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 作者:易中天 内容简介 面对大宋王朝的重重危机,新即位的年轻皇帝宋神宗打算革除弊政,重振国威。他需要一场革新,更需要一个帮手。才华横溢的王安石登上了变法舞台,他网罗改革派人才,成立推动变法的相关机构,一系列新法迅速展开。不料改革愿望虽好,执行起来却弊端不断。反对派群起而攻,王安石两度罢相,坚决要求守护祖宗家法的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理智的苏东坡新旧两边都不讨好,几乎因乌台诗案而丧命。一群聪明正直的政治家,最终却让变法沦为一场拉锯混战,大宋王朝的命运也因此被改变。 第一章 箭在弦上 短命的改革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六日,一幅反映社情民意、描绘民间疾苦的画卷送达御前,图中的景象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开封城外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流亡的难民扶老携幼蜂拥而至,个个面有菜色体无完衣。他们卖儿卖女典当老婆,也只能换来一些麸皮和粗粮勉强糊口,没有家人可卖的便去吃树皮草根,饿死在城下只是迟早的事。 这跟《清明上河图》可完全两样。 献图的是一位小官,名叫郑侠,职务是安上门监,也就是为皇帝看大门的。郑侠在奏折中说,这些都是他每天在城楼上亲眼所见,画出来的还不到百分之一。帝辇之下,惨状尚且如此;千里之外,真不知是什么样子! 神宗皇帝潸然泪下。[1] 其实皇帝对此应该早有思想准备。因为从上一年的七月开始,许多地方就没能出现有效的降雨,全国性的旱情竟然延续八个月之久。对于农业帝国,这无异于沉重打击。何况按照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观点,自然灾害是统治者不修德政的结果,也是上天的警示和谴责,必须有人负责。 舆论的矛头迅速指向王安石。 王安石是在熙宁二年(1069)二月,开始厉行史称“熙宁变法”之改革的,到郑侠献图时已经五年。五年来,反对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此刻更是一浪高过一浪。道理也很简单:旱情的严重即便不是由于王安石的倒行逆施惹怒了老天爷——这当然并不可能,那么显而易见,他的变法无疑加重了灾情,也使人民群众的生产自救没了希望。 郑侠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百姓早就家无隔夜之粮,为什么还要戴着枷锁去砍自己的桑树,拆自己的房子?就因为要偿还王安石逼他们借的国债,缴纳王安石新设的税费,而原本应该用来救济灾民和平抑物价的专项基金,却被王安石挪作他用,为政府敛财了(详见后文)。 如此新法,岂非天灾之外的人祸? 因此郑侠毅然提出:恳请陛下罢祸国殃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如果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之内还不下雨,请将臣在宣德门外斩首示众,以正欺君罔上之罪。[2] 皇帝被这个不怕死的福建福清人打动了。上朝时,他将这份奏折和这张图交给宰辅们看,还问了王安石一句话:这个名叫郑侠的人,爱卿你认识吗? 王安石答:是臣的学生。[3] 神宗马上明白:他们两人应该没有私仇。 当然没有。实际上王安石不仅是郑侠的老师,还是他的恩人。郑侠虽然也是进士出身,把他引进官场一手栽培放手重用的却是王安石。而且,郑侠地位太低,根本没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书,奏折和图也被宫廷退回。郑侠无奈,只好到城外的官差站,谎称是绝密急情,这才快递到御前。[4] 显然,这是违法的。郑侠也在奏折中说,即便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正确,仍然请求处分。也就是说,郑侠反对王安石变法,没有个人恩怨,没有利益驱动,反倒还要担风险。[5]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因为观念相左,也许因为地位不同。毕竟,王安石是宰相,高居庙堂,考虑的是宏观调控;郑侠是门监,深入基层,面对的是平民百姓。按照新法,民众进行任何交易都要纳税。征收这些税费,也是门监的工作之一。郑侠却无法接受也无法执行。要知道,此时是荒年。难道那些可怜无告的难民卖儿卖女,也要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6] 郑侠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的还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 两宫皇太后也都是反对变法,反对王安石的,只是她们的意见神宗皇帝根本听不进去。有一次,神宗带着弟弟岐王赵颢陪同太后去看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旧话重提:民间怨声载道,纷纷反映苦于新法,是不是该停止实行? 神宗皇帝说:新法是为了利民,不是苦民。 太皇太后说:那么,是不是可以换掉王安石呢?他是很有才学,但是人缘太差。即便为了保全他,也最好让他暂时离开相位,过个一年半载再召回来,岂不是更好? 神宗皇帝说:挺身为国的,只有王安石。 岐王赵颢说:皇祖母的话有道理,请陛下考虑。 神宗皇帝却突然失态,歇斯底里地说:什么意思?难道朕把天下搞坏了吗?要不这皇帝你来做? 岐王赵颢当场吓哭。他流着眼泪说:至于吗? 亲亲热热一家人不欢而散。等到皇帝再次见到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时,两宫的态度变得很明朗:王安石乱天下!尽管没有证据显示,这件事是发生在郑侠献图的当晚。[7] 神宗皇帝心乱如麻。 王安石却让皇上失望。面对灾情,他表现出没心没肺的满不在乎,居然说:灾害是常有的事,就连尧舜和商汤也无法避免,只要修人事以应天灾就可以了,不足为虑。 神宗皇帝大为惊诧。他说:这难道是小事吗?朕之所以如此恐惧,就是担心人事有问题。[8] 王安石还是无动于衷。 于是皇帝觉得,也许该听听韩维的意见了。 韩维的身份比郑侠还特殊。他是宰相韩绛的弟弟,也是王安石的恩人,宋神宗的老师——如果可以那么说的话。事实上,神宗还是郡王的时候,韩维就是他的身边人。而且,每当后来的皇帝对韩维的议论发出赞叹,韩维就会说,这不是他的主张,是挚友王安石的远见卓识。可以说,没有韩维,神宗恐怕就不会那么看重王安石,也不会有熙宁变法。[9] 因此,神宗在延和殿召见了韩维。 皇帝问:天久不雨,朕五内俱焚,该怎么办? 韩维答:很简单,废除王安石的新法。 如果说,在最后的时刻,压倒骆驼只需要一根稻草,那么,当这样一棵大树倒下时,骆驼已无生存的可能。皇帝也不再犹豫。他对韩维说:好吧,就由你来拟诏。[10] 诏下。三天以后,大雨。[11]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未必可靠,就算属实也是凑巧。但此事被史家大书特书一传再传,却充分体现出他们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可以说,那种憎恶,那种快感,那种幸灾乐祸和咬牙切齿,简直就是溢于言表。 对于郑侠来说,这却是及时雨,至少救了他一命。不过这位敢于直言的小官,还是被王安石的党羽流放到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只是由于神宗的保护才幸免于死。[12] 王安石也离开了相位,被贬为江宁知府。尽管这并不是最后的结局,他本人也在十个月后官复原职,但显然已经风光不再,与皇帝的关系也大不同于前,以至于在一年多以后再次被贬到江宁,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 失去了这个主心骨,改革其实已难进行。 又过了八年半,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卒,享年三十八岁。太子继位,是为哲宗,年仅十岁。原来的皇太后成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对变法进行反攻倒算。第二年即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新法全部被废除。至此,一场轰轰烈烈又虎头蛇尾的改革,终于一败涂地。[13] 也许,一切都缘于郑侠那张图。 这就必须问个为什么了。答案也无非是这样几种:王安石有问题,宋神宗有问题,反对派有问题,新法有问题,或者变法本身就有问题。所有这些答案都有人主张,也都有人反对。我们的故事,却必须从头说起。 [1]以上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宋史·郑侠传》。郑侠献图的时间,(南宋)林栗《言行录》称在熙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但未被李焘采信,但书“先是”二字。今为叙述便,姑采信之,亦姑妄言之,不必较真。郑侠所献之图失传,今据《宋史·郑侠传》所载描述。 [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宋史·郑侠传》。 [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 [4]见《宋史·郑侠传》。 [5]郑侠自请处分,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 [6]王安石新法的规定,见司马光《涑水记闻》,转引自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注。 [7]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四月丙戌日条。两宫指斥王安石乱天下,李焘记为“他日”,毕沅记为“久之”,林语堂《苏东坡传》认为是郑侠献图当晚。但据《宋史·王安石传》,似在郑侠受到处分之后,王安石罢相之前。 [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己巳日条。 [9]见《宋史》之韩维传、王安石传。 [10]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日条、《宋史·韩维传》。实际上,神宗与韩维的讨论有多次,韩维的应对既有面陈,也有上书,但核心是废除新法,故此处从简。 [11]下雨的日子和下诏的日子一样已不可考。据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日条注,废除新法是在三月二十八日,即郑侠献图后的第三天。据《宋史·韩维传》,当日即天降大雨。据《宋史·郑侠传》,下雨是在废除新法以后三天。今姑从《宋史·郑侠传》。 [12]见《宋史·郑侠传》。 [13]以上见《宋史》之神宗本纪和哲宗本纪。 第一章 箭在弦上 变法迫在眉睫 宋神宗继位那年,二十岁。 这是一个好年龄,既充满热情,又非少不更事。而且按照正史的记载,这位名叫赵顼(读如须)的英宗皇帝嫡长子似乎天生就是当皇帝的料。尤其让士大夫们交口称赞的,是他知书达理,尊师重道:读起书来废寝忘食,见了老师毕恭毕敬,大热天也不用扇子,侍奉两宫更是极尽孝道。尽管官修史书难免溢美之词,但我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14] 事实上神宗刚刚继位便让人刮目相看,他发出的第一道诏令竟是大行皇帝的丧事从简。他还解释说,仁宗皇帝宾天之时,先帝(由于不是仁宗亲生)要避嫌,不敢裁减。朕却没有这个顾虑,正好继承先帝遗志,厉行节约。[15] 不难想象,舆论又是好评如潮。 然而这位应该不错的皇帝,死后的庙号却是神宗。 这是一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的盖棺论定。因为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中华帝国史上庙号神宗的有两个,还有一个就是明的万历。但万历皇帝是数十年不理朝政的,赵顼却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如此天差地别却都叫神宗,可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宋君臣有难言之隐。 麻烦在于评价系统。按照传统观念,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叫“三不朽”。宋神宗的道德品质当然无可挑剔。他仁慈,体察民情恤孤养老;他谦恭,克己复礼敬畏辅相;他简朴,从不大兴土木游山玩水;他勤政,总是把帝国的事务放在首位。因此,就连对变法一事颇有微词的官修史书,也不得不承认赵顼是有德之君。[16] 赵顼的优秀品质甚至很早就表现了出来。他被封为颍王的治平元年某天,手下人给他做了一双漂亮靴子。爱美之心原本人皆有之,何况这时赵顼才虚龄十七,自己又长得漂漂亮亮帅气至极,因此接过靴子看了又看,爱不释手。 旁边的韩维却说话了:亲王也需要舞靴吗? 赵顼满脸通红,立即把靴子扔了。[17]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很能说明问题,至少说明赵顼是有志青年。对于大宋王朝,他是有主人翁意识的。他很想将列祖列宗的事业发扬光大,也希望帝国能够长治久安,这才放下身段虚心纳谏,并不以亲王或皇帝的身份文过饰非盛气凌人,反倒如正史所言,折节下士,海纳百川。 这种作风他一直保持了下来,以至于朝中大臣争论不休时难免举棋不定,对王安石的支持也不能一贯到底。但这里面其实情况复杂,更不能说是他的道德缺陷。 然而说到立功,就意见分歧。变法派认为他有功,反对派认为他有过。此时临朝听政的又是反对派的后台老板高太后,只不过当妈的不方便骂儿子,其他人更不敢,便只好含糊其词,宣布“不知说什么才好”,上庙号曰神宗。 那么,宋神宗不该变法吗? 不,应该,而且可以说是迫在眉睫。 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库空虚。神宗继位三天,三司使(国家财政委员会主任)韩绛等人,就给皇帝陛下交了一份财政状况报告,奏折里赫然写了八个字:
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也就是说,账上一文钱都没有。 没有钱的原因在《大宋革新》一卷中已经讲过,帝国的财政收入都用来养官、养兵、买和平了。比如四年前为仁宗皇帝办丧事时,由于给文武百官和首都驻军赐酒赐肉,开封地区弄得一只羊都没剩下。呵呵,一次赐宴就能用光京师全城的羊,官员和军队的人数之多可想而知。[18] 但是没有办法。赵匡胤留下之“祖宗家法”的核心思想是维护皇权,基本国策则是能花钱买就花钱买。于是,契丹和西夏那边每年要交岁费,文官集团的人数和俸禄也要逐年增加,罪犯和难民则编入厢军养起来,免得他们造反。也就是说,为了维稳,赵宋官家只能天女散花般地撒银子。 这样花钱,谁扛得住? 没错,北宋经济是繁荣的。可惜,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开销的增长。据统计,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英宗治平年间,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支出却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19] 请问,神宗这个皇帝可怎么当? 何况这还只是说法之一。另一个统计数字却显示,英宗时期朝廷便已入不敷出,仅治平二年(1065)的财政赤字就达一千五百多万,其中非正常开支一千一百五十多万。这个数字跟前面的说法差距甚大,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却雄辩地证明当时帝国的管理实在是混乱至极。[20] 混乱也不奇怪。正如《大宋革新》一卷所说,赵宋官家为了巩固皇权,防止谋反和政变,故意将制度和机构设计得非常复杂。他们先是从政府夺走兵权交给枢密院,结果兵部成为虚设;又夺走财权交给三司,户部也成为虚设。枢密院和三司都能自行其是,不必跟中书省通气。于是,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还在招兵买马;民众早已贫穷,三司还在横征暴敛。最可笑的是,有一次某官员居然同时接到了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不同任命,竟不知到何处就职才是。 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尸位素餐的不乏其人。神宗继位第三个月,朝廷决定提拔开封知县到开封府工作。然而皇帝找这个人谈话,却发现他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居然一问三不知,气得神宗皇帝不知说什么才好。[21] 这样看,朝廷岂不是花大把银子养了一群废物? 确实如此,甚至连废物都不如。因为他们还要内讧,还要钩心斗角。还是在这个月,神宗接到投诉,两位监察官员弹劾参知政事(副宰相)欧阳修,罪名是与儿媳通奸。 这对于标榜“以德治国”的大宋王朝而言,当然是天大的丑闻,欧阳修本人更是不能不答辩。他上书皇帝说:此事禽兽不如。如果是真,臣犯天下之大恶;是假,臣负天下之至冤。因此,恳请陛下主持公道,宣谕公正之臣查问:闺中隐秘之事,御史何以得知,秽行又何以败露? 欧阳修到底是欧阳修,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举报人当然答不上来,一会儿说记不住了,一会儿又说监察官员有权捕风捉影。查来查去,造谣者居然是欧阳修的小舅子。皇帝盛怒之下,将那两个监察官员同时贬职。 这件事耗费了神宗许多精力,结果却如此摆乌龙,皇帝再次气得无以复加。他愤怒地对那几个人说:放着许多军国大事不管,管人家的私生活干什么!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养着你们这帮废物,难道就是让朕闹心的吗?[22] 宋的官场,真的已经腐朽。 就连重臣们也让神宗感到失望。熙宁元年(1068)四月初一,退居二线的老宰相富弼来宫中见他。皇帝满怀希望也虚怀若谷地向这位三朝元老请教,得到的回答却是:愿陛下对外二十年口不言兵,对内维持安定团结就好。[23] 神宗听明白了。富弼是知道自己锐意革新,才故意这么说的。看来,王朝的国家机器已经生锈,不改革不行。依靠那些元老,那些旧人,还有那些老办法,也不行。 吐故纳新,已是唯一选择。 [14]见《宋史·神宗本纪》及赞语。 [15]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庚申日条。 [16]见《宋史·神宗本纪》及赞语、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丁巳日条。 [17]见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下简称《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治平元年六月戊午日条。 [18]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己未日条。 [19]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所引。 [20]这个统计数字见《宋史·食货志·会计》。 [2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三月丙辰日条。 [22]欧阳修被诬一事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三月各条,同时请参看《宋史·欧阳修传》。 [2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四月壬寅朔日条,参看《宋史·富弼传》。 第一章 箭在弦上 韩琦罢相 神宗继位后八个月,宰相韩琦被免职。[24] 这可不是小事,反倒应该说是天大的事。因为这位河南安阳人不但是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的元老,而且是曾经与范仲淹并肩作战抵抗西夏的前线指挥官,更是英宗时期朝廷的半边天。没有他,英宗和神宗没准都做不成皇帝。 故事,也许还真得从头说起。 那是嘉祐八年(1063)四月初一凌晨,宰相韩琦和其他大臣得到消息,原本已经圣体康复的仁宗皇帝,在昨夜三更突然驾崩。幸运的是,曹皇后非常镇定。她吩咐,宫门断然不可夜开,立即密传辅臣黎明觐见。因此,当韩琦等人赶到的时候,曹皇后已是一身孝服梨花带雨地站在帘前。 皇后哭道:相公,官家没有儿子,奈何? 韩琦说:不是有皇子吗? 这里说的皇子,就是英宗赵曙。他原本是宋仁宗堂兄的儿子,只是由于仁宗的三个儿子都早早夭折,才被皇帝养在宫中,又在韩琦、欧阳修等人极力主张下被立为皇子。 皇后说:他不是先帝之子。立了他,不会有人来争? 韩琦说:怎么会! 皇后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命令掀开帘子,然后对躲在帘子后面的人说:曙儿,现在你是皇帝! 赵曙却吓了一跳:我不敢当!我不敢当! 说完,掉头就跑。 宰辅们也不由分说,一齐拥上前去围住赵曙,有的帮他解头发,有的帮他换御衣,乱作一团。韩琦当机立断,回过头来对翰林学士王珪下达命令,要他立即起草遗诏。 王珪也吓坏了,不知所措。 韩琦一声断喝:大行皇帝在位多少年? 王珪这才知道如何下笔,赵曙也这才当上皇帝。[25] 然而大宋似乎命运多舛。英宗继位仅仅三天,就在四月初四晚突然发病,近乎精神失常。初八日上朝时,居然呼天抢地到处乱走。韩琦只好上前一把抱住,也只好请出曹太后垂帘听政。后面的故事《大宋革新》中已经讲过,为了保住英宗的皇位,韩琦甚至押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26] 接下来,就该为太后撤帘、英宗亲政努力了。 一年后,英宗病愈。韩琦便挑了十几件政事,到西阁请英宗批复,然后拿着文件到东殿,一条条向太后汇报。 太后听了说:处分很是得体! 韩琦说:这是皇上的批示,而且批写如流。皇上能听政如此,实乃天下万幸,臣等之福。先帝陵寝复土之后,臣就应该退出中枢。现在,可以请太后恩赐一处郡县了。
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此为宋仁宗曹皇后像,神宗时,曹皇后被尊为太皇太后。该图为绢本设色,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太后大吃一惊:相公怎么可以退?要退也是老身。老身原本就该住在深宫,每天坐在这里实在是万不得已。相公请不要走,一定要留在政府,容老身先退就是。 韩琦跪下说:太后圣明!却不知哪天撤帘? 太后不回答,站起来就走。 韩琦立即厉声吩咐礼仪官:撤帘! 帘子迅速落下。仓促间,居然还能看见太后的身影。[27] 韩琦,岂非英宗的半边天? 其实就连神宗继位,他都有拥戴之功。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英宗病重,请立皇太子的奏折却被扣留。已被封为颍王的嫡长子赵顼忧形于色,问韩琦自己该怎么办。 韩琦说:愿大王日夜不离皇上左右。 赵顼说:这原本就是人子天职。 韩琦说:不是为了这个。 赵顼明白了,从此日夜守护在父皇身边。 韩琦则对英宗说:太子不立,天下不安,请陛下圣裁。 英宗这时已经病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点头。 韩琦便将纸笔递给英宗,英宗哆哆嗦嗦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几个字。韩琦又说:必须是颍王,烦请陛下再亲笔书写。英宗只好又批了三个字:颍王顼。 写完,皇帝潸然泪下。 枢密使文彦博悄悄对韩琦说:看见皇上表情了吗?人到了这个时候,就算父子之间,也不可能没有想法。 韩琦说:国事就该如此,又能怎样?[28] 英宗皇帝也果然一病不起,一个月后驾崩,赵顼则顺理成章继承了皇位。不过,大臣们请赵顼继位时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已经去世的英宗突然手指头动了起来。次相曾公亮吓了一跳,赶紧对首相韩琦说:要不再等等? 韩琦却说:慌什么!就算先帝复活,那也是太上皇。[29] 凡此种种,对于赵顼而言当然要算力挺。所以后来有人要陷害韩琦,神宗就不能答应。他说:告诉你吧,要不是他韩琦,朕也只是一个皇亲国戚罢了。[30] 然而韩琦还是被罢免,而且因为一件小事。 这件小事叫宰相押班。依照礼制,皇帝上朝时,要有人带领其他官员恭行大礼山呼万岁,叫押班。不过,唐代押班的是监察御史,宋代规定为宰相和副宰相。但,宰相副宰相公务繁忙,礼仪性的朝会便无暇出席,当然也不押班。 这就让人抓住了把柄。 出面投诉的人叫王陶,职务是御史中丞。按照中华帝国的监察制度,中央政府的监察官员都叫御史,监察机关在西汉叫御史府,东汉以后叫御史台,明清两代叫都察院。御史台的长官叫御史大夫,副长官叫御史中丞。不过,御史大夫一职,唐代官不常置,宋代只做荣衔,元代例由皇太子或贵戚兼任,御史中丞便成为实际长官,号称台长。 其他监察官员,则叫台官。 台官是有监察权的,王陶却决定先礼后兵。他以御史台的名义行文中书省,要求对方就不押班一事做出解释,结果中书省不予理睬。王陶又以御史中丞名义行文宰相,对方又不予理睬。于是这位台长便上奏皇帝,正式弹劾首相韩琦和次相曾公亮专横跋扈,操弄国柄,藐视君主。他指出,君弱臣强绝非国家之福,罢黜二人才是对他们的爱护。 韩琦和曾公亮也立即上表待罪。韩琦说:陛下只要派个小宦官就能将臣带走,臣何尝跋扈?曾公亮则说:宰相不押班由来已久,破坏规矩的不是我们两人。皇帝身边一个官员也说:宰相固然有罪,指为跋扈却未免欺人太甚。 神宗听了,为之动容。 王陶见连上数章都泥牛入海,便宣布罢工。他说:看来臣之所言一无是处,哪里还敢再管闲事?恳请陛下将臣驱逐出京。自今日起,臣只在私宅待罪,不敢再进御史台。 同样,韩琦也以被劾之臣应该等待处分为名,宣布不再上班。神宗只好和稀泥,将王陶调任翰林学士。副宰相吴奎得到消息义愤填膺。他对神宗说:王陶血口喷人,反倒获得美差,世人会把陛下看作什么君主? 于是,吴奎也称病不朝。 宰相、副宰相和御史中丞一齐罢工当然很严重,最后的结果则是王陶、吴奎和韩琦先后离开原职,远走他乡去做地方官。当然,这里面有过反复。比方说为了安抚韩琦,曾经将罢黜的吴奎复位,韩琦却坚决不肯再任相职,神宗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告别时,据说君臣二人都眼泪汪汪。[31] 但这只是悲剧的序幕罢了。韩琦和神宗都明白,他们的合作已经到头,共治天下更无可能,不如就此别过,还能留下念想和情谊。实际上,王陶并非没事找事,韩琦的唯一过错则只在他是老臣和旧人。神宗是一定要启用新锐的,非如此不能励精图治。更何况,他也已经有了人选。 [24]据《宋史·神宗本纪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九月辛丑日条。 [25]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三月辛未晦、四月壬申朔日条及注。 [26]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四月乙亥日条、己卯日条、壬午日条及六月癸巳日条。同时请参看《大宋革新》第二章。 [2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一治平元年五月戊申日条、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四治平元年四月条。 [2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八、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治平三年十二月条。 [29]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丁巳日条。 [30]见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壬申日条注引《韩魏公家传》。 [31]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黄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诸日条。三书记载略有出入,本书杂取之。下节相关事件同,不另注。 第一章 箭在弦上 司马光待命 神宗皇帝看中的人,是司马光。 证据就在前面那个案子里。当时,神宗为了平息韩琦和王陶双方的怒火,曾经打算将王陶调离御史台,由司马光出任御史中丞,王陶改任翰林学士,也就是让司马光和王陶两人对调。这个想法遭到了韩维的批评。韩维说,宰相跋扈可是要杀头的。王陶如果说得对,宰相岂能无罪?不对,王陶又岂能只是调离?恐怕应该当庭对质,判明是非。 司马光也不肯就任。他说:御史台人见人怕。陛下任臣如此要职,臣不敢辞。但是,如果弹劾宰相便被罢免,那就说明御史中丞做不得。王陶虽然未免小题大做,维护礼法却没有错。所以,臣要等到宰相押班以后才能就职。 神宗皇帝只好作罢。 然而他看重司马光却毋庸置疑。因此,虽然司马光曾经抗命,却仍在吴奎和王陶同时被处分那天再次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应该说,年轻的皇帝对司马光是寄予厚望的。[32] 事实上,神宗也并没有看走眼。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宝元初年进士,仁宗末年已成为活跃于政坛的新锐人物。当时,皇帝迟迟不肯建储,宰相们一筹莫展。司马光便提醒韩琦说:相公一定要只争朝夕。此刻如不昭告天下,将来万一哪天半夜三更从宫中传出片纸,上面写着由某某某承继大统,请问还有回旋余地吗? 韩琦连连拱手:敢不尽力![33] 再看司马光在韩琦一案中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神宗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未果,又想任命他为侍读学士,司马光便向皇帝力陈利害。他说:这两个职位资级相近。王陶如果担任侍读学士,吴奎肯定继续罢工。这时,陛下敦促他则会失去威望,罢免他则会失去人心。再说王陶在待罪期间得到美差,恐怕也不敢接受,岂非两边不落好? 那么,又该怎么处理呢? 司马光的建议,是不让王陶继续担任御史中丞,恢复到之前的旧职。这样一来,吴奎无话可说,不敢不出;王陶也心安理得,坦然接受;至于舆论,自然平息。[34] 这样看,司马光简直就是当宰相的料。 司马光也是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人,对帝国的弊端和隐患更是看得清清楚楚。嘉祐七年(1062)五月,他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信,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其中最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先见之明的,是这样一句话:
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35]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变法的重要原因吗? 何况司马光道德品质无可挑剔,学识才华难有人及。即便在那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时代,他也是出类拔萃的。那么请问,司马光为什么没能成为熙宁年间的领军人物? 首先恐怕是他不能让皇帝十分满意。 就在韩琦罢相的第二天,司马光被召到延和殿。尽管此刻他那御史中丞的官衔前面还有一个“权”字,也就是“暂时代行”之意,但对皇帝的咨询依旧知无不言。 话题很自然地就谈到了人事。 司马光问:陛下知道薛向的为人吗? 薛向是理财高手,正是帝国急需的人才,人品却似乎有争议。其实,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薛向品质恶劣。但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善于理财肯定是小人,肯定见利忘义。王安石变法备受争议终至失败,这是原因之一。[36] 可惜就连神宗皇帝也未能免俗。他说,薛向固然很难说是正人君子,只不过会理财,也懂边防。 司马光说:理财确实会,边防未必懂。 接下来又说到另一个人,司马光也不以为然,甚至给他戴上了“奸邪贪猥”的帽子,皇帝便突然不高兴起来。他对司马光说: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就议论纷纷,闹得沸沸扬扬。风气如此,只怕不是好事。 司马光说:不,这是天大的好事。知人善任可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何况陛下刚刚即位?万一用了奸邪,台官谏官都明哲保身一言不发,岂不坏了陛下的大业? 神宗又问:吴奎阿附宰相吗? 司马光答:不知。 神宗再问:巴结宰相和巴结皇帝,哪个好些? 司马光答: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邪,但,一味迎合主上,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 这就是皇帝不想听的话了。什么叫不迎合?难道唱反调就好?难怪朕指挥不动,也难怪不是今天这个罢工,就是明天那个称病,原来他们满脑子是这种思想!哼哼,此风断不可长,此人也得再看一看。于是第二天,司马光便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则换了别人。[37] 单凭这一点,司马光就只能待命。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插曲,熙宁年间的司马光恐怕也只能在洛阳专心致志编撰《资治通鉴》。因为他虽然看到了帝国的弊端和隐患,也主张改革,却反对变法。在那封写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此公明确指出解决财政问题的出路是节约开支和藏富于民,改革的关键也可以概括为八个字:
在于择人,不在立法。[38]也就是说,旧制度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用人不当。既然如此,司马光怎么可能赞成变法?更麻烦的是,司马光并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是一味地讲修心治国善于择人之类的大道理,这种空话又岂能解帝国的燃眉之急?[39] 能让神宗为之一振的,便只有王安石。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神宗皇帝看中的人,他起用这两个新锐前后只差一天,头一天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第二天就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时间是在神宗皇帝即位的三个月之后,可见皇帝的另眼相看和迫不及待。[40] 司马光却坚决不肯接受任命。 皇帝只好把他召到御前询问。神宗说:古之君子,要么有学问没文采,要么有文采没学问。爱卿却兼而有之,请问为什么要推辞翰林学士的任命? ◎治平四年(1067)有关事件一览表
?月? | ?日? | ?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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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 | ?初八? | ?英宗驾崩,神宗即位? |
?十一? | ?三司使韩绛等上书称国库空虚? | |
?神宗下令英宗皇帝丧事从简? | ||
?三月? | ??? | ?欧阳修被诬? |
?闰三月? | ?二十五? | ?王安石任江宁知府? |
?二十六? | ?司马光任翰林学士? | |
?四月? | ?初八? | ?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曾公亮? |
?十七? | ?韩琦、曾公亮上表待罪闭门不出? | |
?十八? | ?王陶弹劾未果,宣布罢工? | |
?十九? | ?命司马光与王陶对调,司马光拒绝? | |
?二十二? | ?参知政事吴奎请罢王陶未果,宣布罢工? | |
?二十三? | ?王陶与吴奎并罢,司马光权御史中丞? | |
?二十五? | ?吴奎官复原职? | |
?九月? | ?二十三? | ?王安石任翰林学士? |
?二十六? | ?韩琦和吴奎被免去宰相和副宰相职务? | |
?二十七? | ?神宗召司马光询问朝政? | |
?二十八? | ?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 |
?十月? | ?初二? | ?令司马光专心修史? |
?初九? | ?赐新书名《资治通鉴》? |
?时间? | ?年龄? | ?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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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天禧五年)十一月? | ?1岁? | ?出生于今江西省樟树市? |
?1042(庆历二年)三月? | ?22岁? | ?进士及第,任淮南签判? |
?1046(庆历六年)? | ?26岁? | ?任鄞县知县? |
?1051(皇祐三年)? | ?31岁? | ?任舒州通判? |
?1054(至和元年)九月? | ?34岁? | ?任群牧司判官? |
?1057(嘉祐二年)五月? | ?37岁? | ?任常州知州? |
?1058(嘉祐三年)二月? | ?38岁? | ?提点江东刑狱? |
?1058(嘉祐三年)十月? | ?任三司度支判官? | |
?1060(嘉祐五年)十一月? | ?40岁? | ?命修起居注,不受命? |
?1061(嘉祐六年)? | ?41岁? |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 |
?1063(嘉祐八年)八月? | ?43岁? | ?母卒,归葬江宁? |
?1067(治平四年)? | ?47岁? | ?任江宁知府、翰林学士? |
?1068(熙宁元年)四月? | ?48岁? | ?自江宁进京,入对? |
?1069(熙宁二年)二月? | ?49岁? | ?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 |
?1070(熙宁三年)十二月? | ?50岁? | ?任宰相? |
?1074(熙宁七年)四月? | ?54岁? | ?罢相,任江宁知府? |
?1075(熙宁八年)二月? | ?55岁? | ?官复原职,再次拜相? |
?1076(熙宁九年)十月? | ?56岁? | ?再次罢相,判江宁府? |
?1079(元丰二年)九月? | ?59岁? | ?封荆国公,人称王荆公? |
?1086(元祐元年)四月? | ?66岁? | ?卒? |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48]据说,当时以《桂枝香》的调式写金陵怀古词的有三十多家,只有王安石这首是千古绝唱。就连才华横溢的苏东坡读了以后都这样赞叹说:那老家伙只怕是野狐狸精。[49] 这首词的艺术成就确实毋庸置疑。不过,我们更多地还是读出了当时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尤其是“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一句,忧国忧民之心可谓跃然纸上。何况“以天下为己任”也原本是王安石赞同的主张。因此,他为什么一再拒绝在中央政府任职,就难免让人猜测不已。[50] 说得过去的解释是他想干实事,不想当闲差。在宁波鄞县(鄞读如银)做知县时,王安石曾经用十三天时间走数百里路进行调研,终于弄清楚了这样一个水源充足之地竟会发生旱情的原因,并且进行了根治。在他的治理下,鄞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一派安定团结,一片欣欣向荣。[51] 第一章 箭在弦上 不二人选 第一次见到神宗,王安石就让皇帝极为振奋。 我们故事的这位主角,是在熙宁元年(1068)四月觐见皇帝陛下的,当时的官职是翰林学士。神宗问:朕想要实现天下大治,爱卿认为第一步该怎么办? 王安石说:选择道路。 宋神宗问:学习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答:要学就学尧舜,学什么唐太宗! 二十一岁的皇帝大吃一惊,有点热血沸腾。 后来,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感慨地说:唐太宗一定得有魏徵,刘备也一定得有诸葛亮,才能有所作为。 王安石答:那两个人,也没什么了不起。 神宗又吃了一惊。[57] 诸葛亮和魏徵都不放在眼里,这个王安石,究竟有多大本事,竟敢如此狂妄? 皇帝心里没底,众人议论纷纷。 第一个明确反对王安石的,是为韩琦打抱不平并与韩琦同时罢相的参知政事吴奎,理由也很充分。吴奎说:臣与王安石曾经是同事,深知此人遇事迂阔,一根筋认死理,从来不肯自我反省承认错误,在开封府“鹌鹑案”中的表现就能说明问题。因此,如果重用此人,必然紊乱朝纲。[58] 另一位副宰相唐介也说:王安石不堪大任。 神宗问:哪方面不行?才华吗?学问吗?能力吗? 唐介说:都不是,是性格有问题。他这个人,爱好读书却钻牛角尖,志向远大却不切实际,一门心思只想改变祖宗家法。如果用他做宰相,非把天下搞乱不可。 神宗又问侍读学士孙固:王安石可以做宰相吗? 孙固说:王安石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担任翰林学士绰绰有余,做宰相却要有度量。此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下不同派别,恐怕并不合适。[59] 其实,这也正是韩琦的主张。事实证明,韩琦和孙固等人所言不虚。后来王安石刚刚成为副宰相,果然就跟同僚们弄得很僵。每次意见分歧,他不但固执己见,还会金刚怒目暴跳如雷地吼叫说:你们这些人,错就错在不读书! 另一位名叫赵抃(读如变)的副宰相忍无可忍,不得不反唇相讥:不知道尧舜的时候,皋陶都读什么书? 王安石哑口无言。[60] 这当然是后话。但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将要细说的,本次改革不但一败涂地,而且后患无穷,原因之一就在于王安石的性格有问题。可惜他自己毫无感觉,这些意见皇帝也听不进去。结果直接的损失,是活活气死了副宰相唐介。 唐介是湖北江陵人,也是仁宗朝就与包拯齐名的清官和直臣。这样一个人,当然无法忍受王安石进京不久便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越权干预朝政,而神宗在宰相们请示决策时也总要先听王安石的。因此唐介对皇帝说,既然翰林院可以取代中书省,那就让王安石主持中央工作好了,他请求辞职。 神宗却不置可否。 于是很快,这位副宰相便与王安石势同水火。 唐介质问:你的主张,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 王安石答:因为你们结党营私。 忠心耿耿仗义执言的唐介被指责为朋党,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背上长出肿瘤不治身亡。神宗前往吊唁,赠送了藏在宫中的唐介画像,上面有仁宗皇帝的亲笔题字。人们这才知道,这位耿直的三朝元老其实有何等分量。[61] 显然,反对王安石的,并非小人。 ◎王安石变法前有关事件一览表
?治平四年(1067)? | ||
?月? | ?日? | ?事件? |
?九月? | ?二十三? | ?任命知制诰、江宁知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
?二十六? | ?韩琦和吴奎被免去宰相和副宰相职务? | |
?二十八? | ?御史中丞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 |
?熙宁元年(1068)? | ||
?月? | ?日? | ?事件? |
?二月? | ?十二? | ?神宗向文彦博等人表示不可不改革? |
?三月? | ?初一? | ?神宗对文彦博等人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 |
?四月? | ?初四? | ?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 |
?八月? | ?十三? | ?王安石与司马光辩论? |
?十四? | ?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 | |
?二十三? | ?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 | |
?十月? | ?初三? | ?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 |
?熙宁二年(1069)? | ||
?月? | ?日? | ?事件? |
?二月? | ?初三? | ?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 |
?二十七? | ?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变法正式开始? |
