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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的甜品屋
作者：[英]维多利亚·希斯洛普
内容简介
《小镇的甜品屋》是《岛》作者维多利亚希斯洛普最新的短篇小说集，也是定下全书底色的一篇。最美好的年龄孤单度过，她剩得如此温柔惆怅有味道有尊严，绝不似我们熟知的那样仓皇焦灼。故事之外，它讲的是尽管有遗憾，有回首，有无可奈何，也要温柔却坚定地前行的人生。

小镇的甜品屋
澳大利亚墨尔本郊区的一栋房子里，一个年轻人刚刚旅行归来，正打开箱子取出行李。他从箱底掏出两样小东西，剥开好几层纸巾，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在桌上。除了姨妈送的帕台农神庙钥匙圈，他从希腊带回来的纪念品就只有这两件了。两颗动物造型的糖果：一颗是小熊形状，另一颗是鹰的形状。两颗糖果都做得小巧精致，栩栩如生。他打算好好珍藏。
在世界的另一头，索菲亚仿佛看见女儿身穿白色婚纱，明艳照人，脸上挂着天使般的纯真笑容，款款走入教堂。
不光是今天，索菲亚天天都幻想着同样的场景。
索菲亚和女儿安吉莉琪一起经营着自家的甜品屋。每当她看见女儿在面包架之间穿梭，都会思忖着：“还要多久啊？”还要多久她才能出嫁？
女儿的肌肤细腻光滑，如刚烤好的面包一般，散发着悦目的淡金色。即使在给浆果和杏仁裹巧克力酱时，安吉莉琪也丝毫不会弄脏她洁白的外套。她简直无可挑剔。她母亲实在不明白，这样一个比馅饼还甜美、比最好的蜜汁果仁千层饼还完美的姑娘，却被剩在了食品架上，就像陈年的饼干。
安吉莉琪已经二十九岁了。她学生时代的朋友们都已早早成家。索菲亚所有朋友的女儿，甚至连她朋友的侄女们，也都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索菲亚挽着袖子和面。她把掺了酵母的硕大面团摔在案板上，然后反复地翻折揉打着这块橡胶一样柔弹的东西。
“我们今天收到一封请柬。”她对女儿说。
“不错啊。”安吉莉琪回答，“谁寄来的？”
“基里娅和米哈利。他们儿子的洗礼。”
“基里娅和米哈利？”安吉莉琪喃喃地说着，手头仍旧忙着给每个浆果包上一层箔纸。
“你认识的！”母亲有些不耐烦了，“玛丽亚远房表兄的女儿女婿。这是他们的第三胎了。”
过了一小会儿，这位年轻姑娘才接过母亲的话茬。这串名字，她倒是经常听到，但没弄明白这个玛丽亚到底是谁。很多四十多岁的妇女都叫这名字。
“第三个表兄？”她更加迷惑地问道。
“第三个孩子，安吉莉琪！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那很好啊。”
“你说‘那很好啊’是什么意思？”
“他们寄请柬给你，那很好啊。”
其实，安吉莉琪和她母亲都知道，那家人发出的请柬应该不下五百封。人们已经养成了习惯，每逢结婚和洗礼就铺天盖地地发请柬，连远房亲戚和有过点头之交的人都会收到邀请。
索菲亚不满地咂了一下嘴巴。尽管对独生女儿疼爱有加，但有时，沮丧和无奈也会如气泡般浮上来。
“基里娅只有二十八岁，人家不到三十就生了三个！”
“听上去真不容易啊。”安吉莉琪评价道。但这可不是她母亲想听的。
“也许是不容易，亲爱的，但是年纪轻轻就生育了三个儿女，这可是上天的恩赐，也是不小的成就。”
素来温柔娴静的安吉莉琪，此刻一口咬住托盘里最后一颗樱桃，果汁顺着她的下巴往下滴。
“这算什么成就？在我看来，生孩子并不比在蛋糕上写字难。”她说，“对一些人来说，这只是自然而然的事罢了。”
“不过，这事儿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吗？”母亲反唇相讥。
母女俩经常发生这样的口角。各种小事儿都能引发争吵，但背后总是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安吉莉琪不能像其他女孩那样？为什么她还不嫁人？
在拉纳波利，安吉莉琪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夏天，附近海滨度假胜地的游客总是要到这个小镇逛一逛。索菲亚知道，不少外国小伙子透过甜品屋的橱窗看上了安吉莉琪，便进来和她搭讪，想约她出去，可她总是拒绝。拒绝了所有人。在母亲眼里，她始终和别人保持着一段距离。
拉纳波利是一座热闹的小镇，大部分居民都彼此熟识，其中很多还沾亲带故。安吉莉琪的女同学们大多和当年同班的男孩结了婚。这种“成双成对”的过程发生在几年之前。很少有生人搬来此地，因为这里没什么可吸引他们的。
安吉莉琪包装好浆果，便和母亲一起揉面。索菲亚用力拍打着案板上那块光洁的黄色面团，然后用一把大刀将它一切为二。
为了不让湿面粘在手上，母女俩先把手在一袋浅黄色的面粉里蘸了蘸，细密的面粉颗粒如云雾般升腾弥散。接着，索菲亚借助自己全身的重量开始揉面。她结实强壮，个子不算高，但身子却比安吉莉琪宽一倍。女儿身材苗条，更像她已故的父亲。索菲亚总是把种种怨气撒在面团上，也许这正是帕拉勒诺家做的面包最受小镇居民喜爱的原因。做出口感上乘的面包往往需要男人样的蛮力，把空气压入面团，使之松软可口。
安吉莉琪天生就没有母亲揉面团的那股劲儿。索菲亚知道，等面包出炉时，差别就会显现出来。安吉莉琪做出的面包缺少一股执着劲儿。为此她母亲每天都很恼火。
“唉，你还是去那边准备人家订的货吧，”她没好气地说，“卡罗巴吉太太很快就要来取面包了，你就从她的单子开始吧。”
不过，说到安吉莉琪在蛋糕上写字的本事，那谁也挑不出毛病。她用糖浆写出来的字娟秀精致，纤细优雅，甚至能写下一本书的全部章节，并保证每个词都清晰可读。只要是细巧活儿，她都特别在行。
索菲亚·帕拉勒诺能从自家做的糕点中感受到四季的变迁：春天，她们要做大斋节饼干和复活节面包。夏天，办喜事的络绎不绝，许多人家都会定做婚礼蛋糕和在婚礼上分发的希腊传统甜点——蘸了蜜的油炸馅饼。八月，母女俩会做各种口味绝妙的冰淇淋。秋天，圣徒纪念日一个接一个，因为小镇居民特别喜欢取斯塔夫罗斯、艾尔皮达和托马斯这三个名字，母女俩光做庆典蛋糕便忙得团团转。然后就到了十二月初，要为圣尼古拉斯纪念日准备特色糕点，接着就是最高峰圣诞假期，简直要把人忙疯了。最后是新年面包。于是，索菲亚会再一次意识到，又是一年过去，女儿的婚事依旧没有着落。
一张张订单让索菲亚的收银抽屉渐渐充实，却也让她的希望一点点落空。她的人生也许曾有过甜蜜回忆，但如今却满是辛酸和苦涩。
其实，安吉莉琪心里清楚，因为自己一直独身，母亲总是心绪不宁，甚至有些神经质。然而这位年轻姑娘和她的同学们可不一样，她选择宁缺毋滥。她对完美的追求不仅仅体现在工作中，更贯彻到人生的方方面面——要是母亲也能理解就好了。
去年发生了一件她母亲永远都不会理解的事。就在那一刻，一切都改变了。
那天，一个陌生人走进店里。如果当时索莉亚从后面的制作间出来看到他，准会把他当成一个邋里邋遢的“年轻人”，帮他取糕点后，甚至都不会再看他第二眼。但是在安吉莉琪眼里，这个人在她招待过的所有客人中，却是那么与众不同。
拉纳波利的居民大多过着可悲的日子，至少安吉莉琪是这么看的。从小到大，她几乎一辈子都在看着这些人阴沉着脸，来了又去。许多人每天总是一声不吭地进店，默默地留下硬币，拿走糕点。
她知道母亲已不再指望这些顾客会对她的手艺大加赞赏——无论海绵面包有多松软，巧克力蛋糕有多醇厚。人们过来只是满足自己对甜食的欲望，从不去体会母女俩的用心——即使最简单的花式小蛋糕上，她们也费了不少心思呢。安吉莉琪默默叹息，她们花数小时工夫精心制作的艺术品，不到几秒钟就被吞下肚去了。
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就在那个陌生人进来前几分钟，安吉莉琪刚从制作间端来新鲜出炉的面包，逐一往货架上摆。也就是说，门开的时候，她正背对门口。不过她可以在墙壁上的镜子里清楚地看到那个人。他不慌不忙地在店里兜来转去，认真欣赏着晶莹闪亮的玻璃柜台里的各式甜点。
他个头不高（事实上，大概和她一样，一米七左右），中等体格（与其说纤瘦，倒不如说是结实），亮泽的黑发长及衣领。有些胡茬，看上去不像特意蓄的，应该是不经常刮。身上穿着褪色的T恤衫和牛仔裤。他的脸庞是善与美的融合。安吉莉琪这辈子还从未见过如此特别的面孔，这让她觉得不可思议。
“您需要点儿什么？”安吉莉琪彬彬有礼地问道。虽然竭力不去盯着他看，但她依然意识到自己嘴唇发干。
“我想要几块这样的小蛋糕，谢谢。”他说，“是什么馅儿的？”
于是，她详细介绍了这些迷你小蛋糕的口味和里面的各种水果。他用心听着，频频点头。
“每样都来一个吧。”他说，“一共十二个，是吧？”
“是十个，”她说，“一共十种。”
在叠包装盒时，她的手明显在颤抖。
他望着她。
“要我帮忙吗？”
其实她叠这些盒子已经不下一千次了，但这一次似乎忘了该怎么叠。这活儿变得比日式折纸艺术还复杂。
“不用了。没事儿，真的。”
她自觉尴尬，但还是抬起眼帘，正好与他的目光相遇。那是一双像甘草糖一样黑亮的眼眸。
“我以前也在一家甜品屋干过呢。我爷爷开的店。那时候，我一直不会叠这些盒子。”他笑着说，“系丝带的活儿，更是做不来。”
她觉得自己没那么紧张了。
“甜品总是让人难以抗拒。”他呵呵笑着。
接着是片刻沉默。她这才意识到他在跟她调情。
“你们家的甜品屋在哪儿？”她微笑着问。
“在卡拉马塔。”他答道，“遗憾的是，前一阵子给卖了。和你们家的店可没法儿比。”
一只小蛋糕一下子倒扣在盒子里。
“啊，对不起。”她说。因为双手颤抖，她一反常态地笨拙起来。“我再拿个盒子。”
“不用啦，没关系的。吃的时候，味道还不是一样嘛。真的没关系。”
他看她忙碌着。
等她装好了小蛋糕，他又要了一些饼干和一打蘸巧克力酱的浆果。他把每样甜点的成分都问了个遍。她能感觉出，他对这些糕点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我能不能再拿一只小熊糖？”他问。
“杏仁那种吗？”
“是啊。它们让我想起以前奶奶常做的糖。我可以现在就吃吗？”
她从柜子里拿出一颗来，放在餐巾纸上，递给了他。他仔细端详着那颗糖。
“真是难以置信啊！”他大声赞叹道，“我奶奶做的可从没这么精致。你甚至做出了皮毛的纹理！”
在每颗动物造型糖果上，安吉莉琪都特意添加了一些逼真的小细节，比如，猫的胡子，鸟儿的羽毛。
“其实并不费什么功夫。”她红着脸说。
“不过真的是很棒啊。太完美了，简直舍不得吃呢。我要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
安吉莉琪笑了，他也笑了。
“那让我把它放到盒子里吧。”她说。
放的时候，她又顺手塞进去另一个小玩意儿。“它需要个伴儿。”她解释说。
最后，四只盒子放在了柜台上。盒子用打着卷儿的丝带扎紧了。
“太感谢了。”他说，“这些简直是艺术品呢。我该付多少钱？”
“十欧元五十分。”她说出了第一个蹦进她脑子里的数字，“动物糖是免费送的。”
“你太客气了。我保证会好好照顾它们的。”
“那些可是让你吃的哟！”
“可不行。我说什么都不会吃它们，那样太失敬了。虽然不大，但它们可是艺术品。杰作啊！”
他爽朗的笑声和善良的品格让安吉莉琪完全倾倒了。五年了，她天天在这店里工作，却没有一个顾客能让她这样笑逐颜开。她觉得，旁边冰柜里的冰淇淋遇到他的浓浓暖意也会立刻融化。他不仅对店里的甜点饶有兴趣，而且脸上一直挂着微笑：那笑容发自内心，来自他对生活的热爱。她从未遇见过如此从容而自如的人。
安吉莉琪慢慢数着找零，一边放进他手里，意识到自己是在拖延时间，不想让他这么快离去。
有那么一瞬间，当最后一枚二十分硬币落入他手中的时候，她抬起头，发现他正凝视着她。她也凝视着他。虽然也许只有一两秒钟，但那一刻却让她充实：和小时候吃妈妈做的甜馅饼吃到肚子撑可不一样。这是一种完满的感觉。
显然，他也并不急于离开。她敢肯定，在拉开店门之前，他迟疑了一下。
“再见，”他说，“非常感谢。”
玻璃门合上。他在门外驻足片刻，好像发现自己忘带了什么似的。接着，他转回身，朝她挥了挥手，走了。
她真想追上去。但是本能和理智之间，总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就是这样。他的面庞一直印在她的脑海中，每个特点、每个细节都清清楚楚。他在店门口略停片刻，然后从视野中消失，安吉莉琪觉得这场景仿佛还是不久之前的事。她没有一天不想他。在她的记忆里，他的笑容从不曾褪色。
他只是一个过客而已，也许是在去邻村看望亲友的途中顺道买份礼物。然而那场邂逅却让她起了莫大的变化。在那之前，从那以后，再没有谁像他一样打动过她的心。
有人猜测，也许是因为安吉莉琪受过伤，才会拒绝每一个追求者。但安吉莉琪自己知道，她的心不是碎了，而是醒了。

神父与鹦鹉
当初，斯塔弗洛斯主动选择了单身生活，虽然他认识的神父有不少已经娶妻生子，有些甚至没结婚就有了孩子。他的生命中也有一个女人存在，而他正是以她的名义在为世人服务，她就是圣母，童贞马利亚，基督之母。
一年前，为了协助阿帕斯特罗斯神父的工作，他来到莱德瑞斯。阿帕斯特罗斯年过八旬，作为莱德瑞斯精神世界的牧羊人，已有五十多年。老神父去世时，众人沉痛哀悼，斯塔弗洛斯则不负众望地接管了老人的圣职。
斯塔弗洛斯守护的教区包括一座不足四百人的小村子和附近三个居民点，每处各有一座小教堂。神父住在村边的一座小山上，步行到达村子里的教堂只要两分钟。山顶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能望见教区内其他几座小教堂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山谷中。这位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人衷心感谢天主赐予他如此安详宁和的教区。
村子里的许多女人常沿山路走去他家，带着热腾腾的饭菜和成罐的甜果酱。只要神父愿意，她们更乐意去陪伴他，然而他却避开了任何形式的亲密接触，生怕被旁人曲解。
在希腊的大多数农村，女人往往比男人多，而且至少是后者的两倍。门前台阶上、市场里，到处是女人的身影，她们甚至会在田里干粗重的活计，在树林里捡柴火。斯塔弗洛斯住的这座村子里，男人似乎要更少。除了参加葬礼和祭奠仪式，斯塔弗洛斯只在路过咖啡馆时才能瞥见几个男人。这种时候他总会点头致意，有时也寒暄两句，却从不停下脚步。
斯塔弗洛斯神父家屋后有几只蜂箱。很早以前他从祖母那儿学会了养蜂技术，如今照料起蜂房得心应手。他每次去看望病人，都会带上一小罐黑糖浆似的蜂蜜，用它调制一种具有舒缓效果的热甜药饮——掺些药草，再挤几滴柠檬汁。柠檬也从他自己家的树上摘的。接任神职刚刚一年，村里的寡妇们就下了定论：这个年轻人能力非凡。
她们相信他的训导能启发灵魂，并深深折服于他吟诵时声音中的那份纯净，不过令她们坚守信念的真正原因，却是那服简单“汤药”的奇特功效。他的名声在女人中间传开，于是教堂总被几百支蜡烛照得通明。有道细缝供人们塞进硬币的木制捐赠箱，近来每周都得清空一次。深褐色的蜡烛也频频需要添补新货。她们把斯塔弗洛斯神父奉为奇迹的创造者。
村里的男人生病时会选另一种药。遇到个头疼脑热的，他们都喝雷基酒，认为这种烈酒能杀死所有病菌。同时对神父那备受推崇的药饮嗤之以鼻。不就是蜂蜜兑点儿水嘛，他们说。
“神仙方子，荒唐点子。”他们笑道。
“不过也没什么害处。”一个说。
“随她们高兴吧。”另一个附和道。
斯塔弗洛斯神父留着浓密的大胡子，完全遮住了下半张脸。高顶黑帽下，齐肩的黑色鬈发柔顺垂下。他的双眼点缀在这片茂盛的毛发中像是一对熟透的橄榄，乌黑发亮。希腊的阳光耀眼，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神父的眼周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道道细纹，但他的双手如新生儿般细滑，显出他的年轻。
神父每天走访完教区居民，并在四座教堂做完弥撒，行完圣事之后，就会回家享用晚餐。当地女人对他的爱戴就在此刻充分体现出来。几乎每晚，家里都会多些东西：一小罐汤、番茄炖豆角，甚至是烤羊肉配蔬菜。她们会在翌日早晨来取盘子，他则习惯饭后洗好餐具放在外面，等她们来取。吃过晚饭，他会利用剩下的时间读一读《七十士译本》。天花板上吊着一只光秃秃的灯泡。虽然神父年轻，眼神好，但这灯光昏黄得也只能让人勉强看见字。
五月的一天，一场疫病突然来袭。斯塔弗洛斯神父竭尽所能也无法阻止其蔓延。村里的学校只有一间简陋的教室。二十五个孩子挤在一起上课，让那里成为疫病传播的温床。新来的女教师马纳吉斯发现一家三个兄弟姐妹同时起了疹子，温和地建议他们第二天在家休息。由于年轻，经验不足，马纳吉斯没有当机立断。她本该立刻叫来病孩儿的母亲接走他们。虽然这些孩子只在教室里待了几小时，却让病毒趁机扩散。一天之内，麻疹如瘟疫般席卷了整个学校，教室里空了一半。基里娅·马纳吉斯只好停课，却依然不敢懈怠，尽职尽责地给未感染的孩子布置家庭作业和阅读一本书的任务。
孩子们的病情逐渐好转。就在他们准备返校上完夏季学期时，女教师却发现自己的胸口起了些红疹子。整整一周，她独自卧在床上，高烧不退，全身布满红点。隔壁的寡妇从附近小镇叫来了医生。医生掏出听诊器听了听，看了下喉咙，摸了摸腺体，然后走到屋子另一头，就着水池洗了洗手。要是再过几天还不见起色，就得入院治疗，他说。
医生给她用了很多抗生素，剂量大到他自己都觉得不安全。就这样，到了她染病后的第十天，斯塔弗洛斯神父来了。
屋门忽然被打开，基里娅·马纳吉斯觉得有一道亮光照耀在她的床上。霎时间，阳光如潮水般涌入，驱散了所有阴霾。她病得恍恍惚惚，将那道光误认为是天主显圣。
“基里娅，”隔壁寡居的老太太这些天一直在照顾女教师，她在姑娘耳畔轻声说，“神父来了。”
寡妇拿来另一只枕头，垫好后帮基里娅坐起身来。虽然窗帘紧闭，屋里光线暗淡，但她还是看见神父正在屋子另一头烧水。接着，他把热水倒进玻璃杯，掺了些蜂蜜，最后撒了点儿药草。
他嗓音轻柔，一边跟她说话，一边握住她颓然无力、满是汗水的手。她觉得他的手指如大理石般凉爽宜人。刚一喝下他递过来的汤药，她的烧似乎就退去了一些。接下来的一周时间，斯塔弗洛斯神父每天都来看望她。他寡言少语，每次坐在她的床边，垂下头，默默祷告。她的体温一天天回落，红疹子也慢慢退去。两周后，基里娅终于可以下床了。她将这来之不易的康复归功于天主和那位妙手回春的神父。
想到再也听不到斯塔弗洛斯神父恪尽职守地前来敲门看望，基里娅·马纳吉斯有些失落。而另一方面，她大病初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体力正随着夏日的和煦天气稳步恢复，又倍感快慰。她发觉自己会不由自主地在街上寻觅神父的踪迹，期盼他的突然出现，甚至会带着一丝负罪感，悄悄巴望街上哪个寡妇不基里娅久也需要神父的回春妙手。
基里娅·马纳吉斯刚一康复，就立刻去邻镇买了一小尊银制的女人像，放在圣母的神龛旁。她打算用细丝带把这尊小像拴好，挂在教堂里那十几个或祈愿或还愿用的“塔玛塔”旁。这些塔玛塔上的浮雕，有的是心和手，有的是双足、双臂或双腿——涵盖了人体的各个部位。此外，还有十几个银制的婴儿肖像。多年来，村里的女人都会来这里祈求顺利受孕或者感谢圣母赐予她们一个正在木摇篮里踢腾着小脚的漂亮宝宝。
基里娅发现自己和老妇人们一起坐到了门前台阶上——自从到村里教书以来，这还是头一回。她注意到，每当神父走近，女人们都会双颊泛红。而当他停下脚步跟她们打招呼时，她们更会腼腆地轻垂眼帘，望着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令基里娅有点儿羞愧的是，她发觉自己也是同样的反应。
?“他可真是英俊啊。”一个女人说。
“是啊，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另一个感叹着。
“那双眼睛真漂亮，”第三个女人说，“就像融化的巧克力。”
