没能更仔细地把老大哥如何在麦当劳门口驱走三个助理的经过说清楚，也没有交代医院残毁斑驳的外观和朽蚀崩坏的内构，更忘了描述弥漫在每一寸空气中那沟泥腐酱的臭味。可是如果这样写出，似又将浪费太多笔墨在感官细节上，因此而拖沓了原始事实的节奏。于是我停顿下来。
	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生了一脸麻子的李绶武有一双大小显然不同的眼珠子，经常透过放大镜观察事物的右眼反而小些。当他把放大镜从我脸前移开之后，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一般应答着我瞳孔中闪过的疑惑，说道：“这些不是麻子瘢，是毁佛灭道的报应。”
	此事发生在我同李绶武初晤之前整整一甲子，可称中原武林一大浩劫。是日在山东泰安突然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据报载，这场雨摧毁农地近千顷、林木十数万株，土石崩流、道路寸断，尤以九丈沟一带地貌丕变，走山溢流的情状“令当地父老瞠目骇心，皆以为乃亘古所未曾有的异象”。这，要从李绶武的亲身所历者访寻—
	当时李绶武还是“蓝衣社”新进成员，在“南昌行营”贺衷寒左右任事，风闻有一部刊刻于佛头之上、名为“武藏十要”的古传秘笈流落至此，于是自动请缨、北上公干，循迹查访多日，终于来到了九丈沟。然而这里头还别有一番曲折，那就是李绶武私衷所系、萦萦不能释怀的另一桩勾当了。
	原来李绶武在“南昌行营”效力之际，无意间得知“老头子”手下特务有意戮杀两名由老漕帮举荐、而皆与天地会有累世仇隙的年轻侠士。这两人与李绶武素昧平生，但是李绶武深知，倘或特务果尔遂行这种禽兽手段，势必在江湖上酿成一场腥风血雨—至少老漕帮总舵主万砚方是决计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此一来，非徒将挑起清、洪两帮之间的火并，更可能引发国府中枢借此消灭江湖人物的剿荡行动。李绶武官卑职小、人微言轻，焉能撼动政府特务方面的决定，遂只能利用这一次公干的机会，乘隙向老漕帮方面投递一封信息，此一密信乃是李绶武亲笔绘制的一张画，画中藏着典故、典故隐着机锋，在李绶武亲口向我溯忆往事之际，此画就挂在我俩身旁的一面湿淹漫染的墙壁上。“若非为了保全这张画，”李绶武摸了摸脸上的麻子点，道，“也不至于落得个‘雨点皴’的尊容了。”
	那一天，李绶武见天际龙挂嚣腾，乌云荫翳，早知会有暴雨将至，遂重资赁一小舟，抢赴九丈沟，原想探看探看传说中那“武藏十要”的面目究竟。不料果如他自己先前所料，独篙小船才到九丈沟沟口之外，大雨便像是叫巨灵神一斧子劈开了天穹盖、硬生生将一片湖海汪洋给倾注到下界凡尘来的阵势，一颗颗扑顶砸下的水珠子赛过葡萄粒儿，串发疾堕，更似万竿利箭的一般。才不过几吐息的辰光，油布船篷已然不堪抵敌，眼见就要塌垮。李绶武转念忖道：看这雨势滂沱凌厉，非比寻常，稍待片刻若无屏蔽，随身携带的纸封不免要饱受淋漓，则又如何再借之传递消息、救人于屠刀之下？这样岂不白费一场心思笔墨、仍无益于大局？一面想着、一面扯下一角油布船篷，将随身携来的纸封包严密、收扎完妥，贴胸塞在衬衣内侧—仅此一耽拦，不过几分钟之间，九丈沟急流暴涨了数倍；也就短少了这几分钟，错失原本可以舍舟登岸、另觅遮覆的时机，但见一堵几丈高的浪墙推荡近前。李绶武只顾着扣紧衣扣，双手自然控不住篙子，直觉便催动起丹田深处一枚小小的泥丸—此轮无形无体，却是周身气血枢纽、精神渊源，一旦启动，势如千钧。李绶武原本但求立定脚跟、固稳桩步，未暇自知用力的轻重，加以情急之间，更估量不出遍体劲道强弱，耳边但听“豁浪”一声巨响，脚下陡地一空，一条小船竟尔叫他给跺得直立起来—船尾划个大弧、翘触天庐，独船首方寸之处浸入河面一尺有余。再被那迎面湍涌而下的浪头将船底朝前一推，眨眼间这一叶扁舟便翻覆汩没了。却在这个当儿，李绶武被自己那向下沉坠的踞力拖带，偏随这覆舟滚入近旁的漩涡，其势益发不得停顿，猛可冲沟底探落—真个是一息摒止、万念俱灰。他只道这一回恐怕真要死绝了，空余两双完全不通泅泳之术的手脚，在污泥浊浪之间胡乱抓舞、踢蹬—殊不知像他这样挣扎，又与寻常溺者大不相同。旁人溺水，关键只在不能呼吸、血液无法供氧，只消片刻翻腾、肺泡枯竭，此际再也禁忍不住，便会吸水入腔，一呛一咳就送掉一条性命。可是李绶武本有一身于无意间修成的“泥丸功”，自神庭、期门、环跳、曲垣、阴市、三里以迄神封七穴之间自成一小周天，落水闭息之前但余半口呼吸，即可再因势利导，窜出云门、中府、巨阙、章门、京门、季胁、太仓等七穴，成一中周天。以吐纳之量而言，虽不过数合，但是对于气行的藏、居、流、衍、输、布、浸、润等八部导引来说，已经是充盈饱满、酣畅完足了—唯独李绶武自己尚不知晓而已。
	也正由于他的意识犹在懵懂茫昧之境，四肢仍骛踢乱打，一推手、一蹬足，都发乎一股刚猛强烈的求生意志，所谓“气随意到、力从意出”，每一动作都有挟泰山以超北海的万钧剧力，源源泻出，鼓荡波涛，益添澎湃。
	此时倘或有那不知情的乡人打从沟旁林中经过，便可以清清楚楚望见：在这宽不及数丈的沟口之中，仿佛有蛟龙龟怪正在大雨之中兴风作浪，将原本已十分湍激的河面更卷出一只径足六尺、高可九尺的碗状水涡，这水涡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倏忽在南、倏忽在北，并无瞬息歇止，然而每一冲撞，都将沟口沿儿上的土石泥沙扫拂崩坍个尺许见方。如此一来，不到一时半刻之间，九丈沟已经成了十八丈沟—原来邻河杂生的一干乔木、灌木之属更哪堪波墙摧击？先是枝叶横飞、继之根张露，再加雨水冲刷，但见一株株原本生机盎然的树丛登时成了大大小小的秃木，纷纷然倾入急流之中，载浮载沉、漂向无以根柢攀附的荒江野渡。
	其实随波逐流的尚不只是土石树木而已，传闻中那批刊刻了“武藏十要”秘笈的佛头一共有八十四颗，也被李绶武那身泥丸功内力所排荡冲注的强大水流搅晃得翻腾上下、欹侧歪斜，彼此撞击几回，一个个儿从一艘原本是运木材的沉船之中散落。体积大些、重量足些的便坠触河床、掩埋于淤泥之内；体积小些、重量轻些的也就乘浪随流、沿河而去。传闻中可以力敌十万雄师的佛门武学从此万劫不复—其中十九颗在五十年后为渔夫网得，佛头顶门上的穴窍早已斑驳蚀毁，竟无通人能识，有当地考古专家疑其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为同时代产物，遂撰文发详，推测这一十九颗佛头可以作为佛教初传时已远及齐鲁区域的证据，其孤执浅妄如此，便不值得赘辩了。
	且说李绶武灭顶河中，但凭半口气息撑持，一阵手舞足蹈下来，居然将身外数尺之间的水流排拨得涓滴不能沾附，体内则渐渐热了起来。实则这正是丹田泥丸自得法语所谓“活泼”妙用的结果。打个譬喻来形容：这泥丸好比是今世之人建筑水坝，复在坝底增设一部巨大的发电机，借宣泄而下的奔流再将水势引回渊源所从来之处，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息。李绶武固无意逞弄什么功法，未料却在生死一线的关头将这泥丸功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看他身骨一热，更不觉得呼吸窒闷了，本能地觑张眼帘，不觉骇然：自己竟置身在一个好似巨钵大碗的漩涡之中，手脚则全然不由自主地挥拂腾踊，推打纵跃。李绶武当即了悟：这是内气充盈、元灵周转所致，只不知随身纸封溅湿了否？偏是为这张画再一分神，李绶武那源源勃发的内力顿时散了，可一条身躯却叫周围那环堵拢聚、飞速旋转的碗状水涡狠狠抛弹出去，李绶武扑面栽下，伏在一大片毒藤之上，只匆匆一刻之内，满颊奇痒难熬，稍一挠抓，浸毒孔穴便破皮溃血，留下了个终身的瘢记。
	以上的两千九百字是我第二个失败的尝试。它的问题是大量堆砌的动作描述成为一种类似惯性书写的效应，让小说钻进了李绶武无意间只手摧毁武林奇珍的枝节，如此我便根本无法交代“南昌行营”的内幕和白莲教、丐帮之间的勾斗背景—他们通通被一场暴雨和两颊麻瘢给挤压掉了。
	如果说这是创作上的瓶颈，未免言过其实，因为这两起失败都是我到达“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当天午后百无聊赖之下信笔涂鸦，纯以纪实备忘为目的的书写。当时的环境—一个用污浊、肮脏、窳陋、破败皆不足以形容的所在—的确刺激着我以极为流畅快捷的速度在高阳那叠残稿的背面踏出了《城邦暴力团》的两小步。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语词甚至每一个字、每一撇捺钩点缘笔落下、覆盖在透印着高阳字迹的纸面上时，我都仿佛吸吮到一口清凉、甘洌又甜美的泉露，吞入一腔来自翠绿色森林叶尖吐放的新鲜空气，得着了释放。然而我并不知道，当天夜晚却是一次漫长囚禁的开始。九点三十分整，墙上挂钟顶端的两扇小木门蓦地打开，伸出一只锈掉的弹簧，弹簧照样“咕谷”地叫了一声。魏谊正竟是从通道口里面出来的，身后跟着个秃子，等那秃子顺手戴上牛屎帽，我才认出他是赵太初。万得福忽然不知打从地狱的哪一层底下冒出来一句：“到齐啦！”在抄录我的第三次失败的小说开场之前我应该说明这些，因为这一次尝试正是那天晚上九点半以后发生的事。
	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在感觉这所医院像一条通道之前，我一直以为它只是个长宽各约五公尺的房间，临街的落地长窗已经有一百年没透进光线来的模样。朝外望去，勉强能穿过拼凑着不同图案的毛玻璃望见铁栅栏的轮廓，且很难分辨室外究竟是昼是夜。室内左右两扇墙亦皆无窗，但是由于张挂着几十年份的月历、日历的缘故，极易使人产生一种窗格的错觉。剩下的一面墙上挂着幅古画—它曾经挂在我年幼时所居住过的眷村泥壁上，权充补缝的挡板。画的右边是一座洋式壁钟，钟摆给关在一个长条形的木盒子里，隔着一层只剩下半截的玻璃让人看见它还在左右摇晃。它几乎是房间里唯一能动的东西。画的左边则是一座没有门扇的三面木框，框后就是我所谓的通道了。不过，在无人出入之际，这通道口看来和一块黑布幔没什么两样。
	此刻通道口已经不再有什么人出来而恢复它阴暗的面目。众人围着张破圆桌坐定了—背对着那幅画的上首是不时敲打着一双银筷子的魏谊正；他们有时称他“三爷”，有时称他“魏三爷”，偶尔有人称“慧叔”，他也答应。坐在他右侧的是李绶武，一个留着长指甲、戴了副深度近视镜的麻子。李绶武的右边就是我了。我坐的椅子没有扶手。我老大哥比我还次一级，他半撅着屁股蹭靠在一只高脚板凳上，也算是坐了，脖子倒伸得挺长，几乎遮住我右边的孙孝胥—其实遮住了也好。因为孙孝胥满头满脸（恐怕身体四肢亦然）都涂抹着半似泥、半似膏状泛着油光的药物—据说若不如此，不出几个时辰就有瘫溃皮烂之虞，再耽延三两日，一身肌肤便要作脓血化了。孙孝胥的右边是黄须大板牙、都喊他“痴扁鹊”的汪勋如。汪勋如正在同他右边的赵太初窃窃私语，我听不见，可看得出是那种彼此都未必十分认真却作势万分严峻的争执。和魏谊正比肩而坐的是紫色同字脸的钱静农。钱静农就像九年前考我硕士资格口试的时候一样，不时朝我颔首微笑，似是在沉默中与人交谈甚欢的一种疯像。他的右后方是银发包头的万得福。看那躬背探颈的姿态，人应该也是蹭靠在一张板凳上的。
	“数儿不对！人不对！年月日时没有一样对！”赵太初的嗓门儿猛可大了起来，环视众人一圈，道，“此会当须八人，中有一肖蛇者，时在己卯之冬。如今我等是九个，却无半个肖蛇的，距己卯又尚有七年，岂不全乱了套？”说着，挥手朝身后墙上的牌历指画了一圈，眼睛却盯在我的脸上，哼了一鼻子，道：“我与此子结识，尚在诸位之前，他是丁酉年生人，我早就打听过了的。”
	这番话刚说完，圆桌周遭一时如爆炒热锅般的炸开了纷纭言语。有的说：“哪个讲今夜是‘己卯之约’了呢？”有的说：“小六是肖蛇。”有的说：“小六连锅卤汤都刀尺不来，他怎能算得？”有的说：“翰卿同他是叔伯兄弟，岂能比你结识得晚？”有的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解出来了，没请您老亲耳见证，也是不妥。”没吭声的是李绶武和我，万一来、万一去的是万得福，最后连我老大哥也低声下气地补了两句：要是多一个人那就别把我算上，我算个屁不就结了？”
	“还是听大春的罢。既然翰卿大老远把人给请了来，总有片语只字可以请教。”钱静农扭头冲魏谊正道，“三爷不也曾推许此子有朝一日或能将所学‘汇入一鼎而烹之’的么？”
	我还没来得及接腔，汪勋如龇起大板牙又朝赵太初补了几句：“横竖你己卯年是要教那冤家给掐死的，你一死，咱们不就是八个人了么？”
	“总还是没有肖蛇的。”赵太初亦不示弱。
	“小六是肖蛇。”孙孝胥低声重复道。
	“再加上个小六么，就算我死了，还是多一个。”赵太初嘿声笑了起来，“说你‘痴扁鹊’三字只一个‘痴’字得当，你还不服！依我看，连你这痴子也是多的，也该死了。”
	“不多不多！”老大哥又蹿声抢道：“我不算、不算我。二位爷别闹架—俺弟弟确乎是把字谜解出来了，人家十年前就解出来了。”
	最后这句话一出口，屋里倏然间寂静下来。李绶武似乎全然未经思索、出于一种反射式动作那样地掏出一枚放大镜，想想没什么可观看的，随手又搁在破圆桌上了。几乎与此同时，其他所有的人（我想甚至连我身后的老大哥也不例外）都把双眼珠子朝我脸上转定。钱静农的脑袋点得更带劲儿。魏谊正把嘴唇撅圆了，却竭力忍住不出声。赵太初和汪勋如原本相互推挤格挡的两只臂膀凝结在半空里，孙孝胥先是摇头叹了口气，见我没说什么，才着嗓子道：“那是我扮美国总统那一年，唉！觉乎着已经是大清朝时候的事了—我怎么也活了这么久了？”
	“孝胥老弟！你投胎降世之时，上距大清朝还有好几年呢。我等不言老，你倒端起来了。”魏谊正终于“呼呼”笑了两声，却朝我一伸食中二指，沉下脸色：“既然早已解出，那年我和‘龙教授’越俎代庖，给你小老弟奉上一个学位之际，你却如何不曾略示一二呢？”
	“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一伙的？”我甩巴掌挥掉他几乎杵上我眉心的手指头，还没来得及警告他不要胡指乱指的刹那间右半身一紧，肩窝已经被老大哥探指扣住。老大哥皱起右边的一条残眉，悄声道：“不可无礼！”
	“还有你！”我索性冲老大哥闹起来，“你不是要告诉我有人放了我一枪的事吗？你不说，我说什么？”
	“那个不难的，‘白面书生’。”万得福缓缓伸平右臂，往魏、李二人之间那黑洞洞的通道口指划了一下，微微笑着说：“待会儿咱们上四号房看看去，你老弟就没那么多闲气儿啦！眼下诸位爷都到了—魏爷还特地拉着赵爷搭野鸡车从台北赶回来—就是想听听你老弟的高见。无论如何，诸位爷已经等了二十多年了—”
	“快三十年了。”汪勋如道。
	“差三年才满三十年呢。”赵太初说着，右腕使劲儿一顶，推开了汪勋如的左臂。
	就在这个当儿，一直没开口的李绶武突然冒出两句：“不欲可知，岂有所言？”
	“说得好！”钱静农说时抬起手来，拢指如提笔，在空中一阵舞写，写的正是两行“不欲可知/岂有所言”，且写且道，“遥想当年案发之后形格势禁，咱六老避之无地，在绶武巢中暂栖了一夜，商量出这么一个隐访之谋。可是得福啊！你自己不也是直到小六投拜到绶武门下那一年，才尽捐成见，肯与我等通声气、同进退的么？那时距万老大去之期，不已有十二年了？”
	“呿呿呿！要说‘通声气’是让小六传话、说什么‘见面合计合计’的那一回，则是十二年不错的。”赵太初扯了毛线帽，极之不屑地朝万得福一挥拂，恨道，“要说‘同进退’，却已经是‘一清’时候的事了，这个混账东西有十九年没把咱六老当正经呢！”
	“罪过罪过！不敢不敢！赵爷再不肯宽谅，得福这就上九号领家法去。”万得福说着，眼风儿又往我这厢瞟过来，接道，“不过，诸位爷是知道的，当初得福若是未曾穷十二年之力鸠合了三万六千逃家光棍，布下天罗地网、兔耳鹰目，怎么访得出像‘白面书生’这样聪明颖慧的人物给解出万老的字谜呢？既然解得了，依我看，‘白面书生’你—就不必犹豫，尽管赐告了罢。”
	“有人不许我说。”我把早就准备好的一个托辞抛了出去，“因为说了对大家都危险。”
	话音未落，在这直径不足两尺的桌面上方赫然又爆起一股哄然的喧哗。这一回我老大哥声音最大—可照样没人理他—他嚷嚷的是：“危险？有什么危险哪？上刀山、下油锅、骑虎背、睡蛇窝，有什么好危险的啊？”赵太初说的是：“此子读书皆耐不到终章，哪里解得了字谜？分明是推托延宕之语，你们竟也信了。”魏谊正则蹙眉向钱静农愠道：“看来准是小妮子多事。”钱静农依旧点头微笑，指我一记：“又是个对他有心的，不然何必多事？”汪勋如看似自言自语，实则仍是冲着赵太初顶了几句：“想我神农老祖遍尝百草，不过是浅咀轻嚼；哪须吞根食干、啖叶哺枝？又不是牛！”
	嘈闹渐息，孙孝胥才像是等到了不容错过的间隙，抢忙哑着嗓子、像失水的鱼儿那样努力吞吐着气音说道：“危险自然是危险。各位兄台不要忘了，上个月三爷才拿到《肉笔浮世绘》的第二天，高阳就死了。高阳心细如发，少有能及之者。他把书藏了五年多才敢示人，犹且不免于难。各位兄台试想：咱们如此苦苦逼问，是不是有些操急忒甚了？”
	“在我看来，这是两码事。”魏谊正道，“高阳手上所掌握者，是那大魔头拨弄权谋、颠倒是非的一部疑案的证据，预闻则涉险，这是毋庸置言的。至若大春所解者，不过是万老的遗言，以万老之闲闲大度来看，遗言要交代的未必是缉凶报仇这一类的事体—然则何险之有？照我说，便是小妮子杯弓蛇影、碎嘴闲舌—”
	“不然！如若此子十年之前便解得了《菩萨蛮》中所藏机关，”李绶武终于举起了那枚放大镜，向我一比划，道，“而又从未向人言说，以至于苟延性命到今日，则所谓危险就未必然是什么杯弓蛇影—他方才不是还说叫人给放过一枪么？”
	“那件事的确是洪某麾下新帮分子所为。不过，似乎是新丁入籍，又力图表现，莽撞行事了些—咱们祖宗家光棍当下也已经处置了—”万得福急急分辩。
	“这儿没有人责备你不会办事！”李绶武睨了万得福一眼，继续向魏谊正道，“三爷也不必责备红莲，说不定她知道的比咱们还多得多呢。”然后，他以一种令人几乎无法察觉的速度向右倾身，在那张麻皮脸几乎贴上我面颊的时候低声同众人说：“一旦这位小老弟想知道些什么的时候，便自然肯说了。”
	洋式壁钟钟盒上方的木门在这时忽地打开，里头弹出来半截长了红锈的弹簧，它“咕谷”、“咕谷”地叫了十声，其间没有任何人再说一句话—有某一秒钟里我错觉到自己正置身于一群僵尸或蜡像之间—他们当然都在等待，但是看起来每个人都仿佛因为已经等待得太久而失去了关于等待的任何想望。换言之，他们好像已经把等待的对象遗忘得一干二净，只是维持着看似一息尚存的姿势。此外便仅有一种声音，轻盈如水滴石，每隔半晌敲落一次—后来我才察觉：那是从孙孝胥的下巴尖儿上滴堕到地板上的琥珀色油膏。
	在万得福不发一言、引我走向那条通道—或者是我渐感窒闷、自行推身站起，而万得福又恰巧给了我一个指引向通道口的手势—之前，我都在默诵着红莲的名字。之所以那样旁若无人、莫名其妙地站起来，似乎也是一个焦虑的结果罢？其中如果有什么值得说的解释，应该是（在潜意识里）我并不愿意像一具僵尸或蜡像那样想念着她。我站起来，走了两步、或者一步，万得福也起身向右摊开一只指示方向的手掌，那里有一方黑布幔似的通道入口，门框后数尺之外便无任何光线可及。我开始努力回忆着此生第一个可能真正爱过的女人的长相。可是，诚如过去发生过无数次的情况一样，我能够在黑暗中看到的只是许多一闪一灭的局部，是近距离凝视之下人体器官的某个片段、轮廓，最后只剩下十分抽象的线条。犹如捡拾起刚刚组好又立即打碎的拼图板上的某一小块，你还知道它在原图中的位置，奈何随着无法还原记忆样貌的焦虑甚或恐惧，你只能在模糊中逼视更细微渺小的范围，直到一切消失在完全的黑暗里为止。
	这时我仍意识到自己所走的是一条直线—至少我并没有转弯，万得福的脚步声也一直在我的正后方一步开外。我也没有思考过人在全无视力的情况下是否能走出一条直线路径之类的问题。总之，那样缓慢信步前进的时候我一点儿没有怀疑过自己可能是走在一个所谓的“阵”里，也没有设想到，他们提起红莲、搅动起我烦躁不安的情绪，可能只是为了让我毫不设防地步入一个事后我才知道叫“人遁阵”的所在。
	“李爷方才话里的意思，‘白面书生’你要细心体会。”万得福的话语突然往我的脊椎上钻来，四面八方全是回音，我本能地扭头寻看，眼前徒然一片漆黑，连先前通道口李绶武和老大哥的脊背侧影以及房间小的桌沿椅角也都埋覆于幽暗之中。万得福继续道：“咱们老爷子一生行事俱是在幽冥晦暗之地助人逃过光天化日之劫，其中磊落，不是外人能明白的。在你老弟看，咱们这些光棍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作奸犯科之徒，这个么，咱们也不必辩解，倒是几位爷看你老弟投缘，似乎是可以说得上几句的人物，才前瞻后盼、巴望着你老弟到此一会—莫怪赵爷说话不中听，他老人家只不过是以为时辰未到、不该强你所难而已，其实他的意思和李爷一般并无二致，总然要等你老弟哪一天知心会意，情愿同咱们结纳，大伙儿成了一家人，你老弟自然肯将老爷子遗言赐告了。”
	“你要带我上哪儿去？”我驻足不前，试着伸手朝黑暗中摸索挥打了一阵，听见自己的话也带着回音。
