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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拉
作者：托妮·莫里森
内容简介
这需要时间，但他们会爱我的。在所有的老太婆都和十几岁的男孩睡过之后，在所有的年轻女孩都和她们醉醺醺的叔叔睡过之后，在所有的黑种男人睡过所有的白种女人之后，在所有的白种女人吻过所有的黑种男人之后，在看守强奸了所有的犯人之后，在所有的妓女都睡了她们的老鸨之后，在所有的同性恋都睡了他们自己的母亲之后，在所有的狗干过所有的猫、仓库屋顶上的每一个风向标都飞下来压到猪身上之后，那时就会有一点剩余的爱给我。而且我知道那会是什么滋味。

第一部
	那个他们连根拔掉龙葵和黑莓、为梅德林镇修建高尔夫球场的地方，过去曾有一片居民区。这片居民区高踞在山间小镇梅德林之上，沿山坡一直伸展到河边。这个地方如今被称为梅德林市郊，但当年黑人居住时却被叫作“底部”。一条林荫大道连接了“底部”与山谷，路两旁栽种着山毛榉、橡树、枫树和栗树。山毛榉现在已不复存在，那些过去常有孩子们躲在缀满花的枝条后向行人喊叫的梨树也不见了。大笔款项拨来，把从梅德林一路攀上高尔夫球场大道的那些杂乱无章、衰微破败的建筑物夷为平地。人们准备推倒那家“小有余钱”台球厅。以往男人们常坐在那里的椅子上，长筒棕色皮鞋踩在椅子的横档上，他们在那里聚赌。一枚钢弹就能把艾琳的美容院毁成粉末。女人们曾坐在屋内的理发椅上，仰靠着脑袋打瞌睡，让艾琳把努·奈尔牌发乳揉进她们的头发。穿着卡其工装的男人们会把莉巴烤肉店的石板墙撬松。以前那位老板娘总是戴着帽子操作，没有它，她就会忘记怎么配料。
	“底部”即将荡然无存（横跨小河的人行桥已经不见了）。不过，也许和以前没什么两样。这里本来也算不上什么城镇，只不过是片居民区：在安静的日子里，山谷里的居民有时会听到那里传来的歌声或五弦琴声。要是山谷里的某个男人刚好到山上办点公事——收房租或保险金，他可能会看到一个穿着花裙子的黑女人随着口琴奏出的轻快乐曲跳着步态舞、扭摆舞或是什么随心所欲的舞步。她的一双赤脚会扬起褐黄色的灰尘，落到那个一吹一吸地演奏口琴的男人的工装裤和露出大脚趾的鞋子上。四周围观的黑人摩挲着膝头哈哈大笑。这个从山谷里来的人会很容易被开心的笑声吸引过去，而注意不到那种成年人的痛苦，它隐藏在眼睑下，在包头布或是软帽下，在手掌上，在上衣磨损的翻领后，在肌腱的弧线里。他必须站在圣马太大教堂的后排，让那男高音的歌声为他穿上丝袍；或是去触碰雕匙人的双手（这个雕匙人已经有八年没工作过了），听凭那曾在木头上跳动的手指来吻他的皮肤。不这样做，他就感受不到那种痛苦，尽管那笑声原本就是痛苦的一部分。
	一个令人撕扯着衣服、拍打着膝盖、流出泪水的笑甚至能描述和解释他们是怎么沦落至此的。
	一个笑话。一个关于黑鬼的笑话。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当然不是全市，而是一块黑人们定居的地方。这里明明高踞在山顶上，却被叫作“底部”。只不过是一个关于黑鬼的笑话。就是那种磨坊关门之后，白人想从别处寻些开心时所讲的笑话。也是在那种天不下雨或连续几周阴雨不断的日子里，黑人也想寻些开心时所讲的笑话。
	一位人很好的白人农场主对他的黑奴说，要是他能干好一件难办的活计，就许给他人身自由和一块低地。黑奴干完活后，要求白人履行诺言。自由容易得很——农场主没有食言的意思。但他不想交出任何土地。于是他对黑奴说，很遗憾，要把山谷里的一片土地给他。他原想给对方一块“底部”的土地。黑奴眨了眨眼睛，不解地说，他以为山谷的土地就是低地。主人说：“不，你错了！看见那边的山了吗？那才是低地，富饶又肥沃。”
	“可那是在高高的山顶上啊。”黑奴说。
	“从我们这里看是高的，”主人说，“可是当上帝往下看的时候就是低地了。所以我们才这么叫它。那是天堂之底——有着最好的土地。”
	黑奴就这样敦促着主人给自己一块土地。比起山谷里的，他一心想要山顶上的，事情办妥了。他得到了山上的一块地，在那里耕种真能让人累折了腰。那里水土流失严重，种子都会被冲掉，而冬天寒风又呼啸不已。
	这样一则故事造成了后来的景况：白人住在俄亥俄州富饶谷地里的那座河滨城镇上，而黑人则定居在高山上，只能从每天都能真的低头看着白人这件事上得到微不足道的安慰。（英语中“低头看”还有“看不起”的含义。）
	说起来，“底部”那片地方确实很美。后来，小镇扩张了，农田变成了村落，村落又变成了市镇，梅德林的街道也随着这种发展而变得热气腾腾、烟尘滚滚了，倒是山上“底部”那些遮掩着简陋的木板棚屋的绿树看上去还郁郁葱葱。到上面打猎的人们有时会暗自惊讶，当年那个白人农场主也许是对的，也许那里倒真是天堂之底呢。
	黑人当然不会同意，可他们根本没空想这些，他们为柴米油盐忙得不可开交，还要彼此说长道短，早在一九二○年时，他们就开始琢磨夏德拉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在他们中间由小姑娘成长为女人的秀拉又怎么了，还有长年囿于“底部”、足不出村的他们自己的生活。

一九一九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自杀日”的庆祝活动从未中断，自从一九二○年以来，每年的一月三日都要举行一番纪念活动，哪怕多年来，这个节日的创始人夏德拉克是唯一的庆祝者。夏德拉克在一九一七年的战斗中被炸伤，之后便始终处于劫后余生的惊吓中。他回到梅德林的时候样子倒很精神，但人已经垮了。甚至连镇上最苛刻的人有时都会梦到几年前他未上前线时的样子。当时他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嘴唇上回味着口红的味道。一九一七年十二月间，夏德拉克发现自己正和一群战友奔跑着穿过位于法国的一片战场。那是他初次与敌人正面交锋，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连队是在冲锋还是逃跑。连日以来，他们一直沿着一条岸边结冰的小河行军。他们在某处渡过了河，脚刚踏上对岸，叫喊和爆炸声就响成了一片。周围弹片横飞，虽然他明白这就是“那种东西”，却仍然无法拼凑起准确的感觉，与“那种东西”相应的感觉。他期待着恐惧或兴奋——期待感受到某种非常强烈的东西。可事实上，他只能感觉到靴子上的一枚钉子带来的疼痛，他的脚一着地，钉子就会刺穿他的大拇指。那天很冷，他呼出的气清晰可见，有一阵子他感到不解，在笼罩着他的尘土飞扬、烟雾灰暗的爆炸中，他自己的呼吸居然如此洁白纯净。他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飞速穿越战场的一大群人的深处奔跑着。脚趾上的疼痛让他迟疑了一下，他稍稍向右一偏头，正好看到近旁一个士兵的脸被炸飞。他还没来得及表达震惊，那个士兵扣在汤碗似的钢盔下面的脑袋就已经不见了。尽管失去了大脑的指令，那具无头的身躯仍然在执拗地向前飞奔，动作有力，姿势优雅，根本不顾脑浆正顺着脊背向下流淌。
	当夏德拉克睁开眼睛时，他已经被平放在一张小床上。在他面前的一台小推车上有一个大大的白铁盘，里面划分成三个三角形，第一个里面是米饭，第二个里面是肉，第三个里面是烧西红柿。一个小小的凹槽里放着一杯白色的液体。夏德拉克望着白铁盘的这三个三角形里柔和的颜色：隆起的白色米饭、闪着血红色的西红柿和灰褐色的肉块。它们令人厌恶的特质被囊括在几乎相等的三个三角形里——一种均衡感让他镇定下来，均衡感带来的宁静感染了他，使他疑虑顿消：那白色、红色和褐色会原地不动——不会爆炸或是从它们的限定区域内喷涌而出——他突然感到一阵饥饿，四处寻找他的双手。起初他的视线十分警觉，因为他必须小心行事—一切东西都可能散落在任何地方。后来，他注意到在他臀部两侧的米色毛毯下有两块隆起。他极其谨慎地举起一只胳膊，发现他的手连在手腕上，这才放下心来。他又试了试另一只胳膊，结果是一样的。他慢慢地把一只手伸向那只杯子，正要张开手指时，手指却像杰克的豆茎（在西方童话中，杰克沿着一株神奇的豆茎攀缘而上，直达天上巨人的住处。）般蔓延开去，杂乱无章地盖满了小推车和病床。他发出一声尖叫，闭上眼睛，把两只不断变长的大手塞回毯子下面。离开视线后，手指才缩回正常尺寸。不过他的尖叫唤来了一名男护士。
	“当兵的，今天你不会惹什么麻烦吧，对不对？对不对，当兵的？”
	夏德拉克抬起头，看到一个身穿绿色夹克和裤子的秃顶男人。他的头发在右侧很低的地方分缝，这样就有二三十根黄发聊胜于无地遮掩了顶上的秃头。
	“来吧。拿起那把勺子。拿起来呀，当兵的。不会有人喂你一辈子的。”
	汗水从夏德拉克的腋窝淌到了两肋。他不敢看到自己的手再次变长，而那套苹果绿色衣服里发出的声音也让他感到恐惧。
	“把勺子拿起来，我说。你这样没意义……”那个护士伸手到毯子下面去摸夏德拉克的手腕，想拽出那只怪手。夏德拉克猛地往回一抽，撞翻了小推车。他惊慌失措地站起来，竭力想甩掉他那些骇人的手指，却把那个护士打倒在邻床上。
	当人们给夏德拉克穿上拘束衣时，他反而感到轻松和感激，因为这样一来他的双手终于被掩盖起来，不管有多大，总算不会再长了。
	他被人们用带子捆在小床上，陷入了沉默，竭力想把头脑中松散的绳扣系紧。他发疯地想看到自己的面孔，并把这张脸和“当兵的”这个字眼联系起来——那个护士（还有帮忙绑他的另外几个人）就是这么叫他的。他想，“当兵的”或许是一种秘密，（此处的士兵“private”的另一个含义为“私下的”。）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看着他，把他叫作秘密。况且，既然他的双手会像刚才那样疯长，他的脸又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惧和渴望把他折磨得够呛，于是他开始想些别的事。也就是说，他任凭自己的记忆随便滑进往事的任何一个洞口中。
	他看到了一个面向河流的窗口，他知道河里满是鱼。有人就在门外轻声说话……��
	夏德拉克早期的狂躁症发作时，医院工作人员正在制订一份关于在高度危险地带疏散病员的备忘录。这就必然需要一些空间。夏德拉克的狂躁或者说优先权让他出了院，还领到二百一十七美元、一整套衣服和一些相当正式的文件的副本。
	迈出医院大门时，大地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他：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灌木、边缘被修整过的草坪和笔直的人行道。夏德拉克看着那一条条水泥路，每一条都清晰地通向某个人们想去的方向。所有水泥路面与绿草坪之间都没有篱笆，没有警示牌，也没有其他障碍，人们可以完全无视整洁地铺展的小石子走向另一条路——选择自己要去的方向。
	夏德拉克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下停住脚步，抬头望着悲怆而又无害地摇摆着的树梢，这些树的根都扎得极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只有那些人行道让他感到不安。他把重心在双脚换来换去，琢磨着怎样才能避开水泥路走到大门口。正当他在为自己设计一条路线时——在哪里必须跳一下，在哪里又要绕过一丛灌木——一阵哄笑让他吃了一惊。两个男人正走上台阶。接着，他又注意到周围还有许多人，要么他才看见他们，要么就是他们刚刚显形。他们都是些薄片，像纸娃娃般飘下人行道。有些人坐在轮椅上，由另一些纸片人在后面推着。每个人都像在吸烟，他们的四肢在微风中弯成弧形。要是来一阵大风，他们准会被高高吹起，也许会就此落在树梢上。
	夏德拉克决定冒险。走了四步之后，他已经到了通向大门口的草地上。他始终低着头，不去看那些在四周左旋右转、前俯后仰的纸片人，这样一来就迷了路。抬起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与医院主楼隔一条铺好的人行道的一座低矮的红房子前面。一阵不知从哪里飘来的香甜气味让他想起了一些痛苦的事。他向四周张望，想找到大门，这才发现拜刚才在草地上走过的曲折路径所赐，他已经站到相反的位置了。矮房子的左边是一条砾石车道，看起来通向庭院外。他快跑几步，踏上了车道，离开了这个他待了一年多，却只能清楚回忆起八天的避难所。
	一踏上公路，他就朝西走去。住院太久使他身体虚弱——走在公路边的砾石上，脚步都不稳。他拖着双腿前行，越走越感到头晕目眩，于是停下脚步喘上几口气，再重新前进。他磕磕绊绊，汗流满面，可他还是不肯擦一下额角，唯恐看到自己那双手。坐在方方正正的黑色轿车里的过路人把他当成了醉汉，闭上眼睛。
	走进一座小镇时，太阳已经当头高照。他沿着有阴影的街道走过几片街区，就来到了小镇核心地带——这里秀丽安静、规划整齐。
	他精疲力竭，两脚生疼，于是坐到马路边脱下鞋。他闭上眼睛不去看自己的双手，胡乱摸索着去解高帮鞋上的带子。护士把鞋带系成了双扣，就像人们给孩子系鞋带那样，已经很久不习惯操作复杂东西的夏德拉克解不开。他的手指不听使唤，指甲总从结扣处滑脱。他同一种升腾而起的歇斯底里苦斗着，那不仅仅是急于放松一双疼痛的脚而引起的焦虑；他的整个生命都寄托在解开鞋带上。突然间，他没有睁开眼睛就哭了起来。二十二岁，浑身无力，燥热不堪，心惊胆战，不敢承认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是什么……他没有过去，没有语言，没有部族，没有来历，没有通信录，没有梳子，没有铅笔，没有钟表，没有手帕，没有毛毯，没有床铺，没有罐头起子，没有褪了色的明信片，没有肥皂，没有钥匙，没有烟草袋，没有脏内衣，而且没有任何事、任何事、任何事可做��他确切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他有双不听使唤的庞然怪手。他坐在中西部一座小镇的马路边无声地啜泣着，想知道窗户在哪里，河流在什么地方，还有那就在门外的轻柔的话音……��
	透过泪水，他看到自己的手指和鞋带缠在一起，开始还在试探着，后来就飞快地动起来了。每只手上的四个手指都编入了织物的纹理，交缠在一起，曲折地从扣眼中穿进穿出。
	警察驾车赶到时，夏德拉克正被一阵令眼前发黑的痛所煎熬。几个警察把他的双手从他认为会永远纠缠成一团的鞋带中拽出来，他感到舒服多了，可头痛仍然没有减轻。警察把他带到监狱，记下流浪和酗酒，把他关到一间牢房里。夏德拉克躺在折叠床上，头痛得动弹不得，只能无助地盯着墙壁。在这种极度的痛苦中躺了很久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正盯着一行用油漆刷出的命令：“滚你妈的！”他研究着这组词句，头痛反而慢慢减轻了。
	就像月光悄悄潜入百叶窗，一个想法潜入了夏德拉克的脑海，想看看自己面孔的愿望再次出现了。他四处寻找镜子，找不到。最后，他慎重地将双手置于背后，向抽水马桶走去，往里面瞟了一眼。马桶里的水被阳光照得明一片暗一片，什么也看不出。他回到床边，拽过毯子蒙住头，让马桶里的水暗到能照出他的影子。在那片水里，他看到了一张严峻的黑人面孔，这个如此绝对、如此明确的黑人面孔让他大吃一惊。他的内心始终隐藏着一种脆弱易变的想法，他认为自己不是真的——他根本不存在。但当那张黑色的脸以不容争辩的存在向他致意时，他别无所求。大喜之下，他甚至冒险松开毯子一边，看了一眼他的双手。两只手在那里一动不动，亲切地在那里，纹丝不动。
	夏德拉克直起腰，回到床上。躺在那里，他睡了新生命开始后的第一觉。这一觉比医院的药片更香，比果核更深，比秃鹰的翅膀更稳定，比鸡蛋的弧线更安静。
	治安官透过牢门上的铁栅看着这个头发纠结在一起的年轻人。此前，他仔细研究过这个犯人的档案，叫来了一个农民。夏德拉克睡醒后，治安官把档案还给他，并把他从后面送上一辆大车。夏德拉克坐上车，不到三小时就回到了梅德林，因为他距离他的窗户、他的河流和就在门外的轻柔声音不过二十二英里之遥。
	夏德拉克坐在大车后面，靠在装满了葫芦的口袋和高高堆起的南瓜上，开始了他为期十二天的意在梳理过往、重构焦点的挣扎。他想为恐惧腾出空间，从而控制它。他嗅过死亡的气味并且对它感到恐惧，原因就在于他毫无心理准备。让他恐惧的并不是死亡或垂死本身，而是二者的不期而至。想通这一切以后，他忽然灵机一动，设想如果一年中只把一天投入对死亡的恐惧，大家就能摆脱它，在剩下的时间里就会感到安全自由。就这样，他创立了国家自杀日。
	新年的第三天，他沿着木匠路走过“底部”，手里拿着一只牛铃和一根上吊用的绳索，召唤着人们。他告诉大家，这是他们自杀或杀死其他人的唯一机会。
	起初，镇上的居民都吓坏了。他们都知道夏德拉克疯疯癫癫，可那不意味着他毫无理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力量。他双眼神色疯狂，长发纠结，吼声中充满不容置疑、震撼人心的威压，在首个国家自杀日时，他确实造成了一场恐慌，那是在一九二○年。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二一年，人们虽不那么害怕了，可仍然忧心忡忡。在两次节日之间，大家已经观察了他一年。他住在河岸上的一座简陋的小木屋里，那是他早已去世的祖父留下的。星期二和星期五，他会出售当天一早捉到的鱼；其余的日子，他喝得醉醺醺的，大吵大嚷，举止粗鲁，有时逗人发笑，有时又蛮不讲理。但他从来不会碰触别人，不打人，也不爱抚人。人们一旦弄清他疯癫的性质和程度，就能将他纳入日常生活体系。
	在随后几年的国家自杀日里，当夏德拉克摇晃着牛铃在街上走过时，成年人从窗帘后往外看，几个闲逛的路人加快了脚步，孩子们则尖叫着跑开。那些满脸青春痘的年轻人总想招惹他（其实他只比他们大四五岁），但没多久也就罢休了，因为他的咒骂专揭别人的短。
	随着时间推移，居民们渐渐不再在意每年的一月三日，至少他们自己感觉如此，觉得他们对夏德拉克这种每年一次的独自游行既不关心，也无感想。事实上，他们再也不对这一节日加以评论，因为它已经深入思想，融进了他们的语言，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有个人对一个朋友说：“你生那个孩子肯定花了很久，你受了多长时间的罪？”
	而那个朋友回答说：“大概三天吧。阵痛是从自杀日那天开始的，一直痛到星期天。孩子是星期天出生的。我所有的男孩都是星期天出生的。”
	有个小伙子对他的未婚妻说：“我们在新年后结婚吧，别在年前了，我在大年夜发薪。”
	而他的心上人回答：“好吧，可是千万别在自杀日办。我可不愿意在婚礼进行时听到牛铃乱响。”
	一位老奶奶说，她的几只母鸡总是在自杀日之后下双黄蛋。
	迪尔牧师接过话茬说，那些头脑明智、不听夏德拉克召唤的人也是那些长期酗酒或是过度纵欲的人。“愿上帝保佑夏德，并为这些羔羊免除赎罪的烦恼吧。”
	自杀日就这样轻而易举又无声无息地融入了俄亥俄州梅德林“底部”居民的生活。

一九二○
	离“日落楼”越远越好。她的外祖母有个中年的侄子住在北方一个叫梅德林的镇上，这是她必须把握的一个机会。对海伦娜·萨马特和她的外祖母来说，那些红漆百叶窗的阴影已经在她们心中盘旋了整整十六年。海伦娜就出生在那些红漆百叶窗后的房间里，她母亲是一个克里奥尔（美洲早期白人移民（多为法裔及西班牙裔）与黑人或印第安人所生的混血儿。）血统的妓女，平时在那里接客。外祖母把海伦娜从有着柔和灯光和花卉图案地毯的“日落楼”带走，让她在一座色彩缤纷的圣母像哀伤的注视下长大，并劝告她时刻警惕自己身上出现遗传自母亲那种野性血液的征兆。
	于是，当威利·赖特到新奥尔良来拜访他的姑奶奶塞西尔时，便被漂亮的海伦娜迷住了，随后便是订婚——这出自祖孙俩的一再催促。威利是个海员（更确切地说是个“湖员”，因为他在五大湖区的一条航线上当厨子），每十六天只有三天在岸上。
	威利把新娘带回梅德林镇的住处，把她安顿在一座门外有砖砌的前廊、窗上挂着真正的蕾丝窗帘的漂亮房子里。对于丈夫长期在外，海伦娜·赖特倒也没觉得难以忍受，尤其在结婚大约九年时生下了女儿之后。
	比起她对生活的一贯追求，女儿给了她更多的舒适感和目的性。她自豪地步入了作为母亲的人生阶段——在内心深处因为孩子没有遗传到她的美貌而满怀感激：婴儿皮肤微黑，虽然睫毛浓密，却只称得上不失端庄，还长了威利那样又宽又平的鼻子（海伦娜曾期望它能够稍稍有点改观）和厚实的嘴唇。
	在海伦娜的一手抚育下，女孩既听话又懂礼貌，小奈尔所表现出的一切热情都受到了母亲的压抑，直到她终于让女儿的想象力沉睡了。
	海伦娜·赖特是个令人难忘的女人，起码在梅德林镇是这样。一头浓密的头发盘成髻，双眼总像在审视他人的居心一般眯起。她是个凭借强烈的存在感和对自身权威合法性的自信而赢得了一切人际斗争的女人。由于当时梅德林没有天主教堂，她就加入了最保守的黑人教会并掌握了权力。正是她在教堂里从不回头看迟到的人；正是她建立了在神坛上摆放应时花卉的习惯；正是她引进了设宴欢迎返家的退伍黑人士兵的做法。她只在一场斗争中失败了，就是她自己名字的发音。“底部”的人们拒绝叫她海伦娜，而是叫她海伦·赖特，并且一直这样叫下来了。
	总的来说，她的生活相当令人满意。她喜爱自己的房子，并以摆布丈夫和女儿为乐。有时她也会在睡着前发出一声叹息，那是因为想到她确实离“日落楼”足够遥远了。
	因此，当她读到亨利·马丁先生向她描述外祖母的病情并建议她马上回南方看望老人的来信时，感情十分复杂。她不想去，但无法无视那个曾经拯救了她的老人无声的请求。
	那是在十一月，一九二○年的十一月。即使在梅德林这样的地方，白种男人们走起路来也带着一种趾高气扬的胜利者姿态，而退伍黑人士兵的眼中也闪烁着一种迟钝呆板的兴奋。
	想到这次南行，海伦娜起初忧心忡忡，但她拥有最佳武装：举止稳重，姿态优雅，而且她还会加上一条漂亮的裙子。她买了些深棕色的毛料，还配了四分之三码天鹅绒。用这些材料，她给自己缝制了一条厚实而优雅的裙子，领口和衣袋都是天鹅绒做的。
	奈尔看着母亲用报纸剪出纸样，目光飞快地从杂志模特儿身上移到手头的活计上。她看着母亲黄昏后点起煤油灯，一直缝到深夜。
	到了准备出发那天，海伦娜做了一块熏火腿，给她在湖上的丈夫留下一张字条以防他提前回家，然后一手提上行李，一手领着女儿，昂首挺胸地去火车站了。
	去车站的路比她记忆中的要长，她们刚走过拐角，就看到火车快要开了。母女俩沿着铁路奔跑，寻找黑人搬运工指给她们的那节车厢，可还是弄错了。海伦娜带着女儿踏进了一节坐了二十几个白人男女的车厢。为了减轻尴尬，海伦娜没有回头迈下三级木梯，而是决定直接穿过这节车厢到黑人车厢去。她提着两件行李和一只皮包，女儿拿着一篮子盖着的食物。
	打开挂着“黑人专用”牌子的车厢门时，她们看到一个白人列车员朝她们走来。那天天气很冷，可是当母女俩使劲打开车门，想把手里的东西一次性塞进车厢里的时候，女人的脸上还是冒出了薄薄一层闪亮的汗珠。列车员把眼前这个有着淡黄肤色的女人上下打量了一遍，然后把一根小手指伸进耳朵，轻轻捣着耳垢。“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丫头？”
	海伦娜抬头看着他。
	太快了。太快了。回家的旅程甚至还没开始。她还没回到她外祖母那座有泛着光的红色百叶窗的房子，就已经听到别人叫她“丫头”了。所有旧时的致命弱点以及对犯错的恐惧一下子在胸口郁结，双手也随之颤抖起来。她只听到了那个字眼；它在她宽檐帽的上方游荡，而这时帽子已经从她仔细戴得端端正正的位置歪掉，斜扣到她眼睛上了。
	她以为对方要检查她的车票，连忙放下牛皮箱和草编篓，想从皮包里翻出票来。她的声音里交织着急切的讨好和乞求活命的歉意。“我有两张票。就在这包里放着，老爷……��”
	列车员瞧着刚用小指指甲掏出来的一块耳垢。“你刚才在那边干什么？你刚才在那边那节车厢里干什么来着？”
	海伦娜舔了舔嘴唇。“噢……我……”她的目光从这个白人的脸上移到坐在他背后的那些乘客身上。四五张黑人的脸正朝这边看，其中有两个是士兵，穿着屎黄色军装，戴着军帽。她看到了他们僵硬的面孔和呆滞的眼神，便转而向列车员灰色的眼睛寻求同情。
	“我们弄错了车，老爷，您知道，那儿没挂着牌子。我们上错了车，就是这么回事，老爷。”
	“我们这列车上可容不得什么错。好啦，收拾起你这些破烂进去吧。”
	他站在那里，两眼死盯着她，直到她意识到他要她靠边，让出路来。她一手拉起奈尔，母女俩挤到一个木质座椅前的空隙里。接着，毫无必要地，至少是出于莫名其妙、奈尔无论当时还是事后都不明白的原因，海伦娜微笑了。就像刚刚被一脚踢出来的流浪狗在肉铺门口摇着尾巴一样，海伦娜脸上堆满了笑。她冲着那鲑粉色面孔的列车员露出了挑逗的微笑。
	奈尔的目光从母亲闪光的漂亮牙齿转到其他乘客脸上。那两个刚才看似漫不经心地注视着这一切的黑人士兵，现在是一副备受煎熬的表情。奈尔的背后是她母亲散发着明亮而耀眼的光芒的微笑，面前则是两个士兵午夜般黑沉沉的目光。她看到他们脸上的肌肉绷紧了，是表皮下血液凝固成大理石所造成的抽动。虽然眼中的神色没有变化，但当他们注视着她母亲展开那愚蠢的笑脸时，眼中蒙上了一层坚硬的湿润。
	门在列车员身后甩上了，海伦娜沿着过道来到一个座位前。她向四下里看了一圈，想看看有没有哪个男人会帮她把行李箱放到行李架上。没有一个人动。海伦娜一脸挑剔地坐了下来，背着对那两个男人。奈尔坐在对面，正对着母亲和两个士兵，可她没法去看他们中任何一个。他们和她一味崇拜自己优雅而美丽的妻子的父亲不同，他们对她母亲翻涌着一股仇恨。它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母亲露出那耀眼的微笑后才产生的，目睹这一切，奈尔既感到兴奋又觉得羞耻。在列车长啸一声离站后的寂静中，奈尔深深地看进母亲连衣裙上的褶皱里。她让目光停留在那厚实的褐色毛料下垂的地方，不敢大胆上移，因为害怕看到连衣裙腰身处的小钩会脱离扣眼，露出底下蛋奶布丁色的皮肤。她又盯着裙摆，一心想相信它足够沉重，但她心里明白，它所遮掩的也不过是蛋奶色。如果这个高大而骄傲的女人，这个对择友格外讲究的女人，这个以无与伦比的优雅姿态步入教堂的女人，这个只要一个眼神就能让码头工人噤声的女人，如果连她其实都是蛋奶布丁，那么奈尔也可能是。
	正是在那次列车上，那次向辛辛那提慢吞吞前进的列车上，奈尔下定决心要保持警觉——一生一世保持警觉。这辈子，她不会让任何男人用那种眼神望着她，不会让午夜般黑沉沉的目光或大理石般的血肉不期而至，粉碎她的自尊。
	她们在车上整整坐了两天，眼看着窗外的雪变成雨，变成紫色的晚霞；入夜，她们蜷在木质座椅上（脑袋下垫着叠起来的外衣），尽量忽视士兵们的鼾声。等她们到达伯明翰转最后一次车时，发现之前穿越肯塔基和田纳西时的条件是多么奢华，沿途各站都有黑人专用厕所。一过伯明翰就再也没有了。海伦娜内急得脸皱成一团，最后实在无法忍耐，只好向一位带着四个孩子、在图斯卡卢萨上车的黑人妇女搭腔。
	“这附近哪里有我们可以使用的洗手间吗？”
	那女人抬头看着她，好像没有明白。“夫人？”她的眼睛紧盯着海伦娜厚实的天鹅绒衣领和浅色皮肤，听着海伦娜说话的高音。
	“洗手间，”海伦娜重复了一遍，然后压低声音，“厕所。”
	那女人指着窗外说：“有的，夫人。在那边。”
	海伦娜看向窗外，原以为能在远处看到一座舒服的车站。可是除了乱草之上歪斜地长着的几棵灰绿色树木之外什么也没有。“在哪里？”
	“那边，”那女人说，“默里迪恩。我们正朝那儿开哪。”然后，她同情地笑了笑，问道，“你还能忍一忍吗？”
	海伦娜点了点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尽量去想些别的事——要是总惦记着憋满了尿的膀胱一定会出事。
	在默里迪恩，两个女人带着孩子们出去。海伦娜东张西望，想在那小小的车站建筑周围找到一扇写着“黑人妇女专用”的门；那女人却轻手轻脚地钻进了铁道对面长满高草的野地。几个白种男人倚在车站建筑前的栏杆上，嘴里叼着牙签。海伦娜没有去向他们打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舌头正忙着剔牙。她寻找着刚才的那个女人。这时，看到草丛上方露出破头巾的一角，她才终于慢慢反应过来，所谓的“那边”究竟是哪边。于是，他们所有人，那个胖女人和她的四个孩子——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海伦娜和她的女儿，全都在下午四点钟的阳光下蹲在了默里迪恩车站旁的草丛中。后来在埃利斯维尔他们又这样干了一次，在哈蒂斯堡又干了一次。等她们到达离庞恰特雷恩湖不远的斯莱德尔时，海伦娜不仅能像那个胖女人一样熟练地用叶子折成手纸，而且经过那些站在小镇车站屋檐下、像倾颓的多利安（古希腊建筑风格之一。）石柱似的男人昏暗的目光时，心中也波澜不惊了。