身为寡妇，她们从不觉得暗中倾慕神父有什么不妥。
卡特琳娜则把感情深埋在心底，时不时深情地回想起他平静的嗓音和默然的祈祷。她也注意到他总是形单影只，刻意和周围人保持距离，由此推想，他也许是个喜欢独处的男人。
虽然离群索居，但斯塔弗洛斯并不觉得自己与那些和他处境相同的神父一样孤独。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人居住。有个伴侣始终陪伴在他左右：一只鹦鹉。神父刚来时，这只名叫尼科斯的鹦鹉就已经在了。据一些村民讲，这只鹦鹉甚至在老神父阿帕斯特罗斯出生以前就和老神父的家人住在一起了。因此，有人猜测它一百多岁了。
这只鹦鹉一身漂亮的碧绿色羽毛，但凶猛暴烈，脾气有点儿古怪。它一丝不苟地守护着自家地盘，比马士提夫獒犬还要凶狠。每当村里的寡妇悄悄来送晚餐给斯塔弗洛斯时，屋里就会传出骇人的鸣叫声，是在警告说不要再靠近了。这正是女人们总把奉送的食物留在门口台阶上的原因。
有时，肉的香味会引来四处闲荡的猫。偶尔会有一只猫跳上窗台，朝里张望，看看那只正用圆眼瞪着它的鸟儿。不过，一听见那鸟儿尖叫，猫就会仓皇逃走。
那只鹦鹉会说不少词儿。它自己的名字（“尼科”，“尼科”），原来主人的名字，还有现任主人的名字“斯塔弗洛斯”。它偶尔还会说“我的圣母”——这到底是出于虔诚的信仰，还是吃惊或愤怒的慨叹，往往取决于说话者的语气，而对鹦鹉来说，这就难以判断了。不过，它听上去并不怎么虔诚。
尼科斯的翅尖早在多年前就被剪掉了。它有个一居室的小窝，窝中央竖着一根杆子。白天，它栖息在杆头，晚上，神父回来以后，它就飞下来，笨拙地扑打着翅膀，从一个椅背飞到另一个椅背。餐桌上甚至有它的一席之地，斯塔弗洛斯常常在它专用的珐琅盘子里放一片面包。不啄食的时候，它就稍稍侧着头，凝望着主人，神色总是介于崇敬与不屑之间。
以前，年轻神父常会边吃饭边看书。可是最近几周，他一直心绪不宁。洗餐具时，他盘里的食物竟还有一半没动。
?“我忍不住一直想她，尼科。”他边说边把盘子放在冷水下冲洗。他本是自言自语罢了，但这鸟儿多少有些回应，让他有了些许慰藉。
“尼科！尼科！你好，尼科！”
鹦鹉把头歪向一边，两眼放光。它拍打着翅膀，一步步挪着跃下餐桌，跳上椅背，不再理会斯塔弗洛斯了。它喜欢赶在天黑前回窝休息，而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临睡前，斯塔弗洛斯在厨房的水池里洗了洗脸和手；要是用热水，还得用小煤气炉烧。洗罢，他走到屋子另一头，在嵌进墙壁里的长椅上躺下。
他这辈子还从没失眠过。拜访教民、看书、祈祷，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当当，所以晚上入睡时他早已精疲力竭。可是最近，他发现自己居然辗转反侧，放松不得。凌晨，等终于缓缓入睡，那位年轻女教师的身影又会出现在梦中，引得他发出阵阵呓语。
往日，晨曦和教堂钟声，哪个先到哪个就把他唤醒。而如今，他却呼唤着她的名字，把自己叫醒。他的睡眠饱受搅扰，以致精神不济。每天早晨，他都感到身子乏累，几乎出不了门。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周。
和神父一样，尼科斯近来睡得也不安稳。每次刚打了一会儿盹，就被主人的梦话惊醒。无奈，它只好焦躁地扑打着翅膀，啄一啄碗里的谷子，两脚挪来挪去。
几周过去了。基里娅·马纳吉斯的体力恢复得差不多了。暑热开始消散，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她又能站在讲台上，满面笑容，精神奕奕，黑辫子闪闪发亮。开学前一天，她爬上小山，来到神父门前，打算把自己做的一份鸡肉炖山菜放在门口。她走近时，一群皮包骨头的猫儿做贼心虚似的逃散开去。
接着，她真真切切地听见有人在呼唤她的名字：“基里娅！基里娅！”
神父从不锁门。她打开门，走进屋子。里面似乎没人，但昏暗中，她看到一双闪着亮光的眼睛。
“尼科！基里娅！尼科！你好？你好？”
这年轻姑娘顿时觉得自己的心要从胸腔里迸出来。
她笑出声来。她以前就听说过神父养了只鹦鹉，只是从没想到竟是这样一只奇特的大鸟。她意识到刚才叫她名字的就是这只鹦鹉。她笑着，满心困惑。
她正要离开，却又一次听见了自己的名字。这次，那声音来自她背后。
“基里娅女士，日安。”是神父本人在说话，“真高兴看到您身体康复，又能四处走动了。”
基里娅害羞不已。她正站在屋子正中央，像个被当场捉住的窃贼。
“是的，我好多了。”她心慌意乱，“嗯……我给你带了点儿东西作为答谢。我就是为这来的。”
“您太客气了。村里的人给我送了不少吃的。”他说着，从她手里接过罐子，“我这辈子还从没吃过这么好呢。”
对神父来说，这真是奇妙的一刻：在自家屋子中央和一位姑娘交谈，而这位双眸明亮、脸颊绯红的姑娘正腼腆地把一份热腾腾的饭菜递过来。
“不过，我进来完全是因为……听见有人叫我，所以才开了门，然后……”
“什么？”
“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至少，我以为自己听见了。”基里娅羞红了脸。她觉得很不好意思，甚至有些尴尬。神父到底会怎么看她？
尼科斯学东西很慢，可一旦某个词进入了它的词库，那它就再也不会忘记了。
“你好？基里娅！基里娅！尼科！”
斯塔弗洛斯看了看鹦鹉，又看了看基里娅。对此，他该怎么解释好呢？自从他搬来以后，这鸟儿除了他的名字，还从没学会别的词呢。可是现在不同了。
神父和鹦鹉凝视着彼此。
“尼科！”神父大笑起来，“我都不知道你又学了新词呢。”
“你好？你好？”
“我很好，谢谢。”他笑容满面，甚至想加一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呢。”
他回过身来，却发现基里娅已经悄悄地溜了出去。看到她已经穿过大半条路，他急忙去追。还没说“再见”呢。有些话也没来得及讲。
不过，他又停住了脚步。不必着急。
“我明天去还她餐具。”他对鹦鹉说。
尼科斯侧着脑袋，抖了抖那身碧绿色的光洁羽毛。

蓝色咖啡馆和绿色咖啡馆
一九三五年，科尼亚的咖啡馆首次开张。当时，老凯利亚科斯·马尔吉斯只是简单地将自家宅子的前厅改造了一下用于营业，让全家搬到楼上去住。一楼摆了些餐桌和木椅，屋外人行道的空地上也放了几套桌椅。当地木匠帮他做了张吧台。关于是否该在店外挂招牌的问题引发了一番大讨论。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人们在餐桌旁就座就足以说明这里是“咖啡馆”。
冬天，客人们喜欢待在室内，享受烧木材的炉子的温暖；夏天，他们也常常进屋避暑，享受慢悠悠旋转的吊扇送来的些许凉风。门外有棵小梧桐。日久天长，小梧桐慢慢长大，现在也能为客人们撑起几片阴凉。
老凯利亚科斯酿的雷基酒芳醇浓烈，调制的咖啡也堪称一绝，于是咖啡馆的生意日渐红火，甚至引来了邻村的客人。他购置了几套西洋双陆棋，男人们一来就会待上好几个小时，喝饮料、抽烟、下棋。
很多时候，咖啡馆里传出的只有棋子击打木棋盘的回响。
马尔吉斯太太和女儿玛丽亚一直留在店后面一个肮脏昏暗的小房间里，躲在一道越来越黑的蕾丝门帘后面。村广场上有一口水井，她们打了水，沿街挑回家，忙忙碌碌地在石制水槽里刷洗杯碟和烟灰缸。
后来老夫妻去世，玛丽亚继承了咖啡馆。老凯利亚科斯生前安排得当，又不乏先见之明，所以早把女儿许配给一位客人，斯德法诺斯·帕帕德诺斯。咖啡馆的红火生意是一份丰厚的嫁妆，于是这位年轻人满心欢喜地走到吧台后面，迅速适应了老板的角色。在小夫妻俩看来，天天守候在这块小小天地里，工作，生活，招呼客人，虽然单调，但也不失为一种完美惬意的人生。
玛丽亚和斯德法诺斯按照她父母的模式继续经营这间咖啡馆，唯一的改变就是把那副旧蕾丝门帘换成彩色塑料带编的帘子，更方便进出后屋。咖啡馆一直以棕褐和米黄为主色调，新门帘平添了一抹活泼的趣味，夫妻俩很满意。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岛上旅游业蓬勃发展，咖啡馆也生意红火。
科尼亚高高坐落于山顶，俯瞰着一片丰沃的田野绵延至海天相接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虽然岛的镇中心远在四十公里之外，但是每逢夏季，游客们还是高高兴兴地赶来，体验地道的克里特岛生活，也许还会顺便买一块餐桌布——心灵手巧的当地妇女总会给桌布添上精美的钩花边饰。村里还有几间咖啡馆，不过地段都不如玛丽亚的这家。梧桐树已长得颇为魁梧，客人们特别喜爱浓浓的绿荫。
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四十出头的玛丽亚生了一对双胞胎，取名马诺斯和佩特罗斯。兄弟俩到底谁先出生，谁后出生，玛丽亚从未告诉过他们。其实连她自己也不确定。当初，两个小宝宝并排躺在医院的婴儿床里，被人抱起来又放下，一来二去，无论是护士还是孩子的父母都弄不清楚他们谁是谁了。
这对双胞胎是上天赐予夫妇二人的莫大恩惠，兄弟俩日后甚至成了咖啡馆的一大卖点：长到五岁时，他们时常穿得一模一样地清理餐桌。后来，二人到附近小镇上学，十四岁时就会说些英语、法语和德语，足以和游客们进行简单而惹人喜爱的交谈，甚至帮他们点单。兄弟俩互相较着劲，看谁能挣到更多小费。不过到了周末，他们的父母总是一丝不苟地把
两人挣的钱汇总后平分。虽然兄弟俩表示抗议，但也学会了接受。两个男孩毕业时，咖啡馆的生意不忙，所以似乎不足以让他们留在村里。虽然两人都很爱家，而且无意离开，但也只好满心遗憾地前往镇中心，投靠一位表兄。那位表兄经营着一家超市。马诺斯在一家电脑店找到了工作，佩特罗斯则给表兄干活儿。每年夏天，兄弟俩总是依照和父母的约定，八月份如期归家，在店里帮忙。
咖啡馆一切如故。夫妇俩年纪渐长，觉得既然客人们喜欢，也就没必要作什么改变。多年来，唯一的改动就是用粉笔在木板上写的价目单，这也只是通货膨胀的反映。接着，二○○二年，欧元开始流通，引发不少混乱和恐慌。咖啡馆需要购买一台新的电子收银机。斯德法诺斯在抱着新机器越过门槛时不慎摔倒，跌得不轻。当地医生嘱咐说，病人必须卧床休息。
看来他好一阵子才能下床走动了。母亲一通电话就让他们飞速赶了回来。
“我很愿意回来帮你们打理这间咖啡馆。”马诺斯主动请缨。
“我也是，”佩特罗斯也马上说，“只要给老板打个电话就成……”
“我们的电脑店本来就在裁员呢。”马诺斯插了进来。
“我们也是啊！”佩特罗斯不甘示弱。
看着两个儿子争着回家帮忙，玛丽亚·帕帕德诺斯备感欣慰。不过，她一边希望儿子们都回家来，一边又希冀他们另有一番抱负。
“不要放弃自己的事业！”她说，“你们的爸爸很快就会好的。我一个人能撑下去。再说这会儿也不算忙。”
几个月后，她却不得不撤销了原来的决定。那位医生当初并没有发觉她丈夫的伤势有多严重：除腿骨骨折以外，几根肋骨也有裂痕，后来确诊持续性咳嗽其实是肺部挫伤造成的，而且这还是致命伤。玛丽亚这才意识到斯德法诺斯已经时日不多，于是马上打电话给兄弟俩。两人火速回家，几乎同时抵达，及时赶上了父亲的临终道别。然后一起安慰悲痛欲绝的母亲。
一家人操办了丧事。葬礼之前一连四十天，营业将近七十载的咖啡馆头一次关门停业。
玛丽亚明白，她的工作生涯已经结束，于是躲进楼上房间，紧闭窗户，在黑暗中默然哀悼亡夫。是该把店里的生意交给儿子们打理了。
咖啡馆重新开张。起初的几个月里，马诺斯和佩特罗斯还是依照父辈和祖辈的方式经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便开始商量各种改造方案，让这家咖啡馆跟上潮流。大城镇的生活经历，给了他们不少新鲜点子。
饮料的种类要不要再丰富些？是不是需要推出冰咖啡？同时供应意式咖啡和希腊式咖啡怎么样？每次讨论，兄弟俩都无法达成一致，楼上的玛丽亚·帕帕德诺斯时常听见儿子们的争吵。
“我们得把咖啡馆粉刷一下。”
“没这个必要。”
“要不要买些新家具？”
“现在这样就挺好的！”佩特罗斯厉声说道。
“那至少买些塑料椅子吧。这些东西太过时啦，”马诺斯指着咖啡馆里到处摆放着的传统式藤椅大声嚷道，“而且很不舒服！”
“客人没嫌弃它们，”佩特罗斯气呼呼地说，“不过，是得买台新咖啡机了。”
“那有什么用呢？大家都喜欢希腊式咖啡。”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的兄弟反驳道。
他们俩一直针锋相对。玛丽亚听着兄弟俩吵得不可开交，却又不能从声音里分出谁是谁来——兄弟俩的嗓音交汇成一片聒噪，无法辨别。
争论持续了好几周，玛丽亚被折腾得精疲力竭。即使紧紧堵住耳朵，她依然能听到自己至亲至爱的儿子刺耳的争吵声，简直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一天，就在被逼得几近绝望的时候，她忽然灵机一动。还没过一周，她已成竹在胸。
父亲意外去世后的头几个月里，双胞胎兄弟都还没来得及返回表兄家去取自己的物品。
“店里的事，我可以对付一阵子，”她说，“你们回去取东西吧。”
“你确定能行？”马诺斯问。
“我没事，”她说，“调节一下心情也好。”
“我们明天这时候就回来。”佩特罗斯宽慰母亲说。
玛丽亚·帕帕德诺斯望着他们上了各自的车。
“小心开车，”她嘱咐道，“一路平安！”
兄弟俩如今芥蒂很深，玛丽亚生怕路上一个把另一个挤到路边去。
两人的车刚飞驰过街角，玛丽亚就马上回到店里，拿起了电话。现在是早上六点三十分，还没有客人进来。
“早上好，凡蒂斯先生。”她说，“是的，他们走了。”
几分钟后，一辆卡车驶来，两个男人走下了车。
“多谢你们过来。”她招呼着那两人，“需要做什么都清楚了吗？”
接下来的几小时里，两个木匠（一九三五年亲手打造吧台的木匠的儿子和侄孙）进展神速。一切都事先计划好了，而且他们手脚利落。首先竖起一道隔板墙，把咖啡馆均分为二。这道墙从吧台正中央开始，将吧台也整齐地分成两块。接着装了第二扇门，和原来那扇一模一样。最后，他们在后墙上打了个洞，把里间厨房的空间也作了划分。
客人白天路过时，看到心爱的咖啡馆关门停业，都不免有些失望。不过玛丽亚守在那儿，向他们解释原因。
“这是唯一的办法，”她告诉他们，“以前，我亲爱的斯德法诺斯和我总是确保对他们样样公平，”提起已故的丈夫，她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所有东西都要平均分配：巧克力、橘子、蛋糕。过去，我们就是靠这法子避免了纷争，现在看来，我也只得这么做了。”
那晚，两个木匠的妻子也都赶来帮忙。男人们通宵给隔板墙上漆，女人们则开始分拣咖啡馆的用品和存货。等双胞胎兄弟回来时，所有东西都应该平均分成两份，甚至是最后一瓶茴香酒、最后一个咖啡杯，和最后一只茶匙。
早上六点，全部完工。孩子们告诉过母亲，他们会在七点三十分赶到家，开门营业。
“既然现在有两间咖啡馆，那是不是该做两张招牌？”年长的木匠问。
玛丽亚摇了摇头。
兄弟俩回家来了。佩特罗斯七点十五分到，马诺斯稍晚几分钟。他们立刻觉察出哪里有些不一样了。
“你新装了一扇门！”马诺斯惊呼。
“一个门进，一个门出吗？”佩特罗斯开玩笑道。
玛丽亚什么也没说，看着佩特罗斯试着推开新门。他一进去，就立刻明白了母亲的用意。
?“我别无选择，”她态度坚决地对儿子们说，“为公平起见，我给你们俩每人都做了一间咖啡馆。要是你们的爸爸还在世，他也准会
同意。”双胞胎兄弟沉默不语，但都露出吃惊的神色。
“马诺斯，你的是这一间。佩特罗斯，你的是那一间。”她拿出一家之主的架势，依照双胞胎名字的首字母顺序，逐一分配道。
起初，一些客人困惑不解。他们活的大半辈子时间里，早已习惯到科尼亚的老咖啡馆里坐一坐。不过，大家还是很快适应了这一变化，并尊重玛丽亚·帕帕德诺斯的建议：两家咖啡馆都要时常光顾。如果一位客人以前总是喜欢坐在靠门的椅子上，那他还照样做就是了，只不过隔三差五换个门口而已。
头几个礼拜，看上去一切顺利。玛丽亚把样样东西都分配得精准无误，甚至包括店外桌椅上的梧桐树荫。两个儿子很快就各自请人帮忙打理咖啡馆了。
一天，佩特罗斯朝兄弟的咖啡馆望了一眼，注意到某样东西。凡蒂斯先生的玻璃杯旁，一只小碟子里摆满了可口多汁的希腊式山区风味香肠切片。佩特罗斯看着他张大嘴巴，吞下第一片，接着用牙签串起好几片，一股脑儿塞进嘴里，肉汁顺着下巴直淌。他贪婪地喝了一大口米索斯啤酒，笑眯眯地看着马诺斯从屋里出来收拾盘子。
“真不错，”他打了个饱嗝，满意地说，“再来一份儿。”
“马上就来。”马诺斯应了一声。兄弟此刻正站在对面，双手抱臂观望，就冲他点了点头。
没过多久，马诺斯又出来了，端着瓶啤酒，旁边放着一只小盘子。
一直以来，父亲都只提供从他们自家的小片农场里采来的杏仁或橄榄作为佐酒小食。显然，马诺斯把“开胃小吃”的概念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我明白了。”佩特罗斯看出了其中的门道，思忖道，“这个机灵鬼。”
小盘子里摆着几块菲达奶酪，搭配一根削了皮的本地黄瓜。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佩特罗斯也能看见这些食物上面闪着晶莹透亮的盐粒。怪不得凡蒂斯先生安安稳稳地坐着就不走了呢。咸味让人口渴，而这种口渴只能靠啤酒消解。尝了咸味美食，就要来儿点啤酒止渴，客人很快就会陷入如此往复的循环。
没过几天，佩特罗斯就借鉴了兄弟的做法，而且他的佐酒小食更加丰富多样：葡萄酒和油腌过的红辣椒；油煎西葫芦条，上面还撒了些牛至叶粉末；小肉丸蘸酸奶；甚至还有用当地特产的蜜思瑟拉软干酪，烤的小巧精致的酥皮饼。这些点心全都摆在客人们点的酒水旁，免费奉送。
马诺斯绝不会甘拜下风，每道菜他都要和兄弟一比高下。这也没什么难的：只需悄悄越过店外餐桌间那道隐形的界线，偷偷把客人剩下的一两口食物拿过来，在厨房间里仔细琢磨一番就行了。
“是茴香酒，”他得意扬扬地对过来帮忙的玛格达宣布，“他就是加了这个。”马诺斯正在品尝佩特罗斯的客人留下的一小块奶酪馅饼。那馅饼事先蘸过蜂蜜甜酱，而马诺斯觉察出正是一丝淡淡的茴香气息让这块馅饼口味出众。“怪不得他们都成了回头客。太好吃了，别出心裁。”
“别担心，马诺斯，我们也会找到新做法的。”玛格达安慰他。
目前为止，马诺斯一门心思想在佐酒小食上超越佩特罗斯，而此刻的佩特罗斯已经开始着手研制和咖啡搭配的甜品了。这会成为另一个招揽客人的妙招。首先推出的是大块的露可米软糖，上面撒了厚厚一层糖粉，伴着味道醇厚的小杯希腊式咖啡一起端上桌。这些绵软可口的糖块出自佩特罗斯的助理奥尔加之手，大小甚至超过了咖啡杯。
香甜的味道让客人们欲罢不能。他们会点第二杯咖啡，与之一起上桌的是切得整整齐齐的三角形果仁蜜饼，上面还放了一小块刚被加热融化的巧克力。
两家咖啡馆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无论店主人有没有从中获利，客人们总是受益良多。在紧挨着的两间厨房里，马诺斯和佩特罗斯时常彻夜苦干，要研制出最可口的佐酒小食和最美味的甜品。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两家咖啡店里的客人数量依然旗鼓相当。
夏天到了，佩特罗斯想出了一个新点子。他知道游客们喜欢鸡尾酒，于是想到，要是他的店能把年轻游客也吸引过来，自然会比他兄弟更高一筹。
他花了大约一周时间，趁着咖啡馆每天关门后的几个小时，调制出了好几种鸡尾酒。
客人们络绎不绝地赶来了，甚至有游客专程从附近的度假胜地过来品尝。马诺斯望着坐在他兄弟店外的游客，盛满了颜色鲜亮的液体的大玻璃杯，于是也开始着手制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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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会有多难，”他对玛格达说，“只要有装点杯子用的小纸伞和切块水果，我也能做出同样的东西。”