	万得福的笑声则忽而从我右边传出，道：“那要看你老弟想上哪儿去了。这么着，我先引你见几个人，见过他们，你就明白赵爷摆这个阵可是用心良苦啊！”一个“苦”字还没说完，我右侧豁然一亮，万得福手上多了个三寸来长、状若饮料吸管的纸媒，尖端微火一点，恰恰照亮了方圆一尺左右之内的空间。“这叫‘火摺子’。”万得福说着，火摺子缓缓向下移动，照亮他腋下一个和夹克同色的软包裹，他探手入内，取出一支四寸多长、有如袖珍箭矢之类的物事，随即以之充当钥匙，箭镞子往一个锁孔里伸去，再一捣，那锁头似是铜铸，在半黄半青的焰苗映照之下显着炭黑、带些苔绿，它应声松榫，门也朝左开了，里头是个四席大小的房间，和寻常病房并无不同，一床、一几，床头有日光灯一盏，变电钮有些短路，是以光晕始终乍明乍灭。床上躺着个男子，一身看不出是白是灰、与床单同色的薄衫裤、半边袖管和裤管从盖毯下翻捅出来，极其扭曲的一副睡相。
	“你老弟不认得此人了？”万得福吹熄火摺子，趋步靠近床头，忽地一把揪起那人的头发，让他坐起来。那人也不挣、也不抗，似仍熟睡未醒，任万得福摆布得如此，便成了个坐姿—这样儿整张脸庞又靠近日光灯管许多，面颊上的肉刺、胡髭也清楚些了，可我仍旧认不出来。
	万得福又用另只手撩了撩挂在墙上的一套黑西装，登时扬起一阵尘埃：“那么这套衣服呢？”
	我又摇了摇头。
	“这小子当年拿啤酒瓶敲了你一记脑袋瓜子，你居然忘了？”
	“是—”我的脑袋瓜子仿佛又挨了一记，“是那一次在My Place，我和几个侨生去喝酒……”底下的事不消说，我一轱辘儿全想起来—那是我第一次遇见红莲的晚上，在酒馆里搅进了和侨生们一起挂彩的战局。这个穿黑西装的家伙十分耐打，我连干了他两拳，他连晃都不晃一下。可是眼前这人却像个特大号的填布玩偶—我甚至怀疑他究竟还有没有气息；“他怎么了？”
	“光棍行事，有来有往。他叫翰卿一个徒儿访了一年才访着了下落。既然当初给了你那么一下，翰卿那徒儿也照方给了他一下，就这么回事。”万得福说着，左手一松，那人顺势一滑又躺了回去。
	“我们喝了酒闹事，你们插什么手？”
	“这小子是‘哼哈二才’底下的喽；要不是他，‘二才’还不至于从你这一头又盯住了红莲。幸亏翰卿那徒儿出手精到利落，否则牵丝攀藤，势必从红莲身上又追出魏爷、钱爷踪迹，那就不妙了。”说到这儿，万得福迎面走来，把我的肘弯朝前轻轻一提，我毫无抵拒之力，拧腰抬踵，竟往身后踉跄跌出数步，但听原先那门“砰”的一声关上，我又回到了一片黑暗之中。
	“别吓着了，‘书生’！”万得福一面说、一面不知使了个什么手法，再次打亮火摺、持短箭打开几乎是正对面的另一扇门，道，“方才那是二号，咱们再看看一号，好教你老弟知晓咱们不只是逞凶斗恶而已。”
	一号房里扑鼻漫着一股韭菜和大蒜混合的臭味儿，房中坐着个年约五十上下的男子，衣裤尽如先前所见者，唯此人座下是张轮椅，椅旁也是一床、一几，床头除了日光灯，还悬着个巴掌大的塑胶壳儿电晶体收音机，正播放着京剧名伶孙元彬教唱戏曲的节目，这人冲我们各点了点头，笑道：“今儿田师父下饺子，吃多了，打嗝儿带放屁的，空气不好。万兄别见笑。”
	万得福回了句：“不碍事。”随即对我低声叹道，“此人原本在老爷子府里当差干卫士，老爷子升天之夜，他忽然成了个痴子。我后首一查看，才得知他被人掐断了百会、玉枕之间的一条血脉，非但腰脚瘫痪，也省不得事了。是后活一日、只记半日事，现成是个废物。无可如何，权且容留在此。”
	接下来，万得福又带我访视了隔壁三号房，里头住的是四处为人追杀、几无容身之地的瘸奶娘。此妪行年也已近八十，号曰瘸奶娘，可是双腿灵便巧捷，一双缠小又放大的“挛骨削趾足”看上去并不跛，却是那只原来并不跛的好腿曾经在二十五年前、她逃家出走的一场恶战之中负了伤，膝盖骨被“哼哈二才”发暗器打碎。其后经“痴扁鹊”汪勋如调治痊愈，居然行走如常、健步似飞，亦可谓因祸得福了。瘸奶娘谈兴奇佳，单只万得福说了句“见过瘸奶娘”，她便扯住我的袖子从一只放大的小脚说到汪勋如的医道。万得福好容易找着个谈隙岔了句“这位老弟台的尊翁启京先生当年也在帮，与你还是同船来的”，瘸奶娘两片垂褶披覆的眼睑陡地一翻，一双瞳仁泛起了银亮亮的光芒：“启京先生是‘理’字辈儿‘前人’。听李爷说，当年‘二才’私通洪魔、干下欺师灭祖的勾当之时，众人皆不知晓，唯独启京先生是个目证。可惜他老人家离家忒早，与咱们断了音信，否则咱们及早提防，小爷也不至于受他俩妖言惑诱，干下那般狗彘不如的事体来。”越说到后来，她的一双眼珠子越鼓凸圆大，直似要跳出眶子的态势，尤其是“小爷”二字，说得是咬牙切齿，听来倒像要吞吃掉那“小爷”的模样。她当下转脸冲万得福道：“这位小兄弟就是要来说解老爷子字谜的那位贵客么？”万得福点了点头，眉峰却蹙了蹙，仿佛犹豫着该不该告诉她：这位“贵客”什么也还没说呢。瘸奶娘则径自抢道：“那你可得好生款待款待—老田今晚下了一锅饺子，人人夸说好吃，你让他再包些个，给贵客消消夜、点点心—”
	万得福没等她吩咐完便挥手辞出，跟我说日子长得很，要吃“田翁”的饺子有的是机会，可是“该见的人还是先见一见的好”。正当我纳着闷：什么叫“日子长得很”？五号房的门又开启了。此室全然不同于之前的三间，里面极是敞阔，大约是一号房、二号房的十倍长宽，比之三号房也大了三五倍有余，同样是四壁无窗，仅靠着几处零零落落的小灯，以近乎萤囊般微弱的晕光照亮咫尺之内的范围，可以看出这是一间书房，四壁连架迄顶，都是书。这我才注意到：那些高高低低、似是任意放设的小灯都附有黑罩铁夹，夹置于一落又一落挤不进壁架的书堆顶端，其目的本不在照明—反而像是夜间公路地面上的猫眼反光板，仅在让人不至于撞翻那一落书而已。在书房的最深处，倒是有那么一盏台灯亮着，一人背向伏案，头颈肩背遮去了绝大部分的光线。万得福又压低嗓门道：“之前此地是个书店。一九四九年播迁之后，一直是咱们老漕帮的物业。一九六七年二月底大整肃，十之八九的书都给查封销毁了，出版的事业也不许做了。之后只零零星星、偷偷摸摸地印了李爷、孙爷和赵爷的三部书—”
	“等一下！”这是我踏进“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以来第一次感到如此亢奋，较之下午趴在那张破圆桌上写《城邦暴力团》前两个失败的开场时更觉惬意十分，我忍不住叫出来：“六七年二月‘国家安全会议’成立，之前不到一个月你们出版了陈秀美那本《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你说的大整肃和这两件事有关系吗？”
	“‘白面书生’总算是‘想知道点儿什么’了—”万得福得意起来，不自觉地抬手抚熨几下一头很白的发丝，道，“这些个事要是没有关系，祖宗家门儿也不致沦落到这步田地啊！”
	在我们这么交谈着的当儿，桌前那人影忽地转了过来，发梢轻扬、背光约略映显的脸庞轮廓泛着美丽的红晕。我可以清晰地看见那颊边极柔极细的茸毛—是我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一个身体的细节、一个零散的片段、—块小小拼图上的局部，我曾经粗暴地啄吻和吸吮过的位置。我和她几乎同时喊叫起来：
	“红莲！”
	“我不是红莲。”她已经在我失神愣立的当儿站起身，向我伸出一只意味着礼貌和距离的右手。我握住了，那只手和红莲的手一样温暖、一样绵软、一样滑腻，我再握紧一点，想索性把她整个人拽进怀里来。可是她不依，她也没有把手缩回去的意思，只像是早就猜想到我会有此一拽似的顽固抗拒着，且在同一刹那间递过来另一只手—在这只刻意显示的左手腕桡骨内侧的皮肤上，并没有那朵我曾长久谛视、狂烈啮咬的赭红色莲花。
	“我是陈秀美—红莲的母亲。”她平静而温柔地说。
	犹之乎急于躲避一种羞窘难堪处境的直觉所使然的那样，我匆忙且莽撞地甩脱陈秀美的右手、移开了视线，不期然却瞥见书桌上摊放着一本大约一尺多长、不及两尺宽、展开两页则占据了近乎半个桌面的布面精装画册，入眼的一幅图画上是两个裸身相拥的男女，采传教士姿态。男子歪顶着武士髻、膘肥肉厚，女子朱唇微启、星眼半闭，通体油胖白皙。奇的倒是在男子阳具处并无图形，而是一个“酉”字，字边散落了一圈银色粉末，近旁则放置着一枚大约是用来刮除银粉的壹圆镍币。
	“得福！烦你跑一趟，去同三爷说，《肉笔浮世绘》解出来了，它不是一本寻常春宫，恐怕还是当年随着钱氏一族的工匠绘画东渡扶桑而流落出去的一套医谱，而且谱中另外藏着机关—
	“依我推测，它只是半部，独有人形而无穴印，倘若再合上汪爷的‘少林十二时辰气血过宫图’，或恐正是钱、汪二位爷参详了大半辈子而未果的一部医道—其珍贵深奥更在《吕氏铜人簿》之上，甚至还是打通‘汪家医’和‘吕门医’两支绝学的关隘呢！
	“如果我这个推测成立，当年罗德强擅闯汪爷医院的用心就再明白不过了：他一定是在密晤莫人杰之时无意间发现东宝片场收庋此书，且其中藏着这么个连洪魔都未必知悉的机关。可是当日此书乃是由莫人杰向片场借出披阅的，非得立即归还不可，倥偬之间，只好暂时作罢。待罗某回国之后，必然会向洪魔禀报此事邀功—对洪魔而言，罗某这就未免涉入过深且知情忒甚了。应该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罗某察觉洪魔有意对他这唯一的活口下手，也才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向汪爷示警的。”她喋喋叨叨地一口气说到这里，我已经百分之八百地确定她不是红莲了。我的红莲沉默、慧黠、神秘而且非常放荡，绝大部分的时候，她不会让你知道她的看法、她的见解、她的思想，比“绝大部分的时候”更多一点的时候，她不会让你知道她要做什么以及她在哪里。
	“至于你，如果你要问我红莲在哪里的话—很对不起—我也不知道。”陈秀美跟我说完了这些，撇过脸见万得福还站在原处，不由得皱了皱眉，道，“怎么还不去呢？”
	“就去了。”万得福面无表情地欠欠身，朝我勾了勾手指头，道了声，“请罢。”
	这一次，万得福似乎并没有带我从进来的门出去，我们并肩走出数步之外，我漫不经心地回头要再看陈秀美一眼，但是她、书桌和台灯已然消失了。原处变成一整面通顶连墙的书架。我略微怔了怔，想确认一下行进的方向，左肘又给万得福一抵，朝右转了半圈，他却已经走到我的前方，一面有如自言自语地沉吟道：
	“这妇道也是可怜，十几岁上怀了身孕，丈夫又无缘无故遭人谋害，人就有些个癫狂。幸亏钱爷容留，指点她读读书、认认字，照管书店的事渐渐也做得了，后来托钱爷帮衬，还拿了个学位。只这疯病厉害，就连汪爷的医道也诊治不了。
	“大整肃之后，祖宗家门里忠肝义胆的光棍四处不能容身，各位爷彼此也不方便时常见面，如何照应她呢？便给送进松山疗养院住了好些年。直到一九七七年夏天，赵爷为了避敌耳目，自己放了一把火，把书店烧了，原地重新安顿，装成废墟面貌，里头再摆上个固若金汤的弥天大阵，才又把她接过来的。这妇道每日里捧着书读了又读、读了又读，动不动就说找到了一个什么什么证据，又访着了一条什么什么线索。有时候儿抓起本明星画报，看了便说那白嘉莉就是她女儿红莲，已经叫石牌训练班的特务培育成谍报人员，专陪国外元首睡觉、好套取情报。有时候儿翻着本多少年前的旧杂志，看了便指着照片里的人说她丈夫其实活得好好儿的，并没有死—照片里的人明明是‘老头子’，哪儿是她丈夫呢？
	“当时汪爷陪着孙爷在花莲山里养伤，李爷领着小六在桃园行馆习艺，钱爷、魏爷早已改名换姓—教书的教书，作厨的作厨—这二位爷虽然时相往来，可若依着赵爷书中历法所示，还不到会面的日子。就连我，也还没参透赵爷书里的机关，怎敢贸然出首和诸位爷相认呢？这可就苦了赵爷了。偏偏赵爷为人强项，凡事从不求助告帮，只他同瘸奶娘二人苦苦撑持。好在我东奔西走、上求下索，总算寻着了三万六千忠义光棍，不久又识出了赵爷书里的藏字历法，这才一方面得着接济、有了凭靠，一方面则借那‘一清专案’撺掇下一百零八条好汉自首，好与诸位爷在苦窑里重新聚义、共商大事的—”
	“那么红莲呢？”我猜想万得福还想说说他们“共商”了些什么“大事”，但是我并不关心。我重复了一遍我所关心的，“红莲呢？”
	就在这转瞬之间，我倏忽觉察到万得福并不是走在我的前面、反而应该是绕回我的后面去了。念起身动，我猛回头，果然看见他的背影已在七八步开外，当下消逝在浓黑之中。正待追上去的时候，第二个念头又波涌般席卷而来—他也许已经转向左走，重回先前陈秀美所在的位置，且脚步声和带着回音的话语也确乎自彼处传出：“那是另一头儿的事了—咱们是不是先上四号瞧瞧去？你老弟所耿耿于怀者不是放了你一暗枪的那小子么？咱们不多不少、不深不浅，也照样儿给他来了那么一下子。只不过—谁叫他身上没裹着‘壳子’呢？嘿嘿嘿嘿……”
	“我要知道的是红莲！”此刻我全然不在乎万得福究竟身在何方，我拼命喊着同样一个句子，喊了五遍（或许六遍），像是承受了十分重大的委屈，直喊得眼角微湿而口唇却发出阵阵干燥撕裂的疼痛。我依然可以在闪烁晶莹、曳拖着刺状星芒的灯光下辨认自己被几万册甚至几十万册书籍包围着，我也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陷身在这个疑惑和解答时隐时现、互缠互绞的阵中，然而—关于红莲的一切，我已彻底迷失；且正因为这迷失，我爆发了自己从未付出过的爱意。
	以上的整整一万字是我第三个失败的尝试。开始动笔写它的时候我已经见过了四号房的倒霉鬼—他曾经挥舞着一把二尺四、几几乎在双和街和青年路口的红绿灯下砍断我的手筋或脚筋。当时他的脑袋上没有半茎头发，可是如今躺在病床上，发丝已经长得能够打辫子了。他显然已经不认得我，还悄声拜托我：“如果有机会回到阳间去的话一定要打电话给‘花枝’，叫‘花枝’务必赶快把‘孝堂’大伙解散掉。”他并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会相信—其实他还活着。但是那样像一具骷髅架子般活着又其实和死了没什么差别。病房里当然没有昼夜，只有睁眼和闭眼。他睁开眼睛之后所能做的就只是吸食一种叫“安素”的奶汁，以及用稍稍可以动弹两下的几根手指头抠弄尿袋管子。
	在这活死人隔壁的六号房里住的是个粗头大脸的汉子。这间房里没有床、也没有日光灯，仅有的黄光来自一具嵌在墙上、专供停电时照明的蓄电灯泡。黄光斜射而下，恰恰敷洒着对面墙角的汉子四周。他的左手给铐在三尺高的一根白铁横栏杆上，整副看来十分壮硕的身躯半坐半跪地蜷缩着，右手自腕骨以上仍凸肌暴筋，犹似健身房的教练，可是腕口却只剩下一截覆了层薄皮的秃骨，手掌则泡在他面前不远地砖上的一只玻璃瓶子里—我不能确定瓶中所盛的是什么样的油汁或溶液，不过那只断掌悬浮着，空气中则传来混合了甲醇、乙醚、汽油和消毒水的味道，因为室内绝大部分的空间都摆置着或粉红、或墨绿、或透明无色的燃剂。据说这汉子外号人称“火霸天”，当年不过三十出头的岁数，便已经纵火不下四百二三十起了。
	“一清”囚窑期间，各方光棍首领汇整信息，得知“火霸天”旗下几个消防器材公司进货出货时程以及此子惯常作案手段，遂在狱中研议，要设下个趁火打劫之局。
	到了一九八六年秋天，相传政府宣布解除戒严令，光棍们争说：“帮朋大老”何不趁此出去透透气、观观风向？设若洪魔爪牙消磨、气焰略减，便是庵清光棍替祖宗家门挣一副头脸的时刻了。倒是六老怀疑其中颇有险诈，深恐这解严之举不过是敌垒识破庵清方面藏身囚牢之策而安排的一个欲擒故纵之计。于是又迁延了好几个月，直到魏谊正不得不出去会晤高阳，钱静农也非得当值应卯，向孙小六传授一身绝学不可了，这才由赵太初摆下一个小小的“风遁阵”，掩护另五老出狱。其间竟有一事是出乎五老意料之外的。
	就在这九九八十一颗梨核儿布起的阵式一经作用—时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二、阴历丁卯年正月十五之夜—登时狱中校场掀起一片沙墟尘暴，密云罡风自地脚拔空冲起，五老鱼贯而行，刚刚站定在一个篮球架底下的钢骨方圈之中，忽然瞥见阵口赵太初身后站出来密匝匝、闹哄哄的一群好汉，正是万得福亲率着一百单八将前来送行了。此际自万得福身侧闪出一个张翰卿来，奔前数丈，捧呈给孙孝胥一枚纸封，曲膝拜倒，泣道：“二十年前六位大老受了洪魔毒火残烧，此仇不报，众家光棍寝食不得安宁。这里头的机关，就请诸位爷笑纳了罢！”
	封中之物无他，却是光棍刚刚打探出来的一个秘闻：“火霸天”刚丢失一笔大生意。原先招标的买方是“中国石油化学开发公司”，要在高雄大社厂的丙烯腈反应系统纯化区设置自动防火侦测机具，可是“火霸天”出价过高，中化大社厂所生产的丙烯腈（供应下游工厂制造压克力纤维、塑钢之用）当季行情又看跌，这买卖便让他人夺去。依“火霸天”行事习惯，结下如此难堪的梁子，则三个月内必然是要滋事报复的。自竞标日的一月三十号算起，四月底之前，“火霸天”势必要对大社厂展开行动。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钟，该厂丙烯腈纯化区果然发生连续十起爆炸。方圆五里之内的厂舍、民宅玻璃门窗悉数震碎，消防单位一共出动了十一辆化学车、十三辆水箱车，耗时两个钟头才稍稍控制住火势。此案延宕五年又三个月未曾破得，因为事发当时“火霸天”即为孙孝胥亲手擒住—他就此住进了“人文”，给削去惯常用来点火的右手。然而，之所以囚之在此，并不单是为了报复—在另一项更重要的大计划之中，“火霸天”洪子瞻还是一份诱饵，只不过五年又三个月以来，还没有任何人作过“放饵”的决定。
	截至我写出第六个失败的尝试为止，八号房一直是空的。据说那是一个宽敞无比的房间，可以容纳所有老漕帮庵清光棍亟欲诛灭的仇家。我说我不相信这么多年下来这几个老鬼只囚拿了二号、四号和六号房里的三口仇家—这纯粹只是为了跟万得福抬杠而已—万得福的答复却玄奇得很。他说：“李爷的嘱咐你老弟不记得了么？设若你老弟想知道的就只这么些，然则在赵爷的‘人遁阵’中，又岂能别有所见呢？”然后他为我打开了八号房门，里面是另一方幽冥晦暗的空间，除了门内数尺之处放置着和先前外间屋中一模一样的破圆桌之外，全无其他陈设—连藤椅、板凳或壁钟、月历之物都没有。倒是桌面上有一盏油灯和四杯冒着蒸汽儿的热茶。我凑近桌边，垂脸端详了一会儿，但见各杯之中确是黄澄澄、清荡荡的茶汁—只杯体下半截沉淀着厚达寸许的古怪物事。其物长不过二三厘、粗不过毛发一般。有些黑、有些白，有些则灰似雨前之云，也有极少的一部分黄如车后之土，入眼直要令人作呕。
	“这是咱们六位爷的胡子渣。”万得福接着道，“六位爷每年一到万老爷子忌辰，便剃下这么一部蓄了三日夜的胡子渣，盛入杯中供奉。待哪一日擒住了‘二才’、小爷还有洪魔之际，便伺候他们一口饮下。”说到这儿，万得福引我退出，随手掩上八号房门，当下却早已一旋踵俯腰，利用交睫即逝的一点油灯余光，将对面的七号房门又打开了。
	此间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有一袋书、一叠反面透露着高阳字迹还勉强可供书写的残稿遗骸，一个专属于我的房间、专供我疑思惑想而布奇设幻以应之的迷阵。我的左邻是一间森严肃穆的祠堂—九号，奉祀着老漕帮庵清光棍数百年来的列宗列祖、家法家规，里面还有无数载录着该帮典章制度、仪节德训、礼器刑仗的图籍簿册，以及比图籍簿册更多的幽灵—我在写完第四则开场的时候撞见一个，他说他叫俞航澄，他要告诉我当年远黛楼事件之后他之所以引咎退位，乃是受到万子青挟制不得不然，最后我没搭理他。我的右邻既是一位我素所尊仰的前辈学者，也是一位搜证翔实、推理严密的妄想病人—我甚至曾十分恐慌、忧惧：万一自称比我年长八岁的红莲其实也是我这位右邻的话（起码我是无法从外貌上判然区分的），则我那只剩下肉体欢愉印象的所谓“爱情”，则充其量不过是一具容颜姣美的躯壳所提供的虚假幻想而已。这是我开始以及结束第三则开场时的一个困扰—红莲。
	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红莲对我隐瞒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从来不曾想到，当我执意向她追问一切的时候，她竟然会从那一则看似与现实人生无关的故事说起，因为那则故事与我和红莲的爱情也无关—那是一九七四年，她在当特别看护的时候听来的故事。
	病人是个四十六岁的中年妇人，那妇人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长过一身骨刺，叫煤球给熏坏了一部分的脑子，后来还中过三次风，有好几年不能认人记事。到了四十岁上，那妇人又罹患了一个奇怪的毛病，病发的时候，她会自动把当下处身的现实移置到过往生命的历程中去。换言之，妇人不时会过着一种文法上称之为“过去进行式”的生活。在最初的三年当中，这种病发作的频率较低，一年只三四次，可是每次发作，妇人退返其生命过往的程度也比较规律，总在一到两年之间—举例来说，病人四十二岁的那年第十次发病，明明是生活在一九七年的妇人却以为当时是一九五三年，因为此前的九次分别以两年、一年、两年、一年……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倒退使得她这一回从现实中遁入了自己二十五岁时的状态。医生原本想以此推估出一个“退婴曲线”，配合上病患家属的观察和回忆，也许可以查考出妇人之所以致病、是否与年少时受过什么样特殊的惊吓或挫折有关。但是基于十分神秘的原因，病患似乎并不愿意配合。从第二年起，这妇人几乎每月发病一次，时而退返几个月、时而又只退返数周甚至数日。医生终于宣布放弃作“退婴曲线”的观察实验，只交代家属：当病患再度发病时，必须雇请特别看护“帮助病患适应对现实之异常认知生活”。红莲并不知道自己是第几位特别看护，只知道她在一九七四年间照顾的这位妇人以为自己还不满二十岁，世界仍旧属于一九四七年。红莲的职责则是在帮助她重组一个“看来不像一九四七年”的现实认知—无论是支吾敷衍、虚应故实，还是顺水推舟、因势利导，目的只在陪同那妇人重新走过一次一九四七年—红莲来到这世界之前近三年。然而红莲很快就会知道，这妇人的故事和她尚未出世的生命竟有些许幽渺的联系。