	这种成就在她身上造成的这种精神升华，在火车最终驶进新奥尔良时迅速地消失了。
	塞西尔·萨巴特的住宅夹在另两座房子中间，简直像建在天国乐土之上。这座法国式的盒式住宅后面有宽阔的花园，前面围着小小的锻铁栏杆，门上挂有一个装饰着紫色缎带的黑绉纱花圈。她们来得太迟了。海伦娜走上前去摸了摸那缎带，迟疑了一会儿，才敲响了门。一个身穿无领衬衫的男人打开了门。海伦娜表明身份后，对方说他叫亨利·马丁，是来处理后事的。他们走进了房子。前室里有三座双手在颈前紧握的圣母像，在停放塞西尔遗体的卧室里还摆着另一座，老人没来得及看一眼并祝福她的外孙女就告别了人世。
	表面看去，房子里除了马丁先生之外似乎再没别人了，但一股栀子花的甜香告诉她们，有人曾经来过这里。海伦娜一边用一块白手帕擦拭着眼睫毛，一边穿过厨房，走进她睡过十六年的卧室。奈尔一路小跑地跟在母亲身后，对屋里的气味、蜡烛和陌生感着了迷。海伦娜弯腰去解奈尔帽子上的缎带时，一个穿着黄色连衣裙的女人从花园里走出来，走上通向卧室的门廊。两个女人相互对视了片刻，两人的眼神中没有任何认出对方的痕迹。之后，海伦娜开口说：“这是你的��外祖母，奈尔。”奈尔看了看母亲，然后迅速地回头看了一眼她们刚刚走出的屋门。
	“不。躺在那里的是你的外曾祖母。这才是你的外祖母。我的�……母亲。”
	还没来得及想，孩子的话就已经脱口而出，飘散在栀子花的香气中。“可她看起来这么年轻。”
	那个穿嫩黄色连衣裙的女人放声大笑，然后说她已经四十八岁了：“四十八岁的老太太了。”
	那股栀子花的香味就是她带来的。这个娇小的女人身上有种金丝雀般的轻柔和炫目。这座阴暗的房子里摆放着四座圣母像，每个角落里都回荡着死亡的叹息，蜡烛烧得噼啪作响，而栀子花的香气和嫩黄色连衣裙都让环绕在周围的葬礼气氛更加鲜明。
	那女人微笑着，向镜中瞥了一眼，然后向海伦娜抛来一个声音：“你就这么一个孩子？”
	“是的。”海伦娜回答。
	“挺漂亮，很像你。”
	“是的。今年十岁了。”
	“十岁了？真的？（为法语。）个子有点小，不觉得吗？”
	海伦娜耸了耸肩，看了看女儿询问的目光。穿黄裙子的女人往前倾了下身体。“过来，过来，亲爱的（为法语。）。”
	海伦娜打断了她。“我们得先洗一洗。我们坐了整整三天火车，根本没机会好好洗漱或者……��”
	“你叫什么名字？”（为法语。）
	“她不会说克里奥尔语（混合语的统称，此处指美国南部移民后裔所使用的法语。）。”
	“那你来问吧。”
	“她想知道你的名字，宝贝。”
	奈尔把头深深藏在母亲那厚实的褐色裙子里回答了她，然后问：“你呢？”
	“我的名字叫罗谢尔。好啦。我该走啦。”她朝镜子靠近了些，站在那里把垂到后颈的头发拢到头顶那圈光晕似的发髻里，还用唾沫把耳畔的发卷打湿。“你知道，我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儿。她是昨天去世的。葬礼定在明天，亨利负责。”她划着一根火柴，吹灭，用烧过的火柴头把眉毛描黑。海伦娜和奈尔始终望着她。一路上用叶子当手纸，还躺在木质长椅上睡觉，海伦娜都忍受了，只是为了看看她的外祖母，结果却只见到了这只涂脂抹粉的金丝雀，没有一声问候、任何温情的表示或者……��
	罗谢尔接着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房子。买下好久了。你考虑过这件事？是吗？（为法语。）她挑了挑刚刚描过的眉毛，询问海伦娜。
	“是的。”（为法语。）海伦娜的声音很冷漠，“我是考虑过。”
	“噢，好吧。这话不该由我来说……��”
	她猛地转身，一把抱住奈尔——一个迅速的拥抱，谁也想不到她那又细又软的胳膊居然能够抱得这么紧，这么有力。
	“再见。再见。”（为法语。）说着就走开了。
	在厨房里，奈尔从头到脚都让母亲涂满了肥皂，她大着胆子发表了自己通过观察而得的感想：“她身上真好闻。她的皮肤真软。”
	海伦娜涮着浴巾说：“经常用的东西总是软的。”
	“她说的‘渥哇赫’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做母亲的回答说，“我不说克里奥尔语。”她盯着女儿湿漉漉的屁股。“你也不说。”
	等她们回到梅德林，走进静悄悄的房子，她们看到留下的字条还在原处，冰箱里的火腿已经干透了。
	“天啊，见到这地方可太好了，我还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呢。可是看看这灰尘吧。奈尔，快拿抹布来。噢，没关系。咱们先喘口气。天啊，我真没想到我能平安无事地回来。哦。好啦，总算过去了。顺顺当当地过去了。赞美上帝吧。瞧啊，我告诉那个老糊涂不要送牛奶来，那罐牛奶干得都可以拿来揍人了。这人在想什么？我告诉过他别送。哈，我还有别的事要操心呢。得先把火点上。我走前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一点就成了。天啊，真够冷的。别光坐在那儿，宝贝。你可以擤擤你的鼻子……��”
	奈尔坐在红丝绒沙发上听着母亲说这说那，可脑中却回忆起那个用烧过的火柴在眼睛上方涂抹的黄裙子女人身上的气味和那紧紧的紧紧的拥抱。
	那天深夜，在点起火吃了一顿冷的晚饭、把表面的灰尘擦净之后，奈尔躺在床上回想着她的这次旅行。她清楚地记得尿液顺着腿一直流到袜筒里的感觉，后来她才学会正确的蹲姿；她也清楚地记得死去的老人脸上憎恶的神情，还有葬礼上的鼓声。火车上那两个士兵的眼神，房门上的黑色花圈，她认为藏在母亲厚裙子底下的蛋奶布丁，还有见到陌生的街道和人们时的感觉，事事都让她感到害怕。不过，她毕竟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旅行，和以前相比大不相同了。她从床上爬起来，点着了灯去照镜子。那是她的脸，平淡的棕色眼睛，三条辫子，还有母亲所讨厌的鼻子。她对着镜子照了好半天，突然一阵战栗掠过全身。
	“我就是我，”她悄悄地说，“我。”
	奈尔不大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可是另一方面，她完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我。我不是他们的女儿。我不是奈尔。我就是我。我。”
	每次她说到“我”这个字眼，浑身就聚集起一种东西，像力量，像欢乐，也像恐惧。她带着自己的新发现回到床上，盯着窗外黑暗中七叶树的叶子。
	“我。”她嗫嚅着。然后把自己深深地埋在被子里。“我想……我想成为……伟大的人。噢，耶稣，让我变得伟大吧。”
	这次旅行的众多经历在脑海中一一闪现。她睡着了。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梅德林。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想象着要做的其他旅行，孤身一人前往很远的地方。这种冥想让她沉醉不已。离开梅德林是她的目标。不过那是她遇到秀拉以前的事。她在加菲尔德小学和秀拉做了整整五年同学，可是从来没在一起玩过，彼此也不熟识，因为她母亲告诉她，秀拉的母亲黑得像煤烟。这次旅行，抑或她所发现的那个“我”，给了她无视母亲的阻拦去交一个朋友的力量。
	秀拉第一次拜访赖特家，就让海伦娜冷硬的蔑视如奶油般融化了。在女儿的朋友身上，完全看不到她母亲的懒散。奈尔平时总是对家中那种压抑的整洁感到畏惧，但跟秀拉一起坐在家里时却觉得挺舒服，而秀拉也喜欢这屋子，每次来总要在那张红丝绒沙发上一动不动地坐上二十来分钟。对奈尔来说，她还是更喜欢秀拉那个粗犷朴实的家，炉子上总是在煮着什么；秀拉的母亲汉娜从不训斥也不命令人，各式各样的人都会来串门，报纸摞在走道里，没洗的碟子一次能够在水池里放上几小时，而一条腿的外祖母伊娃会从里边的衣兜里给你掏出一把花生，或者是告诉你一个梦。

一九二一
	秀拉·匹斯家有许多屋子，都是在过去五年中按照主人的明确要求不断增建的：今天加一条楼梯（有三条楼梯通向二层），明天盖一个房间，东开一座门，西修一条廊。结果有的房间开了三扇门，有的房间又只有朝着门廊的一扇，与房子的其他地方无门相通，而有的房间要想进去只得穿过别人的卧室。这座巨大的住宅，连同前院的四株弯梨树和后院一棵孤零零的榆树的创建者和统治者，是伊娃·匹斯，她坐在三楼的一辆轮椅里，指挥着她的子孙、朋友、流浪汉和不断来来往往的房客们的生活。这镇上记得伊娃曾经双腿完好的岁月的人还不到九个，连她的大女儿汉娜都不在其中。除非伊娃本人谈起这个话题，其他人都对此讳莫如深。大家假装对它视而不见，除非伊娃处于某种异想天开的情绪中，她才会讲些关于它的恐怖故事——通常是为了给孩子们解闷。她讲那条腿怎样在某天自己下床走了，她怎样用剩下的一条腿跳着在后面追，可那条腿跑得太快了。她还会讲她的大脚趾上怎样长了一棵玉米，那棵玉米长啊长，一直长到整只脚都成了玉米，长到了腿上还是不肯停下来，等她在玉米顶端系上一条红带子时，它已经长到膝盖了。
	有人说，伊娃把腿放到火车轮底下轧碎了，然后要人家赔偿。也有人说，她把那条腿卖到医院，整整卖了一万美元。对于这种说法，里德先生睁大了眼睛问道：“黑鬼女人的一条腿能值一万美元？”好像如果卖一万美元的是两条腿他就会信以为真——但只有一条腿！
	不管她失去的那条腿命运如何，剩下的那条倒令人印象深刻。那条腿上总是穿着长筒袜、套着鞋，无论什么时间和季节。她只穿了一次毡便鞋，大概是圣诞节或是过生日的时候，但很快就不穿了，因为她总穿一只齐脚踝的有带子的黑皮鞋。她也从来不穿太长的裙子来遮掩左边的残缺。她的裙子总是到小腿中间，这样，那条引人注目的腿就能为人所见，同时，她左腿下的空当也明明白白。她的一个男性朋友为她设计了一种轮椅：把摇椅固定在下面的大型儿童车上，坐在这辆奇妙的新发明上，她可以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从床边到梳妆台，到朝北的阳台，到可以俯视后花园的窗口。轮椅很矮，站着跟她说话的孩子们正好同她脸对脸，而大人要和她说话，无论站着还是坐着，只能弯腰俯首。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在他们的印象中，自己总是抬头看着她：仰望着她两眼间宽宽的距离，仰望着她软而黑的鼻翼，仰望着她的下巴尖。
	伊娃曾经嫁过一个叫波依波依的男人。他们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汉娜，老二随母亲，也起名伊娃，但平时被叫作“珍珠”，最小的是个儿子，名叫拉尔夫，母亲叫他“李子”。
	经过五年令人伤心不满的婚姻生活后，波依波依离开了。其实，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他也经常和别的女人鬼混，不怎么回家。对于他喜欢的事，只要有机会做，他就无所不为。他最喜欢女人，第二是喝酒，第三是打骂伊娃。那年十一月他离开家时，伊娃只有一美元六十五美分、五个鸡蛋、三棵甜菜和一颗无所适从的心。孩子们需要她，她需要钱，需要继续过日子。当时最要紧的是养活三个孩子，她要到两年后才有时间和精力感到愤怒。她当时六神无主，饿得发狂。那个年月，山上还没有几家黑人。沿大路往下走二百码的地方住着一户姓萨格斯的人家，他们一发现伊娃的困境，就送来了一碗热乎乎的豆子，还有一盘冷面包。她谢了他们，又问他们有没有一点牛奶给两个大孩子喝。他们说没有，但他们知道杰克逊太太养的一头奶牛还在产奶。伊娃拿了一只桶找上门去，杰克逊太太让她等早晨再来接，因为晚上已经挤过奶了。就这样凑合着到了十一月底。大家倒是挺愿意帮忙的，可伊娃认为，照这样下去不用多久人们就不会再欢迎她了；冬天的日子很难熬，再说邻居们的生活也不比她宽裕多少。带着吃奶的小男孩躺在床上，两个女孩裹着被子坐在地板上，她动着脑筋。老大汉娜已经五岁了，可还没到能单独照看弟弟的年龄，而伊娃能找到的帮佣工作会让她把孩子抛下一整天，从早上五点半甚至更早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后很久。那时候，山谷里的白人也还没富裕到要雇女佣的程度，他们都是些小农和商人，就算雇人也是为了干重体力活。她也想过回到弗吉尼亚的一些亲戚那儿去，可是拖着三个小家伙回老家对伊娃来说简直是朝着死亡又迈近了一步。她只能依靠在邻里东拼西凑和登门乞讨来挺过这个冬天。等孩子长到九个月就好办了，那时她就可以种点什么，也许还能到山谷里的农家打打短工，除草、播种、喂牲口，到收获季节再争取一个稳定的帮工机会。她想，当初让波依波依把自己从家里带走可能是个愚蠢的决定，不过在当时看起来那么正确。那时，波依波依给一个兼做铁器的白人木匠干活。那个白人要搬到西部一个叫作梅德林的偏僻小镇上时，一再要求波依波依和他一起走。于是波依波依带上新婚的妻子来到这里，盖了一间小屋。房子距离从谷地蜿蜒而上的大路六十英尺，坐落在群山之中，还以他白人东家的名字命名。他们在这间小屋里住了整整一年，才在外面盖起了厕所。
	接近十二月中旬的时候，那个叫“李子”的小家伙肠胃不再蠕动了。伊娃给他揉肚子、喂温水。她心想，准是我的奶水出了毛病。萨格斯太太给了她一些麻油，可还是无济于事。孩子哭闹又踢打，怎么喂也咽不下多少。他看起来很痛苦，在愤怒和折磨中拔高嗓子尖叫。有那么一刻，他被自己的哭喊激怒了，又是噎住，又是窒息，好像快被扼死了一样。伊娃向他跑过去，慌乱中踢翻了一个瓦质尿盆，孩子的尿把地板弄湿了一片。她总算把他哄下后，到了夜里，孩子再次哭喊起来，于是她下狠心要彻底结束他的痛苦。她把孩子裹在毯子里，手指在猪油罐的缝隙和四周揩了一下，就抱着孩子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室外厕所。她在漆黑的夜色和令人窒息的恶臭中蹲到地上，把孩子放到膝盖上露出屁股，把她在这世界上仅剩的一点食物（除了三棵甜菜之外）塞进了孩子的肛门。靠着猪油的润滑作用，她用中指慢慢探进肛门，试着松动孩子的直肠。她的指甲碰到了一块摸起来像石子的东西，便把它掏了出来，其余的也就跟着出来了。那又黑又硬的大便落到冻土上时，“李子”的哭闹停止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伊娃蹲在那里，不明白为什么她折腾这么久才跑到这儿帮他排便，不明白她为什么蹲在这里，在这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心爱的宝贝男孩，冻得自己小腿和嘴唇发僵，鼻子发酸。她摇了摇头，就像要把脑髓甩出去，然后大声说：“啊。不。”接着她回到屋里，躺到床上。“李子”知足地睡着了，寂静让她有机会陷入了沉思。
	两天后，她把三个孩子留给了萨格斯太太，说第二天就回来。
	十八个月后，她突如其来地走下一辆大车，带着双拐、一只黑色的新钱包和一条腿。她首先把孩子领了回来，接着给了惊诧不已的萨格斯太太一张十美元钞票。后来，她在木匠路边盖起了一座房子，离波依波依原来盖的那间小屋六十英尺。她把原来的小屋租出去了。
	“李子”三岁那年，波依波依回到了镇上，还拜访了她一次。伊娃听说他要来，就准备好了柠檬水。她想象不出见面时她会有怎样的举动和心情。她会不会哭？会不会掐他的脖子？会不会要求他和她睡觉？她想象不出。于是她就干脆等着瞧，她一边在一个绿色的大水罐里搅拌着柠檬水，一边等待着。
	波依波依摇摇摆摆地走上台阶，敲了敲门。
	“进来吧。”她喊道。
	他打开门，微笑着站在那里，一副春风得意、忠厚老实的样子。他脚上穿着一双闪亮的橘黄色皮鞋，头上戴着一顶城里人用的草帽，身上是一套浅蓝色西装，领带上还别着一个猫头领带夹。伊娃微笑着请他坐下。他也回以笑容。
	“怎么样啊，丫头？”
	“挺不错的。你还好？”她从自己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词句，就知道他们俩的谈话会以客气的基调开场。当然，她还得等一会儿才能知道自己会不会用冰锥穿透那个猫头领带夹。
	“喝点柠檬水吧。”
	“正好。”他以一个心满意足的姿势摘下了草帽，他的指甲又长又亮，“天可真够热的，我跑了整整一天啦。”
	伊娃透过纱门朝外望去，她看到一个穿豆绿色裙子的女人靠在最细的一棵梨树上。再回过头来看他时，她想起了“李子”成功地从核桃里挖出仁来吃的那张面孔。她再次微笑了，倒柠檬水给他。
	他们俩的谈话进行得轻松简单：他海阔天空地说着，她随时搭茬；他打听这户，询问那家，像别人一样，唯独不问她的腿。这场谈话就像是和一个在归途中顺路进来问声好的远亲闲聊似的。波依波依没要求看看孩子，伊娃在谈话中对儿女也只字未提。
	过了一会儿，他起身准备离去。他提到他还有约会，身上散发出新钞票和懒散的气味，一路晃晃悠悠地走下台阶，大摇大摆地朝穿豆绿色裙子的女人走去。伊娃注视着他们，看着他的后颈和双肩。在那闪闪发光的衣着之下，她看到了他藏在脖颈间的失败和端着肩膀的不自然的紧张。不过她还不大能确定她的感觉。随后他探身向前，对穿一身绿的女人咬起耳朵。女人愣了一会儿，然后扬起头来放声大笑。那种大城市人才有的尖声大笑让伊娃想到了芝加哥。她像被大铁锤重重地砸了一下，这时，她才明白她是什么感觉。一股恨的激流在她胸中涌起。
	意识到自己对波依波依的恨将深切而经久不衰，伊娃心中反倒充满了一种欣喜的期待，就像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就要与某人坠入爱河时等待着种种幸福的迹象。心怀对波依波依的这种恨，她就能坚持下去，只要她想或是需要借助这种恨意来确认或强化自己、保护自己不受日常侵蚀，便能从中得到安全感、刺激和持续的可能。（有一次，当汉娜责怪她仇视黑人时，伊娃回答说她只恨一个人，那就是汉娜的父亲波依波依，正是由于恨他，她才活得有声有色、高高兴兴。）
	不管伊娃的日子是否过得高兴，在波依波依造访以后，她就不再走出卧室，逐渐把这座房子的底层留给住在那里的人们。住在楼下的人也各式各样，有路过的亲戚，有流浪汉，还有许多新婚夫妇，她不但让他们租住，还让他们自己管理家务；一九一○年之后，她根本不愿意走下楼梯了，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为了点火，冒出的烟味在她的头发里好几年都没有消散。
	这座又大又旧的房子里居住的房客中，有伊娃收养的几个孩子。她的选择标准完全建立在个人的偏爱和偏见之上。她派人去接来的那些孩子要么是她在卧室阳台上看到的，要么是从到她这里来玩跳棋、读《信使报》或是选彩票号码的爱嚼舌头的老头们那里听到的。一九二一年，她的外孙女秀拉十一岁时，伊娃已经收养了三个这样的孩子。他们来的时候戴着粗呢帽子，用的是他们的母亲、外祖母或别人起的名字。伊娃把帽子从他们头上一把抓下来，无视他们的名字。她仔细打量着第一个孩子，察看了他的手腕，研究着他的头形，还从他的目光中揣摩着他的禀性，然后开口说：“来吧，看看杜威。哎哟哟哟哟。”那年的晚些时候，派人从街对面接来一个经常从门廊上摔下来的孩子时，她又说了一样的话。别人提醒她：“可是，伊娃小姐，你已经管之前的孩子叫杜威了。”
	“那又怎么样？这个就算老二吧。”
	第三个孩子被带到她家时，她还叫他杜威，于是人们都认为她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名字来了，要不就是她的聪明才智终于耗尽了。
	“别人该怎么区分他们呢？”汉娜问她。
	“有什么可区分的？他们都是杜威。”
	汉娜的问题听起来并不那么必要，因为每个杜威的外貌都和另两个相距甚远。杜威老大是个肤色深黑的男孩，脑袋挺漂亮，眼睛由于慢性黄疸而呈金黄色。杜威老二肤色较浅，周身长满雀斑，还有一头浓密的红发。杜威老三有一半墨西哥血统，一身巧克力色皮肤，头上留着乌黑的刘海。再说，三个孩子分别差一两岁。不过，鉴于伊娃经常会说“叫一个杜威出去给我买点加里特牌奶油，要是没有，就买毛茛牌的”，要不就是“过来啊，你这个杜威”，还有“给我叫一个杜威来”，汉娜的疑问不无道理。
	慢慢地，几个孩子都从被母亲或别人抛弃时的蚕茧中爬了出来，接受了伊娃的观点，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个杜威——三人合在一起，成了使用一个复数名字的三位一体：彼此间不可分离，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不爱任何东西、任何人。有一次冰箱的把手掉了，三个杜威全都挨了抽，他们眼中没有泪水，一声不吭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把屁股高高撅起让人鞭打。到了黄眼睛杜威该上学的时候，他非要跟另外两个一块儿去不可。那年他七岁，雀斑杜威五岁，而墨西哥杜威才四岁。伊娃的解决之道是把他们三个统统送去上学。巴克兰·里德先生说：“可那个小的才四岁啊。”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同一年到我这儿来的。”伊娃说。
	“那孩子来的时候是一岁，现在刚过了三年。”
	“他来的时候有多大你并不知道，老师也不清楚。把他们送去吧。”
	老师吃了一惊，但并没有怀疑，她早就放弃揣摩镇上黑人的行为方式了。因此，当里德太太说他们三个都叫杜威·金，是堂兄弟，都是六岁时，老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就把他们登记在一年级的注册本上了。她曾经也一样认为分辨他们毫无困难，因为这三个孩子长相完全不同。但她逐渐发现和先前的那些人一样，自己也开始分不清他们了。他们不允许别人分清他们。他们在她的头脑里搅作一团，最后她确实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们用同一种声音说话，用同一个头脑思考，还维持着一种令人不悦的私密感。这三个杜威胆大包天，难以接近，行事难测，从他们在梅德林生活的日子到之后的岁月里始终是一个谜。
	杜威们是在一九二一年来到伊娃家的。在这之前的一年，她把厨房外的一间小屋租给了“柏油娃娃”，那是个瘦削、沉默、漂亮的男人，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多数人认为他有一半白人血统，可伊娃却说他是个纯种的白人。伊娃说她一眼便能看出一个人的血统，这个人可一点黑人血统都没有。他初来梅德林的时候，人们都叫他“漂亮的约翰尼”，可是伊娃瞅了瞅他奶油色的皮肤和玉米须一样的头发，就半开玩笑半挖苦地叫他柏油娃娃。他是山里的孩子，独居独处，从不麻烦别人，只求把自己灌得烂醉。他起初在一个禽类市场干活，拧了一天鸡脖子之后便回家自饮自酌，直到上床睡觉。后来他开始旷工，并经常付不起房租。他丢了那份工作之后，便一大早出门，到处干点零工，有时也伸手讨点小钱，一回家就拿起酒瓶。由于他不招惹是非，吃得不多，别无所求，只不过喜欢喝劣质酒，倒也没人讨厌他。而且他时常参加星期三晚上的祈祷会，还用人们所能想象的最甜美的高音唱出《赞慕福地歌》。他打发杜威们去替他买酒，大部分时间里他瘫在地板上，或是坐在椅子上盯着墙壁出神。
	汉娜有点为他担心，但也就是有点而已。因为人们很快就清楚了，他只不过是需要一个可以悄悄死去却又不是独自死去的地方。没有谁想过要建议他振作起来或是让他看看医生之类的。甚至在祈祷会上听他唱起《赞慕福地歌》时潸然泪下的女人们也没想过劝他参加教堂活动。她们只是聆听着他的歌声，抹着眼泪，生动地想象出了自己即将迎来的死亡。人们要么接受了他对自己生活的评价，要么对此无动于衷。不过，人们在无动于衷之中还抱有一定程度的轻蔑，因为他们对那些把自己看得过重的人没什么耐心，他们对自身的重视竟到了但求一死的程度。因此，他最终成为夏德拉克的第一个追随者——柏油娃娃和杜威们一起参加国家自杀日活动，也就不足为奇。
	出于伊娃的冷漠眼神和乖僻性格的原因，她自己的孩子都是悄悄长大的：珍珠在十四岁那年结了婚，搬到了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她从那里给母亲寄来多愁善感的信，信纸里还叠着两美元。这些信里充盈着鸡毛蒜皮的烦恼、她丈夫的工作和孩子们更喜欢谁之类伤感的废话。汉娜嫁了个喜欢说说笑笑的丈夫，名叫里库斯，他在他们的女儿秀拉三岁那年就死了。于是，汉娜搬回了母亲的大房子，打算一辈子照管房子、伺候母亲。
	匹斯家的女人钟情于除了波依波依之外的所有男人。伊娃遗传给她女儿们的正是对男性的爱。人们议论说，这很可能是因为那座大房子里没有男人，没有男人来管理。实际上并非如此。匹斯家的女人们爱男性是单纯热烈的。尽管伊娃年岁已大，又是独腿，还是有一批男人常来造访，她虽然不与谁确立关系，但热衷于调情、亲吻和开怀大笑。男人们愿意瞧她那好看的小腿、整洁的鞋子和深邃的眼中偶然滑落的注视。他们还愿意在坐下来下棋的时候看到她脸上的喜悦，他们心里明白，即使她像她一贯喜欢的那样对他们拳脚相加，在她面前，有所得的终归是他们。他们给她读报，对刊载之事加以评论，伊娃会不以为然地听着，事实上还会责备他们解读错误。可她同他们争论时毫不恼火，专注于对他们本身的爱，这种异议反倒确证了他们的意见。
	在涉及旁人的事情上，她同样偏袒男性。她总是小题大做、没完没了地责怪新婚妻子们没按时给男人把饭做好，教育她们该怎么洗熨和叠衬衫。“你男人马上就要回来了，你还不动手做饭吗？”
	“噢，伊娃小姐，准备起来很快的。我们不过是煮点通心粉。”
	“又是通心粉？”伊娃眉毛一竖，新娘子便惭愧地抿起了嘴。
	而汉娜离了男人的关注简直就没法活。里库斯死后，她就有了一个接一个的情人，大部分是她朋友和邻居们的丈夫。她调情的方式甜蜜、低调而诚实。她从来不会先去梳一下头发，赶忙换套衣服或是飞快化个妆，她不扭捏作态，而是用性吸引力在男人心中投下涟漪。夏天，她总光着脚穿条旧印花连衣裙，冬天则趿拉着一双后帮被踩平的男式皮便鞋。她让男人们注意到她的臀部、她纤细的足踝、她那露水般光滑的皮肤和长得出奇的脖子，还有她那含笑的眼睛、她转头的模样——一切都这么来者不拒、轻松而讨喜。她说话时声音拖曳着慢慢下降；哪怕是最简单的字眼，在她嘴里都会发出和谐的音调。没有谁，确实也没有谁能像汉娜那样说出“嘿，小甜甜”。无论哪个男人听见后都会把帽子往下轻轻一拉扣过眼睛，往上提提裤子，同时想着她颈根下的那处凹陷。这一切绝不会与工作和责任产生丝毫混淆。如果说伊娃同她的男人们争论着，对他们进行考验，让他们感到是在同一个够格的或是令人愉悦的对手战斗，那么汉娜既不触犯也不命令她的男人们，而是让他们觉得自己本就完美无缺——根本无须加以调整——于是，他们在为他们真实的自我而闪耀的汉娜之光中飘飘然并神魂颠倒起来。要是男人进门时汉娜正从地下室搬煤筐上来，她会把这件差事做得像一种爱情的表示；而他不动手帮忙只是因为想看她在弯腰放下煤筐时大腿的线条是怎样的，而且心里清楚，她也愿意让他好好看个够。
	但是在那座拥挤的大房子里没有地方能悄悄进行水到渠成的爱情活动，夏天时汉娜就把男人领到地下室去，煤箱和报纸堆后面倒是挺凉快的；要是在冬天，他们就走进食品间，站着靠在她摆满罐头的架子边，或是躺到一排排小绿辣椒下面堆满面粉袋的地板上。如果这些地方都被占用，她就溜进很少使用的客厅，再不成就上楼到她的卧室去。这是她最不喜欢去的地方，倒不是因为秀拉和她住在一屋，而是因为她的情人总习惯事后呼呼睡去，而汉娜在跟谁睡觉这一点上偏偏是很挑剔的。尽管她可以跟任何人上床，但跟人睡觉对她来说则意味着一种对信任的衡量手段和确凿的承诺。因此，她只在白天和人幽会。而秀拉撞见过一次这种情况，那天她从学校回来，发现她母亲正在床上，蜷曲在一个男人的怀里。
	看到她如此轻松地走进食品间，除了看起来更开心，出来时样子和进去时没什么两样，秀拉从中体会到，性是令人愉快的家常便饭，此外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在这座房子外面，孩子们对着内衣只会咯咯傻笑，这种启示大不一样。因此，在看到从食品间中走出的母亲和那男人的脸时，秀拉就明确了自己的选择。
	汉娜激怒了镇上的女人。那些“好”女人说“我不能忍受的就是下贱女人”；那些妓女在黑种男人中找不到什么买卖，就对汉娜的慷慨怀恨在心；那些既有丈夫又有情人的平凡女人因为汉娜不像她们那样依赖一段感情、全无忌妒之心而恨她。汉娜和女人们的友谊少见而短暂。那些租住她母亲房子的新婚夫妇很快就知道了汉娜是怎样的一个威胁。她可以在一桩婚事成功之前就把它毁掉——她可以在同一个下午和新郎上过床，又去为新娘洗碗。在里库斯死后她所需要并且也得到了的，就是每天和男人有所接触，甚至比他在的时候还要频繁。