仅仅几天工夫，他就创制了自己的鸡尾酒酒单。佩特罗斯的一些鸡尾酒名颇具挑逗意味，比如“激情海岸”，马诺斯的更是赤裸裸。他注意到从附近度假胜地来的女孩们见了这些酒名就咯咯直笑，满面羞红，然后欢欢喜喜地点单。鸡尾酒只配了英文酒单，而村里年长的人都只会说希腊语，所以也就无须担心会冒犯当地的长者，因为他们根本看不懂这些充满色情暗示的酒名。
佩特罗斯发起反攻，推出了“欢乐时光”优惠活动，在特定时段内，所有酒水半价供应。兄弟俩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止。就这样一周又一周，转眼好几个月过去了。
两间咖啡馆的生意继续持平。两边都经营得红红火火，营业额都超过了老咖啡馆的最佳业绩。玛丽亚·帕帕德诺斯暗自高兴，同时继续为两个心爱的儿子之间不断升级的较量而黯然神伤。兄弟俩心中仿佛燃着一把火。他们自从返回家乡，发现咖啡馆被一分为二之后，就再也没说过话。唯一令玛丽亚宽慰的是，儿子们如今都有了积蓄，在村子的两头分别租了房子。
游人散尽，不雅的鸡尾酒酒单也收了起来。马诺斯决定好好装修一下咖啡馆。冬天将至，客人们会更多地待在店里。
老凯利亚科斯·马尔吉斯当初给这里刷漆时，只能找到寡淡的奶油色。许多年过去了，因为香烟的熏烤和岁月的浸染，油漆已经变黄。马诺斯忙碌了一个通宵。他用一大罐白色乳胶漆和一把滚筒刷，把满是污渍的墙壁粉刷了一遍，咖啡馆顿时焕然一新。接着，他又将吧台刷成浅蓝色，并打算每晚刷两把椅子，直到它们全都变成更加搭调的蔚蓝色。
马诺斯的努力效果显著，空间仿佛扩大了一倍。一天还没过完，佩特罗斯就效仿他，只不过把吧台和椅子制成了薄荷绿色，还在光洁如新的白色墙壁上挂了几张赏心悦目的抽象画。
一些老年人并不喜欢这些改变，但也很快接受了。如今，他们更关心的是可口的橄榄馅饼或香嫩的烟熏猪肉。每次点饮料，他们都盼望着这些美味也能一起被端上桌。
四月到了，兄弟俩的冷战已持续了整整一年。在丈夫的两周年祭上，玛丽亚看到两个爱子沉默不语地并肩站着。丈夫的去世令她心痛，兄弟的反目却把她的心撕个粉碎。
五月到了，晚上也开始暖和起来。要是想在游客潮到来之前去小村里走走逛逛，那么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有一晚，大家都在店外坐着，这还是一年里的头一次。一名游客来到村里，在佩特罗斯新漆好的薄荷绿椅子上坐了下来。很快，他便和咖啡馆的几位常客谈笑风生。
一只小匣子靠着他的椅子放着。
“你会乐器？”一个客人问。
“是啊，”他答道，“我就是靠这个吃饭的。这也正是我从不让它离开我的视线的原因。”
这位陌生来客打开匣子，拿出里拉琴，拧动弦轴，调了一个半音，便弹奏起来。
整个咖啡馆的客人都不再闲聊，而是放松地靠在椅背上，凝神谛听，陶醉在悦耳的琴声里。一连半个小时，那位乐师的琴弓上下翻飞，从一首曲子自然过渡到下一首。在稍作休息的片刻，他发现另有两个人也为他们助阵：一个拉布祖基琴，另一个敲鼓。他笑了笑，很快就带着合奏者一起演奏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传统曲目。
人们拍起手来。桌椅被拉到后面，好给演奏者腾出空间。几个年轻人站起身，载歌载舞。他们围成一个圈，旋转起来，起初是缓慢的，后来越转越快。音乐的世界里没有什么隔阂与界限。
马诺斯站在一旁，双臂环抱，打量着那个陌生人。
这位访客刚到时坐在佩特罗斯的咖啡馆里，然而此刻他到底是哪家的客人，马诺斯无法确定。他似乎已经飘到了自己的领地。
佩特罗斯也在用心观察。
虽然完全沉浸在音乐里，乐师还是扫了一眼周围的情况，然后会心地笑了。他注意到两位店主长得多么相像。事实上，旁人只有靠衬衣的颜色才能把他们俩区分开。连头发和胡子都修剪得一模一样。
趁着曲子的间隙，乐师举起酒杯，先向佩特罗斯致意，后向马诺斯致意。
在这个微风和煦的夜晚，美妙的乐声在空中回荡。舞步划出咖啡馆，飘到了大街上。冰镇啤酒和清凉的雷基酒在夜色中流淌。楼上，一扇打开的窗户旁，玛丽亚·帕帕德诺斯默默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直到清晨时分，欢乐的聚会方才结束。里拉琴手继续赶路，蓝色、绿色的椅子却混杂在一起。
一周之后，两间咖啡馆的隔板墙就被拆去了。

卡卡尼蒂斯女士的种子
那是九月初的一天，暑热未消，依旧是直逼四十度的大热天。两个孩子正走在上学的路上——这是他们第一次去学校。
吉阿尼斯的妈妈握着儿子的手，发觉小男孩的掌心汗涔涔的。弗蒂妮的妈妈也感到女儿的手指紧扣着她的手。两个女人都不知道谁更紧张——是孩子，还是她们自己。
近年来，村里人口锐减。许多年轻人都去了海外工作，只有夏天才会回来小住几个月。每到此时，村子主干道旁的咖啡馆就会挤满了人，再度变得热闹非凡。“这才是以前的样子。”面对此情此景，年长的人会眼睛湿润，低声慨叹。八月里，人们大摆宴席，纪念当地的守护神圣提多，村边的圆形空地上摆满了搁板桌和塑料椅。可是仅仅一周之后，村里又会空了一大半。一把把椅子用绳子串着，靠着教堂外墙，高高摞起。复活节，寥寥无几的留守村民们围聚起来享用烤羊羔肉，一小部分椅子也许又能派上用场。
大点儿的孩子现在都已到邻镇上学，每日由校车接送。不过村里还有二十来个六到十一岁的孩子，足以填满一所小学。
不少村民把子女送往他们自己童年时就读的校园。他们中许多人都曾是卡卡尼蒂斯女士的学生。这位女教师三十年前就来到了这个村子。
说句公道话，正是这位女教师帮孩子们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日后的初中学习做好铺垫。从某种程度上说，年轻人正是因为接受了她的教育才会一去不复返。因为接受高等教育时，他们纷纷脱颖而出，拿到了奖学金，甚至是去国外深造的机会。
“耕好地，种子才会发芽。”她常这样对家长们说。这个比喻源于她幼时观看父亲在园里耕作的经历。那块地大概有一千平方米，但她父亲却把土全部细细筛过，直到能像沙子一样从指缝流下。正是他的精耕细作让那片地变得肥沃多产。
“成败取决于准备工作。”这句教诲，他对女儿说了不下一千遍。
老卡卡尼蒂斯先生特别看重庄稼的整齐有序。播种和移栽幼苗时，他都会用小木棍和绷紧的线绳量好距离，一丝不苟。
“种好地，收好粮。”他经常对女儿这样谆谆教导。慢慢地，这些话就融进了她的思维。
老卡卡尼蒂斯先生自然获得了大丰收。当邻居们仍在同样布满石块的贫瘠土地上勉强种些番茄和豆子时，他的土地上却丰盛地产出各式蔬菜。从五月一直到十一月，他每天都会在大街旁的一张台子上摆满当天采摘的农产，前面搁一只锈铁罐用来收钱。洋葱、胡萝卜、西葫芦或辣椒——总有长势喜人的蔬菜等着采摘。
当时，还是小女孩的卡蒂娅看着父亲总是把铁罐里收来的钱倒进一只木匣子里，然后那只匣子就不见了。整个童年时代，她都在纳闷那些钱上哪儿去了，因为那时候生活似乎60总是很拮据。不过当她要去拉里萨上大学时，她才明白父母攒了这么多年钱的目的。夫妻俩省吃俭用存起的德拉克马足以供她读书，直至考取教师资格证。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读书就是走出小村子的通行证。然而对于卡卡尼蒂斯女士来说，读书却是她的回程票。自始至终，她的梦想不是别的，就是回到她早年接受教育的学校教书，她想把自己的儿童教育理念付诸实践。她觉得自己当年接受的教育中有许多谬误，如果能回到那里教书，那就像是完成了一个美妙的循环，就像她父亲当年用收获的番茄种子孕育来年的幼苗一样。
带着吉阿尼斯和弗蒂妮赶到校门口时，两位母亲相互问好。她们只相差两岁，而且早年也都曾在这里念书。
“早上好，玛丽亚。”
“早上好，玛格丽特。弗蒂妮今天可好？”
小女孩的母亲替她回答：“有点儿紧张。”
“我觉得吉阿尼斯也是。”
小男孩皱起眉头，他可不想被人看作胆小鬼，虽然心里一直在忐忑。他还从没怎么离开过妈妈的视线，不过他知道，是时候了。全校虽然只有二十个孩子，但在他眼中却是黑压压一大片。他在意的不仅仅是人数，更是这些人的个头——年长的孩子真高大。
小弗蒂妮看起来自信些。她有个哥哥刚从这里毕业，所以看着大一点儿的孩子在校门外转悠，她并不畏怯。
“过几个小时我就来接你。”小女孩的母亲一边叮咛，一边放开了手。
?小弗蒂妮朝吉阿尼斯伸出了手。卡蒂娅·卡卡尼蒂斯初次见到这对孩子时，他们就是这样手挽手进来的。她走过来，弯下腰。“早上好，孩子们！”两个孩子不约而同地扬起头，望着女教师瘦削的面孔。他们看见又圆又亮的眼睛下面有大大的黑眼圈，下巴尖尖的。大部分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髻，有几绺披散着。她弯腰靠近他们时，吉阿尼斯注意到有一只小蜘蛛正朝她头顶爬去。
这一幕让他看得出了神。
“你一定是吉阿尼斯吧，”她说，“而你就是弗蒂妮？”
弗蒂妮点点头。
“嗯？”女教师望着吉阿尼斯。
吉阿尼斯的心思仍然在小蜘蛛身上。此时，它已消失在女教师浓密的黑发里。弗蒂妮使劲儿捏了捏小男孩的手。于是，他狠命地点了点头，什么话都没说。
“你坐这儿。”卡卡尼蒂斯女士指着前排一个空位子对弗蒂妮说。“吉阿尼斯，你坐后面。”
吉阿尼斯的那张课桌旁已经坐了一个男孩。他面前摊开放着一本有插图的书，手托着腮帮，盯着书上的字。吉阿尼斯坐过来时，他既没抬头看，也没挪一挪身子，丝毫没有让出些地方给新同桌的意思。
八十年代，卡卡尼蒂斯女士初任教师时，曾进行了一些革新。并不是想逐步实现学校管理的现代化，而是重新推行某些传统理念。她的前任曾尝试了不少时新方法，其中一项就是用塑胶贴面板做的新式课桌换掉古老的木桌，并以讲台为中心，把学生的桌子围成一个半圆。对于两个学生共用一张课桌的新做法，卡卡尼蒂斯女士并不认可。学生不能再独享一张课桌，她深感惋惜。而她所能做的，就是在学年伊始把桌子搬回原位排整齐。
旧式课桌的特色之一就是每张课桌上都设有墨水池。如今在教室最前面的讲台上，她摆了一只大墨水瓶，坚持让大一点儿的孩子重新使用钢笔。
“圆珠笔写不出好字。”每当孩子们抱怨时，她就会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美丽的希腊文是古人创造的。那时候可没有圆珠笔，所以你们现在也不能用它。”
她的另一个怀旧做法是在墙上张贴希腊字母表、数学公式和哲人隽语。对于把孩子们的作业挂在墙上展示的做法，她不以为然——展示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要勉强夸赞不完美的东西呢？榜样必须能够激发孩子们积极进取，奋发图强。在她看来，学生们的进步已经证明了她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
吉阿尼斯和弗蒂妮渐渐养成了手牵手一起上学的习惯。有时，两个孩子会一起走进教室，坐在同一张桌旁。
“起来！”卡卡尼蒂斯女士一进门就会呵斥道，“起来！起来！快起来！你知道哪儿是自己的位子，吉阿尼斯。所以，快坐回去！”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非要把这两个孩子拆开。除了回答老师提问或者应老师要求朗读课文，教室里不准学生说话。两人关系好，坐在一起，这又有什么害处呢？
弗蒂妮非常讨厌同桌——矫情的艾尔皮达。那女孩写字时，总是用手遮住。在弗蒂妮看来，那么小心保护字母，唯恐别人看了去的做法简直匪夷所思。因为和她同龄的孩子都在学字母，字母根本不“属于”任何人。
“干吗这么神神秘秘的？”她打破沉默，直截了当地对同桌悄声说。这种大胆作风是从哥哥那儿学来的。艾尔皮达没搭理她。
与此同时，吉阿尼斯则成了同桌的出气筒，身上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其实，“共用”课桌并不能恰当描述他们俩的情况。那个叫帕诺斯的胖男孩霸占了桌子上超过三分之二的空间，而且时常用力推挤吉阿尼斯，不是把吉阿尼斯挤出座位，就是将他的课本挤到地上。卡卡尼蒂斯女士总是斥责吉阿尼斯，怀疑他是故意捣乱。更糟的是，帕诺斯身上总是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天热时，那味道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
这所学校分为两部分：教室和操场。冬天，他们本该在操场上四处跑动，锻炼一下身体，但女孩们总是聚成一个个小群体，唧唧喳喳说
些闲话。男孩们则会踢足球，弄得尘土飞扬。整个第一学期，课外活动时，吉阿尼斯和弗蒂妮总是避开别的孩子，单独在一起，有时愉快地聊聊天，有时也会用小石子玩自己发明的游戏。卡卡尼蒂斯女士在旁观察，心中气恼。这两个孩子不合群，而集体观念却是她煞费苦心要在学生中间建立起来的。只要一看见他们把头靠在一起亲密交谈，她就火冒三丈。
“当心虱子！”每当看见两个孩子的黑发几乎交叠起来时，她就会大喊，“当心虱子！你们坐那么近，会互相传染虱子！”
后两个学年，吉阿尼斯和越来越胖的帕诺斯被安排在前排，勤奋好学的弗蒂妮则被排在了最后。很多次，已经上课好几分钟了，吉阿尼斯仍趴在弗蒂妮的书桌边，旁若无人地和她聊着。对此，卡卡尼蒂斯女士总是视为眼中钉，她就不声不响地走过去，“邦”的一声巨响，把戒尺重重拍在书桌上。
“回你的座位去，帕帕兰博斯！”
要是在她教学生涯的早期，这把尺子会落在学生的屁股上或者手背上，留下一道火辣辣的红印。那红印往往要一个小时左右才会消散。她有些怀念可以施行体罚的旧时光。那时候，各种惩戒方法均有明文规定。孩子们腿上的红印子足以让他们长记性，但又不至于严重到放学铃响时还不消散。
吉阿尼斯和弗蒂妮小学毕业那年，卡卡尼蒂斯女士觉得自己终究还是没能教会他们守规矩。在她看来，循规蹈矩是孩子们步入人生下一阶段的基本前提。
“吉阿尼斯，”她用冰冷的口气对男孩说——近一年来，这孩子个头猛长，眼下几乎可以与她平视，“要是你没法按要求做好，那我有另一个办法让你记住这个教训。站到墙角去！面朝墙站好！手放头上！不许乱动，直到我发话为止！”
一连数小时，吉阿尼斯一动不动站在原地，忍受着炎热天气的煎熬。其他孩子都出去玩了，在院子的喷泉下大口喝水解渴，吃完自带的小食品，回教室继续上课。
他面对的墙上挂着一幅卡卡尼蒂斯女士挑选的人体解剖图，上面清晰地展示着人体的每块骨头、肌肉和肌腱。四个小时里，吉阿尼斯一直盯着那幅画，只要稍微动弹一下，就会招来女教师的大声斥责。
疼痛从后背下方开始，逐渐延伸至双脚。他的双臂起初因为疼痛，不由自主地发颤，后来就没了知觉。右臂最终不听使唤，耷拉了下来，完全麻木了。接着左臂也垂了下来。
“帕帕兰博斯！手抱头！快点！”
手臂恢复了知觉，剧烈的刺痛随之袭来。他勉强再次举起双臂。疼痛和屈辱蜇疼了眼睛，但他努力忍住，绝不哭出来。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双腿发软，差点跪倒在地，右脚失去了知觉。
他踢了踢面前的墙壁，试图恢复知觉。“别乱动，帕帕兰博斯！要是再让我看见你这样，那你明天就接着站吧。”
放学时间到了，孩子们散去。弗蒂妮静静地坐在书桌旁。她知道，只有等老师发话，吉阿尼斯才能结束罚站。她想像往常一样，等他回家。
可她的等待更加激怒了女教师。要不是因为弗蒂妮，吉阿尼斯根本无须这样受罚。
“你们俩可以走了，”她气呼呼地对两个孩子说，“要是你们都能遵守规矩，我就不用这样教训你们了。”
终于等到老师开口放人，吉阿尼斯却发现自己一时半会儿还是动弹不得。过了好大一阵子，四肢才恢复知觉。弗蒂妮挽着他的手，默默地拉着他走出教室。
除这次之外，还有很多时候，卡卡尼蒂斯女士都觉得自己必须好好责罚一下这个学生。于是，吉阿尼斯每周都会在墙角站上好几个小时。
吉阿尼斯和弗蒂妮毕业的日子到了，他们的道别声中没有悲伤。这位女教师也很高兴送走这两个孩子，因为他们从不遵守她定下的“规矩”。
很多年过去了，吉阿尼斯和弗蒂妮在大学毕业后结了婚，并且也像其他年轻村民一样，在外地发展，从此很少返乡，即使八月份也不曾回来过。弗蒂妮做了律师，吉阿尼斯则接受专业培训，成为一名医生，后来专攻风湿病的治疗。
虽然工作时间很长，条件艰苦到几乎无法忍受，吉阿尼斯依然热爱自己的工作。像希腊其他地区一样，由于当地政府削减开支，医院危机四伏，医生身心俱疲，常常累得病倒。
七月的一个周五下午，吉阿尼斯为一个请病假的同事顶班。如果是自己的班，他就会在开诊前浏览一下病人名单，但那天来就诊的都不是由他主治，所以也就没有了这必要。最后一位病号是个女人。
她吃力地拄着拐杖走进门来。腰弯得很低，所以看不到脸。不过她刚一落座，吉阿尼斯就认出了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睛。虽然黑发已变得灰白，她的表情却一如从前。
卡卡尼蒂斯女士则完全没有认出他来。二十年的时光让吉阿尼斯脱胎换骨。小鼻子变得大而圆润，雀斑不见了，早前如丝般柔顺的直发开始打卷。在她看来，他只是一位能医治她的医学专家。如今，身体的剧痛让她彻夜难眠，而眼前这位医生则可以帮她摆脱病痛的折磨。她对医生这一职业充满了绝对的信任。
吉阿尼斯艰难地咽了口唾沫，竭力不让自己的声音露出马脚。“嗯，卡……”
“卡卡尼蒂斯女士。”她接过话来，帮他念完了自己的姓氏。
“请问，”他语调轻快，“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嗯……”她说，“我想，我可能有关节炎初期症状。”
“具体症状是什么？”
“早上醒来时，”她说，“觉得全身僵硬，几乎无法起床。起来之后，直不起身子。”
“你觉得疼吗？”
“经常疼，”她答道，“疼得厉害。”
“嗯，我们需要看一下是不是慢性的，所以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监测您的身高变化，以便了解弓腰的症状是否在加剧。要是您能站起来一下，请……”
卡卡尼蒂斯女士艰难地从椅子上起身，靠着墙上的标尺站好。
“不好意思，请您稍等一会儿……”吉阿尼斯边说边起身，“我得去拿样东西。请您就这样站着别动。”说完，他离开了诊室。
他靠着外面的墙待了几分钟，心怦怦直跳。只是听到她的声音，就会勾起他心底种种不快的往事，让他想起当初忍受的疼痛折磨。
医院里闷热得让人窒息。空调已经坏了好多天，空气污浊不堪，充斥着消毒水和汗水的味道。吉阿尼斯走出医院大门，穿过停车场，在一片长着矮灌木、满是烟头的空地上收住脚步。他倚在一棵树上，点燃了一支烟。在家，他从不抽烟，因为弗蒂妮讨厌烟味，但工作时却常常屈从于烟瘾的诱惑。在这所年久失修、疏于管理的医院里，因为长年承受繁重的工作，抽烟成了他排解压力的唯一途径。还有好几个医务人员也选择这种放松方式。
在吉阿尼斯的职业生涯中，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无法治疗一个病人。他无法照看一个他不在乎的人的健康。
他抽了一支又一支。时间悄悄流逝。再次看表时，他发现已过去了三十多分钟。今天的病人中，卡卡尼蒂斯女士是最后一位，所以他觉得没必要那么赶，于是慢悠悠地返回医院大楼。
吉阿尼斯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卡卡尼蒂斯女士怀着对医生职业的无比崇敬，一直靠墙站着。她不敢随便坐下。
其实没过几分钟疼痛便席卷全身，可她仍坚持立在原地。她的每根骨头都在发出抗议，强烈要求她坐下，但要是医生回来时发现她坐着，那就意味着她违背了医嘱。所以，她下定决心，一直站着。
吉阿尼斯再次出现时，这位老妇人正疼得强忍住泪水。
“让您久等了，实在抱歉。”他轻快地说，“我们先量一量，您就可以坐下来了。”
他记下了她的身高，让她平躺在长椅上，进行脊椎检查。衰老的症状相当明显。有时，他也会吃惊——人们总是在经受极大痛楚后，才来看医生。
“好了，”检查完毕，他说，“请坐吧。”
她重重地跌坐在吉阿尼斯桌对面的椅子上，看他做了几行记录。?