	妇人的故事是在一个热得连纱窗都冒出蒸汽、板墙也开始渗油的炎夏午后讲起来的。当时她坐在不过三坪大小的客厅正中央的一张藤椅上，手摇蒲扇，朝二门外正在屋檐下的阴凉地里整理鸟笼子的丈夫指了一指，对红莲说：“明天一早天不亮，趁凉快的时节，我就要随他去了。”
	“噢！”红莲应了一声。
	“先搭火车上天津，再去北平。”
	“北平？”红莲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她隐隐约约意识到：妇人正发作着了。
	“他是北平来的，不回去怎么成？”妇人继续摇着扇子，眉眼之间略显些许不安，不过，那神情很快地就转变成一种自己宽慰自己的笑意，嘴角倒不曾当真笑出，眼梢却扬了扬，以非常娇俏的声音说道：“我压根儿不认得他呢！”
	红莲顺着妇人的视线望去，看那年岁大约也不满五十、却已经有几分佝偻之态的丈夫居然围着条毛线围脖，右手把了支毛笔在一只小钵里涮着，空气中飘泊着一股松香水的呛味。他两眼直勾勾凝视着空鸟笼子密致的栏杆上刚髹涂过的一层朱漆，似乎是满意了。这时妇人的话语又犹似一种绕口令般地迸出来：
	“不认识不怕不认识，总比你认识了多少年结果人家根本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可要强得多了呢！”说到这儿，妇人坚执地点了点头，眸光朝里间屋扫了一扫，再次压低嗓门儿，道，“我说的是我爹—他是个恩将仇报的小人！打从明儿起，我这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他了。我跟人跑了。”说到这儿，妇人朝院子昂了昂下巴。此时妇人的丈夫抬手轻轻拨转了一下笼底，好让向内的一面也能在阳光下曝一曝。
	“他是个好人，就是命苦，什么都错过了。”妇人说时，那做丈夫的把笔和钵儿搁在窗台上，人便绕过一方小小的菜畦，往大门外步去。妇人抢忙接道：“他要去救人了！”
	“救人？”红莲闻言一愣。
	妇人手中的蒲扇往口鼻上一遮，仍旧低声道：“救他师父。他师父的儿子从前打杀过一个大魔头的爪牙，大魔头于是布下天罗地网、出赏重金捉拿人犯，一拿拿了好些年，到后首连那大魔头都死了，还是拿不着。”
	“那不就没事儿了么？”红莲搭着腔，看那妇人说得吃力，便要接过蒲扇来替她扇扇，不料妇人紧紧扣住扇柄，似是溺水的够着一根浮木的一般，瞳中清光乍闪，又朝里间屋瞬了瞬，登时喘着牛吼之气，犹如奔跑了一段崎岖难行的道路，才切齿道：
	“可恨的是我爹，自从当年下了那场大雨之后，九丈沟以下三十里的河道先溢后淤，通船的营生没几年便捱不下去了。我爹只能改行上旱路卖力气—在他祖上几代走船这一行里，上旱路混生计有个名堂，叫‘鸭打摆子’，是极没有出息的意思。我爹‘鸭打摆子’过了几年，脾气也恶了、性情也坏了，只道是下那场贼雨害人，还说下那场贼雨是咱家高人码头上暴杀几条性命、血腥气招惹了河中蛟怪，于是兴风作浪、惊动东海龙王銮驾，龙王这才搬请雷雨镇伏。说来说去，说去说来，不过是为了他要去通风报信、请领赏钱编派的口实罢了—我娘便十足恼恨这小人行径，直说，他去请赏，她便去投河，横竖当年若非人家小恩公出手搭救，咱娘儿俩也不免投河一死的下场。”
	在这一刻，红莲并不认为这个听来支离破碎、虚妄奇幻的故事曾是妇人真实生命的一部分。在这一刻，红莲只能想像自己的母亲—一个长年居住在疗养院里的近代史学者—也同样生活在虚实错综、真伪交织的时空之中。在这一刻，红莲抚掠了一下妇人额头沾满了热汗的垂覆发丝，且十分诡异地听见屋后传来一阵阵如骤雨冲刷硬质地面的声音。她明明知道这一家只有妇人和她的丈夫居住，里间屋并没有妇人所谓的“我爹”或“我娘”，世上更无蛟怪、龙王作祟，然而那倾江倒海、如泄如注的暴雨声响竟如此逼真地灌入她的耳膜。在这一刻，红莲仍抗拒着从妇人的瞳仁深处看见自己以及母亲的容颜。她匆忙别开脸，道：“您不是说那大魔头已经死了么？”
	“他们是死不绝的！”妇人拼力喘着气，又将蒲扇向敞开的大门外指了指，“这老好人便是受尽了他们的支使折磨，到如今还尽顾着要去搭救他那个‘讲功坛’的师父呢！可终究—还是错过了。”
	红莲永远也不会知道，屋后传出的不是雨声，而是徐老三、孙小四，也许还有我和那个还没长出毛来的孙小六闯进来洗澡的声音。可是当她听见“讲功坛”三个字的时候，耳鼓深处一定会响起一记惊天动地的霹雳。她面前这个妇人—我们的彭师母、当时的儿—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这天，一路汗流浃背地跑了五里地，来至泰安通西桥东端，再也没了气力。她匍匐在滚烫的石板上，估量着自己再也走不完剩下的一段约莫五百多步的途程。偏在这个当儿，迎面撞来了那个从北平到此投拜欧阳秋习艺的彭子越—可惜，他来的不是时候。
	早在两年以前，对日抗战胜利，中央派赴山东的接收大员同时带来了戴笠早在十几年前就发布过的一道悬赏缉令—“务期结合地方稽查处及宪警单位力量，加急捉拿杀害居翼凶犯”。这道缉令一出，欧阳昆仑自然不敢再于家乡逗留，于是辞亲别里、远走高飞，遁往南方去也。据云他此后所为者也是一部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事业，从而将一副原来只在冀鲁间传扬的“铁头昆仑”美誉，又往大江南北张播开来。日后以年幼时一遇之缘助李绶武完遂“上元专案”发窖运金的艰巨任务，所凭的不只是盖世神功，更是江湖人任侠慕义的慷慨之气。
	可憾的是此子一去，后事殆如《七海惊雷》所述，顾氏忧劳成疾，遽尔辞世，欧阳秋穷愁潦倒，神钝智昏，“讲功坛”也一蹶不振了。彭子越不辞千里、辛苦跋涉，自北平投拜而来，是一九四六年三月间事。当时“大魔头”座机触山，人是死了，悬令却依然在山东各地稽查处张告示众，一时口耳相传，乡人皆听说官家要缉拿一个杀害“居先生”的凶犯了。
	彭子越原来并不明白这个背景。其行事便略如《七海惊雷》中那位“跨儿”，而所不同者，这彭子越本是带艺投师，实指望更上层楼、得窥武学堂奥；不意登门投师之后，才发现欧阳秋竟如此落魄，反而得将靠着他一副健硕腰脚、干些苦力活儿、勉维糊口之计。是不是在这段时日里彭子越私发窃学了欧阳秋所藏的《无量寿功》？抑或是欧阳秋一似《七海惊雷》的“裘攸”，把这十九年来目诵神悟之术倾囊尽授此徒？则世无知其详者。不过，即使“无量寿功”是时已然成就，彭子越也救不了任何人，其情恍如彭师母随口漫声的那句：“都错过了。”
	第一个错过要数那潦倒失志的船家。他蹉跎了一两年，终于鼓足勇气、泯下良知，一头钻进那稽查处的大门，说是来报信捉拿凶犯的。这夯汉不识字，却不知此地已非什么稽查处，而是中国共产党新设的一个“解放区干部训练所”了。
	原来在这年四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自临沂至大汶口一线发起，向鲁中山区推进。共产党华东野战军索性转守为攻，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泰蒙战役”，以一部攻击泰安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想要诱使整编第七十五、八十五两个师的兵力北移援助。四月二十二日，战役开打，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包围了泰安城。孰料这“围魏救赵”之术并未得售，大汶口之部根本没有前来援师的意思。四天之后，共军“一不小心”打下了泰安城，歼灭整编七十二师一万七千人，活捉了师长杨文泉，古城易帜。共产党无意之间又推拓出一块“解放区”的版图。
	可怜这船家当年听居翼“上课”的时节打了几个瞌睡，于国共两党长期以来你死我活的内斗素无所知，这些年逢着两造拉锯式的什么“解放之役”、“光复之役”，便窜东流西，往那没有硝烟炮火的穷乡僻壤躲藏。今番几个月没进城，连野蔬溪鱼、半饥不饱的日子也混不下去了，好容易把心一横，原指望讨几文赏钱度日；不料一说起“替戴先生捉拿杀人要犯”的来意，非但立时便叫那干部训练所的同志给扣住，所中还另外简派了一标人丁前去高人码头搜捕“同党嫌疑”。试想：一个破落船户能有什么“同党”可捕？能逮住的不过是个半老婆娘—同志们毕竟不是专职特务，一阵啰唣咋呼，迭忙抓住了母亲，却惊走了女儿。这儿一见来人汹汹喧嚷、直说要捉拿通敌人犯，心想必定同他爹狠意报官请赏的事脱不了干系。登时打定主意，非去知会那“小恩公”欧阳昆仑一声不可。于是撒开双腿、从一壁镜面也似的高人码头上趋步斜窜而下，足尖如捣臼、沾地即起，才不过三两吐息的辰光，便已抢下河床，再沿着淤涸多年、已然生出丈许杂芒丛苇的滩道，逃将出去。须知这高人码头斜坡陡滑，非熟练船家人等哪能踅走半步？有两名同志眼见这少女健步飞奔而去，心下一急，追赶落坡，一阵天翻地滚，摔了个浆血淋漓。
	当儿狂奔力尽、趴伏在通西桥头的石板上喘息不及的时候，另一拨荷枪实弹的兵士们也已经冲入“讲功坛”。在彼一当下，儿恰恰晕厥在彭子越的脚边，她觑眼所见，来者只是一条衬着灼白烈日的陌生黑影，似曾在“讲功坛”出入过，便含含糊糊吐露了一句话：“叫欧阳昆仑快逃命去罢！”她其实并不知晓，欧阳昆仑早已背井离乡、潜逃千里之外。彭子越则眼见一个苍白孱弱的女子气息奄奄、横陈于前，身外不远之处又是一片“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景况，继之听往来街坊吵嚷，争说“讲功坛”窝藏“国特”，叫军爷们一排枪给扫了，砖瓦门窗上全是火药窟窿。也有人说，要逮的人物没逮着、不该逮的人物也跑了，此事不会善了。正祟乱着，一个平素与欧阳秋、彭子越师徒时相过从的老者飞步上前、朝彭子越的后脑勺上狠狠甩了一巴掌，一面挤眉撇嘴使眼色，一面状似气急败坏地诟骂起来：“这是么儿年月了？还将着你媳妇长街短巷地瞎狼窜！枪子儿下长眼，捣鼓捣鼓就往你胸膛上开口子—歪尔嬷的跟老子家去！”说时下手捞起儿背脊，撑腰借力，一把提上彭子越的肩头，随即又揪住他前襟，径自碎步疾行。直走到一个僻静无人的院落，才松开手，低声嘱咐道：“我听人说，是这小可家子的爹给出来的一场祸殃，你迟走个一会儿半会儿，怕不连条小命都给葬了！”
	数落起来，这无名老者昔时也是受过欧阳昆仑侠行义举帮衬的。今日在桥头听儿发了那声喊，又闻知“讲功坛”叫上百小队的枪兵给崩了，他虽不明白究竟，可眼前这一双男女看来都与欧阳家有些善缘，便不暇细较，径以一念之仁，急伸援手—殊不知随这无名老者走出半里之遥去，彭子越和儿一生的际遇便大不相同—他俩却都是回不了头的人了。
	红莲从来没有用这种巨细靡遗、不惮辞费的方式跟我说过话。她这么说着的时候令我觉得十分陌生—我曾数度分心，遐想着过去十年来不时和我拥抱、纠缠，相互燃烧着炽烈情欲的那个女人也许是个鬼魂。要不，突然间在我文思枯竭的某个秋日午后推开七号房门走进来、一屁股坐在我书桌对面的这个女人就是个鬼魂。她们之中的某一个竟是如此地不真实、如此地遥远。我在忍无可忍之际粗暴地打断了对面的这一个：“跟我说这些做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彭子越和岳子鹏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其实这里面—”红莲微微笑着，眸光盈盈，却仿佛受了什么委屈而又勉强将忍住的模样，她咬了咬下唇，艰难地说，“算是有那么一个爱情故事罢。”
	就在我一句“这算什么爱情故事”正要喷口而出的当下，一种“此情此景、居然重历”的感觉油然升起。我顿了一顿，低头望着桌上零乱的稿纸、潦草的字迹，然后那早已失落于不知何时何地的记忆猛地跳了出来—是我开始过逃亡生活的当天晚上，在回音四合的那间村办公室里。小五用一双极冰极凉的手为我穿上防弹背心，她问我说：“听彭师母说故事啦？”接着，一边替我整理衣领、她一边继续问道：“她今天说了什么故事没有—说了那个叫她一辈子忘不了的小男孩儿了吗？那可是彭师母的初恋情人哟！”当时，我给了小五一个冷漠而粗暴的答复：“那算什么情人？”近十年岁月忽忽地过去了，我对“爱情”两个字的直觉或本能反应几乎是并无二致的，这使我稍稍迟疑了片刻—然而，就算迟疑一百年也没有用，我满脑子所能想的只是关于彭师母那种发病状态的现实推理：倘若彭师母四十岁以后的人生景况便是间歇性地回到从前、而这种倒退显然一如现实中的时间一样不可逆反、亦不稍停伫，那么，小五既然听过了彭师母初晤欧阳昆仑的故事，我和孙小六又怎么可能再听一次呢？我抬眼睇了睇红莲，此际她眼眶之中滟滟潋潋的泪光已近饱满，而我的孤执仍坚决异常，我听见自己的话语是这么说的：“别跟我说你也听过彭师母第一次见到你爸爸就爱上了他的故事好不好？这他妈太动人了！比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鬼马子跟我睡了十年的故事还动人！”说完，我吸口气又重复了一次，“还动人，你知道吗？”
	事实上这些都不是我想对红莲说的，我想说的原本很简单，一如每个经历过好奇、渴想、追求、欲望、思念、怀疑……这一类折磨的人都会说的话一样简单，可是我说不出来；表达爱意甚至善意的语言卡在某个渺茫的宇宙彼端。这个和自己的语言绝对分离的情况使人益发感到卑微和痛苦。我在下一瞬间奋力扔掉手上的笔—可是我忘了，四周是一个阵，它和寻常的世界全然不同，在阵里，你的好奇、渴想、追求、欲望、思念和怀疑会不时地前来找你。结果那支笔又从黑暗之中弹了回来，掉落在一张写了几行的稿纸上，笔尖涂触，还留下了货真价实的墨污点痕。
	“其实你还不懂。”红莲把第一滴掉落的泪水用拇指丘擦了，第二滴用手背，第三滴用食指指腹，然后是中指、无名指，揩拭的速度终于及不上涓滴串流的速度。她垂下手，同时笑了起来。然而笑容并不能中和泪水，只能模糊她那张看来仍旧年轻美丽的脸孔。不过她哭得十分平静，肩膀不曾抽搐、声音也没有哽咽，仿佛泪水就是把两汪小小池溏一般的眼睛清涤了一圈便淌溢出来，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哀愁或是被我激将的言辞挑起的愤怒。她接着告诉我：两个月的居家看护结束，彭师母只再发作过一次，这一次她退返的实际年月并未出现在叙述之中，红莲只知道，她已经是个情窦初开的姑娘，经常远远地站在通西桥头，往“讲功坛”方向张望，想看一眼欧阳昆仑—最好是也能叫他看上一眼。在这个现场，欧阳昆仑已经不认得儿了，他走过她身旁，她恍了神，一只脚慌不迭往桥下踩了个空，眼见就要落河，忽地胸前叫一股看不见、摸不着、极其强劲的力道给拽住，人又站稳了。欧阳昆仑淡然伸手指了指她身后潺潺流逝的泮河，道：“下游不出二里，有片流沙滩，小可家子在这儿玩耍得要留神。”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小可家子”是泰安土语，就是“小姑娘”的意思。这小姑娘此后再没见过欧阳昆仑。但是四十六岁的彭师母似乎并不以为憾，在昏昏睡去之前，她勉强撑开眼皮，用那种满怀憧憬而坚定的语气对红莲说：“我还要同他见面的。”
	对红莲来说，彭师母的病反而成了她窥伺自己从未谋面的父亲唯一的机会。此后八年，无论她改换了什么样的工作，总会趁着彭师父不在家的时候，有如寻访一处秘境般地偷偷探视一下彭师母—证诸彭师父那句“这些年来时不时到家来翻箱倒柜”的话，我只能想像那是红莲潜悄出没的形迹，一个个试图捕捉父亲片影残形的脚印。有一次，当上临时演员的红莲接了个没人肯要的尼姑角色，下戏之后赶忙去见彭师母，只是为了让她认一认，看看自己的模样儿和“光头大侠”有几分相似。结果彭师母那天没发病，布施了她一百块钱，念叨了几声：“阿弥陀佛”。我在这一幕假尼姑化缘的情景上轻轻卸除了武装，长长吁了口气。
	“就在那八年中间，她又倒退回去十六年。”红莲缓缓合拢睫毛，让最后两滴泪水爬过她捂在口鼻之间的指缝，变成两片闪着晶光、转瞬干逝的鳞，才继续说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告诉你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字谜的那一次？”
	我点点头—不，应该是基于某种残存的自尊而表现出来的动作罢？其实，我是昂了两下下巴颏儿：“怎么样？”
	“在那之前不久，彭师母就已经退回她头一次见到我爸爸的那天去了。然后她就卡在那里，再也没有退过一年、一个月、哪怕是一天。她在那个码头上卡了整整十年，一直到昨天夜里为止。”
	彭师母静静地死去之前大约又说了一遍那个她已经絮叨了不知几百次的遭遇。依照红莲的解释，那一次充满惊恐的绑架、打斗和残杀的经历是这个老太太所能遁逃的极限。彼处既是她人生的尽头，也是她一切感受和知觉的起点。逃到这一步上，彭师母已经退无可退了。
	“听起来像是一见钟情，永志不忘，不是吗？”红莲苦笑了一下，移开撑在我书桌上的手肘，摇了摇头，道，“所以我说这算是个爱情故事，可是它比爱情还要多一点—多了一点‘其实你还不懂’的东西。”
	“不懂什么？我不懂什么？”我再度抓起笔朝更远的地方扔去。这一次它弹回来得慢了些，落纸时的力道也重了些，笔杆折断，油墨涣染，把稿纸洇黑了一大片。
	“不只你不懂，我也不懂—这样说你也许会好过一点罢？”她无可奈何地扬了扬眉毛，探出一根手指头往那滩墨水上沾了沾，随意在纸面空白的地方抹画两下，低声说了两个字，“亏—欠。”
	亏欠。一种我从来没有的情感。
	我所能理解的这两个字只是一种负债行为，无论它的换算单位是金钱还是实物—哪怕玄虚深奥如讲论心性的理学家所谓的“吾性本来完全具足，不可自疑亏欠”—这个语词都不该是一种情感。然而红莲以为是的，而且有的人有这种情感、有的人没有。后者也许活得太浅薄、太粗糙或者太坦荡、太自在，总之是太心安理得。这样的人生命中没有经历过真正巨大的惊骇、挫折和艰险，从而也没有得到过堪称珍贵的帮助、救济和抚慰。短少了这么一种情感的人犹如伸手需索随即获得满足的婴孩，整个世界是由一连串的“我要—我得到”、“我要—我得到”所打造起来的。这个我，凭靠着广泛的阅读、严密的推理甚至圆滑的书写技巧和恣肆的幻想，再加上一点点福至心灵的运气，解开了一些字谜、发现了一些内幕，并且开始要翻写一部揭露近世历史真相的小说。但是这个我却没有能力察觉、体会或者想像那种可以名之为“亏欠”的情感究竟是什么。这个我—一把挥拂掉桌面上零乱的稿纸—显然还想要作最后的抗拒。这个我，正因为从来不觉得自己亏欠什么，而根本不懂得爱情。
	红莲也许看出了我的恐惧，也许没有，但是她做了一个动作—把她的左手伸过来，往我的右手背上磨了一下，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样。我在那一刹那以一种近乎虔敬的心情想起过往的岁月里许许多多和我曾经如此亲近的人，我其实没有认真进入过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的真实生命。即使在这个当下，我的手背那样紧密地贴触着一朵红莲，它究竟是个胎记般的刺青？还是个刺青般的胎记呢？我翻转手臂，想再看清楚一点，红莲已经抽手起身，以令人几乎无法察觉的幅度摇了摇头。我猜想她要离开，且永远不会再回来。于是我放声大哭了，听见她也哽咽着告别的话语：“我还没懂得自己亏欠了什么，就已经老了。你可不要像我。”我的哭声衬在她的话语底下，听起来比风声雨声还要空洞虚无，除非我所伤悼的不只是一具完美的肉体，还有那些我来不及认识的人—比方说，彭师母，一个拥有过真实生命的角色。
	在写完以上的八千字之后，我以为我会彻底放弃那个写作《城邦暴力团》的念头。原因很简单：真实生命太过巨大，你越是进入它的细节，它就更巨大一些。
	那无数张被我挥拂到黑暗里去的稿纸不知何时又飘落桌面，纸表渐渐积上一层厚厚的尘埃。我才知道，尘埃这种东西居然也会长大，过一段时间你再轻轻触碰，它在指尖的感觉就像灰、像沙、像土粒儿，开始有了重量。
	这段时间比我想像的还要长一点，但是我并没有去计算：到底过了几天、几个月还是几个冷暖交替的季节？我也从没有离开这里的意思，其间我经常走访我的邻居们，有些时候兴之所至还会穿过九号房间祠堂的侧门，到厨房去帮老田干些零碎活儿，摘摘菜、提提水、淘淘米什么的。偶尔，我会在黑漆漆的通道里和万得福或者我老大哥擦身而过，甚至撞个满怀。大部分的时候我总在前厅遇见那几个老家伙。没有谁再提起字谜的事。
	极少的情况下我会出门走走—通常那都是在我非常想念红莲的清晨或深夜。最后的一次是个台风夜。陈秀美在那台风还是个吕宋岛北方海域的热带性低气压的时候开始向我述说她和红莲相依为命的十二年。红莲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成长到豆蔻初绽的少女，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当时，这里叫做“人文书店”。