	奇怪的是，男人们从来不对她说长道短。不消说，她是一个体贴而慷慨的女人，再加上她超凡的美丽和与众不同的优雅举止，男人们会捍卫她，保护她不受后来者或他们自己妻子的刻薄中伤。
	伊娃想把她的一切留给最小的那个叫李子的儿子。李子在从未间断的爱与关怀的包裹中游荡，直到一九一七年应征入伍。他于一九一九年回了国，但直到一九二○年才回到梅德林。他从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寄回信来，总是承诺着要回家，可是显然哪里出了差错。最后，圣诞节后两三天，他总算回来了，从前那种轻轻摆摆的步态只留下一点影子。他的头发几个月没有理或梳过，衣衫褴褛，脚上没穿袜子。不过他确实有一个黑背包、一个纸口袋和一脸甜蜜的微笑。大家都对他表示欢迎，把他安置在柏油娃娃隔壁的一间暖和的屋子里，期待他随便告诉他们一点什么见闻。他们没等到他的新鲜事，但没用多久就明白了一切。他的生活习惯跟柏油娃娃十分相似，只是不喝酒，而且有时兴高采烈、生气勃勃。汉娜留意着他，而伊娃则等待着他。后来他开始偷她们的钱，去了几趟辛辛那提，还常常开着收音机在屋里一睡就是几天。因为只在饭前饭后胡乱扒几口，他比回来时更瘦了。还是汉娜发现了由于频繁灼烧而变黑的被掰弯的勺子。（此处暗指李子吸食海洛因。）
	于是在一九二一年的一个夜晚，伊娃从床上起来，穿上了衣服。她把身体撑到一副拐杖之上，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还能靠它们走路，只是腋下疼得厉害。她在房间里试着走了几步，然后打开了房门。她缓慢地控制着身体，走下长长的楼梯，她把两只拐杖撑在左腋下，腾出右手扶住楼梯栏杆。和拐杖尖触地时轻巧的敲击声相比，她的脚步沉重地轰响着。每到转弯处的平台上，她就停下来喘口气。被自己的残疾身体惹得心烦，她闭上眼睛，把撑在腋下的拐杖拿开，减轻一下久不习惯的重压。到了楼梯下面，她重新架好拐杖，摇摆着穿过前厅、餐室和厨房，她那摇晃前进的姿态活像一只苍鹭，在栖息地展翅盘旋时优美动人，收起翅膀尝试走路时却笨拙而可笑。她一摇一摆地来到了李子的房门前，用拐杖尖把门推开。在唯一的一只灯泡的昏暗灯光下，依稀能看到他正躺在床上。伊娃晃到床边，把拐杖靠在床脚。她坐到床上，把李子搂到怀里。他醒了，不过仍然睡眼惺忪。
	“嘿，我说。嘿。是你抱着我吗，妈妈？”他的声音懒洋洋的，但很快乐。他咯咯笑着，好像听到了什么只有自己才懂的笑话。伊娃把他搂得更紧，开始摇晃他。她一边抱着他摇来摇去，一边打量着他的房间。在一个角落里有吃剩了一半的店里买来的樱桃馅饼。团起来的糖纸和空饮料瓶在梳妆台下面堆着。她脚边的地板上有一杯草莓汁和一本《自由》杂志。摇着，晃着，间或听到李子咯咯的笑声，她的思绪旋转，倒回，坠落。那时，她朝坐在澡盆里的李子俯下身去，他伸手来够她，水珠就滴落到她胸前，他笑了起来。她有点恼火，但不算太生气，也跟着笑出了声。
	“妈妈，你真好看。你真好看，妈妈。”
	伊娃伸舌挡在唇边，防止泪水流进嘴里。摇着，晃着。然后，她把他放下，看了他很久。突然间，她感到一阵干渴，就去拿那杯草莓汁。端起杯子凑到嘴边时，她才发现那是一杯沾了血的水，她把它泼到地上。李子醒了，说：“嘿，妈妈，你干吗不回去接着睡呢？我挺好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挺好的。走吧，现在就走吧。”
	“我这就走，李子。”她说。她移动着身体，把拐杖拉了过来。她一摇一晃地出了他的房间。她拖着身体向厨房走去，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
	李子暖暖和和地躺在那里，半睡半醒，仍然在咯咯地笑着。妈妈，她真了不起。他看到了微弱的光亮。这时，好像有一种潮湿的光芒沿着他的双腿和小腹运动着，还散发出一股极为吸引人的香味。那潮湿的亮光把他团团包围起来，溅到他的皮肤上，渗了进去。他睁开眼睛，在想象中看到一只鹰巨大的翅膀向他周身泼洒着潮湿而明亮的东西。他想，大概是一种洗礼，一种祝福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它告诉他。这样想着，他又闭上眼睛，重新陷入睡眠明亮的洞穴中。
	伊娃从床头走回来，把拐杖收在腋下。她把一些报纸紧紧卷成一个大约六英寸长的纸卷，点着后扔到了床上，躺卧在舒适的幸福中的李子浑身上下早已浸透了煤油。火焰腾地一下子蹿起，吞噬了他的时候，她飞快地关上门，缓慢而痛苦地走回顶楼的卧室。
	她刚走到楼梯第三个拐弯处，就听到了汉娜和某个孩子的叫声。她继续摇摇晃晃地向上走，对火警和杜威们的喊声置若罔闻。等到她回到床上，有人砰砰地跟在她后面踏上了楼梯。汉娜打开了门。“李子！李子！他着火了，妈妈！我们连门都打不开！妈妈！”
	伊娃望进汉娜的眼睛里。“是吗？我的宝贝儿子他着火了？”两个女人都没有说话，她们的目光已经向对方说明了一切。于是汉娜闭上了眼睛，向喊叫着要水的邻居们跑去。

一九二二
	天气还太冷，没到吃冰激凌的时候。一股山风刮来了尘土和骆驼牌烟盒，绕着她们的脚踝转。风把裙子吹得压进她们的臀缝，然后掀起下摆，窥视着她们的棉质内裤。她们俩正朝着埃德娜·芬奇的“醇香屋”走去，那是体面的居民们喜欢去的一家冷饮店——即使是小孩在里边也会感到舒适，你知道，尽管它紧挨着丽巴的烤肉店，而且再往上走一个街区就是“小有余钱”台球厅。它坐落在木匠路的拐弯处，这一带的四个街区构成了“底部”的全部娱乐区。沿街有爱尔米拉戏院、艾琳的美容院、台球厅、烤肉店以及其他一些越来越萧条的店铺。当年，老老少少的男人们就靠在这些店门口，坐在窗台上、台阶上、板条箱上和破椅子上闲嗑牙，等着什么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事发生。每一个行人，每一辆汽车，每一种姿势的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接着被品头论足。他们特别喜欢盯着女人看。要是有一个女人走过来，上年纪的男人就轻轻抬一抬帽子，年轻的就分开双腿然后又合拢。然而所有这些男人，不管年纪大小，都会兴致勃勃地看着女人离去的背景。
	奈尔和秀拉就走在这众目睽睽的山谷之中，被风吹得一阵阵发冷，可在那些评判的目光注视之下又窘得发烫。上了年纪的男人瞅着她们茎杆般的腿，目光停留在弯后，想起了自己已有二十多年没跳过的旧式舞步。他们的色欲早已随年龄的增长而变成了慈爱，可他们仍然动了动嘴唇，像是想回忆起那紧绷绷皮肤上年轻的汗水的滋味。
	小妞。他们每个人的脑中都出现了这个字眼。而其中一个人，一个年轻人让这两个字大声脱口而出。语气柔和而坚定，而且无疑是出于赞美。这人名叫阿贾克斯，二十一岁，是台球厅的常客，出奇地俊俏。他举止优雅，不动声色，却凭借一张特别毒的嘴而获得了让老老少少的男人们羡慕的地位。事实上，他很少说粗话，而他所挑选的字眼都是枯涩的，甚至是无害的。他之所以得到这种名声是源于他处理这些词的方式。他说的“见鬼”是从肺里挤出来的，那效果能压制镇上最善于说脏话的嘴。他说“狗屎”时的那股下流劲儿没人模仿得出。因此，当奈尔和秀拉走过、他说出那声“小妞”时，她们俩闭上眼睛，唯恐有人看出她们暗自得意。
	其实，吸引着她们俩勇敢地穿过这被一双双美洲狮般的眼睛逼视着的街道的并不是埃德娜·芬奇的冰激凌。若干年之后，当她们俩手捧下巴回忆起那槐蚕状弯起的嘴角、那下蹲的姿势、那在破椅子上叉开的钢轨般的双腿时，她们的眼睛就会放出光彩。奶油色裤子中央只有一条缝线的地方后面蜷曲着那个谜，那光滑的香草色的胯下吸引着她们；那柠檬黄的华达呢召唤着她们。
	她们像走钢丝般紧张地保持着平衡，小心翼翼地朝冰激凌店走去，唯恐会脚下一滑。向路边稍稍一瞥，脚尖微微一绊，都会使她们跌入正叉开着欢迎她们的奶油色的大腿中间。在那考究的服装下面，楚楚衣冠地包裹的某个地方，藏着她们魂牵梦萦的东西。
	这样说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两个女孩的初次相遇正是在梦中。早在埃德娜·芬奇的“醇香屋”开张之前，甚至早在她们穿过加菲尔德小学的栗色门厅来到操场上隔着一架空秋千对视之前，（“你先。”“不，你先。”）她们就已经在白日梦的谵妄中相识了。同样，她们的孤独如此深重，让她们陶醉，让她们跌进色彩绚丽的幻象之中，而在这种幻象中总存在另一个，和做梦的人十分相像，与她分享梦中的欢乐。当独生女奈尔坐在后门廊的台阶上，被由她母亲一手制造的无比整齐的房内的寂静包围，她会感到它直指着她的后背。于是她仔细观察起一棵棵白杨树，很快便沉入了梦幻之中：她正躺在一张堆满鲜花的床上，被自己的头发缠绕着，等待着一位热情如火的王子。他一步步走近，可从未来到身边。在这样的梦幻之中，总有一对在共鸣中微笑的眼睛和她一起观察着，总有一个人和她一样，对她想象中自己飘动的长发、那鲜花堆成的厚床垫，还有那、在肘下开始收紧翻边上还缀着金线的、透明的袖子兴致盎然。
	同样也是独生女的秀拉却挤在一座混乱的宅邸之中，家里总是因为各种杂物、居民、嘈杂的话音和甩门声而失去平衡。她只能接连几小时躲在阁楼上的一卷油毡背后，含着糖、嗅着玫瑰花香、骑着一匹灰白相间的马在想象中驰骋，这一切都完整地落入另一个和她分享着滋味和速度的人的眼中。
	所以，当她们起初在栗色门厅中相遇，后来又隔着秋千相望时，马上感到了旧友重逢般的惬意和舒畅。因为她们多年以前就已发现自己既不是白人也不是男人，一切自由和成功都与她们无关，她们便着手把自己创造成另一种存在。她们的相遇是幸运的，这让她们得以依靠彼此而成长。她们不受母亲重视，对父亲又毫无了解（秀拉是因为父亲已不在人世，奈尔则恰恰是因为父亲还活着），于是就在彼此的眼中发现了她们追求的亲密。
	一九二二年，奈尔·赖特和秀拉·匹斯都是十二岁，身材干瘪、臀部小巧。奈尔的皮肤是湿砂纸色的，恰好可以逃过那些漆黑的纯血统黑人的攻击，也不致惹来那些担心劣等混血种、认为骡子与黑白混血儿同出一源的老妇人的鄙夷。要是肤色再浅一些，她就要由母亲护送去学校，或是用一些别的手段来保护自己了。秀拉的皮肤是深棕色的，长着一对沉静的大眼睛，其中一只的眼皮中央有一块胎记，形状如一朵带枝的玫瑰。这块胎记为本来平淡无奇的面孔增添了一丝破碎的灵气和一种刀光般的戾气，就像有时会来和她外祖母下跳棋的那个总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男人的刀疤。这块胎记随着年龄增长而变深，现在则同她那闪着金光、到最后一如雨水般宁静而清澈的眼睛一般深浅了。
	她们的友谊来得既突然又深厚。她们在彼此的性格中获得了宽慰。尽管两个孩子都尚未定型，奈尔看起来更坚强而有恒心，秀拉却无法把任何情绪保持三分钟。只有一次，她证明了存在例外，那时她一连数周沉浸在一种情绪中，但那次也是为了保护奈尔。
	有四个十来岁的白人孩子，他们是刚搬来不久的爱尔兰人的儿子，偶尔喜欢在午后欺负黑人小学生来取乐。他们穿着系紧的皮鞋和在小腿上勒出红印的毛呢灯笼裤，随父母搬进这片山谷，满以为这里是块福地——翠绿的土地闪耀着迎接他们的光泽。然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奇怪的口音，对他们信仰的宗教的普遍恐惧和寻找工作时遭遇的顽固抵制。几乎所有梅德林的老居民都看不起他们，只有一些人例外。这就是黑人社群。尽管有些黑人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就来梅德林定居了（那时候这镇子连名字都还没有），但即便他们对后来者有什么憎恨也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不会表现出来。事实上，故意招惹和欺负黑人倒成了那些白人新教徒的共同爱好。在某种意义上，只有迎合了老居民们对待黑人的态度，他们在这个世界里的地位才能得到保障。
	正是这几个白人孩子有一次抓住了奈尔。他们把她推来搡去，直到他们玩腻了，不想再看奈尔那副害怕而无助的面孔才罢休。由于那次事件，奈尔放学回家时不得不绕远路。她，后来再加上秀拉，一连几个星期都躲着那群白人孩子走路，直到十一月很冷的一天，秀拉说：“咱们抄近路回家吧。”
	奈尔眨了眨眼睛，可还是默默地同意了。她们走上大街，来到木匠路的转弯处，那几个孩子正懒洋洋地待在一口废井旁。发现了自己的猎物，他们便慢吞吞地踱了过来，就好像在他们眼中，这个世界除了灰色的天空之外空无一物。他们横着站成一排，像大门般堵住了去路，忍不住露出狞笑。就在两个女孩走到离四个男孩三步远的地方时，秀拉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掏出了一把伊娃的水果刀。那几个孩子猛地停下脚步，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卸下了天真的伪装。这样的情况比他们预先估计的还精彩。她们还想试试运气，想回击，还拿出刀来了。也许他们有机会能用一只胳膊搂住她们某一个的腰，或者撕破……��
	秀拉在满是灰土的马路上一蹲，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了地上：她的饭盒、她的课本、她的连指手套、她的写字板。她右手握着小刀，把石板拉到跟前，把左手食指向刀口上使劲一按。她的目标很明确，可是下手偏了，只割伤了指尖。四个男孩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伤口和像朵小蘑菇那样卷曲着的豁开的肉，殷红的血一直流到石板的边缘。
	秀拉抬起头，双眼直视着他们，口气很平静：“我对自己都能这么干，你们想想我会对你们怎么干？”
	当看到路上扬起尘土时，奈尔才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了；她一直盯着秀拉的脸，它似乎有几千里远。
	不过坚强不屈并不是她们的品质，喜爱冒险才是。对她们感兴趣的一切—从在鸡舍之中昂首阔步的独眼小鸡到巴克兰·里德先生的金牙，从纸页随风掀动的响声到柏油娃娃酒瓶上的标签——她们会表现出惊人的决心。她们也不讲优先次序。她们本来正在围观一场用剃刀开战的惊心动魄的斗殴，可立即又会因二百码以外筑路工人正在倾倒的热腾腾的柏油的刺鼻气味而分了心。
	在为彼此营造出的安全港中，她们对别人的做法不屑一顾，专心于她们自己感受到的事物。当赖特太太提醒奈尔应该抻抻自己的鼻子时，她还会积极地照办，心里却不存任何指望。
	“宝贝，你坐着没事就抻抻鼻子。”
	“挺疼的，妈妈。”
	“你不想长大之后有个漂亮的高鼻子吗？”
	在结识秀拉之后，奈尔一上床就会马上把晒衣夹塞到毯子下面。尽管每周六晚上还要受那可恨的热梳子的罪，但一头直发对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互相憧憬的奈尔和秀拉把度过的每一天都看作供她们消遣的一场电影。她们正在发掘的新主题是男人。于是她们常常不约而同地、有规律地凑到一起，沿街朝埃德娜·芬奇的“醇香屋”走去，哪怕天气冷得不适合吃冰激凌。
	夏天来了。那是一个让繁花压弯了腰的夏天。沉甸甸的向日葵低垂到篱笆上，鸢尾远离紫色花心的花瓣边缘卷曲、焦黄，金棕色的玉米穗滑下玉米棒。还有那些小伙子，那些英俊、漂亮的小伙子，他们像宝石般装点着大地，他们在地里干活时发出的叫喊撕破了宁静的空气，他们闪光的、汗湿的脊背让河水浓稠，连他们的脚步都会留下一股烟味。
	就是在那个夏天，那个她们十二岁的夏天，那个漂亮的黑人小伙子们出现的夏天，她们变得轻佻、惊慌而又大胆——这一切全都同时到来了。
	七月里，情绪变幻不定的秀拉和奈尔光着脚在“底部”到处闲逛，想搞点恶作剧。她们决定到河边去，男孩们有时会在那里游泳。奈尔在木匠路七号的门廊那儿等秀拉进屋去上厕所。上楼时秀拉路过厨房，汉娜正同两个女友帕特西和瓦莲丁坐在那里。两个女人一边扇着扇子，一边看汉娜揉面团。三个人漫无目的地聊着天。秀拉走过厨房门外的时候，她们正谈到抚养孩子的话题。
	“他们可真让人头疼。”
	“是啊。我当初要是听妈妈的话就好了。她嘱咐我不要太早要孩子。”
	“对我来说，什么时候生孩子都太早。”
	“是吗，我不知道。我那个卢迪就听他爹的话。对我简直是撒野。他长大了一走，我可真高兴。”
	汉娜笑着说：“闭上你的嘴巴。你连他撒尿的地方都喜欢。”
	“那倒是真的。可是他还是让人头疼。你没法不爱自己的孩子，不管他们干了什么。”
	“唉，赫斯特现在大了，我觉得光说爱已经不够了。”
	“当然啦，你爱她，就像我爱秀拉一样。但我不喜欢她。区别就在这儿。”
	“我也这么想。喜欢她们是另一码事。”
	“是啊。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你知道……��”
	秀拉只听到汉娜说的话，母亲的宣言让她飞快地跑上楼。她晕头转向地站在窗口前，手指摆弄着窗帘的边缘，眼中有一种刺痛感。奈尔的叫声从下面飘上来，传进窗口，这才把她从黑暗的思绪中拉回明朗、炎热的夏日中。
	她们几乎是一路跑去的。
	她们朝河面变宽的地方跑去，那一带树木丛生，绿荫遮地。河里有些男孩在游泳，他们扮鬼脸，装怪相，笑声淹没了话语。她们越过他们，继续朝前跑去。
	她们在阳光下奔跑，制造着自己的风，这风让她们的衣裙紧贴在湿漉漉的皮肤上。她们来到了一处阴凉的地方，冲进四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形成的浓荫，一边舔着嘴唇上的汗水，一边感受着胸中突然涌起的野性。她们躺在草地上，头碰头，身体往相反的方向伸展开去。秀拉把头枕在一只胳膊上，一条散开的发辫缠绕在手腕上。奈尔两只手肘撑到地上，手指拨弄着长长的草叶。衣裙下的肉体在透着凉气的地面上一下子收紧了，微微颤抖着。她们趴着的时候，小小的乳房不那么舒服，但却使她们感到愉悦。
	秀拉抬起头，跟奈尔一起玩起草叶来。没有对视，她们就一致用手指捋起草叶，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奈尔找到一根粗嫩枝，用拇指指甲刮去外皮，露出里面光滑的乳白色内茎。秀拉寻找着，也发现了一根。把两根枝条都剥光皮后，奈尔便进入了下一步。她把草连根拔起，在地上清出一片空地。等把空地大致清理干净后，秀拉用嫩枝在上面描绘着复杂的模型。起初奈尔也很满意地照样干着，可是很快就腻了，于是用嫩枝一下一下地使劲掏着土，用最小的力气挖出一个越来越深、越来越宽的洞。秀拉也照她的样子干起来，不久后就挖好了两个杯子大小的洞。奈尔索性跪坐着使劲挖着，认真地掏出洞里的土，把洞挖得更深。她们同时挖着，两个洞变得一模一样了。她们把两个洞挖到汤盘大小时，奈尔的嫩枝折断了。她做了一个表示厌恶的姿势，把断枝扔进了挖好的洞里。秀拉也把她手里的嫩枝扔了进去。奈尔看到了一个瓶盖，就把它也扔了进去。接着，两人便在周围寻找其他废物和碎片，一股脑地扔进洞里：纸片、玻璃片、香烟头，直到把她们能在周围找到的一切破烂全都扔进去为止。然后，她们便仔仔细细地培上挖出来的土，还用拔出来的草盖满这小小的坟头。
	两个人谁都没说话。
	她们站起身来伸了一下懒腰，然后朝快速流动而又阴郁单调的水面望去，心头涌起一股难言的不安与兴奋。与此同时，两个女孩都听到了草地上的脚步声。一个小男孩穿着一条过大的灯笼裤从河堤下面走了上来。看到她们，他就停下脚步，用手挖起鼻孔来。
	“妈妈告诉过你别吃鼻涕，小鸡。”奈尔把双手拢成喇叭形放在嘴边朝他喊着。
	“闭嘴。”他一边说着，还在挖鼻子。
	“你过来，再说一遍。”
	“别惹他，奈尔。过来，小鸡。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我不。”
	“你怕我们拖走你的鼻涕吗？”
	“我说过了，别惹他。来呀，小鸡。看，我来帮你爬树。”
	小鸡抬头看了看秀拉指着的那棵树——那是一棵双人合抱的粗大的山毛榉，从低矮的地方就分了枝杈，上面有许多地方可以坐人。
	他慢慢朝她走了过来。
	“来呀，小鸡，我来帮你上去。”
	小鸡还继续挖着鼻子，眼睛大睁着，来到她们站立的地方。秀拉拽住他的手，哄着他往前走。他们来到那棵大山毛榉树下，她把他举到第一个枝杈上，嘴里说着：“上啊，上啊。我托着你哪。”她跟在他后面，一边用手把他托稳，一边用话语给他壮胆。等到他们爬到他们力所能及的高处时，秀拉指着河对岸。
	“看见了吗？我敢打赌你从来没看过这么远的地方，对不对？”
	“嗯。”
	“好，现在再看下面。”他们稍稍朝前弯下身子，透过树叶望向下面奈尔站立的地方，她正眯着眼睛向上望着他们。从高处看下去，她显得又小又矮。
	小鸡高兴得哈哈大笑。
	“你们俩最好快下来，别等到掉下来摔断脖子。”奈尔朝上面喊道。
	“我就待在这儿，永远不下去啦。”小男孩也喊着回应。
	“我说，咱们还是下去的好。来吧，小鸡。”
	“不。别管我。”
	“我说，小鸡。下来吧，走。”
	秀拉轻轻地拉他的腿。
	“别管我。”
	“好吧，我让你一人在这儿待着。”秀拉开始自己往下爬。
	“等一下！”他尖声叫道。
	秀拉停下来，他们一起慢慢地爬下树。
	小鸡仍然扬扬得意：“我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去了，对不对？对不对？我要告诉我哥。”
	秀拉和奈尔学着他的口气说：“我要告诉我哥，我要告诉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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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拉拽住他的双手，把他抡起来转了一圈又一圈。他的灯笼裤胀得鼓鼓的，他那害怕而又高兴的尖叫惊动了小鸟和肥胖的蚂蚱。直到他从她手里滑开，甩到远远的水面上去时，她们还能听到他那阵阵笑声。
	小鸡落水的地方颜色变暗，接着便恢复了平静。秀拉望着淹没小孩的水面，手上还保留着刚才他小小的手指攥紧的感觉。两个女孩盼着他再咯咯笑着浮上来，紧盯着水面。
	奈尔先开了口。“有人看见了。”对岸迅速闪过了一个人影。
	对岸唯一的一间房子就是夏德拉克住的。秀拉瞥了奈尔一眼，恐惧让她张开了鼻孔。他看见了吗？
	水面变得异常平静。除了炙人的太阳和刚刚消失的东西外什么都没有，周围什么都没有。秀拉用手捂着脸待了好半天，才转身跑上横在水面上、通往夏德拉克小屋的小独木桥。河岸边没有路，好像夏德拉克和其他人从来没从这里走过。
	她跑得飞快，头也不回。可是当她跑近门廊前的三级台阶时，恐惧却爬上了心头，想着刚刚消失的东西，她才有力气走上那三级台阶，敲响了门。
	没人回答，她刚要走，可又想到了恢复平静的河面。夏德拉克大概就在里边，躲在门后，准备朝她扑来。她还不能转身就走。她用指尖轻而又轻地推了推门，只听到门吱吱作响。再推了一下，她就走进了屋。没有人。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这让她大吃一惊，可更让她吃惊的是屋里的那种宁静。所有的东西都极小巧而普通，毫无惊人之处。也许这不是那个夏德的住处。那个暴露狂、当着女人和女孩的面撒尿的夏德，那个唯一能咒骂白人还能平安无事的黑人，那个当街就着酒瓶喝酒，那个在街上吵吵嚷嚷、晃晃悠悠的夏德，会住在这间小屋里吗？住在这间温馨的旧屋子里吗？躺在这张铺好的床上？用着破旧的小地毯，一边摆着木桌？秀拉站在小屋的中央迷惑不已，早已忘记了来这里的目的。门口的一声轻响吓了她一跳，他就站在门槛上看着她。她刚才根本没听到他走来的声音，可现在他在看着她。
	秀拉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尴尬地移开了目光。等她鼓起足够的勇气回头看，看到了他扶着门框的一只手。他的手指轻轻触着木门框，优美地弯曲着。秀拉松了一口气，胆子也大了（有着那样的一双手、手指那样温柔地在木门框上弯曲着的人是不可能杀死她的），她越过他身边走出屋门，感觉到他始终注视着她，目光追随着她。
	秀拉走到门廊处才鼓起那就要从身上逃逸的最后一丝勇气，再次转过身望向他，问他……他有没有……��
	他微笑着，笑里饱含欲望和期待，笑得那样开心。他点了点头，似乎在回答一个问题，然后用一种冷却的黄油般令人愉快的、闲聊的口吻开口说道：“一直。”
	秀拉跑下台阶，飞快地越过一片葱绿冲进炙人的阳光下，回到奈尔和水面颜色变暗又恢复平静的地方，在那里泣不成声。
	奈尔安抚着她。“嘘，嘘。别哭，别哭。你不是故意的。这不怪你。嘘，嘘。来，咱们走吧，秀拉。走吧，啊。他是不是在那儿？他看见了吗？你裙子上的腰带呢？”
	秀拉摸索着腰带，摇着头。
	终于，她从地上站起来，被奈尔牵着走了。“他说，‘一直，一直。’”
	“什么？”
	她们下山时，秀拉捂住嘴。一直。他回答了一个她并没有问的问题，而其中的允诺始终舔舐着她的脚。
	当天傍晚，一个驳船工在撑船离岸时发现小鸡卡在乱石里，掩在芦苇丛中，灯笼裤鼓鼓地裹着一双腿。乍一看像个老头，他本不想插手，后来看清是个孩子，便把尸体从石堆中拉出来，放进拖网里拽到了岸上。他厌恶地摇着头，心想，居然会有父母将亲生孩子淹死。这种人简直是畜生，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在代替骡子干活之外多点用处？骡子都不会像黑鬼这样杀害同类。他把小鸡塞进一只粗麻袋，甩到一些装鸡蛋的条筐和装毛料织物的箱子旁边。过了些时候，他坐在一只空猪油罐头上抽烟，心里仍翻涌着上帝的诅咒和自己的族人因帮助含（挪亚的次子，因在背后议论父亲，被挪亚诅咒世代为奴，见《圣经·创世记》。含在传统中被认为是非洲人的祖先。）的子孙开化而承受重负的念头，这使他感到茫然。突然想到的一件事吓了他一跳：要是尸体在高温下发臭，就可能渗进那些毛料织物里。于是他便把装尸体的粗麻袋拖开，挂在船舷上，这样一来，小鸡的身体便一半悬在船上，一半泡在水里了。
	在船工码头，他一边抹着脖子上的汗，一边把他的发现报告给治安官。治安官说，在他们县里根本就没有黑鬼，只是在河对岸，在梅德林的山上才有一些。船工说他不能再走那么远回去，足有两英里哪。治安官让他把尸体扔回水里算了。船工说他根本就不该把它捞上来。最后，他们总算找到了一天开两次船的摆渡工，他答应第二天一早把尸体捎回对岸。
	就这样，小鸡失踪了整整三天，直到第四天才被涂上防腐油，那时尸体已经变得无法辨认，即使是那些原来认识他的人也认不出，甚至连他母亲都不敢完全肯定。但是，既然谁也找不到他，这只能是他了。她在停尸间的地下室里看到放在桌上的他的衣服时，一下子闭紧了嘴。到上面看到他尸体时，她的嘴猛然张大，七个小时之后才能闭上，发出第一声哭泣。
	于是，棺材盖合上了。
	教堂里的儿童唱诗班身着白袍，唱起《更近我主》和《珍贵的回忆》，他们的眼睛盯着实际上完全不需要的歌本，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一个货真价实的仪式。
	葬礼全程，奈尔和秀拉既没有碰过对方的手，也没有交换一次眼色。她们中间有空隙，有一段距离。奈尔的腿像花岗岩一样僵硬，她觉得治安官或迪尔牧师随时会用手指指向她。虽然她明知道自己“什么也没干”，但站在离父母两排远的儿童席上，她觉得自己被定了罪，被就地处决了。
	秀拉只是哭。在无声也无起伏的哭泣中，她甚至不停下来喘口气。她的眼泪流进嘴里，沿着下颌滴落到裙子的前襟上。
	迪尔牧师开始布道，女人们张开双手，高举过帽子，就像一对对乌鸦的翅膀在空中盘旋。她们并没有听清他所说的每一个词，只是抓住了一词一句或某个转折，在她们看来恰恰可以把这件意外和她们自己联系起来的某一点。某些人抓住的是“慈悲的基督”，于是便看到了羔羊的眼睛以及真正无辜的牺牲品——她们自己。她们明白，那无辜的孩子正藏在她们内心的角落里，手里捧着夹了糖与奶油的三明治。那孩子啊，他就深藏在她们或胖或瘦，或苍老或年轻的皮肤下，被这个世界伤害了。也许她们想起了自己刚刚被杀的孩子，想起了他穿着短裤的双腿，想着子弹是从哪里射进去的。也许她们想起了她们的父亲离家时屋里有多脏，不知道那个瘦削的年轻犹太人是不是也有同感。对她们来说，他既是儿子又是情人，在他那毛茸茸的脸上，她们能看到夹了糖与奶油的三明治，能体会到最古老和最折磨人的痛苦：不是孩提时代的痛苦，而是对那种痛苦的回忆。
	然后她们离开了座位，因为当怀有某种激情时，人们必须站起。她们相互交谈，因为她们有满腔话语需要倾吐。她们摇晃着身躯，因为她们悲痛或狂喜的小溪必须被震荡。而当她们想到被锁进盖上盖的小棺材中的全部生和死之时，她们舞蹈，她们尖叫，并非为了质疑上帝的意志，而是为了明了它，并且再次肯定自己的信念：逃避上帝之手的唯一途径是主动走进他的掌心。