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63]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只要你全心全意地辅佐朕,我们君臣说不定还真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宋神宗和王安石,可谓一见倾心。 何况朝廷早已暮气沉沉。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时,中书省宰相副宰相五人,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不朝,唐介不幸逝世,赵抃叫苦连天,只有王安石生机勃勃,时人称为“生老病死苦”。不重用王安石,宋神宗依靠谁?[64] 即便如此,皇帝也还是考虑再三。 有一次,宋神宗跟王安石谈话。他说:朕知道爱卿已经很久了,不是今天才想到要用你的。很多人不了解你,以为你只会做学问,不会干实事。 王安石说:学问是用来干实事的,否则有什么用! 宋神宗问:不知爱卿如果执政,先做什么? 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 宋神宗点点头:很好![65] 这时,能够对抗王安石的,就只有司马光。 可惜司马光同样有固执己见的毛病,两个老朋友也很快就处处针锋相对。王安石进京这年秋,京师发生地震,河北发生水灾,宰相曾公亮等人便提出,祭天大礼后请不再按照惯例进行赏赐,至少是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官员不赏。 接到提案,皇帝要翰林院拿出意见。 司马光赞成。他说:省下的钱不多,意义却重大。朝廷财政困难,原本就该减薪,正好以此为契机。更何况,治国之道是“义褒君子,利悦小人”,宰相的提案应该肯定。 王安石反对。他说:赏赐大臣能花几个钱?犯得着小里小气不成体统吗?如果财政困难,那是宰相失职,他们该辞的就是官,不是赏。何况钱不够用也不是当务之急。 奇怪!财政困难不是当务之急,什么是? 王安石说: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拍案而起: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不过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罢了,必然是税外加税,费外加费。民众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落草为寇,这难道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反唇相讥:你懂什么!税费岂是生财之道?不加赋税而国库充盈,那才叫作善于理财。 司马光嗤之以鼻:无稽之谈!天地所生万物所长,总共就有那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这边多了那边就少。你要增加国库收入,不从老百姓那里拿,请问跟谁要?[66] 两位翰林学士吵成一团,谁是谁非? 都只说对了一半。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王安石当然是对的。因为增加国库收入,确实可以不靠增加税种和加大征税比例,而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把蛋糕做大。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并不容易。王安石虽然也有办法,比如兴修水利等等,但能不能立竿见影,却很难说。 因此,他之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云云,就成了既有诱惑力又十分可疑的说法。那么,王安石凭什么能够信心满满地这样说?他的新法又有什么高明之处呢? [57]以上见《宋史·王安石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上和卷三下熙宁元年四月乙巳日条及十月壬寅日条。 [58]见《宋史·吴奎传》、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闰三月庚子日条。 [59]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庚子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四月丁未日条。 [6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日条。 [61]见《宋史·唐介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四月丁未日条。 [6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二月乙卯日条及三月癸酉朔日条。 [63]见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上熙宁元年四月乙巳日条。 [6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四月丁未日条。 [65]见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二月庚子日条及注。 [66]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八月癸丑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下同日条及注。 第一章 箭在弦上 方案看来不错 王安石的得意之笔,首推青苗法。 青苗法的设置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年当中,农民最难过是在春天。这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春耕夏耘又时不我待。因此,农民必须想办法吃饱肚子,否则就会永远没有饭吃。 但是换个角度看,农民又其实有钱有粮,那就是地里的青苗。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再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应该说是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做担保。然而对于农民来说却有风险。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还不起债,他们就只好卖地了。 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青苗法的构想即基于此。简单地说,就是由政府替代富户借钱给农民,相当于国家农业银行以低于民间的利率发放抵押贷款。按照王安石的想法,农民反正要借钱,借谁的不是借?借政府的,安全可靠,利息还低,何乐不为? 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当时的农业基本上还只能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也并不一样。结果是什么呢?风调雨顺丰收了,供过于求,谷价就会下跌,伤害农民;灾年米价飞涨,又会伤害市民。农业帝国既然以农为本,以粮为纲,便不能不管。 管理的办法,是政府拿出一笔钱来,在丰年谷贱的时候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米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历来由官府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救济境内的老弱病残和灾民难民,这就是广惠仓。 显然,常平法和广惠仓,都是用来应急的。 王安石的方案,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也就是将常平仓和广惠仓的钱,用来做农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本金。这其实并无不可,因为反正两仓每年都必须卖出陈谷,选在青黄不接粮价飞涨之时出售还可以平抑物价,岂非一举两得? 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皆大欢喜?简直就堪称利国利民。 更何况还有实践经验作为证明。一位名叫李参的地方官在陕西任职时就试行过,王安石本人在鄞县也试行过,结果都是农民有饭吃,国库有余粮,好评如潮。[67] 再看免役法。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或者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让他们到官府当差服务,以劳力代税费。 但是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民众就不但要出钱而且要出力,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力役的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这么多的差使如果都由地主和农民承担,请问那地还种不种了? 摊派也不公平。当时,北宋政府将民众按照财产的多少分为九等,下五等一律免役。表面上看,这当然是照顾到了弱势群体。然而实际上享有特权的,还包括官员家庭、寺庙僧侣、城市居民、行商坐贾和单身男女。也就是说,帝国境内数量可观的家庭和人口,其实都是免于差役的。 这样一来,所有的差役,便都落在了中下层地主和富农的头上。结果是什么呢?是为了规避重役,他们不敢扩大生产规模,不敢增加家庭人口,甚至宁可做单身汉,还有人沦为盗贼。这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因此就连欧阳修和司马光等人也认为非改不可。[68] 只不过,这些人只是嚷嚷,拿不出办法。 王安石却有改革方案,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也就是让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当差。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和寺观则出一半,叫助役钱。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大约可以称之为“差役货币化”。 货币化的好处很明显。第一,农家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第四,以雇役代派役更便于实现差役专业化,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在不能彻底免除力役的前提下,应该说这是最不坏的选择,我们也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 所以,后来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就连许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也不以为然。但是对于青苗法,反对派的意见却相当一致,可谓群起而攻之。 攻击的目标之一,是利息。 批评也并非全无道理。前面说过,青苗法作为国家银行的抵押贷款,本金来自常平仓和广惠仓,而两仓本是非营利事业,甚至是国家贴钱平抑物价和救济灾民。现在公然用来放贷收息,性质就完全变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反对派也承认,国家贷款的利率是比较低。然而他们说,利率再低也是放贷。那么请问,朝廷也可以像唯利是图的商人一样收利息吗?五十步与一百步有区别吗?农民青黄不接,政府却来放贷牟利,不是乘人之危吗? 王安石的答辩则未免软弱无力。他说:没错,高息贷款不如低息贷款,低息贷款不如无息贷款,无息贷款不如干脆白送。但是请问,白送得起吗?送不起。常平仓也好,广惠仓也罢,都是有损耗的,也都是要有维护费的。只有靠青苗贷款适当收取利息,两仓才可持续发展。[69] 显然,这里面涉及许多现代人都未必说得清楚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比方说,国家能不能设立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本金应该从何而来?慈善基金能不能用于投资?政府扶贫应该是给钱还是贷款?贷款又应该是无息还是低息? 第二章 一意孤行 失败的开端 王安石刚刚开始着手变法,就挨了一刀。 事情发生在熙宁二年(1069)五月,呼啸而来的则是时任御史中丞的开封人吕诲。三个月前,王安石履新副宰相参知政事,正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却被最高监察机关的实际长官狠狠告了一状,当然出人意料也引人注目,就连对王安石变法多有怀疑的司马光也大吃一惊。 司马光是在上班途中与吕诲不期而遇的。当时,他正要去皇家读书的资善堂讲学。尽管正史没有记载吕诲此刻是否穿戴了监察官员的法袍法冠,但司马光显然看出他今天将会有所作为,于是便问他求见皇帝要干什么。 吕诲答:弹劾王安石。 司马光愕然:此人众望所归,为什么弹劾? 吕诲也愕然。他叫着司马光的字说:难道君实也是这种看法吗?王安石虽然名气大,却固执己见,不通人情,喜欢听小人的吹捧,容不得不同意见。这样的人,做个翰林学士还马马虎虎。如果成为宰辅,非弄得天下大乱不可。 司马光沉吟片刻:中丞说的这些也许是实,但是目前却并没有明显迹象,为什么不能等等再说? 吕诲答:今上即位不久,年富力强,朝夕相处日夜谋划的只有两三个大臣。如果用人不当,后患无穷。这可是心腹之患,紧急抢救尚且唯恐不及,哪里还能等待? 司马光默然。[1]
据徐海荣主编《中国服饰大典》第27页。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神羊,因其善判断曲直,因此獬豸冠为执法官所戴。吕诲所戴法冠应为此类。吕诲不再与司马光寒暄,大义凛然地走进宫中。他当然很清楚,王安石现在红得发紫,唱反调不会有好下场。事实上吕诲也由于这次弹劾而被罢免,两年后又因病退休。他在病假条中说:臣原本没有大病,只因为不幸遇到庸医,乱下汤药,这才弄得不可收拾,真是教训惨痛啊! 谁都听得出,他是话里有话。 司马光得到消息,立即赶到吕诲府中探望,吕诲却已经闭上了眼睛。然而听见司马光的哭声,这位忧国忧民的监察官员居然一下子坐了起来,双眼直视司马光说:天下事还有希望。君实呀君实,你要努力,你不能放弃! 说完,他颓然倒下,再也没有醒来。[2] 可以说,吕诲是拼了命跟王安石作对。 吕诲的弹劾后来被许多人追认为有先见之明,因为当时王安石还没有露出他的峥嵘,吕诲却从一个细节看出此人的霸道和可怕。事情说来简单,有几位官员被贬职,其中包括担任翰林学士者。按照惯例,翰林学士的任免文件必须由宰相起草,王安石作为副宰相却擅自拿起笔来。宰相富弼原本就对朝政心灰意冷,此番更是气得称病不朝。[3] 作为御史中丞,吕诲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破坏政治规矩的事情。正如另一位官员所言,重要的不是那几个人的升降和去留,而是此例一开,权臣窃弄权柄将成为可能,维系政局稳定的体面、传统和祖宗家法则会荡然无存。 可惜宋神宗和王安石对此浑然不觉。或许,稳定在他们眼里也可以理解为沉闷。这种沉闷是令人窒息的。血气方刚的宋神宗不能容忍,锐意革新的王安石也不能容忍。更何况两人正在改革的兴头上,都不觉得这样一个程序问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皇帝甚至在朝堂上出示了吕诲的奏折,然后询问赵抃和王安石:外面议论纷纷,你们知道吗? 两位副宰相都说:不知道。 于是皇帝宽慰王安石说:吕诲恐怕是受人指使,并不能理解爱卿做事的良苦用心。 王安石却还是提出辞职。 宋神宗当然不能同意,将那辞呈原封不动退回。王安石则一面谢主隆恩,一面称病求退。这样几个来回之后,皇帝终于在宫中见到了看起来萎靡不振的王安石。 皇帝说:吕诲太不懂事!仔细问他,又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这一定是中书省有人挑拨离间。爱卿放心,你我君臣心心相印,绝非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动摇。 王安石并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皇帝的说法,他只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宰相富弼和曾公亮恐怕顶不住流言蜚语,也未必愿意革故鼎新。这样下去,变法难,求治也难。 神宗愁容满面。[4] 那时的政坛无密可保,谈话内容很快就传了出来。事情很清楚,王安石不但没被扳倒,反而有可能更加得势。这就意味着大宋的朝廷从此不得安宁,风暴倒是指日可待。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中,百年帝国弄不好就会支离破碎。 吕诲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此人一生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尽管这也是王安石的主张,但更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所以,吕诲此前还弹劾过韩琦和欧阳修。现在,王安石的问题显然比这两位更加严重,吕诲便决定重磅出击,高调弹劾。[5] 弹劾的奏折洋洋洒洒,开宗明义就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而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接下来,吕诲列举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平心而论,这十大罪状基本上是小题大做再加捕风捉影,根本没有说服力。可惜在当时,危言耸听和无限上纲是士大夫们进行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法,吕诲也给王安石结结实实地扣上了这样的帽子:外示朴野,中藏巧诈。 结论则很简单:
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罪名如此之重,王安石只能再次提交辞呈。 这时,应该是熙宁二年五月三十日,也就是王安石面见皇帝的第二天。神宗的反应也很迅速,他立即封还辞呈并且下诏说:昨日朕已面谕爱卿,今天却又收到奏折,实在让朕吓了一跳。天下之事需要改革的不止一件两件。如果每件事都要这样折腾,那还怎么治理国家?爱卿只要考虑如何做好本职工作就行,用不着理睬那些胡说八道![6] 皇帝态度明朗,提交辞呈的就只能是吕诲。 不过,神宗并不想处分吕诲。他对宰相曾公亮说:如果将吕诲贬职外放,只怕王安石心中不安。没想到王安石立即回答说:臣早就以身许国。只要陛下处分得当,臣绝对不敢沽名钓誉,假装避嫌,假装清高,干预人事安排。[7] 王安石说这话时,心中一定充满怨恨。 神宗无奈,只好罢免吕诲。 接替吕诲的,是翰林学士、开封知府吕公著。[8] 吕诲失败了。但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所有反对派的失败,同时也是变法派的失败。事实上,王安石的胜利是表面上的。他虽然保住了职位和权力,而且职位还会再上升,权力也会再加大,却失去了人心。包括被他引为知己推荐给皇帝取代了吕诲的吕公著,后来也要跟他翻脸。 可以说,这是一个失败的开端。 这就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也必须从四个月前说起。 [1]见《宋史·吕诲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2]以上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宋史·吕诲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及卷六十八熙宁四年五月甲午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五月癸未日条,同时请参看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五月癸未日条。 [4]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五月癸未、丁亥、甲午日条。 [5]见《宋史·吕诲传》。 [6]吕诲的疏文在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中,均系于熙宁二年五月丙戌王安石辞职之后,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移至五月丙戌之前,系于五月癸未日条。但通读《纪事本末》全文,尤其是神宗所谓“昨日已曾面谕朕意”云云,可知吕诲此疏当在五月丙戌王安石第一次辞职之后。具体时间顺序是:五月癸未,翰林学士郑獬出守杭州,吕诲上奏反对,神宗向赵抃和王安石出示吕诲奏折。丙戌,王安石辞职,被宋神宗封还奏折。丁亥,王安石称病不朝,宋神宗令宦官召入。甲午,王安石面见宋神宗,吕诲再上奏折弹劾王安石,王安石再次提交辞呈。乙未,宋神宗下诏称“昨日已曾面谕朕意”云云。六月丁巳,吕诲罢官。 [7]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8]见《宋史·神宗本纪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第二章 一意孤行 风满御史台 熙宁二年(1069)二月极不寻常,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富弼和王安石分别被任命为宰相和副宰相。两项人事变动一前一后,头天富弼拜相,次日王安石履新。我们知道,宰相和副宰相合称宰执,都是中央政府的班子成员。那么,这两项任命为什么不在同一天发表?其中难道没有奥秘?[9] 当然有,只不过很少有人注意。 实际上富弼的任命本身就很奇怪。正如我们在前一章说过的,他在神宗即位之初给出的建议是无为而治,跟王安石的主张正可谓南辕北辙。更有趣的是,富弼话音刚落,三天后王安石就在首次见到皇帝时发表了要学就学尧舜,用不着学唐太宗的豪言壮语。这样两个人,怎么可能搭班子?[10] 然而神宗偏偏就这样做了。 显然,这应该不是皇帝的一时冲动。相反,此刻的神宗恐怕很清楚,一个新老并用的“国务委员会”才是他最需要也最放心的:新人可以推进改革,老人能够维持稳定。年轻的皇帝虽然锐意革新,却并不希望他的帝国动荡不安。 于是,他想到了富弼。 富弼跟前任宰相韩琦、现任宰相曾公亮一样,也是三朝元老。而且,如果说作为北宋兵书《武经总要》主编之一的曾公亮是军事科学家,那么,主持了庆历二年(1042)对辽谈判的富弼则是杰出的外交家。当时,契丹来势汹汹向大宋索要土地,朝中文武个个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宰相吕夷简则趁机向仁宗“推荐”与自己不和的富弼。欧阳修担心富弼有去无回,提出反对,富弼却进宫对皇帝说:主上之忧就是臣下之辱。臣愿意出使北朝,不敢贪生怕死。[11] 结果,富弼为双方争取到八十年的和平。[12] 这样的大臣无论威望还是忠诚度都毋庸置疑。何况富弼既不像曾公亮那样力挺王安石,也不像韩琦那样明确反对王安石。让他和曾公亮一起担任宰相,按说能够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当然,为了表示对老臣的礼遇,宣布王安石的任命要迟一天。应该说,这是如意算盘,也是合理安排。[13]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事与愿违,熙宁二年并不平静,以后也一样。 ◎熙宁二年(1069)有关事件一览表
?月? | ?日? | ?事件? |
---|---|---|
?二月? | ?初二? | ?任命富弼为宰相? |
?初三? | ?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 | |
?初九? | ?司马光请求外放,不许? | |
?二十七? | ?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王安石领衔? | |
?吕惠卿为条例司成员? | ||
?三月? | ?十六? | ?苏辙为条例司成员,提出去三冗主张? |
?四月? | ?十一? | ?副宰相唐介卒? |
?二十一? | ?条例司派出巡视员? | |
?五月? | ?十八? | ?吕诲弹劾王安石? |
?二十一? | ?王安石提交辞呈,神宗封还? | |
?二十二? | ?王安石称病不朝? | |
?二十九? | ?王安石面见神宗? | |
?三十? | ?神宗下诏宽慰王安石? | |
?不详? | ?苏轼称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 |
?六月? | ?二十二? | ?吕诲免职,吕公著接任御史中丞? |
?七月? | ?初五? | ?试行均输法? |
?八月? | ?初九? | ?侍御史刘琦、监察御史里行钱顗因与侍御史知杂事刘述联名弹劾王安石而被贬出京? |
?十一? | ?殿中侍御史孙昌龄被贬出京? | |
?司马光和范纯仁上书抗议? | ||
?十二? | ?同知谏院范纯仁免职? | |
?十四? | ?范纯仁公布所有奏折,富弼罢工? | |
?十五? | ?范纯仁被贬出京? | |
?十六? | ?罢免苏辙条例司职务? | |
?二十七? | ?程颢任监察御史里行? | |
?二十八? | ?侍御史知杂事刘述等人被贬出京? | |
?九月? | ?初四? | ?试行青苗法,又称常平给敛法? |
?十月? | ?初三? | ?富弼罢相,陈升之拜相? |
?司马光发表歧视南方人的言论? | ||
?十一月? | ?初二? | ?陈升之质疑制置三司条例司并拒绝领其事? |
?令枢密副使韩绛同条例司? | ||
?初六? | ?神宗欲起用苏轼,被王安石阻拦,换人? | |
?十三? | ?颁布农田水利法? | |
?十七? | ?司马光进讲《资治通鉴》,反对变法? | |
?十九? | ?吕惠卿与司马光御前辩论? | |
?闰十一月? | ?十六? | ?启用曾布? |
?十二月? | ?十九? | ?条例司奏请差遣特派员推行新法? |
?初一? | ?开始改革宗室待遇? | |
?二十一? | ?吕公著攻击条例司? | |
?某日? | ?苏轼上七千言书,王安石深恶痛绝? |
?姓名? | ?籍贯? | ?主要曾任职? |
---|---|---|
?韩琦? | ?河南安阳? | ?三司使、枢密使、平章事? |
?富弼? | ?河南洛阳? | ?平章事、枢密使? |
?文彦博? | ?山西介休? | ?枢密使、太尉、平章军国重事? |
?吕公著? | ?安徽寿州? | ?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
?韩绛? | ?河南开封? | ?枢密副使、同条例司、参知政事、平章事? |
?赵抃? | ?浙江衢州? | ?知谏院、参知政事? |
?吕诲? | ?河北廊坊? | ?知谏院、御史中丞? |
?范纯仁? | ?江苏苏州? | ?同知谏院? |
?范镇? | ?四川成都? | ?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 |
?郑侠? | ?福建福清? | ?安上门监? |
?司马光? | ?山西夏县? | ?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平章事? |
?苏轼? | ?四川眉山? | ?翰林学士、礼部尚书? |
?王安石? | ?江西临川? | ?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同条例司、平章事? |
?曾布? | ?江西南丰? | ?翰林学士、三司使? |
?曾公亮? | ?福建晋江? | ?参知政事、枢密使、平章事? |
?陈升之? | ?福建建阳? | ?知枢密院、同条例司、平章事? |
?吕惠卿? | ?福建晋江? | ?条例司成员、翰林学士、参知政事? |
?章惇? | ?福建浦城? | ?条例司成员、三司使、参知政事? |
?蔡确? | ?福建晋江? | ?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参知政事? |
?月? | ?日? | ?事件? |
---|---|---|
?正月? | ?初二? | ?因范镇等言下诏纠正青苗法之偏? |
?二十六? | ?张方平出知陈州,陛辞时极言新法之害? | |
?二月? | ?初二? | ?因韩琦上书言青苗法之弊,王安石称病不朝? |
?十一? | ?司马光拒任枢密副使? | |
?三月? | ?初三? | ?司马光致函王安石,书信往返再三? |
?二十一? | ?王安石论“三不足”? | |
?四月? | ?初八? | ?御史中丞吕公著罢,知颍州? |
?十九? | ?参知政事赵抃罢,知杭州,韩绛参知政事? | |
?二十三? | ?大批言谏监察官员被贬,台垣为之一空? | |
?五月? | ?十五? | ?制置三司条例司归属中书省? |
?七月? | ?初三? | ?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知蔡州? |
?九月? | ?十三? | ?曾公亮罢相? |
?十四? | ?枢密副使冯京任参知政事? | |
?二十七? | ?司马光罢翰林学士,出知永兴军? | |
?十月? | ?二十一? | ?陈升之因母亲去世罢相? |
?二十八? | ?范镇罢翰林学士,退休? | |
?十二月? | ?初九? | ?立保甲法? |
?十一? | ?韩绛和王安石为宰相,王珪参知政事? | |
?二十二? | ?行免役法? |
?年? | ?月? | ?日? | ?事件? |
---|---|---|---|
?熙宁五年? | ?三月? | ?二十六? | ?行市易法,设市易务? |
?闰七月? | ?初九? | ?市易务遭质疑,王安石答辩? | |
?十月? | ?十二? | ?文彦博开始批评市易法,此后不断? | |
?熙宁六年? | ?正月? | ?十四? | ?王安石马入宣德门事件? |
?四月? | ?初七? | ?肉行徐中正等人求出免行役钱? | |
?二十六? | ?文彦博罢枢密使? | ||
?七月? | ??? | ?旱灾开始? | |
?九月? | ?二十八? | ?开始收免行钱? | |
?熙宁七年? | ?二月? | ?初九? | ?薛向罢三司使,曾布接任? |
?十五? | ?判司农寺吕惠卿加翰林学士衔? | ||
?三月? | ?十六? | ?免行钱激起民怨? | |
?二十? | ?夜降手诏,密令曾布调查市易务? | ||
?二十一? | ?神宗称近臣皇族皆言市易法不便? | ||
?二十三? | ?曾布汇报调查结果于崇政殿? | ||
?二十六? | ?郑侠上难民图? | ||
?四月? | ?初三? | ?神宗始批市易法? | |
?初八? | ?神宗痛批市易法? | ||
?十七? | ?曾布称市易务为虐史无前例? | ||
?十九? | ?王安石罢相? |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2]看这意思,他似乎刚刚出发就想着何时回家了。 可惜这同样不足为凭。诗无达诂。既然刘禹锡的“病树前头万木春”可以解释为满朝新贵弹冠相庆,那么“明月何时照我还”难道不能理解为功成身退衣锦还乡?况且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也还有争议,与他的复出没准毫不相干。 王安石的心思,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不过按照标准行程计算,王安石是在接到任命的第一时间就出发了,也在到达后的第一时间见到了皇帝。因为从二月十二到三月初四,从三月初五到二十七,路上不多不少都刚好二十二天。君臣相见恍如隔世,皇帝的口气也十分耐人寻味。他说:爱卿离职之后,小人便七嘴八舌,全靠吕惠卿维持。现在清理得差不多了,爱卿可以有所作为。 王安石同样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只是平静地说:小人纷纷扰扰,因此不敢安心职守。此番应诏复出,确实希望能够有所建树,以此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只不过臣老迈年高身心疲惫,恐怕不能持久,恳请陛下谅察! 宋神宗说:你我君臣不要心存芥蒂就好。[3] 当然应该如此,可惜破镜重圆又谈何容易。实际上复出之后的王安石,与神宗、韩绛和吕惠卿的关系都变了,韩绛甚至因为一件小事大闹别扭。当时,要任命一个人做市易司提举官,王安石认可,韩绛反对,皇帝表示不妨让他干起来试试看。韩绛便说:如果这样,臣这宰相做不得了。 皇帝大吃一惊:小事一件,何必如此? 韩绛回答:小事都争不得,何况大事?