	红莲在斜对面四十八号的陈忠义医院出生，沿着自由路走到中山路口明功堂药房的这一段，是红莲最初摇摆学步的旅程。此外，中山路一百号当时是一爿正章洗染店，陈秀美白天在人文书店当差，入夜之后便到这洗染店打杂兼记账。每当陈秀美忙碌起来的时候，红莲就会一头钻进那些吊着、挂着、堆叠着的衣物之中藏匿，通常母亲总得花上一两个钟头才找得着她，彼时她多半已发出鼾息，然而睫角犹湿、抽咽未止，梦中似乎仍坚决地表示：母女之间这小小的离弃游戏，是由她所发起。
	沿着同一个方向往下走到中山路一百五十五号，此处原先是一家大公委托行，许多跑单帮的买卖人出入的地方。这些单帮客几乎时时在台北、东京、香港和马尼拉飞航往返，以随身行李携带时髦的衣饰、珍贵的古董、价值不菲的珠宝和罕见的洋式玩具，入境即交行委卖，赚取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佣金。红莲则可以随时到此地索取任何她想要的东西，因为“大公”幕后的东家正是大伙尊为“老爷子”的万砚方。红莲两岁的时候拥有一个眼睛可以眨动的洋娃娃、四岁的时候得到一架附有三十二枚弹键的手风琴、五岁的时候玩起单眼照相机、八岁那年的春天跨上一辆接装了动力马达的脚踏车不告而别一路骑到基隆—万砚方发动上千名庵清光棍找着她的时候，她指着西北方海天一线的远处，只字不语—到九岁和十岁上，同样的事红莲又做了两次。是否因为这三次出走而重新唤起陈秀美突然失去丈夫的恐怖记忆？她并没有说清楚，可是尔后两年间红莲的生活景况可想而知—陈秀美在母女俩的手腕上紧紧地缚起一条长约八尺的细锁链，链条稍稍绷紧或松弛，陈秀美都会胆战心惊一阵，立即搂住红莲、浑身颤抖、低声啜泣。
	这样近乎病态的分离焦虑终于让陈秀美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完全崩溃了。九月十八号那天，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在云林北港地区逮捕一群涉嫌发起武装叛乱、推翻政府、完成台湾独立革命的人士。由于这群人士之中有个叫詹益仁的，在虎尾开设了一爿“国际照相馆”，正是他们平常联络开会的秘密总部，一时风诡云谲，全台各地凡是名为“国际”的照相馆都受到严密监控。偏偏在台中市区、台中戏院对面巷子里也有这么一爿“国际照相馆”，原本和詹益仁毫无干系，却饱受同名之累—九月十八号晚间八点钟左右，突然闯进来十几名武装便服的人物，逢人就逮。是时警笛蜂鸣、探灯四射，方圆数里之内，连虫蛇鼠蚁亦不容遁迹。陈秀美便是在这天深夜将人文书店前后门窗自内钉板封绝，还把红莲和自己缠裹了三副大锁，捆在屋后天井里的汲水铁杆上整整两昼夜。书店的负责人钱静农万不得已，只好从消防队中请来两名庵清光棍，持利斧破门、抢入，救出母女二人。不料此事不密，竟然在九月二十二日上了报，闹出一条“红粉佳人奈何作囚”的尴尬新闻。亏得万砚方拉下老脸，请托了些报界高层的关系，权将消息压了、未再渲染，才算息事宁人。大约也就是因为这个事件，祖宗家门传下“旨谕”：将陈秀美送入汪勋如的“河洛汉方针灸医院”诊疗休养。此外，李绶武也活动了方面上的人物，给她请得了一个“烈士遗族”的身份，既能申领些许微薄的生活津贴，还可以免试入上庠寄读。这就一如万得福所言者：钱静农帮衬尽力，非但亲炙私淑，还另向几位知名教授荐过，让陈秀美一面治病、一面求学。唯有一桩，那就是暂且不能与红莲共同居处，以减妄执烦恼。
	对于当时的红莲来说，那可能是一段优游快乐的日子罢？每到星期天，她便跟着孙孝胥到西门町歌厅、戏院巡走，贩卖香烟糖果。星期一则随赵太初至新公园、衡阳路一带摆卦摊。星期二泰半是前往“河洛”探视陈秀美—和母亲的团聚仿佛应卯一般，看汪勋如问诊下针、开方抓药则是别开生面的游戏。星期三是陪伴魏谊正过府登堂、指点豪门巨室的厨作、庖丁设宴置席的日子。星期四，向例作碧潭之游，不外是由李绶武将携着泛舟踏青，尽一日在山野间嬉耍。这几位“爷”字辈儿的帮朋，多不宽裕。赵太初尤称潦倒，孙孝胥的子媳儿孙虽据着一户狭仄眷舍，孙孝胥嫌挤，宁可同赵大初浪迹公园和防空洞，李绶武在山上的三间茅屋也直如幕天席地的一般。这三人的住所当然不能容留一个半大姑娘居停，是以一周之中倒有五日，红莲得寄宿在魏谊正的宅子。只周五和周六两天钱静农南下台中赴“人文书店”理事，红莲总要随同，仍旧是游玩的意思多。
	据陈秀美的记忆所及，重返台中的红莲经常提起的是中正路火车站附近老正兴食堂的客饭、民权路铁道边玉光美容院自创的新款发型、河街醉月楼小北投浴室中的蒸腾雾汽，以及台中公园里倒影着怪状红顶角亭的小小湖塘。红莲再也没有独自前往基隆海边遥望或追想一个永远回不来的父亲。
	陈秀美说着这一切的时候，我隐约可以听见忽而浓烈呼啸的风吼，随风扫灌而入的雨水似乎也不时地从建筑物中每一个缝隙或扑、或滴、或冲淋、或渗漏到我的脸上和身上。我丝毫不以为意，感觉这一阵一阵的潮湿冰冷只不过是幻象，真正踏实的反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思索：我正在一丝一缕地缝缀着一个我还来不及遇见的女子的人生。在她初访这世界的十二年里，一个稚嫩、脆弱的生命已经铸就了难以移易的主题：她必须不停地躲藏、不停地逃遁、不停地向每一个伫留停顿的当下告别。唯其如此，她才能免于那告别所带来的寂寞罢？也正由于对一个稚嫩、脆弱的生命而言，寂寞太过强大，除了抗拒它，红莲便再也没有爱人的力量。她当然也没有爱过我—假如过去这么些年来我们热烈的交媾还有什么肉体渴望以外的意义，恐怕只是让我们彼此都胶着在那寂寞的边缘，而不知道自己终将成为它的一部分。
	“她不会回来了。”我隔着张珠帘儿也似的漏雨排串对陈秀美冒出这么一句，说时已自觉可笑，仿佛还窃窃巴望着她会反驳我。但是陈秀美肃然点了点头，从书桌抽屉里摸出一个信封，小心地避过淋漓的雨势，递到我的手上，道：
	“上回她走之前来看过我，说你要是平静下来，还会问起她的话，就把这个还给你。”
	在那个台风天，人称台风眼无风也无雨的一段时间，天似乎是晴了，空气有如凝结起来的胶质，吸进腔子里便塞成泥状。我抄起那信封，跨步出门、走到街边，看见满地是折断了的路树枝叶、商店残破的招牌、从不知哪一幢大厦的顶楼或阳台上砸下的塑胶浪板、东倒西歪的交通号志铁杆。积雨的路面浸泡着散落的电线，轿车的挡风玻璃窗中央杵着张麦当劳门前的欧式长木椅，消防栓顶挂着条不知是女人或是孩子的三角裤，敞着盖的地下管线出入口斜斜栽着辆机车—仿佛那骑士仍俯伏洞中、正在和地底之人热切商议着如何修复这城市的创伤。
	我沿着自由路那么走下去，满目疮痍的城市看似再也无法修复，一如时间曾摧折、辗压过的生命已不能还原。但是我仍旧像探访一处又一处传闻中发生过动人传奇故事的废墟一般，穿透台风扑袭过后零乱破败的景观，揭开四十多年来人们悉心经营维护的繁华样貌，在重复叠砌的瓷砖、玻璃帷幕、压克力板和经由狂风暴雨涤洗而显得益发明亮新鲜的广告字图底下，我看见现实中早已消影匿迹的医院、药房、洗染店、委托行、照相馆、食堂、美容院和浴池。最后我走进公园，蹲在几乎漂满了塑胶袋、保特瓶、锡箔包和铝罐的人工湖畔。若非紧接着发生的一切，那会是一次悲凉的巡礼、凄美的凭吊。我长达十年、纯属肉欲之欢的所谓初恋也将划下一个涂染着忏情伤感色彩的休止符。
	然而，这一程我走得太远、太率性、也太漫不经心。我忘了多年来我身上一直背着的那道符咒：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的地方。几乎就在我曲膝下腰蹲定之际，一个硕大的黑影从我的头顶掠过，笔直地钻射到粼粼波光之间，冒出一圈只有脑袋瓜大小的白色泡沫。几秒钟之后，水面浮起来黑黝黝的一只皮鞋。我猛回身，万得福早已一个箭步蹿到我旁边，探头朝那只黑皮鞋打量了老半天，摇头喟道：“老啦！劲头儿不足了，这一家伙扎得不够深。再下去三寸，这只鞋是断然不至于漂上来的。真他娘的费事！”一面说着，他一面就地拾起根树枝，抻臂踮脚，好容易从水里够起那只皮鞋，顺手又往湖中一掷，其势如强弓发疾矢，皮鞋入水无踪，再也没浮上来。
	“是个纵贯线的喽，打从你白面书生南下的那一程起就跟到台中来了—看这态势，恐难善了。”万得福双臂环胸，似是极不放心地瞅着那人先前落水之处，目不转睛，眉头却越锁越深，“人家可是鸠集了几十个新帮、数万名光棍，终有一日要摸索到医院来，杀咱们一个积骨成山、血流成河的痛快！”
	万得福并未危言耸听，实证都已历历在目。在返回“人文”的路上，他一桩一件地指给我看：牛埔帮庄炳寅座车挡风玻璃上那把长板凳不是台风吹的，而是孙孝胥的手笔。栽进地下管线出入口的机车骑士是台西吴添福的小弟，干下这起勾当的则是我老大哥。倾倒在中山路和三民路口的红绿灯杆乃是李绶武所为，情急出手，只是为了不让天道盟派出来的探子太接近“人遁阵”巽位阵脚。还有消防栓上的那条三角裤衩亦非罡风吹至—那是个表意的认记，意思显然是“有三方角头到了，要与在地洪英一会”。倘若来者只代表某一方面或两方面的新帮首领，消防栓上则会以透明胶带黏附一枚市面上已极为罕见的壹角、贰角镍币。如果来者是四股不同势力的代表人物，就以四色牌的红“仕”或扑克牌的方块四显示。要求访见的角头数目若在五以上，则其事非同小可，须大张旗鼓、另作通报才行得通。总之，万得福言之凿凿地说道：“人家早有迫着祖宗家门儿光棍速战速决之意。只几位爷的意思不急，说什么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你老弟方才可是亲眼瞧见的，万某人不过是料理一个蝼蚁不如的东西，还费了偌大一番蠢手笨脚。再这么耗下去，莫不要耗得我撒尿淋湿鞋、老到连头也抬不起了么？”说着，他叹了口大气，就地一转身，肘尖抵住我腰眼、轻轻一顶，说也奇怪—前一秒钟我还走在自由路的骑楼底下，后一秒钟人已经给顶上了一条狭窄的扶梯，在每一阶直立面的梯板上都贴着张招牌纸，上写“民众旅社”、“自由路六十一号”、“电话四二三七一八八八”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片刻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一旦遇上可疑情势，万得福或者其他热门热路的老鬼物们便不大从“人文”自家的正门出入，因为整条自由路凡属单号这一面的商家、寓所在临街三十尺到五十尺左右的深度之后，竟然都是相通的。万得福和我上了民众旅社二楼，也不理会那柜台女中，径往一个门上挂着“闲人勿进”塑胶牌的房间长驱而入。房里除了堆置着扫把、拖布、灭火器和水桶之外，另有一侧门。再从这侧门踅进，我陷入完全的黑暗之中，但是，一阵熟悉的气味却从遥远的某处向我迎过来—那是混合着油脂膏药、发霉的纸张、枯朽蛀蚀了的木料、各种化学溶剂、燃油再加上新剪的韭菜。我们已重新回到阵中来了。万得福似乎并没有忘记先前的话题，又像是得来到了阵里才肯敞怀说下去的模样，道：“你老弟同咱们朝夕相处，怕不也有一年多了？诸位爷一日老似一日，你也是亲眼可见的，敢问：要到何年何月，你老弟才肯给咱们一个交代呢？”
	我伸手向口袋里摸了摸那信封，继续向更深更沉更浓重的无尽黑暗信步趋走。我知道：信封里不会是什么情书、相片或者其他任何表述爱意的东西，它只不过是一张抄了阕《菩萨蛮》的纸片。从前再从前，小五曾经拿着这纸片像射飞镖似的甩了我一耳光，当时它还散发着有如明星花露水般清新甜美的香气。之后纸片被我揉搓过、扔弃过；拾回来、抄写上那阕艳词、又丢进字纸篓里。红莲把它偷了去，而且温柔地警告我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它和其中的秘密。对此刻的我来说，这张香气早在不知何时已散逸净尽的破烂纸片别有一种象征性的况味—它标示着我和红莲一切关系的起点、终点，以及像禁锢着某个生死交关的重大秘密一般怯于承担情感重量的交往过程。至于抄写在纸面上的艳词更是一个莫名的讽刺，它读起来亦哀亦婉、如泣如诉，仿佛道尽恋人之间刻骨铭心的思慕和惆怅。然而，四十四个字只不过是一副妆扮冶丽的空洞躯壳，一个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字谜—一场游戏。
	我掏出那封信，随手朝黑暗深处扔了，扬声道：“你们几个老东西谁爱玩儿谁玩儿，我不奉陪了，我玩儿不起—”我的话还没说完，四下里像是猛可间八门大开的密闭电影院，光线纷至沓来，顶天立地一片敞亮—我已经置身在前厅之中。
	当先出手在半空之中抓着信封的是孙孝胥，拈指撕开封口，叱叱丫丫地吐着气，道：“什么叫玩儿不起？你小子还没开始玩儿呢！”说时口中气息已然将信封吹鼓、登时爆开，那张纸片刚弹落寸许有余，横里飞过来一支金针，恰恰贯穿纸片当央，金针带着股旋劲儿，直把纸片戳成个风车或竹蜻蜓的模样，绕室飞转了一大圈子。此际但听汪勋如接道：待我瞧瞧、待我瞧瞧—”话音未落，金针却已叫魏谊正手上的一双银筷子牢牢实实地夹了个死紧，另只手迭忙抢下纸片，呼呼”笑了两声，道：君不闻李渔《奈何天》有这么几句：‘终不然闯席的任情饕餮，先来客反忍空枵’—这字谜还是让我这闯席的先品味品味。”怎奈他话说多了，正待垂首展读，指间却空无一物，原来那纸片早被身后的钱静农以拇、食、中三指隔空一抓、犹似擎笔握管的模样给抢了去。钱静农一边颔首微笑，一边环顾众人，道：“此词大春能解得，理当先看个赏。尔等你抢一把、我夺一把，怎地如此没有礼数？”说时三指突然发劲一抖擞，将纸片震得舒展开来。偏在这个刹那，赵太初亢声喝道：且慢！权听知机子一言：去岁此子来日是癸巳，阳三局，在遁甲盘上看来，天盘、地盘呈甲甲、乙乙、丙丙、丁丁之象，这叫‘天地同干’。今日是癸亥日，阳九局，休门与天蓬星同宫、生门与天任星同宫、伤门与天冲星同宫、景门与天英星同宫、死门与天芮星同宫、惊门与天柱星同宫、开门与天心星同宫，亦是乾乾、坤坤、离离、坎坎之状，这叫‘星门同原’。无论天地同干也罢、星门同原也罢，皆是‘伏吟’—绶武！你摸索我的门道也有三十年了，不会不明白‘伏吟’的厉害。只今无论我说什么，都有人惯同我抬杠，现我不说，你说说‘伏吟’罢！”话才说到抬杠，汪勋如黄须吹掀，龇牙笑斥：“又不是坐轿，哪个同你抬杠？”
	“‘伏吟’主凶—”李绶武截住汪勋如的话，朗声道，“所谓‘动如不动/焦恼呻吟’，确是万事不如意。”
	“如何？”赵太初像是得了极其有力的靠山，一只高耸的鼻子似又挺翘了几分，当下五指一攒，将纸片攫过来，投入口中大嚼几下，众人只听他钢牙，作响，不一忽儿竟然“咕登”一声，将纸片吞咽入腹，且摩挲着肚腹，道：“各位老兄弟，我还是那两句话：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想当初各位早我两年出窑，我留下来同得福、翰卿他们一百单八将反复研读这世变之局，时趋所鹜，才益发明白昔日万老画中一丛乱竹所藏的‘己卯之约’，洵不诬也！大伙儿二十七八年都已经忍过，何不再苟且几年、迁延几年？须知到了一九九九年，岁值‘家人卦’—老兄弟们一个比一个淹通，岂不知‘家人’之义正在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换言之，老漕帮光棍就算要重整旗鼓、再出江湖，也得到一九九九年上才能整顿家业，‘由内以相炽也’。眼下大伙儿急慌慌知了究竟，未必占得机先，反而容易失顾生险，乱步投荒呢！”
	“”魏谊正一拂袖，隔空丈许以银箸指了指赵太初的肚皮，作色道，“你这叫‘中饱私囊’，还叫咱们‘且食蛤蜊’，简直岂有此理！”
	听到这一句上，我却忍不住笑了。魏谊正用了一句俗语和一个典故，都与吃有关。后者出自《南史·王弘传》，说的是沈昭略倚老欠学，不认识年少而才名俱高的王融，还故意在酒宴上向主人颐指而问：“是何少年？”王融不服，自道：仆出于扶桑，入于阳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王融自比太阳，不免傲岸了些，然而沈昭略本是个草包，的确连“扶桑”、阳谷”的出处都听不明白，竟然答道：不知道这码事—来，且吃蛤蜊罢。”（“不知许事，且食蛤蜊”用这个典故，便当是指称人不求实是、但知敷衍。）我之所以会笑出来，也是由于魏谊正的表情，他看似忿忿、实则眼角眉梢具现调侃顽皮的神色—因为这“且食蛤蜊”一方面暗喻赵太初为沈昭略，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拿王融来比拟我了。起码这一室之中堪称少年的，毕竟只我一人。
	果不其然，钱静农顿时看我一眼，拊掌乐道：“三爷真会骂人—只不过太初的顾虑未必无理。试想：大春初来之日，也曾明白说到，有人向大春谆谆示警，切切不可持之告人—”
	“所以我说是小妮子多事。”魏谊正嘴上硬，却忍不住偷眼觑了觑李绶武。钱静农则一正面容，接着道：
	“不然不然，请溯其源—说不定正如当日绶武所谓，红莲也早已知悉了某些秘闻，却碍于什么缘故，刻意隐瞒。哑巢父！我如此作想，你道是也不是？”
	李绶武眉一拧、鼻一皱，脸上那不知几千百粒麻瘢像是忽然有了生命，一个个儿浮跳了起来—这可是我头一次见识到他欢悦的笑容，他笑着说道：“都让你说了罢，何必问我呢？”一面说，一面俯身拾起地上爆成一片一片的信封，掏出放大镜来细细勘察了半晌，略一沉吟，仍无烦言，只将纸片悄悄地收进口袋里。
	对面汪勋如却将忍不下，冲我斥道：“小子方才在阵中既然憋不住要说，何不就给个痛快？还吞吞吐吐地干什么？”
	“人家压根儿没说，哪儿来什么‘吞吞吐吐’？又不是牛！”赵太初这样反唇相讥，倒叫我窥见个态势：这六个老家伙对于《菩萨蛮》中所藏字谜之应否揭露，其实各有不同的想法。汪勋如显然最是急切，魏谊正也颇欲知其详，赵太初则激烈反对，钱静农似乎认为字谜谜底另有曲折，该俟机待时而解，李绶武根本是成竹在胸，一副隔岸观火、无可无不可的模样。唯独那孙孝胥满脸哀矜，仿佛别有愁闷伤怀之事，端的是心不在焉—然而，就在众人寂寂不语之际，他那张红赤通通的脸却冲我一昂，道：“儿孙自有儿孙福，有些事儿原不该我这行就将木的老朽贫嘴舌，不过，咱们家小五可是个老实孩子，你究竟有的什么心思最好给她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嗯？”
	我没提防他会岔到这一枝上来，胸臆间一阵紧，像是徐老三形容过的—打着手枪时却给满街的人看见了。我很想硬着头皮答一句：“我没什么好交代的。”可是在这一刻，有一种感觉再也不肯躲藏，它从虚无缥缈之处鸣鼓吹角迢递而来，连这“人遁阵”的铜墙铁壁皆不能抵挡。它撞击在我的心脏中央，让眼前的一切景象模糊消逝，代之而出现的，是昔日小五在美满新城二楼楼顶上的情状：她站在我前面、左右摇晃着身体、为我屏蔽着迎面飞来的暗器。那是一个孩童嬉戏着老鹰抓小鸡的动作，显得多么滑稽。但是有过那么一个片刻，我笑不出来—我看见小五后脑发际插了支簪子，底下露出块青青白白的头皮，她当时正在以生命捍卫着我。
	我从来不知道，亏欠之感是如此雄浑、滂沛且顽强的一股力量。它一旦迸出，便滔然莫之能止，逞其颠扑冲撞之势揭露着记忆之中每一处你原以为覆盖完好、掩埋紧密的隅隙。用具体一点的话来描述，就好比推骨牌：一旦在某事上你自觉对某人有所亏欠，便几乎可以在一切事上发现你对所有的人都不免亏欠。
	对一只老鼠来说，这负担太过沉重了。我垂低了脸，只手环胸，另只手搓着鼻头，犹似要搓出一句什么像样的回答。此际我一脑子都是闹哄哄、乱纷纷的人影，里头有红莲、有孙小六、有徐老三、有孙老虎和孙妈妈，当然还有家父和家母；也有高阳，高阳身边是我的系主任王静芝教授—我还隐约看见那几个侨生、南机场卖烧腊的老广，以及拎着鸟笼子的彭师父和摘着菜叶子的彭师母。他们之中，有的曾经和我多么亲近，有的则与我仅仅是萍水相逢，有的已经不在这熙来攘往的尘世，有的也许还活着，但或恐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面前。然而，亏欠的情感就是这样，仿佛这些人都从你空虚透明的身体里穿越了一下，然后在胸臆间的某处留下了什么，你原本并不想去检视那到底是些什么，可是不行，你非看仔细不可—那是这些人生命的一部分。你想呼喊他们回来，把遗失的那一部分收了去。可是也不行—那是收不回去的一种东西。
	“孝胥说这些就是多余了。”钱静农好像看透了我衷怀歉疚而局促不安的模样，忙道，“人家小儿小女之间，有意无情，各随缘遇，岂容吾等老朽之人插手过问？君不见，当年绶武迷上太初的门道，一时得意，向小六说破了不该说的因果，反倒吓得大春胆战心惊，去不复顾，这才与小五渐行渐远的。连绶武都自悔孟浪，从此几乎不再谈天人之术了。如今你又来咄咄相逼，不好不好。”
	此言一出，孙孝胥连连点头，下巴尖儿上的油汁益发急速地往地下抖落。倒是凑近前替他补涂膏药的汪勋如朝我一努嘴，道：“其实嘛！我看这位小老弟确实也很为难，才说什么‘玩儿不起’、不陪咱们玩儿的。诸位试想，他要是不说那字谜，便辜负了翰卿的请托；要是说出那字谜，又违背了红莲的嘱咐。可他也不琢磨琢磨，为什么红莲大老远跑一趟，来个物归原主呢？”
	“你的意思是—”魏谊正这回“呼呼呼呼”了老大一阵，才眉飞色舞地用筷子尖指着赵太初的肚子，恍然悟道，“知机子腹中之物原来竟一直在小妮子手中—可她瞒着咱们做什么？痴扁鹊则又焉能得知呢？”