“您能给我开点儿药吗，巴里纳吉斯医生？”
吉阿尼斯抬起头。“我不是巴里纳吉斯医生，”他说，“他这周不在。”
“哦，”她说道，话音里明显有一丝绝望。“不过我想问的还是一样，您能给我开点儿什么吗？”
“现在还不行，”他说，“一个月以后再来吧。到时候巴里纳吉斯医生应该就回来了。”他站起身，向病人明确示意，问诊已经结束。
“谢谢您，医生。”卡卡尼蒂斯女士说。接着，她费力地站起来，挪动僵硬的身子朝门口走去。她停了一下，望了望挂在门背后的白大褂上的姓名牌，然后用蜷曲的双手，拧动门把手。
老妇人蹒跚地走出诊室。吉阿尼斯盯着她踽踽独行的背影，发现自己居然能透过她的薄衬衣看到她背后那道如梯子般粗大而歪扭的脊柱。门在她身后合上了。而他，却忽然如梦初醒。多半就是这位老妇人成就他如今能身在此地。当年在教室墙角罚站，一连数小时盯着墙上的人体解剖图，是他后来走上学医道路的催化剂。羞愧感犹如手术刀的利刃，刺痛了他的心。
门外的走廊里，老妇人仍在等电梯。他加快脚步。
“卡卡尼蒂斯女士……”
她抬起头。吉阿尼斯看到那双圆眼睛直视着他。
“我对不住您。”他主动坦白。
“我也是呢，帕帕兰博斯医生。”她说着，激动得哽咽了，“我也对不住你啊。”

克里特岛的一晚
游客大军终于退去。出售粉红色游泳气垫和廉价的台湾产比基尼的商店已经关门歇业，明年春季才会重新开张，所以现在连窗户都被木板封得严严实实。路边的桌子上，丰收的葡萄堆积如山；橄榄日渐成熟，等着十二月收获。夏季过去，克里特岛又迎来了新鲜的水果和丰沛的雨水。对于当地人来说，这才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他们又可以不受外人打扰，自由自在地过着舒坦日子，畅快呼吸岛上清甜的空气。
外国游客离开后，克里特岛上这座小村子的核心一如既往地运作着。每天，甜品店依然烘烤出各式馅饼，最好的餐馆照常营业——即使其他店主都已离开此地，到别墅过冬去了。神父在依傍着水的小教堂里为所有信众主持礼拜仪式。
生活又回归它原本安静而有序的轨道。身着黑衣的寡妇们——那面料的颜色居然和首日服丧时一样乌黑——坐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和男人们隔得远远的。男人们在下西洋双陆棋。骰子在棋盘上滚动作响。玩家把棋子从一个三角形区间挪到下一个区间，慢慢地打发数小时时间。棋子相互撞击，咔嚓咔嚓的，仿佛在你一言我一语地对话，比下棋的男人更健谈。
这些年过七旬的老人从记事起就彼此知根知底，所以如今几乎已无话可聊。他们甚至连呼吸的节奏都是一致的。当地的一些新鲜事儿，比如副市长选举，谁家生孩子了，谁过世了，兴许会成为他们讨论的话题，然而外面世界的新闻，例如金融危机或秘鲁地震，却不会引起他们哪怕是片刻的兴趣。他们的父辈也曾这样坐在广场上。这座海边的小村落，这片广场，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
如今，只有上了年纪的人住在这里。大多数年轻人早就离乡背井，前往灯红酒绿的克里特岛首府或者雅典。只有每年八月才会随游客们一起返乡小住一两个礼拜，算是纪念一下先人们居住过的地方。
夜幕降临，男人依旧一边下着棋，一边品着雷基酒。四下一片静谧。整整一天，树影都在斑驳的墙上轻舞，此时，夜色终于为它们的舞
台拉上帷幕。就要入夜了，光明逐渐隐没在黑暗里，就像是吹熄了一盏烛火。咖啡馆外的这群男人丝毫没有觉察到昼夜的更替。他们还在掷骰子，糖浆兑的烈酒晶莹透亮，又一次加满杯子，无言的交流一如既往。对他们而言，白天或夜晚，毫无差别。
一辆出租车驶了过来。虽然几乎没什么声响，但他们还是立刻注意到了。车子经过时，他们停下手中的棋子，扭头望着它。那辆车一看就是经过精心保养的，比百万富翁的豪华轿车还受爱惜。锃亮的镀铬后视镜映出街灯的昏黄影子。
他们不认识那车牌号。附近大城镇上的出租车司机，他们全都认识，可这一辆却来自更远的地方——克里特岛的首府伊拉克利翁。
那辆车驶进街道，缓缓停下。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下来。他的着装有些不合时宜，瘦削的身上穿着一套深色西服，仿佛是要去参加葬礼或婚礼。人们只能隐约看见他齐整的发型，除此以外什么都看不清。黑暗中，他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
夏季已过，很少再有陌生人来。七八月份，游客们蜂拥而至，留下大把的钞票，还有不怎么让人喜欢的随意丢弃的垃圾。而这个季节，这里只会偶尔出现几个外来者。盛传克里特人殷勤好客，这些特意错开旅游旺季的外来者就是指望体验一回岛民们的待客之道。他们期待着能被当地人邀请进屋，喝杯雷基酒，尝尝新摘的橄榄，甚至一起下盘西洋双陆棋。
咖啡馆的老板娘黛比娜从店前门走出来，倚着门廊。她听见出租车的声音，还以为有生意上门。不过显然，车里的乘客并不是冲她的店来的。老人们耸了耸肩，黛比娜转身回店。也许那人过一会儿才会上这儿来。
那人经过时，一只瘦弱的流浪狗警觉起来，跟在他身后。他起初捡了块石头，打算吓走它，但看它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也构不成什么威胁。所以走了一百码之后，他索性扔掉了石块。
他直奔街的尽头，手里紧捏着一把冰冷而光滑的钥匙。
其中一位正在下双陆棋的老人忽然抬起头来。?
“玛丽亚，”他压低嗓音对旁人道，“玛丽亚·马可拉基斯。”
一阵窃窃私语。
那人意识到众人都在观望，甚至感觉到了村民们投在他身上的目光，但他并没有转回身去。他来找一样东西，找到它之后，他才会回头去跟村民们打招呼。这栋两居室的房子坐落在街尽头，屋门裸露出光秃秃的木制门板，只有零星几块地方还能看出屋门曾经被漆成蓝色。
拿着钥匙，他的手心有些出汗。他把钥匙插入锁芯，试着拧了一下。没想到这门十多年没用还能顺利打开，他不由得默默赞叹。“咔嗒”一声，锁开了。他推开房门，扑面而来的是往昔陈腐的气息。
暮色中，借着一支打火机的亮光，他摸索着走进房间。屋里一直未受时光侵染，此刻那些模糊的影子正在他身旁跃动。他此前从没进过这屋子。然而奇怪的是，这些桌椅的黑影，甚至连墙上挂的壁画，都让他心底的种种记忆鲜活起来。
事实上，自从屋主去世后，这扇门已经有十年没打开了。从没人进来整理她的物品，给楼上房间通通风，或把凌乱被单叠好收起。她虔诚信神，但生前却饱受鄙视，无人怜爱。她终身未嫁，沦为世人猜测和讥笑的对象。她不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即使后来在这儿住了将近五十年，她依旧被视为外乡人。在那个年代，世道就是这样。在大家的印象中，从没人拜访过她，她也没什么朋友。她是异乡客，却从未感受过这座小岛广为称道的热情。满屋子都是冷清和尘埃的味道。
大家看着那人进了屋，谁都没动。他们都没有要保护那房子的意思。房子的女主人曾一辈子忍受流言飞语，仿佛生活在无法驱散的阴霾里。无论是对于生前的她，还是如今这所荒宅，村民们都漠不关心。
男人们开始耳语，女人们也窃窃私语起来，不过男女之间依旧保持着清晰的界限。
“他干吗上那儿去？”他们互相问道，“他怎么会有钥匙？”
此刻，那个陌生人已经查看过了床头柜和床下。他正在楼下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仔细翻寻着一只小柜子的每个抽屉。抽屉大部分是空的，除了最后一只——里面放着一本小小的祷告书。翻开封面，借着打火机的火苗，他看到这样一行题字：
给我的挚爱，索菲亚·塔拉维拉斯。
这正是他要找的东西。
他立刻把书塞进自己的口袋，小心翼翼地锁好房门，又一次出现在昏暗的街上。
此时，他终于朝咖啡馆走来，向人们点头致意。没有人露出客气的笑容，也没有人说话。黛比娜在等他。这人比起初看上去更老些。暮色遮住了他灰白的头发和脸上深深的皱纹。他并不比咖啡馆外下棋的男人年轻，却是一副都市人的模样，像是做生意的，看起来非常富有。
“您要什么？”老板娘问。这话直白得让那人吃了一惊。
“您要喝点儿什么？”她又问，这一次客气些。
“咖啡，加糖，谢谢。”他答道。他的口音表明他来自雅典，而不是克里特岛。
“您到玛丽亚·马可拉基斯的家里做什么？”她突然问道。
“玛丽亚·马可拉基斯？”?
“是啊，从前住在那儿的女人就叫这名字。”
“我不认识什么玛丽亚·马可拉基斯，”他答道，“我姐姐以前住那儿。她叫索菲亚·塔拉维拉斯。”
“索菲亚·塔拉维拉斯……”女老板重复着这名字，困惑起来，“不是吧。”
“看哪。”那人语气肯定。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本祷告书，小心翼翼地揭开封面，指着上面的题字。“索菲亚·塔拉维拉斯。我在那所房子里找到了这本书，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找它。这是我姐姐的东西。”
他把书递给黛比娜。女老板盯着书页上那行褪色的手写文字。
“可是以前住在那所房子里的女人的确叫玛丽亚·马可拉基斯啊。”
“好吧，她也许这么叫自己，但她出生时起的名字是索菲亚·塔拉维拉斯。这本祷告书是她受洗的时候送给她的。”
黛比娜合上了那本皮革封面的小书。因为年代久远，加上经常使用，书页已如蝉翼般纤薄。
“我们还是坐下来吧。”那人建议道，“听上去，这中间似乎有些误会。”
黛比娜感觉到自己此刻脸色发白。在她记事以前，玛丽亚·马可拉基斯就住在那栋房子里了。事实上，在黛比娜出生以前，那女人就已经住在那儿了。小时候，父母总是警告她不要太靠近那房子，她也从没问过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孩子们从不会质疑父母的看法。
“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在我出生以前，我的姐姐索菲亚因为让家族蒙羞，被赶出了雅典。”
那人顿了顿，抿了一小口咖啡。
“她十六岁时怀上了孩子。我父亲把她赶了出走，让她走得越远越好。所以就到了克里特岛。”
“可在大家的记忆里，那女人一直住那儿。我们听说她是个女巫。”黛比娜轻声说，“大人们叫我们不要靠近她，所以我们从没跟她打过交道。事实上，我想我从来都没听过她说话。”
“她可不是什么女巫。”陌生人口气坚决，“她只是一个犯了错的女人。我想她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黛比娜若有所思。“那你现在来这里做什么？”
“几个月前，我收到了这个才知道她的情况。”他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钥匙，“是神父交给我的。只有他知道我姐姐的事，我姐姐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可他是神父，不能把我姐姐的秘密说给村里人听。他找到了我们家的地址。看，就写在这儿。”
他翻到祷告书的首页，在索菲亚的教父题写的赠言背面，写着几行字，是雅典的地址。典型女学生的字体，干净工整。
黛比娜默不作声。
“我父亲的一个姑姑在这村里住过，所以我姐姐就被送到这儿来了。”那人继续说。
和村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黛比娜从出生到现在，内心一直排斥那个女人，且从来没问过为什么要这样。此刻，她觉得全村人都该为此而感到愧疚。这位“玛丽亚”，也就是“索菲亚”，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宽恕，而他的子民却从未谅解她。他们甚至从来都没有给过她机会。
过了一小会儿，索菲亚的弟弟乘出租车离开了。他带走的只有那本珍贵的祷告书。他就是为这个来的。此刻，他能感觉到自己口袋中那本书的温暖。
第二天傍晚，当日光慢慢消退时，村里人都去了教堂，甚至包括很少离开咖啡馆的男人们。他们为那个在孤独中死去的女人祈祷。无论那位老妇人当年做过什么，今夜，需要得到上帝宽恕的，是他们。
在克里特岛的这座小村子里，秋天并不意味着忧愁伤感，万物凋零，而是一个崭新的开端。第二天，黛比娜去了索菲亚家。她一把撩起百叶窗，明媚的阳光顿时倾洒进来。

挂满照片的圣诞树
雪纷纷扬扬，均匀厚实，柔和静谧。渐渐地，一排排松树变成了白色，松针闪闪发亮。长着红色胸羽的知更鸟鼓起胸膛。这真是一个完美的白色圣诞。
树丛间，圣诞老人向外张望，宽腰带托着圆滚滚的大肚子。他一边左右摇晃着脑袋，一边滑稽地吼着“嚯——嚯——嚯”。他肩上扛着一只麻袋，十几个用花花绿绿的箔纸包好的圣诞礼物从袋口露了出来。
一张婴儿床安然栖于树下。玛利亚和约瑟夫躬身站在马槽边，牧羊人和东方贤士耐心地排着队，只为了看一眼这个婴孩。穿着红丝绒衣、留着大胡子的圣诞老人站在后面，和树一样高。婴儿床边的五只绵羊甚至可以一起放在圣诞老人粗大的手掌上。所有的东西比例都严重失调。
画面中央立着一个女人，身材高挑，腰肢纤细，健壮的双臂露在外面。圣诞故事里的人物逐渐淡去，光洁的商店橱窗上映出她的身影。克莱尔这才注意到自己的模样。她注视着那双蓝眼睛。
她望着这些圣诞的象征，出了神。这些由北欧设计、中国制造的圣诞节装饰，此刻正摆在塞浦路斯一条炎热而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的一家商店的橱窗里，与环境实在格格不入。即使到了十一月，这座城市的人行道上依然升腾着热气，雪景从来都只是徒然的幻想。一年到头，人们在宽敞的马路上悠然散步，一边思忖着什么时候去海里游泳，一边寻觅着棕榈树下的阴凉。
这家商店却倾情售卖闪亮的彩箔纸和绮丽的小装饰品，用琳琅满目的节日符号满足顾客们对寒流的憧憬。但克莱尔却已欣然将严冬抛在身后。不过，橱窗里的圣诞画面还是深深地勾起了乡愁。她感到心底一阵刺痛，不禁惆怅起来，开始怀念英格兰北部的浓雾和寒冰，还有每年一度的家庭聚会。
头一次在异乡过圣诞，克莱尔有些不安，但她也不是一个人。吸引她到这儿来的可不仅仅是温暖的阳光和每日必现的蓝天。是安德烈亚斯。就像之前的许多英国女人一样，她买了单程票，只为追随一个深色眼眸的外国人。
两人相识于英国的曼彻斯特。那时安德烈亚斯正在那里求学，但并不打算长久地离开家乡。如果她真想和他在一起，这方面可没有商量的余地。不久之后，她就随他来到他出生的这座阳光明媚的小岛。克莱尔深深地爱着安德烈亚斯，所以从不后悔当初的抉择。
安德烈亚斯回到了老家，一个靠近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的小村落。克莱尔则在尼科西亚市郊找到一处公寓住下。那是一栋白房子，周围的社区也都被粉刷成白色。其中一些房子建了只有几十年之久，但白漆涂层已经开始剥落，糊在水泥墙上的石灰成块落下。挂得歪七扭八的空调机，凌乱叠放的太阳能板和卫星电视接收盘，还有像拐棍似的从屋顶伸出的铁杆子——当初建筑师为这个迅速扩张的城市规划蓝图时未能料想到各种情况。每个阳台上都晾晒着成排花哨的衣物，为杂乱无章的街景添上最后一笔。
对于一个擅长口头表达，而且愿意为了一份微薄的收入而努力工作的外国人来说，塞浦路斯并不缺乏机会。克莱尔目前在一家书店上班，这里的日常作息与她抛舍的故乡生活不过是大同小异。工作日似乎更长些。尤其当她抱着塞满了时令蔬菜和家居用品——她仍在努力弄懂这些日常物品的名字——的购物袋，费力地步行回家时，炎热的天气令日子愈发难熬。虽然街头巷尾都在说英语，但这里显然还是异国他乡。为了让凉风吹进来，她打开公寓的所有门窗，于是数十个电视台的声音争相灌了进来。夜里，邻居电视里嘈杂不休的音乐和谈话声有时会吵得她快要发狂，于是她索性关上窗子——虽然热气让人快要窒息，但至少能享受片刻的清静。
朋友们心目中的海外生活，是玩乐到深夜，参加各种派对，每天都能去沙滩游玩——完全不是她这样的。但奇怪的是，她却觉得心满意足。每逢周末能与安德烈亚斯见面，就目前来说已足够。
十二月的那天，克莱尔站在圣诞用品商店外，等着安德烈亚斯开车来接。他终于要带她去见未来的家人了——确切地说，只有未来的婆婆而已。克莱尔有些紧张，把女友介绍给家人认识在英国约克郡是小事一桩，但在这儿却意义非凡。
“我想她一定会喜欢你的。”安德烈亚斯给她打气，“不过，要是她看上去有点儿不友好，那也别往心里去。”
“她为什么会不友好呢？”虽然早已知道希腊母亲可是名声在外，克莱尔还是故作天真地问。
“只是因为语言障碍，”他答道，“她没法儿和你进行真正的交流，仅此而已。”
车开上了尼科西亚旁的山丘，他们望见远处被土耳其占领的土地。安德烈亚斯很少提及塞浦路斯岛的分裂局面，但此刻真真切切地望着土耳其的国旗图案公然刻在远山上，克莱尔不禁想起国家分裂带来的动荡不安。两人很快就到了安德烈亚斯的村子，街道变窄了。颇具特色的房子温暖而惬意，许多家族世世代代都住在这里。有几栋房子似乎是靠着一蓬蓬浓密的枝蔓支撑起来——红艳艳的九重葛和葱郁的葡萄树彼此缠绕，难解难分。
“看啊，”车子到了一扇蓝色大门前，他说，“就是这儿了。”