	在公共墓地的黑人区，人们把小鸡安放在他的祖父和一个姑母的坟墓之间。串串野花从棺材架顶部散落下来，在坟墓四周形成一个小堆，蝴蝶在其中穿梭来去。酷热已经消散，但依旧不见微风吹拂柳枝。
	奈尔和秀拉站在离坟墓稍远处，刚才在教堂长凳前横亘在她们之间的距离已经融化了。她们拉着手，心里明白，只有棺木会被埋进地下，而那阵阵笑声和手指用力压在掌心的感觉会永远停留在地上。起初，她们十指紧扣着站在那里。等踏上归途，她们慢慢放松下来，手指只是互相交缠着，松松地牵着，就像两个在夏日里随处可见的女伴，一边沿路蹦蹦跳跳地走着，一边寻思着到了冬天蝴蝶会怎么样。

一九二三
	第二件怪事便是汉娜手拿着一只空碗和一配克（1配克约相当于9 升。）肯塔基扁豆来到她母亲的房间，问她：“妈妈，你有没有爱过我们？”她用唱歌的声音说着，就像一个孩子在复活节说要一份圣餐。然后她跪下来，在地板上铺开一张报纸，把篮子放在上面，把空碗卡在双腿之间。伊娃坐在那儿，正在用从霍吉斯先生的殡仪馆带回的硬纸板当扇子扇风，听到汉娜的问话后，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对在窗边玩押犯人游戏的杜威们说了声“走开”，鞋带彼此系在一起的几个男孩，跌跌撞撞地跑出了伊娃的房间。
	“好啦，”伊娃从她的轮椅上抬起眼皮望向女儿，“现在把话再说一遍。说明白点，让我弄清楚。”
	“我是说，你有没有爱过我们？你知道，在我们还小的时候。”
	伊娃的一只手如蜗牛般爬下大腿，缓慢地向脚部移动，中途停下来整理了一个皱褶。“不。我不觉得我爱过。并不是你想的那种爱法。”
	“噢，好啦。我不过是随口一问。”看汉娜的样子，好像已经不打算谈这个话题了。
	“我可从来没听过这种可耻的问题。”伊娃并不打算到此为止。
	“我那话没什么意思，妈妈。”
	“你那话没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你说那话怎么会没什么意思？”
	汉娜掐掉肯塔基扁豆的尖，掰开长长的豆荚。她的指头飞速移动，掰得豆荚噼啪作响，就像在演奏一件精巧的乐器。伊娃盯着她瞧了一会儿，然后问：“你打算把这些做成罐头？”
	“不。今天晚上吃。”
	“我还以为你要弄一些装罐头呢。”
	“保罗大叔还没给我送来呢。一配克不够装罐头的。他说他要给我拿两蒲式耳（1 蒲式耳相当于36.37 升。）来。”
	“太少了。”
	“噢，他人挺好的。”
	“是啊，他人挺好的。所有人都挺好的。就是妈妈不好。妈妈是唯一不好的。因为她从没爱过我们。”
	“别那么说，妈妈。”
	“别那么说，妈妈？别那么说，妈妈？你活蹦乱跳地坐在这儿，还问我爱没爱过你们？我要是没爱过你们，你脑袋上那两只大眼睛早就成了两个长满蛆的大洞。”
	“我不是那个意思，妈妈。我知道是你把我们拉扯大的。我说的是别的。喜欢。喜欢。跟我们一块儿玩。你有没有，就是说，陪我们玩过？”
	“玩？一八九五年的时候没人玩。就因为现在过得不错，你就以为日子始终这么好吗？一八九五年可不是人过的日子，孩子。那会儿糟透了，黑鬼像苍蝇一样死掉。你现在得意啦，是不是？保罗大叔要送来两蒲式耳。好啊。楼下还放着甜瓜，是不是？每周六我烤面包，每周五夏德还送鱼来，还有满满一桶猪肉，我们还在醋坛子里腌着鸡蛋……��”
	“妈妈，你在说些什么呀？”
	“我在说一八九五年，我在那间房子里，带着你、珍珠和李子，守着那三棵甜菜坐了五天。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蛇眼丫头。那会儿只有三棵甜菜算我的，我还围着那间小破屋跑来跑去陪你们玩？”
	“我记得那几棵甜菜的事，妈妈，你跟我们讲过一百遍了。”
	“是吗？好啊，那算不算数？那叫不叫爱？你想让我挠你们的下巴，忘了你们嘴里的溃疡？珍珠那会儿正在拉虫子，你要我陪你们玩转圈圈吗？”
	“可是，妈妈，总该有些时候你没在想……��”
	“没有那种时候。没空。一点空也没有。我刚刚打发完白天，夜晚就来了。你们三个人全都在咳嗽，我整夜守着，怕肺病带走你们。要是你们睡得安稳，我就想，天哪，他们别是死了吧，赶紧把手放到你们的嘴上看看你们还有气没有你倒来问我爱没爱过你们孩子我活下来就是为了你们可你那糨糊脑袋想来想去就想不出来是吧丫头？”
	汉娜这时已经剥出了足够的豆子。她想着，再加上些西红柿和热面包，够大家吃一顿了，何况那几个杜威不肯吃蔬菜，所以伊娃也就从不给他们做，而柏油娃娃这些天靠喝风和听音乐打发日子。她提起篮子，端起那碗豆子，站直了身子，立在她母亲面前。伊娃脸上的表情仍在追问她那最后一个问题。汉娜望进母亲的眼睛。
	“但是李子呢？你为什么杀了李子，妈妈？”
	那是八月份的一个星期三，卖冰的手推车不时经过街头。你能听到车夫的叫卖声不时断断续续地传来。杰克逊太太这会儿应该会踮着脚走下前廊的台阶。“来一块吧。把你车里一小块给我就好。”那个卖冰人一边递给她一块冰，一边嘴里照例说着：“小心，杰克逊太太。那根草会让你漂亮的脖子痒死的。”
	伊娃听着车子来来去去，心想冰窖里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她稍稍往后靠，闭上眼睛，尝试着想象冰窖里的景象。那地方一定很黑，在这闷热的天气里倒是令人欣喜，直到那冷嗖嗖的寒意让她想起在那年的冬夜里，她怎样在室外厕所里怀抱婴儿，用手指头去找孩子的肛门，用中指指尖小心翼翼地挑着，从罐头边上刮出最后一点猪油，把指头轻轻塞进去，避免弄伤孩子，因为她打破了便盆，碎片都冻成了冰块。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主食，被她用来塞进孩子的肛门，以便在她掏出结块的粪便时减少一点他的痛楚。他本来哭得声嘶力竭，等她找到他的肛门，把手指伸进去时，巨大的震惊居然让他瞬间安静下来。如今，在梅德林居民记忆所及的最热的一天里——热得连苍蝇都昏昏欲睡，猫周身皮毛像刺一般竖立；热得孕妇靠在树上哭泣，记起新仇旧恨的女人们把毛玻璃放进情人的饭菜里，而那些男人看着饭菜，不知道里边有没有玻璃，可还是吃了下去，因为天气热得不吃不行——就算在酷暑时节最热的一天里，伊娃依然在室外厕所那刺骨的严寒和恶臭中浑身颤抖。
	汉娜在等待，盯着她母亲的眼帘。伊娃终于开了口，但听起来却是两个声音，就像有两个人在同时说话，说着同样的事，只不过第二个声音比第一个稍稍慢了几分之一秒。
	“他让我吃了大苦。吃尽了苦。就好像他不想出生似的。不过他总算生下来了。男孩是很难生的。你不会明白的，可事实就是这样。生下他让我受尽折磨，把他养大也太难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才让他那颗小心脏跳起来，让他那双肺通了气，可他从那场战争中回来的时候，好像想回到我肚子里。我吃尽了苦头才把他生下来，让他活下来，可他却想重新爬回到我的子宫里去，好吧……就算他能做到，我肚子里可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了。我子宫装不下他了。可他却要爬回去。他无路可走，脑子里装着婴儿的念头，做着婴儿的梦，又开始尿裤子，整天光知道傻笑。我心里有足够的地方想着他，可我子宫里没地方装下他了，再也没地方了。我生了他，可只有那一次，我不能再生第二次。他已经长大成人，成了个大家伙。上帝发发慈悲吧，我可不能生他两次。我晚上总是躺在这地方，他就在楼下的房间里，可我一闭上眼，就会看到他……六英尺高的汉子，傻笑着悄悄爬上楼梯，不弄出一点声音，这样我听不到他上来，接着轻轻打开门，这样我就听不到他进屋，再一声不响地摸到床上，想分开我的腿，重新爬回我的子宫里去。他是个男人，姑娘，一个大个子的男子汉。我可装不下他。我总是做这样的梦，做这样的梦，而我知道这是真的。总有一天晚上这不再是梦。它会变成真的，而我肚子要是真有那么大的地方，我也会让他回去，我会这么做的，可是一个大男人没法再让他妈妈裹在肚子里，他会被憋死的。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让他离开我像个男子汉一样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日子可他就是不肯我又只能把他挡在外面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让他死得像个男子汉而不是在我的子宫里挤成一团，要像个男子汉。”
	伊娃朦胧的泪眼已经看不清汉娜了，可她还是抬起头来望着女儿，带着一种抱歉或是解释，也许不过是为了澄清事实的口吻结束了她的话：“不过，我还是先把他紧紧搂在怀里的。真的是紧紧地搂着。我的心肝李子啊。我的小宝贝。”
	汉娜转身走出房间很久之后，伊娃还在呼唤着儿子的名字，一边把手指放在裙子的皱褶上排成一行。
	汉娜朝厨房走去，趿着脚下那双老头式拖鞋啪嗒啪嗒地走下楼梯，走过硬木地板。她打开水龙头，让水冲开扁豆紧紧粘在一起的豆荚，让它们一片片飘上碗里的水面。她用手指搅动豆荚，把水倒掉，再洗一遍。每当绿色的豆荚浮到水面上，她便高兴起来，捞起满满一把，然后让它们三三两两地落回碗里。
	透过水池上面的窗子，她看到杜威们还在玩押犯人的游戏：他们的脚踝互相拴在一起，摔倒了又站起来，竭力并成一排走。几只母鸡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用一只眼睛警惕地望着杜威们，另一只则瞥着煮着床单和瓦罐的砖砌壁炉。在这种大热天里，只有杜威们才能玩起来。汉娜把扁豆放到火上，接着感到一阵突然袭来的睡意。她走到前面的房间里躺下了。那里却更热，因为怕太阳晒进屋来，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汉娜把搭在长沙发上的披巾扯直，躺在了上面。她梦见了一场自己身穿红色嫁衣的婚礼，直到秀拉走进来惊醒了她。
	然而在第二件怪事发生之前一直刮着风，那就是第一件怪事。就在汉娜问伊娃她有没有爱过他们这几个孩子的前一天晚上，风吹过山冈，把瓦片刮得乱响，把门户摇得松动，所有的东西都被风刮得摇摇晃晃，人们不禁心惊胆战，不过一想到风会带来雨，倒也欢迎它的到来。窗子被刮掉了，树枝被刮断了。人们半个夜晚都在等待第一道闪电。有的人甚至打开桶盖来接雨水，他们喜欢喝雨水或用它做饭。结果他们空等了一场，没有闪电，没有雷鸣，也不见雨水落下。风依旧刮个不停，刮走了空气中的那点湿气，把院子里的东西搅得乱七八糟，一直刮个不停。“底部”的山冈像往常一样，遮挡着白人居住的山谷中的小镇，第二天早晨，大家都谢天谢地，因为天气毕竟由闷热变得干热了。于是人们一大早就动手干活，因为那正是做罐头的季节，谁又知道什么时候会刮来一阵什么风、带来雨点给大地降温？在山谷里干活的人们早晨四点半就爬了起来，他们抬头看天，太阳已经像个火辣的白种婊子一样高高升起了。他们把帽檐在腿上扑打了一阵才戴在头上。他们步履艰难地一步步沿路下山，像一堆谁都不情愿去偿还的陈年旧账。
	星期四那天，汉娜给伊娃端来了她做的油煎西红柿和嫩嫩的炒蛋，为讨吉利，她去掉了蛋白。她谈起了自己穿着红嫁衣举行婚礼的梦。母女俩都懒得查上一查，因为她们都知道那号码是522。伊娃说等巴克兰·里德先生来了，她会选这组。事后，她想起这件事，认为这是第三件怪事。当时她就觉得事有蹊跷，但梦中的红色让她感到困惑。她还说不准那能不能算第三件，因为秀拉正在调皮捣蛋，招惹着杜威们，还管那对新婚夫妻的闲事。那时秀拉十三岁，人人都觉得她进入了青春期，不过要忍受她的消沉和易怒也不是容易的事。她眼帘上的胎记颜色越来越深，样子越长越像带枝的玫瑰。她把那对新婚夫妻的东西随手乱丢，还偷吃他们的东西；她开始不断地逢人便说杜威们该洗澡了，她打算给他们洗，这些话搅得人人心烦。而杜威们一想到水就发疯，像马驹一样在家里怒吼尖叫。
	“我们用不着洗吧？我们真要听她的吗？今天又不是星期六。”他们甚至惊醒了柏油娃娃，他走出房间，看了看几个孩子，然后出去寻找音乐了。
	汉娜对他们不理不睬，只是不停地把一个个瓦罐从地窖里搬出来冲洗。伊娃用拐杖使劲敲了下地板，可是没人应声而来。到了中午时分，一切才平静下来。杜威们都逃走了。秀拉不知是在她房间里还是去了什么地方。而那对新婚夫妻早晨刚亲热完，这会儿正精力饱满地出门去找点白天的活计，满心欢喜地确定自己会一无所获。
	“底部”上空的空气因为剥了皮的水果和炖煮的蔬菜交织成的味道而变得沉重。鲜玉米，西红柿，菜豆，甜瓜皮。女人、孩子和失业的老人在为他们深知其滋味的冬天做准备。他们把桃子和黑樱桃放进罐子，等天气凉爽一些后还会做果冻和蜜饯。贪心的人一天会装上四十二罐，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像那位吃冰的杰克逊太太，还存着一九二○年的罐头。
	在把她的轮椅转到梳妆台前拿梳子之前，伊娃先向窗外望了望，看到汉娜正弯下腰去点院里的火堆。这是第五件（如果不把秀拉疯疯癫癫的举动计算在内就是第四件）怪事。伊娃找不到她的梳子。没人会乱动她房间里的东西，就算是替她打扫屋子，之后也会把一切放回原处。可是伊娃在哪儿都找不到她的梳子。她用一只手解开辫子，另一只手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摸索。她正要发火，却在放衬衣的抽屉里摸到了它。接着她又把轮椅转回到窗前去透透气，想在梳头发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人来拜访。她来到窗前，就在那时看到了燃烧的汉娜。院里火堆冒出的火焰正舔舐着蓝色棉布裙子，烧得她在火中乱舞。伊娃明白，在这一刻，她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赶到女儿身边，把自己的身体压在她身上。她用那条好腿撑起笨重的身躯，抡起两条胳膊，赤手空拳地打碎了玻璃。她把那条断腿放到窗台上当支点，用那条好腿当杠杆，把身体抛出了窗口。碎玻璃划得她浑身是伤，遍体流血，她双手在空中扑腾，拼命想让身体落在她在火焰中舞蹈的女儿身上。她没有落准，而是摔到了离冒出浓烟的汉娜差不多十二英尺的地方。她摔得晕头转向，但神志清楚，仍然拖着身体朝她的大女儿爬去。但汉娜这时已经失去了一切理智，疯狂地跑出了院子，活像盒子里的弹簧人，打着手势，摇摆不停。
	萨格斯先生和太太刚刚在前院里摆好装罐用的工具，就看到汉娜手脚乱舞着向他们跑来。他们嘴里轻声念叨着“天哪，天哪”，一起抬起手中的水桶，把水连同漂浮在上面的饱满的红色西红柿朝那被浓烟和火焰包围的女人泼去。水把火浇灭了，但是也制造了蒸汽，在身体上凝固成一层焦黑，把汉娜·匹斯残存的最后一点美丽动人之处全部遮盖了。她躺在木质人行道上，在满地压碎的西红柿中轻轻地抽动着，脸已经成了一个极度痛苦的面具，那副样子实在惨不忍睹，就算事隔多年，当时聚拢在她周围的人一想起这副情景仍然会摇头。
	有人用一件衬衫盖上她的腿。一个妇女解下包头巾，盖住她的肩。还有一个人跑到迪克的新鲜食品商店去打电话叫救护车。其余的人站在旁边，就像靠在篱笆上的向日葵一样无能为力。杜威们围了上来，他们脚踩过烂西红柿，眼中掠过惊奇。两只猫鬼鬼祟祟地从人群腿下穿过，嗅着烧焦的皮肉气味。一个年轻女孩的呕吐声终于打破了寂静，让女人们开始与彼此交谈，向上帝祷告。在一片“耶稣啊”的呼唤声中，她们只听到了吃力地沿山而上的救护车当当回响的铃声，而听不到那垂死的女人“求你们救救我”的低语声。这时，有人想起要去看看伊娃。人们发现她趴在连翘丛下，一边叫着汉娜的名字，一边拖着身躯爬过长在屋旁的香豌豆和苜蓿。母女俩都被放到担架上，抬进了救护车。伊娃意识很清醒，可从她脸上的伤口中流出的血蒙住了她的眼睛，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她只能嗅到那种熟悉的烤肉的气味。
	汉娜在去医院的路上死了。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不管怎样，她全身已经满是水疱，并且爆裂了，人们不得不在葬礼全程中盖紧她的棺材。为死者洗身穿衣的女人们看到她那烧焦的头发和皱起的乳房都痛哭失声，就好像她们自己都曾经是她的情人。
	伊娃被送到医院后，人们把她躺的担架放到地上。大家都为那个烧得浑身起疱的人忙碌着（其中有些人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烧伤病例），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要不是那个老勤杂工威利·费尔兹注意到了他刚刚擦干净的地板又沾上了血迹，循着血迹找到了伊娃，她可能会就此失血而死。老头一下就认出了她，马上喊来一个护士查看这个浑身是血的独腿黑女人是死是活。威利就从那时起开始吹牛，说是他救了伊娃一命——这一不容辩驳的事实连她自己也不否认，不过，她为了这件事，从那以后天天咒骂他，整整骂了三十七个年头，要不是她年至九十，开始忘事，也许还要在余生继续咒骂下去。
	医院的黑人病房在一个大病房的角落里，专门用屏风隔开。伊娃躺在那里，从头默想着种种不吉利的暗示。她想起了汉娜梦中的婚礼，想起婚礼总是意味着死亡。还有那件红嫁衣，完全是火的象征，她本该明白的。她还想起了别的，尽管竭力否定，她仍然知道，当她趴在地上，拼命穿过香豌豆和苜蓿朝汉娜爬去的时候，看到秀拉站在后廊上望着这一幕。伊娃是个从不护短的人，当她向几个朋友提起她认为自己看到的事情时，他们都说这很正常。秀拉大概被吓呆了，无论谁看到自己的亲生母亲全身着火都会是这副样子。伊娃随声附和了，可内心不以为然。她依然坚持认为，秀拉对起火的汉娜袖手旁观不是因为吓呆了，而是因为她深感有趣。

一九二七
	老人们和孩子们一起跳舞，年轻男孩和他们的姐妹一起跳，会对任何表达快乐的肢体语言（除非由上帝的手亲自指挥）皱眉的虔诚的女人们用脚打着节拍。有人（都说是新郎的父亲）把能装满一品脱大罐的甘蔗酒倒进了混合甜酒中，于是那些没有偷偷溜出后门去来一杯的男人，那些从来不让任何酒精度高于泻药的饮料进入她们血液的女人，全都有了醉意。一个小男孩站在维克多牌留声机旁转动着摇把，听着勃特·威廉姆斯的《给我留一点威士忌》的歌声，脸上绽放出微笑。
	连海伦娜·赖特都在甘蔗酒里陶醉了。她一边摆手打发掉对把饮料溅上她的小地毯的抱歉，一边摇摇晃晃地走开，根本没注意倒在她的红色丝绒沙发扶手上的巧克力蛋糕。她用胸针别在左胸前的玫瑰花已经松开，头朝下挂在那里。当她丈夫提醒她注意几个把她的窗帘缠到身上的孩子时，她也只是笑着说：“噢，随他们去吧。”她不只是有点醉了，在几个星期的忙碌后也确实是疲倦了。她的独生女儿的婚礼——这是她这么多年来一切存在、思想和行为的顶点——引出了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拥有的精力和体力。她的房子需要彻底打扫，鸡需要拔毛，还得做蛋糕和馅饼。一连几个星期，她、她的朋友们和她的女儿一直忙着缝纫。现在她们准备的一切都用上了，只消用一点甘蔗酒，那一身紧绷的疲惫就会啪地崩断，早晨刚挂好的白窗帘也无所谓了。等这一天过去，她会有整整下半辈子的时间在这房子里忙来忙去，把弄坏的东西修整好。
	在教堂里举行一个地道的婚礼，之后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酒会，这在“底部”居民的生活中是很少见的。花销大是一个原因，一般来说，大多数不讲究的新婚夫妇只是去一趟县政府，讲究的也只是请牧师来家里讲上几句。剩下的人觉得“住到一起”就算完事了。这种婚礼无须发请柬。形式毫无必要。客人们想来就来，有礼物就带，没有就不带。除了在山谷里大户人家帮过工的，这里的大部分人从没参加过大型婚礼，在他们的想象中，这种仪式和葬礼差不多，只是不必在结束后步行很久到郊外的比奇纳特公墓去。
	这次的婚礼所具有的特别的吸引力来自新郎，他是一位备爱人们喜爱的英俊青年——芒特宰恩男声四重唱中的男高音，在女孩们中间很抢手，在小伙子们中口碑也不错。他名叫裘德·格林，在经常来参加礼拜、听他唱歌的八九个姑娘里，他选中了奈尔·赖特。
	他其实不是真的想结婚。他那时刚刚二十岁，虽说在梅德林酒店当侍者的工作对他的父母和七个兄弟姐妹来说已经足够值得庆幸，但还是不够养活一个老婆。他第一次提起这件事，是在城里要修一条新柏油路的消息传出那天。这条路会弯曲着穿过梅德林镇直抵河边，那里会建起一座大桥，把梅德林与对岸的船工码头镇连接起来。战争已经结束，这里仍保持着战时的虚假繁荣。在一片兴高采烈的气氛中，在渴求更多的欲望驱策下，建设委员会预见到了跨河商贸蓬勃发展的前景。对河对面的城镇来说，只靠一条摆渡船来接送梅德林的生意人是不够的。新河路上的工程早已开始（市里总想给这条路改个响亮的名字，但就算十年之后建桥的设想为隧道所取代时，它仍然叫作新河路）。
	裘德和几个黑人小伙子结伴来到雇人的小屋。三个上年纪的黑人已经被雇用了，不过他们并不是去修路的，而是去干些收拾整理、送饭端菜的杂活。几个老头几乎没力气了，也干不成别的什么活计，大家都为他们被雇用而高兴；但看到那些白人和这几位老爷爷言谈甚欢，却避开有力气把马路翻个儿的黑人小伙子，还是让人感到不快。像裘德这样的人才真的能干活儿。而且他比谁都更想被雇用，不光是因为工钱多，更是因为工作本身。他想抡起铁镐，跪下定准绳，或是用铁锹铲沙石。他想让双臂因为比托盘更沉的家伙而酸痛，想干点比削水果更脏的活计；他想穿笨重的工作靴，而不是酒店所要求的薄底黑皮鞋。而最重要的是，他渴望筑路工之间的情谊：大桶装的午饭，劳动的号子，还有身体的运动最终造就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他可以指给别人看的东西。他可以说：“这条路是我修的。”比起一天将尽时在餐厅里靠数脏盘子、称泔水桶来评定工作，在太阳下山时收工要带劲得多。“那条路是我修的。”人们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会踏着他的汗水来去。也许修路的大锤会砸上他的脚，当人们问起他是怎么瘸的，他就可以说：“修那条新路时砸的。”
	他就是在脑中充满这种种梦想、身体已经感觉到工作服的粗糙质地、双手已经在镐把上弯曲的时候对奈尔提出了结婚的想法。她看起来相当乐意，但并不怎么急切。那是在他一连六天排在登记做工的队伍里，每天眼巴巴地看着工头挑走来自弗吉尼亚山里来的细胳膊瘦腿的白人男孩、脖子粗壮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一次又一次听到“今天没活儿啦，明天再来吧”的通知后才明白的道理。是愤怒，愤怒和无论如何要肩负起一个男子汉的责任的决心让他催促奈尔尽快定下来。他有些渴望需要填满，他的男人气概需要被承认，他最需要的是有人关心他的伤痛，深切的关心，深到足以支撑他，摇晃他，询问他：“你感觉怎样？还好吗？要喝点咖啡吗？”而如果他要成为一个男子汉，那个人就不该再是他的母亲。他挑的这个姑娘总是那么和善，看来从不急于结婚，而这让整件事看起来完全是他的想法，他的胜利。
	他越是想到婚姻，就越为其所吸引。不管他的运气如何，无论他的外衣怎样裁剪，总是需要褶边——那些用来隐藏参差不齐的边缘的卷边和褶皱；需要有一个温柔、勤快、忠贞的人来支持他。而他反过来要保护她，疼爱她，与她白头到老。没有她，他只不过是个女人般围着厨房转的侍者。有了她，他就是一家之主，只是出于必要才被拴在一份令人不满意的工作上。两者合一，才是整个裘德。
	他曾担心他筑路梦想的破灭会使她失望，但那并没有发生。当奈尔发现他的痛苦时，她之前对他关于结婚的暗示无所谓的态度全部消失了。裘德能够看到，他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正在形成。她确实想帮助她，安慰他，阿贾克斯在“小有余钱”台球厅所说的话难道是真的？“她们想要的一切，伙计，就是她们自己的苦难。你让她们为你而死，她们就会跟你过一辈子。”
	不管阿贾克斯的那一套对其他人是否正确，奈尔的确像他所说的那样。除了和秀拉在一起时偶尔还能掌握主动权，她一向性格被动。她的父母已经成功地把她曾释放的一切火花和爆裂声全部磨成了一团暧昧的微光。只有和秀拉在一起时，她的这种性格才能自由驰骋，但是她们太过亲密无间，连她们自己也很难分清某件事到底是谁的主意。在奈尔的整个少女时代，唯一能让她从严厉而又压抑的双亲控制下获得喘息之机的就是秀拉，当裘德开始在她周围打转时，她感到受宠若惊——所有的女孩都喜欢他——而秀拉让他的注目带来的喜悦更加强烈，是因为她似乎总是希望奈尔更加引人注意。她们从没吵过架，也不像某些女伴经常做的那样，为男孩而彼此竞争。那时候，对她们俩其中一个的赞美就是对另一个的褒奖，而对一个人不逊也就是对另一个的挑衅。
	奈尔对裘德内心的羞耻和愤怒作出的反应就是与秀拉渐行渐远。这种被一个眼里只有她的人所需要的全新感情，比她和秀拉的友情更为重要。在裘德提到她的颈项之前，她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而在裘德把她的微笑看作一个小小的奇迹之前，她也从未意识到除了咧开嘴唇之外，它还意味着什么。
	秀拉对于这次婚礼的激动一点不亚于奈尔本人。秀拉觉得，在高中毕业之后立刻结婚再好不过了。她想做伴娘，只能是她。她劝赖特太太全力操办这件婚事，甚至去找伊娃借盛混合甜酒的大杯子。事实上，她把大多数细节处理得井井有条。她失去母亲刚刚几年，人们还对汉娜脸上的痛苦和伊娃脸上的斑斑血迹记忆犹新，大多数人都急于让她开心，她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就这样，在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大家在“底部”的山上跳着舞，在这样一个婚礼上，所有人第一次意识到，除了锋利的牙齿，杜威们永远不会长大。到这时为止，他们的身高已经有好几年没有长过了，一直停留在四十八英寸。尽管他们的身材非同寻常，但也不是前所未闻。人们醒悟他们不再长大是基于这一事实：他们在思想上始终是孩子。他们淘气，狡黠，排外，并且全无教养，和被汉娜一股脑塞进一年级时相比，他们的游戏和兴趣始终没有变过。
	在婚礼中一直是主角的奈尔和裘德，在酒会逐渐融化为舞会、餐会、闲聊和游乐场，并最终成为爱巢时，终于被大家遗忘了。一整天来，这对新人第一次放松下来，相互凝望，对眼前的彼此感到满足。他们开始跳舞，在人群中紧紧依偎，都想着马上要到来的新婚之夜。他们已经在裘德的一个姑姑家找了一间存放东西的屋子（不顾有多余房间可以提供的赖特太太的反对，因为奈尔不想在母亲的房子里和丈夫做爱），此时已经等不急要去那里了。
	裘德就像看透了奈尔的心思，低下头悄悄对她说：“我也是。”奈尔莞尔一笑，把脸颊靠在他的肩上。她戴的面纱太厚，感觉不到头上他的亲吻在哪里。当她抬起眼睛朝他望去，想弄清他刚才是不是吻过她时，看到一个身穿蓝裙的苗条身影从敞开的大门外飘然而过，那个稍有些趾高气扬的影子沿小路向大道走去，一只手还按着头上的宽檐帽，以免被六月的暖风吹跑。即使看背影，奈尔也认得出那是秀拉，而且知道她在微笑，知道在她那轻盈的身体深处有什么感到愉悦。直到十年之后，她们才再次相见，而那次重逢，是在知更鸟成灾之时。

第二部

	一九三七
	随着回到梅德林的秀拉而来的，是泛滥成灾的知更鸟。这种土黄色胸脯的颤动的小鸟到处都是，让年幼的孩子对它们的欢迎变成了恶毒的投石。谁也不知道这些鸟是从什么地方，又是为了什么飞来的。人们只知道不管走到哪里，总会踩上圆圆的白色鸟粪；知更鸟围着你乱飞，在你身边死去，让人连晾件衣服、拔除野草或是在前廊上坐一会儿都不成。
	尽管大多数人都记得一团一团的鸽群从天上飞过时整整两小时的黑暗，也习惯了自然的种种过度现象——太热，太冷，太干旱，大雨成灾——但是，他们仍然心怀恐惧地看着一种微小的现象主宰他们的生命，迫使他们屈从于它的意志。
	他们虽然感到恐惧，但对于这样一种让人难以喘息的怪现象，或者按他们的说法，这种“邪恶的日子”，却采取了一种近乎欢迎的接纳态度。他们觉得，这种邪恶必须避免，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其害，也应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但是，他们竟任其泛滥，听其发展，而从不想方设法去改变它，消灭它，或是防止它再次发生。他们对待人类的态度也是这样。
	被外人看作懒散、邋遢甚至是慷慨的习性，实际上都是对不良力量存在的合理性的全面认可。他们不相信医生能治病——对他们来讲，也从来没有人成功过。他们不相信死亡是偶然的——也许生命是这样，死亡却是必然的。他们不相信自然会偏离正轨——只是觉得有些不便。瘟疫与旱灾和春天的应时而至一样顺理成章。既然牛奶会凝结，上帝也就知道知更鸟会在这里降落。邪恶的目的在于促使人挣扎求生，于是他们决心（自己并没有觉察已经下定这种决心）从洪水、白人、肺结核、饥荒和无知的魔爪下逃出生天。他们对愤怒深有体会，却对绝望一无所知，他们并不向犯罪者投掷石头和他们不会自寻短见出于同样的理由——那样有失身份。