据陈守成著《宋朝汴河船》第85页。此为北宋常用客船,王安石从江宁前往东京途中,可能乘坐这种船。王安石和宋神宗都只好让步。[4] 韩绛这个态度十分怪异。因为按照正史的说法,建议将王安石召回朝廷的人正是他,这一点下面还要再说。但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很难重复过去的故事,韩绛也在王安石复职之后半年离开相位去做地方官,再也没有回到中枢。[5] 至于吕惠卿,更是反目为仇。 最早参加变法并任职“国家体改委”的吕惠卿,称得上是王安石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不但正史认为他们两人情同父子,吕惠卿自己也对宋神宗说:能够让臣发自内心像侍奉双亲一样忠诚孝顺的,除了陛下就只有王安石一人。[6] 这是实情,至少曾经是。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却看不起吕惠卿。某次,王安石与吕惠卿在家里讨论新法,王安国却在旁边用笛子吹奏起流行歌曲来。哥哥忍无可忍,训他说:老弟,你能不能远离那些靡靡之音?王安国答:哥呀,能不能远离那些小人? [7] 吕惠卿恨得咬牙切齿,便在熙宁八年正月重新审理郑侠的处分时,将王安国并案处理,判了个削职为民。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面对皇帝派来的信使痛哭流涕。等到他重返京师时,弟弟还没离开国门。兄弟相逢,情景可想而知。[8] 王安石连遭打击,吕惠卿却高歌猛进。他刚刚成为参知政事就重新启动了市易务案的调查程序,理由是不能只听曾布一面之词。神宗皇帝的处理意见也让他喜出望外,吕嘉问和曾布被同时罢免,一起离开了京师。变法派阵营溃不成军满目疮痍,唯一春风得意的吕惠卿,便难免自我膨胀。[9] 膨胀的表现,是也发明了一种新法。 新法叫手实法,简单地说就是要民众申报财产,由官府核实后换算成市值,然后征收财产税。隐瞒部分经举报查明全部没收,其中三分之一用来奖励举报或查实的人。 结果可想而知,官吏和衙役们如狼似虎地冲进平民百姓家中翻箱倒柜,巴掌大的地方也要搜刮一遍,就连养了几只猪和鸡都要登记注册,牛、马和狗更是难逃法网。[10] 据故宫博物院《宋人画册》扇面画《耕获图》。原图为绢本,淡设色,纵24.8厘米,横25.7厘米,签题为杨威。此图描绘了宋代江南田园风光。 这可真是鸡犬不宁。 于是大家便都觉得,相比之下还是王安石好。 韩绛也受不了吕惠卿的跋扈,据说还发现此人图谋陷害王安石,便秘密奏请皇帝将老搭档召回。实际上此事的来龙去脉正史语焉不详,已无从稽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确实再次被任命为宰相,时间是熙宁八年二月十一。[11] 此事显然大出吕惠卿的意料。我们知道,唐宋两代任命将相要用白麻纸书写诏书,叫宣麻拜相。于是,野史便绘声绘色地说,吕惠卿上朝时见宫中传出白麻纸,马上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以为自己要当宰相。等到司仪官大声喊出王安石的名字,则如五雷轰顶,呆若木鸡。这当然未免夸大其词并不可靠,但要说吕惠卿闻讯愕然,则八九不离十。[12] 难怪宋神宗刚刚见到王安石,就要表扬吕惠卿了。 看来,皇帝陛下已经知道了什么,或预感到什么,只是希望他们能和衷共济。这个道理,相信王安石和吕惠卿也都明白。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帝制时代重大的人事变动总是会引起骚动。某些职位较低又没有什么坚定立场的人难免要考虑改换门庭,重新站队的过程中也会充满流言蜚语,其中之一便是吕惠卿曾经打算借一桩谋反案陷害王安石。[13] 没有证据表明王安石是否相信这个传言,但显然很有不少“自告奋勇的热心人”愿意帮他报那一箭之仇。他们开始收集吕惠卿的劣迹和罪行,以便将其置于死地。 后面的案情十分狗血,陈年老账也被翻了出来。据监察官员称,吕惠卿曾利用职权伙同华亭知县强借当地富民钱款五百万购买田产。这当然问题严重。正好吕惠卿自己又屡屡辞职,皇帝便把他贬到了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14] 然而华亭案从熙宁八年五月底立案,审到熙宁九年六月初也没有结果。那些决心扳倒吕惠卿的人便瞒着王安石窃取了专案组掌握的材料,夹在其他文件中送往司法部门,企图绕过调查程序给吕惠卿定罪。没想到,吕惠卿在中书省是有线人的,这个情报被火速送到陈州。得到消息的吕惠卿马上绝地反击,不但上书反诉,据说还极有杀伤力地交出一封王安石的私信,上面居然有“勿令上知”的字样。[15] 这下子麻烦大了,欺君罔上当然比以权谋私严重。于是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吕惠卿对王安石的出卖,也是导致王安石第二次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正如下面表格所显示,从吕惠卿上书到王安石罢相有四个半月时间差。如果吕惠卿的揭发材料中真有“勿令上知”之类的内容,王安石还能在相位上待那么久吗? 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本节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 | ?月? | ?日? | ?事件? |
---|---|---|---|
?熙宁七年? | ?四月? | ?十九? |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
?七月? | ?二十七? | ?吕惠卿提出手实法? | |
?八月? | ?十七? | ?曾布和吕嘉问同时被罢免? | |
?熙宁八年? | ?正月? | ?初七? | ?参知政事冯京罢,王安国削职为民? |
?二月? | ?十一? | ?王安石官复原职? | |
?三月? | ?二十六? | ?宋神宗与王安石谈话? | |
?闰四月? | ?二十一? | ?李逢谋反结案? | |
?五月? | ?十六? | ?韩绛为一件小事闹别扭? | |
?二十七? | ?御史开始攻击吕惠卿? | ||
?六月? | ?二十八? | ?韩琦卒? | |
?八月? | ?二十一? | ?韩绛罢相? | |
?十月? | ?初二? | ?参知政事吕惠卿罢? | |
?十二? | ?权三司使章惇罢? | ||
?十四? | ?罢手实法? | ||
?十二月? | ?十五? | ?元绛任参知政事? | |
?熙宁九年? | ?六月? | ?初七? | ?吕惠卿自陈州上书控告王安石? |
?十月? | ?二十五? | ?王安石之子王雱卒? | |
?初五? | ?御史中丞邓绾罢? | ||
?二十三? | ?王安石罢相,吴充与王珪拜相? |
该残卷是司马光唯一传世的《资治通鉴》手稿,为一份提纲,上面有司马光修改的痕迹。纵33.8厘米,横130厘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人事安排和组织工作也进展顺利。当年与司马光并肩作战的范纯仁,被王安石排挤出京的吕公著,还有苏轼和苏辙兄弟都回到了京师。范纯仁被任命为负责审读诏旨和奏状的给事中,吕公著更担任了副宰相尚书左丞。至于宰相蔡确和韩缜,则既不团结,又都被弹劾,下台只是迟早的事。[51] 形势大好,司马光却犯错误了。 问题出在如何看待曾经的改革措施。正确的做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废的废,该留的留,该纠偏的纠偏,可以改良的改良。然而做起来却其难无比。不但司马光和王安石不可能达成共识,就连苏轼和范纯仁都有不同意见。 比如免役法。 这是王安石最看重的,也是司马光最痛恨的。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大病一场,自以为将不久于人世,便强支病体致函中央政府,声称当务之急莫过于废除免役。又亲笔写信给吕公著,留下政治遗嘱说:我已将贱体托付医生,将家事托付愚子。国事未有所托,现在就拜托仁兄了。 他还说:恶法不除,我死不瞑目。[52] 在司马光的坚持下,免役法于元祐元年三月被罢。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目瞪口呆。他说:怎么,就连这个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呀!说完,王安石不禁老泪纵横。[53] 看来,他也死不瞑目。 免役法的成败得失,恐怕只能在下一章再讨论,苏轼的故事也将在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对司马光的决定也不赞成。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何况政策要有延续性,就算要改也不能急刹车。这话很是在理,司马光却在政事堂发起脾气来。苏轼便说:当年韩琦做宰相,阁下做谏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管不顾。难道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就不许苏轼知无不言了吗? 司马光马上笑着道歉,但依然不改。[54] 范纯仁也认为,免役改差役,不妨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要改也最好先试点,循序渐进。何况宰相应该抓大放小集思广益,最忌谋自己出。什么事情都自己拿主意,下面的人就会揣摩上意谄媚逢迎,那可就更糟糕了。 司马光根本不听。 范纯仁一声长叹:又来了个王安石![55] 也许,这就是悲剧所在了。实际上,从担任副宰相门下侍郎算起,司马光在中央政府工作的时间,加上闰月也只有十六个月,任宰相后七个月就病故。拜相那天,司马光躺在床上不能动,太皇太后派人将诏书和印玺送到府上,又颁下恩旨特许他不必朝觐。司马光却不敢当。他说:不面君岂能视事?终于在病情好转之后奏对于帘前,然后上班。 唉,他这是奋不顾身啊! 显然,如果说王安石是宁可得罪所有亲朋好友,也要将变法进行到底,那么,司马光就是拼了命来唱反调,累得吐血也要把那些新法都推翻了。他们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个人的利益驱动,完全是为国为民,因此义无反顾。在高举道德旗帜的国度里,遇到这样的人,鬼神都要让他三分,谁胜谁负就只看权力在谁那里。现在,当然是司马光占上风。 但,他的生命也到了最后一刻。 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是在元祐元年八月十二日。六天之前,青苗法被废除。对此,司马光原本犹豫,甚至认为该政策的立法精神并不错,只是执行中出了问题。范纯仁这时已经升任同知枢密院事,便奏请朝廷继续发放青苗贷款。 苏轼却认为,青苗法不是执行有问题,而是立法本身有问题。他说,老百姓过日子,从来就是量入为出,因此勤俭持家,虽贫亦足。现在额外多出一笔钱来,难免会变得大手大脚。朝廷却不管这些,只管收利息,这不是坑人吗? 司马光听了这话,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冲进宫中在帘前问太皇太后:是哪个奸贼蛊惑陛下再发放青苗钱的? 范纯仁吓得面如土色,一句话不敢说。[56] 王安石更是说不成,五个月前他就去世了。 二十五天后,司马光也撒手人寰。 至此,各种新法基本上都废除净尽,但这绝不等于戏已演完。要知道,就连许多反对王安石的人,比如前面说过的李常,也认为新法并非一无是处,真心拥护变法的就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只要时机成熟,便会卷土重来。 比如章惇(读如敦)。 ◎本节及下节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 | ?月? | ?日? | ?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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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八年? | ?三月? | ?初五? | ?神宗驾崩,哲宗继位? |
?二十一? | ?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 ||
?下旬? | ?司马光奔丧开封,旋即回洛阳? | ||
?四月? | ?十四? | ?吕公著兼侍读,司马光知陈州? | |
?二十七? | ?司马光提出甄别新法? | ||
?五月? | ?十八? | ?第一宰相王珪卒? | |
?二十六? | ?第二宰相蔡确改任第一宰相? | ||
?知枢密院事韩缜任第二宰相? | |||
?第一副宰相章惇改任知枢密院事? | |||
?司马光任第一副宰相门下侍郎? | |||
?六月? | ?十五? | ?程颢卒? | |
?七月? | ?初六? | ?吕公著任副宰相尚书左丞? | |
?十二? | ?司马光奏请重新审视新法,从之? | ||
?九月? | ?初四? | ?罢免行钱? | |
?十月? | ?二十五? | ?罢方田法? | |
?十二? | ?十四? | ?范纯仁任给事中? | |
?元祐元年? | ?正月? | ?初一? | ?改元元祐? |
?不详? | ?司马光病,托推翻新法事于吕公著? | ||
?二月? | ?不详? | ?苏轼、范纯仁与司马光分歧? | |
?闰二月? | ?初二? | ?首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罢? | |
?司马光拜相,接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 |||
?初四? | ?吕公著由尚书左丞改任门下侍郎? | ||
?二十三? | ?知枢密院事章惇罢? | ||
?二十七? | ?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 | ||
?三月? | ?初三? | ?罢免役法,王安石闻讯愕然? | |
?四月? | ?初二? | ?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缜罢相? | |
?初六? | ?王安石卒? | ||
?十五? | ?文彦博授平章军国重事? | ||
?吕公著拜相,接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 |||
?五月? | ?初一? | ?韩维任副宰相门下侍郎? | |
?十九? | ?苏辙弹劾吕惠卿? | ||
?六月? | ?十八? | ?贬吕惠卿,罢市易法? | |
?二十八? | ?诏令既往不咎? | ||
?八月? | ?初六? | ?罢青苗法,复常平法? | |
?十二? | ?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 | ||
?九月? | ?初一? | ?司马光卒? | |
?元祐八年? | ?七月? | ?初一? | ?范纯仁拜相,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
?九月? | ?初三? | ?太皇太后崩? | |
?绍圣元年? | ?四月? | ?十二? | ?改元绍圣? |
?二十一? | ?章惇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