在一栋稍大的房子前，一个面容如鸟儿一般的老妇人出现在入口处，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她双臂环抱，原本面无表情，可刚一瞥见儿子的身影，她的神色就霎时明亮起来，就像太阳终于从乌云里探出头来似的。
安德烈亚斯把车停在山顶上一块满是尘土的空地上，两人朝山下的宅子走去。他母亲候在门口，此刻双眼含笑，凝望着儿子。尽管瘦得像根芦柴棒，马基迪斯太太依然紧紧拥抱儿子，简直可以把他的骨头捏碎，还热情地呼喊着：“我的天使！我的心肝儿！”与此同时，她的目光越过儿子肩头，冷冰冰地瞪了克莱尔一眼。虽是暖意融融的大白天，这位英国姑娘却觉得她的心突然冰封了起来。
三人进了屋，克莱尔的眼睛好半天才适应了昏暗。寡居的老太太在厨房里忙来忙去，两个年轻人局促不安地坐在餐桌旁。克莱尔环顾四周。像其他塞浦路斯人家一样，这屋子的墙上也挂满了壁画，不过除此以外，还有三十多幅照片。一些是结婚照，但大部分是一个男子的肖像照。他相貌英俊，蓄着浓密的八字胡，身着军装，气宇轩昂。
“这是你父亲？”克莱尔问道。
“是啊。”安德烈亚斯回答。
“你长得真像他……”
“我母亲也老是这么说。遗憾的是，我对他没什么印象。”
克莱尔早就知道安德烈亚斯没有兄弟姐妹。此刻，她更是看出作为家中独子的他是如何享受母亲的万般宠爱。她忽然觉得自己在这儿非常别扭。不仅仅因为思乡之情——在家乡，圣诞节即使不下雪，也多半有霜。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局外人的尴尬，尤其是此时此地，在这栋房子里，这种感觉愈发强烈。
吃饭时，她几乎没说什么话。一些亲戚也来了：堂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们，三个姑妈和两位年事已高的伯伯。别人对她说话时，克莱尔即使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也还是礼貌微笑。递过来的每盘菜，她都客气地夹了点，甚至还吃了一只小雏鸟。为烹制这道名为“安伯洛普利亚”的水煮野鸟，当地人捕捉第一次试飞的雏鸟，然后残忍宰杀。她不想让安德烈亚斯失望，但在饭局即将结束时，她还是把几杯热辣的“泽瓦尼亚”烈酒灌下了肚。告辞时，一直强颜欢笑的克莱尔早已疲惫不堪。二人离开前，马基迪斯太太只是漫不经心地和她握了下手。
车子朝山下开去，两人之间气氛紧张。克莱尔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但安德烈亚斯母亲的冷淡比她原先料想的还要糟糕。
“她干吗那副样子？这些希腊母亲到底是怎么了？她们的占有欲为什么这么强？”从刚到安德烈亚斯母亲家的那一刻起，克莱尔的心弦就紧绷着。此刻，她再也压抑不住心底的怒气。
安德烈亚斯没有答话。这是个没有月光的漆黑夜晚，克莱尔看不到他的表情。
几分钟后，她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话。
“说呀，为什么？”
安德烈亚斯的沉默愈发激起了克莱尔的愤怒。
“你母亲永远都不会接受我，”她的口气有听天由命之感，“在这儿，我是个外乡人，而且永远都只能是个外乡人。”
车子正朝尼科西亚驶去。克莱尔朝窗外望去，正好看到早上那扇装饰有假松树和飘雪场景的商店橱窗。
她还注意到，安德烈亚斯并未朝她住的那个街区开，而是拐了一个弯，但不久之后就停下车来。
“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他说。
两人并肩走在一条街上，隔开了距离。路上闪烁着节日的灯光。克莱尔依稀望见远处有一株圣诞树。它孤零零地伫立在人行道中央，装点它的不是梦幻般的节日彩灯，而是一条条丝带。走近时，她发现上面还有一些更非同寻常的东西。这棵树上挂的不是圣诞装饰，而是一张张黑白照片，上面大多是男子，下面附有文字和日期：1974。
“看。”安德烈亚斯说。他拿起其中一张照片，上面写着：乔戈斯·马基迪斯。
照片已经褪色，显然挂了许多年。
“他的照片为什么会在这儿？”
“当年，我父亲是‘失踪人员’之一。”安德烈亚斯解释道，“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一万五千名塞浦路斯人失踪。他和很多人一样，从此就再也没出现过。这些照片让我们永远缅怀他们。”
当时，安德烈亚斯刚出世。他母亲等啊等，一直盼着丈夫回来。她每天都会去教堂点上一根蜡烛，然后祈祷。与此同时，她把对乔戈斯的爱，甚至于更多，全部倾注在儿子身上。
克莱尔伸手去摸安德烈亚斯的手臂，猜想着他也许会躲开。
“我真的很抱歉，”她说，“怪不得她那么害怕失去你，这完全合情合理。”
安德烈亚斯望着她，笑了。
“我想，她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明白，你并不会把我从这儿带走，就这么简单。”他说。
两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着那株挂满照片的松树。它不只出现在十二月的圣诞节，而是一年到头日日夜夜都伫立在街头。克莱尔心中那股重回英格兰的渴望彻底消失了。这就是她想留下来的地方：一个远离冰霜的地方，有甜暖的轻风将她温柔地包裹，还有一棵没有被白雪覆盖的松树。

最后一支舞
雅典城里的每个社区，无论是优雅高档的、略显破旧的，还是简陋不堪的，总有一扇装满童话故事的橱窗栖息在某个角落：照相馆。在这里拍摄的浪漫婚纱照会一直摆放在新婚夫妇的起居室里，直到二人终老。当然，除非他们后来离了婚。
西奥多里斯住的公寓楼不远就有这么一间照相馆。多年来，他从那里经过不下一千次，已经很久不关注它了，但今天却是例外。最近，照相馆两旁的好几家店铺都关门歇业，然而，希腊人哪怕没钱买瓷器和古书，似乎也仍有闲钱拍摄华丽的结婚照。
西奥多里斯今天要和未婚妻一起，在未来岳母的陪同下，到一家类似的照相馆去，所以，他头一次在这家店门口停下脚步，打算先看看里面都有什么。他盯着橱窗仔细看，发现照片背景总是着意衬托出新娘的婚纱风格。如果她选了件蓬蓬的裙子，那么照相师就会挑一个梦幻的背景，比如威尼斯人在希腊建造的古堡遗迹；要是她挑了件比较庄重的礼服，那么背景图上的也许是经典的地标式建筑，甚至是雅典卫城。几乎每个细节都可造假，甚至是新娘光彩照人的完美肤质，或者是新郎珍珠般洁白的牙齿。
童话故事里，每个新娘都是绝世美人，每个新郎都是英俊王子，而且这对美满佳人的周围总是笼罩着一圈光环。仿佛在举办婚礼的那一刻，两人已超凡脱俗，领受了上帝和诸神的庇佑。
男方通常会穿着剪裁考究的西服，如果婚礼在夏天举行，就以白色为主，不过每张婚纱照的焦点总是新娘。华丽动人的婚纱让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
订下这桩婚事的时候，西奥多里斯就已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婚礼筹办过程乃至婚礼现场，他都将是个陪衬。如今离婚礼只有一个月了。这是他第二次订婚，所以他知道迎接他的是什么。
十年前，他和他的前任未婚妻阿嘉碧，在和未来岳父岳母的斗争中输得一败涂地。那场婚事甚至都没走到拍婚纱照这一步。
两人初次见面是在雅典城宪法广场附近的一家酒吧里。那里每晚都有音乐演出。喧闹声中根本无法交谈，充满柔情蜜意的歌曲飘荡在空中，他们还没聊天，就不知不觉地相拥着跳起舞来。一曲终了，西奥多里斯就已经向他臂弯里的美貌女郎表达了爱意。直到那一刻，他们才彼此做了自我介绍。闪电般地坠入爱河，一见钟情——这是两人都从未曾体验过的强烈感觉。他们都觉得这将是自己人生中最后一次爱上别人。
虽然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西奥多里斯依然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阿嘉碧说的每个词。每次回想起来，分手的灼痛就涌上心头。
“如果他们现在就让我们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她噙着眼泪说，“我们成了家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在我姐姐身上，我已经看得一清二楚。”
西奥多里斯当时只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根本无法申辩。几个月来，他目睹了阿嘉碧的姐夫是如何忍受岳父母的百般欺辱，心里也愈来愈不安。他还意识到，她父母不仅对他本人极不认可，而且对他们的女儿有一股强烈的控制欲。和姐姐一样，阿嘉碧也如约得到了父母家楼上的一套三居室的宽敞寓所。它是一份丰厚的馈赠和陪嫁，而西奥多里斯却拿不出与之相当的厚礼。这份由砖石和砂浆、混凝土和玻璃筑就的大礼，坐落于雅典城里最高贵时尚的区段科洛纳齐，即将成为两人婚姻的爱巢。
虽然阿嘉碧的父母并未当面挑明，但是西奥多里斯还是觉察出他们并不怎么喜欢他。他最大的罪过就是生长于一座小岛，只要一说话就立马露馅。他的父亲以打鱼为生，收入不错，但在阿嘉碧母亲眼里，既然岛上没有学校，那他父亲自然是个粗鄙的乡下人。
对于这种成见，西奥多里斯无从辩驳，并且深知将来也无法改变他们的看法。于是他忍住揪心的悲伤，收回了那枚镶着孤零零一颗小钻石的订婚戒指。他和阿嘉碧分手了。那时的他太年轻，太文弱，根本无法反抗。对于一个深信真爱至上的男孩来说，他的梦碎了。
之后的十年，他把成家的事撇在一旁，全心专注学业，立志成为优秀的丈夫人选，令将来任何一个会做他岳母的人不敢小觑。他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司法考试成绩刚出，他就接受了资深合伙人的晚饭邀请。他终于有时间和心情做这些事了。
他很快明白了主人的用意。他们的女儿绯红的双颊，让这场精心策划的相亲会露了馅。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听凭安排，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即将成熟的果子，任由那对父母上下打量。这一回，是别人费尽心思，希望用婚姻把他拉入一个家族。那家人没有儿子继承父业，所以西奥多里斯明白，那份重任将由他来完成。
纳菲丽皮肤白皙，一头深色鬈发。虽然谈不上天生丽质，但也算长相甜美，并且在初次见面时就爱上了西奥多里斯。一个男人如果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那么剩下的十小时，他就需要好好享受一下别人的崇拜。订婚长达一年，以便好好筹备一场隆重的婚礼。从婚纱、鲜花、教堂、婚礼日期到摄影师，全由纳菲丽的母亲做主。
此刻，当他在一家照相馆沾染着几缕灰尘的橱窗前驻足凝神观望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未婚妻打来确认他们将在雅典市中心一家更高档的影楼碰头。
“希望我们的婚纱照比我正看的这些更自然点儿。”他竭力装出轻松口气，“嗯……好的。可以，没问题。待会儿见。”
一个月后，西奥多里斯站在教堂里，伴郎陪在身旁。那是雅典数一数二的大教堂，因为经常举办社交型婚礼而备受欢迎。夏天，婚礼一场连一场密集举行，犹如交通拥堵。西奥多里斯到的时候，前一场婚礼的宾客们正陆续离开。他谨慎端详着那些人，拿不准他们是刚来还是要走。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看他们手里是否有一只装糖衣杏仁的薄纱袋子，那是宾客在临走前收到的礼物。
进门时，他和伴郎小心翼翼地跨过地上的一段电缆。一109位老人正用吸尘器清理地毯上的大米，那是上场婚礼上人们向新人抛撒的祝福。吸尘器轰鸣，讲话很是费力，不过他还是彬彬有礼地站在门口，迎接先到的宾客，虽然许多都素未谋面。过了约半小时，教堂里再次人头攒动，他静候新娘的到来。西奥多里斯的父亲和两位姑姑很晚才到，他们身着黑衣，神情紧张，颇显拘束，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显得格格不入，不过可以看出，老父亲颇为儿子骄傲。
在最恰当的时刻，纳菲丽出现了。她选了一套童话般浪漫的婚纱，比平时更加姣美动人，他笑吟吟地捧给她一束鲜花。仪式进行得很顺利。神父早已趁着婚礼间歇用掺了蜂蜜的雷基酒润了润嗓子，方才用嘹亮的嗓音，轻松吟诵婚礼的祝词。
众人涌出教堂时，另一群人已聚集在外面，两群人交汇在一起。女宾客们用嫉妒的眼神打量着彼此的昂贵行头：量身定制的蚕丝礼服搭配得体的鞋子，对比色条纹的礼服裙加小外套，还有更适合夜间俱乐部而不是教堂的轻薄连身裙，以及虽被大衣遮掩，却依然夺人眼球的银色面料和金属饰片。在这种场合，年龄和体型已不在考虑范围。每个女人都穿着非常紧身的衣服。她们花在装扮上的时间并不比新娘少。
婚车在雅典的街巷中穿行，不一会儿就来到城南一处大型国际宾馆。宾客们先是抵达正门，然后被分别领到大楼的四翼。这四座大厅均以风的名字命名：波瑞阿斯、诺托斯、欧洛斯和泽菲洛斯——北风、南风、东风和西风。各场婚礼共用的设施不多，仅限于衣帽间和主入口。无论是参加婚礼的宾客、宾馆员工还是司机，都可聚在入口处吸烟。
西奥多里斯和纳菲丽的客人们鱼贯而入。六百个席位，五道菜的大餐。宾客们聚在大厅一头，只站着喝了点鸡尾酒，然后在巨大的圆餐桌前各自就座。用餐区旁边是舞池，客人们最后会伴着现场乐队的演奏——希腊的传统音乐和当代流行音乐——享受跳舞的快乐。宾馆负责掌控各个环节的时间点，精确得分秒不差。
第一位宾客进场后四十五分钟后，众人都已入座。接下来是一串响亮而细密的鼓点。舞台正下方，站在一小块台子上的西奥多里斯和纳菲丽等着液压驱动装置把他们升上去。新人出现，台下掌声雷动。漫长的入场仪式消磨了宾客们的耐心，他们早已饥肠辘辘，巴不得马上就开始用餐。虽然不少人为社交而来，但也期盼一场丰盛的宴席。
吃了小盘开胃菜，宾客更加饥饿难耐。每个餐桌前都有六位侍者。他们每人托着两只盘子，上面盖着银色圆罩。只见其中一人默默示意，于是六人齐刷刷揭开十二个银罩，将主菜展示出来。架势不小，可呈上的东西却不怎么符合众人的期待：一块饼干大小的羊肉上，撒着一小撮细树枝似的东西。看了菜单才知道那些是土豆丝。几缕旋涡状的黑色酱汁精巧地点缀在盘面上，拼着新人名字的首字母：N和T。
西奥多里斯望了望桌对面的父亲。老人此刻正低头看着自己的餐盘。这是他头一回离开米托斯岛上的家。宽敞气派的宴会厅和他完全不搭调。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一定是陌生而迥异的。西奥多里斯看在眼里，立刻读懂了老人的心思。要是他娶了岛上的姑娘，那么此刻就会是烤全羊连着烤肉叉一起抬上桌，乐师们也早就连番演奏起欢快的乐曲，此外还有成桶的葡萄酒供开怀畅饮。那些吃的东西肯定不会被弄得像艺术品。而且到了这光景，大家一定都喝了不少兹库蒂亚酒，全都兴高采烈，喜气洋洋。这时，他和父亲的目光交汇，只得勉强笑了笑。身着黑衣的姑姑们像保镖似的分坐在父亲两旁。她们自知乡音难改，所以并不怎么和周围的宾客说话，只是偶尔会彼此小声嘀咕几句。
主菜揭盖仪式结束，交谈声暂歇。就在这片刻的寂静里，西奥多里斯听见熟悉的乐曲从隔壁大厅一阵阵传来。接着，刀叉作响，谈话声恢复，曲声很快就被湮没了。不过西奥多里斯还是想要透透气。他觉得腹部不适，就像挨了一拳似的。
他碰了碰新娘的手臂，跟她说去去就回。于是，他没动菜便离开了宴会厅。
隔板外面，泽菲洛斯大厅的两侧，另外两场婚礼也在进行。波瑞阿斯大厅的新人还没到场，诺托斯大厅里的婚宴则领先了一大截。主菜揭盖仪式早已结束，纤薄的巧克力蛋糕已经顶着洒了糖霜的雕刻水果上桌，很快就被享用完毕，连盘子都撤走了。几分钟前，新娘和新郎跳了第一支舞。西奥多里斯刚才听见的，正是那支曲子的最后一段。
西奥多里斯关上身后的门，发现巨大的水晶吊灯下站着一个白衣女人。两三个客人正在角落处闲荡，只有她独自伫立在大厅中央巨大的圆形红毯上。这么多年过去，仿佛是他的心，而不是他的眼，认出了她。阿嘉碧。
“西奥多里斯！”看着他走了过来，她叫道。
“我的上帝，阿嘉碧！是你……你刚刚……”
“是的，刚刚。”
“祝贺你，”他勉强说，“你看上去很美。”
一阵尴尬的沉默。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我们的那首曲子……是你们这儿演奏的？”
“是啊……新人的第一支舞，它还是我的最爱。”她平静地说，“尼克不怎么懂音乐，所以他让我挑，这也没什么害处。”
两人站得很近，笑望着彼此的眼眸，沉醉在重逢的喜悦中。短短的几分钟里，他们全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为何会到这个毫无特点、世上处处可见的地方来。
泽菲洛斯大厅的两扇门被人推开了。?