	“红莲前番来时，我正在替秀美下针，听她母女二人有这么几句交代，想来便是了。”一面说着，汪勋如转脸朝我一龇牙，又招了招手，我略无抵拒之力，叫他一招，便迈步趋前；同时听见赵太初闷声吼道：痴扁鹊！你这是小人行径—”语音未落，魏谊正的筷子尖儿却倏忽往他小腹中央比划过去。赵太初情急无何，只得抓下头顶的毛线帽作势卷裹，两人正僵持着，汪勋如已探出一只沾满了油膏、状似枯藤般的指爪，向我顶门罩将下来，若拂若抚，看来并无半点劲力，但是迫近于尺寸之间视之，则油膏竟像是万千点熠着的星火，喷熏着浓烈的香气，把我的头脸团团围住。他的话语则绵软沉缓，自灿烂夺目的光芒之中递出：“依我看，是红莲体贴你有口难言之苦，才将信封还你，封中是不是那字谜啊？”我迷迷糊糊点了个头。“那么—字谜又该当如何拆解呢？”
	偏在此际，令人晕眩的星光一黯，汪勋如的指爪前方赫然漫漶起一片白花花、明晃晃的物事。我再凝眸细看，原先亮丽摇曳的一切都融化、消失了，剩下的竟然是一条一条、一圈一圈，或纵横交叉、或盘旋周转的掌纹—原来是李绶武出手把一枚放大镜不偏不倚地挡在汪勋如的手掌和我的眼眸中央，李绶武当下正色道：“道心、魔心，皆存乎方寸之间，有时竟无纤芥之别。勋如！你指尖这曼陀罗汁施之于孝胥是药，施之于大春，便是毒了。如此用力求索，端的是由道入魔，岂不枉费了万老当年羚羊挂角、天马绝尘的一番苦心么？”说到这里，他才慢慢地移开了放大镜。汪勋如则带着几许羞惭、几许懊恼，一张脸涨红着，颓然垂下了手。
	然而我却发现他的话其实蛮有道理—红莲将那张纸片还给了我，莫非也是在隐约暗示着：我已经无须再替任何人背负一个莫名其妙的秘密了？如果比对起十多年前红莲不许我向人吐露的那番警告来说，其间显然只有一个解释：她已经弄清楚岳子鹏—或者彭师父—的底细，且正因那底细浮现，而红莲当年所谓的危险如今已不复存在，她交还纸片的动作才具备了切合现实的意义—我可以揭晓那字谜了。
	“‘岳子鹏知情者也’！”我突如其来道出一句。一边说、一边还兜身转了个圈子，扫视着厅堂之中每一个人的神情，并且像是卸下了一副千钧重担般地吐了口大气，又一字一字说了个清清楚楚：“‘岳子鹏知情者也’—《菩萨蛮》里藏的就是这么句话，没别的。”
	“‘没别的’是什么意思？”魏谊正抢问道。
	钱静农几乎间不容发地应了句：“莫非就是绶武所谓的‘不欲可知，岂有所言’乎？”
	“所以我说此非其时嘛！”赵太初猛然间打了个嗝儿，道，“此子向学问道，不求甚解，枉叫三爷期许了一番，还说什么‘汇入一鼎而烹之’呢—”
	“嘿嘿！”汪勋如抬肘朝赵太初胁间轻轻一撞，黄须掀掀抖抖地笑了起来：“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这叫囫圃吞枣，惜其不能吐故茹新，果然连头牛也比不得。”
	紧接着，孙孝胥却晃悠悠站起身，似有无限躁恼地向众人摇着手，道：“还数落我咄咄逼人呢！你们这样冷诮热讽，难道不逼人么？更何况人家毕竟知无不言，小六也夸他是个讲义气的小哥们儿。各位老弟权且高抬贵手放人一马罢！”
	这厢话才说到一半，那厢万得福已等不得蹿身近前，待那“放人一马”四字出口，他已经“噗通”一声双膝落地，眼角噙着泪水，冲诸老抱拳揖过一圈，道：“诸位爷！得福既不通文墨、也不识岐黄，更参不透什么观天知人的大学问。这‘白面书生’若解得不对，便都是我的罪过，还请诸位爷念在他的老尊翁还是本帮‘理’字辈儿前人，放他一条生路去罢！”一听这话，我老大哥也像是忽有所悟，连忙上前跟着跪了，眼一挤、脖一缩，想硬生生逼出几滴伤心老泪的德行，孰料那五老当下一瞪眼，齐声道：“谁说他没解出来呀？”
	魏谊正仍复将筷子指了指赵太初的肚子，笑道：“我们只不过是求全责备了些—大春竟不问岳子鹏知的什么情，真真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了呢！”
	钱静农随即起座，一手抄住一个腋窝，将跪在地板上的万得福和老大哥搀扶起来，话却是冲我说的：当年你考硕士之日，我指点了你一个‘谦卦’—‘谦卦’是艮下坤上，象辞明明白白说的是‘地中有山’，你怎会不省得？—就是你，大春！你怎会不省得呢？”
	我乍听此言，四肢百骸犹似通上了电，不觉“啊”的一声出口。想当时，钱静农口占“屈躬下物、先人后己”之语，并以之称道我日后“所在皆通”的一段话，不过是孔颖达《周易正义》里的几句附丽之语，并非经籍本文。至于《易经·谦卦》中最要紧的主题，反而是象辞所谓：“地中有山，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对照彖辞所谓：“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这个主题其实包涵了两层意思：一方面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常态均衡；一方面是以藏埋在地底的山作为一暗喻或象征，相对于凡睛俗目仅能看见地表崇隆巍峨的突起之山，这“艮下坤上”意味着更坚实、更巩固、更充盈饱满的一个事体正隐匿在人们习焉不察的卑下低鄙之处。如果转换成我的处境来看，则“地中有山”的意思简直就是在说：值得深究者并非触目可及，它还掩翳在深沉的幽冥晦暗之处。而我，尚未真正揭露。
	如此一来，这几个老家伙似乎不只早已解得了字谜，他们更以为字谜谜底之下还别有究竟，印证于先前那些“不欲可知，岂有所言”、“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乃至于“向学问道，不求甚解”的讥言讽语，显然他们所期待巴望的，正是我对于那别有究竟之事的好奇之心。
	“我？怎么会是我呢？”我着了慌，发了急，往后退跨两步，背脊抵上了湿凉凝冰的墙壁。
	“诸位爷别闹俚戏！”我老大哥看来也莫名所以，赶上前护住我面前，声音却颤抖着，道，“诸位爷要是早就解出了字谜，何须咱们底下这些逃家光棍瞎骛乱？俺弟弟终不过是个空子，帮了咱们一个小忙。您诸位要是嫌这小忙帮得多余、抑或是帮得不趁力，便怪我呗！张翰卿这就上九号领罪去—”
	他一顿抢白还没说完，一旁的万得福早已横臂当胸、立掌如扇，肘尖向侧旁发劲一移，但见我老大哥便像叫一具硕大无朋的吸尘器给猛然吸扯一记，整副身躯应声腾空飘起，直冲那掌影撞去。万得福沉声道：没事儿的，回来！”
	几乎就在同一瞬间，赵太初又打了个比先前还要响的嗝儿，一面轻拍着肚子，嗤声道：“静农的意思是说，你小子不是钻研西汉的么？对于‘知情’二字怎会略无体悟呢？—噢噢噢，我怎么忘怀了？你小子读书是不读末章的，当然是‘君子无终’、‘君子无终’嘛！来来来，知机子给提个醒儿—‘知情’二字典出扬雄《法言》卷十三，有‘知情天地’一语，李轨的注子是这么解的：与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状。’我这么讲，你总该明白了罢？”
	老实说，《法言》我只随手翻过，莫说李轨的注子，就连原文也记不得三行两句，我登时怔住，听见汪勋如也插嘴道：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秃子说文言不说白话—知机子这样拽文，人家怎么明白？你得把‘天地’二字解一解才是正理—小子！天地者，天地会也。如此一来你可懂了？”
	孙孝胥这时又一发不止地摆起手来，道：“几位哥哥知道的也就这么些，并不比‘岳子鹏知情者也’七字多点儿什么，‘岳子鹏’终究何所指，各位说得上来么？”
	他这么一说，反而叫我更加觉得诡异离奇了。以事实和情理度之，曾化名“龙敬谦”和“郑以伟”的钱静农与魏谊正应该早就发现，岳子鹏、彭子越不过是出自同一个反卷姓名的游戏逻辑。孙孝胥署名“飘花令主”所写的《七海惊雷》之中，无论是轮空（欧阳昆仑）、裘攸（欧阳秋）、材平材庸（施品才、康用才）乃至跨儿（子越）……几乎无不是玩弄同样一个命名规则。再就孙小六亲历的过往来说，至少装扮成“面具爷爷”的李绶武以及“里根爷爷”的孙孝胥都曾经告诫过他：彭师父打他的时候不许逃、不许挡、更不能回手，因为无论彭师父怎么收拾他，“都是为他好”。由此可见，这些老家伙和彭师父并非陌路，甚至还有相当程度的过从和了解。既然如此，不明白岳子鹏即彭子越、彭子越即岳子鹏，就简直是匪夷所思了。
	“岳子鹏不就是彭子越吗？”我脱口问了一句。
	厅中当下又爆起一片哄闹。孙孝胥仍摆着手，还摇起头来，连声狐疑道：老彭？老彭？”汪勋如则道：不可能，不可能，这三字与那三字，纯属巧合而已。”钱静农也像是大吃一惊，蓦地站起身，转脸对魏谊正道：“早在万老升天之前十多年，江湖上早有传言，那义盖天龙纹强项岳子鹏已经发痧物故了。”魏谊正一张圆脸上的五官也蹙攒绞皱，一失神，两只筷子“叮叮铃”落了地。赵太初那厢“哇吼”一声暴喝，唇一张，脖一仰，口中豁地向天喷出个枣核儿大小的白丸，白丸甫落，已被他摘帽扑个正着。
	“彭师父亲口告诉我的，他说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就是岳子鹏，可没有谁会到处咋呼。”我昂声辩道，“他还说他们这一辈儿的人物，都有几个串东串西的名字，没什么稀罕的。”
	“一派唬弄小孩子的话！乃是我常说的‘信，以为真’之理。”魏谊正一边就地板上拾起筷子，一边道，“你一旦信了，便自然以之为真。试想，既然全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岳子鹏，还有谁会到处咋呼呢？”
	一直缄口不言的李绶武这时清了清嗓子，道：“你彭师父怎么会同你说这些呢？除非是你先开口咋呼了，他才不得不拿这话唬弄你。如此万流归宗，还得回到你老弟身上问一句：你又如何得知这岳子鹏、彭子越竟是一人呢？”
	大约我是不自觉地往赵太初那厢瞥了一眼，还没来得及答腔，李绶武忽然放声大笑起来，手中放大镜重重地往桌上一砸，道：是也！是也！知机子，此其时也—我看红莲那孩子早就另有解悟，比起咱们这些负书恃才、睨人傲物之辈，小丫头确乎洞烛机先。你就别再迁延推托，且将那字谜交出来罢。倘若彭子越就是岳子鹏，他必然有些交代的。”
	“不不不！”赵太初偏将毛线帽覆按于掌下膝头，抗道，“岳子鹏既然早已谢世，焉能‘知’什么‘情’？这里头没有个剔透的讲法儿，我便要将此纸留待‘己卯之约’才肯揭露。”
	李绶武仍旧微笑着，道：“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各位都是见证，我若是给知机子一个说法儿，他便非交出那字谜不可了，是么？”
	众人登时齐声唱了个喏。赵太初百般无奈，十分不情愿地把毛线帽抖开，已经被嚼成白丸的纸片恰恰落于桌面，他抢忙再伸手按住。如此桌面上的情状便犹如李绶武、赵太初两人对赌—一侧是支放大镜，一侧则是个字谜。李绶武不慌不忙地转脸朝魏谊正道：
	“尊府上那一部《无量寿功》练到极高明处，身手如何？”
	魏谊正似未提防李绶武竟有此一问，迟疑了片刻，才道：“我吃不了那个苦，才学了个‘念起三焦’，便把肚皮撑大了。此上第二层‘气回五行’、第三层‘川流七坎’、第四层‘鹏抟九霄’，要到第五层‘云合百岳’，才算登峰造极，可以纵意驭气、变化形躯—这些，你不都已经秉笔入书、载之《总谱》了么，怎么还明知故问呢？”
	“徒我一人之言不足为凭，正须各位老兄弟旁证旁证。”说时，李绶武又转向孙孝胥问道：“老彭的《无量寿功》练到第几层上了？”
	“这个么—”孙孝胥眨眨眼，努力吸了两口气，道，“照他给小六调气理脉的功法看来，应该在‘鹏抟九霄’之上，可他一向不露，仍然是莫测高深。”
	李绶武点点头，道：“孝胥所见，与我略同—”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赵太初挪出一只手，抓起毛线帽往顶上扣了，扶扶正，截道：“方才说过，岳子鹏早就死了。哑巢父先得证之未死，才好说岳子鹏、彭子越实为一人，为能硬说岳子鹏、彭子越便是一人，如此则岳子鹏当然还活着。”
	李绶武仿佛就在等他这一问，登时接道：“妙哉问！其实我亦不知岳子鹏生死原委；不过适才正是知机子你考较了大春‘知情’二字的出处，才让我豁然贯通的。”说时寿眉一扬，径自向汪勋如道：“《法言》卷十三是此书终章，题曰《孝至》，此书始乎《学行》、终乎《孝至》，是个归本人伦的宗旨。痴扁鹊以‘知情天地’的‘天地’为‘天地会’之影射，确是别出心裁。因为‘知情天地’的上文是有人问道：‘力有扛洪鼎、揭华旗，智德亦有之乎？’扬雄的答复是：‘百人矣！德谐顽嚣、让万国，知情天地，形不测百人乎。’原文之义如何且不去说它，要之在万老用‘知情’一词，是伏下了他老人家自己的意思。”
	“不错不错。”汪勋如朝李绶武一瞪眼，道，“‘扛洪鼎、揭华旗’，是有人撑了洪门的腰，却打着政府旗号，若问这样的人智德如何，不过是百人便能敌之—岂非万老生前便已洞见：日后得福要号召一百单八将抵拒洪英，光复老漕帮基业？”
	“‘德谐顽嚣、让万国’这两句么—”钱静农这时也露出了会心的笑容，道，“所指的自然就是那舜、禹禅让之道了—换言之，老漕帮领事之主，须以‘传贤不传子’思之。固然万熙非万老血胤，名义上还是子嗣，倘若深玩这‘让万国’三字，更知万老有意另觅统帮摄众之人了。”
	“你们说了半天，还没讲出个岳子鹏的所以然来。”赵太初一面说着、一面漫不经心地双手环胸，桌上白丸纸片赫然失了掩翳。
	“勋如既然对《法言》熟极而流，何不将‘形不测百人乎’的注子一并说了？”李绶武说时瞥了眼那白丸，似乎是在示意：若是说了，字谜便尽可拿去。
	汪勋如的一对大板牙将下唇咬了又咬，侧脸歪头又瞧了瞧孙孝胥和魏谊正，过了约莫几吐息的辰光，猛然间探出一手，把桌上白丸拿捏在掌，纵声长笑一阵，顺势向李绶武抱个明字拳，道：“佩服佩服！”接着又转向赵太初，笑道，“知机子死了鸭子—嘴硬。他明明能背得出李轨的注子，却赖皮不说。”
	“扁鹊果真是痴！”这一回倒是李绶武嗤笑起汪勋如来了，“刚才的约定是咱们得给他一个说法儿；他若说了，还能让你得手么？”
	这时赵太初却叹了口气，站起身，环顾众人一圈，表情竟透着令人不忍逼视的惨悄、惶惑，像个终知抵赖不掉罪责的人犯，颓然放弃了挣扎、辩解，道：“不错！‘形不测百人乎’底下的注子是这么说的：‘人见其形而不能测其量，非百人之伦也。’前一句的确像是在说某人之形躯并非表象所现者。如果彭子越诚然练就《无量寿功》第五层‘云合百岳’，则或可能变形易貌。可是‘非百人之伦也’已昭然示告：此人并非老漕帮之流，君等竟然不疑么？”
	“我等原本亦非庵清光棍出身，你这么说，咱们又如何称得起‘百人之伦’？又如何不可疑呢？呿呿呿！”汪勋如这一回像是真的动了气，一拳擂上桌面，震得我脚底一麻，他却继续说下去，“乙巳年七月半万老升天之夜，植物园荷塘小亭外来了四口人，一个是万熙，两个是枪兵，还有一人，是个身形健硕的胖子—”
	“我记得的，”孙孝胥吁吁呴呴地喘道，“那人穿着双棉底桑鞋，有上乘轻功在身，腰间还缠着兵刃。”
	“这四个人到时，诸位正专心致力拆解那流星异象同墨竹画谜，是时亭外无光、来人站得又远，咱们也没能细辨其眉目。”汪勋如接着声量一沉，道，“那胖子会不会就是岳子鹏呢？”问到这一句上，他拈起双手拇、食二指，以极轻极缓之势将桌面上的白丸翻来覆去拨弄了半晌，最后找着了手之处，四片指甲尖儿犹似钳镊，捏准了纸角分别向左上、右下两方一拉，纸片逐渐铺展开来—果然正是当年我亲手写的一阅《菩萨蛮》以及圈画注记的“岳子鹏知情者也”。汪勋如侧过睑，对我深深一颔首，道：“咱们六老还是该谢谢你才对。字谜虽不好解，可若非你老弟一句‘岳子鹏就是彭子越’惊醒梦中人，大伙儿恐怕始终不悟：原来岳子鹏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可我还是不明白，”我一时还没能意会透彻，只能凭直觉问道，“你们既然早就认识彭师父，这二十七八年来，难道从没见过面，两下里把话敞开来说了，岂不利落？”
	“你忘了么？”李绶武持起放大镜往我脑袋上轻轻点了两下，道，“在我等而言，岳子鹏早就死了；在老彭而言，则是‘与天地合德、知鬼神之情状’—他曾经是厕身于天地会方面的一枚棋子，当年出了这等大事，他要是同咱们有所接触，岂能苟全性命至今？”
	正说着，汪勋如已将纸片完全展开，逆光透看，众人同时“咦呀”惊叫起来—纸片背面多了些什么—是用狼毫笔蘸朱漆画了一只小茶盅，又在茶盅上打了个大大的“×”。
	“茶阵图？”万得福凑近来、垂低脸，激动地说道，“又是从天地会‘海底’传入的门道。这一杯茶没有别解，斟过便饮，主人若斟得十分满，客人便须留意—因为洒落一滴都嫌不敬，而斟满就是主人有心作难，客人接在手上、啜去两分、剩八分，道两句：‘独脚难行仍须返/八荒自有光棍家’，之后抬屁股走人，可保平安。可图中这茶杯却是空的，这个么—”
	“想来纸片是由红莲持交老彭过目的，红莲不是光棍，空茶碗或即是‘空子’之意。”孙孝胥道，“不过这朱漆错不了，正是老彭常持之髹刷鸟笼的物事。”
	“用一个茶盅布阵，既有‘独脚难行’的答辞，可见茶盅非徒指的是红莲，或恐也寓有彭子越自况之意。”魏谊正道，“只茶盅上打个‘×’着实难解，我—想不出来了。”
	万得福迭忙道：“之所以布茶阵，原本有个来历。饮茶总诗是这么说的：‘清朝天下转明朝/莲盟结拜把兵招/心中要将金人灭/茶出奸臣总不饶”，倘使岳子鹏就是彭子越，他一定也明白咱们这些年来所查者的确是小爷如何干下杀害老爷子的事体，此‘茶’即是彼‘查’，空茶盅岂非空查一场的意思？”
	“要知道，”汪勋如似乎不以万得福之言为然，随即接道，“彭子越之所以跟咱们打哑谜，并非存心为难，乃是防人耳目。他既曾溷迹洪门，便不至于借用洪英光棍可解的惯例作隐射—”
	“照你这么说，这张图根本与茶阵无关喽？”赵太初的悬胆鼻“哼”了一声，道，“那他何不画个大碗，偏偏画只小茶盅呢？”在说到“小茶盅”三字时，赵太初刻意变了个江北腔，顺手朝汪勋如一指，听来倒仿佛是骂对方“小杂种”了。
	钱静农这时忽地击掌笑道：‘茶’还是‘查’，‘空茶盅’也还是‘空查一场’—只不过彭子越费了些心思。各位且看他刷刷两笔抹下，笔触分明，绝非胡乱涂抹个大“×”，倒像一撇一捺的两划—这其实是个字呢！”
	“是个‘五’字。”李绶武收起放大镜，满意地点了点头，“五在盅上，合为‘五衷’—”
	“古篆‘五’字作‘×’，象阴阳交午之义；午字亦作此形。彭子越未必通晓金甲籀篆之学，但是近世商家作账记数，以‘×’代‘五’，算是返古用俗，并不罕见。”钱静农一面临空撮指划了几个“×”，一面兴高采烈地谠论下去，“所以人家画的既不是一盅茶，也不是一个空茶盅，而是五个空茶盅。”
	“钱爷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万得福说时已缩掌入腋下百宝囊中掏摸了半晌，道，“当年我在植物园荷塘小亭顶上撬回了五颗弹头，是老爷子神功逼射所致，那弹着之点，乍看也是五杯茶的茶阵，左三右二如此—”说时他且将五颗弹头往圆桌中央放去。但见他放得虽轻，可一松手之际弹头赫然嵌入桌面，布成一个‘氵亠’字：“只怨得福愚昧，我想破头皮，只能猜出老爷子用的是‘禀进辞’的典故，而非茶阵。但不知这张图上的小茶盅若用茶阵，又有什么讲头？”
	“自然是有的。”李绶武道，“设若岳子鹏、彭子越就是一而二、二而一之人，适才勋如说的那大胖子应该便是他了。畴昔之夜吾等去后，此人必有所见、必有所闻，才堪当得万老所谓‘知情者也’。可是人家又凭什么信得过咱们，而愿意将所知之情据实相告呢？咱们不都是空子吗？是以我方才说这字谜上必然有些交代，岳子鹏画这茶盅的意思，诸位老兄弟都说对了一部分，却真如瞎子摸象，各见一隅。兜拢了说，我倒认为要从‘五衷’这个用词上说起。”
	“绶武说的可是‘衷肠’之‘衷’？”汪勋如问道，“‘五衷’所指，不就是心、肝、脾、肺、肾五脏么？”
	“正是。”李绶武继续说下去，“洪门‘海底’为庵清光棍收纳之后，历任总舵主常耿耿于怀的便是一个‘五’字。那是因为天地会尊奉的是蔡、方、马、胡、李五祖，而老漕帮供养的则是翁、钱、潘三祖。余事或许无须计较，奉祖之礼却不可不有所区别。待传到了光绪年间的俞航澄老爷子任上，远黛楼一劫之后，俞老爷子引咎称退，特别订下了个‘五衷如一’的规矩—这些，孝胥书中都表过了的。”
	“不错。”孙孝胥道，“那是俞老爷子体念六十四位庵清元老齐心戮力逃过崩楼一劫，才颁下的一道旨谕，日后凡是逢着必须布茶五杯的场面，便多置一海碗，无论该喝的是哪一杯，都得先注入海碗之中，方可再饮，取的是‘相濡以沫’之意；‘濡’字音读为‘如’，正合‘五衷如一’—这么一来，桌上盛茶之具、其数为六，也就不再是敌垒仇家所供奉的五祖之五了。”
	“从‘五衷如一’到‘五盅如一’—”李绶武道，焉知岳子鹏画此，不是在向咱们讨五个一式一样的信物？若没有这如一的五个信物，咱们当然只是空茶（查）一场了。”说到这里，众人目光已不约而同地往桌面上那五颗弹头望去。
	唯独万得福失声嗫嚅道：“难道老爷子临终之际另有托付，要家下光棍持这五颗弹头去向那岳子鹏讨消息？”
	“得福！你是个用心的，悟到这一步，老爷子在天之灵应该十分欣慰了。不过—”李绶武瞄了我一眼，又向其余五老道，“诸位老兄弟可曾想过，万老临终留书，何以用右手写下‘泯恩仇传香火会六龙知天命’，却又用左手写下隐着个‘岳子鹏知情者也’的字谜呢？右手是惯常持笔之手，仅书十二字；左手原不习于行文，却写了四十四个字的《菩萨蛮》，岂不谬悖常情？”
	这一问，显然把孙孝胥、汪勋如、赵太初、魏谊正都问住了。我老大哥则低头傻瞪着自己的左手、又瞪瞪右手。倒是钱静农又露出之前那种老屁股兔子哥的神色，冲我不住地点起头来，口中的答话竟似与李绶武所问者无关：大春也颇能识书，我却问你，《礼记·玉藻》同《汉书·艺文志》相提并论起来，孰为可信哪？”