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17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苏轼在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时作,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前面说过,王珪从来就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的。如果连他都来落井下石,可见朝中已是一片喊杀。事实上当时风声之紧人人皆知,皇帝在对王安礼交底时也特地告诫:这些话你不要传出去,以免他们在整治苏轼时连累到你。 所以,如果神宗要将苏轼置于死地,王珪提供的便正是机会。然而皇帝却说:诗人之词,岂能这样解读?他那诗朕知道,是写桧树(桧读如贵)的呢,关朕什么事! 章惇在旁边也说:人君人臣,都可称龙。 神宗说:没错。诸葛亮就是卧龙,难道也有不臣之心? 王珪张口结舌,面红耳赤。[14] 显然,神宗如果想搞文字狱,简直易如反掌。苏轼如果活在朱元璋或乾隆帝的时代,有十个脑袋也砍掉了。但是他没有被杀,没有被禁止写作,已出版的著作没有毁版,朝廷也没有把所有人的作品都检查一遍。这就说明,神宗并不曾想要杀鸡儆猴,借此机会钳制言论,禁锢思想。相反,有此四个没有和一个不曾,可以断定乌台诗案不是文字狱。 不过,也就只差一点。 证据则在办案人员的深文周纳和刻意曲解。比如: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这本是苏轼写牡丹的,也被说成是指桑骂槐。如此办案,岂非地地道道的文字狱?只是未能得逞而已。[15] 问题是,这一点又是怎么差出来的呢? 直接原因当然是神宗皇帝的一念之差。他刚刚接到报案时是大发雷霆的,逮捕令和严查令就是证明。但与王安礼的密谈则告诉我们,他后来变得比较冷静。冷静很可能是李定他们把事情做过头了,引起了皇帝的警惕。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他头脑里有一位最高检察官,那就是祖宗家法。 没错,善待士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那么请问,还能搞文字狱吗?不能。对翰林学士起草的官方文件挑毛病,是经常会有的事情。但在文人墨客的艺术作品中寻找谋反的证据,则将为士林所不耻。据说,苏轼写桧树的那两句诗,在狱中也曾被问起。苏轼回答,王安石有诗云: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这个龙也就是他那个龙。办案人员听了,不禁为之一笑。[16] 显然,抓住只言片语扣帽子,在宋代是不文明的。这是共识,也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因为大家都要写作,谁能保证不被曲解?章惇之所以要为政敌苏轼说话,恐怕就因为有此共识和底线。相反,李定和王珪被人蔑视,则因为他们在需要集体捍卫士大夫尊严的时候,做了可耻的事情。 神宗当然丢不起这个人,更怕丢了江山。实际上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很清楚他们那个靠欺负孤儿寡母得来的政权,其实没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又要维持,就只能讲正当性。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则是正当性之一。皇帝们对文官集团客客气气,固然由于教养,心虚也是原因。 如果不心虚了呢? 对不起,就会像后来的徽宗那样,胡作非为。 可见,这种政治文明是脆弱和靠不住的,就连士大夫们的坚守也靠不住,否则王珪之流怎么会雪上加霜,李定之流又怎么会连声喊杀?皇帝的决策就更是只看怎样才有利于巩固皇权。所以,尽管神宗并不打算深究苏轼,却也不对御史台喊停。他对王安礼的解释是:此案毕竟是御史告发。为了保证言路畅通,只好让苏轼暂时受点委屈。 这个细节值得注意,因为以前不是这样的。熙宁八年闰四月初八,一个不怎么样的御史请求辞职,中丞邓绾为了留住他,上书称其“资性端谨,终始如一”。神宗在朝堂出示奏折,看着王安石和吕惠卿笑。一贯谨言慎行的副宰相王珪则说:刚才惠卿已经改成“资性颇邪,终始如一”了。这时的君臣同僚之间,还真有点一家人说说笑笑的意思。[17] 但是王安石再次罢相之后的朝廷,却变成了神宗皇帝的一言堂。他的保证言路畅通,也绝不是为了民主决策或言论自由,而是为了自己集权。为此,他把言官和谏官都变成了鹰犬,只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咬错人也没关系。 乌台诗案,当作如是观。 何况帝国对于何为诽谤,何为劝谏,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界定,结果便只能凭皇帝的一念之差。甚至就连统治是否开明,政治是否文明,也没有谱。因为皇权本是钟摆,往左摆到底就是专制,往右摆到底就是动乱,正好停在当中就是开明。但,能不能停在当中,能够停多久,只有天知道。 王安石和司马光,当然也不知道。 [9]见(南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四九《读诗谳》。 [1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十月乙卯日条。 [11]见《宋史·苏轼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元祐三年四月辛巳日条,参看李焘《长编》卷四百九。 [12]据李焘《长编》卷三百四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七元丰七年正月辛酉日条。乌台诗案四年后,神宗曾经打算任命苏轼知江州,未果。 [13]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日条。 [14]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四十二元丰七年正月辛酉日条。 [15]见(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 [16]见(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东坡五。 [1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三熙宁八年闰四月己亥日条。 第四章 教训所在 改革与道德无关 元丰七年(1084)七月,神宗命令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往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苏轼上表谢恩,同时请求在有自家田产的常州居住。得到批准后,已自称东坡居士的苏轼便从黄州顺江而下,在前往常州的途中路过金陵。 听说苏轼来了,王安石十分高兴,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前往码头见他。东坡也不戴帽子出船迎接,笑着说:苏轼今天胆敢以野人的模样参见大丞相! 王安石笑着说:繁文缛节岂为我辈所设? 东坡说:苏轼也有自知之明,相公门下用我不着。 王安石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请他同游蒋山。这一游就是好几天,两人谈古论今,说诗参禅。事后,王安石叹息着对其他人说:不知还得几百年才会再有如此人物![18] 这是实话。 而且,苏轼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又何尝不是。 现在看来,从仁宗到神宗,真是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三人则是群星中的巨星。司马光有《资治通鉴》传世,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更是以其在文学和艺术各个领域中的卓越成就,成为两宋文明的骄傲、标志和象征。 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但才华横溢,而且人品极佳。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逝江宁。当朝宰相司马光重病在床不能上朝,便写信给副宰相吕公著说:介甫道德和文章都有过人之处,只是性格有点问题。如今仙逝,朝廷又在拨乱反正,那些无耻之徒必定趁机诋毁。因此,拜托仁兄奏请天子对介甫优加厚礼,以彰节义,以正世风。[19] 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苏轼则利用执笔起草制书之便,给他的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以极高的评价: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20] 有如此朋友和政敌,王安石可以含笑于九泉。 耐人寻味的是,死后赢得司马光和苏轼如此敬重和好评的王安石,得势时对他们俩却极尽排挤之能事,甚至视司马光为害群之马,苏轼为乱政之人。比如熙宁二年八月神宗问起对苏轼兄弟的看法,王安石的回答便是:那两个人啊,不过会些诡辩术,善于摇唇鼓舌、纵横捭阖罢了。[21] 王安石为什么会这样?嫉贤妒能吗? 不,政治挂帅。 的确,在王安石那里,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政治路线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决定对一个人的道德判断。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则可以按照“中国式逻辑”来推定—— 王安石是有道德的。 所以,王安石变法是道德的。 变法是道德的。 所以,反对变法是不道德的。 司马光和苏轼反对变法。 所以,司马光和苏轼是小人。 这道理看起来很顺,可惜反过来也一样—— 司马光是有道德的。 所以,司马光反对变法是道德的。 反对变法是道德的。 所以,主张变法是不道德的。 王安石和吕惠卿主张变法。 所以,王安石和吕惠卿是小人。 请大家想想,这种逻辑,是不是很荒唐? 岂止荒唐,还会制造冤案。 王安石正是这样做的。变法之前他就对神宗说,尧舜之所以是尧舜,就因为能够识别小人与君子,并将那些凶贼统统诛杀。结果怎么样呢?被指控为凶贼的竟是忠诚而友善的富弼,司马光、韩琦和苏轼等人则被指控为流俗。[22] 这种手法,王安石可以用,反对派也可以。 比如李定,几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小人,证据是他居然不为母亲仇氏披麻戴孝。然而实际情况是,李定并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仇氏所生,岂敢服丧?没错,此人在乌台诗案中的表现堪称邪恶,却不等于他可以或应该被冤枉。[23] 还有章惇。此人是跟吕惠卿等一起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的,证据之一是从不以官职私授所亲。他的四个儿子进士及第,三个都交给吏部公事公办,打发到州县任职,只有老四安排在京做了小官。如此不近人情,当然是奸。[24] 呵呵,这样不以权谋私的奸臣,还真没见过。 御史中丞刘挚的弹劾状也很可笑。他说,章惇明明知道免役法祸国殃民却坚持己见,无非是怕以后见了王安石不好意思,因此宁可辜负朝廷。好嘛,吕惠卿反目为仇,你们说他奸;章惇始终如一,也说他奸。那么请问,如果想做一个忠臣,又该怎么对待王安石呢?装作不认识吗?[25] 诸如此类,实在不值一驳。 至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奸,是狠,是疯狂。 不过,最疯狂的还不是章惇,而是蔡京。此人堪称大名鼎鼎,读过《水浒传》的都会说他是奸臣,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本是司马光的党羽。元祐元年(1086)二月,司马光下令五天之内恢复差役法,人人都说时间太紧,只有开封知府蔡京如期完成任务。司马光大喜过望说:如果大家都像阁下这样,还有什么政策不能落实,什么法令不能实行?[26] 然而怎么样呢?蔡京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们知道,北宋倒数第二个皇帝徽宗,跟哥哥哲宗一样也是反对元祐年间之政策的。他甚至发明了“元祐奸党”的称呼,将反对新法恢复旧章的人统统列入黑名单,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写出来,刻成石碑,叫元祐党籍碑。上了榜单的人全都受到迫害,某些人如苏轼的著作还被焚毁。 这份黑名单,便很可能是蔡京炮制的。后来,他又利用职权将人数扩大了两三倍,位居榜首的就是司马光。 更可笑的是,章惇居然也榜上有名。[27] 这当然足以证明蔡京之奸,却也同时证明道德其实与政治无关。政治讲的是立场,道德讲的是品质。品质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场,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些立场坚定的人尽管会被骂作奸臣,却其实大多没有道德问题,比如章惇。可见除见风使舵者外,立场的选择其实无关乎道德。[28] 第四章 教训所在 执政岂能大无畏 熙宁三年(1070)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变法开始一年以后,神宗皇帝召见副宰相王安石,问了他一个问题:外面议论纷纷,称朝廷有“三不足”之说,卿知道吗? 王安石答:不知道。哪三不足? 神宗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王安石说:臣不知这话从何说起。陛下躬亲听政,唯恐伤民,怎么是不惧天变?广开言路,虚怀若谷,怎么是不恤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为正该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修敕不知凡几。家法如不可变,祖宗为何要改?[31] 此事没有下文,“三不足”却成为疑案。请问,王安石说过这些话吗?如果说过,为什么要矢口否认?如果没有,反对派又为什么能抓住大做文章?这是编得出来的吗? 何况怎么看,也都像他说的。 因此,一种可以被多数人接受的判断是:无论王安石是不是说过这三句话,或有过诸如此类的言论,“三不足”都代表了他的思想,甚至是他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32] 这是可能的,也是可怕的。 没错,按照现代科学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与人世间的事情没有因果关系。像西汉董仲舒他们说的那样,发生地震或水灾是由于统治者德政不修犯了错误,并不成立。但是这种不科学的说法却有积极意义。因为中华帝国的掌舵人,无论皇帝还是代行皇权的,权力都实在太大了。他们既不像后来欧洲的帝王那样有教皇和教会制约,又不像之前周代的天子有诸侯制衡。管得住这些人的,只有老天爷。 所以,当王安石他们表现出不惧天变的苗头时,老宰相富弼就忧心忡忡。他说:人君畏惧的也只有天。如果连天命和天谴都不害怕,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33] 的确如此。也难怪后来的徽宗和蔡京君臣胆敢那样肆意妄为,因为精神导师王安石已经帮他们打消了顾虑。 不惧天变的,当然更不惧人言。 事实上,并非没人劝过神宗他们。富弼就曾在喜降春雨的某天提醒皇帝:愿陛下不以今日雨泽为喜,常以累年灾变为惧。苏轼也曾当面批评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据说,神宗当时闻言悚然。但是结果呢?苏轼被打发到开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后离开了相位。[34] 这时是熙宁二年的上半年,变法刚刚开始。 实事求是地讲,变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头脑都是冷静的,甚至考虑到了失败和搞砸的可能。神宗皇帝说,古往今来所有变革,常常是一人失误满盘皆输。王安石也直言不讳:人才难得也难知。当年尧舜和群臣共同选择鲧,尚且治水失败,何况今日变法要用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又哪能不会看走眼?所以,他们才决定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希望依靠制度而不是个人来实现富国强兵和长治久安。[35] 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一个月后,神宗询问进展,王安石回答:文件是起草好了。不过,如今要理财,就得使用能干的人。这样一来,天下就会以为朝廷重才不重德,只知道要钱不注意礼乐教化。所以,臣请陛下考虑轻重缓急。 神宗点头称是。[36]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变得狂躁而亢奋。 变化并不奇怪。熙宁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半年后,青苗法颁布施行。对于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们当然高度关注。神宗甚至派出两个宦官实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批评的意见也排山倒海般地汹涌而来,眼看就要淹没那弱小的青苗。 ◎论“三不足”前后与青苗法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 | ?月? | ?日? | ?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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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 | ?九月? | ?初四? | ?试行青苗法? |
?十一月? | ?十九? | ?司马光与吕惠卿辩论青苗法? | |
?熙宁三年? | ?正月? | ?初二? | ?因范镇等言下诏纠正青苗法之偏? |