	秀拉刚走下辛辛那提的快车，就踩进了知更鸟粪，走上了到“底部”去的漫漫山路。她的一身打扮任谁看了都会认为像个电影演员：一身洒满粉红和黄色百日草图案的黑色绉呢衣裙，脖子上缠着狐尾，头上戴着一顶黑毡帽，面网斜斜地垂下，遮住一只眼睛。她右手挎着一只黑钱包，上面有缀着珠子的金属扣，左手拉着一只红色的旅行皮箱，小巧玲珑，引人赞叹——包括曾经到过罗马的市长夫人和音乐教师在内，谁都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她沿着木匠路向山上走去，浅口鞋的高跟和鞋帮沾上了干鸟粪。她的身影吸引了坐在县政府门前石凳上的老头、用桶往人行道上泼水的主妇和回家吃午饭的高中生们的目光。她到达“底部”时，她回来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黑人们纷纷来到他们的前廊或窗边。有的人和她打招呼，有的人向她点头，但大多数人只是远远地打量着她。一个小男孩向她跑来，说：“我帮您拿一下箱子吧，女士？”秀拉还没来得及回答，小孩的母亲已经在喊他：“约翰，你给我回来。”
	在伊娃的院子里，人行道上有四只死知更鸟。秀拉停下脚步，用脚尖把它们踢进了旁边的草丛。
	伊娃望着秀拉的目光，和望着当年一个子儿甚至一点希望都没给她留下就出走又回来的波依波依时的目光一模一样。她坐在轮椅上，背后是她曾经跳出去的窗户（现在都用木板钉死了），正在烧被她梳下来的头发。秀拉打开门时，她抬起眼皮说道：“我早该想到那些鸟意味着什么。你的外套呢？”
	秀拉往伊娃的床上一躺，答道：“我剩下的东西晚一点到。”
	“但愿如此。那些毛茸茸的小尾巴对你没什么用，被你戴着，还不如挂在原来的狐狸身上。”
	“对十年没见的人，你就不会问候一句吗？”
	“要是那人让别人知道他人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别人会为他做好准备的。要是他不这么做——要是他突然出现、随便进来——那只能看别人脸色了。”
	“你怎么样啊，老妈妈？”
	“活一天算一天吧。谢谢你还知道问我。你想要什么的时候，脑子转得倒挺快的。你需要有点变化或者……��”
	“别跟我说你为我付出了多少，老妈妈，也别提我欠你多少这种话。”
	“噢？不许我提这个？”
	“好吧，说吧。”秀拉耸了耸肩，转身趴着，屁股对着伊娃。
	“你进门还没十秒钟就已经开始找碴了。”
	“一个巴掌拍不响，老妈妈。”
	“哼，可别信口开河，当心吃不了兜着走。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你该生个孩子了。那样你就安心了。”
	“我可不想造个什么人出来。我只想造个我自己。”
	“自私啊。可没哪个女人游手好闲地到处逛，还没有男人。”
	“你就是嘛。”
	“那不是我心甘情愿的。”
	“妈妈也是。”
	“也不是心甘情愿的，我说过了。你打算一个人过日子，这不对。你需要……我来告诉你你需要什么。”
	秀拉坐了起来：“我需要你闭上嘴。”
	“还没人跟我这样说话哪，还没人……��”
	“我就这么说了。就因为你下狠手砍掉自己一条腿，你就以为你有权利用那条瘸腿想踢谁就踢谁？”
	“谁说我砍断了自己的腿？”
	“那就是你把腿放到火车底下赚保险金。”
	“住口，你这撒谎的丫头！”
	“我就是要说。”
	“《圣经》上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妈妈准是把那段跳过去了。她可没活多久。”
	“这张坏嘴！上帝会给你颜色看的！”
	“哪个上帝？是那个眼看着你烧死李子的上帝吗？”
	“别跟我扯放火的事，你眼看着自己的妈妈被活活烧死。你这条疯狗！被烧死的怎么不是你！”
	“可我没死。听懂没有？我没死。这屋里要是还有火，那一定是我点的！”
	“地狱之火是用不着点，它已经在你里面烧起来了……��”
	“管它什么玩意儿在我里面烧着，那是我自己的事！”
	“阿门！”
	“在你有时间扑灭它之前，我会把这镇子和所有东西撕成两半！”
	“骄傲会让人栽跟头。”
	“我管那干吗？”
	“作孽呀！”
	“你把自己卖了每月二十三块钱。”
	“你把自己扔了。”
	“我扔了的是我的。”
	“有一天你会需要它的。”
	“可是不需要你。我永远不会需要你。你知道为什么吗？没准哪一天夜里，你坐在轮椅上打着瞌睡打苍蝇、咽口水的时候，我会提着煤油悄悄爬上楼来，然后——天知道——你也许会比他们烧得都旺。”
	因此，从那天起，伊娃锁上了自己的房门。不过这也没用。四月里，来了两个抬着担架的男人，她甚至没来得及梳梳头，就被他们捆到了一张帆布上。
	巴克兰·里德先生来挑数字时看到伊娃被抬走了，他惊讶得大张着嘴，看到秀拉在墙边填一些表格，在表格下角写着“监护人”字样的那里，非常仔细地写上了“秀拉·梅·匹斯小姐”。
	只有奈尔一个人注意到了鸟儿飞走后的那个五月的非同寻常。星期六晚上总有一种光辉，一种似乎是绿色的、被雨淋湿的闪光（被新安上的街灯照亮）；而下午总有一种因冰饮料和黄水仙花斑点而明亮的柠檬黄。她能在孩子们湿润的脸和他们那流水般圆润的嗓音中看到它，连她自己的身体也避不开这种魔力。她会坐在地板上做针线活，就像她过去做姑娘时那样，把腿盘在身下，或是随着脑子里出现的旋律跳一会儿舞。在洒满阳光的惬意日子和紫色的黄昏里，柏油娃娃在祈祷时高唱《与主同行》，他的睫毛因泪水而变得更黑，他的侧影因悔恨而虚弱地映在圣马太大教堂的墙壁上。奈尔聆听着，感动得露出微笑。她朝着从窗外射入的、触及了他的悲伤的纯粹的爱微笑，因为那看起来实在赏心悦目。
	虽然只有她一个人感受到这种魔力，但她并不奇怪。她明白这一切都是由于秀拉回到了“底部”。就像是治好了白内障后，又能用那只眼睛来看东西了。她的老朋友回家了。秀拉。是秀拉使她开怀大笑，是秀拉使她用新眼光看旧事物，有秀拉在身边，她感到自己更聪明，更文雅，而且还有一点性感。她曾和秀拉一起度过了旧日岁月，如今又可以和秀拉不断分享所见所闻了。和秀拉谈话始终像与自己交谈。她在秀拉面前从来不会显得愚蠢，除了秀拉之外还会有第二个这样的人吗？还有谁会觉得“不够格”只不过是一种特质，一种个性，而不是什么缺陷？还有谁总会留下那种既好玩又心照不宣的气氛呢？秀拉从不争强好胜；她只会帮助别人去确认自己。只要秀拉在，其他人的音量似乎都扩大了、提高了。比什么都重要的是，人们找回了幽默。有秀拉在，她可以专心聆听孩子们撒落的糖在脚下嘎吱嘎吱响而不去够鞭子，也会忘掉起居室凉篷上的破洞。甚至她对裘德的爱，那种多年来一直在她心上不断织着灰网的爱，都变成了一种明亮而轻松的感情，这可以从他们做爱时的玩心中看出来。
	秀拉会在某个下午来看奈尔。她迈着那种从容的步子，像她母亲汉娜从前穿那些过大的家居裙一样穿着一件普通的黄裙子——身体和衣物之间存在着距离，缺乏一种联系，而这反而突出了被衣物遮蔽的每一寸身体。当秀拉像过去那样挠了挠屏风门然后迈步进屋的时候，水槽里堆放的碗碟就像本来就属于那里；灯罩上的灰尘闪闪发光；被遗落在起居室里的“高级”沙发上的发刷也没必要被充满歉意地收好；而奈尔的三个不服管的脏孩子就像是五月阳光中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野生小动物。
	“嘿，姑娘。”秀拉眼帘上的玫瑰形胎记给她的一瞥增加了几分惊喜的色彩。那块胎记比奈尔记忆中更深。
	“嘿。进来啊。”
	“你怎样？”秀拉把一堆熨过的尿布从椅子上挪开，坐了下来。
	“噢，我还没想把谁掐死，所以我觉得这日子过得还可以吧。”
	“好吧，你要是改了主意就跟我打声招呼。”
	“有人该死吗？”
	“半个镇子的人都该死。”
	“那另一半呢？”
	“都得了慢性病。”
	“噢，别这么说，梅德林有这么糟吗？”
	“没人告诉过你？”
	“你走得太久了，秀拉。”
	“倒不算太久，可能是太远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奈尔把指头伸进碗中蘸了蘸水，把水洒在尿布上。
	“噢，我也不知道。”
	“想喝点凉茶吗？”
	“嗯，多加点冰，我快着火了。”
	“卖冰人还没来呢，不过这茶挺好，也够凉。”
	“那不错。”
	“但愿我没把话说得太早。孩子们不停地进进出出。”奈尔弯下腰打开冰箱。
	“你变胖了，奈尔。裘德一定已经累坏了。”
	“裘德一定已经累坏了？你怎么不想想我的背怎么样了？”
	“就在那儿吗，在你的背上？”
	“哈！裘德认为它无处不在。”
	“他说得对，是无处不在，真不错，他发现了这一点。还记得约翰·L吗？”
	“就是那年雪莉说的把她在井边按倒，还想捅她屁股的那家伙吗？”奈尔回忆起十几岁时的往事，咯咯地笑了。“她真该感激不尽呢。你回来以后见过她了吗？”
	“见过了。像头牛。”
	“那个约翰·L真是个呆头呆脑的黑鬼。”
	“也许吧。也许他只不过是爱干净。”
	“爱干净？”
	“是啊，想想看吧。要是雪莉对着你劈开腿呢？难道你不会对她的屁股更感兴趣吗？”
	奈尔的头垂在交叉着的手臂上，笑出的泪水点点滴滴地落在温热的尿布上。她直笑得膝盖发软，压得膀胱开始运作。她那一阵阵又尖又高的笑声和秀拉那阴郁而睡意朦胧的低笑构成了一部女声二重唱，惊动了猫，还把奈尔的孩子们从后院引得跑进屋来。他们起初对这一放纵的粗野声音莫名其妙，继而开心地看着他们的母亲一边捧着肚子一边跌跌撞撞地朝厕所走去，在大笑中唱歌般说着：“哎哟，哎哟，我的天。秀拉，别说啦。”而另一位呢，眼睛上长着一块吓人的黑东西的那位一边轻声笑着，一边继续逗着他们的母亲：“爱干净是应该的。你知道，它仅次于……��”
	“闭嘴吧。”厕所门砰地甩上，打断了奈尔的请求。
	“你们俩在笑什么？”
	“过去的事。好久以前，过去的事。”
	“告诉我们。”
	“告诉你们？”黑色胎记跳了跳。
	“对。告诉我们吧。”
	“我们觉得好笑的你们可未必会觉得。”
	“会的。”
	“好吧，我们刚才在说我们小时候认识的一些人。”
	“我妈妈那会儿也小吗？”
	“当然。”
	“出了什么事？”
	“是这么回事，我们当时认识一个男孩叫约翰·L，还有一个女孩叫……��”
	奈尔脸上湿漉漉的，回到了厨房。她感到焕然一新，柔和而抖擞。她好久都没有像这样笑得肚子疼了，早已忘记大笑能怎样发自内心。这种放声大笑与她这几年来所逐渐学会感到满足的轻笑与微笑如此不同。
	“噢，天啊，秀拉，你一点都没变。”她擦着眼睛，“那些都是怎么回事呢？那些我们又想干又不想干的乱七八糟的事？”
	“你可问住我了。这么简单的事。”
	“但我们确实从中长了不少见识，那些男孩可比我们呆多了。”
	“没人比我更呆的了。”
	“别说假话了。他们个个都最喜欢你。”
	“是吗？他们在哪儿？”
	“他们还在这儿。倒是你走了。”
	“我吗？”
	“跟我讲讲吧，大城市的事。”
	“除了大没别的了，一个大的梅德林。”
	“不，我指的是那儿的生活。夜店啦，还有派对啦……��”
	“我在上大学，奈莉（奈尔的正式称呼。）。校园里是没有夜店的。”
	“校园？人们都这么叫吗？好吧。你不会上大学，上了——多久——十年吧，一直上到现在？而且你不给任何人写信。你为什么从来不写信？”
	“你也没写。”
	“我写给谁？我只知道你在纳什维尔。我跟匹斯小姐打听过你一两次。”
	“她怎么说的？”
	“我听不太懂她的话。你知道她自打从医院出来之后就越来越古怪了。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还是那样子吧，我想是。不那么容易发火了。”
	“真的？我知道劳拉之前在帮她做饭和干家务。她还在吗？”
	“不。我把她撵走了。”
	“撵走了，为什么？”
	“她让我受不了。”
	“可她一分钱也没要，秀拉。”
	“那是你以为。她偷鸡摸狗的。”
	“你从什么时候起对邻里拿点东西这么大惊小怪了？”
	秀拉微微一笑：“好了，我没说实话，你想知道原因吗？”
	“是啊，告诉我真实原因吧。”
	“我也不知道什么真实原因。她只是不属于那里。在碗柜里翻来翻去，又是提壶，又是拿破冰锥……��”
	“你可真变了。那座房子里一向住着不少人，谁都在碗柜里翻东西，吵吵闹闹的。”
	“这么说，那就是原因了。”
	“秀拉，别这样，听我的话。”
	“你也变了，过去我是用不着向你解释一切的。”
	奈尔脸红了。“那谁来给杜威们和柏油娃娃做饭？你吗？”
	“当然是我。反正柏油娃娃不怎么吃东西，杜威们个个都还是疯疯癫癫的。”
	“我听说有一个杜威的妈妈来领他回去，可不知道哪个才是她儿子了。”
	“谁也不知道。”
	“伊娃呢？你也伺候她吗？”
	“既然你还不知道，那我就告诉你吧，伊娃是真的病了。我把她送到能被观察和照顾的地方去了。”
	“那是什么地方？”
	“在比奇纳特附近。”
	“你指的是白人教堂开的那家养老院？秀拉，那可不是伊娃该去的地方！里边住的那些女人全都穷得吃不上饭，而且没个亲戚。像威尔金斯太太之类的。她们都得了浮肿，连水都拿不住——已经疯到没救了。伊娃是怪，可她脑子是清醒的。我认为这么做不对，秀拉。”
	“我害怕她，奈莉。所以我才……��”
	“害怕她？伊娃？”
	“你不了解她。你知道她烧死了李子吗？”
	“我很多年前听说过。不过没人相信。”
	“他们本该相信的，那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这次我回来之后，她又打算这么对我。”
	“你说伊娃？我可不敢相信。为了救你母亲，她差点摔死。”
	秀拉往前探身，两肘撑在桌上。“你什么时候见我对你撒过谎？”
	“是没见过。但你可能弄错了，伊娃干吗要……��”
	“我只知道我害怕。可我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就剩下我们俩了，伊娃和我。我想我不该回来。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也许我应该先跟你商量的。你头脑总是比我清醒。以前我害怕的时候，你总是知道该怎么办。”
	眼前的问题明朗化了。奈尔把熨斗放到炉子上。她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秀拉像以往一样，除了一些琐碎的决定之外无法下决心。当面对严肃的重要问题时，她就会不负责任地感情用事，而由别人去收拾残局。就拿她割破手指那次来说吧，不管那帮小坏蛋做了什么，她完全用不着那样对待自己；可当时秀拉确实是吓坏了，她只能通过自残来保护自己。
	“我该怎么办呢，奈莉？把她接回来，继续锁好门睡觉吗？”
	“不必了。我想反正已经太迟了。不过我们可以想个办法来照顾她，让她不至于越闹越糟。”
	“那你来定吧。”
	“钱呢？她有钱吗？”
	秀拉耸了耸肩。“还有支票寄来。不过钱不多，跟过去一样。我要不要把支票转到自己名下？”
	“行吗？要是行，就转吧。这样我们就能为她安排特殊看护。那地方一团糟，你知道。医生从来不去那儿。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那些人怎么在里面活下去的。”
	“为什么不把支票转到你名下呢，奈莉？干这种事你比我强。”
	“噢，可别。人们会说是我在从中捣鬼。你才是该这么做的人。汉娜有保险金吗？”
	“有。李子也有。他有军队退役金。”
	“还有剩吗？”
	“我上大学用了一些。伊娃把剩下的都存进银行了。等我查查看吧。”
	“……还要把这一切对银行的人解释清楚。”
	“你能跟我一起去吗？”
	“当然。没问题。”
	“真高兴跟你谈了这件事。我烦了很久了。”
	“就算有人会说三道四，只要我们心里有数，说出真实情况，就没问题了。”
	就在这时，孩子们跑进来说他们的父亲回家了。裘德打开后门，走进了厨房。他仍旧很英俊，秀拉能看出的变化只有他鼻子下面细细的两撇胡子和头上的发际线。
	“你好，裘德。有什么好消息吗？”
	“白人掌管一切——没什么好事。”
	秀拉哈哈大笑。对丈夫的情绪高度敏感的奈尔无视他脸上的笑容，直接问道：“这一天不太顺吧，亲爱的？”
	“还不是老一套。”他顺口回答，接着便简单地对她们讲了一个顾客和他的老板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事——他的牢骚在愤怒和寻求安慰之间达到了高潮。他讲完时下结论说，一个黑种男人在这个世界上真难谋生。他期望他的故事能够得到温柔的同情，可奈尔还没来得及发表看法，秀拉抢先说她不知道还有这种事——在她看来，这种日子挺不错的。
	“你说什么？”裘德看着妻子的这位朋友，心头微微燃起怒火，这个苗条的女人姿色不算平庸，但眼帘上有一块铜斑蛇那般的胎记，也不算多好看。就他所知判断，她很像到处游荡的女人，想找个男人用甜言蜜语压垮他。
	秀拉微笑着。“我是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是说，这世上的一切都爱你。白种男人爱你。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担心你的生殖器，倒忘了自己的。他们唯一想干的就是阉了一个黑鬼。要说那不是爱和尊敬，我就不知道那算什么了。而白种女人呢？她们追逐你们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张床下感到你们的存在。我认识的一个白种女人在六点钟之后就不愿出门了，因为害怕你们中的哪个会抓住她。你说这算不算爱？她们一看见你们就想到强奸，要是得不到她们寻找的强奸，就要高喊有人强奸，不让她们寻找的努力白费。黑种女人忧郁成疾，只是不想被你们抛弃。连孩子们——无论是黑是白，是男是女——也把整个童年投入过分的悲伤之中，因为他们认为你们不爱他们。要是这一切还不够，你们至少自己爱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个黑种男人对另一个黑种男人的爱更深。你听说过离群索居的白种男人，可是黑鬼呢？他们一天都离不开彼此。事情就是这样。依我看，全世界都羡慕你们。”
	裘德和奈尔放声大笑，裘德说：“好吧，如果那才是他们示爱的唯一方式——把我阉割后投入监狱——我宁可他们离我远点。”但他想的却是，秀拉看事物的方式总是很古怪，而她那种狂野的笑容又让眼帘上的铜斑蛇看着顺眼一些了。一个有趣的女人，他心想，也不算太难看。但他能看出她为什么没结婚：她可以拨动一个男人的心弦，却无法煽动他的肉体。
	他忘了他的领带。就是深蓝底色上有黄色斜条纹的那条，它挂在衣橱门的顶上，始终指向地面，确信并等待着裘德的归来。
	他会让领带留在这儿，就这样一去不复返吗？他会想起它，回到家来，那时她就……嗯。然后，她就能……告诉他。安静地坐下来，告诉他。“可是裘德，”她会这样说，“你了解我。这么多日夜，这么多年，裘德，你了解我。你熟悉我的一举一动，熟悉我的手，熟悉我肚子上的褶皱，记得我们那回怎么费劲把米基送去医院，还有那回房东说……可是你说……然后我哭了，裘德。你了解我，你听过我夜里的梦话，你听过我在厕所里发出的声音，还笑话过我满是补丁的紧身内衣，我也笑了，因为我也同样了解你，裘德。你这么了解我，怎么会离开我呢？”
	然而他们却一丝不挂地趴在地板上，就在领带尖所指向的地方，除了嘴唇外没有碰触彼此的身体，赤裸得就像（啊哈，接下去，说出来吧）狗一样。他们俩轻咬着对方的嘴唇，甚至没有身体接触，甚至没有眼神接触，而当我打开门的时候，他们甚至没有抬起眼睛，我想那是因为他们没在干那事。那也就没什么。我就站在这儿。他们没在干那事。我就站在这儿亲眼看着，可是他们并没有干那事。可是后来他们真的抬头看了。或者只是你抬头看了，你抬头看了，裘德。我多希望你没用当年火车上那几个士兵一样的眼神看我，没用被刚进家门的孩子们打断了加布里埃尔·希特（美国知名的时事评论员。）的广播和连贯的思绪时，你望着他们的那种眼神看我——并没有聚焦，而只是为了给他们一瞬间，一点时间，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打断了什么，然后回到他们原来待的地方，让你继续听加布里埃尔·希特。而我不知道脚该往哪儿放，目光该落向哪儿，还能干些别的什么。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笑着，因为也许存在某种解释，某种我并不知道的关键会说明什么事都没发生。我等待着，也许秀拉随时都会抬头看我，说出一两个诸如“审美”或“亲密无间”这种在大学里使用的美妙字眼，这些我虽然从来不懂却十分喜爱的字眼，它们听起来是那么舒服、那么让人安心。到后来，你终于爬起来，开始穿衣服。你那家伙低垂着，软绵绵的，你系上了腰带，可是忘了扣前面的纽扣，而她就坐在床上，甚至懒得穿上衣服，因为她本来也不需要——在我看来她并不是赤裸的，你才是。她手托着下巴坐在那里，就像一位等待主人们吵完架好继续玩牌的外地来客，而我想让她快点离开，这样我才能悄悄告诉你，你忘了扣裤扣，因为我不想当着她的面说，裘德。甚至在你开口之后，我对你的话置若罔闻，因为我在担心你不知道你的裤扣敞开着，我也在害怕，因为你的目光就像那次火车上当我母亲变成蛋奶色时那些士兵的目光一样。
	还记得那间卧室多大吗，裘德？我们刚搬来时是怎么说的来着，噢，我们总算有了一间够大的卧室，但在那时显得那么小，裘德，而且混乱不堪，也许它一直是那样的，不过，要是我能把床底的灰打扫出去就好多了，在那间小卧室里，它让我无地自容。接着，你走过我身边，说：“我会回来取我的东西。”你确实那么做了，可你忘了你的领带。
	时钟嘀嗒地走着。奈尔看了一眼钟，发现已经两点三十了，再过四十五分钟，孩子们就要回家了，她甚至还没整理好思绪、恢复理智，就已经没有时间了，直到夜里孩子们睡着、她上床睡觉前都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思考。可她怎能在那张床上思考呢？那上面躺过她和裘德，也躺过秀拉和裘德，而现在却只有她一个人了。
	她环顾四周，想找个藏身之处。一个狭小的地方就好。衣橱？不行。太黑了。浴室。那地方又小又亮，但她想待在一个很小很亮的地方。小到能装下她的哀伤；亮到能把她心头的黑暗之物一扫而光，还她一身轻松。一进浴室，她马上就瘫倒在马桶旁边的花砖地上，跪在那里，一只手扶着浴缸冰冷的边缘，等待着什么发生�…在她内心深处。那里出现一阵骚动，泥土和枯叶翻飞。她想起小鸡葬礼上的那些女人，那些在棺材上和墓穴边尖声哭号的女人。这种从那时起一直被她认为不得体的举动对于现在的她似乎再恰当不过了；她们对上帝的脖颈哭泣，对上帝那巨大的后颈、宽阔的后脑哭泣，因为他在死亡面前转过身，背对她们。但是现在在她看来，她们所热衷的并不是一种让拳头挥舞的悲怆，而是一种要就死者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感受些什么的简单义务。她们不能让那件令人心碎的事就这么了无痕迹、面目模糊地过去。让死者在单调的啜泣、轻悄的低语和品位高雅的玫瑰花束中逝去是有害且有违人性的。品位与死亡格格不入，死亡本身就毫无品位。死亡降临之时必应和怒火与唾沫相伴。身体应该晃动、蹿跳，眼珠应该转动，双手应该一刻不停，喉舌应该把伴随着愚蠢的失去而到来的一切渴望、绝望和狂怒全部释放出来。
	“地狱之所以是地狱，就是因为它看不到头。”秀拉这样说过。她说，一遍遍做着一件看不到头的事就是地狱。当时奈尔并不理解，可现在她在浴室里试图找回失去的力气时却心想：“如果我知道我能在这间小小的白色房间里看着肮脏的地砖，听着水流在管子里汩汩作响，把头枕在浴缸冰冷的边缘，就这么待下去而永远不必走出这里，我该感到多幸福，只要我知道我永远不必爬起来去刷马桶，去厨房，去看着我的孩子们长大和死去，去看着我盘子里的食物被吃光……秀拉错了。地狱不是一成不变。地狱是变化。”不但男人们要离开，孩子们要长大和死去，连痛苦和不幸也不会持久。总有一天，她连这种难过都不会再有。这种让她在地板上蜷成一团并把她鞭打得遍体鳞伤的悲痛也会过去的。她连这种感情都会失去。
	“为什么，就算在这么恨她的时候，我却还在想着她说过的话？”
	奈尔在小而明亮的房间里弓着身子等待着，等待着那声最古老的哭喊。不是为了别人，不是出于同情一个被烧死的孩子或者一个死去的父亲，而是为了自身的痛楚而发自内心深处的一个人的哭喊。响亮而刺耳的一声：“为什么是我？”她等待着。泥土在转移，枯叶在翻搅，一股熟烂的植物气味笼罩着她，宣布她自己的号叫开始。
	可那声哭喊还是没有来。
	那股味道挥发了；枯叶静止，泥土不再移动。最后，一切都不见了，只有一片干硬得令人生厌的东西如鲠在喉。她失魂落魄地站了起来。有什么东西就在她右边，在空气中，就在视野之外。她虽然看不见它，但确切地知道它的样子。一个灰色的球体就在那里旋转。就在那里。在右边。无声无息的，灰蒙蒙的，脏兮兮的。是一只沾满污泥的线团，可是没有重量，很蓬松，但其恶意令人恐惧。她知道不能看，于是闭眼越过它爬出了浴室，把门在身后关紧。她带着一身恐惧的冷汗走进厨房，来到后廊上。丁香树丛攀附在栏杆上，但还没有开花。还没到时候吗？当然已经到了。她的目光越过篱笆向雷福德太太的院里望去，那边的丁香也还没开花。是不是太晚了？她狂热地纠缠着这个问题，一直思考着她之前从未顾及的事。只有这样，她才能不去想鲠在喉咙里的那片东西。
	一整个夏天，她都摆脱不掉那个灰球，那个毛茸茸的毛皮、线绳与毛发团成的球总是在她周围的光亮中飘荡，但因为她从不去看，也就看不见。可骇人之处恰恰是她为了抑制去看的冲动而做出的努力。但它就在那儿，就在她脑袋右边，也许再向右肩过去一点，所以，当孩子们到爱尔米拉电影院看完怪物片回家问“妈妈，今晚你能和我们一起睡吗”的时候，她就会说好，然后陪两个男孩睡，他们喜欢和她一起睡，但女孩不喜欢。一直以来，她都无法不和孩子们一起睡，每次都要告诉自己，他们可能会梦见恶龙，会需要她的安慰。能去想他们恐怖的梦而不是那个毛球实在是太好了。她甚至希望他们的梦会感染她，让她在梦魇中得到奇妙的放松，而不会再次胆战心惊地东张西望，只为了不看到那个灰球。那正是其骇人之处——看到它。灰球不朝她移动；从来不，也不会向她扑来。它只是浮在那里，让她去看，只要她想看，而且，噢，天哪，让她去摸，只要她想摸。但她从不想看它，因为如果看了它，谁能肯定她不会去摸它或者想去摸一摸呢？如果她当真伸手去摸并碰到了它，又会发生什么呢？也许会死。不会再糟了。死倒没什么，不过是睡觉，而且死后就不会有什么灰球了，对吧？会吗？她得找个什么人打听一下，找个她信得过的人，找个知道许多事的人，就像秀拉，因为秀拉会懂得这种事的，就算不懂，她也会用一两句妙语让这件事合情合理。噢不，秀拉不行。她就身处这件事当中，憎恨着它，惧怕着它，却再一次想起了秀拉，就好像她们还是朋友，还可以商量烦恼。太难忍受了，她失去了裘德，秀拉却没有来出出主意——他就是因为秀拉才离开她的。
	现在，她的大腿真的空无一物了。直到这时，她才有些明白那些女人口中“再也不去看其他男人”的意思，真正的重点、那番话的核心是“看”。不是承诺绝不向别的男人求欢，也不是拒绝和别的男人结婚，而只是答应并明白自己再也无法去看了。看他们的头怎样划过空气，看他们的肩与颈怎样勾勒出月亮和树影……再也不去看了，因为如今她再不能冒这个险——即便如此又怎样呢？因为现在她的大腿间空荡荡的，已经死了，而正是秀拉夺走了它们的生命，正是裘德撕碎了她的心，是他们俩让她失去了腿和心，让她的大脑成为一团乱麻。
	那么我现在该用这两条大腿做些什么呢，只是在屋里走来走去？上帝，那有什么意义呢？它们绝不会给我我所需要的从日出直到日落的宁静，那它们还有什么意义？你是否打算告诉我，我得把这条路走到底，日复一日地走下去呢？噢，我的天啊，直到走到那个有四个把手的盒子里去，都再也不会有人在我的两腿间安居，即使我缝补那些枕套、冲洗门廊、喂饱我的孩子、拍打小地毯、从煤箱里铲出煤，都再也不会有人这么做，噢，天啊，需要时我可以成为一头骡子或是用我的双手去犁地，需要时我可以用我的后背撑住这东倒西歪的四壁，只要我知道在这世界上的某处，在黑夜的某个坑洞里，我能向一个屁股结实的牛仔分开两腿，而你却要告诉我“不”，噢，我亲爱的耶稣，这是怎样的一副十字架？

一九三九
	当伊娃被送进了阳光谷的消息传出，“底部”的人们纷纷摇头，说秀拉是只蟑螂。后来，当人们看到她怎么把裘德弄到手又把他丢给别人，又听说他怎么买了张汽车票去了底特律（他在那里给他的儿子们买了生日贺卡，却从没寄出过），他们就全然忘掉了汉娜的（或是他们自己的）放荡作风而骂她是婊子。每个人都记起了伴随她回来的那场知更鸟灾，而她曾亲眼看着汉娜被活活烧死的事再次被旧事重提。