“他们又演奏起那支曲子了，”阿嘉碧勉强笑着，“看来它已经成了大家的最爱。”
西奥多里斯想都没想，就把手臂搭到阿嘉碧的腰上，轻拢着她旋转起来。两人一时兴起，时隔多年的邂逅让他们头脑发热。此刻的西奥多里斯只能听到阿嘉碧那熟悉而甜美的嗓音在他耳畔轻轻吟唱：
我爱你，因为你是那么美，
我爱你，因为你是那么美，
我爱你，因为你就是你。
乐队继续演奏着那熟悉的曲调，一遍又一遍。两人在吊灯下飞旋。
过了一会儿，西奥多里斯的伴郎来了，迫切地想要引起他的注意。西奥多里斯却依然在舞曲中飞旋。每当伴郎伸手去拍他的肩膀，他都再次飘转到远处去了。
“西奥多里斯！”伴郎束手无策，急得叫道，“西奥多里斯！”伴郎这才看见新郎的眼睛是闭着的。他只得提高嗓门，“西奥多里斯！”
这回他终于听见了。
“该新人跳第一支舞了，西奥多里斯。纳菲丽……你岳母……所有人……他们都在等着呢。”
两人这才散开。
“你也是……”阿嘉碧疑惑地望着他，“今天？”
“是啊，”他答道，觉得自己的声音低得简直就要隐没在四周的沉寂里，“今天。”
此刻，两人已隔开了一段距离。越过西奥多里斯的肩头，阿嘉碧看见她的新郎也正朝这边走来。
“你还是走吧，”她喃喃着，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你要迟了。”
是太迟了。他心想，我太迟了。
两人又朝彼此望了最后一眼，心如铅一般沉重。西奥多里斯转过身去。

伊里妮与弗蒂斯
伊里妮匆匆穿过普拉卡区一条条安静的老街，鞋跟击打着古老的石板路，一声声在光滑的大理石壁间回响。伊里妮虽然觉得声音刺耳，但这会儿也没时间找鞋匠修补露出了金属尖头的鞋底。软底运动鞋不太适合今天的场合。脚上是她仅有的一对正装皮鞋，也是唯一能与这身整洁的绿色外套搭配的鞋子。
这片古老街区的人行道上总是摆放着置物架，只不过架上的明信片早已积满灰尘。每天早上，店铺老板们依旧乐观地把明信片架竖在门外，全然不在乎夏季游客已各自归家，而他们每天最多也只能卖出几张而已。他们依然毫不犹豫地挂起印有帕台农神庙的T恤衫、写有亚里士多德名言的贴画、希腊诸岛的地图，但他们心里也明白，手头上这些价格昂贵的博物馆藏品仿制品很可能会蒙上尘土，无人问津。
伊里妮喜欢步行穿过雅典城。对她而言，这里还是一座新城。狭窄的街巷通往市中心，她喜欢漫步在通往一条条宽阔林荫道的迂回曲折的街巷里。
这天是她教母的圣徒日，她正赶往雅典最时尚的咖啡馆佐娜丝，和教母会面。“别忘了给她买些花儿，”头天晚上，伊里妮的母亲在电话里唠叨着，“千万别迟到。”伊里妮的父母虽然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基尔基斯，却依然掌控着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伊里妮一向乖乖听命于父母，这次也一如既往地按吩咐去做。此刻，她手里正捧着一束包装精美的康乃馨。
那天早晨，街上格外宁静。直到看见好几拨警察在街角晃悠，抽着烟，站着聊天，时不时冲对讲机低语几句，她才记起为什么好几条大街都被封锁了，一场游行活动要在那天举行。
车辆适时绕开了市中心。此刻，这里静得出奇。一下子，烦躁的汽车鸣喇叭声和摩托车尖啸声全都消失了，大街上阒静无声，甚至听得到石板路的呼吸。街道空荡荡的，是往日难得一见的景象。以往，无论是下午四点还是凌晨四点，红绿灯前总停着长长的汽车队伍，迫不及待地想要赶回家。能让雅典繁忙的交通戛然而止的，只有示威游行。
伊里妮终于到了雅典大学大道。一条长长的马路通往市中心广场宪法广场。她听见远处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隆声。她注意到警察们立刻行动起来，踩灭才抽了一半的香烟，拿起原先靠在商店橱窗上的防暴盾牌。那阵隐约的轰隆声很快就会成为震耳欲聋的咆哮。
伊里妮加快脚步。不一会儿，咖啡馆就在眼前了。她推开厚重的玻璃门，走了进去。这里的客人全都是养尊处优的富人，他们正喝着咖啡，由身穿制服的服务生彬彬有礼服侍着，122全然不在乎外面的喧闹甚嚣尘上。
伊里妮的教母迪米特拉已坐在窗边的一张桌前。她气质优雅，穿着红色套装，戴着厚重的金耳环，头发也刚刚做过。看到教女进门，她笑逐颜开。“你看上去很好啊！很精神！”她大声招呼着，“大学怎么样？你父母还好吧？祖父母呢？”问题一个接一个。
伊里妮入学才几周，对许多事情还没有什么概念。告别希腊北部的宁静家乡，离开父亲无孔不入的严格管教，她还在逐渐适应雅典的都市生活。她还没有完全走出家庭生活的藩篱。
“既然你爷爷奶奶的家离大学只有半小时路程，”当初，她父亲曾经大声呵斥她，“那又何必花钱去租什么破烂公寓呢？”
没办法，伊里妮和许多大学生一样，住进了她十九岁的生命中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枕边整齐地摆放着一只只色彩柔和的填充玩具，儿童图画书跟她历史文献学的教材并排摆在一起；屋里的每样物品，包括小瓶绢花，都衬着她祖母钩的蕾丝花垫。
供她上大学已经让父母捉襟见肘，所以她只得同意说，这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她父亲可定期领到政府发的退休金，家里的生活还不至于很窘迫，但所有积蓄都已花在孩子们的课外辅导上。和许多希腊人一样，伊里妮的父母也对儿女寄予了厚望。
看着哥哥的毕业照被小心翼翼地摆在祖父母家的电壁炉上，伊里妮几乎有些痛苦。因为她知道，如果将来能在这张照片旁再摆上一张，老夫妇俩肯定更是乐开怀。事实上，祖母已经买好了与之搭配的相框。
“为什么要摆这么多我们的照片啊？”一天，祖孙三人围坐在红木餐桌旁时，伊里妮问道。
“你不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哪。”祖母答道。
“可我一直在这儿的！”她回道。
“白天可不是。”祖父插话说，“白天，你可不在这儿。”
伊里妮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家庭的保护无处不在，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很好啊。”她故作轻松地对迪米特拉说，“这儿的一切我都喜欢呢……有些地方很特别，不过都很好，很好。我在慢慢适应。我奶奶做的葡萄叶包饭是天底下最好吃的。”
每个孩子都认为自己祖母做的葡萄叶包饭天下第一，伊里妮也不例外。两人点了略甜的希腊式咖啡，以及小块馅饼，然后开始聊大学的课程和大纲。
伊里妮坐在靠窗的桌旁，将街景尽收眼底。她注意到一群摄影师已聚集在佐娜丝咖啡馆外。游行队伍逐渐走近，摄影师纷纷将相机对准队伍前列的示威者，飞速摁动快门，闪光灯频频亮起。他们渴盼着自己的作品上第二天的头条。
致密的平板玻璃屏蔽了街上的喧嚣，将咖啡馆里的客人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不过，当大约一千名学生组成的拥挤队伍一步步逼近，从客人们眼前经过时，咖啡馆内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
好几只脏兮兮的大狗也被卷入了行进的队伍。这些流浪狗和杂种狗总是在街头游荡，睡在门洞里，靠餐馆的残羹剩饭过活。此刻，它们围着游行的队伍狂奔乱吠，对着领头的人狂嚎。有几只狗被人用一米多长的绳子牵走了。亢奋的群狗使得场面愈发混乱。
佐娜丝的服务生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游行的队伍从门口经过。玻璃墙外走过的混乱人群和服务员身上整洁怀旧的制服以及店里干净锃亮的餐桌俨然是两个世界。
游行队伍中大都是年轻人，清一色的皮夹克，胡子也没刮，短寸头。他们嗓音低沉，齐声呐喊，可周围的人根本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旗子上的标语也同样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些旗子上的布是扯烂的，很难判断是发生了意外，还是特意设计成这样，但的确让人感到了暴力冲突的气息。
“好像跟什么教育改革有关。”迪米特拉询问时，服务员一边把找零放进桌上的金属盘子里，一边咕哝道。
坐在这个颇有小资情调的咖啡馆里，伊里妮觉得有些不安。和外面那些人一样，她也是个学生，然而她和他们似乎有天壤之别。
迪米特拉觉察出伊里妮的表情起了微妙变化，意识到她这教女的心思已经跑到别处去了。
“怎么了？”她关切地问，“你不用担心这些游行。我知道，基尔基斯不会发生这种事，但这里天天都会有。学生们总是示威游行，不是抗议这个，就是抗议那个。”
迪米特拉不屑地摆了摆手，伊里妮顿时觉得在她和她优雅的教母之间赫然出现了一道鸿沟。不管外面的人们是对什么事情如此愤愤不平，旁观者都不该加以贬低。不过伊里妮不想争辩。
十五分钟后，游行队伍过去了，两人也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准备离开。
“见到你真是开心哪——谢谢你送的花！”迪米特拉说，“改天我们再聚一聚吧。别在意那些学生，只要保持距离就行了。”
迪米特拉俯身去吻伊里妮，伊里妮立刻闻到了教母身上名贵的香水味。那感觉就像是被一张羊绒毯子包裹起来一样。这位年过六旬的优雅女士匆匆走到街对面，转身挥手告别。
“再见啦，亲爱的。”她大声说。
伊里妮向右瞥了一眼，看见游行队伍的尾巴还在慢腾腾地朝政府大楼行进，口号声变成了微弱的嗡鸣。有那么一会儿，她真想跟上去，但又觉得时机不对，于是朝左拐进了空荡荡的大街。交通管制还会再持续十分钟，于是她趁势到了马路中央，小心翼翼地沿白线往前走。交通灯还像往常一样从红变绿，但是这时候，只有她一人走在宽阔的马路上，尽情享受着这意外的自由。
那一周，因为学生上街游行，好几次上课时，伊里妮班上的座位都空了一半。她很诧异那些大学生第一学期就荒废学业，不过她初次踏进校园时就明显看出，这里的学生大都认为街头政治和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一样重要。学校的墙上贴着成百上千张一模一样的红色和黑色传单，千篇一律的内容仿佛催眠术一样，几乎淹没了口号原本的含义。
“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呢？”一些同学曾问她。
在伊里妮的父亲看来，雅典只有一个政党、一种世界观。倘若反对这一观点，伊里妮也不会有胆量当着父亲的面提出异议，哪怕是吃饭的时候在餐桌上提出来。父亲厌恶共产主义者，鄙视无政府主义者，伊里妮没勇气去质疑。所以当大批同学定期意气风发地举着临时标语上街游行时，她不能参加。而对同龄人来说，这已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当他们穿过布满涂鸦的走廊时，甚至连墙壁都在声援他们。
不过，很多个日日夜夜，当游行和政治被抛到一边，持不同政见的学生们也会照常吃饭，喝酒，跳舞，寻觅爱情。
一个周五的晚上，在伊哈瑞亚区的一家酒吧里，伊里妮忽然注意到一双淡绿色眼眸。昏暗的光线让那双眼睛的颜色显得更加柔和。她情不自禁地笑了。这样一张完美无瑕的脸庞总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他也对她笑了。
“喝点儿什么？”他比画着示意。酒吧里的喧闹声简直震耳欲聋。伊里妮和朋友们加入了那男孩所在的圈子。大家彼此介绍了一番。那个男孩叫弗蒂斯。
烟雾缭绕，桌上的玻璃酒瓶密麻如林。能够结识其他院系的同学，伊里妮很高兴。而且更开心的是，她能感觉到那个帅气男孩一直在注意她。酒吧中央的舞台上，歌手和乐师们轮番登场，但年轻人只顾着兴高采烈地簇拥在一起，很少会去欣赏。
凌晨四点，酒吧要打烊了，伊里妮起身要走。她知道祖父母中肯定有一位正熬着不睡，等她回家。她于心不忍。不过，她刚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弗蒂斯就追上来牵住了她的手。伊里妮立刻意识到，今晚是不会回家了。她总是力劝祖母说她已经长大成人，完全有能力照顾自己，所以今晚，她真心希望那位年过八旬的慈祥老人会记得这番话。
在附近一幢早在电梯发明之前就造好了的旧公寓楼里，弗蒂斯、他的室友安东尼斯和伊里妮爬到第九层。墙壁上布满如蕾丝般精致的图案，可是走近细看，伊里妮却发现那图案却是由无数个小小的字母组成的，跟大学里一样，甚至连楼梯拐弯处的平台部分都写满了各种政治口号。
伊里妮真想越过矮扶手，朝下望一望那令人眩晕的深幽的楼梯井。不过她努力抑制了这股冲动。所以当弗蒂斯打开房门时，她暗自松了口气。这是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一条瓷砖铺成的肮脏过道从沙发一直延伸到洗手台。空气中弥漫着腐臭的烟味儿。屋里没有通风口，烟气无处可散。
和伊里妮一样，两个男孩儿也在大学念书。不过她和他们再没别的相似之处了。伊里妮闻着屋里的乌烟瘴气，意识到这就是现实的味道，这才是真正的学生生活。
弗蒂斯的公寓没有窗户，天花板很低，房间墙壁涂成深色，但伊里妮却觉得，和这里相比，通风良好却了然无趣的祖父家反而会让她备感压抑。第一次到这里来时，伊里妮就明显地感受到了这种反差，之后每次从酒吧和他们一起步行回公寓时也不例外。他们总是和安东尼斯一起回来，三人肩并肩，弗蒂斯居中。到家后，他们会按照惯例，各做各的。安东尼斯会打开电视，坐在电视机前，从沙发下面抽出他的羽绒被——他就睡在沙发上。弗蒂斯则领着伊里妮进了自己的卧室。
在弗蒂斯狭窄的小床上，伊里妮被他炽烈的激情点燃。那是一种悄无声息的彻底征服。他纤瘦身体里蕴藏的男性魄力让她不胜惊喜。这远远超出了她对欢爱的期待。
她从没在白天见过弗蒂斯。他们总是在同一家酒吧约会，那里几乎每晚都会吸引来大批客人。接着，他们便回到弗蒂斯幽暗的公寓，躺到那张硬邦邦的床上。在祖父母家，她总会在窗帘缝隙间射进来的一缕亮光中醒来，在这里则完全不同。房间没有窗户，唤醒她的不是阳光，而是冰凉的床单。头天晚上烈火般的激情缠绵和淋漓汗水现在让床单变得潮湿冰冷，她独自一人躺着，不禁打起寒战。弗蒂斯总是早早不见了人影。
起初几回，伊里妮总是悄悄起床，溜出公寓，尽量不惊扰安东尼斯。可是一天早晨，当她打开卧室门时，却看见安东尼斯正坐在厨房的小餐桌旁。虽然认识了好几个星期，但她和安东尼斯几乎没说过话。一个熟识的朋友忽然交了女友，他多半会心生芥蒂吧。伊里妮觉察到了一丝敌意。对于安东尼斯，她心里没底，而此时此刻，他们还是头一次单独相处。
“嗨……”她友善地打着招呼。
他点了点头，深吸了一口烟。
虽然时间还很早，安东尼斯却已经打开了收音机。布祖基琴演奏出轻柔的背景乐。他面前的烟灰缸里，烟头堆成了一座小山。烟灰仿佛被弄脏了的糖粉，撒满桌面。
“你看见弗蒂斯了吗？”她问，“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安东尼斯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他说，“一点儿都不清楚。”
他慢悠悠地、从容地从面前的烟盒里又抽出一支烟来，也没客气一下，就自己点燃了。他使劲吸了一口，抬起头看着她。在此之前，伊里妮还从没仔细打量过他。他和弗蒂斯一样，蓄着络腮胡，几乎剃光了头发，不过在其他方面，他们却有很大区别。她发现安东尼斯的身材更宽厚，鼻子和宽脸庞似乎不太相称。
“哦……好吧。”她说，“再见。”
说完，伊里妮出了公寓，走进朦胧的晨曦里，步行几公里回到祖父母家。她一路上直打哆嗦。
关于弗蒂斯，她的朋友们问东问西，可她什么都不想说。她只知道，她对他的迷恋与日俱增。每次两人相处时，他凝视的目光总会让她无法抗拒。他有时会好几天都不联系她，甚至连一条短信都没有。对此，她也只好接受。
又隔了好几天没见，她忽然在学校外面撞见了他。他笑得很灿烂，上前握住了她的手臂。
“伊里妮，我亲爱的伊里妮，你都上哪儿去了？”
他的亲昵彻底消解了她的嗔怒。他握着她的手臂，让她觉得自己顷刻之间仿佛就被融化了。那晚一起回公寓的路上，他停下来，点燃了一支烟。在幽静小巷的黑暗中，打火机的明亮火焰闪过，几道邪恶而诡异的阴影在他脸庞上跳跃。那景象实在阴森可怖，但也只不过是光影的恶作剧罢了。
翌日清晨，像往常一样，她醒来，发现他已离开。接着，她再次看见安东尼斯守在厨房的餐桌旁。
“你们俩不需要睡觉吗？”她故作轻松地问安东尼斯，“难道都得了失眠不成？”
“没有啊。”安东尼斯说，“你也冷得够呛吧。”
“是啊。哦，没事儿。我就是觉得有点儿怪而已。就是有点儿怪。”
伊里妮说着就要离开，但安东尼斯似乎还有话说。
“那个……小心点儿。请多加小心。”
他的语调里有种真诚的关心，这有些奇怪。她实在弄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课程受到更多干扰。就算学生来上课了，教授也不一定都在。有的教授即使出现在讲台上，看到依然坚持来上课的学生，也似乎感到失望。
“这么说，你没去游行？”一位教授曾这样问她，“为什么不去呢？”
伊里妮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对她来说，不做某件事似乎比做某件事解释起来还要困难。
“我得来上您的课。”她只能想到这个理由。
真正的原因是她害怕自己上街游行后，父亲会作何反应。他会更加失望。母亲会思虑成疾。走上雅典大学大道去游行示威，然后让祖母看见她手持标语。她一辈子都不会冒这种风险。
过去的几周，游行的原因有所改变。警察在街上枪杀了一名十五岁少年，激起了更强烈的公愤。上课时间教室里空无一人的现象更频频出现，抗议队伍占据了整条街道，也更充满了暴力意味。在市中心，大街小巷都弥漫着催泪瓦斯的刺鼻气味，商店被烧，墙上安装的自动取款机经烈火熏烧和示威者打砸，成了黑漆漆的窟窿。每家金融机构都沦为攻击目标，甚至连巨大的圣诞树都被付之一炬，成为抗议者胸中怒火的象征。
一天晚上，因为警察设置路障将多条道路封闭，伊里妮到家比平时晚了一些。当她沿着光洁的地板穿过客厅，发现平时很少打开的书房门居然开着——祖父正在里面读报。他叫了她的名字。
“是你吗，伊里妮？到我这儿来一下，可以吗？”
她的祖父虽然二十年前就已退休，却依然保持着政府官员的做派，每天都要在办公桌前坐很长时间。
“让我看看你。”他端详着她的脸，充满了慈爱与好奇。“你去哪儿了？”
“刚从学校回来……”?
“最近外出的时间可不短哪。比以往要长。”
“街上有游行，路上花了不少时间。”
“是啊，那些游行……我正想跟你谈谈。我们从没谈过政治话题，不过……”
“我没参与。”伊里妮立刻打断他。
“我知道你没有。”他说，“不过我知道你们院系是什么样子的。你知道，那里是出了名的激进派。而你父亲……”
“可我不是激进派，”她说，“真的，不是。”
虽然远离家乡，伊里妮还是觉得自己依然处于父亲的监控之下。她知道，父亲多半已经听说了她经常天亮才回家的事。
一张报纸，引发这场祖孙谈话的催化剂，正放在祖父的书桌上。她瞥见上面的大标题：市中心大火。
“看看都发生了什么！”祖父说着。
他拿起报纸，在空中扬了扬。
“这些蒙面作恶的小年轻！他们太丢人了！”他情绪激动，嗓门也大了起来，“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
只要一谈起这个话题，这位慈祥的老人总是很快就失去了往日的儒雅风度。
伊里妮忽然瞅见一样东西。
那张报纸的头版上有两张照片。一张是燃烧的圣诞树，另一张是一个人在两名防暴警察挥舞的警棍下倒地的模样。人们不会认出这些警察是谁——防护头盔上的有机玻璃面罩遮住了他们的脸，但相机镜头却清晰地捕捉到了挨打的这个人的五官。他的面部由于疼痛和愤怒而有所扭曲。要不是因为他的眼睛那么独特，那么晶莹，那么柔和，伊里妮也不会一下子就注意到那张照片。
她从祖父手中拿过报纸。她双手颤抖，心怦怦直跳：是弗蒂斯，是他，确凿无疑。让她吃惊的是，他手里紧握着一个燃烧的火把。正因如此，警察才比较难下手。显然，他们害怕自己也被点着了。照片里，因为紧紧地攥着火把，弗蒂斯的指关节都发白了。他绝不会轻易放下武器。
“你看哪！”祖父说，“看这些小流氓！”
伊里妮简直说不出话来。
“太可怕了，是啊……太可怕了。”她喃喃道。
她边说边把报纸放回到祖父的桌上。
“我得出去一趟。”她说，“待会儿见。”
“可你奶奶已经做好晚饭了……”
没等祖父说完，书房的门已经重重关上。
伊里妮开始沿街奔跑，先左转，然后右转，再右转。这一次，在普拉卡区的街道上，她的脚步悄然无声。二十分钟后，她终于气喘吁吁地跑到了伊哈瑞亚区那条熟悉的破旧街道。公寓楼的门半开着——前一阵子有人把门锁踢坏了，可谁都不愿意费事去修。她跑上楼梯，一两步个台阶。到了第九层，她筋疲力尽地伏在弗蒂斯公寓的门上，用尽所剩的力气，使劲敲门。
不到一秒钟，安东尼斯就拉开了门。
“他在哪儿……”她喘着粗气。
“不在这儿。”他边说边靠到一侧，好让她进去。
伊里妮心乱如麻。此刻，她只能想到两种可能。弗蒂斯应该是被关在什么地方了，或者躺在医院里。她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安东尼斯想要告诉她的事情。?