	以我的一偏之见而言，《礼记》在群经之中是后起之书，西汉诸儒多讲《仪礼》，东汉诸儒讲《周礼》。《礼记》之所以受重视，多半是因为《仪礼》、《周礼》不再能通行实践，才需要靠《礼记》来作一疏证会通。此书最早且称完整而流传的是郑玄的注本，郑玄出生于西元一二七年，上距《汉书》作者班固之死已经三十五年，若以孰为近古言之，班固的《汉书》自然著述得较早。然而钱静农这么没头没脑地把一经、一史二书中略不相涉的两个篇章拿出来讨问，似乎不只是在问我：“哪一部书中之言较早出而可信？”或者“哪一部书中之言较后出而转精？”他像是要我但凭直觉应对作答。我眨了眨眼，道：你既然瞎问、我就瞎答—我还是信班固的。”
	“敢问其故？”钱静农紫脸上的五官一开，笑得更得意了。
	“班固是世袭兰台令史，搞的就是纪实立言，比起搞经术思想的那些个儒生动不动就祭出一个尊经法圣的幌子来借注立说，真个是‘述而不作’，老实得多。”
	“此子恐是王若虚的信徒，”李绶武摘下眼镜，似是忍不住微笑着插嘴道，“所谓‘若谓圣人之经，不当变易以就己意，则宁阙之而勿讲，要不可随文而强说也。’儒生解经，常对法说相，越解得歧骈枝蔓、越觉立异鸣高，反而因相失法。好一个‘述而不作’！那么我且多问一句：你可知静农为什么拿《玉藻》、《艺文志》来瞎问于你么？”
	我当然只能摇摇头，道：“宁阙之而勿讲，不可随文强说！”
	钱静农当下一拍桌面，喝了声：“好！”但见那五颗弹头给震得向上冲飞，在半空之处叫他一把攫住，接道：《玉藻》说的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而《艺文志》说的则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如今你既然省得了万老临终所托，竟是觅一记言之人，何不便将了这五个信物，去寻那‘岳子鹏知情者也’？”
	“方才你还在问：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你呢？”李绶武虎瞪起一大一小两只眼珠子，一脸麻瘢凑到我鼻尖上，仍旧狺狺笑着，道，“令尊当年要是肯不计出处安危、抗首任事，咱俩一里一外，恐怕早就把‘哼哈二才’暗中勾串洪魔的事证搜罗齐详、公诸于世，哪里容得这二厮日后在万老身边嚼舌嚼黄胡开口、唠噪出个‘周鸿庆’的案子来？即便是万老升天之后，我还等了令尊一年又五个月，结果呢？令尊毕竟辜负了我！”
	钱静农搅握的那五颗子弹在此刻喀喀啦啦落入我那双不知何时竟已摊开的掌心之中。我听见万得福对我老大哥说：“他原本就该是个光棍，却到今儿才算是回了家！”
	我把五颗弹头交到彭师父手上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两句话：“看光景是长了点儿见识—屋里说去罢！”
	离开彭师父的家之前，他交给我一个用金怀表链条束着的布包儿，布包儿是浅蓝色薄绸袍子前襟的一角，上头还洒了几滴早已干涸、呈暗褐色的血污痕渍，链条和袍襟之间则塞着一枚钞票大小的纸方。彭师父告诉我：“听万老爷子说，里头是一卷音带—你，可以回去了。”
	在这一头一尾之间，我问了他许许多多的问题。无论他怎么说，都让我觉得，“越活越回去大侠”自己那残破、飘零的大半辈子竟然像连缀着百衲衣的针黹，扃着、穿引着、补充着他身边所有的人们的生命。他从来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隅的中心，他的存在总只能衬托出其他人巨大的幸福和痛苦。如果有谁要以他个人的经历摄制成一部剧情片，则彭师父也只合是个龙套—且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谁能平庸到那个程度来饰演他的角色。他唯一值得丁点笔墨的地方是曾经偷偷摸摸练成了《无量寿功》之中所载的五层功法，然而即便如此，在施展此功之际，他的肌肤肿胀、筋肉膨臃、五官暴突、四肢肥满，浑然不再是羸瘦弱的本来面目。换言之，认识彭师父的人不会知道、也难以想像他能有什么本事。见识到他真有些本事的人则不会相信他就是彭师父。他的皮相和实体—请允许我略事夸张地把这个人物说得抽象一些—他的皮相和实体是彼此决裂、悖离且格不相容的。
	事实上，在他的一生之中，也仅有两次—纯属意外的两次—让人看见了他变容易貌的整个过程，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冬天、我和孙小六逃出地遁阵，躲进武馆洗澡，听彭师母说故事的那个晚上。彭师父认为那一回泄底的原因乃是被我一天之内喊了他两声“岳—子—鹏”给吓岔了气。另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五号，那天下午警察局派员扣押了他的三轮车，还裁处了他三百罚锾，甚至告诉他三百罚锾就是九百块钱新台币。彭师父当时隐忍未发，睡到半夜里起来撒尿，再回房卧倒之际，彭师母一声惊呼，晕了过去。彭师父抬眼一看，床边梳妆台上的镜子里自己赫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那天起，原本染过肺结核、长了一身骨刺、叫煤球给熏坏了一部分脑子、又中了三次风的彭师母再也无法承受人生中一再骤然扑袭而至的惊吓。她四十岁，在意识的深处坚决地展开了一程永不回头的遁逃之旅，漠不关心的世人以为她罹患了另一种痼疾，从而无法得知：这才是她为自己所做的最彻底的一次治疗。
	我曾经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去查考、核对彭师父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如何进入乃至牵动着他所处身的这个“时代的巨大漩涡”。其间—在众多早已隐身于各界且身居要津的庵清光棍暗中的协助之下—我逐渐成为一个比“年轻作家”、“知名作家”或“值得期待的大师级作家”更了不得一点的人物。即使我用化名冒充一个初中学生、写了一本生活周记，也都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卖出去二十六万册；接着，有人请我上电视主持节目，有人邀我客串演出一部名为《悲情城市》的电影（这部电影还得过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也有人重金礼聘我替吉普车、乌龙茶、眼镜、烈酒、信用卡和一种腌渍得酸不溜丢的牛蒡丝等产品当代言人；背着人，我自己其实再清楚不过，这些浮光耀影、繁华缛丽的俗世声名、成就和利益绝非来自我个人的智慧、学养或努力，它们全是老漕帮倾力发动，运用各种势力、关系、人际网络、社会资源去换来的。而且我更知道，这一切都是“预付的版税”—祖宗家门儿上自帮朋大老和一百单八将，下至潜伏在台湾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角落里不为他人所知的庵清光棍，他们都在引领翘首，等待着、企盼着，甚至有形无形地催促胁迫着我写出这一部《城邦暴力团》，重新还原一个本该归属于他们的历史真相。
	扮演所谓“媒体宠儿”、“社交名流”的一段不算短的时日里，我几乎忘了曾经作过四次失败的尝试，分别写成了四个终至废弃不用的小说开场。然而对真正的书写工作来说，这段岁月就像任何一个胆敢假借创作之名、占世界一点小便宜的艺术家所曾经示范过的那样，并非全然浪掷。比方说，一位电视台的高级主管慷慨地让我随意使用一架可以播放那种古老盘式录音带的机器，我才能够凭借着现场的交谈和声响去重建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晚上在植物园荷塘小亭中发生的事件细节—我终于知道那些警车顶上的鸣笛灯号的确是在赵太初引吭长啸之际轰然震碎的。
	再比方说，一个替广告公司看管片库的老荣民为我旁证了彭师父当年的挫折和愤懑。原来自一九六年起，台北市政府便有意整顿市容、逐渐淘汰三轮车，一方面以每辆三到六千元的价格公开收购，另方面则辅导车夫转业开计程车，要不就从事其他劳动工作。有些车夫只肯接受辅导，或领取救济金，至于车辆，却宁可自行高价转卖给那些并不认为政府真会淘汰三轮车的新进同行。一九六六年初，在部分车夫集体勾串哄抬之下，一辆六七成新的三轮车可以叫价到新台币八千多。彭师父和片库那老荣民几乎是在同时上的当。片库那老荣民接着问我：“你那个什么师父后来做啥？”我说他卖了些金子买一把大关刀插在门口开武术馆。他说：“那他厉害！”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感觉有人会羡慕彭师父。
	我认真想要以彭师父为主轴叙述《城邦暴力团》的念头之所以忽然出现，是在一个玄关上方悬挂着一辆三轮车、名唤“酷力”的迪斯科舞厅。那时距离我离开“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已经三年多，正确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五号。我早已忘记背后一直有人在追杀着我。
	当时有一家刚开始营运的有线电视频道准备请我主持一个可以环游世界的旅游节目。频道负责人很有诚意地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湘菜晚餐，就在他和另一位制作人分别离座打电话和上厕所的时刻，三个穿一身黑西装的年轻人围近餐桌，其中一个十分有礼貌地说：“请大春先生借一步说话。”我走了大约一百步，刚出餐厅大门的第一瞬间便给那十分有礼貌的家伙两指捏住了后颈。“很抱歉，竹联孝堂—有点要紧的任务。”
	遗憾的是我永远不可能知道那任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两秒钟（也许更久一点）之后，我后颈上的箍爪一松，三个年轻人像商量好了似的同时萎仆倒地，连犹如坠楼者屈体横陈的姿势都一模一样，我的后脊梁贴上来一只厚重温暖的巴掌，而底下的两条腿也猛可离了地—我这一整副身躯已经迎风向前疾速飘行着了。
	“张哥变胖了！”孙小六说。
	“你当上大厨了？”我盯着他那一身高帽围巾的装束，想笑，可一张嘴就吃风。
	“没呢，二厨。”说时迟、那时快，孙小六“嗖”一声摘了帽子，一面加急推顶着我跑，一面低声道，“这回是‘花枝’亲自督阵，今晚非拿下张哥不可—要是拿不下来，‘二才’那边就要逼他们明天自动散伙。”
	在抵达“酷力”之前，照我粗略的估算，孙小六身形过处，沿路顺手拔断了十四具公用电话，发暗器打灭了五处红绿灯，还放火烧掉三辆停放在骑楼底下的机车。我问他，这又何必？他说每一笔账都会算在附近孝堂的那些王八蛋身上，跟咱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说你这是毁损国家资产。他说张哥你还搞不清楚这世界上没有国家这种东西。我愣了一下。他在这个当儿就地一转身，肘尖抵住我腰眼、轻轻一顶，我们便进了“酷力”的大门。我说你这招顶着人兜风的本事万得福也会。他说这本来就是北平自然六合门的手眼身法步—当年他撞上叶启田杀人逃亡的那一天，万得福当街拦住他、一把扯到立体停车场躲枪战，在短短的那一程路上，他给偷偷学会的。我便是在这时抬头瞥见头顶上悬着一辆三轮车，玄关内侧的电动门随即向两旁退开，雷霆一般的摇滚乐节奏擂击着我的心脏，大厅中央舞池里一个乍闪乍灭的轮转灯球把不知是自发还是反射的光影劈打得支离破碎。我回头，趁自动门尚未全然关闭的刹那又瞥了那三轮车几眼，它是迪斯科世代因为看不见未来而摆布出来的复古场面，斑驳故壮丽，犹如供应漫不经心的观光客朝圣快门下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显像的废墟。时间并不连续而世界从未完整。一个我失落已久的句子闪了出来—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彭子越远走山东拜师学艺一去一年又半，艺成不成没人知道，带回来个粉妆玉琢的大闺女倒是惊动了一胡同的街坊。众口争夸，那泰安姑娘模样儿俊俏，人也老实，只身骨看来略嫌单薄，怎么跟了彭子越却颇费疑猜。彭家两房三代二十几口人全是闷葫芦罐儿，谁问起姑娘出身来历，只说是亲戚。兴许也是怕起口舌，彭子越回家三天，便一个人搬出拐棒胡同，自往干面胡同与他那打光杆儿的娘舅同住。这一来落了形迹，又惹人闲话了大半年，有说那姑娘是船妓出身的，有说那姑娘是整编七十二师杨师长姨太太的，也有说那姑娘是个举目无亲的流亡学生的，无论怎么说，结论总一致：怎么看上彭子越的？真是。
	彭子越游学归里，仍不见出息。原本的武馆不肯再容留，他只能跟着娘舅拉洋车。从东四牌楼到东单牌楼、从皇城根儿到地安门、从天坛到雍和宫。他自己无车不在行，更非俗称“四脚班子”—也就是类似人力车夫工会组织—的一员，仗着他娘舅在班子里算个“头把式”，十天倒有八天给安派一辆车、一条路线，干的是“替丁儿”，又名“挨诸葛”，全靠“四脚班子”大伙帮衬，分匀些活计让他混口饭吃。跑得一块钱车资，实拿八角，两毛归公，比起刚入行、随老车把式推车认路的“跑轮儿徒弟”要稍稍敷裕些个。
	活该小人贱命还要碰上霉运消磨。九月二十四号这天，白日当空，街头突然宣布戒严，各处牌楼上的阔嘴喇叭呜呜乍响，路口凡有警察亭子的地方也时时可以听见哨声起落。不多时，打从前门起，绕皇城兜圈儿的几路电车全没了踪迹，倒有一列载着武装兵士的敞篷卡车自海淀方向开来，逢着大马路口便跳下一批荷枪实弹的队伍，人人瞠目游睛、四方胡乱扫视，仿佛随时要扑灰赶尘的模样儿—凶恶肃杀之中确乎还透着些无的放矢的仓皇气。
	这是冀察绥靖公署派出的部队，据线报四出查捕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电台主持分子和间谍组织。行动发起不到两个钟头，也就是当天近午时分，便传出逮捕“高阶层潜附匪谍首谋”多人，其中赫然包括保定绥靖公署的设计委员余心清、情报处长谢士炎、副处长丁行之、参议梁蔼然，以及三五个秘书、参谋之类的人物。
	另一方面，出马协助冀察绥靖公署侦缉匪谍还有“保字号儿”里的人物，此人姓徐名亮，一向在京、沪一带协调帮会合作事宜，此番亲自北上，手下率领了“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辖下三十多名便服赤手的练家子。这一拨人马在此次任务之中负责捕拿的是另一批对象，其中有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科长董剑萍、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董肇筠、贝满女中教员田伯严、北京大学学生李恭贻、孟宪功、电台主持人李政宣和一个神秘的江湖人物。这些人各司其职、所事亦异，却有一个共通之处：他们都是身怀绝世武功的高手，翻刀弄掌、飞檐走壁，无不精湛—尤其是那个神秘的江湖人物。此人来无影、去无踪，亦不立姓名字号，只知道董剑萍等六人早年都是此人门生，经其指点开悟，才成就了各人一身的武艺。究其实而言之，今番冀察绥靖公署之所以发动这么一桩规模空前的捕谍行动，据闻竟是“保字号儿”所授意。徐亮亲赴北平督阵，为的也是这个—原来哥老会首洪达展有意接手扩充“新社会”羽翼，又有消息说那神秘的江湖人物目前为共产党游击军队大肆追捕、走投无路、间道潜赴北平，可能会去依附他那几个门生。洪某遂与徐亮定计，一方面向冀察绥靖公署透露一个“保字号儿”早已掌握的情报，那就是余心清、谢士炎、丁行之和梁蔼然这一路人等替共产党做工作的底细；另一方面则罗织董剑萍等六人也是共谋的罪名事证，俾能一体拿押，之后再迫那神秘的江湖人物出首。如果此人和“新社会”方面“不见外、又肯投效”的话，则董剑萍等六人“既往不咎、着即开释”，一切但可归因于“匪谍”大事诬枉，闹了场误会。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四号这天黄昏，路头巷尾的军警人员渐渐疏散，却无任何消息宣布，究竟人车准上街了不？彭子越原想沿着哈德门大街冲北、好上东四南大街还车去，不意身后一紧—打从天外飞落一条人影，端坐在他的车上。
	彭子越没来得及回头，后脖梗儿已然叫一根杆棒之类的物事给顶住，车座儿上那人沉声喊了句：“别回头！”
	“街上戒了严，不许出车。”彭子越怯声应道。
	“俺嘱咐你两句话—哪儿也不去。”
	碍着脖梗儿给硬生生顶了个死紧，彭子越稍一偏动，四肢百骸便犹似通上了极强的电流，自百会以迄会阴，缘督脉上下无一分一寸不酸麻疼痛，可在这万分难忍的苦楚之中，又隐隐藏着些快意，好像撒开一泡尿、或者抓着一处痒，甚至擤出一通鼻涕那般舒展活畅。偏在此际，他听出来者刻意压低了的口音—是一路他原本十分熟悉的泰安土腔。
	“您、您老—您老是—”
	“才几天不见，您小子怎么干上车把式了？”
	“师、师父？”
	来人正是欧阳秋。也不知他使了什么样儿的一个手法，彭子越但觉颈脊之间一处骨隙倏忽涌入了一股源源不绝的沸汤热油，同时听见欧阳秋慨乎言道：你小子偷偷摸摸熬练《无量寿功》，虽然抢入了第五层心法，可这阴维脉与任脉交会之天突、廉泉没打通，阳维脉与手足少阳交会之风池、风池以上脑空、承灵、正营亦不通。这几个穴枯竭经时、虚耗既久，你只消一运气、一调息，脖头上下就要分家—到时候儿一颗脑袋瓜子便像一泡气球里头窝着只刺猬—噗嚓！”
	彭子越闻听此言，眼一闭、脖一缩，只觉喉下天突、廉泉之间一阵收束紧张，皮肉有如被一条毳毳糙糙的麻绳箍住，且越箍越紧、越箍越热，下手一摸，却什么也没有。
	“姑念你小子还是个有良心的，师父权且救下你一条性命，日后熬练，切记不可躁急贪功。”说完，一道浑似五点梅花一般的尖针锐刺抢入玉枕，绕颈根下沿儿滚走一圈儿，既像扎、更似烙，其疼痛之甚，又过于前—彭子越想叫、喉头却仿佛上了锁、加了焊，只能嗫嗫然迸出“师父”二字。
	好在欧阳秋这一出手，不过眨眼间事。彭子越闷哼两声，原先极其热烫的肤感登时散了。打个譬喻来说，好比伏里天酷暑难当、乃以煮滚的毛巾敷面揩体，当即自内而外、涌出一阵清凉之意。彭子越乍一舒坦，探手再摸，却发现绕颈生出一圈儿宽可寸许、颗粒浮凸的毛囊。当下捺不住，又要回头，可颈根儿上仍杵着那支杆棒，此际彭子越分神转念，忖道：师父是个瘫废，又发了疯癫，此前一年六个月里，从未见他行功出手，怎地这一会儿居然有偌大气力？念头闪过，脱口斥道：“你不是我师父！我师父又瘫又疯，连只蚂蚁都捻不着—”
	“不瘫不疯，师父焉能苟延性命到今日？”欧阳秋说着，半是笑、半是哭地枭鸣了几声，叹道，“二十年来，江湖中人皆称‘讲功坛’光说不练；要不是这‘光说不练’的金字招牌，师父每日里抵挡那些上门来试拳较掌的棍痞都应付不完了，还能栽培什么好样儿的人物？”
	彭子越听着像要明白了，却仍透着五七分糊涂，还没意会过来欧阳秋说的是不是疯话，只得随口黏搭了一句：“好样儿的人物？”
	“只可惜你入门太晚，没赶上打鬼子那些年—虽说是兵荒马乱，总然还是枪尖朝外、刀刃向敌，有些大是大非的时节，师父也点化过几个资质佳、品行好、端方秀异的人才。你，恐怕终究是及不上你那几位师哥的修为了。”欧阳秋说到此处，忍不住又迭声长叹了片刻，才掉转话锋，道：至于这两年来，师父装痴卖傻，也是实出无奈、情非得已。若不出此，特务机关里那些鹰犬爪牙怕不早就探出‘讲功坛’的虚实究竟来？—倒是耽误了你千里迢迢、前来投拜的一片向学之心，师父着实歉疚难安得很—这一部《无量寿功》，毕竟原非师父所有，不该私藏独占，你且把了去，再揣摹揣摹，日后能成就多么深的造诣，便非你我师徒所能强求的了。”
	一听说起偷学《无量寿功》，彭子越才知道，果然是师父到了。且那话里的意思，非但全无嗔怪怨怼，反而多的是宽悯慷慨，当下倒羞恧自责起来，想起月前匆促间临着生死大劫，自己失张丧志、慌速窜走，于身陷枪林弹雨的师父竟无半点忧灼恤念，两相对较，深自不堪，遂道：弟子惭愧、弟子没能照料师父，弟子—”
	“这却正是师父要嘱咐你的头一桩事—”欧阳秋道，“习武之人，力敌数十百众，最喜逞豪勇、斗意气，扬名立万，还洋洋自得，号称‘侠道’。我有一子，便是受了书场戏台上那些扑刀赶棒故事的蛊毒，如今流落天涯，尚不知落个什么样的了局。你是我关门弟子，切记我谆谆一言：万万不可以侠自任。”
	“弟子记下了。”
	“再者，”欧阳秋说着时，已然从车座儿里将那部《无量寿功》扔上前来，端端落在车前横杆弯角之处，“这部功法乃是一个名唤‘魏三’之人所赠，回想起来，魏三随手便将他家传之学授予我这么一个萍水相逢的落难之人，其中很有些深意—人家所期许于我者，乃是一副无私能舍的心肠，即此，师父也把这副心肠传了你。从今而后，你处世为人，也就知所进退了。”
	“弟子也记下了。”
	“此外嘛—眼前还有桩小事，做师父的得央你帮个忙，此事你乐意担下便担下，不乐意便拉倒—”
	“弟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逞什么熊？你忘了师父头一桩嘱咐了？”欧阳秋暗里一运劲儿，彭子越只道后颈上的杆棒直要贯喉而入，不觉把个脑袋又垂低了些，听他师父娓娓道出了究竟。