	但给她贴上最后标签的是男人们，让她画押认罪的总是他们。正是他们指责她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对于这种事，人们不会理解，不会原谅，也不会同情。一踏上这条路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一沾上这种污点就永远无法洗刷干净。他们说秀拉和白种男人睡过觉。这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当然也可能是。她显然是能做出这种事的。无论如何，这种说法一传开，所有人都把她拒于千里之外。老太婆们咬紧了嘴唇，孩子们出于羞耻而别过头不看她，年轻的男人们想象着各种折磨她的方式——只是为了让自己吞下看到她时涌起的唾液。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偏好去想象那种情景——秀拉如何躺在某个白人的身下——然后感到恶心得几乎窒息。没有哪种下流而肮脏的事是她做不出的。即使他们自身的肤色证明了在他们自己家中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他们的愤怒也无法遏制。而黑种男人会心甘情愿地躺在白种女人的床上这一事实也无法成为容忍这种事的理由。他们固执地认为所有白种男人和黑种女人间的交媾全都是强奸，因为要一个黑种女人心甘情愿本来就是无法想象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对种族间通婚的恶意与白人相比倒是别无二致。
	于是，他们在夜里交叉扫帚把堵住大门，还在门廊的台阶上撒盐。不过除了一两次想从她的脚印中搜集尘土的失败尝试外，他们没有做任何伤害她的事。就像黑人对任何邪恶之物的态度一样，他们对她冷眼旁观，听之任之。
	秀拉对他们驱魔的企图和四散的飞短流长毫无察觉，而且似乎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因此他们得以站在比观察镇上其他蟑螂和婊子时更近的距离外观察她，而他们的警觉得到了回应。事情开始发生了。
	第一件，是“茶壶”敲响了秀拉的门，来问她要个瓶子。他是个五岁男孩，有个只对“小有余钱”台球厅感兴趣的冷漠的母亲。她名叫贝蒂，但人们都叫她茶壶的妈妈，因为作为他的母亲这件事恰好是她最大的失败。当秀拉对茶壶说“没有”时，孩子转身就走，在台阶上摔倒了。他没有马上爬起来，秀拉就去扶他。就在这时，高高兴兴地朝家里走的母亲看见秀拉向孩子痛苦的脸弯下腰去。她被一种喝醉般的心血来潮的母爱充溢，当即把茶壶拽回了家。她逢人便说秀拉推倒了她的儿子。她如此强调这件事，便不得不接受朋友们的劝告，把孩子送进了县医院。让她心疼得要命的两块钱被证明没有白花，因为茶壶确实骨折了，尽管医生指出营养不良是造成他骨质脆弱的主要原因。茶壶的妈妈因此大出风头，并且出色地扮演了她本来毫无兴致充当的角色：母亲。一个成年女人居然伤害了她的儿子，这个念头让她咬牙切齿。她一变而成为了最尽心的母亲：头脑冷静、手脚勤快、干干净净。她再也不给茶壶去迪克的店里吃一顿古德巴先生式的早点和苏打汽水的零钱了，再也不让他在她忙什么的时候长时间一个人待着或者在街上闲逛了。她的变化是一个显著的进步，虽然小茶壶确实很怀念他在迪克的店里度过的安静时光。
	事情继续发生。芬雷先生坐在前廊上嘬鸡骨头——他十三年来惯于如此。他一抬眼就看见了秀拉，一块骨头卡在喉咙里，当场断了气。这件事加上茶壶的妈妈的一番解释，让所有人都弄清了秀拉眼睛上的胎记的含义，那不是一株带枝的玫瑰，也不是一条毒蛇，而是从一开始就给她做了标记的汉娜的骨灰。
	她不穿内衣就来参加他们的教堂晚餐会，买了一碟碟热腾腾的食物，却只吃了几口——不欣赏任何东西，没有赞美任何人做的排骨或水果馅饼。他们相信她在嘲笑他们的上帝。
	而她在镇上的女人们心中激起了难以想象的愤怒——因为她只会和她们的男人睡上一次，就再也不理会他们了。汉娜曾经也是个祸害，但在某种程度上她对她们丈夫的需要无疑是对她们的一种恭维。而秀拉只是试上一次就把他们一脚踢开，连一个能让他们咽下这口气的借口都没有。于是这些女人为了伸张她们自己的正义，就对自己的丈夫加倍关爱，抚慰秀拉在他们的骄傲和虚荣上留下的伤痕。
	在逐渐累积起来的确凿证据中有一个事实：秀拉看上去很年轻。她虽然已经年近三十，却不像她们那样牙齿掉落、伤痕难清，腰上没有游泳圈，颈后也没有赘肉。人们纷纷传说，她小时候从来没害过病，谁也不记得她得过水痘、喉炎，甚至不记得她淌过鼻涕。她小时候是个很野的孩子，可是伤疤呢？除了一个有点奇形怪状的手指和那块不祥的胎记之外，她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受过伤病侵扰的痕迹。当年跟她约会过的一些男人回忆，在野餐时，不管是小飞虫还是蚊子都不会落她身上。汉娜以前的朋友帕特西表示同意，并且说不仅如此，她亲眼所见，秀拉喝啤酒的时候从来不打嗝。
	然而最足以定罪的证据来自戴茜，她是麋鹿会的资深成员，一向无所不知。在一次公共聚会上，她对朋友们揭露了一件事。
	“我很久以前注意到了一件事，不过我一直没说，因为我心里没底，拿不准是怎么回事。嗯……我确实对艾维提过，可再也没向别人讲过啦。我记不清是多久以前了，有一两个月了吧，我猜，那时候我还没铺我那块新的漆布地毯哪。你看见了吗，柯拉？就是我们在广告单上看到的那种。”
	“没有。”
	“接着说吧，戴茜。”
	“好吧，柯拉和我一起在广告单里看见了……��”
	“我们都知道你的漆布地毯。我们不知道的是……��”
	“好啦。听我说，行吗？就在我买漆布地毯之前，我站在门口，看到夏德拉克像往常一样来了……来到井边……绕着井台转了转继续走。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嘴里喊着口令，然后……��”
	“你能不能少点废话？”
	“到底是谁在讲？我还是你？”
	“当然是你。”
	“那就听我说。就像我说的，他正在那儿像往常一样搞他那些玩意儿，这时秀拉·梅小姐刚好从马路另一边走过。就在这么一眨眼的时间里，”她打了一个响指，“他闭了嘴，横穿过马路朝她走过去，就像一只大火鸡站在矮玉米地里。你们猜怎么着？他掀了掀帽子向她致意。”
	“夏德拉克可从来不戴帽子。”
	“我知道，不过他反正是用手往那儿碰了碰。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了。他那手势就好像头上戴了帽子，他把手伸到那儿朝她掀了掀帽子。你们可都清楚，夏德拉克可从来不对任何人表示友好！”
	“那的确。”
	“就算你在买他的鱼，他嘴里也骂骂咧咧的。你要是没有零钱，他就会骂你。你要是说鱼不够新鲜，他就一把从你手里抢走鱼，就像他在施舍你似的。”
	“那是，谁都知道他是个恶棍。”
	“是啊，所以说，他干吗要冲着秀拉掀帽子？他为什么不骂她？”
	“一对恶魔。”
	“一点也不错！”
	“他向她掀帽子，她又是怎么表示的？微微一笑再行个屈膝礼？”
	“没有，而且那是另一件让我吃惊的事。我头一次看到她不用仇恨的眼神看人。就好像她用眼睛闻了你身上的味，但不喜欢你用的肥皂。夏德拉克掀帽子的时候，她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好一会儿，然后转身就跑。沿着马路一直跑回家。他还站在原地，保持着掀帽子的姿势。后来——这才是我要说的——我回到屋里时，一只眼睛上长了麦粒肿。我以前可从来没长过那个。从来没有！”
	“那是因为你看见那件事了。”
	“绝对是。”
	“真该死。”
	“只能这么解释了。”戴茜说着，从一副牌上扯下橡皮筋，把牌排在桌面上，准备好好玩一场叫牌游戏。
	秀拉确凿无疑的邪恶以可以理解却又难以解释的方式改变了居民们的生活。他们一旦确定了每个人的不幸之源，便开始保护和热爱彼此。他们开始珍爱各自的丈夫或是妻子，保护自己的孩子，动手修理住宅，最主要的是团结起来反对他们中的那个恶魔。在他们的世界里，离经叛道和宽厚仁慈同样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驱除或消灭邪恶并非他们分内之事。他们当时没有捕杀把秀拉带回家来的知更鸟，如今也不会把她逐出镇子，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所意识到的他，并非他们所歌颂的那个有三张面孔的上帝。他们深知他有四张，而那第四张就可以对秀拉作出解释。若干年来，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邪恶，他们所靠的并不仅仅是对上帝的保佑的坚信不移。相反，他们倒是知道上帝有一个兄弟，那个兄弟连上帝的儿子都没有放过，又怎么会放过他们？
	世上还没有什么能邪恶到让他们把它摧毁。他们杀人或许是出于冲动，但不会是经过计划的，因此他们不会合谋杀害任何人。那样做不仅有违自然，也不够高尚。对于邪恶的存在，首先要予以承认，然后再进行应对，努力存活，智取为上，最后攻克它。
	指控秀拉的证据已经准备妥当，但关于她的结论他们还没想好。秀拉是与众不同的。伊娃的蛮横乖戾和汉娜的自我放纵在她身上融为一体，而且因她自己的幻想而又有所扭曲和发展，在她的生活中，她只会发掘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让它们支配一切，她绝不认为自己有取悦他人的义务，除非他人的快乐能取悦她，她给予他人痛苦，并甘心体验痛苦，她使别人愉快，也愿意感受愉快，她的生活是一种试验——自从母亲的那番话让她飞快地跑上楼梯，自从她的责任感在那片河岸上随着河中心消失的漩涡一并消逝。前一次经历让她明白世上没有其他人可以指望，后一次则使她相信连自己也靠不住。她没有一个中心，也没有一个支点可以让她围绕其生长。在和某人愉快地交谈时她会说：“你嚼东西时为什么要张开嘴呢？”其实她感兴趣的并非答案，而是对方表情的急剧变化。她完全没有志向，对金钱、房产或其他东西都无动于衷，对别人对她俯首听命或交口称赞缺乏欲望——她没有自我。出于这一原因，她觉得没必要去改变自己——便一味地我行我素。
	她曾经依赖奈尔，以为她几乎是自己的另一半或另一个自己，结果却发现两人并非是浑然一体的。和裘德躺在一起时，她根本没想过这会造成奈尔的痛苦。她们俩始终分享着别人的热情：比较一个男孩怎么接吻，他是用了什么方法从一个吻到另一个的。显然，是婚姻改变了这一切，但因为对婚姻缺乏切身的体会，因为与一些认为所有的男人都唾手可得、只是出于个人喜好才加以选择的女人同居一堂，她对她最为亲密之人的占有欲毫无准备。她十分清楚别的女人在说些什么、想些什么，或者她们说她们在想些什么。但她和奈尔总能看穿她们。她们俩都明白：那些女人并不是忌妒其他女人，她们只是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她们害怕她们的丈夫会发现她们两腿之间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奈尔曾经是一个对她无所求的人，一个将她的方方面面全盘接受的人。现在奈尔想要一切，都是因为那件事。对秀拉来说，奈尔是第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她知道名字的人，也是和她一样看到了生活的狭隘之处而将其扩展至极限的人。现在，奈尔成了她们当中的一员，成了那种蜘蛛中的一只，只想着该怎么织下一圈网，在阴暗干燥的角落里吊在自己吐出的蛛丝上，唯恐自己会掉下去，却不在意下面有毒蛇在吐信子。它们的眼睛紧盯着闯入蜘蛛网的不速之客，却看不见自己背上的钴蓝色，对奋力穿透它们身体上每个角落的目光一无所知。一旦为蛇的吐息所触及，它们就成了受害者，而且自知该如何扮演这一角色（就像奈尔知道作为一个被背叛的妻子该怎样表现）。但是自己坠落，噢不，那需要——要求——创新：想在跌落后意识清醒或保住一命，必须知道怎么动翅膀、怎么固定腿，最重要的是怎么彻底顺着向下的力道飞行。但保住一命可并不是她们——现在又加上奈尔——想要的结果，那样太危险。现在的奈尔属于这个镇子和镇上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她把自己交给了他们，他们的舌尖轻轻一弹，她就会被赶回自己那个干燥的小角落，高高地粘在自己所吐的蛛丝上，远离下面的毒蛇和坠落的惨剧。
	当奈尔表现得与其他女人一模一样时，秀拉感到了一丝震惊和更深的伤心。和她对纳什维尔、底特律、新奥尔良、纽约、费城、麦肯和圣地亚哥的厌倦一样，奈尔则是让她在漂泊中回到梅德林的另一个原因。所有这些城市都住着同样的人，动着同样的嘴，出着同样的汗。那些带着她从这些城市中的一个去另一个的男人都熔铸成一个巨大的形象：同样的爱的语言、同样的爱的欢娱、同样的爱的冷却。无论何时，只要她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引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或未来计划，他们就会蒙上眼睛。他们教会她的只有情爱的伎俩，他们和她分担的只有忧虑，他们给予她的只有金钱。她一直在寻找一个朋友，在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一个情人不会是一个同伴而且永远不可能是。她也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她努力探求、伸出不戴手套的手去触摸自己的翻版。那种人只存在于她的情绪和幻想之中，而如果只能这样，她决定把自己赤裸的手伸向它，发现它，并且让别人也像她这样与自己亲密无间。
	在某种意义上，她的古怪、她的幼稚、她对与自身对等的另一半的渴求都是百无聊赖的想象的结果。假如她会绘画、泥塑，懂得舞蹈的规矩或是会拨弄琴弦，假如有什么可以发挥她那惊人的好奇心和使用比喻的天赋，也许她早已把她的好动和耽于幻想转化为能够满足她所渴求的一切的行动了。正如那些找不到艺术形式的艺术家一样，她变成了危险人物。
	她有生以来只说过一次谎——就是告诉奈尔她把伊娃赶出去的原因，而她能对奈尔撒谎是因为她在意她。回到家乡之后，她无法和别人交谈，因为她无法说谎。她无法对那些老相识说：“嘿，姑娘，你看起来真不错。”因为她眼睁睁地看到岁月的煎熬已经让她们的颧骨蒙尘，昔日曾向着月亮大睁着的眼睛如今变得肮脏而迟疑，时时露出小心翼翼的忧虑神色。她们生活的天地越狭窄，臀部就越肥大。那些嫁了人的女人已经把自己封在浆洗过的棺木之内，身体两侧满是别人剥去皮的迷梦和骨瘦如柴的悔恨。那些没有男人的女人像针尖已经被酸腐蚀了的针，只剩下了永远空荡荡的针眼。那些有男人的女人，她们呼吸中的甜蜜早已被炉子和水壶榨得涓滴不剩。她们的孩子就像无关痛痒而又暴露在外的伤口，那种贴身的疼痛不因与身体血肉分离而有所减轻。她们看看世界，再回头看看自己的孩子，再看看世界，再回头看看自己的孩子。而秀拉知道，那双清澈而年轻的眼睛就是她们没有拿刀划过咽喉弧线的唯一理由。
	然而，她是贱民，她心里清楚。她清楚人们瞧不起她，相信他们是因为她和男人随便睡觉而把对她的痛恨转化成厌恶。这倒不假，她抓住一切机会和男人睡觉。只有在那里她才能得到她所寻求的东西：不幸和体会深切痛苦的能力。她并非始终明了她所向往的竟是哀伤。她最初以为，性爱是制造一种独特乐趣的方式。她以为她喜欢性爱的黏腻和滑稽感；她往往会在喧闹的前戏中纵声大笑，而对那些把性爱视为健康或美好的活动的情人弃之不理。性爱的美学让她感到无聊。尽管她不认为性是丑恶的（丑恶也很无聊），她乐于把它视为邪恶的。但随着经验的逐渐积累，她意识到这种事不但不邪恶，她也不需要通过激发邪恶的念头来让自己全心投入。在性爱过程中，她发现了也需要发现优势所在。当她停止用身体迎合对方，开始坚持自己在这一行为中的权利时，力量的分子便在她体内聚集起来，像钢屑般被吸引到一个巨大的磁场中心，形成任何东西都无法打破的一团。以一种就范的姿态躺在一个人身下，却体会着她自己持久的力量和无限的能量，这实在是天大的讽刺和奇谈。然而那团钢屑确实被打散了，崩溃了，在把它们重新聚拢的恐慌中，她从崖边纵身跳入无声之中，在下落中厉声号叫，号叫，痛苦不安地意识到事物的终结：在那飓风般的欢乐中心有一双悲伤的眼睛。在那寂静的中心没有永恒，只有时间的死亡和孤独，那种孤独感如此深沉，甚至让这个字眼本身失去了意义。因为孤独意味着认为其他人缺席，而她在那绝望之中发现的孤寂却从不承认有其他人存在的可能。然后她会痛哭失声，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物的消亡而落泪：小孩丢弃的鞋，被海水泡烂的芦苇残枝，她从不认识的死去的女人在毕业舞会上的照片，当铺橱窗里的结婚戒指，小母鸡躺在大米上的尸体。
	当她的伙伴停止之后，她抬眼茫然地望着他，竭力想着他叫什么；而他则俯视着她甜蜜地微笑，温柔地对他认为是自己赐予她的热泪盈眶的感激表示理解。她迫不急待地等他走开，等他在一丝温润的满足和轻微的厌恶中安顿下来，好让她在事后单独待一会儿，让她有机会遇见自己、迎接自己，与自己共赴无与伦比的和谐。
	二十九岁时，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但她却从未将她门廊上的脚步声、将那张能透过蓝玻璃窗向她投来注视的漂亮的黑面孔纳入考虑。阿贾克斯。
	十七年前向她喊“小妞”时，他正在探索面前的整个世界。当时他二十一岁，她十二岁，相差了整整一个宇宙的时间。如今她二十九岁，他三十八岁，柠檬黄的胯下看来却并不那么遥远。
	她打开沉重的大门，看到他正站在纱门外，用胳膊夹着两夸脱牛奶，样子就像一座大理石雕像。他微笑着说：“我一直在到处找你。”
	“干什么？”她问道。
	“给你这个。”他冲着其中的一夸脱牛奶点了点头。
	“我不喜欢牛奶。”她说。
	“可你喜欢瓶子，对吧？”他举起一只瓶子，“这玩意儿漂亮吧？”
	它确实很好看。悬挂在他手指间，被蔚蓝色的天空勾勒出轮廓，它看起来十分珍贵、干净而永恒。她有种直觉，他是历经千难万险才把这两个瓶子弄到手的。
	秀拉若有所思地用指甲划着纱门，过了一会儿，她放声大笑，打开了纱门。
	阿贾克斯进了门便径直朝厨房走去。秀拉缓慢地跟在后面。她走到厨房门口时，他已经打开用金属丝扎了又扎的瓶盖，嘴对着瓶口灌牛奶了。
	秀拉看着他——确切地说是看着他喉头吞咽的节律——目光中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喝够之后就把剩下的牛奶倒进了水池，把瓶子涮干净递给她。她用一只手接过瓶子，另一只手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拉到了餐具室。其实根本没必要去那里，因为整座房子里一个人影都没有，不过作为汉娜的女儿，她自然而然地采取了这种方式。那间餐具室此时已不再堆满面粉袋，也没有了一排排罐头食品，一串串小绿辣椒也永远地消失了。秀拉一只手臂紧紧搂着湿奶瓶，靠墙大大地分开双腿，从他那瘦削的臀部中榨取她的大腿所能承受的全部欢愉。
	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来，每次都提着些礼物：一把带枝的黑莓，四条被橙红色《匹兹堡信使报》包好的炸鲷鱼，一把抓子，两盒杰尔－威尔牌酸橙果冻，一大块从冰车上买的冰，一罐老荷兰人牌清洁剂，上面印着一个戴帽子的女郎正在用工具除尘，一张《苦工蒂利》漫画，以及更多闪亮的白牛奶瓶。
	和在台球厅周围闲逛、因为芬雷先生打了自己的狗就朝人家开枪或是用下流的赞美骚扰过路的女人们相反，阿贾克斯对女人相当不错。他的女人们当然明白得很，这让她们在街上挑起了多次为了争夺他的斗殴。在许多星期五的晚上，都能看到有着粗壮大腿的女人们挥舞着刀子制造流血冲突，引来看热闹的助威人群。当这种场面发生时，阿贾克斯就站在人群中间，用他和看老头子打牌一样无动于衷的金黄色眼睛旁观着斗殴的女人们。除了他那坐在破木房里与他的六个弟弟摆弄巫术的母亲之外，他这辈子还没遇到过一个有趣的女人。
	他对女人们总是很温柔，那并非一种引诱的手段（他根本没必要那么做），而是在与母亲的长期共处中养成的习惯。他的母亲一向要求所有的儿子不仅要替别人着想，还要慷慨大方。
	她是个能役使魔鬼的女人，上天赐给她七个爱慕她的儿子，他们乐于带给她她所需要的东西：植物、毛发、内衣、剪下的指甲、白母鸡、血、樟脑球、图片、煤油，还有鞋底的泥土；他们还为她订购“万·万”巫术用油，被称为“征服者大约翰”、“被咀嚼的小约翰”和“魔鬼鞋带”的植物根，“中国驱魔水”，“芥菜子”和辛辛那提产的九味草。她懂得看天气、卜预兆、知生知死、圆梦和一切疾病的疗法，靠这些本事养家糊口。要是她的牙还在、背也没驼的话，她恐怕就是世上尚存的最美的生物了，单凭她的美貌就足以使她获得儿子们的崇拜，更不用提她给予他们的绝对自由（在某些方面被认为是对他们的漫不经心）以及她那长年累积下来的知识的分量。
	这个女人就是阿贾克斯的最爱，仅次于她的便是飞机。两者之间再无其他。只要不坐在那里着迷地听他母亲说话，他就满脑袋都是飞机、飞行员，还有怀抱二者的深邃无垠的天空。人们认为他在州里那些大城市之间长途旅行时度过的复杂而美好的时光，是他们无法想象、只能羡慕的；而实际上他只不过靠在机场带刺的铁丝网外，或者在机库周围转悠，听了有幸进入这一行的小伙子们的几句闲谈。在不观看母亲的魔法也没有想着飞机的时候，他就用小镇上无所事事的光棍们的消遣打发时间。他早就听过有关秀拉的种种传闻，它们引起了他的好奇，她那难以捉摸的脾性和对成规习俗不屑一顾的作风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对于魔法的追求就像圣马太大教堂里的那些女人对救赎的执着一样坚定不移。于是，当好奇增长到一定程度，他就从一家白人的门廊提走两瓶牛奶去看她。他觉得她或许是除他母亲之外他所知的唯一一个只为自己而活的女人，有能力掌控生活，没兴趣死死缠着他。
	秀拉同样也感到好奇。除了当年他用以称呼她的那个词和彼时他在她心中激起的感觉之外，她对他一无所知。她对其他人生活中的陈规陋习和自己对梅德林日益增长的不满已经相当习以为常。如果她能想到一个可去的地方，也许早就走了，不过这都是在阿贾克斯隔着蓝色玻璃望着她、手里高举着战利品般的牛奶之前。
	然而，让她把他夹进大腿之间的并非那些礼物。它们当然很动人（特别是他在卧室里打开的那个装满蝴蝶的罐子），不过让她真正愉快的却是他会跟她聊天。他们之间进行的是真正的交流。他和她谈话时的态度既不是纡尊降贵也不是旁若无人，既没有对她的生活愚蠢地问东问西，也没有滔滔不绝地大谈他自己的经历。他认为她很可能像他母亲一样聪明，因此似乎期待着她表现出她的聪明，而她没有让他失望。谈话全程中，他听得多，说得少。他在她面前明显流露出的轻松，他对药剂和植物力量知无不言的懒散态度，他对纵容或是保护她的拒绝，他认为她强悍又聪明的评价——这一切再加上他那种偶尔才被激发出复仇意识的慷慨大度的性格，都让秀拉的兴趣和热情经久不息。
	他心目中的极乐（在地上而非天堂里的）是在滚热的水里泡着——把头枕在又凉又白的浴缸边上，闭眼陷入幻想。
	“泡热水对你的背没好处。”秀拉站在浴室门口，看着他的膝盖在灰色的肥皂水面上闪闪发光。
	“在秀拉怀里泡着对我的背没好处。”
	“你觉得值？”
	“现在还不知道呢。走开吧。”
	“想飞机啦？”
	“想飞机啦。”
	“林白（查尔斯· 林白（Charles Lindbergh，1902－1974），美国著名飞行员。）认识你吗？”
	“走开吧。”
	她走了，躺到伊娃的高床上等他，把头转向木板钉起的窗户。她笑着想，他渴望做白种男人的工作，这一点与裘德多么相像啊。正在这时，两个杜威露出他们漂亮的牙齿走进屋里，说：“我们病了。”
	秀拉慢慢转过头来，喃喃说：“快点好。”
	“我们得吃点药。”
	“去浴室找。”
	“阿贾克斯在里边。”
	“那就等一会儿。”
	“我们现在难受。”
	秀拉从床上弯下腰，捡起一只鞋朝他们俩扔去。
	“骚货！”他们俩尖叫着，她像条看家狗般一丝不挂地从床上跃下，抓住了红发杜威的衬衫，然后提着他的脚后跟把他倒悬在楼梯扶手上，直到他尿湿了裤子。这时，第三个杜威过来和第二个并肩作战，他们从衣兜里掏出石子朝秀拉扔去。秀拉在大笑中蹒跚地躲闪着，把尿裤子的杜威拎进卧室。等那两个杜威扔光了石子，身上除了牙齿别无其他武器时，秀拉已经把第一个杜威扔到床上，翻起自己的钱包来。她给了他们每人一美元，他们一下子抢走，一溜烟跑下楼梯，直奔迪克的店去买他们爱喝的止咳糖浆。
	阿贾克斯全身湿漉漉地走进来躺到床上，让风把他身上吹干。他们俩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一会儿后，他才伸出手碰了碰她的胳膊。
	他喜欢让她骑到自己身上，这样他就可以看着她在上面高高矗立，并把一些淫猥的话扔到她脸上。当她像一株佐治亚松树般跪倒摇晃的时候，自上而下看着他那逐渐消失的微笑，看着他那金黄色的眼睛，看着他那天鹅绒般的头发，摇呀晃呀，她集中注意力抵抗涌向下身的可怖的失控感。她向下看，从似乎高不可攀之处向下看着这个用柠檬黄华达呢使她第一次感受到性兴奋的男人。她让自己的注意力停留在他脸上，以便再多掌控一会儿自己的肉体，不致被马上推向高潮，那崇高的死寂。
	如果我拿一块麂皮用力地揩拭这块骨头，揩拭你的颧骨顶部，那种黑色就会部分剥落，沾到麂皮上，而皮肤下会露出闪亮的金叶子，我能看到它就在那里，透过黑色闪闪发光……��
	她如此高高在上地面对他精瘦的躯体，他那不停变幻的微笑是如此难以捉摸。
	而如果我拿一把指甲刀甚至是伊娃的旧水果刀——那就足够了——刮去那层金子，它就会散落下来，露出里面的石膏。是石膏给你的脸以平面和曲线，让你嘴角的笑容无法抵达眼底。石膏给你的脸以重力，让你不至于笑得开怀。
	高度和晃动使她头晕目眩，于是她俯下身，让自己的乳房摩擦着他的胸膛。
	然后我就可以拿一把凿子和小槌来敲这块石膏。它会像冰镐下的冰块一样裂开，我可以透过缝隙看到下面不含碎石与树枝的沃土，因为正是这沃土给了你那种气味。
	她的双手滑到他腋下，好像不抓住点什么东西，她就无法遏止她在皮肤下感觉到的那种软弱无力传遍全身。
	我要把手深深地插入你的土壤，掬起一把，再让它从指缝中滑落，体味它表面的温暖和下面露水的清凉。
	她把头搭在他的下颌之下，再也不相信自己能抵挡任何东西。
	我要浇灌你的土壤，让它保持湿润和肥沃。但是要多少呢？要多少水才能让这沃土保持湿润？而又要多少土才能让我的水不会流走？又要到什么时候土和水才能调合成泥？
	她把他的下体吞进双腿间，他把她的嘴唇吞进嘴里。整座房子里非常非常安静。
	秀拉开始懂得什么叫作占有。也许不是爱，但那是占有，至少也是想要占有的欲望。她因这种全新而奇特的感觉震惊。首先，一夜刚过，在早晨她就猜想阿贾克斯白天会不会来。到了下午，她又会站在镜前用手指抚摸着嘴角周围的笑纹，想确认到底好不好看。经过一番仔细观察，她最终在头发上系了一根绿色缎带。她把缎带滑进发间时，它发出了沙沙的轻响——这轻轻的声音很像汉娜的笑，像她遇到有趣的事时会发出的轻柔徐缓的鼻音。就像头戴卷发器的女人们一动不动地坐上两小时，但两天后就又开始盘算再过多久就将确定下一次预约的时间，秀拉给头发系上缎带后又做了些其他事。等到了晚上，阿贾克斯带着当天早上为她做的芦笛进门时，不仅绿色缎带还在头发上，浴室也早已擦得光可鉴人，床铺得整整齐齐，饭桌上也摆好了两人的餐具。
	他把芦笛递给她，松开鞋带，一屁股坐到厨房的摇椅上。
	秀拉朝他走来，吻了他的嘴唇。他用手指抚摸着她的后颈。
	“我猜你一点都不想柏油娃娃，对吗？”他问道。
	“想他？不。他在哪儿？”
	阿贾克斯对她的漫不经心报以一笑：“监狱。”
	“什么时候的事？”
	“上周六。”
	“因为酗酒吗？”
	“还有点别的原因。”他回答着，继续对她讲起他是怎么被卷进柏油娃娃又一次不幸遭遇的。
	星期六下午，柏油娃娃喝醉了酒，踉踉跄跄地闯进了新河路上的汽车道。一位开车的女人为了躲避他，一个急转弯撞上了另一辆汽车。警察们赶来后，认出开车的女人是市长的侄女，就逮捕了柏油娃娃。消息传出，阿贾克斯和另外两个黑人去警察局探视他。起初，警察不准他们进入。阿贾克斯三人在外面整整站了一个半小时、反复重申探监的要求，警察才算发了慈悲。终于获准进入之后，他们来到审讯室，看到柏油娃娃在角落里蜷曲着，遍体鳞伤，浑身上下只有一条污秽不堪的内裤。阿贾克斯三人质问警长，凭什么不把柏油娃娃的衣服还给他。“这不对头，”他们说，“不该让一个成年人躺在他自己的屎尿上。”
	那个警察显然和伊娃持同样的看法：柏油娃娃是白人。他说，如果犯人不愿意躺在屎尿上，就该从“底部”的山上搬下来，像个体面的白人一样好好生活。