?二十六? | ?张方平因反对青苗法出知陈州? | ||
?二月? | ?初一? | ?韩琦上书言青苗法之弊? | |
?三月? | ?初二? | ?宰相曾公亮、陈升之批评青苗法? | |
?王安石称病不朝? | |||
?初三? | ?司马光致函王安石? | ||
?条例司疏驳韩琦? | |||
?文彦博批评青苗法? | |||
?陈留县抵制青苗法? | |||
?十七? | ?范镇抵制青苗法被罢? | ||
?二十一? | ?王安石论“三不足”? | ||
?二十五? | ?孙觉因反青苗法被贬? | ||
?四月? | ?初八? | ?御史中丞吕公著反青苗法被贬? | |
?十九? | ?参知政事赵抃反青苗法被罢? | ||
?李定颂扬青苗法? | |||
?二十二? | ?知谏院李常等人反青苗法被贬? | ||
?史称台谏一空? |
从这一墓志铭中可见宋代保甲法中都保长保正的名称。据“话说中国历史系列”《昌文偃武的时代:宋》第49页。变法之用心,已昭然若揭。 实际上,正如本书开始就说过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财政危机。因此,正如那位被打发到湖南衡阳看守盐仓的监察官员刘挚所言,为了理财,屠夫商贩也出进政事堂;为了牟利,针头线脑也要官府来卖。政府拼命赚钱大发横财,抢夺市场与民争利更是不争之事实。[46] 比如市易法。 读过本书第二章就知道,市易法是直接导致王安石首次罢相的一项改革,从皇太后到士大夫、大老板到小市民无不咬牙切齿。这四种人看法一致实属罕见,此法变成过街老鼠却不能只怪执行官吕嘉问。事实上王安石已直认不讳,本项改革就是要与民间资本争夺利润。只不过在他看来,由于政府利薄,商人利厚,所以不必有道德和心理的负担。[47] 国进民退啊!难怪民怨沸腾。 问题是,何以如此呢? 因为王安石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在他心目中,国家利益是高于人民利益的,更高于个人利益。因此,即便其新法确有利民和富民的考虑,那也是次要的。民众就算得了方便和好处,也是搭便车。首要目的,是富国强兵。 既然如此,王安石当然不会在乎民众的满意度了。保甲法试行时,开封知府韩维报告,农民为了逃避做保丁,竟有自己砍断手指甚至手腕的。皇帝大吃一惊,王安石却轻描淡写地表示,这种事就算有,也不足为奇。他还说,如果什么事情都听老百姓的,君主和官员的存在还有何意义? [48] 这就简直近于冷血。
此图上的广告招牌为“刘家上色沉檀拣香”,出自《清明上河图》。宋代民间商业繁荣,店铺广告也随处可见。一方面是冷酷,另方面是小心眼。青苗法也好,市易法也罢,说白了就是见不得民间赚钱。是啊,青黄不接之时反正会有人放贷款,货物出进之间也反正会有人赚差价。于是很简单:与其让民间占便宜,不如让国家得利益。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奥秘就在这里。 看来,通过做大蛋糕来丰盈国库,至少一时半会是不予考虑了,因为那来得太慢。立竿见影的办法,还是重新切分蛋糕。被王安石一眼看中和死死盯住的,是民间的贷款利息和商业利润。而且,由于这里说的民间资本已被贴上“兼并之家”的标签,所以也不必有道德和心理的负担。 兼并在中国是个奇妙的词语,是褒是贬天上人间。比如秦始皇的兼并叫统一大业,商人和地主的就十恶不赦。其中奥秘,恐怕只能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解释:农业帝国存在的理由不在别处,仅仅在于自给自足的小农是马铃薯。他们必须被装在一个口袋里,并接受上面赐予的雨露阳光。[49]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为了保证皇权的正当性和政权的稳定性,帝国绝不能允许马铃薯被别的口袋装起来,也不能允许马铃薯变成巨无霸。因此,兼并之家必须被抑制,甚至被宰杀。只不过江湖好汉是杀富济贫,王安石是杀富济国。 然而正如《大宋革新》一卷所说,宋代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不抑兼并,城市不设宵禁,帝国政府藏富于民,民间资本相当活跃。这虽然未必能产生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却毕竟是在走向近代,请问该阻止吗? 何况,为富未必不仁,商人也是国民。跟兼并之家争夺市场和利润,甚至殃及贩夫走卒这样的池鱼,怎么能说不是与民争利?更何况,那些事情不让民间资本做,就得由政府接管。政府来垄断市场、操作金融,就一定很好吗? 这一点,我们很快便会知道。 [39]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二十三熙宁四年五月戊戌日至庚戌日条、《宋史·王安石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四年五月壬子日条。东明县北宋属开封府,金初移治今山东省东明县。 [4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巳日条。 [41]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六十五元祐元年二月乙丑日条。 [42]据毕沅《续资治通鉴》,免役法行于熙宁三年十二月戊寅,差役法罢于熙宁四年十月壬子,可见两法曾经并存。 [4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日条。 [44]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日条。 [45]两法颁布实施日期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日与戊寅日条。 [46]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四年七月丁酉日条。 [4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戊午日条。 [48]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四年五月壬子日条。 [49]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第四章 教训所在 谁主沉浮 最早暴露出问题的,是青苗法。 平心而论,青苗法的设想并不错,考虑也算周全。按照熙宁二年九月条例司颁布的规定,农民贷款是自愿的,地方政府不得强行摊派。还贷的时候,愿意还钱就还钱,愿意还粮就还粮,还粮按照市场上的平均价格计算。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允许在下一个收割季节再还,不得催要。[50] 可惜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是明令禁止的强行摊派在各州县盛行,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在青苗法实施三个月后就再发诏令,要求巡视员认真检查,发现违令官员立即通报。然而话音刚落,第二个月就接到河北安抚使韩琦的报告,强行摊派屡禁不止,就连根本不种地的城市居民也被要求借这种农业贷款。[51] 神宗想不通。他问司马光,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听到的普遍反映,都认为青苗是良法,只是用人不当。 司马光说:依臣之见,法亦不善。 宋神宗说:已经三令五申不得强贷了呀! 司马光说:巡视员却在暗示地方官摊派。开封境内十七个县,只有陈留严格执行自愿贷款的原则,结果没有任何人来借钱。其他县贷出那么多款,不摊派怎么可能?[52] 那么,地方官又为什么要顶风作案呢? 很简单,就因为他们是地方官。在帝国体制下,地方与中央是上下级关系。因此,青苗贷款在中央是政策,到了他们那里就是政绩。他们也很清楚,虽然宋神宗和王安石都说贷款不能勉强,其实内心深处是希望青苗法成功的。成功的标志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贷出很多钱收回很多利,民众还表示感恩戴德,只不过后者可以造假,前者必须当真。 这就不能由着民众自愿。相反,越是不想借钱的,反倒越要逼他们借,因为不想借钱的都是大户人家。按照条例司的规定,一等民户的贷款额度是五等的十五倍。相反,贫户则不但借钱少,还贷能力也低,中央又规定不得亏损。那么请问,地方官的眼睛该盯着谁,不强行摊派又怎么成? [53] 立法本身也有问题,比如贫下中农贷款必须由地主富农做担保,或者领衔。这当然是为了保证官府能够收回本金和利息,对于地主富农却是无妄之灾。过去,他们可以借钱给贫下中农获取利息,现在反倒要替他们背债,请问谁会心甘情愿?也只好要求他们“奉旨贷款”了。[54] 何况条例司还口是心非,各地的贷款也有指标。尽管从理论上讲,指标由地方上自己确定,但是不想表功邀宠的又有几个?熙宁四年十月,就有个地方官不顾实际情况报了四十万,幸亏被有良知的副职奏请皇帝制止,这才没害得当地民众倾家荡产。即便如此,王安石还是派人前去质问青苗钱为什么贷出去那么少。那位已经升任正职的官员回答:不是规定民众自愿吗?他们不愿意,难道可以强迫?[55] 王安石无言以对,只能暗暗切齿。 遭遇灾年延缓还贷的规定也没有得到执行。熙宁七年旱情那么严重,催款官吏却仍然似虎如狼,民众要缴纳的除了青苗债,还有免役钱。如果不是郑侠献图,使皇帝下达暂停追缴(权息追呼)的诏令,不知多少民众要家破人亡。[56] 不乏可取之处的政策,就这样变成恶魔。 然而根本原因却是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看到的,那就是政府做了不该他们做的事。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由多家可以竞争的商业银行来发放贷款,又有司法独立的民事法庭解决纠纷,朝廷不过宏观调控,事情会这么不可收拾吗? 可惜,商业银行和司法独立,当时都不可能。 市易法的问题也一样。 前面说过,所谓市易法,就是国家控制商品流通;所谓市易务,则是国家百货总公司。问题在于,百货公司即便可以国有也可以官办,但那也只能是企业不能是衙门。王安石和吕嘉问的市易务却不但是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还同时是企业和银行,可以向商人发放抵押贷款,利息也是百分之二十。这就等于是一个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当观众,完全是胡来。如此违背经济规律和管理原则,不妨碍经济发展,不弄得骂声一片,才是咄咄怪事。 王安石却死不悔改。 执迷不悟也不奇怪,因为他崇尚国家主义,当然会相信政府万能。熙宁二年七月,王安石推出了均输法。这是他的第一项改革,核心内容则是将宫廷和衙门需要的用品,由地方供奉改为官方采买。原因是老办法太混乱,要用的东西送不来,没用的又堆积如山,地方上负担也重。代理开封法官的苏轼却不赞成。他说,由官员用公款购买物品,肯定会不是名牌不买,没有回扣不买,还能指望节约开支?[57] 这才真是清醒的认识。 可惜,苏轼并未能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王安石的梦实在太宏伟也太美好,为国为民,堪称菩萨心肠。为此,他不惜霹雳手段,哪怕哀鸿遍野,地主富农和中小企业破产。 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严重后果,则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事实上,从熙宁变法到靖康之难不过五六十年,顷刻间便山河破碎,可谓惨不忍睹。 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计议的话题。要说的是,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暗含着一种倾向,那就是专制主义,或者走向专制的可能。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尽管在熙宁年间,这还只是苗头,这苗头也要到忽必烈他们把两宋文明彻底摧毁之后,才会在朱元璋父子的鲜血浇灌之下长成参天大树。当然,是别人的血。 但,王安石仍然难辞其咎。他的儿子王雱不是扬言要把韩琦和富弼的人头挂在街上吗?自己不也五次三番提醒皇帝尧舜处死了鲧吗?他的保甲法不也像商鞅,散发着法西斯的味道吗?凡此种种,请问离专制主义又有多远呢? 留下的教训,更是惨痛而深刻。 毫无疑问,王安石是改革家,他的变法也是改革,而且是必要的改革。这让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许多同情,尽管某些同情不但可笑,还很廉价。幸运的是,王安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那就只能算盲动;如果像王安石那样弄错了答案,更得咽下苦果。 另一个教训便是应该怎样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权力,还要用这公权力来实现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 问题是,以当时的情况,王安石不改革,行吗?改革而不动用公权力,不依靠政府部门,行吗?也不行吧? 这恐怕就是更深层次的悲剧了。是的,中华帝国发展到两宋,一方面是文明程度到达了顶峰,另方面是整个体制和机制都出了问题。结果,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何况北方还有人虎视眈眈,先是女真,后是蒙古,他们可不是已经变得和平的契丹,更不是菩萨。 风萧萧兮易水寒,丧钟已在刺骨的寒风中敲响。 宋,将漂浮在水面上,淹没在大海中。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风流南宋》 [50]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六十八青苗法上、《宋会要辑稿·食货》、黄以周等《拾补》卷五熙宁二年九月丁卯日条。 [51]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正月乙卯日条、二月壬戌日条和癸亥日条。 [5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三月己亥日条。 [53]以上规定见《宋会要辑稿·食货》。 [5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黄以周等《拾补》熙宁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条。 [55]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四年十月庚申日条。 [56]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四月辛未日条。 [57]见《宋史·食货志下八》。 本卷大事年表 1067年(治平四年),宋英宗赵曙卒,太子赵顼继位,是为神宗。1068年(熙宁元年),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1069年(熙宁二年),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厉行改革,史称“熙宁变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行均输法和青苗法。 1070年(熙宁三年),行保甲法和免役法。司马光反对新法被贬,王安石任宰相。 1071年(熙宁四年),定科举法。苏轼被贬。 1072年(熙宁五年),行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 1073年(熙宁六年),枢密使文彦博反对新法被贬。 1074年(熙宁七年),郑侠上流民图请废新法,王安石被贬,吕惠卿为参知政事。 1075年(熙宁八年),王安石官复原职。 1076年(熙宁九年),王安石辞职,变法失败。 1077年(熙宁十年),黄河决口。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下狱,被贬到黄州。 1084年(元丰七年),司马光《资治通鉴》完成。 1085年(元丰八年),神宗卒,太子继位,是为哲宗。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引旧党,罢新法。 1086年(元祐元年),司马光拜相,尽废新法。苏轼任翰林学士。王安石、司马光卒。 1093年(元祐八年),太皇太后卒,哲宗亲政。 1094年(绍圣元年),章惇为首相,恢复新法。 1100年(元符三年),哲宗卒,弟徽宗继位,章惇被贬。 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卒。 1102年(崇宁元年),立元祐党籍碑。 1127年(靖康二年),北宋亡,南宋始。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