	原来前此二十年间，“讲功坛”在北五省里名闻遐迩，出入不下数千人众，其中十成九九皆是听掌故、凑热闹、闲来无事登门入座，把欧阳秋当成个说书人一般看待。兴致高些的，连月捧场不失一日，但觉故实引人入胜，便赍发几角赏钱作酬。正经活计忙碌些的，三天打渔、两日晒网、到席则听讲、缺席亦无妨害。要之如观人逞口舌卖艺、打发慌闷光阴而已。
	然而，诚如武林史所载者，欧阳秋也颇知“详观慎择”，凡是碰上资质品行俱佳的，无不倾囊以授，使之“各自会心”、“勇猛精进”。廿载以下，果尔调教了董剑萍、董肇筠、田伯严、李恭贻、孟宪功和李政宣等六人。这六人也是“讲功坛”往来门客之中俱得《无量寿功》所载真传者。其中二董淹留泰安时日较长，各有三四年光景；李政宣成功至速，也有一年八个月辰光。孟宪功入门时年纪尚轻，仅十五岁；田伯严最称年长，出师时已逾知命。
	李恭贻所遇最奇，可以岔笔叙之。此人年幼时得了个怪病，高烧十日不退，叫个江湖术士下虎狼药退烧之后两腿瘫麻萎悴，略无一斤半两的气力。此后，这李恭贻就在地方上匍匐行乞，天天到“讲功坛”前讨些残羹剩饭，闲耳旁听宣讲。一日听到欧阳秋说张紫阳《八脉经》，至“八脉者，先天大道之根，一元之祖，采之惟在阴为先。此脉才动，诸脉皆通”，以及“阴一脉，散在丹经—上通泥丸、下透涌泉，使真聚散，皆从此关窍”，堂上众人已昏倦不支、鼾息大作，独门外这李恭贻残疾在身，加意凝神领会，当下随之观想，自起脉之跟中，偏及足少阳然谷穴，再同足少阴循内踝下照海穴，忽然感觉内踝骨上二寸交信穴抖跳了一阵，这已是他病足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奇遇。接着，听见屋里的欧阳秋复开言道：“……故天门常开、地户永闭。尻脉周流于一身，贯通上下，和气自然上朝；阳长阴消，水中火发，雪里花开。门外空腹汉子且昏且默、如醉如痴—要知西南之乡乃坤地，尾闾之前、膀胱之后、小肠之下、灵龟之上。此乃大地逐日所生，根产沿之地也。一息既入，令胞中略转，透通阴八穴，起来行走便了。”欧阳秋话才说完，门外这“空腹汉子”居然当真像个醉鬼似的走了进来，双膝落地，伏拜不起。这年李恭贻十七，二十岁出师之后反倒得了欧阳秋发囊资助，到济南府育英中学就读，走上一条学子的道路。
	欧阳秋对这先后投拜门下学艺的六人，总有一番交代，除了“万万不可以侠自任”、“无私能舍”之外，更曾一再耳提面命：“讲功坛”一非帮会，二非门派，绝不可广为荐引，大肆招徕，以免聚结莠秕、滋生扰攘。至于欧阳秋的名号，更不许向人吐露宣扬—不消说：这是当年他赴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武术考试”铩羽而归所换得的一个教训：自凡人心存一点虚荣好尚，放不开显扬姓字的念头，于艺业便终须是窒碍、终须是捆缚。
	此六子容或不敢违拗师父的勖勉，然而邈邈之隐，却难以摆脱悠悠之谈。终有那泰安出身的好事之徒，见同邑之子李恭贻者有朝一日成了北大高材生，乃向报章之专门刊登“曲线消息”的编采人士透露：李恭贻原是个瘫废的乞儿，若未经一番非比寻常的奇遇岂克臻此？“曲线消息”乃街谈巷议、言事风闻；“相承有此一说，何必究所从来？”径给登了一篇“瘫子迭遭奇遇/乞儿竟入上庠”的特写，绘形绘声，语多穿凿，于是也才有“神秘江湖人物”之语喧腾于市。李恭贻一见消息走光，违失师父训诲，又恐新闻界附会生事，一怒之下，辍学而去—几乎和他同时离校的还有一个也来自泰安的孟宪功。这一下“曲线消息”更有得写，说北大两名学生无故中辍课业，恐与秘密社会之煽惑不无干系。如此捕风捉影，果然引起了“保字号儿”的注意，自然特别简派眼线、多方查访。春去秋来，前后搜罗了大半年，终于从泰安“沦陷区”—也叫“解放区”—听来了一个离奇的传闻，说是一队枪兵放了一排火炮、轰垮一幢民宅，却仍没能逮住一个江湖高手。此外，还打听出四个名字—这四口人先后不约而同地在泰安待过，回北京落脚也颇有时日：且在行家眼中一“过”，便看得出都不是好对付的能人。终于在九月二十四号上，“保字号儿”兵分六路，刻意不带刀枪火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找上六人，直言是抓“共谍”。说也奇怪，这六人各只分辩了几句，既不恃强拒捕、也不运功走逃，仿佛这只是场寻常易解的误会，便跟着徐亮的特务来到了永定门外长春观西侧的一爿聚珍堂当铺。
	为什么是当铺，仍须分笔详说。清中叶左宗棠驻新疆，为了给发配充军的人犯寻一生路，特许其集资设立押店，后来赦释回京而仍操此业的大有人在，是以北平城里外的典当铺子还一直维持着原先狱中的部分形式。比方说，大门前放一束油布扎箍的幌子，即仿狱中曾于牢房外悬挂衣伞以为质押处认记的旧制。又如以砖砌墙、另筑红色木栏围之，院内必以石材盖库房，房舍亦必以镂石为窗户，一似监牢。之所以如此，当然不只为了怀古，更出于防盗防贼的实用目的。是以“保字号儿”索性盘下了聚珍堂，平时仍雇有朝奉、掌柜、伙计人等，一旦遇上些不必和宪警同调协办的案子，便以此为羁押人犯、鞫审刑讯之地。
	徐亮毕竟是大特务，行事自有主张。他逮住了这六人，目的却是要迫那神秘的江湖人物出首，是以非徒不讳形迹，且当即透过广播电台和报纸号外出播消息：这六人算是“主动到案说明，还须另行查察首谋”。另一方面，北平在地的洪英光棍则一传十、十传百地到处散布着一个说法：“新社会”方面正千呼万唤，等一位江湖高人上聚珍堂“前去投效”。
	欧阳秋总还是个实心眼的人，识不破徐亮的皮里春秋，只道这六个门生暴构横祸，皆因自己而起—否则月前何至于有那么一标枪兵上门滥射？其情说不准还与欧阳昆仑昔年犯下的一桩让他至今不明就里的什么案子有关。即此作想，欧阳秋便打定主意，自上聚珍堂去“认案”，管它首谋些怎样的事，只管一体担承下来就是。
	至于托彭子越帮忙的一桩小事，则是想央请“四脚班子”—也就是洋车车帮—给打听打听，能否在茫茫人海之中，访着欧阳昆仑下落，给带个口信儿，就说父母双双客死异乡，泰安则遍地虎狼，他可是万万不必以故里为念了。接着又交代那欧阳昆仑年约二十许，自幼寸发不生，号称光头大侠，生得一副剑眉星目、红唇皓齿、隆准高额、虎背猿腰，仪表十分出众。说到这儿，欧阳秋便再无一点声息了。
	“师父您、您究竟要作什么打算？”彭子越闻言之下，不觉心一急、气一躁，脑袋瓜儿往前稍稍伸探几分，但听耳后“哐啷”一声重响，脖根之上乍地一轻，再回头时只见车座和脚台之间直愣愣躺着支铁杆子，哪里还有他师父的影子？
	这半晌折腾，日后可苦了彭子越。他撒下车、收起《无量寿功》、回屋跟他娘舅打商议。“四脚班子”里的头儿是何等精明江湖？一听浮掠首尾，便跌足叹道：“你师父一准是上聚珍堂投案去的。此去九死一生，你恐怕再也见不着他了。”
	照这位娘舅的揣测，天地会挟着“保字号儿”令箭、出动大批人马北来，应该出自一万全的布划，进可如何、退可如何，俱有定策。其中“捉拿共党间谍”便该是个可松可紧的“活套头”。倘若欧阳秋—甚至他那六位高足—情愿投效，活套头就松个口儿，大伙儿黑里白里都算“朋友”；要是三句话斗不上榫，活套头往里一收、再加个单系十字缠裹，七条人命全归在“共谍”账上，不外是就地正法而已。怕就怕欧阳秋天真烂漫，以为他单枪匹马闯入众珍堂，一肩扛起人家给罗织的什么罪名，还巴望特务们能网开一面，放过先前六人，这就透底白搭了。
	“师父总勉励咱们别逞能、万万不可以侠自任，照说不至于—”
	彭子越话还没嘀咕完，脑袋上愣生生吃了他娘舅一烟锅，娘舅顶问了一句：“那么他没灾没病的，这‘客死’二字该当作何说解？”
	这一夜，车是来不及还了，彭子越不必同娘舅窝挤，自就车下铺了皮毡草荐寝息。可怎么也困不着，满脑子只是他师父在公堂之上受审的奇情幻影—堂上坐着太爷、堂下跪着欧阳秋和六位师哥，一会儿上了夹棍、一会儿上了拶指，再不多时两旁衙役，个个儿挥舞着碗口粗细的朱漆长棒，朝人犯兜头扑脸打砸过来。想到这一节上，彭子越哪里还有睡意，双眼一睁，不觉大骇—
	原来单身车把式夜眠于车下是个不成规矩的规矩。那些穿窬跃户的夜行盗匪穷急窘迫、万一要往车座儿里寻摸点物事，非得先向车下照看照看不可。若有车把式寝睡车底，便不许贸然动手—那必是“四脚班子”里无家无眷的落魄之人，向这样的人下手，未免太不上道。久之，也有算盘打得精的车把式会将车底方丈之地出租给一些行事悭吝的过路商贩，这些人走完一趟单帮，褡裢里少不了黄白钱钞，又舍不得花钱宿店，熟悉门道的便找上“四脚班子”，租个“车窝”暂避一夜风露，次日拂晓走人，就将几文钱留在车座儿底下，名之为“滑轱辘儿”。
	闲话不烦，回头说彭子越在“车窝”里一睁眼，只见自己的胸脯已经膨而起，像座小山丘似的顶触着车后轮间的洋铁轴瓦，两边肩膊和臂膀也浮鼓肿胀，把件夹衣都给绷炸了线，腋下洞开，一阵一阵飕飕掠过的凉风让他打了个寒战，这才回过神来—刚要翻身，又发现肘尖还卡在轮圈之间。
	不消说，是师父方才动了番手脚，将他阴维、阳维两条未曾打通的血脉给点拨了，不意这一股早在他偷练《无量寿功》以来已日渐充盈沛勃的真气竟如此饱满，浑身上下到处窜逐流溉起来。一时之间，彭子越亦无可如何，只得从“念起三焦”、“气回五行”、“川流七坎”、“鹏抟九霄”……这么一步一步按着功法缓缓调理，但觉脐下四寸中极穴先有了舒活翕通之感。
	想这中极穴，乃是任脉上行第三穴—其下是毛际、曲胃两小穴，其上则是关元、命门、气海三大穴。气行一旦导入气海，下一步便是与足少阳经会于脐下一寸处的阴交。若自脐中央再行导引，则可入神阙、水分，在下脘另行转入足太阴经，便更畅快许多。这一回彭子越不敢轻躁，当那元气历足太阴经下脘之后，又徐徐导出其中主流，到中脘入手太阴、手少阳两经，另有余息则沿着上脘、鸠尾、中庭、膻中、玉堂、紫宫、华盖、璇玑入喉咙，终于在欧阳秋所指点的天突、廉泉处与阴维脉相会。
	令彭子越意想不到的是，就这么默默观想着《无量寿功》所载功法，过了约莫一个更次辰光，连额头入发际五分之处的神庭也有了感应。此穴为足太阳经和督脉交会，向顶门而去，经上星、会、前顶、百会、后顶、强间、脑户至风府，又豁然贯通了足太阳经和阳维脉。如此辗转相生，果尔化铿锵为氤氲，内劲渐轻渐微，筋肉髓血不再强矫贲张，心绪更平复宁静下来。这时再骋目打量，连身躯也不知在什么时刻返却其瘦瘠嶙嶙的模样儿。
	彭子越还不敢放心惬意，反手抠住轮皮、侧里斜翦双腿，翻身从车底钻了出来，一口气跑到胡同口花想容照相馆—那店家有个新鲜门面，外头扃着两扇白铁黑漆栅栏，里一层洋式木门，镶着两块半人多高的大玻璃，叫初九的半月斜斜映照，直似雪花镜面的一般。镜中的彭子越果然恢复旧貌，怎一个瘦字了得？他转念细思，片刻之前在车窝里动弹不得的那个胖大汉子如果不是我，又会是什么人？如果那人是我，则玻璃门上柴棱骨削的这人又是谁？这个念头前兜后转，彭子越灵机一动，先将阴维脉与任脉交会之天突、廉泉封了，又将阳维脉与手足少阳交会之风池也封了，再将脑空、承灵、正营三穴亦封住。内蕴一气，偏向下行。
	须知凡人一身有经脉络脉，直行曰经、旁行曰络。经凡十二，手足各三阴三阳，络依经而别出，亦为十二之数，复合以脾之一大络、加上任督二脉之旁络，为十五络，这就是二十七气的本元。然主奇经之说者，则将任督二脉及阴维、阳维、阴、阳、冲、带等六脉合而论之，认为前述二十七气中阴脉营于五脏、阳脉营于六腑，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其流溢之气，才入于奇经，收转相灌溉之效。以喻言之，十二经如河川、十五络如沟渠，奇经八脉则为湖泽。有“天雨降下、河川涨流、沟渠溢满、沛妄行，乃流于湖泽”的说法。
	彭子越站在花想容照相馆的玻璃门前，所做的正是重演一遍寝睡之际脉气“沛妄行”的过程—彼时他六神无主、心志涣散，原先未曾打通的脉穴自然亦应深闭固锁。而人体一旦摊平，气血沉堕，顺势下导，若无旁骛，也就悠悠入梦了。偏偏上半夜彭子越意绪纷乱、幻象频生，在昏倦朦胧间不觉催动内力，其情正如此刻玻璃上所映显者—彭子越便像一只逐渐吹胀的气球，约莫几眨眼间，自肩头以下倏忽壮大了一倍有余，只颗脑袋还是尖嘴猴腮的旧时模样。这么一狐疑，他不免抬手摸了摸脖梗儿，却发现绕颈一圈好似着了火一般灼热起来，当下拼力攀挤那铁栅栏，想借玻璃上投影看清楚师父给点烙了些什么。不道稍一使力，那呈菱角图形的铁栅栏却像面条似的向两边弯折了。这可大出彭子越所料，心下一惊，原本封绝的六穴登时洞开，彭子越再定睛看时，玻璃上自己的头脸也变了形—一双眼珠朝前暴突，显得大了许多，这正是阳维脉与手足少阳会于风池之后余气鼓荡脑空、承灵、正营三穴的结果—正营在目窗后一寸、承灵又在正营后一寸半，脑空更在承灵后一寸半，脉气由此向前催发，上入阳白穴循头过耳，再入本神穴才得息止。所幸气行周身一圈，到此已无劲爆之力，而本神又是阳维脉的终点，余气冉冉散入颅中，且消且化，彭子越印证这“云合百岳”的功法可谓有惊无险—一颗脑袋瓜子便这么懵懵懂懂地保住了。他索性将铁栅栏又向两旁扯开了半尺有余，上半身紧贴着玻璃，凝视着脖子上那一圈青黑色的绳纹，恍然大悟：自己居然平白多出另一个体态形貌。这么一来，他却拿捏出一条主意，只不知来得及、来不及？当下不敢怠慢，拧身掉臂，直奔永定门而去。一面跑着，一面还自言自语地叨念：“彭子越！你是个孬蛋，做不得此事。彭子越！你是个虫豸，干不了这活儿。”尽这么嘟囔得起劲，彭子越还是一路飞奔到永定门外长春观西侧聚珍堂—是时欧阳秋已经叫徐亮手下特务持橡皮索捆成个蚕茧一般，扔在跨院库房角落，其余六个蚕茧则一字排开，给吊在库房外两株槎交错的大槐树上，吊人的橡皮索柔软而富弹性，稍有几翦斜风吹过，那偌大的蚕茧便上下四方地晃摇起来—不消说，这便是那六位师兄了。
	改容易貌的彭子越匍匐在长春观墙头觑看一回动静，寻思此事似乎尚有可为者，登时跃身下地，绕到南侧聚珍堂正门口，深吸一口大气，猛可抬腿踹开大门，直奔前厅。此际正院、跨院四边房舍都还亮着灯火。特务也好、军警也好，都为今夜审讯那欧阳秋如临大敌，荷长枪的、擎火棒的、持电筒的、扛索具的，闻声一哄而出，却没有谁料想得到，此时此刻竟然又不知打哪儿冒出来个江湖人物。众人反应不及，彭子越已经飞身蹿入厅中，见围桌坐着的四五个穿着公服的爷们儿。他这厢鼓足胆气，合掌抱个明字拳，平揖半弧，龇牙咧嘴地笑起来：“在下义盖天龙纹强项岳子鹏！听说有远道儿的朋友来见，未曾远迎，还请当面恕罪则个。”
	迎头对面一个黑矮子正是徐亮，乍见来人浓眉大眼、虎背熊腰，一双腿子有如房柱般粗圆，上身夹衫前后襟之间居然无衲线，里头微微露着铜浇铁铸的肌肉，不由得升起三两分懔敬之情，当下拱手回礼，口风仍密遮不透，道：“但不知岳兄到聚珍堂来，有何贵干哪？”
	“这就怪了—不是你们要找我么？”彭子越虽竭尽所能、强自镇定，可毕竟他不是绿林豪杰，初出茅庐便撞上这等场面，浑身气血翻涌如沸，一条阳脉自跟中便抖动颤跳，一路上行，眨眼间已窜到与任脉交会的地仓穴里。这地仓穴在口吻旁四分开外，左近一无筋、二无骨、三无肉，偏只薄薄一片脸皮，哪里承受得了他内息冲突？两句话才说完，穴眼上便破了个针尖儿大小的孔窍。彭子越自己无甚所觉，看在徐亮等人的眼里却是无比怪状—只见那孔窍之中似是冒出了一滴米粒儿大小的血水，旋即干凝，可自凡是彭子越一吸气吐息，那血水便又抢决而出，浑似绿豆。如此不过顷刻辰光，涌出的血水也益发浊了，径足一枚龙眼大小，其色紫中带黑却不滴坠，仿佛猛然间长出个痦子似的。
	徐亮原本不是草莽出身，睹此异状，算是别开生面，不禁分神忖道：这人看来倒像个江湖练家，非但报得出字号，且神色间自有一番英雄气象、豪杰颜色。两相比较之下，先前来的那人看似手脚长大，却道不出个师承祖业，只一口一声替那六人求情告哀，哪里像个得体的人物？仅此一犹豫，徐亮先且不疑有他，摊手示意让了个座儿。但见来人一摇手，双臂环胸，两腿跨了个同肩宽的小内八步，道：“听说有人冒充我泰安昆仑派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可有此事？”
	彭子越固然是“吃铁丝儿，拉笊篱—肚子里现编”的一席言语，听在徐亮耳中，竟也合情入理，应声答道：“说不上谁冒充谁。本局情报掌握得十分透彻，这些人都有‘共谍’嫌疑。”
	“我怎么听洪英光棍说，这里头其实是‘一场误会’呢？”一面说着，彭子越一面暗里将周身劲气齐聚至右手食、中二指第二关节之处、虚虚抠个拳形，向桌面轻轻点了几下，那三寸六分厚的一张实心原木桌上立时现出几个一寸的凹洞。彭子越继续说道：“咱们侠道中人，最重名声，受不了半点屈谤。他们要真是什么‘共谍’，贵局便处置了；如果有误会，便放人，万万不可坏了我泰安昆仑派的声誉。说我义盖天龙纹强项岳子鹏屈害了些小老百姓，他们可是连蝼蚁都不如的东西！”说到最后一句上，那叩桌二指稍一用力，只见一张桌面倏忽矮下一截—四条桌脚陷地足可半尺深浅，吓得众人不觉都从座中弹跳起来。听来人清了清嗓子，接道：我是收了些徒弟—却不是叫你吊在树上那几个。我的徒弟们，唉！可惜都在四月里守泰安城的时节，随我投了那整编七十二师的部队作战，却都成了炮灰。贵局—恐怕还是拿错了人。”
	徐亮闻言再三寻思，又追问了些泰安保卫战的细节。是役从头到尾彭子越都身在城中，说起守军久候大汶口援军不发的种种情状，可谓丝丝入扣。徐亮听罢，微微点了点头，展颜道：“我看岳大侠虽然身在江湖，能亲与泰安保卫战，可见也是赤胆忠心、忧国忧民的人物。如蒙尊驾不弃，何不就加入了咱们‘新社会’，一同为‘剿匪建国’的大业效力呢？”
	“我人都来了，您这话说得岂不忒见外了？”
	徐亮登时大喜，随即吩咐左右，先换了茶，引荐众人名姓，又重新议定座次，将彭子越迎至上首坐定，再命人前去跨院中，“将那一干无知百姓先行饬回，听候发落”。这厢徐亮再向彭子越说解，“新社会”是个什么背景、什么前途；要之便是集结各地忠义贤良，使之信仰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培养爱国思想、实践军民合作、加强政治思想、增进军事技能；俾能达成四个主要目标：头一个是锻炼健全体魄，次一个是建立自卫武力，三一个是严密保甲组织，四一个是扫除境内盗匪。彭子越有耳无心，听得云山雾沼，呵息连天。徐亮看光景也怕烦扰了贵客，自寻台阶下了，道：“岳大侠远来疲惫，不如就在聚珍堂上房安歇，明日早起，大伙儿再商议大计。”
	彭子越一心只惦挂着欧阳秋，抢声道：我浪迹天涯，餐风宿露已久，睡不惯什么上房，何不便在那跨院小房里捱蹭半夜，天明再向徐先生讨教。”
	徐亮暗忖：跨院库房说穿了就是座石牢，正愁你不肯委屈将就，若发置在彼处安歇，还省得加派人丁巡扈。当即遣卫士打火棒引路去了。
	话休絮烦。且说到那破晓前后，两院三进各房人丁俱在酣睡，好梦方殷，一枕黑甜，但听得库房顶上轰然传出一声霹雳巨响，正院这边的警卫连裤靴也来不及穿上，迭忙披了氅衣，抓起长短枪械，从角门里杂沓奔入，远远地已然瞧见端倪—那库房顶上破了个方圆五尺有余的大窟窿，好似捱火炮炸射了一记的模样。众人开锁推门，一窝蜂抢进屋中，只见满室尘埃、遍地瓦砾，当央地上躺着一条孱瘦佝偻的身躯，除了条短裤衩掩覆着要害，通体一丝不挂、眼耳鼻口不住地淌着鲜血。只当时并无一人窥破机关，四下里仔细勘验，其实就库房顶东北角落桁梧复叠深处，竟卷藏着一件破夹衫、一条旧棉布裤、一双磨开了口的老桑鞋和一本《无量寿功》—缠裹这包物事的，正是先前给欧阳秋松过绑之后，叫卫士们随手剪断、扔在地上的橡皮索。
	徐亮闻讯赶了来，使脚尖儿把地上这瘠瘦轻薄的身躯掀过来、挑过去，端详了老半天，虽道那绕颈一圈儿肉疣也似的疙瘩看着有几分刺眼，然而它与岳子鹏脖梗儿上青中带黑的绳纹毕竟绝不相类。徐亮怎么看怎么糊涂，竟有些着恼，恶声斥问道：“你小子是打哪儿来的？”
	“小、小人是、是干、干面胡同的车把式，夜来在车窝里困觉，一蒙子来了六七口人，剥光了小人衣服，一顿死揍。便给扔进来了。”
	“怎么偏偏找上你呢？”
	“小、小人实实不知情。小人在‘四脚班子’里干、干的是‘替丁儿’，兴许是班子里的车把式得、得罪了主雇，人家认车不认人，挠上了小、小人—”
	徐亮的一张脸登时垮了，叹了口大气儿，转身朝外走到门口，又回神抬眼瞅了瞅房顶上的大窟窿，再瞥了瞥彭子越，摇摇头，似是跟自己说道：“咱们总然是斗不过这些江湖人物—莫说是招不进来。就算招进来了，也少不得闹一场百数十年的心腹大患！”
	彭子越非但保住了一条苦命，还赚了“保字号儿”里一套簇新的衣裤。踉踉跄跄出了聚珍堂的大门，他忍不住偷声笑了出来。
	以上的一万两千字是我第五个失败的尝试。写到彭师父潜出聚珍堂的一节之时，我突然想到：如果顺着这条路写下去，《城邦暴力团》的主人翁就变成彭师父了，而我势必得追随这个角色的观点进入他根本无从参与或得知的大历史迷宫之中。那么我终将碰到小说创作上一个既残酷、又顽固的难题：我的主人翁无从在他真实的人生经验发生的当下，置身于另一个需要由他来揭露的故事之中。
	据实言之，其详略如此：聚珍堂那夜脱壳之计得售，彭师父尝到了分身有术的甜头，少不得搬弄这手法儿解决许多麻烦。到了一九四八年秋天，又叫他撞上了另外一桩事体。原来“四脚班子”里有个叫元宝的学徒，当年是飘花门末代掌门孙少华的关门弟子，马步还没站稳、脚筋儿还没拉开，老掌门便“一鼓作气”、暴死在长街之上。少掌门孙孝胥随即宣告，飘花门封门绝派，孙氏一族从此不再涉足江湖。孙孝胥守制三年，将妻携子远走沪上，再也不见踪迹。那元宝无奈成了个苦人儿，只好上“四脚班子”来干“跑轮儿徒弟”。一日，座儿上拉了位客，一口杭州话黏惹糊赘，车把式问了半晌才听出来是要去灯市口。车把式闻言放下拉手杠头，踅过车后，低声跟元宝吩咐道：“得！上你老爷家去了。这一趟小歪轮儿你自个儿对付罢。”“老爷”原本为外公，在此则是个带些轻蔑况味的用语，意思是：灯市口是你熟悉的地界，这趟小生意你自己拉去罢—不消说，那飘花门旧址即在灯市口，干“跑轮儿徒弟”的忽然得了个差使，情知出师不远，心下自然一乐，打毛巾把车身扑挥了一回，扶起拉手，撒腿便奔。才出刀把儿胡同、离灯市口还有里许地，车身却无缘无故地煞住了，任元宝怎么使劲儿，只一双破鞋原地刨掘着黄土地，沙飞尘舞，车身却一寸也不得前行。元宝一回头，但见座儿上那白衣白裤的中年路客脸一沉，道：“看你跑车身法矫健、形影轻捷，弹步而起之际还有几分冰上推臼的内力—敢问：可是飘花门中弟子？”