	双方的谈判在争吵和威胁中持续了很久，整件事以对这三名黑人的传讯而告终，他们被要求在下周四的民事法庭上出庭。
	阿贾克斯看起来对这种事毫不在乎，哪怕它比其他任何事都更恼人、更麻烦。他招惹过很多次警察，多数是在扫赌行动之中，他早已把他们看作黑人生活中再自然不过的灾祸了。
	而头发上闪耀着绿色缎带的秀拉立刻充分地意识到外部世界对阿贾克斯的影响。她站起身，坐到摇椅的扶手上，把手指深深地插进他天鹅绒般的头发，喃喃地说：“来，靠着我。”
	阿贾克斯眨了下眼。然后迅速地扫视过她的脸。在她的话语和声音中，他听到了十分熟悉的音调。这时，他才第一次看到她头发上的绿色缎带。他朝四周张望，看到了窗明几净的厨房和摆好两份餐具的饭桌，嗅了嗅属于一个小窝的气味。他全身每根毛发都竖了起来，明白她很快就会像之前所有的那些姐妹一样，用追问向他敲响丧钟：“你去哪儿了？”在一丝淡淡的、稍纵即逝的遗憾中，他的目光黯淡下来了。
	他站起身，和她一起上楼，走进一尘不染的浴室，在那里，连兽爪腿浴缸下的灰尘都被打扫得一干二净。他竭力想记起代顿（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的航空表演日期。他走进卧室时，看到秀拉躺在崭新的白床单上，被刚洒的香水的致命气味包裹着。
	他把她拽到身下，用一个就要出发去代顿的男人的坚定与热情和她做爱。
	她不时地环顾四周，想找到一点他确实曾在这里停留的实实在在的痕迹。蝴蝶到哪里去了？蓝莓呢？芦笛呢？她什么也找不到，因为除了令她目瞪口呆的虚空之外，他什么都没有留下。这种虚空如此绚丽，如此华美，她实在难以理解当初自己是如何在他辉煌存在下幸免于难的，既没有崩溃死去，也没有被燃烧殆尽。
	门边的镜子并不是门边的一面镜子，而是他出门之前稍作逗留来戴好帽子的一座祭坛。厨房里的红色摇椅就是他坐在那里时臀部的前后摇摆。她发现屋里仍然没有一样东西属于他——他自己。她甚至害怕他只是她幻想出来的，为了证明并非如此，她需要证据。他留下的虚空无处不在，刺痛一切，还家具以其原本的颜色，让屋角显现了鲜明的线条，给桌面的灰尘以金色的光辉。他在这里时能够吸引一切，不仅仅是她的目光和她的全部感觉，屋里的一切非生命物似乎也都因他而存在，成为他在场时的背景。现在他离开了，而那些被他的存在压抑良久的物体在他走后闪耀着魔力的光芒。
	后来有一天，收拾梳妆台抽屉时，她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一件他曾经存在于此的证明：他的驾驶执照。上面有她需要用以证实的一切：生于一九○一年，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体重一百五十二磅，眼睛棕色，头发黑色，皮肤黑色。噢，对了，黑色，非常黑。黑到只有用钢丝球仔细地一遍遍擦拭才能擦去。这层黝黑后是一层闪亮的金箔，金箔下面是冰凉的石膏，而深藏在冰凉的石膏下、只会更黑的是温暖的沃土。
	可这是怎么回事？阿尔伯特·杰克斯？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杰克斯？阿·杰克斯。可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以为他叫阿贾克斯。甚至早在当年她走过台球厅，目光避开双腿大敞地坐在木椅上的他，避开他双腿之间被令人无法容忍的整洁线条勾勒出的宽阔空间——那块空间不动声色，丝毫未透露藏在裤子里的野兽的信息——避开那傲慢的鼻翼和不断向下滑落的微笑的时候，她就以为他叫阿贾克斯了。那微笑不停下落，下落，让她想伸出手去接，不让它落到人行道上，不让他和在台球厅外或坐或立的男人们脚边的烟头、瓶盖和唾沫把它玷污。这些男人对她、奈尔和成年女人们又喊又唱，唱着“小妞”、“棕色甜心”、“小骚货”、“上帝，我做了什么，要遭到这种惩罚”、“带我走吧，耶稣，我已经看到了应许之地”或是“主啊，千万记着我”，他们的声音因被无望的激情抚慰而变得温柔。甚至在之后，她和奈尔竭力不梦到他，不因触到自己内衣下柔软的肉体，或是一离开家就马上散开发辫、让头发在耳际飘忽飞舞，或是用棉布束胸、不让乳头顶起上衣、不让他有理由露出那种让她们血液上涌的滑落的微笑。甚至在那时，她也以为他叫阿贾克斯。即使在后来，当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个男人躺在床上，无意间叫出他的名字或是有意地呼唤他时，她所尖叫和呼喊的那个名字也根本不是他的真名。
	秀拉站在那里，捏着一张被揉皱的纸条大声地对自己说：“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而如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那我就什么都不知道，自始至终一无所知，因为我想知道的就是他的名字，既然他和一个连他名字都不知道的女人寻欢作乐，那除了离开他还能做些什么。
	“当我是还个小女孩时，我的纸娃娃们的头掉了下来，我花了很久才明白，就算弯下脖子，我的脑袋也不会掉下来。而在那之前，我四处走动时曾经死死地挺着脖子，害怕一阵大风或是用劲一推就会把我的脑袋弄下来。是奈尔告诉我事实的。但她错了。我遇到他时并没有死死地挺着脖子，所以就像那些娃娃一样，我的头掉了下来。
	“他走了也好。否则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把他脸上的肉撕掉，看一看下面是不是金箔，证实一下我是对是错，谁也不会理解我的那种好奇心。他们相信我是想伤害他，就像那小男孩跌下台阶摔断了腿，人们便以为我推了他，只是因为我当时正看着他。”
	她握着驾驶执照爬上了床，坠入了充满钴蓝色梦境的睡眠。
	她醒来时，脑中回荡着一段她不知道名字也不记得是否听过的美妙旋律。“也许是我自己创作的。”她思忖着。随后，她听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和歌词，就好像她以前听过了很多次。她坐在床边想着：“没有新歌了，我已经唱完了所有的歌。”她重新躺回床上，不成调地唱着：我已经唱过了所有的歌，所有的歌，我已经唱过了全部已有的歌。直到被自己的催眠曲深深触动，她渐渐变得昏沉，在行将入睡的虚空之中，她尝到了金箔的辛辣，离开了石膏的冰凉，嗅到了沃土黑暗而甜蜜的腐臭。

一九四○
	“我听说你病了。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她不仅事先琢磨好了措辞，甚至也练习了一番语调、音高。语气应该平静、就事论事，但要抱有强烈的同情——然而只是针对病情，而非病人本身。
	在她自己听来，她的话音并没有流露出好奇，也没有骄傲，有的只是任何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去看望一个碰巧至今无人探视的病人时的抑扬顿挫。
	这是她三年来第一次抬头去看敌人眼睛上方那带枝玫瑰形的胎记。这样做的时候，还要带着她所尝到的裘德离开的滋味，以及一腔至今仍未纾解的怨恨与耻辱。她将要面对裘德亲吻过的黑色玫瑰，望着这个使她的母爱扭曲的女人，就是这个女人让她的爱变得如此浓厚和庞大，以至于她不敢表达，唯恐它会失控并用其沉重的利爪使她的孩子们窒息。这是种笨重的熊一般的感情，稍一放纵，就会以其对蜂蜜的急切渴望吞没孩子们的呼吸。
	裘德的离开是如此彻底，全部的家庭责任都落到了奈尔一人身上。再也没有棕色信封中的五十美元可以依靠。她不愿染指父母赖以度日的那笔微薄的海员退休金，于是干起了清洁工。就在去年，她找到了一份好点的工作，在裘德曾经干活的旅馆里当女招待。小费只能算是一般，不过工作时间不错——孩子们放学回来时她在家里。
	她年仅三十，热情的棕色眼睛已经变成了玛瑙色，而皮肤带上了枫树在正当浓绿时被砍倒、劈开和抛光后的光泽。荒凉而憔悴的贞洁成了她唯一的港湾。就是这种贞洁让她来到木匠路七号镶着蓝玻璃的门前，帮她压制住像过去那样去挠那道纱门的冲动，隐藏了她好心肠之下的真正动机，也是它让她的话带上了她想要的那种音色，既没有兴灾乐祸，也没有底部的人们听说秀拉生病的消息时咂嘴说“我说得没错吧”的意味——没有任何“这是报应”的暗示。
	现在她就站在伊娃的那间旧卧室中，低头看着那深色玫瑰，注意到那双在被子上滑动的麻秆般的胳膊，以及钉了木板的伊娃当年跳出去的窗子。
	秀拉抬眼看了看，没有一秒犹豫，就像奈尔一样在开口时省略了一切客套。
	“说句实话，有事拜托你。我有一个处方。平时都是内森去给我抓药，可他……三点钟之后才放学。你能替我到药店跑一趟吗？”
	“处方在哪儿？”奈尔很高兴能去做一件具体的差事。谈话会让彼此都不好受。（秀拉总会从原地拾起她们被废弃的关系。）
	“在我的提包里。不，在那边。”
	奈尔走到梳妆台前，打开了带珠形扣子的提包。她看到里面只有一块手表和那张折叠着的药方。没有钱包，也没有零钱夹。她转过脸来问秀拉：“在哪儿？你的……��”
	但秀拉正看着钉上了木板的窗子。就在她的眼角，有一种东西让奈尔吞下了要问的话。那种东西和稍稍张开的鼻翼——咆哮的阴影。奈尔拿起那张处方，拿起她自己的钱包，说：“好，我马上就回来。”
	门刚刚关上，秀拉便张开嘴喘起气来。奈尔在房间里时，她的疼痛加剧了。现在，新的止痛剂，她一直存而未用的止痛剂已经快买来了，她的痛苦她也稍稍可以忍受。她让一部分思绪沉浸在奈尔身上。这么多年不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今天她刚进来就被自己打发去了药店，这实在有些可笑。她们俩还是小女孩时，这家药店原本是埃德娜·芬奇的“醇香屋”。那时候，她们俩曾一起去那儿，手挽着手，走过“小有余钱”台球厅，被门口那些懒散的男人叫作“小妞”，走进店里花上十八美分买上一杯圣代，坐在那间摆有大理石台面餐桌的阴凉店铺里，品尝着她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杯圣代。现在，奈尔独自一人回到那里，而秀拉躺在家里等待。医生说，不到疼得不行不要吃药。她想，现在就是疼得不行的时候。不过你也无法预料会不会更疼。她思考了一下奈莉到底想要什么，她到底为什么而来。是想来看看自己的下场，还是和好？沿着这条思路去想需要高度集中精力，目前她很难做到。疼痛很贪婪，攫住了她的全部注意力。但给她取来新药备用的人是她的老朋友，这件事倒不错。就她记忆所及，奈尔总能渡过难关，化险为夷。河上消失的漩涡，汉娜的葬礼。奈尔都是最棒的。这么多年，秀拉模仿她或试图模仿她时，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冷静，而大多是别扭。就像那次为了保护奈尔而割破指尖，她赢得的不仅是奈尔的感激，还有她的厌恶。从那之后，她就听任感情来支配行为了。
	她听到了奈尔的脚步声，过了好久，奈尔才打开门，把药放到床头桌上。
	秀拉把药水倒进一把黏糊糊的勺子时，奈尔开始了探视病人的寒暄。
	“你气色挺好的，秀拉。”
	“你骗我，奈莉。我的样子很糟。”她把药喝了下去。
	“不。我很久没有见过你了，可你看上去……��”
	“你用不着这样，奈莉。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哪里难受？他们说过吗？”
	秀拉舔了舔嘴角。“你想谈这个？”
	面对这自己早已忘却的直率，奈尔微微一笑。“不，不，我不想。但你真的打算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这儿吗？”
	“内森偶尔过来。有时杜威们也来，还有柏油娃娃……��”
	“那些都没用，秀拉。你需要一个成年人照顾你。一个能够……��”
	“我宁愿一个人在这儿，奈莉。”
	“你知道你不用冲我装样子。”
	“装样子？”秀拉的笑声冲破了堵在喉咙里的痰，“你在说什么？就算是狗窝，这里也是我的家，奈莉。我没什么好装的。你一定忘了我是什么样的人。”
	“也许吧。但也许并不是。你是个女人，却一个人过。”
	“你呢？你难道不是一个人过？”
	“我没生病。我有工作。”
	“是啊。你当然有。工作对你有好处，奈莉。对我毫无用处。”
	“你永远都没必要去工作。”
	“我永远都不会去。”
	“工作是有好处的，秀拉，尤其是你又不想让人帮你。”
	“我不要工作，奈莉。也不要人帮忙。”
	“你不可能什么都要，秀拉。”奈尔渐渐被她的傲慢惹火了，她已经躺在了死神门前，却还在嘴硬。
	“为什么？我能全靠自己，为什么不能什么都要？”
	“你不能全靠自己。你是个女人，还是个黑种女人。你不能像个男人一样行事。你不能摆出一副独立的架势走来走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想扔什么就扔什么。”
	“你自相矛盾。”
	“我怎么自相矛盾？”
	“你说我是个女人，还是个黑女人。男人还不是一样？”
	“我不这么认为，你要是有了孩子，也不会这么看的。”
	“那我倒真该像你说的那样用男人的方式来做事。我认识的所有男人都抛下了他们的孩子。”
	“有些没有。”
	“不对，奈莉。他们‘抛下了’。”
	“你还是无所不知，是不是？”
	“我不是无所不知，我只是无所不为。”
	“可是，你就不会干我干的事。”
	“你以为我没过你那种生活，就不知道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吗？这个国家里的每个黑种女人在做什么，我都一清二楚。”
	“做什么？”
	“等死罢了。就像我现在这样。区别在于她们是像树桩一样等死。而我，我像一株红杉那样倒下。我确实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真的吗？你拿什么证明？”
	“证明？向谁？姑娘，我有自己的头脑，它为我工作，也就是说，我有我自己。”
	“孤零零的，是吗？”
	“没错。但我的孤独是我自己的。而你的孤独却是别人的，是由别人制造后送给你的。这难道不能说明什么吗？一种二手的孤独。”
	奈尔在小木椅上往后坐了坐。怒火一掠而过，但她意识到秀拉很可能只是在炫耀。她不清楚她目前所处的情况，除了真相，说什么都没有意义。“我从来都不懂你是怎么把一个男人弄到手的。但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你为什么一个都留不住。”
	“这就是我该做的？浪费生命来留住一个男人？”
	“他们值得留住，秀拉。”
	“他们可不如我自己值得。再说，我爱一个男人，从来不是因为他值。值不值与爱不爱没关系。”
	“什么才有关？”
	“我的想法。只有这个。”
	“好吧，我明白了。你拥有全世界，我们这些人只是在向你租住。你骑马，我们跟在后面铲粪。但我来可不是为了跟你说这些，秀拉……��”
	“不是？”
	“不是。我是来看看能帮你什么的。既然你把事情挑明了，我看最好还是把它了结了。”奈尔的手指攥住了床的铜栏杆。现在她要问她了：“你为什么那么做，秀拉？”
	沉默降临了，但奈尔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去填充这片空白。
	秀拉在被子下面动了动。她舔过牙齿，样子显得很不耐烦。“好吧，在我前面，在我后面，在我脑袋里，有块空地。某块空地。裘德填满了这块空地。就是这么回事。他只是填满了这块空地。”
	“你是说你根本没爱过他？”奈尔的嘴里尝到了铜的味道，“根本就不爱他？”
	秀拉再次望向木板钉起的窗子。她眼皮颤动着，似乎就要睡着了。
	“可是……�”奈尔缩起小腹，“可是我呢？我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我无关紧要吗？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你既然不爱他，为什么还要把他搞到手？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她接着说，“我对你可不错，秀拉，你一点都不在乎吗？”
	秀拉从钉着木板的窗子转过头来。她的语气很平静，眼帘上的带枝玫瑰颜色很深：“奈尔，只有你自己在乎，别人都不在乎。对一个人好就像对一个人坏一样，是有风险的。你从中什么也得不到。”
	奈尔的手离开了铜栏杆。她对自己感到愤怒。在她终于鼓起勇气提出问题，那个应该问的问题时，结果却还是一样。秀拉无法给她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事实上，她也许是最后知道的那个。跟她谈对与错就像跟杜威们谈一样。她玩着秀拉床单边的流苏，轻声说：“我们本来是朋友啊。”
	“噢，是的。好朋友。”秀拉说。
	“可你对我的爱不足以让你不去招惹他。你本该让他爱我。可你把他抢走了。”
	“你说抢走了是什么意思？我又没有杀了他，只不过是跟他睡了觉。既然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你为什么不能忘了这码事？”
	“你躺在这里，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一个朋友。你在这镇上干尽了恶心事，还指望这里的人爱你？”
	秀拉用肘部撑起上身，脸上因发烧出汗而闪闪发亮。她张开嘴似乎想说什么，然后倒回枕头上，叹了口气。“噢，他们会爱我的。这需要时间，但他们会爱我的。”她的声音和目光一样轻柔而缥缈。“在所有的老太婆都和十几岁的男孩睡过之后，在所有的年轻女孩都和她们醉醺醺的叔叔睡过之后，在所有的黑种男人睡过所有的白种女人之后，在所有的白种女人吻过所有的黑种男人之后，在看守强奸了所有的犯人之后，在所有的妓女都睡了她们的老鸨之后，在所有的同性恋都睡了他们自己的母亲之后，在林白睡了贝西·史密斯（美国黑人女爵士歌手。）、瑙玛·希拉（美国白人女演员。）睡了斯泰宾·费希特（美国黑人男演员。）之后，在所有的狗干过所有的猫、仓库上的每一个风向标都飞下屋顶压到猪身上之后……那时就会有一点剩余的爱给我。而且我知道那会是什么滋味。”
	然后她闭上了眼睛，想起那年她跑上河岸、向四棵绿树间的浓荫跑去的那段路上，风迎面压着她两腿间的裙子的感觉，还有在墓地里挖出的坑。
	奈尔感到难堪、气恼和一点羞耻，她起身离开。“再见，秀拉。我想我不会再来了。”
	在打开门的那一刻，她听到秀拉的低语。“嘿，姑娘。”奈尔停下脚步，扭过头，但没有看着她。
	“你怎么知道？”秀拉问。
	“知道什么？”奈尔还是不想朝她看。
	“到底谁才是好的。你怎么知道是你？”
	“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可能你并不是好的。我才是。”
	奈尔两步走出了屋门，在身后把门关上。她穿过大厅，走下四段楼梯。这栋房子在她周围波涛般翻腾着，由亮及暗，充满默不作声的幽灵。杜威们、柏油娃娃、新婚夫妇们、巴克兰·里德先生、帕特西、瓦伦丁，还有漂亮的汉娜·匹斯。他们都在哪儿？伊娃被送进了养老院，杜威们到处游荡，柏油娃娃沉醉在酒精里醉生梦死，秀拉躺在楼上伊娃那间窗子钉了木板的卧室里，梳妆台上的钱包里空空如也。
	奈尔关上屋门时，秀拉伸手又拿了些药。然后她把枕头翻过来，让凉的一面朝上，躺着想她的这位老朋友。“这会儿她应该正沿着路向下走，背在那件绿色旧外套里挺得直直的，皮包带一直推到手肘，她心里算着她为我付了多少钱，一点也想不起我们用两个喉咙呼吸，却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日子。那时的我们是无价之宝。”
	一幅幅图画在她的脑海中像蒲公英般轻轻飘过：柏油娃娃喝的谢尔曼马洛酒瓶上的商标——一只蓝色的鹰吞掉了字母E，汉娜找落进眼里的煤灰或睫毛时翻开的粉红色眼皮。她想着从所有的火车和汽车窗向外看，看着所有人的脚和后背。一切都没有丝毫改变，一切如常。所有的话语和所有的微笑，每一滴泪水和每一个笑话不过是习惯的延续。
	“这个太阳和我十二岁时看到的是同一个，梨树也是同一棵。即使活上一百年，我的尿还是那样涌出，我的腋窝和呼吸还是那个味道，我的头发还是从同一个毛孔里长出来。我没有什么用意。我从来都没有什么用意。我站在那里看着她燃烧，欣喜若狂，我希望她就那样痉挛下去，不会停地跳着舞。”
	她又做了那个梦。酸奶姑娘牌发酵粉剂商标上的女人朝她招手，另一只手放在围裙下面。秀拉走近之后，她却化作了一团白色粉末，秀拉急匆匆地想把这些白色粉末都塞进她的蓝色法兰绒家居服的口袋里。粉末四处飘散的样子非常恐怖，但更糟糕的是触感——她用手去抓时感觉到了那种淀粉般的滑腻。她越伸手去捞，就有越多粉末翻腾。最后，它们覆盖了她的全身，填满了她的眼睛、鼻子和喉咙，她在窒息中醒来，被浓烟的气味淹没。
	疼痛主宰了她的身体。起初像有只鸽子在她肚子里扑腾，后来是一阵灼痛，接着疼痛便像细丝般传遍全身。那流动的疼痛的细丝来到一处，便胶着在那里并开始抽搐。她竭力把注意力集中到抽搐之上，把它当作波涛、锤击、刀锋或小型爆炸。不久，连痛苦的变化也让她厌烦了，她无事可做，因为与疼痛相伴而来的疲惫实在严重，她甚至无法握拳或是对抗舌根上的油脂味。
	好几次她想高声大喊，但疲惫只允许她张开嘴唇，更不用说深吸进一口大喊所需的空气。于是她躺在那里，思考还要多久才能聚集起足够的力量抬臂，把粗糙的被子从下巴上推开，也不知道她是否该现在就把脸转向枕头凉爽的一面，也许等到她汗流满面后再挪动会更舒服。可是还有一个原因让她不想转头。一旦转头，她就看不到那扇钉了木板的伊娃跳出去的窗子了。盯着用钢条斜向固定的那四块木板是她当前可得的唯一的宁静。封死的窗子以其坚不可摧的终结和无法攻破的定格之态让她感到安心。这似乎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彻底地孤单一人——她不是一直在盼望这样吗？——排除了任何干扰的可能。就在这里，也只在这里，在这间有着高于榆树的失明窗子的房间里，她才可能屈膝靠向胸部，闭上两眼，把拇指放进嘴里，顺隧道漂流而下，不碰到阴暗的四壁，下沉，下沉，直到她闻到雨水的气息，知道水已经近了，就蜷起身子进入那沉重的柔软中，让它将她包裹起来，承载着她，把她困倦的肉体永远地冲刷下去。永远地。这是谁说的？她竭力回忆着。是谁许诺给她一场永远的水中安睡？想记起来需要花很大力气；它松开了她胸中的一个结，让她的思绪重新转到疼痛上去。
	在这种精疲力竭的预感之中，她注意到自己不再呼吸，心脏已经彻底停止了跳动。一丝恐惧触及了她的心，因为在任何一秒钟，脑中都可能会发生一次剧烈的爆炸，让她喘不过气。于是她意识到，或者说感觉到，不会再有任何痛楚。她不再呼吸是因为已经不再需要。她的身体已经不再需要氧气。她死了。
	秀拉感到自己露出了一个微笑。“噢，我完了，”她想，“这甚至一点都不疼。等会儿我要告诉奈尔。”

一九四一
	自获得修建隧道的许诺以来，秀拉·匹斯的死讯是“底部”山上的居民们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不怕见证一个女巫下葬的一部分人去了公墓，其中有些只是为了确认她确实被抬走了，而留下来唱《我们聚集生命河边》仅仅是出于礼节，对于歌中的无望的许诺，他们并不明白。另一些人是来确认没出差错的，他们希望头脑简单、心胸狭窄的人都能克制住自己的刻薄，希望整件事都在一种源自灵魂的持久不灭的善意中进行，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不过是因为一种简单的决心，即不让任何事——歉收的作物、南方的农民、失去的工作、生病的孩子、腐烂的土豆、折断的管子、长虫子的面粉、劣质的煤炭、受过教育的社会工作者、偷东西的保险推销员、浑身大蒜味的匈牙利人、腐败的天主教徒、种族主义的清教徒、胆小怕事的犹太人、蓄奴的穆斯林、蹩脚的黑鬼牧师、谨慎拘束的中国人、霍乱、水肿或黑死病，更不用说一个奇怪的女人——阻碍他们靠近上帝。
	不管怎么说，来人无论是粗鲁抑或优雅—不是到白人的殡仪馆，而是到比奇纳特公墓的有色人种区域—都感到正是由于秀拉的死或是就在她死后，更美好的日子就要来临。已经有了些迹象。河底隧道工程将雇用黑人的传闻变成了告示。多年来，这次工程经过规划、取消、再规划，总算在一九三七年开工。整整三年，都谣传要雇用黑人来修建，尽管一九二七年修通往隧道的河滨公路时也激起过类似的希望，但最后用的全部是白人工人—最底层的工作都被乡下人和移民抢走了。但隧道工程本身是另一码事。这种工作需要技术—不，白人做不了。不过那是一项重要工程，而政府看来乐于向黑人敞开就业大门。就是说，黑人不必跑遍梅德林找碗饭吃，或是彻底离开这个镇子去阿克隆和艾利湖畔的钢铁厂了。
	第二个迹象是开始建造一处养老院。的确，说建造不如说是翻修，但黑人们却能够随便（至少是传说能）入住了。有人说，伊娃从那被当作黑人妇女养老院的摇摇欲坠的房子搬进了这座明亮的新居，就是上帝显示其力量的一个清楚的标志，人们已经看到，他那强有力的大拇指扼住了秀拉的喉咙。
	因此，“底部”的居民们是怀着强烈的希望迎来了十月的尾声。
	接着，梅德林变成了一片银色。乍看突然，但实际上很多天都没有下雪，只有霜。某天黄昏，一场雨在落下时结了冰。从木匠路向下的那段开始铺水泥的路上，孩子们在店铺老板和老妇人像古代工匠给新铸的银器铺上缟玛瑙一样撒上炉灰之前赶往他们的滑冰道。他们拥抱树，只是为了抱一会儿这凝固在玻璃中的生机与广博。他们抬头望着像块斑驳的西班牙金币般镶嵌在灰色天空中的太阳，总在想是不是已经到了世界的末日。草叶片片挺立，连日的冰冻让它们各自分离。
	晚收的作物自然全都毁了，家禽在寒冷和愤怒中死去。果酒冻成了冰，撑裂了罐子，男人们只好过早地喝起他们酿的甘蔗酒。山谷里要好一些，因为像往常一样，群山会抵挡寒气。然而山顶上“底部”居民区的黑人们可就吃尽了苦头，他们的墙很薄，身上的衣服更单薄，凛冽的寒风透过窗缝和没有堵死的门缝吹进来，驱散了屋里仅有的一点热气。接连几天，他们名副其实地足不出户，只有需要去屋外的煤箱中取煤或是到隔壁去换点食物，才会冒险出门。没人去商店。也没人送货来，好不容易送来的一些被留给了出价高的白人顾客。妇女们没法走下滑溜的坡路去上班，只好少拿几天她们迫切需要的工钱。
	这场冰冻带来了一个凄惨的感恩节：又瘦又老的火鸡、肉糙皮厚的猪肉和皱巴巴的红薯。等到冰融河开，水面上出现了第一艘在冰缝中颤抖着行驶的驳船时，所有十五岁以下的孩子都得了哮吼或是猩红热，而十五岁以上的都患了冻疮、风湿、肋膜炎、耳痛和其他数不胜数的疾病。
	不过并不是种种疾病，甚至也不是这场冰冻，标志着夏德拉克一直挂在嘴边的预言应验的开始。这次冰冻刚开始、果酒还没有撑裂罐子的时候，就已经有些事不对头了。情况开始恶化、错位。秀拉之死所带来的普遍的舒心紧接着就被一种烦躁不安所取代。就拿茶壶来说，他走进厨房，向母亲要一些黄油白糖面包。她起身去做，却发现没有天然黄油，只有人造的。她累极了，懒得把橘黄色的粉末搅进人造油脂块里，就直接把白色的油涂到面包上，再撒上白糖。茶壶尝出味道不对，拒绝吃面包。孩子拒绝吃她准备的食物，这对一个母亲而言是最大的侮辱，她勃然大怒，把他痛打了一顿——自从秀拉把他推倒在门前台阶上以来，她还从未打过他。她不是唯一的例子。那些当年在秀拉的恶意下保护自己孩子的母亲（或者说那些在秀拉的嘲讽下努力维护自己母亲一角的女人），现在也找不到对手了。紧张气氛烟消云散，她们也就失去了努力的理由。没有了她的冷嘲热讽，对他人的爱也就陷入了无力的破败。当年秀拉把伊娃关进养老院时，那些原本咬牙切齿地抱怨照顾上了年纪的婆婆的女人曾有所改变，开始任劳任怨地刷洗老太太的痰盂。秀拉一死，她们就迅速恢复了对老人所带来的负担的怨恨。妻子们不再悉心照料丈夫，似乎再无必要去助长他们的虚荣。甚至那些从加拿大移居梅德林、抓住一切机会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从没当过奴隶的黑人，也感到当年秀拉在他们心中激起的对南方出生的黑人的同情已经减弱。他们重新标榜起自己的优越感。
	冬天所导致的司空见惯的刻薄，以及饥饿和猩红热所造成的吝啬相伴而来。即使已经确认并有人亲眼看见有四个黑人接受了隧道工程的面试（开春后承诺会有更多），也无法打破那个歉收和苦涩的岁末冰冷的钳制。
	圣诞节就这样在一个清晨到来，像把钝斧一样胡乱砍在人们的神经上——这斧头太残破，切口粗糙，但又太沉重，让人无法忽略。孩子们躺在床上，翻着白眼看着有裂缝的木床或是壁炉边的垫子，在咳嗽的间隙吮着薄荷或是吃一口橘子，他们的母亲正气恼地跺着地板，为着在微弱的炉火上发不起来的蛋糕，为着宁可蜷着身体在床上睡一整天也不愿面对因没有玩具火车、小鼓、哭闹的婴儿玩偶和摇摆木马而沉默的男人们。十来岁的孩子们下午偷偷溜进爱尔米拉戏院，让德克斯·里特（美国乡村歌谣巨星。）帮他们把注意力从父亲放在床下的无能为力地张开大口的鞋子上转开。其中一些弄到了一瓶酒，他们聚在周身闪闪发光的利塔先生的脚下畅饮，闹得吵嚷，经理只好把他们赶走。那些手中提着一袋袋圣诞节冰糖和旧衣服来到这里的白人，也很难从这些愠怒者的口中听到一声“是的先生，谢谢您”。