“他不见了，他走了。”
“什么？他去哪儿了？”
“你还是先坐下来吧。我慢慢告诉你。”
她任由安东尼斯拉着她的手臂，把她带到厨房的餐桌旁。那里有两把嘎吱摇晃的破椅子。她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下。
“这些是什么？”
“几天前，我在弗蒂斯的房间里发现的。”
“他那儿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他搜集来的。虽然我认识他也有一阵子了，可是……”
在伊里妮面前的餐桌上，是一堆剪报。
潘德利斯……阿类奥波利斯……亚特米达……克罗诺斯。
她大声念出上面的地名，立刻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关联。
“火灾。”她说，“这些地方都被烧了。”
“不仅如此，”安东尼斯说，“而且都疑似有人蓄意纵火。”?
“你觉得弗蒂斯和这些有关？”
“呃，你怎么看？”安东尼斯说。“我想你已经见过《每日新闻报》头版上的照片了吧？”他又说。
“举着火把的那幅？嗯，我看见了。”
“那再来看看这个。”
安东尼斯拉着伊里妮的胳膊，带她进了弗蒂斯的房间。他刚一打开卧室的门，一股刺鼻的烧焦味迎面扑来，呛得伊里妮差点喘不过气。卧室中央，有一团烧焦的衣服和纸。家具被熏黑了，床单还在滴水——安东尼斯刚刚用浸了水的床单拼命扑灭了这堆火。
“我的天哪。他这样会把整栋楼都烧掉的！”她惊呼道。
“要是我刚才没回来……”
“他怎么能这样？”屋里残留的烟气和满腔的惊惶错愕让她喉咙发干。
“我觉得他根本不在乎。”安东尼斯答道，“纵火犯的本性就是这样。要是他在乎，就不会……”
伊里妮再一次看着报纸的头版照片，审视着那张熟悉的面孔。过去那些日子，她一直觉得那张脸完美无瑕，如今却看到吞噬一切的愤怒将它扭曲成狰狞的模样。她这才意识到自己那晚曾在街头看到过弗蒂斯那张邪恶阴森的面孔。就在那一刹那，火熄灭了。甚至连那一刻的回忆都让她浑身发冷，一直冷到心里。
在希腊语中，“伊里妮”（Irini）意为“和平”，“弗蒂斯”（Fotis）意为“火”。

卡拉波利的屠夫
卡拉波利的集市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仍是小镇的骄傲。集市主体由金属材料构建，配以磨砂玻璃顶棚、砖墙和瓷砖地板，其布局设计模仿希腊正教的十字架造型，由四条街巷交汇而成。其中一条街专卖蔬果，一条街供应肉类和奶制品，货品一条街为干货区，诸如白糖和豆类，第四条街则是鱼市。集市正中央是一间花铺。
夏天，玛纳达基集市里的农产品仍然新鲜凉爽；冬天，前来购物的人们也可悠然地从一家店踱到另一家去，无须担心淋雨或受寒。集市刚落成时，小镇居民欢天喜地，尤其是镇长，这座集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因为小镇曾饱受侵略者的蹂躏，之后又为内战所苦，所以人们修建这座市场，是为了纪念小镇，开始它新的历史篇章。
如今货摊间距远没有以前宽绰，摊主们个个锱铢必较，一丝不苟地把守着从市政府那里租来的每寸土地。要是一只板条箱不小心落入隔壁摊主的地盘，那么它很快就会被推搡回原位。
购物是每个家庭主妇的日常活动。她们每天都会在这座市场里待上两个小时，对她们而言，购物不仅满足了实际需求，也成为一种社交活动。卡拉波利的妇女买起东西来煞有介事，在买之前，她们会捅啊，戳啊，捏啊，闻啊，尝啊，使尽各种办法挑剔。比如要买一块菲达奶酪，也许就得品尝六七次——虽然奶酪的外观看起来毫无二致，但是每一块都有微妙而独特的味道。
买肉则是另一回事了。用不着挑来拣去，只需一次性作出决定就好了：在三家屠户中选定一家，然后长期光顾。在这座小镇里，只光顾一家屠户的传统在各家各户世代相传，其忠诚度堪与宗教信仰相提并论。每个人都坚信他们家选定的屠夫卖的肉来自希腊北部最棒的牧场，这些肉晾挂在肉摊上的时间刚刚好，切割方法更优于别家，而且品质更好，更新鲜。在卡拉波利，人们很少改变自己的看法或习惯。
在居民的记忆里，这镇上就一直有着三家肉贩，他们分别姓拉迦吉斯、佩特罗普洛斯和迪亚曼提斯。目前，每家都由一父一子负责经营。
安娜·泰克斯迪斯虽然并不是小镇居民，却很清楚自己要光顾哪家肉店。甚至从她记事以前开始，她的每个复活节和夏天就都是在卡拉波利度过的。她的父母都是医生，在雅典一所医院工作，非常繁忙。他们每年只能休几天假，却非常乐意把自己的独生女留在她祖父那栋阴暗的老宅里。因为他们认为，老家毗邻希腊西北部风光旖旎的伊欧亚尼纳，那里的凉爽空气一定会比首都污浊的空气对女儿更有益。
安娜深受祖母宠爱，不过即使是一连数周的百般娇宠也无法阻止她想家。她觉得这种乡村生活把她和学校的朋友隔离开了。虽然祖父母在这小镇上生活了一辈子，但是与他们熟识的夫妇中没有一对有孙辈。所以对安娜来说，每年这几个月她都得忍受与世隔绝的寂寞。和祖母相比，祖父更严厉。七岁时，她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盘子，结果挨了祖父一顿打。从那以后，她就怕了他，总是小心提防着。令她沮丧的是，虽然祖母最近过世了，而且她的大学生活也即将结束，但父母依然坚持让她一年两次，千里迢迢地回卡拉波利度假。
这一年，为了照顾祖父，她接管了所有家务，试着像祖母那样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虽然眼看就要失败了），并做得一手好菜（同样是有欠火候）。而她的祖父，即使是早年担任镇上的邮政所所长时，也是动不动就发火。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变得更加暴戾专横。安娜这才体会到她可怜的祖母一辈子受了多少委屈，于是算着日子，巴望着能早点儿回到雅典。
安娜唯一能做得没有一点闪失的家务就是购物，因为老亚历山德罗斯·泰克斯迪斯的吩咐相当明确。到哪家店买，买哪些食品，年事已高的祖父全都一一列明，没给孙女留任何的选择余地。说到买肉，她就必须到迪亚曼提斯家的肉摊去。从十五岁起，安娜就成了素食主义者，所以每次去买肉时，她总不免反胃，而且明知到了吃饭时，她还是会把自己的那份荤菜拨到盘子边上。?
“绝对不要靠近科斯塔斯·拉迦吉斯那浑蛋，还有他儿子。”祖父总是这样告诫她，甚至不怕当着孙女的面用脏话，有时候还会添一句话。“那人是魔鬼，”他会生气地说，“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安娜的祖父坚信科斯塔斯·拉迦吉斯曾隔着墙，往他们家院里扔了些肉，毒死了他们的狗。虽然这已是四年前的事了，可祖父的怒气非但没消，反而与日俱增。
“那个月，还有其他五户人家的狗被毒死了。”他时常愤恨地说，“这些人都不是拉迦吉斯肉店的主顾。这是事实。”
一连数月，狗被毒死的离奇事件让整个小镇困惑不已，可是人们从未找到合情合理的答案。对于安娜的祖父来说，谣言就是事实。科斯塔斯·拉迦吉斯就是那个谋杀狗的人。
每次到市场去，为了听从祖父的吩咐到迪亚曼提斯家的肉摊买肉，安娜要经过另外那两家肉摊。佩特罗普洛斯总是对每个路过的女人说些轻佻话，女人们也只得忍受他那老一套：免费提供一公斤好香肠啦，或者各种漂亮的胸脯肉啦。佩特罗普洛斯和他父亲一样举止粗俗，不过安娜早已不在意那个屠夫随口说出的一串串下流话，就像屠户们把一文不值的牛内脏直接扔进垃圾桶。
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科斯塔斯·拉迦吉斯和他的儿子阿里斯从不会骚扰她；事实上，每次见她来，那对父子总是转过身去，让自己忙活起来，不是小心翼翼地串羊肉块儿，就是擦洗肉柜前的厚木墩子。每次路过，安娜总能觉察出一丝紧张。
那天，祖父让她去买一块特大号的猪排。第二天就是大斋节了，祖父吃完这块肉，要隔上好一阵子才能再开荤。她知道，饮食的改变会让他的脾气更加暴躁。从小时候起，安娜就不明白一个看起来毫不敬畏神灵的人怎会如此虔诚地恪守宗教节期。
佩特罗普洛斯正把一整头猪挂上架子。沿着那只猪的肚子，有一道完美而精准的切口，内脏已去除干净。心、肺、肝、脑都被分门别类地盛放在不同的桶里，供顾客查看，远远比肉便宜。这些器官可是牲畜活着的时候的动力之源，而如今却几乎分文不值。为什么会这样？这似乎有些本末倒置。对安娜来说，走进肉贩子营业的这条巷子就是对她忍耐力的考验。她讨厌一切与肉有关的东西。只要闻到这地方的气味，她就泛起阵阵恶心。
她现在长大了，也有主见了。遇上佩特罗普洛斯的轻狂话，她有时甚至会回敬过去。今天，几只羊头被胡乱堆放在一只大盘子里，仿佛当初也是如此随意地任人宰杀。这场面稍稍吸引了她的注意。一双双羊眼大大地瞪着，一只标签插在其中一个头骨上：新鲜小羊头，每只一欧元。
“那只羊看上你了呢。”佩特罗普洛斯指着其中一只令人毛骨悚然的羊头，跟安娜开起了玩笑。
安娜竭尽全力让自己的目光直视货摊尽头的那家肉店。
刚才，佩特罗普洛斯的肉摊前正好有一小块软软的牛油被扔在地上。那块牛油只有一粒念珠大小，而且很快与白瓷砖地板浑然一体。安娜大步流星地朝目的地走去，全然没注意到那块牛油。她一脚踩上去，那块油脂迅速延展开来。
阿里斯·拉迦吉斯向来留意老泰克斯迪斯的孙女，知道她每次都会昂首走过他们的肉摊，仿佛世上根本不存在他这个人。他很清楚，自己的父亲和她祖父彼此嫌恶，可这女孩的轻蔑举止已近乎失礼。
那天，他正忙着在肉摊前摆放肝脏，贴上标签，同时也留意着女孩的脚步。她距他还有一米，他已闻到她的味道，一种甜蜜的香气，和生肉的酸腥味形成鲜明对比。
也许在安娜意识到之前，阿里斯已经发觉她就要滑倒。在那一瞬间，他发现这姑娘的步伐有些不对头，便闪电般冲了出去，手里的牛肝“啪嗒”一声摔在了地上。他向前一跃，在安娜的头眼看就要磕在地上的一刹那接住了她。安娜的身子很轻，但为了阻止她滑倒，阿里斯还是和她一起倒在了地板上。他发现自己已经把她抱在了怀里。
实际上这事儿发生得极快，但对安娜来说，一切却好像是慢动作。她觉得自己飞到半空，向上升了一段距离，身体被放平，悬空了一小会儿。然后，她才发现自己躺在了地上。她的第一反应是羞愧难当。她注意到了阿里斯丢在一旁的动物内脏，接着便挣扎着想要站起来，这才觉察到身下还躺着一个人。那人搂着她的肩膀，正扶她起来。
她又羞又恼。她能感觉到周围的顾客和摊贩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要是你花点儿功夫，好好清理干净。”她气呼呼地说，“就不会这么危险了！”
在此之前，阿里斯从没与这位年轻姑娘对视过，因为她总是刻意避开他的目光。然而此刻，两人面对面站着，他发现她的眼睛是晶莹剔透的蓝色，而且闪着冰冷的怒气。
她朝下一看，发现胳膊上有血迹，裙子上也染了几点红色。是不是擦破了皮？她没觉得痛，于是意识到这血不是自己流的。
“你瞧！”她说，“我的裙子也给你毁了！”
阿里斯心里委屈，想张口声辩。要不是他出手，她肯定会受伤的。为了让她明白，他抬起双手让她看：他的手上也沾满了牛血，把她裙子弄脏的就是这个。但安娜已经气冲冲地走了。她这辈子都不想在拉迦吉斯的儿子面前摔倒。
“你去集市的时候，我可不希望让你靠近那家肉店。”她祖父总是反复告诫她说，“绝对不要靠近，明白吗？”
那名年轻的屠夫捡起地上的牛肝，把地面擦拭干净。他一直用心保持自家肉店周围的环境卫生，而且可以确定，那块让安娜滑倒的牛油正是隔壁佩特罗普洛斯干的好事。他看见安娜已在迪亚曼提斯那里买好了肉，并且很快就会往回走了。他能感觉到那姑娘仍是火冒三丈，自己百口莫辩，所以她再次走过来时，他转身避开了。
集市中央的交叉口是所有顾客的必经之地。那里只有一个卖花的小贩，叫玛丽亚·索福利斯。那天，她正忙着捆扎玫瑰花束，给它们裹好鲜亮的塑料网，再系上一个抢眼的蝴蝶结。她后退了几步，欣赏着自己的杰作。那天正好是圣萨文纳日，她的生意不错。
由于花店地处交通要道，索福利斯女士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把四条街巷的大事小情尽收眼底，集市里的风吹草动她也全都知道。这位花商可谓是小镇的百事通。光从顾客们买花的习惯中，她就能获知大量信息：谁跟谁是好友，谁跟谁和好如初，谁跟谁反目成仇，谁和谁在暧昧交往，谁和谁是情人关系。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你还好吧？”她关心地问安娜，“那一跤本来可是不轻。”
“我很好，谢谢啦。”安娜脸红了，她真希望大家都忘了她丢人现眼的那一刻。
“谢天谢地，那个年轻人接住了你。”
“接住我？是吗？我还以为他就是扶我起来罢了。”
“我当时亲眼看见的，”花商确认道，“你整个人都飞了起来。他立马把自己的身体垫在你身下。要不是他，你说不定会摔个脑震荡。”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花商语气坚定，“他救了你，所以你该心怀感激才对。”
“但他本来就不该把又黏又滑的碎肉块往地上扔啊。”安娜反驳道。
“那不是他干的。”玛丽亚说，“大家都知道，佩特罗普洛斯才是那个不干不净的肉贩子。他脏的可不光是那张嘴。”她端详着一脸困惑的安娜，“因为不好好打扫自己的地方，佩特罗普洛斯被市政府罚了好多次了。你可不是第一个在他店门口滑倒的人。几年前，伊莱福赛利亚女士摔了一跤，手腕都给弄骨折了。就在你今天摔的地方，也是因为一块油脂。就是这么回事儿，是油脂。不过你不能埋怨油脂啊，你该怪那个随处乱扔的人，阿里斯是个好小伙儿。做事儿干净利索。”
安娜沉默着。无论怎样，她对拉迦吉斯一家的看法都不会改变。从小到大，她都把他们视为仇敌。祖父向她灌输了太多关于那家人的负面评价，这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可不是能够轻易摒除的。那家人干的坏事太多了，狗被毒死只是其中之一。
这位花商总以和事佬自居，更经常的是扮月下老人。鲜花可不仅仅是鲜花；它们总是深富意蕴。可不像卖肉那么简单。
“我觉得你该回去一趟，谢谢人家。”她继续说，“如果你是个男的，我还会建议你买些花过去。但女人就不用这么费事了，不是吗？我想，你只要笑一笑，和和气气地说句‘谢谢’，就成啦！”
“问题出在他父亲身上。”安娜咕哝着。
“关他父亲什么事？”玛丽亚问，“他父亲今天根本不在啊。”?
“我祖父说过一些关于他的事，仅此而已。关于那些狗。”
花商立场坚定，对安娜的说法不以为然。
“你可不能听什么就信什么，”她说，“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事儿是镇长手下的人干的呢。上次选举出了不少怪事，但谁也不能拿出证明。”花商捡起一段绸带，将其对折，然后剪成两段，接着咕哝了一句：“哦，我的圣母啊，这小镇，一直都这样，从没变过。”
“什么意思？”安娜天真地问。
“你真的不知道这些谣言背后的故事吗？”
安娜摇摇头，“是啊，我真的不明白。我只知道祖父还为他那只狗的事生气呢。”
“这个人去这家肉店，那个人选那家肉店。他们为什么会偏爱这一家面包店，而嫌弃另一家——这里面都是有原因的。”她说，“镇上的人都有自己的派别。他们互相仇视，而且各有各的根据。”
“那么告诉我吧。”安娜催促着。
“这事要从内战那会儿说起。它让整个小镇都中了毒。”玛丽亚说，“人们现在还心怀怨恨。当初对着干的人，现在仍旧势不两立，其中一些人甚至把怨恨传给了儿女……甚至是孙辈。”
安娜低头望着地板。
“哦，你还是坐一会儿吧。”花商关切地说，“摔了一跤，你现在脸色不太好呢。”
她叫人去拿两杯咖啡过来，接着继续整理花束。
“如果拉迦吉斯和毒死狗的事没关系，那我祖父为什么那么恨他呢？”
“他们当年是对立派，”她一语中的，“就因为这个。”
安娜能感觉到，这中间一定还有其他事。“但他的恨似乎和某件事有关。那股仇恨太强烈了。”
玛丽亚·索福利斯继续修剪花茎。
“如果你能告诉我，索福利斯女士，我真的会很感激。”安娜央求着，“我知道我祖父是不会说的。”
“我只是觉得这事不该由我来告诉你……”
“那谁都不会告诉我。”沮丧的眼泪刺痛了安娜的双眼。?