	元宝一个“是”字才出口，但见那路客扬手一掌隔空推出，猛然间仿佛有个从天而降的大力神骤尔将元宝一把拽起、抛出车前三丈开外。
	“回去知会你同门师兄师弟，就说杭州湖墅德胜坝江浪巨子领袖项二房到了。我这一趟来，就是要斩草除根，灭绝了飘花门的星火残灰。”话说完，白影乍地掠顶而过，不及一眨眼间，已出了刀把儿胡同—看景况，还是往灯市口去了。
	元宝吃这一掌，断了五七根肋条，勉力撑持回班，把详情说了。车把式们皆以为此事应另有恩怨，不是班子里结下的梁子，当然无须过问。倒是我们的彭师父听着于心不忍起来。试想：人家放了话，非灭绝飘花门星火残灰不可。看元宝身上的残伤可知，这项二房中怀深仇大恨，哪里肯善罢甘休？若是真叫他访着飘花门下弟子，岂不又要挑起一场腥风血雨？于是自向他娘舅“头把式”请令：起码得把弃置在刀把儿胡同的空车给拉回来。
	彭师父拾掇了车，却不往回走，一面钻小胡同儿往灯市口飞蹿，一面内运气息，外移筋骨。到了灯市口朝阳胡同飘花门老宅，赫然又是个义盖天龙纹强项岳子鹏的面目了。
	灯市口原本是个十分热闹的所在。彼时国共两造在四野八乡正有一拨儿、没一拨儿地打着内战，北平市里的买卖却不受半点影响。无论是肩挑贸易、摊贩营生，看来并没有因为共产党华东野战军刚打下山东济南而显露些许冷清。反倒是许多贩售吃食的小生意竟然较以往更加热络。数不尽、看不清一片又一片鸦聚麇集的男女老幼都上街来混几口犹恐不及的吃喝，吆喝声此起彼落，杂着叫骂呼喊的、聊天说地的，浑然一幅繁嚣俗丽的升平盛景。
	中有一人，白衣白裤，兀自端坐在一爿“鸿渐茶馆”的二楼，凭窗眺瞰，似是要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之中寻觅着什么一般，把双鹰隼似的眸子扫东掠西、睃里睇外，瞳仁直要烧出火来。
	这人正是怀仇衔怨近二十年的项迪豪。他苦心孤诣练成一部“莫家拳”，终于自忖打通“南腿双秀”关节，堪称无敌了。遂决意只身北上，为的就是要一一翦除那飘花门孙少华的门徒子弟。无奈孙孝胥在九月下旬便已举家南迁，往上海小东门倚附了老漕帮总舵主万砚方。饶是项迪豪武功再高，仍忌惮万砚方身手势力，如此一来，只好暂且退而求其次，扑杀几只离群孤雁，也好出一出这一口积年累月的鸟气。此际他置身所在的这爿茶馆，正对着已然人去楼空的飘花门大院儿，居高临下，仍可想见当年在杭州高银巷、惠民街口，以一吹息之力折辱于他的那孙少华意气风发的神情颜色，项迪豪哪里还有兴致品茗览胜，偏凝眸注目，但盼能觑见往来人丁之中有那么一两个仇家的传人，好让他上前暴打泄恨一番。
	就这么海底捞针、守株待兔，默坐了一个时辰有余，果然摇摇晃晃、捱捱蹭蹭过来了个车把式，就门前搁置拉手，瞅了瞅四下无人注意，抽冷子使了个鹞子翻身，人已经跃进了墙里，站定在院中石板地上。这厢项迪豪眼红心热，知是对头到了，随手往桌面扔了茶资，当下腾身而起，蹿空弹出五丈开外，恰似一无声虹电，迅即贯越街心，端端落在那车把式跟前，身形甫定，已然踩出一个金鸡步，指手喝道：“料你也是个飘花门的余孽—项某人一向不打杀无名之辈；你且报个字号，让诸天神佛听明白了，也免得去至枉死城前不能销账。”
	“这位爷穿衣体面十分，说话却邋遢得很—您要是打杀不了小人，又当如何呢？”
	项迪豪哪里还肯同他斗口舌？早已挺胸叠腹、吸腰沉肩，双掌一前一后振出个“霸王开鞭”的式子，一掌落上对方左肩、一掌劈着对方右胁—彭师父硬生生吃下两掌，非但文风不动，还开口道出一句：“这位爷且消消气。”
	一击双掌皆中，不料掌缘却给震得微微发麻，内力回吐，居然荡胸撼臆，项迪豪暗道一声不妙，变掌成拳，蓄起个“带马回槽”的身形，旋腰拧背，以左踵为轴心、右腿作规杆，横里使出一记“虎尾攀星”，丘如石丸，正踢上彭师父面门。彭师父捱下这一脚，仍竖立不移，接着道：“这位爷且缓缓神。”
	项迪豪余怒犹炽，更觉他话中讥刺讽诮之意难堪，登时倒退数步，敛足十成十的劲势，一声狂吼，拔地冲前，右豹掌、左蛇扣，两般指爪全是“莫家拳”向不外传的杀招，眨眼间纷向彭师父胸前膻中、气海要穴袭来—但听“噗噗”两声闷响—项迪豪的一双掌骨齐根崩折，竟然是被他自己那雄浑无匹、刚猛有加的内力给震断的。打到这步田地，项迪豪满腔悲愤惭恼再也禁忍不住，膝头一软，仆地瘫了，随即放声嚎啕起来。彭师父则蹲下身，温声道：“飘花门中弟子东离西散，浮沉人海，哪里还经得起驱赶摧折？您老大人大量，便不消计较那小小不言的恩怨仇隙了罢！”
	这话表面上说的是飘花门，骨子里感慨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萦怀系念的讲功坛呢？项迪豪哪里省得个中滋味，只道：廿载殷勤何所事？一朝隳尽徒然。痛快哭了一回，抬眼冲彭师父哀求道：“阁下若是个爽利的人物，便赐告一个称呼，再一掌劈死了项某。项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铮铮的汉子，再来向阁下讨还公道。”
	彭师父微微一笑，且不答腔，只就地盘腿趺坐，捉起项迪豪两只手膀，各于臂腕相接处紧紧握合，如此寂然不动，过了约莫有一炷香的辰光，直到天色阒暗、暮霭轻笼，才倏忽松脱—说也奇怪，项迪豪先前崩筋折骨之处居然略无痛楚，指掌间一阵接一阵涌动着的不过是些微烧灼之感。他再稍稍催发真气，逼促入指，竟然无一丁半点的窒碍—显然，他的一双手掌算是又保住了。经过这么一番波折，项迪豪翻来覆去把看着自己的十指，万千感慨、一时俱兴，不由得再三喟叹，道：“想我项迪豪习艺治武不只三十年，虽然常听人说，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却总以为自求精进，终必修成那天外之天、人上之人的正果。殊不知井蛙出阑、尚在涸池之中，哪里见识得到湖泽之广、汪洋之大？今日败在你这位车把式仁兄手中，才明白我那么点纤微毫末的雕虫小技，实在值不得方家耻笑呢！”说时虾腰拱手、长揖及地，道：“请容项某再问一次尊姓大名，学艺何门何派，师尊又是哪位高人？”
	“我叫元宝，”彭师父连忙回了一拜，道，“我师父是鼎鼎大名的义盖天龙纹强项岳子鹏！可惜他老人家头年儿里发痧，过世了，再有多么高强的本事也全无用武之地了。”
	“元宝兄既非飘花门弟子，如何却到这院中来作耍？”
	“看这灯市口满街满路满世界都是人，叫我向哪儿去出野恭？不瞒这位爷说，我是来这院儿里拉泡屎的。”
	项迪豪闻言不觉愣了一愣，忽而恍然若有所悟，自语道：“想那孙少华一代名侠、誉满神州，身后家业破败如此，称得上是树倒猢狲散了。看它断壁残垣、鼠穴狐窟，任人溲溺，倒解恨得很、解恨得很！”说罢又朝彭师父拱拱手，道，“元宝兄！承蒙指点，令项某眼界、胸次皆为之一宽，即此谢过。告辞了！”
	这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发生的事。我原本可以把它衔接在先前我那第五个失败的尝试后面，使两者融成一个顺时而下、首尾相连的完整段落。然而，这样写下去便会让我没法儿叙述同时在灯市口所发生的另一件事—那是彭师父始终无从得知的。
	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最后一天，“老头子”自南京搭乘专机飞抵北平。随行的人包括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政训部科长李绶武等。
	此行前后九天，目的当然是在安抚民心、激励士气，期使冀察咽喉之地勿如山东省重兵屯镇的首府之区一般—不过匝月之间，乃有大将临阵倒戈，对敌折损十万之众的下场。“老头子”华北之行，匆匆来去，只蜻蜓点水似的在北平、沈阳、天津、塘沽各地召见了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等人，随即飞赴上海。同机南返的诸要员中却少了一人—政训部科长李绶武。
	原来是在十月一日这天清晨，“老头子”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名义上是会议，其实不过是“老头子”一路训诫傅作义：不可重蹈大汶口国军见死不救、恃险固本之覆辙；在战区作战的考量上，“宜乎以攻为守”，出兵进援锦州，才是取法乎上之计。会后“老头子”缓缓步下绥靖司令部门前石阶，援例要接受记者照相，以为元戎北上督师之凭证。不意就在众人安排合摄座次之际，“老头子”忽然起身，拾级而上，走到李绶武跟前，低声嘱咐道：“傅作义眼神飘忽闪烁，未必靠得住。你留下来，仔细打探观望；有什么动静，火速电告。”
	此举实大出李绶武所料，但是成命加身，岂有违逆之理？无可如何，遂独自羁留北平。偏在“老头子”飞沈阳召见卫立煌之际，傅作义把他找了去，开门见山只两句辞温意切的话：“你我‘同台无二戏’—一部且战且走罢了。”
	“同台无二戏”本为梨园术语，原意是说舞台之上不分主从，只应有一个戏剧焦点，除此焦点之外，皆是边配、衬托。引申言之，傅作义自然对这位小老弟的秘密任务已有所知，且情愿充分配合，目的则不外因时待势而已。他的话说得可进可退，且十分体己—至少没把李绶武当细作防范。这样坦率，反而拉拢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临猗人氏，出身保定军官学校，原隶阎锡山麾下。此人幼学不算扎实，可是聪颖慧黠、投机善变，能亲近士卒，颇养了几分深厚的人望。在李绶武滞留北平的头几天上，他已然看出这位科长是个好奇成癖、嗜书入迷的痴人—这痴人还别具只眼，独独对一些散轶于民间的武学丛考之流各十分钟情。傅作义探得清楚，当下拿定了一个主意—他亲自摇了个电话到聚珍堂“保字号儿”稽查处，问道：“去年贵处修缮屋瓦，在库房桁梁上找着一本古书—此书现在何处？尽快送到司令部来。”
	十月二十一日正午，傅作义先请李绶武在城南和平门外“厂膳酒家”用饭。顾名思义，可知“厂膳”一词得自地名。元明之际，此处原叫海王村，清初工部所属的琉璃窑在此设厂，因此改名琉璃厂。乾隆年间四库馆开，学人蜂至，又有兴办书籍、古玩、字画、碑帖、文具等店面的，其中以书肆最称昌盛。
	用过了饭，安步当车逛逛厂甸书肆是应然之事。傅作义却托辞司令部另有军务待处理，不能奉陪。倒是留下了两句漂亮话：“凡有入眼之书，例由司令部‘后勤支援’。”
	厂甸自东徂西，不过二里，但是知名坊肆林立—如翰文斋、来黄阁、二酉堂、汲古山房和荣宝斋等，但凡知书识艺之人，未有过门而不入者。李绶武却万万没有想到，其中的荣宝斋竟然是个机栝。
	荣宝斋本是一片南纸铺，进门直入里间，还有内店。靠东墙置了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靠西墙是条三丈有余的柜台，上铺蓝布。日日下午打烊之后，柜上学徒便在此一字排开，持毫肃立，临帖学书。近世以来，这些学徒大都不以苏、黄、米、蔡、欧、柳、颜、赵的法书为足，倒常竞相摹仿有清一代知名翰林的字迹，如刘春霖、陈宝琛、翁同龢、陆润庠等。工夫下得深，落笔常可以乱真—有个叫刘泽甫的仿沈尹默出神入化，让古董鉴赏名家靳伯声花大钱栽了跟头，一时传为厂甸佳话。还有一个阎善子，擅仿乾隆墨迹，尤能曲尽其“无骨而肉立”的媚态，时人誉之曰“阎御笔”。
	这一天李绶武遇着的正是经常到荣宝斋串门子的徐兰沅。此人替梅兰芳操过琴，且以之名家，在南新华街开设“竹兰轩胡琴店”，店中到处悬着樊樊山的对联—里头没有一幅是真迹，都是徐兰沅的仿造。李绶武当日闲步踅入荣宝斋内店，见一人长身玉立、在蓝布条柜前拈笔濡墨，作势挥毫；然而看他神情意态，又绝不类铺中学徒，于是好奇之心，一时油然而起。趋近细观，纸上竟是一派逼真酷肖的樊体行草，写的则是“无量寿”三字—只这三字之旁尚有余纸。似可容得下第四字，然而挥毫之人却迟疑再三，不肯落笔。
	“兰沅先生这么一停歇，笔势就顿挫了。”李绶武掏出放大镜，朝柜上那横幅柬纸比划了一下。
	徐兰沅微微哂道：“拿捏不定该下哪一个字—”
	“不是个‘佛’字么？”
	“‘人是西方无量佛/寿如南极老人星’，”徐兰沅答道，“此乃米元章自撰诗句，岂可用樊体字写之？且这纸稍嫌狭仄，‘佛’字末笔一拉便要出格的—”说到“出格”二字上，右腕轻轻抖振，毫尖下辗，正锋逆折，随即兼带钩弧，转势斜挑，再一提、向右滑出一圈大圆，顺势回锋冲左，一撇劈下，恰恰是个“功”字。
	“咦！”李绶武不觉惊呼出声，迭忙问道，“这不是当年由曹仁父传下的那一部内功功法么？”
	“我非江湖中人，更不懂舞枪弄棒，你说什么功法不功法的我却不知—只不过晌午时分灯市口有人持此书沿街兜售，说是研之习之可以长命百岁，依我看，全是女青年开会—无稽（鸡）之谈。倒是那封皮上的朱笔题签，字写得不坏……”
	未待徐兰沅把话说完，李绶武即拱手作别，疾步抢出荣宝斋，直向灯市口大街奔去。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着急的—所谓“沿街兜售”《无量寿功》之人，此刻其实尚坚守司令部传达室中待命。傅作义将会在一个半钟头之后召唤此人到跟前，发布指示，命之前往灯市口叫卖《无量寿功》—命令中绝对不可违悖的部分是：他只能将书卖给李绶武。剩下来的问题似乎再简单不过—但是傅作义一个人却无法作成决定—他不知道该替这本书出个什么样的价钱，好让李绶武一时拿不出手，却又不至于灰心扫兴。唯有将价钱扣住这么一个不上不下的关节，也才好出动那第二波的“后勤支援”，替李绶武完遂了交易。
	“定个什么价呢？”傅作义把亲随参谋叫进了办公室，他自己凭窗伫立，迎着阳光朝灯市口的方向瞭瞰，“五百万法币不算少了罢？”
	“报告总司令！这几天物价又涨了。五百万只合买四斤馒头—”
	“涨得这么凶？可是市面看来还不坏嘛。”傅作义只手打起亮掌、遮住眉沿，想看得更远、更清楚些。
	“报告总司令！涨得是凶，随日子涨。老百姓有俩钱儿就赶紧买了东西—不买赶不上涨，买了拽着劲儿涨。今儿一早鸡子儿八个卖一百万，到晌午一百万就只兴买三个啦！”
	“钱财如粪土，此言不差。”傅作义叹了口气。
	“报告总司令！街头弄尾厕所儿里法币满地，老百姓把钞票当手纸，都说这叫废物利用—总司令要作成买卖，法币、金圆券是行不通的，市面儿上除了些小吃食生意，多半儿只认黄金、美钞的账了。”
	傅作义听到这里，猛一分神，前后有那么极为短暂的三两秒钟时光，他忘了灯市口还有个他亟欲巴结笼络的李绶武—此人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他悉心安排的赂网之中，恐难翻逃走遁—可是就在这游魂荡魄的几秒钟里，他只觉青天白日刺目逼眼，反而乍兴昏暗无明之感，视野中的一切闪逝灭迹，瞳眸之中则尽是一片说赤红非赤红、说漆黑非漆黑的苍茫，于是脱口说道：“是要变天了罢？”
	以上的三千两百字是我第六个失败的尝试。写到傅作义因日光暴射入眼而眩盲片刻的时候，我停下了笔，支颐长思，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追问自己：“小说里难道非得植入如此富于象征意义的片段不可吗？”
	然而根据傅作义生前最后一次接见访客时的追忆，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当天午后，的确发生过那样的一幕。
	那一天，原本已成孤岛之势的长春为解放军攻陷，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六十余名卫队退守长春中央银行，苦战历时一小时二十分，郑洞国被俘的时候身中三弹，脚下只有一只靴子。八天之后，长春解放军向南推进，直破铁岭。沈阳驻地的国民党军队当下哗变，总司令卫立煌、参谋长赵家骥和辽宁省主席王铁汉等人抢上一架飞机逃往葫芦岛。傅作义本人也没能撑持多少时日。他手下驻扎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一线上有五十万大军。然而战线拉得不算短，叫解放军琢磨了个分点截断的杀招、使出一套“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切割战术。这让傅作义麾下诸将弄不清敌人确实的数量、组织和运动方式。五十万大军的防线可谓柔肠寸断，在五十天之内终为解放军林彪、罗荣桓部各个击溃。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平津之役宣告结束，傅作义和中共签订了和平协议，所余二十万残部接受改编，双方于一月三十一日上午八点整在北平朝阳门前举行接防仪式。傅作义面朝正东，迎师而入，行军礼时眼前又是一阵眩盲。
	到了“文革”期间，傅作义已经在中共政府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委员会副主席，还当过水利电力部长，行年七十七。登门来访视他的客人其实是昔年经常在荣宝斋出没的徐兰沅的一个小徒弟。徐兰沅早已物故，生前常耿耿于怀的是：北平易帜之前整整两个月，傅作义曾亲自来竹兰轩胡琴店面授机宜，指示他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他依言行事，却始终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后遗嘱小徒：若有机缘际会，能将昔日旧事访出一个情由，则可至坟前一告。
	徐兰沅这徒儿在琴艺上是十分了得的。一九六六年投身中央戏曲学校红卫兵演出队，在一场为国庆表演的样板戏中拉了两段指法奇诡的“翮雨翎风”花腔过门儿，赢得当时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的几声冲天好彩，遂一鸣惊人—演出队在那年年底划归部队建制，成了文宣前锋，徐兰沅的徒儿这才有机会在一九七二年冬天见着已然深居简出、垂垂老矣的傅作义，听说了那一部和《无量寿功》相关的事故曲折。傅作义本人又活了不到两年，以八十高龄溘然病逝。然而他的感慨却直到一九八二年一月才公诸于世—徐兰沅那徒儿以“兰坊不肖生”的笔名在《江淮文艺》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机关算尽亦枉然—记一次和傅作义先生的谈话》。文中提到当年傅作义试图笼络国民党政府某“政训科长”而情商徐兰沅挥毫放饵的内幕，傅氏的结论委实语重心长：“我身居一个大时代，眼里尽有几个大人物；总以为时势推移，不出一二人之手。事实殆非如此。穷我虾睛蟹目、螳臂蚊腰，所应付的却只是庙堂之高，却未遑顾虑江湖之远—于今回首前尘，一切岂不枉然？岂不枉然？”
	一九八二年一月，海峡这一边，还没有人知道“兰坊不肖生”这个人，也没有谁会忽然想起三十四年前的叛将傅作义。我们的孙小六上身罩了件藏青色的盘扣夹袄，下身套了条鸟崽裤，光脚板趿拉着双棉布鞋，在台北市大埔街和中华路口捱了一记闷棍—棍长五尺过半，径可一寸五分，纯以桑木磨制而成—它落上孙小六肩胛骨的刹那之间便黏住了。孙小六一扭脸，瞥见那持棍之人头戴胶皮雕模的里根面具，情知在劫难逃，沮声丧气地问道：“这一回咱们上哪儿？”
	“里根爷爷”笑了，吁吁呼呼吐着气音，道：“不过是天涯海角而已。”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嘿嘿嘿嘿—”“里根爷爷”凑脸近前，叽咕着干涩的嗓子道，“你小子什么时候儿有过家的来着？”
	孙小六勉力抬了抬手臂，漫朝中华路、西藏路口的复华新村指划了一下，还没来得及搭腔，“里根爷爷”已应声抢道：
	“哦哦哦！灯市口朝阳胡同飘花门老宅—你小子指错啦！”
	在目睹孙小六自南机场公寓五楼一跃而下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十七年前他初逢“里根爷爷”时的一小段情节。我再三回味着他祖孙二人一来一往的对话，脚下略一迟徐，待要追亡前去的时刻，孙小六的身影已经不及一根拇指般大了。然而我知道，他将要在竹林市某处歇脚，与汪勋如、李绶武、钱静农、魏谊正、万得福和他爷爷孙孝胥会合，同赴花莲“荣民之家”见赵太初最后一面。我只晚了片刻，再也扑赶不上，一回头，赫然瞥见他跃落之处近旁的楼柱上开了朵白色的花—定睛细看，那不是花，而是犹似我们年幼时玩“追踪旅行”游戏里的那种联络表记。原来孙小六探指往楼柱上戳了一个窟窿、塞进去一个被人撕碎了、又黏合复原的白色信封，我把它从窟窿里抽出来、展开，认出它正是很久很久以前红莲临别之际留下来、辗转交给我的那封信，里头当然是空的。不过，封纸印着奇特的莲状无色浮纹—它，会是另一个故事的线索么？
	—全书完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