	正是由于十月的冰冻踟蹰不前，十二月的黏稠迟迟不肯离去，这就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的头三天大大地松一口气。似乎冬季已经耗尽了全部力气，于是元旦那天，气温骤升至华氏六十一度，一夜之间便冰消雪融。一月二日，已经能看到地里露出点点青绿。一月三日，太阳出来了——于是夏德拉克也带着他的绳索和铃铛，孩子气地唱着挽歌走上了街头。
	昨天他花了整个晚上观察小小的月亮。那些人，那些陪伴他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少了。如今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除了林间呼啸的风声和七叶树果实扑通落地的声响之外，他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在很难捕到鱼的冬季，他就给一些小商贩干点零活（没人肯让他走进甚至靠近他们的家），这样挣来的一点钱也够他过过酒瘾。然而他醉得虽然比过去更厉害，次数却有所减少。他似乎不再需要借醉酒来忘掉他早已记不起的一切了。现在，他甚至已经记不得他曾经忘记的任何事。也许正因如此，自从在法国的那个寒冷的日子以来，他第一次思念起有旁人存在的感觉。夏德拉克有所进步，已经可以感受孤独。如果说他原本就是孤独的，那么他当时并不自知，因为与他相伴的那些噪音，那些吼叫，那些忙碌，让他觉察不到自己的孤独。那些急于做点什么以打发不在河边开心垂钓时的空闲的冲动，如今已经极大地减弱了。有时，他在喝醉之前就已经睡着；有时，他会望着河水和天空一整天；他还逐渐放弃了在军队里养成的把住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习惯。当年知更鸟成灾的时候，曾有一只飞进了他的小屋，那只鸟寻找着出口，在屋里足足待了大半个小时，后来总算从窗口飞了出去。夏德拉克却十分悲伤，凝视着它离开的方向，等待着它归来。在那段等待的日子里，他没有铺床叠被，没有抖过边上打了补丁的小地毯，而且几乎忘了用他的鱼刀在日历上划掉过去的一天。等他恢复了整理房间的习惯，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一丝不苟。屋里越凌乱，他就越感到孤独，越来越难幻想出士兵、传令兵和入侵的敌军，越来越难听到枪炮声、保持队列及时行进了。现在他更为频繁地注视和抚摸着一件东西，有人曾来拜访过他的证据，一条紫白相间的儿童腰带。那个小女孩来拜访他时落下的。夏德拉克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刚刚迈进门槛，一张满是泪痕的脸向他转过来：眼中充满受伤和困惑的表情，嘴唇在发问的努力下微微张开。她想要些什么——从他这里。不是鱼，不是工作，而是某些只有他才能提供的东西。她的一只眼睛上有一条蝌蚪（正因此他才知道她是一位朋友——因为她长着他喜欢的一种鱼的记号），一边的辫子松开了。但他看着她的面孔时，也看到了皮下的骨骼，觉得她也看到了——知道它在里面并感到恐惧——他想说些什么来安慰她，想让她眼里流泻出的痛苦停止。于是他说了声“永远”（英语中，always有“一直”、“永远”的意思。秀拉将夏德拉克所说的理解为“一直”），这样，她就不必再害怕这种变化—皮肤脱落，鲜血滴尽、流失，以及皮下骨骼见于天日。他说了“永远”，用来说服她，向她保证不朽的存在。
	这个字眼起了作用，他一说出口就点亮了她的脸，痛苦随之消失。然后她就跑了，却把腰带落在了这里，被他当作一件纪念品。他把它挂在离床头不远的一颗钉子上——事隔这么多年，既没有损坏，也没有弄脏，只是日积月累的悬挂在织物上留下了一处永久的折痕。和那位造访者——他绝无仅有的造访者——留下的这一痕迹共同生活十分愉快。过了一段时间，他逐渐把这条腰带和那张脸，那张他有时会在“底部”看到的眼睛上长有蝌蚪的脸联系起来。他的造访者，他的伴侣，他的客人，他的社交生活，他的女人，他的女儿，他的朋友——这一切都在他床头的钉子上悬挂着。
	这时，他凝视着高高漂浮在冰冻的河面上的小月亮。孤独感已经降落到了他的脚踝附近。另一种感情攫住了他，一种触碰他的眼睛并让它眨动起来的感情。他在几个月还是几周之前又一次见过她？他当时在给霍吉斯先生耙落叶，要去地下室找两个藤筐来装。在走廊里，他经过了一扇敞开的门，里边是一间小屋。她就躺在屋里的一张桌子上。她肯定是当年拜访过他的人。同样的小女孩的面孔，眼睛上有条蝌蚪。所以他错了，大错特错。从来都没有“永远”。又有一个他认识的人死去了。
	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怀疑拽着绳子、摇着铃铛走过的这么多年也许毫无意义。他也可以永远坐在河畔的小屋里，凝视着窗外的月亮。
	看着他那一天划一道的日历，他知道明天又到日子了。这是他第一次不想去。他想和那条紫白相间的腰带做伴。不去了。不去了。
	不过，当那一天随着喷溅出的阳光展开时，他仍然整理好了东西。午后，沐浴着冬日的阳光，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邀请人们干净利索、毫无痛苦地结束生命，他走过东摇西晃的小桥，一直往上走进“底部”。然而这次他不再真心实意，也不再充满热爱，因为他已不再在意他是否在帮助人们。他的绳索系错了，摇铃发出有气无力的声响。他的造访者死去了，再也不会来了。
	数年之后，当人们争论起当时是谁第一个出去时，多数人会说是杜威们，但一两个知情者会清楚，最先出动的是戴茜和艾维。他们说，戴茜第一个打开门，站在那里用手遮挡刺眼的太阳，望着沿路走来的夏德拉克。她大笑起来。
	也许是因为太阳；也许是因为山上一簇簇浓绿让人充满希望；也许是因为温柔的阳光同夏德拉克阴郁、低沉的铃声之间形成的反差。也许因为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她第一次不再感到恐惧，在阳光中看来，死亡也让人无所畏惧，她大笑起来。
	楼上，艾维听到了笑声，她向外张望，想弄明白是什么让她的邻居胸中发出那样浑厚的音乐。然后，艾维也大笑起来。犹如猩红热传遍每一个人、渗入他们的骨髓一样，她们的笑声传染了整条木匠路。很快，孩子们开始咯咯笑着蹦来蹦去，而男人们也来到门廊处咧开嘴。等到夏德拉克来到第一户的门口时，他面对的是列队相迎的一张张笑脸。
	他们从未在这个日子笑过。过去每逢这一天，他们总是关上大门，拉下百叶窗，把孩子从街上叫回来。他被这种欢乐吓到了，但仍然坚持着以往的习惯——唱着歌，摇着铃，紧握着绳索。长着漂亮牙齿的杜威们跑出七号，围着困惑不解的夏德拉克跳起快步舞，接着突然开始狂热地模仿起他的步子、他的歌声和他的铃声。这时，女人们捧腹大笑，男人们拍打着膝盖。那个吃冰块的杰克逊太太这时轻快地走下门廊，行军一样—确实在齐步走——跟在他身后。那个情景如此可笑，人们纷纷走到街上，一心要看个究竟。游行就这样开始了。
	所有人，戴茜、柏油娃娃、帕特茜、巴克兰·里德先生、茶壶的妈妈、瓦伦丁、杜威们、杰克逊太太、伊伦娜、美容院老板、莉巴、哈洛德兄弟们和一群群十来岁的孩子全都沉浸在这欢快的气氛中，欢笑，舞蹈，彼此呼喊着，在夏德拉克背后形成了一队魔笛手的追随者。最初只有二十人左右，在经过许多人家时，他们招呼站在门口或扒在窗台的人们加入他们的队伍，帮助他们进一步撕裂那道帷幕，让他们从焦虑中、尊严中、庄重中，从支撑了他们许多年的成年人的痛苦中解脱，喘上一口气；招呼人们走出家门，在阳光下嬉戏——仿佛阳光永远普照，仿佛希望确实存在。正是这个希望让他们为别的农户捡拾豆子，让他们一直说要离开却从未照做，让他们在别人的污秽里深陷至膝，让他们为别人的战争激动不已，让他们关心白人的孩子，使他们相信某个神通广大的“政府”会提高他们的地位，解救他们于污秽、豆子和战争之中。
	当然，有些人，比如海伦娜·赖特，是不会加入游行的。她怀着特有的轻蔑注视着这场喧闹。至于其他人，他们虽然理解鬼魂上身会使人手舞足蹈，虽然理解一家人在地里弯腰干活时会齐声歌唱，虽然理解在阳光下的河水中受洗时会产生与此相似的狂喜，却不理解这场莫名其妙的混乱，这场毫无意义的表演，他们也拒绝加入。
	然而在闪耀的阳光下昂首阔步、蹦蹦跳跳、挺胸前进、拖着脚步走下山的队伍壮大了。他们来到人行道开始的地段时，有些人停下脚步，这样像报丧的女妖一样号叫着挺进白人区太让人尴尬，他们想回去了。但是除了三四个人之外，这些胆怯者却在更胆大妄为、寡廉鲜耻的人们面前自惭形秽，于是整个队伍蹦跳着走下中央大道，经过伍尔沃思商店和那家古老的鸡舍，向右拐去，走下了新河路。
	队伍来到了隧道挖掘工程的入口处，在一阵异常狂热的激动和喜悦之中，人们看到了成堆的木材、砖块、钢筋和被阳光下如钻石般闪烁的冰块覆盖的粗糙铁丝门。开始，他们感到一阵眩晕，队伍中的一切声响戛然而止。他们用手遮挡着刺眼的光，目光掠过这片自一九二七年以来始终凝聚着他们的希望的地方。那里曾经有过许诺，但遥遥无期。没有补的牙，被削减的煤炭贷款，无人过问的胸口的疼痛，没钱买的上学穿的鞋，胡乱填起的床垫，破损的厕所，倾斜欲倒的门廊，雇主侮辱性的语言和令人措手不及的孩子气的恶意。所有这些都在那被阳光点亮、迅速化成水的冰里。
	他们羚羊般跳过了那座小门——除了狗、野兔和迷路的孩子之外，那扇由铁丝编成的栅栏从来没有阻挡过任何东西——并且由一群鲁莽、愤怒和年轻的人带头，捡起了一根根木材、一条条细钢筋，砸碎他们永远不会在敞开的砖窑内烘烧的砖块，撕开他们没机会搅拌甚至根本不被允许拖拽的石灰口袋，拆开铁丝筛网，掀翻手推车，让支架滚到河边，任其在结冰的河上远远滑走。
	老老少少、女人孩子、跛脚的和强壮的，所有人尽其所能，让他们不被允许修建的隧道灰飞烟灭。
	他们本无意走进去，也无意走下隧道，但他们需要毁掉一切，它的一切，为了把那些手臂细瘦的弗吉尼亚男孩、粗脖子的希腊人，还有挥舞着遥遥无期的许诺的刀子脸男人完成的工作彻底从地球表面抹去，他们走得太深太远……��
	他们中很多人死在了那里。地面变热了，开始移动；第一根支架滑脱；松动的石块从隧道表面坠下，让一块挡板移了位。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水穴之中，刚刚照耀着他们走进隧道的阳光已经消失。随着第一声爆裂和水席卷而来，人们疯狂地向上攀登，一些想施以援手的人都被拽下来，再也没能逃出。年轻男孩被挤压在钢筋和木料之间窒息，氧气逃离了他们，溶进水里。在隧道外，人们恐惧地看着脚下冰裂开，地摇动。体重不足一百磅的杰克逊太太从岸上滑下，她渴望了一生的冰在她面前张开大口。柏油娃娃、戴茜、艾维、瓦伦丁、哈洛德家的男孩们、阿贾克斯的几个弟弟和杜威们（起码人们这样推测，因为他们的尸体始终没被发现）——全都死在了那里。巴克兰·里德先生幸免于难，帕特茜、她的两个儿子，和因为没有走得太近而没滑下去或是因为胆小而在未建成的隧道前面却步的十五到二十个人也逃过了一劫。
	从始至终，夏德拉克一直站在那里。忘记了他的歌和绳索，他只是高高地站在河岸上摇啊，摇啊，摇着他的牛铃。

一九六五
	境况到一九六五年已经好了很多。起码看起来如此。如果去闹市区，你会看到有色人种站在零售店的柜台后，有些人脖子上还挂着收银台的钥匙。有个黑人在初中教数学。这些年轻人有了一种人人都认为前所未有的气质，但它却让奈尔想起了尸体一直不知所踪的杜威们。她想，也许他们已经离开，在大地上撒下了种子，在那些站在零售店里、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年轻人身上重获新生。
	这些年轻人是如此不同，再也不是她记忆中四十年前的年轻人了。
	天啊，在一九二一年曾有一些多么漂亮的小伙子！他们多得要撑破世界。十三岁，十四岁，十五岁。天啊，他们多么美好。L．P．，保罗·弗里曼和他的兄弟杰克，斯考特太太的一对双胞胎——而阿贾克斯还有一大群弟弟。他们挂在阁楼的窗边嬉戏，跨在疾驰而过的汽车挡泥板上，运送煤炭，搬进或搬出梅德林，拜访表亲，犁地，开起重机，懒洋洋地坐在教堂台阶上，斜倚在学校的操场上。太阳烘烤着他们，月光从他们的脊背上滑落。上帝啊，一九二一年，世界上到处都是漂亮的小伙子。
	再也没有像那样的小伙子了。一切都变了。那时的妓女甚至都要好些：粗野、丰满，颧骨上烙有曾经逃跑的奴隶的印记，她们整天放声大笑，刻薄话里也满是机智；还有那些藏在林中小屋里、拖着八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却没有男人的寡妇。如今的这些妓女和当年的相比苍白麻木。这些太过在意外表的小东西总处于尴尬之中，她们很下流，但又以此为耻。她们不明白“无耻”是怎样的。她们应该见识一下当年那些白发苍苍的林中寡妇是怎样从餐桌边站起身和一位恩客走进树丛的，她们的羞耻和一匹生产的母马一般无二。
	天哪，时光过得真快！她现在几乎再也不认识城里的什么人了。现在又新建了一家养老院。似乎这座镇子不停地为老人们盖养老院。他们每修一条路，就会盖一座。你可能以为人们寿命长了，其实只是因为他们更早被送到那里。
	奈尔还没去过这家新近落成的养老院，但在教会的五号讨论组里，现在轮到她去拜访住在那里的几位老妇人了。牧师定期拜访她们，但小组认为私人性质的访问也有助益。那里住的人中只有九个是有色人种，就是原来的养老院里的那九个。但白人有很多。白人不在乎把他们的老人送出家门。黑人很难遗弃他们的老人，即使某个人上了年纪、无依无靠，其他人也会进屋探望，扫地做饭。只有那些神志不清和不能自理的老人才会被送到养老院。除非是像秀拉那样出于卑鄙的动机而送走伊娃的人。伊娃的脑子确实不灵光了，但还没到需要被送走的程度。
	奈尔等不及要见她。她近一年才开始对教堂热衷起来，那是因为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渐渐不再占用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裘德离开的二十五年来，她一直把自己固定在一个狭小的生活圈里。她为再婚做了一点努力，可她带着三个孩子，没人肯和她结婚，而她本身也不擅长交男朋友。战争期间，她曾和驻扎在梅德林下游二十英里处的一座军营中的一个士兵保持过相当久的关系，但后来他被调走了，一切就只剩寥寥几封书信——最终什么都没有了。之后还有过一个在酒店里工作的酒保。如今她已五十五岁，已经很难想起当年的种种。
	裘德离开后没过多久，她就看清了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她望着几个孩子，心底明白这就是未来的全部内容。他们将是她所爱的一切。然而这种爱如同在火上熬得太久的糖浆，成了又硬又甜的一摊泥，粘在锅底刮不掉，只剩下甜味。她的孩子们的嘴很快就不记得她的奶头的滋味，而几年以前，他们的目光就已经开始越过她的面孔去眺望最近的一片天空。
	与此同时，“底部”也已经土崩瓦解了。在战争期间赚到钱的人们尽量搬到山谷里，而白人也在河下游及对岸购买地皮，沿着两岸扩展出梅德林的一对翅膀。再也没有黑人住在“底部”的山上了。白人在山上修建了电视台的发射塔，还有传言说要修高尔夫球场一类的东西。无论如何，山上的地皮比过去值钱了，而那些战争刚结束时和五十年代搬下山的黑人就算想搬回去也支付不起地租。除了还有几家黑人挤在河湾处和木匠路边一些没拆毁的房子里，在山上建住宅的只有富有的白人。就像这样，他们已经改变了主意，不再想占着河谷的地盘不放，而一心要建起有榆树环绕、可以鸟瞰河景的山顶住宅。至于黑人们，出于种种新观念，似乎迫不及待地要靠近河谷，或是离开镇子，而把山坡丢给任何感兴趣的人。这种变化实在很悲哀，因为“底部”一直是人们居住的地方。这些年轻人嘴里振振有词地谈着社群，却把这山坡留给了穷人、老人、不愿离开的人——以及有钱的白人。也许这里从来都不是什么社群，但它依然是人们居住的地方。现在这里一块地方也没有了，有的只是一些独立的住宅，安装着独立的电视和独立的电话，邻里间的走动越来越少。
	每次下山进城时，她总是想着这些。作为最后一群名副其实的步行者的一员，奈尔走在路肩上，汽车从身边疾驰而过。尽管孩子们都笑话她，她仍然无论想去哪里都靠着自己的双腿，只有在天气不允许时才偶尔搭一下便车。
	眼下她径直穿过城里，走到尽头后才向左转，沿着一条绿树夹道的路走上另一条乡间小路，走过比奇纳特公园的公墓。
	当她来到为老人们开设的阳光谷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天气有点变凉了。她很高兴能和那些老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同时也歇歇脚。
	坐在桌后的一位红发女人给了她一张探视卡片并指给她一扇通向走廊的门。走廊两侧排列着小门，看起来就像她想象中的大学宿舍，大厅很豪华——充满现代感——但她窥视房间时发现里面是一个个缺乏生气的绿色笼子。到处都是耀眼的光，得有一点阴影才好。从大厅数过去的第三扇门上有一个小小名牌，上面写着“伊娃·匹斯”。奈尔转了一下门把，同时在门上匆匆敲了几下，又竖起耳朵听了听，才打开房门。
	一眼看去，她简直难以置信。伊娃坐在桌旁的黑色塑料椅子上，看上去那么小，以往的沉重和高大都不复存在。曾经非常漂亮的那条腿没穿袜子，光脚穿着一只拖鞋。奈尔想哭——并非为了伊娃呆滞的乳白色眼睛或是耷拉下来的嘴唇，而是为了那只脚：那只骄傲的脚穿惯了式样精美、鞋带整齐的皮鞋，如今却被胡乱塞进了一只粉色的毛巾拖鞋。
	“晚上好，匹斯小姐。我是奈尔·格林，我来看看你。你还记得我吧？”
	伊娃做着熨衣服的姿势，做着楼梯井的梦。其实她既没有熨斗也没有衣服，却不停地用手捋好折线或是抚平皱褶，甚至在听到奈尔的问候时，她也没有停止这些不厌其烦的动作。
	“你好。请坐。”
	“谢谢。”奈尔在小床边坐下，“你的房间挺漂亮，是真的漂亮，匹斯小姐。”
	“你今天吃了什么好东西？”
	“太太，你说什么？”
	“吃了蔬菜炒肉吗？再回忆一下。”
	“没有，太太。”
	“没有？嗯，你之后会生病的。”
	“可是我真的没吃蔬菜炒肉。”
	“你以为我跑了这么远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听你告诉我这个？我没法总去别人家里做客。你应该尊敬老人。”
	“但是匹斯小姐，是我在拜访你。这是你的房间啊。”奈尔微笑着说。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奈尔·格林。”
	“威利·赖特的女儿？”
	“对。你记得。我很高兴，匹斯小姐。你记得我和我的父亲。”
	“告诉我你是怎么杀死那个小男孩的。”
	“什么？什么小男孩？”
	“就是被你扔进河里的那个小男孩。我有橘子。你是怎么把他弄到河里去的？”
	“我从来没把什么小男孩扔进河里。那是秀拉干的。”
	“是你还是秀拉有什么区别？你当时在场。你眼看着那件事发生，对不对？换了是我，绝对不会站着看的。”
	“你弄混了，匹斯小姐。我是奈尔，秀拉已经死了。”
	“水里冷得要死。火可很热。你是怎么把他弄进水里的？”伊娃舔湿食指，试了试熨斗的温度。
	“谁告诉你这些谎话的，匹斯小姐？谁告诉你的？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我有橘子。我不喝该死的橘子汁。他们往里边加了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拼命把这件事说成是我干的？”
	伊娃停止熨烫，抬眼看着奈尔。这是第一次，她的目光清醒如常。
	“你认为我有罪？”奈尔悄声说。
	伊娃也悄声回答：“还有谁比你自己更清楚？”
	“我想知道是谁告诉你的。”奈尔强迫自己维持正常的语气。
	“李子。我的宝贝李子。是他告诉我的。”伊娃发出一阵轻柔而清脆的咯咯笑声，女孩那般。
	“我该走了，匹斯小姐。”奈尔站起身。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太像了。你们俩。你们从来没有什么区别。想吃点橘子吗？橘子比蔬菜炒肉对你有好处。秀拉？我有橘子。”
	奈尔匆匆走向大厅，伊娃还在后边喊着她：“秀拉？”今天她无法去看另一个老妇人了，这一个已经让她受不了了。她把探视卡还给值班的女人，不去看对方惊奇的目光。
	外面起了风，她把外衣系紧。最上面的纽扣不见了，她用手护着脖子。她脑中出现了一片明亮，往日的记忆渗了进来。
	秀拉穿着一条紫白相间的裙子站在河岸上，她手拉着小鸡一圈圈地转。他还在笑，手还没有松脱，河水也还没有迅速在他头顶合拢。看着秀拉一圈又一圈地转着那个小男孩，然后把他抛向水面，当时她有怎样的感觉？秀拉从夏德拉克的小屋回来后不停地哭。可奈尔一直保持着平静。
	“我们要不要告诉别人？”
	“他看到了吗？”
	“我不知道。不知道。”
	“咱们走吧。再怎么样他也回不来了。”
	伊娃说“你眼看着”是什么意思？她怎么可能看不到呢？她就在那里。但伊娃说的不是“看到”，而是“眼看着”。“我当时没有眼看着。我只是看见了。”但它在那里，一直在那里，那种旧时的感觉和不变的疑问。小鸡的手滑脱时给她带来的那种快感。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去想这件事了。“出事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一点难过呢？看到他飞出去，我为什么那么高兴？”
	多年来，她一直暗自为自己的冷静感到骄傲：面对秀拉的手足失措，她仍能控制自己；面对秀拉惊恐而羞惭的眼神，她能深表同情。如今看来，她当时所认为的成熟、安详和同情不过是一阵愉悦的刺激之后的镇静。就像小鸡的身体激起的漩涡回归平静，她的愉悦为一种满足冲刷掉了。
	她走得太快了。没有留意下脚处，她走进了路边的杂草丛。她几乎是跑着来到了比奇纳特公园。尽头便是公墓的黑人区。她走了进去。秀拉就埋在那里，跟李子、汉娜在一起，如今又加上了珍珠。梅德林的黑人并不在意婚后姓氏的改变，每一块墓碑上都只刻着一个姓氏，如同一再重复的咏唱般绵延不绝：匹斯1895－1921，匹斯 1890－1923，匹斯 1910－1940，匹斯 1892－1959。
	它们并不是死者的姓氏。它们是词句。甚至不是词句。是希冀，是渴望。（匹斯英文为“Peace”，意为和平。）
	这些年来她始终对伊娃心怀好感，她自信无人能像她一样分享伊娃孤苦伶仃、无人爱护的处境。归根结底，她是唯一真正理解伊娃拒绝参加秀拉葬礼的原因的人。别人以为他们知道，以为她不出席的理由和他们的一样——他们无法向一个给他们带来如此多痛苦的人表示敬意。奈尔去了，她相信伊娃的缺席并不是因为骄傲或报复，而仅仅是由于不愿见到自己的亲骨肉就这样被埋进一黄土，这是一种不让眼睛目睹内心无法承受的事实的决定。
	然而现在，在伊娃这样对待她、指责她之后，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怀疑镇上的人是不是做错了。伊娃很恶毒。秀拉就这么说过。不过她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么说。不管脑子糊不糊涂。上了年纪。不管是什么，伊娃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始终清楚。她不出席秀拉的葬礼和指责奈尔淹死了小鸡是出于恶意。正是这同样的恶意踏遍了整个“底部”，让他们将每个姿态都视为一种冒犯，将每个歪斜的微笑都视为一种威胁，因此，当秀拉死去后，几乎在每个人胸中迸裂的解脱的气泡也没能减轻他们的恶意，让他们来到霍吉斯先生的殡仪馆、在教堂里送上鲜花或是烤一块黄蛋糕。
	她想起去看她的同一天，是内森打开了卧室的门并发现了尸体。他说他立刻就知道她已经死了，不是因为她睁着眼睛，而是因为她张着嘴。在他看来，她正在打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的夸张的哈欠。他马上跑到街对面去找茶壶的妈妈，听到这个消息后她发出了一声“嗬！”——就像火车要开动时列车员的叫声，只是更响—还跳了几步舞。没有一个女人在慌乱中丢下手中正在缝的被子向她家跑去，也没有一个女人扔下正在拧的湿衣服向她家跑去。连男人们得知后也只是“嗯”了一声。那一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过来。夜晚悄悄地让位给第二个白昼，秀拉的尸体仍然躺在伊娃的床上，双眼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张着嘴试图打完那个哈欠。人们对待秀拉的这种坚决态度实在很奇怪。因为就连镇上那个放荡不羁的妓女查娜死的时候（她的黑人儿子和白人儿子在听说她快咽气时说的是“她还没死啊”），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纷纷出来给这个堕落的姐妹送行。
	最后还是奈尔打电话给医院，然后给停尸间，再给警察局，最后到来的是警察。于是白人接了手。他们开着警车前来，把尸体抬下台阶，走过四棵梨树，在所有人面前把她放进车里，就像当年对待汉娜那样。警察做笔录时，没有人提供任何信息。他们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查明死者的名字，因为电话里只说了木匠路七号的匹斯小姐。因此，他们离开时只带走了这些：一具尸体、一个名字和一行地址。白人不得不为她清洗、穿衣、打点一切直到下葬。这件事被办得漂漂亮亮，因为人们发现她有一份丰厚的死亡保险。奈尔去了殡仪馆，但钉好盖的棺材让她震惊不已，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回去了。
	第二天，奈尔去参加葬礼，却发现她是在场唯一的黑人，她鼓起勇气去面对玫瑰和滑轮。只有在转身离开的时候，她才看到公墓门口围着一群黑人。他们没有进来的意思，也没穿参加葬礼的衣服，只是在那里等待着。直到那些白人——掘墓人，霍吉斯先生和太太以及给他们做助手的小儿子——离开以后，来自“底部”山上的黑人们才带着躲闪的心和麻木的眼睛走进来，在把他们同他们所知的最深重的仇恨隔开的拱起的土堆边唱起《我们聚集生命河边》。我们是否该聚集在生命河边？在那条美丽的，美丽的河边？这个问题凝聚起了十月的空气。或许秀拉就在那时回答了他们，因为恰在此刻下起了雨，女人们小跑着穿过草地，唯恐她们拉直的头发会被毁掉。
	奈尔心情沮丧而沉重地离开了公墓中的黑人区。在路上某处，夏德拉克和她擦肩而过。他须发更乱了，上了点年纪，但他的疯狂仍然活力四射。他看了一眼这个脸上映有落日余晖、匆忙赶路的女人。
	他停下脚步。试着回忆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但苦苦思索让他难以忍受，于是他继续赶路。他要去阳光谷运垃圾，等他回到家，天就全黑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卖过鱼了。这条河已经杀死了他所有的鱼。再也没有银灰色的闪光，再也没有平滑、宽阔、从容的姿态。再也没有鱼鳃的缓缓翕动。再也没有钓丝的轻轻颤抖。
	夏德拉克和奈尔背对着彼此走远，各自回忆着过去。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过去的事越来越多地涌上心头。
	突然，奈尔停下了脚步。她的眼皮一跳，感到一阵灼痛。
	“秀拉？”她悄声说，目光扫过树梢，“秀拉？”
	树叶摇动，泥土转移，空气中飘散着一股过熟的植物的气息。一只柔软的毛球爆裂了，像微风中的蒲公英一样散开。
	“我一直，一直，以为我想念的是裘德。”一阵失落的空虚压上她的胸口，涌上她的喉咙。“我们是在一起的女孩。”就像在解释什么一样，她说。“噢，天啊，秀拉，”她哭着说，“女孩，女孩，女孩女孩女孩。”
	她痛快地哭了出来，大声，悠长，无底也无顶，只有一圈又一圈盘旋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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