“你也许根本不想知道。”
“拜托了。”
“好吧。就在内战结束前不久，在城外一座谷仓里，人们发现了六具共产主义者的尸体。他们其实都是孩子，其中两个还不到十五岁。”她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拉迦吉斯是那些遇害者的朋友。当时，他和其中最小的那个孩子一样大。那晚，他本要去和他们碰头，但迟到了。他说自己亲眼看见了那场谋杀。他说凶手就是你祖父。你祖父是右翼人士，不过我想，这点你是知道的。”
安娜吃惊地捂住嘴巴，瞪大了双眼。玛丽亚继续往下讲。
“这事儿没经过审判。在此之前，一些右翼人士刚刚被杀。所以，两派互相指责，闹得不可开交。可你祖父从来都没有洗清嫌疑。哪怕是今天，你还能在这儿碰到几个认为你祖父就是凶手的人。”玛丽亚费力地咽了咽唾沫，盯着眼前这位年轻姑娘，“人们称他是‘卡拉波利的屠夫’。”
安娜觉得头晕目眩，好像快要病了。这些关于祖父的往事，她真不愿相信，却又无法打消疑虑——也许是真的。她站起身，深恐自己挪不动腿。她默默离去，心乱如麻，不知道今后该怎样面对那位老人。
安娜到家时，祖父正如往常那样坐在椅子上看报纸。她不敢抬眼看他。她借口说自己头痛，把依旧包着蜡纸的肉块放进冰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整整一晚，她辗转反侧。“卡拉波利的屠夫”这几个字一直在脑中回响。
第二天，带着几分惶恐，她试着和祖父聊起四十年代，却发现老人的火气更大了。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永远都不会有勇气当面问个究竟。
那晚，她拾起祖父的报纸通读了一遍，平生头一次认识到亚历山德罗斯·泰克斯迪斯的政治立场有多么偏右。那些社论文章公然标榜法西斯主义。人们常把祖父描述成慈祥老人，而如今她不得不承认，她这位满头银发的“爷爷”全然不符合这样的定义。如果他真是那个“屠夫”，那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朋友，为什么连安娜的父亲都不怎么愿意回家常住。对于内战，安娜知之甚少，只知道当时有人犯下各种暴行，161所以她无法排除那个念头——也许祖父当年真的或多或少牵涉其中了呢。毕竟，这是一座小镇。或许她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
第二天，她又走进了市场，卖肉的巷子格外冷清。阿里斯正忙着擦拭冷藏柜的玻璃门。大斋节结束之前，这里的生意都不会太好。
她径直朝他走去。“我只想跟你说声谢谢，”她说，“我当时误会了，对不起。”
“别往心里去，”他答道，“没事的。”
阿里斯·拉迦吉斯知道安娜的祖父和他的家族之间积怨已久，他猜安娜也很清楚此事。五十年前的种种恩怨至今依然如阴影般笼罩在他们这代人身上，实在荒谬。无论当年的斗争多么惨烈，现在的年轻人不再耿耿于怀了。
“我们什么时候去喝杯咖啡吧？”他充满期待地问道。
“好啊，”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非常愿意。”
安娜觉得头轻飘飘的。也许，她真的有点儿脑震荡了。

你欠我五欧元
此刻，一片静寂。风停了，往来的车辆不见了，行人消失了。连躺在阴凉地上的流浪狗也一动不动，很难判断它们是活着还是死了。苍蝇似乎成了唯一的活物，依然不知疲倦地从一只动物身上飞到下一只动物身上去。
店铺都躲在了金属百叶窗后面，每扇百叶窗上都布满涂鸦。这些画大多宣泄着对政治家乃至全世界的愤恨，但偶尔也夹杂着充满爱意的表白。每天一到这个时段，整条街仿佛变成了一座抽象艺术画廊，只是少了参观者的身影。只有一幅“作品”含义明确：饥饿难忍。
帕诺波利是一座典型的希腊北方城市。夏季，这里根本没有游客，只有炙热的太阳。街道两旁成排的大树为行人撑起一片阴凉。但是午后，人们大多还是留在家中，在幽暗的公寓里静静休息，待到凉快时，才又拖着脚，回去接着上班。所以在这段时间，商店大都关了门，除了中央广场的咖啡馆和街尽头的报刊亭。
这间报刊亭由乔格斯·卡扎拉斯经营。自从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拿到了经营许可证后，这个报刊亭就每天营业十八小时，从未间断。当初它只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小木屋，一扇小“窗”面朝人行道开着，人们通过那扇窗口付钱。那时只出售香烟和糖果，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乔格斯逐步扩张了他的帝国版图。第一项革新举措就是购置了卖冷饮用的冰箱，接着是盛冰淇淋的冰柜。随之而来的则是塞满各种小商品的货篮：塑料玩具、可长期保存的羊角面包、袋装薯片和饼干。他还在柜台上摆放了各种生活必需品，如牙膏、口香糖和避孕套。避孕套放在非常方便顾客拿取的位置，避免开口的尴尬。
此外，报刊架也在持续扩张中。在这座闭塞的宁静小镇，居民们都满心向往都市生活。雅典的出版商恰好提供了让他们领略大都会魅力的渠道。色彩缤纷的书报杂志每次一到货，很快就会被人拿走，几小时就销售一空。
慵懒的午后，在幽暗的房间里，女人们百无聊赖地翻阅着印刷精美的杂志，幻想着与名人浪漫邂逅。乔格斯的女儿，二十一岁的安德里亚妮，更是这类时尚杂志的热诚读者。她从来不用为杂志的来源而犯愁（乔格斯允许女儿翻阅整本杂志，只要她能保证看过以后每页都整洁如新，不影响售卖），所以，甚至在识字以前，她就开始翻看这些光鲜的出版物了。
乔格斯的妻子丽萨·卡扎拉斯是一名兼职护士，在女儿十五岁时就去世了。她生前曾力劝女儿与其翻杂志打发时间，还不如多读些正经书，但她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这些不长进的画书，只会搅浑读者的脑子。”她曾对丈夫抱怨道，“你靠它们赚钱可以，但我可不想看着安德里亚妮的脑袋被它们给毁了。”
母亲去世后，安德里亚妮再也没看过一本书。望着杂志上美貌的金发女郎和她们古铜色皮肤的男友，她会忽然幻想着自己的生活也多姿多彩起来。自然而然地，她开始梦想自己能变得更漂亮，更有钱，更出名，而且搬出帕诺波利。这些照片还让她萌生了更多现实的物质追求。
最近城郊加油站对面开了一间家具店。当加油站的工人给安德里亚妮的小车加油时，这姑娘常会晃到对面家具店的门口，把鼻子贴在橱窗上朝内张望，在窗玻璃上留下她呼吸的痕迹。那是一座宽敞的展厅，里面摆着昂贵华丽的沙发、餐桌和椅子，还有一系列富丽堂皇的照明用具，其中多数是水晶吊灯，全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光华闪耀，惹人艳羡。各个家具系列的品牌名称则是从好莱坞汲取了灵感：贝弗利山庄、贝莱尔、穆赫兰大道。每样东西都好像是从《Hello!》杂志上刚刚搬下来的时新货。
安德里亚妮自小在一套旧公寓里长大，所有家具都是五十年代购置的，而且从没换过新的。她只坐过尼龙面的沙发，上面大多铺着钩花垫子和蕾丝椅罩。在这家名为“您的家”的家具店里，红色皮革包面的经典款英式三件套沙发把橱窗塞得满满当当。在这姑娘的幻想中，要是家里放上这么一件家具，她的生活就会今非昔比。
于是，她把沙发的事详详细细地讲给了父亲听。
“爸爸，”她撒娇道，“我们为什么不买一套那样的呢？我们家全是旧东西。”
“如果我们能给你找个有钱人嫁了，那你想要什么都成。”他正色说，“但是目前，我们只能凑合着过，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可没嫌这嫌那的。就这样吧。”
安德里亚妮在窗外眼巴巴地看着家具店的时候，店主人塔基斯·斯达贾吉斯全都看在眼里。每逢路人往里看时，他都会坐在办公桌后不易被人发现的暗处，仔细观察他们。他觉得光看这些人开的车就能推算出他们走进商店的几率大小。要是他们果真进来了，那他就会通过对方用的香水或剃须水，掂量他们掏腰包的可能性。只要闻到古琦牌香水的味道，他就知道自己当晚就能拿着顾客开的支票去银行兑钱了。说穿了，他的顾客总是又有钱又爱炫耀，就像他自己这样。
安德里亚妮有一张漂亮脸蛋儿，大大的棕色眼睛，浓密的深色长发——每天早晨，她都会花上一个小时，用美发棒做出靓丽的发卷。她在当地银行有一份兼职工作。每天上班出门前，她都要花一个小时照着镜子悉心打扮。不过即使这样，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衣服过于紧绷了。再加上她丰润的双唇涂成和那件她倾心的家具一样艳丽的红色，正好吸引了塔基斯这样的男人。借助自己在店内的有利位置，塔基斯总是可以把她看个真切。弹力上衣和长裤紧裹着那姑娘的身体，简直跟他椅子上紧绷的皮革坐垫一模一样：迷人的曲线展露无遗。
一天，他出现在店门口，邀请她进来看看。他的突然出现令姑娘惊讶不已。
“别客气，”他说，“随便进来看看吧，试一下是不会要钱的。”
她羞红了脸，站在原地迟疑着。与此同时，斯达贾吉斯继续滔滔不绝地讲着推销的套话。
“只有当你打算把某样东西带回家的时候，才会花钱。而且，对于长着一双漂亮眼睛的女士来说，我们通常会打个折扣呢。”
安德里亚妮咯咯地笑了。看看又有什么害处？
没过一会儿，她就坐在了那张红色皮革的长沙发上了。她跷起二郎腿，模仿着时尚杂志上的名人摆出的优雅姿势。
“哦，这真不错。”她柔声说。
“这沙发很配你哦。”他顺势奉承着，“再试试别的吧。为什么不呢？”
塔基斯注意到这姑娘的小破车停在街对面的加油站里，心里清楚她永远买不起这儿的东西。不过那天也没别的客人来，他也乐得练一练推销行话，免得嘴巴生锈。他很清楚，女人才是家里作决定的主儿；沙发是否该换了，一张桌子该配六把还是八把椅子——大多数男人对这些事完全没概念。家具推销总是需要点儿调情技巧。
安德里亚妮一直避免与他目光接触，但是此刻他正坐在对面一把与这沙发配套的扶手椅上。透过浓密的睫毛，她的眼睛直视着这位店主。
斯达贾吉斯身材瘦削，穿着一套剪裁考究的西服，灰蓝色衬衫敞开到第四粒纽扣，时髦的漆皮皮鞋让他的脚更显细172长。她还瞥见一根粗大的金项链在他脖子周围隐隐地闪着光。就像安德里亚妮后来对银行同事描述的那样，这位店主绝对“性感”。而她却没有发觉，那棕褐色皮肤上日渐灰白的缕缕胸毛与他乌黑的发色并不协调。
不知不觉半小时过去了，她才意识到自己该走了。不过，这段时间足以让斯达贾吉斯和她熟识起来。他邀请她有空出去喝一杯。拿着他的名片向外走时，她的脸又红了，几乎和那张沙发一个颜色。
那周晚些时候，斯达贾吉斯开着保时捷卡宴，如约接安德里亚妮出去喝杯酒。那个周末，他又风驰电掣地载她去了附近一座小镇的俱乐部。后来几个周末，他又安排了同样的约会。安德里亚妮玩得兴高采烈。这就是她一直梦想的生活：被一个男人带到各种白色真皮沙发的高档场所去。侍者直接把他领进贵宾区，他则非常爽快地为她点几杯青柠薄荷鸡尾酒。她很快习惯了每次都痛痛快快地玩上半个小时。要是约会期间，斯达贾吉斯突然有个简短的“商务会议”要参加，她就会开开心心地补妆，轻松打发掉这几分钟。
乔格斯极不赞同女儿的这些外出活动。这里可是个小城镇，人们总爱说三道四。塔基斯·斯达贾吉斯是个外来户。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帕诺波利人，现在也不住这儿。大家对他一无所知，所以他成了众人猜疑的对象。在人们的记忆中，镇上的所有商店，他都没踏进过半步。要是他去过咖啡馆，大家肯定会有印象，但是谁都不记得有这样的事。他倒是来过报刊亭四五次，可每次都匆匆忙忙，总是把那辆黑色大车停在一旁，连发动机都不熄火。他会跳下车买好所需东西——通常是一包英国产的“皇家乐富门”牌香烟和一些薄荷口香糖。几秒钟后，他就随着车子的轰鸣声飞驰而去。乔格斯只记得那人身上有股浓重的剃须水味，干净的袖口
处总会露出一块名表。乔格斯看得出来，女儿已被那人迷得神魂颠倒。虽然他这个做父亲的大半天都待在报刊亭里，和女儿相处的时间并不算多，但这姑娘每天下班回家给他做饭前，都会顺道来和他打声招呼。最近，她总是笑容洋溢。在他的印象中，女儿可从没这样过，甚至在她母亲去世以前也没有过。?
“他人很好，爸爸。”安德里亚妮觉察到了父亲的不满，所以特别希望赢得他的支持。“而且他还带我去了很多高级场所呢。”
“哪儿的高级场所？”正在看报的乔格斯抬头问道。
“哪儿的都有呢。瓦拉吉斯，还有拉里萨。”
“拉里萨？晚上跑到那儿去，路可不近。”
“他开着卡宴，到哪儿都只需要一小会儿工夫。”她吹嘘着。显然，能结交这样一个开豪车的人，她备感骄傲。
乔格斯哼了一声。在他看来，这场谈话已经结束。想到那个男人带着女儿到处跑，他就心烦。
“我打算带他来见见您，”她决心已定，“这样您就会明白了。”
几天之后，她真的那么做了。
乔格斯坐在那儿，根本没动。他心中庆幸，还好无须和那人握手。这真是一次奇怪的会面。
“爸爸，这是塔基斯。”安德里亚妮大声对父亲说。
“幸会，”乔格斯语调低沉,“请坐。”?
“晚上好，卡扎拉斯先生，晚上好。”
这场会面稍显矫情，因为他们有过几面之缘，对彼此的情况心知肚明。家具店主身上那股浓烈的麝香味儿，冲得乔格斯直往后缩。他心想，这人为了讨女儿欢心，把自己弄得香扑扑的，肯定喷了一整瓶香水。
谈话实在难以进行下去。
“回头见，爸爸。”安德里亚妮尽量装出一副轻快的口气。
两人上车走了。乔格斯看也没看，只听到重重的关门声和车子飞驰而去的轰鸣。
一连几个小时，他独自一人默默地坐着，努力让自己接受事实。他开始责备自己不该让女儿看那些杂志，不该让虚荣的想法灌进她的脑袋。但她已经是这样子了：虽和老父亲住在一起，却满心向往着奢华的生活。他又能为女儿做些什么呢？他曾向她提过几个未婚夫人选：当地一些店主的儿子，甚至包括他已故妻子远房亲戚的儿子，可她根本瞧不上眼。
他无法忍受斯达贾吉斯和女儿在一起，却又无可奈何。午夜时分，他锁上报刊亭，回家睡觉去了。他彻夜难眠，等着女儿回来。早上五点，安德里亚妮终于回来了。
第二天下午，在逼仄的小报刊亭里，乔格斯坐在一把有垫子的椅子上打起盹来。积聚不散的热气使得屋内好似炎热的地狱，再加上一宿未合眼，这位素来精神矍铄的老人昏昏睡去。
顾客来买东西，发现乔格斯不在，都觉得纳闷。几十年来，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二点，他们从未见过乔格斯离开自己的位子，哪怕只是一分钟。此刻，几个顾客稍有些恼火。他们买不到香烟，只得回头再来。不过，大部分商品他们只需在那张小柜台上留下几枚硬币，甚至是一张欠条就可以自行取走。
沉沉地睡了一个多小时以后，乔格斯被硬币在金属盘子上打转的声音吵醒了——那是枚五十分的硬币。他坐在暗处，所以外面的人看不到他，可当他抬头去看时，却发现一只手正伸进来取火柴。他认出了那块劳力士手表，不由得朝后一缩，尽量保持不动。那人又拿了一些口香糖，而且让乔格斯惊骇的是，他居然取走了一盒避孕套。
一直等到斯达贾吉斯转身离去，老人才站起身来，望着他回到车边。然而，就在他要上车时，另一辆车突然在附近急刹车停下。一个五短身材、衣着邋遢的人跳下车，堵在斯达贾吉斯和他的保时捷之间。斯达贾吉斯伸手去够门把手，那人冲着他的手就是一巴掌，硬不让他进去。
这一幕就发生在几米远的地方。午后，四周一片寂静，连树叶都不再婆娑作响，因此，两人的对话乔格斯一字不落，全都听见了。
“现在就还我钱！我已经等了九个月了。你想怎么样？”
“你得再等……”
“我一直在等。”
斯达贾吉斯神态自若，依旧一副冷静、自大而圆滑的做派。
“你瞧，银行刚拒绝了我的一笔贷款申请，眼下我手头没有现金。我在做生意，就是这样。最近人都不怎么愿意买东西。外面什么情况，你也知道的。”
乔格斯觉得斯达贾吉斯说的是实情。他女儿曾提起过，家具店正在搞促销活动，家具都打二五折。谁都知道，这种程度的折扣意味着生意濒临绝境。
事实上，过去半年，斯达贾吉斯只卖出了一件商品：一对年轻夫妇买走了一张小玻璃茶几。椅子、凳子等家具全都没动过，甚至连那些搭配大餐桌的漂亮台布也没卖出去过一张。
“再给我两周时间，”他急切地说，“我会把事情处理好的。”
乔格斯可以看见塔基斯·斯达贾吉斯的后背——汗水浸湿了他的蓝衬衫。外表冷静，只是虚张声势罢了。老人看得出，这人为了做生意，已经负债累累。这年头，大家都有债要还。像他那样开着一辆将近十万欧元的豪车，是不可能不背债的。
接着，乔格斯看见那个讨债的人无声无息地跌倒在地，从视野中消失。老人意识到，那人一定是倒在了他摆在路边的报纸堆上。
一转眼，那辆保时捷卡宴就开走了。
老人从报亭的后门探头张望，看见很多血正流进下水道，那人死气沉沉地瘫倒在人行道上。那些杂志也全给弄毁了。
街道两旁依然空无一人。乔格斯拎着拐杖，尽快离开了那里。几分钟后，他走到自家公寓楼门口。又过了四十秒钟，哐啷啷直响的老电梯带他上了三楼家门口。他不声不响，打开门，走进黑乎乎的客厅，坐在椅子上。安德里亚妮应该正在午睡，他不想打搅她，可他的心咚咚直跳，生怕被女儿听见。
他坐在那里，思量着眼下面临的抉择。要是他去警察那儿告发斯达贾吉斯，他的独生女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但另一方面，斯达贾吉斯是他在这世上最恨的人，他又怎能为这人保守秘密？
半个钟头后，他默默离开家，返回报刊亭。刚拐过街角，走上主干路，他就看见那里人头攒动，警灯闪烁。报刊亭附近已被警方封锁。
接下来的几天里，警方四处采集信息。那天下午来过的几个顾客可以证明乔格斯当时不在现场。帕诺波利的居民总是严守着自己的习惯。他们每天都会在固定时刻路过报刊亭，因此都非常肯定地说，谋杀发生时，乔格斯准是回家休息去了。那天恰好是十年来最热的一天，所以当他解释说，他平生头一次中午回家睡觉去了，警察也没有再深究。像往常一样，那天这附近空无一人，所以不可能有人目睹了这场谋杀。
小镇居民都被警方怀疑了一阵子，并且全部接受了询问。凶手用的是一种非常标准的利刃，直接刺进了被害人的心脏。凶器应该是类似袖珍折刀那样的东西，许多生意人都用来拆包装盒。
警方终于查明了被害人的身份，调查热情也随之消退。他是一名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移民，而且传闻说他曾是一个贩毒组织的成员。
一个礼拜过去了。
“爸爸，”一晚，安德里亚妮说，“你还记得那张红色的皮沙发吗？”
乔格斯哼了一声。
“塔基斯说他愿意按成本价卖给我们！”听着女儿娇滴滴地唤着男友的名字，乔格斯就反胃。
“我的宝贝儿，咱们家不需要那个。”
父亲的态度让安德里亚妮实在泄气，她气呼呼地出了门。
那天下午，塔基斯·斯达贾吉斯到报刊亭来了。老人的腿脚本来就不怎么好，这会儿更是觉得双腿发软，差点跪下。
“下午好啊，乔格斯。”斯达贾吉斯说着，摆出比先前更熟络的样子。
乔格斯没说话。
“有空的时候，何不来咖啡馆坐坐？”家具店主说，“喝的我请。我刚还清了债。”
乔格斯直视着他的眼睛。他痛恨放高利贷的人。他一个在城里做生意的朋友就曾被放高利贷的人恐吓过。但是，眼前这个油腔滑调的情场老手，这个杀人犯，更让他厌恶一千倍。他真希望这人赶快从女儿的生活中滚出去。
“你知道，我从不离开这间报刊亭。”他冷冷地答道。
塔基斯·斯达贾吉斯点燃了一支名贵的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乔格斯感觉到了对方正用敏锐的目光盯着自己，但他没有被吓倒。
“事实上，你还欠我钱呢。”他补充道。
斯达贾吉斯继续抽着烟，若无其事地把烟灰弹到人行道上，“是吗？”
?“是的，你欠我五欧元。”乔格斯发现塔基斯·斯达贾吉斯的脸色变了,“上周五，你在我这儿拿了一盒火柴，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你当时只留了五十分。”
斯达贾吉斯把烟头掷进下水道，默默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币。他小心翼翼地把钱放在柜台上，没看乔格斯的眼睛，转身回到车里去了。
此刻，报刊亭老板觉得无比满意。他望着斯达贾吉斯的车慢慢开走。这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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